博谈网｜丁来峰：“寻衅姿势”的高危人群
加西亚▪马尔克斯发扬光大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流派，每天都在中国社会活灵活现地演绎。最近一个经典案例是，7个访民在中青报门口喝农药自杀，被抢救过来后，从医院直接进了拘留所，因为他们涉嫌“寻衅滋事罪”。 他们是如何寻衅滋事的？因为不满政府强拆，通过写信、走访和网上投诉等渠道上访了29次。在这期间，他们多次被关进了“信访学习班”。他们在里面“学习”了什么？学到了怎样才能被人套上黑头套，怎样以身体抗击长时间的殴打，怎样才能喝下自己被打出来的鲜血，怎样被暴揍一顿之后还能几天几夜站着不睡觉、不吃饭。 经历了这么多的“学习课程”之后，他们终于学会了自杀。他们以为学会了自杀，其实没有。正确的自杀方式是：偷偷地独自一人躲在家里喝药，默默地死去。但他们却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方式：集体到报社门口喝药，而且被抢救过来了。他们没死，却暴露了泗洪县强拆真相，拆穿了“信访学习班”惨无人道的“课程”，进而导致了县委书记、常务副县长等大人物受到了处分。 这7个可怜虫，丢了国家稳定和谐的脸面，损害了领导强拆打人的权利。这便是典型的“寻衅滋事”。至于法律规定的该罪条款，什么殴打他人，损毁财物等等，他们一条都不沾边。那又如何？无数个现实案例证明，“寻衅滋事罪”是个口袋。对它的定义，决不以法律条文为依据，而是看你“滋事”的对象是谁？若是政府或官员，就一律往这口袋里装。 至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干犯了与法律意义上的寻衅滋事罪无关的“寻衅滋事罪”。为了避免更多人不知不觉、稀里糊涂地“寻衅滋事”，我在此简述一下，除了上访者之外，还有哪些“寻衅滋事”的高危人群。 在中国，最容易“寻衅滋事”的是律师，尤其是维权律师。有些律师对中国法律的理解是不及格的，他们熟读法律条文，精通专业理论，却不懂得变通，不明白潜规则。他们在帮助委托人与政府开展法律博弈时，被“寻衅滋事”了还一脸的愕然。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微博和微信上看到律师“寻衅滋事”的消息，最著名的那个律师，曾经被评为“影响中国2013年度法治人物”，曾经是“上访妈妈”唐慧的代理人，曾经死磕违宪的劳教制度。他是谁？我问百度，百度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记者也是“寻衅滋事”的高危人群。在中国做记者，做新闻的第一条原则不是真实，而是正能量。作为中国的记者，说说丰功伟绩，编编好人好事，收收红包，写写软文，日子还是能过的。但有两条职业红线，第一是采写维权报道，第二批评政府及官员。第一条红线我当年饱受其害，因为做维权报道，多次被北京市委宣传部和所在报社批评、调查，有一次还是蒋部长亲自批示的。好在我“滋事”的情节较为轻微，不像刘虎那样胆敢曝光部级高官，所以我也就是偶尔写写检查，没像刘虎那样被装进了的口袋。 公共知识分子也特别容易“寻衅滋事”。所谓“公知”，在当下的中国语境里大概指两类人，一是央视和人日常常报道的“大V”，二是有一颗赤心的学者。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身处江湖之远，却喜欢指点江山，一会儿说政府哪儿做得不好，一会儿说民众应该争取什么权利。虽然他们手无缚鸡之力，决不至于在公众场所追打他人（寻衅滋事罪定义之一），却用他们的阴暗言语遮掩了领导的光辉形象。记得薛蛮子一开始被抓是嫖娼，再后来就变成了“寻衅滋事”。依据是什么？恣意转发。也就是说，转发微博也是一种“寻衅滋事”。另外我记得，前段时间十几个学者关起门来开了个研讨会，就统统“寻衅滋事”了。 写作是梳理思维的过程。写到这儿，我决定修改标题，将“寻衅滋事”改为“寻衅姿势”。因为我越来越发现，寻衅不是问题，滋事也不要紧，关键就看你用什么“姿势”。拿本文开头的访民来说，如果他们在家里不声不响地喝药，姿势便是正确的，不会构成口袋罪；那十几个学者开会本来没外人知道，可他们将照片晒到网上，姿势就错了，便是有罪。总之，你对谁不满都好，最好不要说出来；说也不是大问题，切切不能在公众场合（包括网上）说，让很多人知道你忤逆权力的行为观点。 可就算是“寻衅滋事”，我还是想说，法律就应该是个教条的东西，不能以政府的意志随意解释、变通，更不能将某条法律变通成为口袋、陷阱。17世纪，英国法律规定：锯断小树就上绞架，亵渎神明要戴脚镣，在西敏寺大厅打人终身监禁，在王宫打人剁掉右手。很残酷，但它是明文规定。面对这么残酷的法律，你就不会锯树亵神，不会在西敏寺、王宫打人。它让人知道什么事不能做，而不是一个口袋，不是一个陷阱。你在大街上打人，是不会被剁掉右手的。 我们的“寻衅滋事罪”不但是口袋，而且是陷阱。当你被定义为“寻衅滋事”的时候，你在法典上还找不到它的踪迹，犯了罪还莫名其妙。所以说，一个国家的法律有盲点不可怕，最多是让一些坏人躲过了惩处；最怕法律有黑洞，而且还是个无底洞，一不小心就掉了下去。那个祸害中国法治的康师傅被抓了，四中全会重点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我看第一个需要研究的课题，就是“寻衅滋事罪”的现实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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