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萍

最近郑渊洁在博客上公布了一个惊天的秘密：我国选举法规定，有三类人无法获得选民证，一是低于18岁的，二是“被剥夺政治权利”（这句话在中国就好像你威胁一个太监要割他的小JJ一样）的罪犯，三是精神病患者。鉴于郑渊洁同志已经活了至少三个18年却从来没见过选民证，又没有任何犯罪记录，那么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丫得精神病了。我在微博上谈及此事，不到片刻就有上百个病友前来报到，众人纷纷表示郑渊洁“开创了划时代的精神病鉴定方法”，而且据我估测，按照这个标准，精神病人恐怕至少也能占到全国总人口的87.53%。 我本人虽然也没有见过选民证长啥样，但是曾非常有幸的选过一次人大代表，所以比绝大多数的精神病人要稍微精神那么一点。那是大学时代的某一天早上十点，我的三位室友还在梦乡里对着兰兰上下其手。那天我可能刚好内分泌失调，所以比一般的大学生早起了两个小时，正坐在电脑前批阅天下奏章。这时候辅导员敲门而入，手上捏着一摞10厘米见方的粉红色纸片，上面赫然印着一个闪闪发光的敏感词：“选票”。 当时我的心情，借《环球时报》的新闻标题最爱用的两个字来讲，叫震惊。一惊自己有生之年居然能见到活生生的选票，这简直比看见中国地震局成功预测了一次地震还要稀奇；二惊自己朝思暮想的“民主”居然来得如此突然，我都没见着什么宣传广告、政策辩论和新闻报导，就连几位候选人姓甚名谁都不知道，这就当场要我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内投出自己神圣的一票了，那感觉就像晚上11点半宿舍熄灯之后，室友忽然通知你明天早上8点就有一门重要的考试一样。 细看那摞选票，其材质比普通打印纸略差，比我老家农村流行的那种擦屁股纸略强，而且裁剪得歪歪斜斜，正方形菱形梯形不规则四边形一应俱全，每张选票的造型都略有不同，争奇斗艳，各有千秋，让人不禁怀疑这是不是某种高明的防伪设计，看似山寨的表象背后其实隐藏着很大的一盘棋。基本上，我不知道这些选票是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它们将往哪儿去；无法监督收票唱票的过程，甚至无法确定选票的真伪——凡是你在一场选举的程序中能想到的一切可供利用的漏洞，这里应有具有。当然，票面上列出的四个人也没有一个是我曾听说过的，这些未来的人民代表的名字对我这个即将被代表的人民而言，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这时辅导员下达了学校的最高指示：你看这个XXX君，是我们学校的参选人，此人必选，其他三个人你随便选两个就好了。我忍不住想问他几个问题：我要是不选XXX会怎么样；我能不能先花点时间在google上了解一下这几位候选人的事迹和主张；我他妈弃权行不行……但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这种行为完全是自找蛋疼自讨苦吃自取其辱自寻死路。套用一句小学生作文的经典句式：当时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了两个小人，小人A说：为了提高社会风气青少年素质实现国父遗训建设祖国的第五个现代化blablabla，你应该勇敢的站出来质疑这种二逼选举，这是宪法赋予你的神圣权利，blablabla……小人B只说了一句话：你他妈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活了快二十年了，wake the fuck up！ 二十多年前，有一群大学生曾面临着相同的困扰。86年年底，合肥中科大的前辈们赫然发现学校张榜公布的八个人大代表候选人中没有一个是他们认识的、也不知道是经由什么程序指定的，当然也无从了解这些人的政治主张——如果他们有任何主张的话。更可笑的是，能够当选的名额也是八个，换言之，这是一场“等额选举”。本来选举就是选举，这世上并不分所谓的等额选举和差额选举，但自从诞生了某些宣称自己已经打倒了专制制度的专制国家之后，这个流氓的概念也就应运而生。我们的胡主席曾在日本称“我本人没有想当主席，是全国人民选了我”，就是靠等额选举选出来的。我曾试图考证到底是谁发明了这玩意，始终未果，倒是一位世外高人一语道破天机：是骗子发明的。 那一年陈冠希还没有买照相机，中国的青年尚把自己当成国家的主人，存着一丝血性。于是一名刘姓同学在校园里张贴了一张大字报（现如今，单是此举就足以令你喝上一杯免费的茶），并且引起了广大师生的强烈共鸣，大字报后出现了几十份小字报，这就算是那个时代的“跟帖”了。那时的大学生会聚集在草地上讨论如何进行一次公正的选举，他们最终说服了校方，并且从自己的同学中推选出了真正能够代表自己的候选人。随后，其它高校的学生也在问：“科大在行动，我们怎么办？”于是乎29个城市、156所高校的学生为争取民主而走上了街头，星星之火燎原而起。可惜，最终的结果却是科大校长被免职，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因 “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黯然下台。后者的死又引起了另一场风波，从那以后，中国的大学生总算是学会“处世之道”了。 很多人无法理解那场风波为何会发生，因为他们没有察觉到，那个年代的人身上有着一些现在的人所没有的东西。而我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人，这个时代的人不仅不会为了民主走上街头，甚至不明白二十年前的人为什么要那么做。假如我向那位刘姓的同学学习，跳出来表明自己濒危动物的身份，结果也只会发现周围并没有多少人愿意跟着你一起贴小字报，最后只剩你那张被学校保安撕掉的大字报的碎片在风中飘扬，孤独到连你自己都不得不怀疑自己是神经病。于是小人B毫无悬念的胜利了，就像我那些堵上耳朵、闭上眼睛并封上嘴巴生活的猥琐的同胞们一样，我非常识相的拿起了笔，开始思索剩下的三个人中，究竟是哪个倒霉蛋无缘得到本人的宠幸。 辅导员刚进门的时候，我的三位舍友纷纷在床上支起身体，摆出玛丽莲梦露的造型，以示对上级领导的重视。但他们一听说是要选人大代表，便又立刻躺了下去，闭着眼要求我替他们填好选票。诸位读者应该记得，俺们宿舍里还有一位根正苗红的共产党员，党性十分坚定。某次卧谈会时他曾大义凛然的表示：今后我要是当了官，绝对不会贪污腐败。这句话的搞笑程度跟“剥夺政治权利终生”有得一拼。这么一个天真烂漫、朝气蓬勃又充满了革命信念的八九点钟的太阳，我觉得怎么着也该显示出一点区别于普通群众的先进性吧，起码你看一眼这张选票到底长什么怂样，要知道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这么一次机会呢。结果残酷的事实证明，就连这样一个经常试图说服我相信祖国形势一片大好的爱党青年，都用睡觉这种实际行动表明了他也认为中国的选举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过场。 不要说是选举，在这个不止一位人大常务委员长都被软禁过的国家里（介事儿咱就不说太细了），所谓的“最高权力机关”也不过是个橡皮图章。这几天又有人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英文名称叫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其缩写正是——NPC。在这些NPC中还有一些特别低级的，他们存在的唯一价值就在于不要让游戏中的城镇显得过于寒酸。例如我们的申纪兰代表连续56年都没有投过反对票：“我非常拥护共产党。当代表就是要听党的话，我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这样一位代表，“她赞同过反右，也赞同给右派平反；她赞同过大跃进，也赞同联产承包；她赞同过文革，也赞同否定文革；她赞同过打倒刘少奇，也赞同给他恢复名誉（《寻找那位投反对票者》）。”另一位为大家所熟悉的倪萍大姐也宣称：“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这种NPC就属于你站在她面前摁下空格键，跳出来的对话框里都只有一片空白。基本上，就连无脑儿都可以胜任她们的工作。 当然也有少数的代表，虽然他们未必是人民选出来的，倒还有那么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情操。今年人大代表韩德云便建议要公示官员财产，只可惜，这已经是他第六次在两会上提出这个提案，不出意外的话，这也将是他的提案第六次石沉大海。香港的政协委员刘梦熊则提出要追究赵连海一案中公检法部门种种践踏法律的行径，他的结局我也可以想象，用我们外交部发言人的话来讲叫：“法律不是挡箭牌。”虽然这些人努力的想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但我党只需要他们有足够的智商明白自己该在什么时候鼓掌就可以了。假如我是代表或委员，我情愿学习我的舍友，在会场里美美的睡上一觉。 以前我曾看过一个图集叫“各国议会开会对比图”，别的国家都是拖鞋横飞，扯衣服扯领带扯胸罩一应俱全，唯有中国的代表们正侧头酣睡，充分诠释出了 “和谐”二字的真谛。当然，议员打架、对扔盒饭也并不是什么好事，但至少还有点新闻价值，起码你会想知道他们到底为了什么议题而打得不可开交。而在中国，代表们睡觉则是司空见惯，就连登上报纸都嫌浪费版面了。事实上，我老爹就曾在政协会议上酣然入睡。他在政协工作上浪费的精力不会比我大学时在毛概邓论上浪费的精力更多，而且我也非常鼓励他这么做。根据我多年的经验，领导开会时讲话，往往开口第一句就是弥天大谎：下面我简单说两句。而且其语速还出奇得慢，如果你形容一个男人“别人讲完一句话的功夫他就完事了”，那是骂人早泄；但如果是“领导讲完一句话的功夫他还没完事”，那么遇到这样的男人你就赶紧嫁了吧。更可怕的是，领导手上那摞厚厚的演讲稿里所包含的信息量几乎为零，这种时候你要是还努力抵抗汹涌袭来的睡意，假装自己听得很认真，那就太摧残自己的身体了。 政协倒也体恤众位花瓶，09年开始全国政协给委员们配发了笔记本电脑，理由是“节约纸张，低碳环保”。对此，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副秘书长修福金认为：“这表明政协已经开始过简朴的生活，开始了艰苦奋斗。”另一位委员姚凯伦则表示，给2500名委员配电脑，总价格750万，每年可以节约纸张费用 500万，电脑用三年的话反而可以节约750万。韩寒同志说得好，数学这项工具非常重要，俺们随手一算就发现平均每个委员每年要消耗掉价值2000元的纸张。这是什么概念，要是给我两千块钱去买纸，老子挖个坑就可以活埋掉一打政协委员；众委员在2005年拿到的材料，恐怕在2025年蹬腿之前都读不完。至于其它什么交通住宿伙食安保上的开销，各位还是自己想象吧——这事儿也只能靠想象，谁叫我们的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愚民呢。 有意思的是，我周围绝大多数的同学都长期生活在人为制造出的信息荒漠中，他们或许并不了解代表和委员们究竟有多么无能，少数有能的人又有多么无奈，在他们过去二十多年的人生中，也从来没有经历过任何一次人大代表选举。而此时此刻，当这样“新事物”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却不假思索的用睡觉来回应，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热情——当然也更不会去抗议这里面显而易见的不公了。我想他们一定是见识过了足够多的冷漠，才会从人生的某个阶段开始，理所当然的觉得这个社会“就应该是这样”。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曾说过，中国社会最可怕的不是动荡，而是溃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知道自己根本没有必要去关心选举；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对开会睡觉的现象习以为然；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两会的作用已经变成了给网民提供雷人的素材；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在面对社会的种种阴暗面时，发现自己除了装睡以外，并没有什么更有价值的事情可干。在“和谐稳定”的脂粉之下，这个国家却在不知不觉的腐朽溃烂，等z人们终于察觉到的时候，却早已是积重难返。我常在想，这样一个国家的结局，究竟会是怎样？ 来源：http://www.bullogger.com/blogs/tdtw/archives/375972.aspx

雷语总比官话强 ——为两会上的两种声音喝彩       据说新华社某评论员创造出了一种“喝彩体”。今天我也从善如流，喝他一次彩。     关于国家的议会，我一再坚持认为“开会就要吵架”，不吵架你来开哪门子会议？吵架是手段，各方利益妥协是目的。     西方国家，以及东方的韩国、日本、台湾地区，议会是吵架的地方；在中国大陆，则是用来举手、鼓掌的。不过，这几年的两会，我们越来越看到其进步。两会没有吵架的，但至少出现了两种声音：官腔和人话。     在人话中，又分两类：一类是脑子进水的雷人雷语，一类是用良心为百姓代言的。     本次两会的雷语如下：       雷语1，不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     “不要鼓励农村的孩子去上大学，因为一旦农村孩子读了大学，就回不到自己的家乡，回不去自己的家乡就是一个悲剧。”在全国政协委员无党派联组的分组讨论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馆馆长王平语出惊人。她表示，自己常年深入农村地区，认为城镇化让每个地方都千篇一律，甚至不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       雷语2，煎饼不如鸡蛋灌饼     天津代表刘美丽提案：加强北京煎饼果子摊儿的治理刻不容缓。她指出北京的煎饼果子普遍无法入口，煎饼绿豆面含量不足，软粘没有咬劲儿，果毕儿不够酥脆，面酱偏咸，而且标配只有一个鸡蛋，已经严重影响了京城人民的早点质量。再不改善，她已经考虑改吃鸡蛋灌饼了。       雷语3：房价上涨是因为老百姓钱太多了！     政协委员、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表示，房价上涨根本是一个货币问题，因为老百姓手中的钱太多了。       雷语4： 北京女委员梁蓓的“20岁女孩嫁40岁男人”的言论是以前的笑话，不属于本次两会。       再来看那些良心语：      良心语1： “政府应该是穷政府”     这句2011两会略微象样的人话，是审计署原审计长李金华说的——。“老百姓涨一次工资、增加点补贴难得很，为什么政府有些钱花得就那么容易呢？” “我当审计长的时候，请外国朋友来访问，人家说我们今年去不了，因为没有这方面的预算。中国呢，只要有出国的指标，不管有没有钱，就肯定能想办法出去。”——李金华       良心语2；郑渊洁是精神病患者    这不是诽谤，是郑渊洁自己说的：“我56岁，有北京户籍，是北京市民。我有户口本和身份证。可是我从来没有过选民证。正值开人大会，我查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只有3种人不给。 1、未满18周岁；2、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 3、精神病患者。前两项我都不是。我56年从来没拥有…         良心语3：高房价跟普通老百姓根本无关     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高房价跟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关系”、“北京房价2万还是3万，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有痛苦，他们有什么痛苦呢？2万我买不起，涨到3万我还是买不起。跟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关系。除非降到3000元，可能吗?”        良心语4：公车改革势在必行    全国政协委员杜黎明做了题目为“推进公务用车改革势在必行”的发言：目前，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已达200多万辆（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配车），每年消费支出已达1500亿—2000亿元，每年车辆购置费增长率为20%以上。且公车2/3以上时间被私用。        良心语5：全球14万公里收费公路10万在中国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监察厅副厅长孙继业列举此数据后，建议全国收费公路彻底整顿。        网友们为那些良心语叫好，同时嘲笑那些雷语。我要提醒的是：脑子进水的雷语固然不好，但至少比空洞的官腔要强100倍。雷语至少给咱提供了娱乐素材吧？如果总嘲笑这些雷人雷语，把他们吓得又跑回到说官话、屁话、鬼话的境地，那才是最糟糕的。     我们最不能接受的，是那个申纪兰，连任近60年人大代表，多次自豪地说:“我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对此，网友评价说：她赞同过反右，也赞同给右派平反；她赞同过大跃进，也赞同联产承包；她赞同过文革，也赞同否定文革；她赞同过打倒刘少奇，也赞同给他恢复名誉；她赞同过反击右倾翻案风，也赞同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     倪萍倪大婶颇有申纪兰第2的风范，对于这种人，才是最要谴责的。     不是总说中国人民素质差、不适合民主吗？那咱就承认了：我们某些代表委员素质确实差，但只要说人话，虽然可笑，也属进步，给予肯定。      或许体制并没有给民主留出路，人话说多了，路就有了。            链接： 《开会不吵架，你来干啥》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最近郑渊洁在博客上公布了一个惊天的秘密：我国选举法规定，有三类人无法获得选民证，一是低于18岁的，二是“被剥夺政治权利”（这句话在中国就好像你威胁一个太监要割他的小JJ一样）的罪犯，三是精神病患者。鉴于郑渊洁同志已经活了至少三个18年却从来没见过选民证，又没有任何犯罪记录，那么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丫得精神病了。我在微博上谈及此事，不到片刻就有上百个病友前来报到，众人纷纷表示郑渊洁“开创了划时代的精神病鉴定方法”，而且据我估测，按照这个标准，精神病人恐怕至少也能占到全国总人口的87.53%。 我本人虽然也没有见过选民证长啥样，但是曾非常有幸的选过一次人大代表，所以比绝大多数的精神病人要稍微精神那么一点。那是大学时代的某一天早上十点，我的三位室友还在梦乡里对着兰兰上下其手。那天我可能刚好内分泌失调，所以比一般的大学生早起了两个小时，正坐在电脑前批阅天下奏章。这时候辅导员敲门而入，手上捏着一摞10厘米见方的粉红色纸片，上面赫然印着一个闪闪发光的敏感词：“选票”。 当时我的心情，借《环球时报》的新闻标题最爱用的两个字来讲，叫震惊。一惊自己有生之年居然能见到活生生的选票，这简直比看见中国地震局成功预测了一次地震还要稀奇；二惊自己朝思暮想的“民主”居然来得如此突然，我都没见着什么宣传广告、政策辩论和新闻报导，就连几位候选人姓甚名谁都不知道，这就当场要我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内投出自己神圣的一票了，那感觉就像晚上11点半宿舍熄灯之后，室友忽然通知你明天早上8点就有一门重要的考试一样。 细看那摞选票，其材质比普通打印纸略差，比我老家农村流行的那种擦屁股纸略强，而且裁剪得歪歪斜斜，正方形菱形梯形不规则四边形一应俱全，每张选票的造型都略有不同，争奇斗艳，各有千秋，让人不禁怀疑这是不是某种高明的防伪设计，看似山寨的表象背后其实隐藏着很大的一盘棋。基本上，我不知道这些选票是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它们将往哪儿去；无法监督收票唱票的过程，甚至无法确定选票的真伪——凡是你在一场选举的程序中能想到的一切可供利用的漏洞，这里应有具有。当然，票面上列出的四个人也没有一个是我曾听说过的，这些未来的人民代表的名字对我这个即将被代表的人民而言，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这时辅导员下达了学校的最高指示：你看这个XXX君，是我们学校的参选人，此人必选，其他三个人你随便选两个就好了。我忍不住想问他几个问题：我要是不选XXX会怎么样；我能不能先花点时间在google上了解一下这几位候选人的事迹和主张；我他妈弃权行不行……但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这种行为完全是自找蛋疼自讨苦吃自取其辱自寻死路。套用一句小学生作文的经典句式：当时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了两个小人，小人A说：为了提高社会风气青少年素质实现国父遗训建设祖国的第五个现代化blablabla，你应该勇敢的站出来质疑这种二逼选举，这是宪法赋予你的神圣权利，blablabla……小人B只说了一句话：你他妈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活了快二十年了，wake the fuck up！ 二十多年前，有一群大学生曾面临着相同的困扰。86年年底，合肥中科大的前辈们赫然发现学校张榜公布的八个人大代表候选人中没有一个是他们认识的、也不知道是经由什么程序指定的，当然也无从了解这些人的政治主张——如果他们有任何主张的话。更可笑的是，能够当选的名额也是八个，换言之，这是一场“等额选举”。本来选举就是选举，这世上并不分所谓的等额选举和差额选举，但自从诞生了某些宣称自己已经打倒了专制制度的专制国家之后，这个流氓的概念也就应运而生。我们的胡主席曾在日本称“我本人没有想当主席，是全国人民选了我”，就是靠等额选举选出来的。我曾试图考证到底是谁发明了这玩意，始终未果，倒是一位世外高人一语道破天机：是骗子发明的。 那一年陈冠希还没有买照相机，中国的青年尚把自己当成国家的主人，存着一丝血性。于是一名刘姓同学在校园里张贴了一张大字报（现如今，单是此举就足以令你喝上一杯免费的茶），并且引起了广大师生的强烈共鸣，大字报后出现了几十份小字报，这就算是那个时代的“跟帖”了。那时的大学生会聚集在草地上讨论如何进行一次公正的选举，他们最终说服了校方，并且从自己的同学中推选出了真正能够代表自己的候选人。随后，其它高校的学生也在问：“科大在行动，我们怎么办？”于是乎29个城市、156所高校的学生为争取民主而走上了街头，星星之火燎原而起。可惜，最终的结果却是科大校长被免职，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因“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黯然下台。后者的死又引起了另一场风波，从那以后，中国的大学生总算是学会“处世之道”了。 很多人无法理解那场风波为何会发生，因为他们没有察觉到，那个年代的人身上有着一些现在的人所没有的东西。而我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人，这个时代的人不仅不会为了民主走上街头，甚至不明白二十年前的人为什么要那么做。假如我向那位刘姓的同学学习，跳出来表明自己濒危动物的身份，结果也只会发现周围并没有多少人愿意跟着你一起贴小字报，最后只剩你那张被学校保安撕掉的大字报的碎片在风中飘扬，孤独到连你自己都不得不怀疑自己是神经病。于是小人B毫无悬念的胜利了，就像我那些堵上耳朵、闭上眼睛并封上嘴巴生活的猥琐的同胞们一样，我非常识相的拿起了笔，开始思索剩下的三个人中，究竟是哪个倒霉蛋无缘得到本人的宠幸。 辅导员刚进门的时候，我的三位舍友纷纷在床上支起身体，摆出玛丽莲梦露的造型，以示对上级领导的重视。但他们一听说是要选人大代表，便又立刻躺了下去，闭着眼要求我替他们填好选票。诸位读者应该记得，俺们宿舍里还有一位根正苗红的共产党员，党性十分坚定。某次卧谈会时他曾大义凛然的表示：今后我要是当了官，绝对不会贪污腐败。这句话的搞笑程度跟“剥夺政治权利终生”有得一拼。这么一个天真烂漫、朝气蓬勃又充满了革命信念的八九点钟的太阳，我觉得怎么着也该显示出一点区别于普通群众的先进性吧，起码你看一眼这张选票到底长什么怂样，要知道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这么一次机会呢。结果残酷的事实证明，就连这样一个经常试图说服我相信祖国形势一片大好的爱党青年，都用睡觉这种实际行动表明了他也认为中国的选举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过场。 不要说是选举，在这个不止一位人大常务委员长都被软禁过的国家里（介事儿咱就不说太细了），所谓的“最高权力机关”也不过是个橡皮图章。这几天又有人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英文名称叫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其缩写正是——NPC。在这些NPC中还有一些特别低级的，他们存在的唯一价值就在于不要让游戏中的城镇显得过于寒酸。例如我们的申纪兰代表连续56年都没有投过反对票：“我非常拥护共产党。当代表就是要听党的话，我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这样一位代表，“她赞同过反右，也赞同给右派平反；她赞同过大跃进，也赞同联产承包；她赞同过文革，也赞同否定文革；她赞同过打倒刘少奇，也赞同给他恢复名誉（《寻找那位投反对票者》）。”另一位为大家所熟悉的倪萍大姐也宣称：“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这种NPC就属于你站在她面前摁下空格键，跳出来的对话框里都只有一片空白。基本上，就连无脑儿都可以胜任她们的工作。 当然也有少数的代表，虽然他们未必是人民选出来的，倒还有那么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情操。今年人大代表韩德云便建议要公示官员财产，只可惜，这已经是他第六次在两会上提出这个提案，不出意外的话，这也将是他的提案第六次石沉大海。香港的政协委员刘梦熊则提出要追究赵连海一案中公检法部门种种践踏法律的行径，他的结局我也可以想象，用我们外交部发言人的话来讲叫：“法律不是挡箭牌。”虽然这些人努力的想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但我党只需要他们有足够的智商明白自己该在什么时候鼓掌就可以了。假如我是代表或委员，我情愿学习我的舍友，在会场里美美的睡上一觉。 以前我曾看过一个图集叫“各国议会开会对比图”，别的国家都是拖鞋横飞，扯衣服扯领带扯胸罩一应俱全，唯有中国的代表们正侧头酣睡，充分诠释出了“和谐”二字的真谛。当然，议员打架、对扔盒饭也并不是什么好事，但至少还有点新闻价值，起码你会想知道他们到底为了什么议题而打得不可开交。而在中国，代表们睡觉则是司空见惯，就连登上报纸都嫌浪费版面了。事实上，我老爹就曾在政协会议上酣然入睡。他在政协工作上浪费的精力不会比我大学时在毛概邓论上浪费的精力更多，而且我也非常鼓励他这么做。根据我多年的经验，领导开会时讲话，往往开口第一句就是弥天大谎：下面我简单说两句。而且其语速还出奇得慢，如果你形容一个男人“别人讲完一句话的功夫他就完事了”，那是骂人早泄；但如果是“领导讲完一句话的功夫他还没完事”，那么遇到这样的男人你就赶紧嫁了吧。更可怕的是，领导手上那摞厚厚的演讲稿里所包含的信息量几乎为零，这种时候你要是还努力抵抗汹涌袭来的睡意，假装自己听得很认真，那就太摧残自己的身体了。 政协倒也体恤众位花瓶，09年开始全国政协给委员们配发了笔记本电脑，理由是“节约纸张，低碳环保”。对此，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副秘书长修福金认为：“这表明政协已经开始过简朴的生活，开始了艰苦奋斗。”另一位委员姚凯伦则表示，给2500名委员配电脑，总价格750万，每年可以节约纸张费用500万，电脑用三年的话反而可以节约750万。韩寒同志说得好，数学这项工具非常重要，俺们随手一算就发现平均每个委员每年要消耗掉价值2000元的纸张。这是什么概念，要是给我两千块钱去买纸，老子挖个坑就可以活埋掉一打政协委员；众委员在2005年拿到的材料，恐怕在2025年蹬腿之前都读不完。至于其它什么交通住宿伙食安保上的开销，各位还是自己想象吧——这事儿也只能靠想象，谁叫我们的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愚民呢。 有意思的是，我周围绝大多数的同学都长期生活在人为制造出的信息荒漠中，他们或许并不了解代表和委员们究竟有多么无能，少数有能的人又有多么无奈，在他们过去二十多年的人生中，也从来没有经历过任何一次人大代表选举。而此时此刻，当这样“新事物”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却不假思索的用睡觉来回应，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热情——当然也更不会去抗议这里面显而易见的不公了。我想他们一定是见识过了足够多的冷漠，才会从人生的某个阶段开始，理所当然的觉得这个社会“就应该是这样”。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曾说过，中国社会最可怕的不是动荡，而是溃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知道自己根本没有必要去关心选举；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对开会睡觉的现象习以为然；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两会的作用已经变成了给网民提供雷人的素材；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在面对社会的种种阴暗面时，发现自己除了装睡以外，并没有什么更有价值的事情可干。在“和谐稳定”的脂粉之下，这个国家却在不知不觉的腐朽溃烂，等z人们终于察觉到的时候，却早已是积重难返。我常在想，这样一个国家的结局，究竟会是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