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2011年11月25日 16:24:07 　　 傅斯年：一个“五四”之子的道路   　　傅国涌   　　 　　傅斯年是“五四” 的产儿，他在北大求学时幸运地赶上了那个历史的节骨眼，而且成了杠大旗的人。正是他和罗家伦等人发起成立了“新潮社”，创办了《新潮》杂志，1919年5月4日那天他是学生游行的总指挥，站在大时代的浪头上。1945年7月，当他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访问延安时，毛泽东曾和他有过一席长谈，并当面推许评他在“五四”运动中的贡献。他却回答：“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临行时毛泽东手书北宋诗人钱惟演的诗句相赠：“不将寸土分诸子，刘项原来是匹夫。”   　　傅斯年曾留学英、德7年，广泛涉猎哲学、历史、政治、文学乃至物理、化学、数学和地质学等各门学科，最后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及教育等多个领域都有建树。他首先是个史学家，从1927年到1936年的十年间，他致力于史学研究，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 史学只是史料学”，史学家的责任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主张以科学的方法治史，除了运用历史比较方法，他还把语言学的观点、自然科学知识与研究方法引入了史学领域。   　　然后，他是教育家，青年时代他就立志 “以教书匠终其身”。从1927年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到抗日战争后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50年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去世，他的大半生几乎都和高等教育有关。   　　正是他以全部热情投身于学术和教育事业，先后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使这些学术、教育机构在短期内做出了举世瞩目的业绩。海峡两岸一大批声望卓著的史学家都曾在史语所工作过，他们在动荡的乱世中国取得了惊人的学术成就，奠定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基础。   　　他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占领东北，山河破碎的痛苦促使他发奋著成《东北史纲》，以大量可靠史料证明东北有史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站在史家的立场为民族争人格。从1932年起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他在《独立评论》和天津《大公报》发表了《日寇与热河平津》、《“九一八”一年了》、《不懂得日本的情形》、《政府与对日外交》、《中日亲善？？！！》、《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北局危言》等一系列文章，就中日关系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常常在文章中称日本人为“倭人”、“倭寇”、“倭军阀”，坚决反对国民党政权退让、绥靖的外交政策、以土地换和平的幻想，并予以严厉抨击。对国联无能为力的暧昧态度，对国联调查团关于东北问题的报告书都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批评。   　　1933年1月，他在《中国人做人的机会到了！》一文重申：“我们若想到我们背后并无路走，而是无底深渊，虽懦夫也只能就地抵抗的。”他知道只有最有组织的抵抗，才有可能赌一下国运，才能争回已失的人气，同时提出8条具体的应变举措。   　　在分析了当时面临的局势之后，他指出中国远未到服输的时候，日本的陆海军虽然比我们强大，如果世界上只有中、日两国，日本必然马上毫不犹豫地吞灭中国，如果华北问题不是比东北在国际上的意义更复杂，日本必然毫无犹豫的占领。在整个国际关系格局中，日本也不能任意妄为。日俄之间、日美之间的关系、冲突到底会如何演变都在未定之天，何况“世界大势之演变，系于无数事件。决于甚多因素，断无走直线的。”他不断地提醒国人和当局，日本没有立即吞灭我们，既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也不是日本人的仁慈，而是由于中国的国际均势虽动摇，却没有彻底失效。他劝告当局千万不要得过且过，甚至倒在日本的怀里，以保安富尊荣。   　　到1934年6月，他还在强调，局势至此，“政府与国人均不能不作‘舍出去’的打算，才能有所保全。”因为他始终记得“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在东北丧失之后，他坚持反对自欺欺人的所谓“中日亲善”口号，主张决不和日本说客气话，作敷衍态，堂堂正正地从东北问题入手交涉，不接受日本的任何帮助，随时准备应对各种变局。总之，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早就洞察了日本侵华的野心，所以他认定以后中日之间的争端无论在外交上如何折冲，都不能放弃军事上的准备，“让步既极而仍无结果，则虽亡国在望，亦须抗战到底也。”   　　1937年7月，卢沟桥头的残月终于目睹了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22个月后，傅斯年就在《地利与胜利》文中对战争走势作出了准确的估计，认定日本（他称之“倭贼”）的总策略是用相应的代价换取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在一处呈胶着状态时，马上另从侧面进攻，或向另一很远的区域进攻，使我们感觉调动的困难。这一战略同时决定了日本的最终失败，因为这个办法不可能速战速决，失败就不可避免，只要我们充分利用地形的优点，就能使日本在沿江的深入、沿海的占领都不发生任何效力。他具体细致地分析了江南的山地地形、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几省地形，提出了发挥优势、补救劣势的方法。他预期“抗战的大业，决不能在最近期间结束，至少还有三年。三年以后，我们必偕英法美以全胜，倭国必随中欧的桀纣以灭亡。在我胜利而他灭亡之前，苦是要吃，人力是要尽的。”   　　1940年2月25日，他在《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中剖析了日本的贪婪、得寸进尺，上海战事初起，它曾向全世界宣称“不侵华南”，然而很快就先以厦门为试探，再在广东登陆。如今它在中国陷入进退两难，又在布置向北侵入苏联，南吞并整个印度支那半岛、整个南洋的计划了。这样的国家如不遭受挫败，其侵略将无止境。只它只有“有你无我，有我无你”两句话。   　　傅斯年不是军事专长，却有着爱国的热忱，他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上书蒋介石，提出了固守湘西、湘南、广西全境，在西北方面统一指挥，在西南加强公路、铁路交通建设，特别注意日寇通过豫西、鄂西威胁汉中等一系列有真知灼见的建议。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并非在傅斯年的意料之外，抗战打到第18个月，他就在1939年1月15日出版的《今日评论》发表《英美对日采取经济报复之希望》一文，认为日本银行准备金消耗得差不多了，全靠对外贸易和小量金矿赚外汇，这个时候如果英美给予经济打击，日本的购买战争和工业品原料就会发生困难，战时发生这样的情况它是不能支持下去的。日本偷袭珍珠港，向美国开战，太平洋战争的全面打响无疑更加速了其失败的进程。美国的海军新战术和海上优势让日本措手不及，这也是日本始料不及的。1944年7月抗战七周年之际，傅斯年在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我替倭奴占了一卦》文中，引用李商隐的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当时日本正在发起抗战以来最后一轮大规模的进攻，占领了洛阳、长沙等重要城市，表面上还看不出衰败迹象。但他判断这已是日本的下策，“倭奴在今天，上策既不能打败美国，中策又不能不为美国打败，万不得已，然后取此下策，向我们寻衅。其目的是显然为着巩固大陆上的地位。以为时机一到，便向盟邦求和。”他进一步判断几个月后就会是我们反攻的局势，中国西部的地形也早已消解了日本在兵器上的优势。他不无兴奋地说：“抗战满年月，军事上我在今天最为乐观，因为世界上已经没有不可知的因素，倭奴手中已经没有不翻开的牌。”结果与他的分析几乎吻合。   　　   　　傅斯年是20世纪的“士”，是“五四”孕育出来的新型知识分子，透过几千年历史的迷雾，他发现“以暴易暴，没有丝毫长进”，所以坚定地信仰以和平方式完成“精神上的革新”。以学生领袖而学者、而大学校长，这不是傅斯年一个人的选择，而是“五四”那一代优秀分子的群体选择。这些“五四”之子，不少人后来都沐浴过欧风美雨，饱受西方文明的滋润，同时对自己苦难的民族怀有深厚的感情。虽然他们大部分走的是学术之路，但他们并不是枯守书斋之内，两耳不问窗外事的迂腐学者，大多数都具有坚定的道德理想担当。   　　傅斯年相信只有站在政府之外，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才能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1946年，蒋介石要他做国民政府委员，他在3月27日写信谢绝，信中表示自己只是一个愚憨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当初做参政员，是因为国家抗战，义等于征兵，所以不敢不来，战事结束，当随之结束。“此后惟有整理旧业，亦偶凭心之所安，发抒所见于报纸，书生报国，如此而已。”   　　这一点，他在给亦师亦友的胡适信中说得更透彻：“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 好一个“永远在野”，这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他所梦想的不再是为“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不再是为“帝王师”，他寻求的不是权力，而是监督和制约权力，做社会的良知。一个傅斯年站出来也许没有什么，倘若有无数个傅斯年挺身而出，就会形成独立知识分子的力量，推动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使权势集团有所忌惮。所以，他最多只愿出任国民参政员、立法委员，议政而不从政，他知道知识分子一旦离开现代的大学、报馆、出版和研究机构这些新的职业位置，将会一钱不值。他不仅自己不做官，还极力劝阻老师胡适入阁。1947年，蒋介石想拉胡适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傅斯年心急如焚，函电纷驰，劝胡适：“您三十年之盛名，不可废于一旦，令亲者痛，北大瓦解。”最终胡适留在了北大校长的位置上。   　　   　　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无党无派的知识分子，但他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专制有过很激烈的批评，因此赢得了“傅大炮”的美名。他与蒋介石虽有私交，但他可以当面批评蒋。   　　他曾先后将孔祥熙、宋子文这两个皇亲国戚、党国要人从行政院长的台上轰下来。孔宋门第显赫，长期掌管国库的钥匙，不仅自己贪得无厌，而且纵容家属和部下贪污腐败，是典型的既得利益集团，蒋介石都奈何不了，世人敢怒而不敢言。傅斯年愤怒地说：“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这班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政府。” 这不是有些人说的“士大夫与买办阶级的争持”，而是傅斯年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子与炙手可热的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较量。   　　1938年，他两次上书蒋介石，从物望、才能、用人、内政、外交、政风与家风等方面指出孔祥熙不适合担任行政院院长，劝蒋把他换掉，未被采纳。1942年，抗战进入相当困难的时期，孔家却乘机大发国难财，贪污数额之巨，贪污手段之恶劣，令人发指。傅斯年拍案而起，带头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质询案。当时，孔正在美国出席国际货币金融会议。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召见了傅斯年等人，进行安抚搪塞，希望他们出言慎重，以维护政府的威信。蒋在请傅斯年吃饭时，他们之间还有一段这样的对话——   　　蒋：“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傅：“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有傅斯年这样“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的知识分子，劣迹斑斑的孔祥熙   　　终于在1944年被轰下了台。   　　孔的继任者宋子文，也没能逃过他的“大炮”。宋上任伊始一些作法还算得人心，傅斯年也在《大公报》发表的文章中说过他的好话，但问题很快就出现了。1946年春天，宋子文决定放开外汇市场、抛售黄金，试图回笼法币，以谋求物价和币值的稳定。特殊利益集团借机大肆中饱私囊，引发了民怨沸腾的黄金潮，导致全国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傅斯年极为震怒，写下《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从“看他的黄金政策”、“看他的工业政策”、“看他的对外信用”、“看看他的办事”、文化素养及生活态度等五个方面的事实论证“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他直截了当地指出：   　　“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   　　此文一出，朝野震动。接着，他又再发二文。像这样指名道姓，毫不客气地戳着政府首脑的鼻梁，可不是有人说的“小骂大帮忙”。宋子文鞠躬下台，与他的炮轰有关。   　　他以书生论政，激扬文字，粪土当朝万户侯，仅在影响巨大的民间报纸《大公报》上就发表过22篇纵论内政外交的“星期评论”。1947年2月，他在《世纪评论》发表的《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成为一篇传世檄文，他开宗明义提出，“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果然，这篇文章发表后不过两年，国民党政权就崩溃了。   　　在写给胡适的信中，他曾说：“把我们的意见加强并明确表达出来，而成一种压力。”无论是通过参政会、立法院这样的民意机构，还是通过民间报刊的舆论平台，他都公开、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也确乎形成了独立知识分子的压力。他轰走两任行政院长，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想制造什么新闻，追求轰动效应，因为他在国内外早已是声名显赫、如雷贯耳的人物。他这样做，纯粹出于一种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他对胡适说：“既为读书人，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无惭于前贤典型”。北大老同学毛子水以赞美的口吻说他“一生代表的是浩然正气”。　　   　　他说，“我平生的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并发达的国土，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我也不要住。” 1949年之前，他所生活的中国既无自由、也无公平，所以他才对孔、宋这样祸国殃民的特殊利益集团恨得咬牙切齿，所以他要为这一心中的理想而不断呐喊。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说，胡适、傅斯年主持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当时批评国民党很厉害、完全靠近左翼的学者郭沫若、马寅初能当选为院士，而平时许多和他们关系很好、立场相近、在学术上也极有成就的人却落选了。竺可桢日记中称赞他们“兼收并蓄”。他们的这些做法，正是自由主义的优良传统，显示了超越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的多元、宽容的一面。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租界被捕，引渡给国民党政府。虽然他们之间有着不同的政治信仰，但这并不妨碍傅斯年立即站出来为这位北大时代的老师说话。他在《独立评论》发表《陈独秀案》一文，热情地赞颂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称他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   　　当然，傅斯年也有不宽容的时候，抗战结束后他代理北大校长，坚决拒绝与伪北大的师生来往，不聘在沦陷区出任过伪职的人员。考古学家容庚给他写信，力陈自己当初种种无奈的理由，但他毫不为之所动。在他看来道理很简单，如果出任伪职的人不受到谴责，他就对不起跋山涉水到了西南的那些教授和学生。对那些下水当汉奸的，哪怕学问再好，他也绝对不宽恕。他认为：“‘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每次提到罗振玉，他必加“老贼”二字。他在给夫人俞大綵的信中说：“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实在说在这样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他就是这样一个有真性情的人。日本投降消息传来，他欣喜若狂，象年轻人一样跑到街上去喝酒，挑着帽子乱舞，逢人便抱拳相贺，回到家才发现，连手杖和帽子都丢了。         　　   　　         　　   上一篇： 商场如战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与…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93)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11月21日 08:20:28 　　 商场如战场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与英美烟草公司的较量   　　 傅国涌     　　“空山不见人”，是唐代诗人王维的名句，简氏兄弟之间的往来书信中，常常提到“空山”一词，不明底细，就会纳闷，为什么他们要将强大的竞争对手英美烟草公司称为“空山”？空山无人，意指“有鬼”，也可以看做是一个特定的密码。   　　1905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香港租了一间平房式的旧货仓作为厂房，第二年开始生产，到1915年，经过十年的惨淡经营，南洋发展到一家拥有24架卷烟机、12架切烟机及各种附属机器60多架、女工一千多人、司机和男工200多人的企业，日产烟至少100多箱，一直致力于拓展内地的市场。然而，英美烟草公司一直占有中国卷烟市场的大部分份额，每年赚取的利润达七八千万到八九千万元。南洋的调查员这一年提供的市场调查报告称，上海的大同行20多家都与英美公司有约，不能销别家的货，小同行170多家也受大同行的压力，不敢代售别人的货，连日奔走都无人肯定南洋的货。1916年，在汉口、天津，南洋的牌子销售额分别只有英美的十分之一、十四分之一。1918年，在南京、镇江、苏州一带英美香烟几乎控制了全部烟摊。英美公司不仅产品质量有优势、销路上占有优势，而且在税捐上享有特权。   　　1917年2月，英美烟草公司再度想要合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提出的条件看上去也很优惠，企业的形式和名称都不变更，保留现有管理部门和全部职员，总经理、协理仍由简氏兄弟担任，资本额扩大到1000万元，先实收500万元，但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新公司的股份，英美有权认购每种股票（包括优先股和普通股）的60%，说到底就是要控股。另外还有一条，简氏也不同意，“所有不动产、机器、设备、烟叶存底等等，按照原价并合理减除机器折旧，移转与新公司；同时新公司根据旧公司过去5年中盈利情况加以估计，对其商誉（包括全部商标在内），支付一笔合理的款项。”简照南在给弟弟的信里透露心曲，如果英美同意增资到2千万，双方各出1千万，南洋以现有的不动产、原料、账项包括商誉、商标等权利抵作资本，对方则出现银，则可以合并。长期的竞争让他对未来不无担忧，“现下日日与其战争，不过恃一点人心耳。将来政府又开办，别公司又多3、2家，则人心不可恃矣。”这样的条件，英美公司当然不会接受。   　　简玉阶回信说：“我公司10余年来与之竞争，前者兵败粮尽，尚未畏之。今日已有基础，营业亦年进一年，乃反屈降之，未免失计，人亦必笑我愚。昔之东吴，不甘屈事曹操，卒获三分天下。且我营业之增加，多借国货二字为号召，故得社会人心之助力，致有今日。……若一旦屈降外人，纵不为生活唾骂，亦令提倡国货者灰心。而我公司营业必从此失败矣。”简家其他成员，乃至公司重要职员也对合并表示警惕，认为利在目前，害在日后，不能上当。   　　谈判一直在进行，简照南没有最后拿定主意。直到7月23日，他写信给弟弟简玉阶说：   　　“中国大局纷扰，商人吃亏，无处无不淡静。南北水火，看未易了，将必有大乱发生，则商业前途不堪设想。加以‘空山’战斗日益剧烈，原料日贵，沽价日斗日贱，将必由微而薄，由薄而至于亏蚀，可断言也。但合并事，你等反对，余亦意淡，昨已推卸作为罢论。”   　　合并谈判宣布暂为取消已经是这年的10月下旬。之前1914年、之后1922年，英美公司至少共三次想合并南洋公司，简氏兄弟都没有答应。这封信后面还有一句话：“然则本公司用何方针为佳，似拟照你等之意思，即改有限，供之于众，以联国人协力抵抗之可也。”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原是无限公司性质，1905年在香港初创广东南洋烟草公司时只有股本10来万，七拼八凑，四年后改组为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915年在北洋政府农商部注册，产品逐渐在广州、武汉、上海、天津、沈阳等地打开销路。1916年起正式在上海设局经营，销路日见起色，到1917年已月销卷烟近2千箱。简氏兄弟由此萌生改组为有限公司、增加资本、扩大生产的念头。1918年3月20日在上海举行的全体股东会议上，列席的简照南、简玉阶、简孔昭，知见人为简英甫、简寅初，决议改为有限公司，额定资本500万元，分25万股，先将原有资本及一切动产、不动产折价核实，抵换新公司股份260万元。同时议定，旧人日后如要转让股份，必先商知旧人，不愿承受，才可卖给外人，但不得卖给外国人。新公司当年7月就报农商部立案注册，改组的公司章程规定，“本公司本店及总工厂设在上海，其分工厂设在香港”，正式将中心转到了上海。   　　1919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再度改组扩大，资本额扩充为1500万银元，超过原来预想的三倍，新加入的投资方有银行家钱新之、实业家劳敬修、郭标等人。7月17日签署的《合同议据》充分尊重简氏兄弟的创始人地位：“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为简氏昆仲所创办，功勋卓著，其劳绩永不可没。……今简氏不欲独享权利，公之于众，俾全国同胞均可入股，其志行尤为难能可贵；况制造出品，推广销路，简氏具有10余年之经验，新公司正宜依赖熟手，藉资主持，故新公司允聘简照南君为永远总理，并承认其有权将其职任日后交与受托人，以示优异。……原协理简玉阶君，自公司创办以来，缔造经营，备尝劳瘁，且富有经验，新公司仍聘为协理”。   　　这一天可以看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历史上的一个新起点。回首创业以来的十四年，在占有绝对优势的外资企业英美烟草公司咄咄逼人的压力下，终于能走到今天，简氏兄弟的感慨是外人你难以体会的。上海厂此时已有70多架机器，女工3000多人，按女四而男一的比例，还有上千男工。1919年9月12日《民国日报》发表的一篇参观南洋上海厂记感叹该厂占地之广，建筑之伟，成货之多。   　　在烟草市场据有绝对优势的英美公司以削价竞销、利用赠品宣传、控制代理商号等方式对付南洋兄弟。1917年10月28日，简照南给弟弟简玉阶的信中讲到英美烟草公司对市场的垄断，深为忧虑：“上海生意仍无大起色，……前数天亲自到苏州、镇江、南京等地调查，一切内地人民不知国货为何物，总以‘大英’牌（即‘红粉包’）、‘强盗’两宗为无上之烟。加以‘空山’广告密布街衢，运动鼓吹，不遗余力。现又运动各烟摊专卖其货，予以补助利益，各人无不为其所动。是以本公司之烟难行。” 这场没有硝烟的市场争夺战一直打到了妓院里，1916年9月，简照南从张家口到北京，几次给简玉阶等人写信说，对手甚至派人每晚到妓院里打茶围，凡见到南洋的烟必定排斥，看到张挂的南洋公司广告月份牌，也要设法拿下，谎称喜欢这个月份牌，请妓女送给他。   　　英美公司还根据各地市场的销售情况，增出新牌子，专门针对南洋兄弟的某个品牌，比如在东北，英美新出“白刀”来抵制南洋的“飞船”，在广东出 “大山”、“大头针”来对付“地球”，筹划出新牌来对付南洋的“三喜”，在天津也出新牌来对付“飞船”。更可怕的招术是收买南洋的工作人员，打击南洋商标，破坏南洋商誉，1915年英美公司利用“二十一条”激发中国人的民族情绪，指控南洋兄弟的出产是日本货，南洋兄弟公司给广州报界公会写公开信，香港华商总会也出面为它澄清。到1919年，英美公司利用“五四”浪潮中国人的反日情绪高涨，英美公司再次指控南洋公司有日资背景，假冒国货（原因是简照南曾加入过日本国籍）。为此，南洋兄弟公司在5月14日发表《敬告国人》文告，公司先后两次在农商部注册，股东不止简照南一人，注册章程有“股东以中国人为限”的规定，简也并未脱离中国国籍。几天后，中华国货维持会在《新闻报》证明南洋兄弟确系华人之产，国内外许多商号、学校也纷纷站出来声援南洋兄弟，都认为他们与外资争市场、为挽回利权贡献甚大。   　　为了与英美公司竞争，南洋兄弟也在各方面动足了脑筋，包括减削售价、津贴水脚、加厚分销利益，附送赠品、参加国货展览会等。为了提高产品质量，简氏兄弟希望从改进烟草原料入手，想派出专业人士到各省产烟地，联合素来在种烟草方面有经验的人，不仅在资金上给予帮助，而且教他们种法，“为国货上根本之改良”。   　　通过赞助公益事业来争取社会对南洋兄弟品牌的认可，成为他们争取市场的重要手段。1915年，故乡广东发生大水灾，简氏兄弟独立组织救灾机构，购置小火轮带着粮食到各处救济，船头的旗上大书“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放赈”，受惠的灾民大为感激，社会各界对南洋也纷纷给予好评。1920年，北方各省旱灾，南洋董事会决定从10月起5个月内，每销出一箱香烟，捐洋5元，而定价保持不变。1931年江苏、安徽水灾时，他们也从每箱香烟中分别提取3到8元捐给灾区。捐资办学、助学，也一直是南洋兄弟所热心的，比如为救济香港烟贩子弟设立义学，曾经先后捐助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并出资派遣美国留学生。赈灾助学，这些举措对于提升南洋品牌的口碑，无疑要比简单直接的商业广告更为有效。简氏兄弟深谙此道，   　　正当南洋兄弟准备在上海大展身手那一年，发生了“五四”运动，南洋兄弟却受到“日资”的指控，陷于被动。相距6年，当 “五卅”运动发生时，以提倡国货为宗旨的南洋兄弟公司迎来了扬眉吐气的机会。在这一轮抵制外货的爱国热潮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营业急速窜升，1925年6月下旬，南洋兄弟就从原来的5000多工人增加到8000多人。6月28日，在讨论扩充股份、添设分厂的董事会上，简玉阶发言说：   　　“自五卅案发生后，国人提倡用国货，热度日高，我公司近来销场过大，供不应求，各局索货万分急迫。各处正当团体以我无货应市，责备不堪。此等情形殊不可以寻常理想测之。我厂制造力量，日夜加工，仅供销场四分之一，而每月营业已在四、五百万元……”   　　7月中旬，南洋兄弟公司的职员告诉《时报》记者，近来国人提倡国货的热诚达到极点，陕西、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每天来订货的都有数十起。《京报》同月的报道也说：“南洋烟草公司每天营业所得从五、六万上升为二十五万元”。老员工回忆：“‘五卅’运动时南洋生意盛极一时，连库存霉烟都卖空。当时主要牌子有‘爱国’、‘金马’、‘大联珠’、‘大长城’、‘兄弟’等牌。”   　　在7月29日举行的董事会上，简玉阶等讨论在东北、天津、山东、汉口等地开办分厂，每处股本300万元，总公司投资150万元，另外一半在当地筹资，计划派重要人员到各地去招股。议定先在东北、天津、山东三处着手，汉口暂为保留。到了8月20日举行的董事会上，因为经过调查，东北等处设厂时机不成熟，暂时中止。不过决定在汉口和上海浦东开新厂。浦东的厂称为“小南洋”，工人上千人，为了方便，公司专门配了 “爱国”、和“大联珠”号两只渡轮，厂长和各部长都是留学生，管理制度也采用较新的办法，从美国进口了新的机器。   　　这年8月初的统计显示，南洋兄弟的销售额增加了三倍。1924年，他们的销售金额是2521万多元，1925年激增到3645万多元，这一年的纯利高达122万元。英美烟草公司在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虽未动摇，但南洋兄弟代表的国产烟草品牌的崛起也确实令英美公司从此不敢掉以轻心。商场如战场，商战虽不如兵战来得激烈，但是更持久、更严酷，早在晚清时，中国的有识之士就认识到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与英美烟草公司在市场上苦斗了近20年，南洋兄弟公司终于等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简氏兄弟一直梦想的这一天来得太晚了，简照南就没能活着看到这一天，几年之前（1922年10月），他以52岁的盛年在上海去世。   　　两年前，我在广东佛山的一条小巷中穿行，无意中看到了简氏兄弟的别墅，可惜铁门紧闭，未能进去，透过门缝可以看到深巷之中的这个简朴别墅，空空的小院中满地都是落叶。简氏兄弟，中国企业史上曾经的商战英雄，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企业一样都渐被人淡忘。“空山不见人”，如同我在他们故乡看到的那个庭院，也是空屋不见人。         　　 上一篇： 到底是“谁”不愿意妥协？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22)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11月17日 11:01:20 　　 一篇旧文： 到底是“谁”不愿意妥协？ 傅国涌     　　还是从2006年冬天炒得沸沸扬扬的电视记录片《大国崛起》说起吧，该片总策划麦天枢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反复强调这个片子要传达给受众的就是“妥协”这个词：“我非常渴望让公众理解‘妥协’这两个字的社会价值和理性价值。西方这些现代国家的建立，其标志就是以理性的方式、妥协合作的方式，来探寻一种新制度，探寻社会利益分配的一种新形式。”   　　在新一轮社会转型当中需要大力倡导理性和妥协意识，这一点，我完全赞成。我也希望能以协商的、和平的、渐进的方式顺利实现社会的转型，避免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社会震荡。“妥协”不是“投降”，不是谁向谁附首低头，而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承认对方的要求、愿望和利益。但，妥协并不是无原则的和稀泥，不是私下里的分赃交易，不是机会主义的技术。妥协是一种阳光下的搏弈，它意味着公开、平等、直接的对话机制，意味着每个人、每个社会阶层无条件地享有社会资源的权利，如同享有阳光、空气和水一样，妥协和理性是密不可分。这样的妥协，正是人权意识的重要基石，也是现代文明赖以形成的原因之一。   　　麦天枢在这篇访谈中说：“今天既然我们确立了要现代化这样一个政治目标，要建立中国式的政治民主，无论这种政治民主是怎样的，它都不可能脱离社会的矛盾与冲突。解决这些社会矛盾与冲突，我们的目标也好，西方的经验也好，都意味着，不同利益群体的合作和妥协，是成本最低，代价最小的，效果最好的。有了这种妥协意识，才能寻求和成全一种妥协的制度，民主制度其实就是一种妥协的制度。没有这种普遍的社会意识，就不能支撑，不能养育，也不能维护一个试图妥协的制度。”   　　这番话很中听，然而，“一个试图妥协的制度”毕竟只是一个画饼，迄今为止，这个制度压根还没有在我们生存的这块土地上诞生，所谓“试图妥协”不知从何说起？现在的问题，是谁“试图妥协”？是朝廷？是权贵？是掌握绝对资源优势的强势集团吗？从历史到现实，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往往是高高在上的强势集团不愿意与芸芸众生妥协，是朝廷不具备妥协的诚意，是习惯于赢家通吃的权贵们骨子里缺乏妥协意识。要学会妥协，逐步培养妥协意识，习惯妥协的思维方式，首先只有说服他们，让他们认识到，要想最终避免玉石俱焚的结局，实现双赢、多赢，就只能承认妥协。一般情况下，只有等到他们具备了妥协的诚意，妥协才有可能在现实中出现。至少到今天，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朝廷和它代表的强势集团“试图”和我们这个广土众民的社会妥协了，相反的信号倒是很多。   　　那么，又是谁不愿意妥协？是普通知识分子？是毫无权利保障的弱势群体？是亿万为生存发愁的普通大众？一句话，是居于弱势一方的民间社会吗？即便他们“试图”和朝廷妥协，朝廷会予以理会吗？千千万万上访者的命运不就是最好的提示吗？在妥协问题上，弱者往往没有主动权，主动权是在强势一方。麦天枢批评中国知识分子“向来寻求最高的目标，无法达成合作”，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学会“只追求有限的、相比较而言次好的目标”。这里面实际上隐含着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无法”与谁“达成合作”？是朝廷吗？是他所希望的“强有力的中央权力”吗？老实说，在与朝廷的“合作”上，没有那个国家比得上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了，如果他们也配这个名称的话。那么，我不知《大国崛起》策划者的这番话矛头所向，到底指什么？   　　妥协，如果是在朝廷能够掌握局面、秩序相对稳定时，往往容易成功，民间社会的要价不至于太高，双方达成有限的共识可能性更大，等到局面开始失控，朝廷的掌控能力大大削弱，再来寻求妥协，民间很有可能不再买帐，这时，他们的期望值已不是朝廷所能接受的范围，双方之间已无法形成共识。这一点，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已多次证明，清廷也好，国民党政权也好，他们先是不愿妥协，最后，到了大势已去、大厦将倾时，欲求妥协而不可得了。知识分子、大众同样都是在妥协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但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处境，要他们接受妥协实际上并不困难。换言之，在每一轮历史剧变和时代转型中，他们都不是达成社会妥协的障碍。   　　“妥协”，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稀缺的因素，专制是不需要妥协的，因为皇位、至高无上的权力是唯一的、独占的、排他的，绝不容许他人染指和觊觎的，为了争夺皇位，父子反目、兄弟残杀都不是什么稀罕的故事。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妥协当然无从谈起。以晚清而言，改革的机会曾一次次出现，都是朝廷放弃的。1898年的百日维新本来是清朝走向自我革新的一次空前契机，不幸以流血告终。1901年以后的晚清新政到1906年开始“预备立宪”，如果立宪是真心的、有诚意的，而不是转移社会社会矛盾、自欺欺人的一种把戏，朝廷方面光明正大，真正让出部分权力，与新兴的工商业阶层和社会精英分享，这样做的话，完全有可能确立起近代的君主立宪体制，避开共和革命的冲击。然而，当时腐化堕落、贪得无厌的王公贵族都无意选择这样一种路径。于是，新政也罢、立宪也罢，都不过是权宜之计，妥协也就无从谈起。   　　辛亥革命以后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南北和议，以清廷让位、孙中山辞职、袁世凯胜出而告终，我们难道能说这一幕不是妥协吗？   　　抗日战争胜利后，通过重庆谈判走向政协会议，达成五项各方基本接受的协议，难道不是一种妥协吗？   　　从1912年到1946年，相隔34年间，先后两次昙花一现的妥协曙光，都有可能把我们带入新的政治文明时代，然而，两次脆弱的妥协都以破裂收场，暴力和流血的闪电奔雷再次主导了历史演变的进程，这是历史的伤痛。   　　我们可以研究、探讨这些历史的教训，从中寻找妥协失败的根由，汲取政治智慧，避免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局中一而再地重蹈覆辙。从妥协走向兵戎相见，表面上看起来或许只是一念之间、一步之差，根本上还是在不同阶段中，社会的强势集团缺乏妥协的诚意，总是想独占果实，不愿与他人、与其他社会力量分享社会资源。我们可以说，孙中山主张的“二次革命”断送了辛亥革命后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给袁世凯这个枭雄找到动用武力的借口，历史学家袁伟时对此至为痛心，认为孙中山的战略失误给历史造成了重大挫折。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放过对袁世凯以及他代表的军阀势力的批判，正是他们将孙中山们逼上了不妥协的暴力反抗之路。1946年春天，据说共产党决策层一度准备把总部迁到苏北，要走和平争取政权的道路了。接下来的事我们都知道，政协达成的五个协议全部成了废纸，国民党和共产党要在战场上分高低，联合政府的梦做到了尽头。其中，毛泽东代表的共产党锲而不舍地争天下，这一点当然也是不可回避的，但是，如果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政权如果真心诚意走和平之路，愿意与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各派政治势力妥协的话，共产党也未必能扭转这个局面，毕竟主动权在他们手里。   　　文明的进步，不同制度的转换，能不能以流血以外的办法来解决，20世纪60年代初，年轻的林昭在上海残酷的黑狱里，曾经思考过这样的问题。在她之前，包括胡适、储安平在内的几代新型知识分子也都深入地思考过这些问题，并尽可能地付诸了行动。当然，他们的努力最终未能扭转暴力角逐决定社会转型的古老模式。今天，麦天枢和《大国崛起》倡导妥协的理念本身没有错，我们不仅要大力提倡妥协，而且要将妥协意识转化到实践层面，但我们必须正视现实，弄清楚，今天，到底是“谁”不愿妥协？     上一篇： 转帖：中國大陸熱議香港選舉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5)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11月14日 08:34:38 　　 转帖：中國大陸熱議香港選舉 江迅     香港區議會選舉泛民大敗，前來觀選的中國大陸官員、學者大感意外，他們發現普選並不可怕，百姓可明辨黑白。對公民黨因脫離民意而慘敗，政治明星可一夕下台，印象深刻。   　　——————————————————————————–   　　一個叫李鎮西的大陸人，十月六日香港區議會選舉那天，正好在香港，他上街不時看到一些人在拉票，看到不少競選廣告。他在騰訊微博上寫道：這讓我一下感到，什麼叫「一國兩制」，內地何時也能這樣選舉。正在內地舉行的基層區縣人民代表選舉，難見競選廣告，也難見競選拉票。這條微博跟貼數百條：「這次香港區議會選舉，有效提名候選人創下歷史新高。何時能真正直選特區行政長官？台灣早就直選了，大陸何時能跟上香港，甚至能趕上台灣，“實行了民主好處多”」。     　　不過，也有微博寫道：「在週日的香港區議會選舉中，泛民主派慘遭敗北，給香港民主派致命一擊。這次選舉是民主政治價值觀在香港的一次重大挫敗。中國內地的民主鬥士們，你們有何感想？你們悲觀不？」「民主派的一次失利，斷言為民主政治的失敗，似乎過於偏頗了。香港區議會的政治權力與政治功能都極為有限。在選舉中，選民更關心候選人是否有社區服務的經驗和成績。區議會選舉的非政治性特點，決定了其並非不同政治理念相互較量的重要場所」。     　　來自北京、上海、廣東的一批學者和情況搜集機構人員，考察了香港區議會選舉全過程。七日，來自北京的一位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官員在與來香港考察選舉的多位北京學者餐聚時說，看來政治明星僅僅靠口號靠理念，是無法扎根選民內心的。激烈的抗爭路線與社會主流民意也越來越遠。十年內香港雙普選相繼實施，在整體政治格局中，如果缺乏地區依託，泛民主派很難與建制派抗衡。     　　香港這次區議會選舉，幾乎不見來自內地的傳媒採訪。香港大學教授、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錢鋼說﹕「記得四年前上屆選舉，內地媒體來採訪的記者不少，這次未見一人，倒是“準記者』，即港大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的學生活躍在現場，拍照錄影發微博。這對他們是有益的，因為內地真正的選舉，他們等得到。」     　　在北京的世界與中國研究所所長李凡長期關注世界各地的選舉，這次香港區議會選舉前三天，他就率領一批學者來到香港，考察區議會選舉全過程。七日，他接受採訪時說，香港區議會選舉，一批反對派政治明星遭遇滑鐵盧，泛民主派慘敗。包括民建聯、工聯會在內的建制派大勝，泛民主派表現不濟，建制派漁人得利，成為最大贏家，這出乎北京當局意料，來考察的內地學者原以為這場選舉平穩而波瀾不驚，沒想到還相當激烈。     　　他說，北京總是視普選為洪水猛獸。這次香港選舉讓北京看到一種希望：選舉並不可怕，普選並不可怕，百姓還是能明辨黑白。政府怕選舉，其實，從上層的角度看，只要把百姓的公共政策制定好；從社區的角度看，欺詐百姓的事少做，甚至不做，選舉就能贏得選票。正在舉行的北京區縣人民代表選舉，獨立候選人全軍覆沒，政府以各種手段，令他們一個都沒能成為正式候選人，何必如此恐懼，這說明政府心裏有愧，做了不少壞事，又不讓百姓說話。     　　李凡說，香港區議會選舉，泛民主派，特別是激進派慘敗。可見，不願跟政府談判，選民並不支持。人民力量上屆當選二人，今屆六十二人參選，僅一人當選，當選率僅百分之一點六，幾成笑話。社民連上屆當選四人，今屆二十八人參選，全軍覆沒，用香港俗語說「清袋」。這表明百姓不認同他們的做法，他們的言行難以得到選民認同。當下，香港人與內地人的關係越來越密切，香港人對特區政府有很多不滿，對中央政府在內地的施政也有諸多不滿，但他們並不希望與政府公開激烈對抗。民主黨上屆五十九人當選，今屆一百三十二人參選，結果四十七人當選，當選率達百分之三十五點六。民主黨只能算小輸，雖然平均得票率有所下降，下降了六點六個百分點，但主要是原本屬於民主黨新界東支部、專注地區工作的新同盟退黨而另起爐灶，令民主黨實力削弱，另一原因正是民主黨遭遇人民力量對撼和拆票影響，失去選票不是他們本身的策略問題。     　　李凡認為，選舉結果表明百姓不希望與政府鬥到底，民主黨在政改問題上與政府妥協，選民對民主黨還是給予同情和支持的。這次選舉結果表明，香港泛民主派亟需反思。香港百姓用選票表明，民主黨去年以來的策略是妥當的，與政府對抗到底的策略，香港人並不接受。公民黨、社民連、人民力量等黨派在明年的立法會選舉要取勝，就不得不考慮，政治就是要妥協，不妥協不叫政治。     　　他說，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政客，玩政治很嫻熟，每提出一個方案，心裏都在想，我能退後多少，你能要到多少，雙方提出任何一個談判方案，實際背後想的是如何妥協解決問題。絕對不妥協，絕對走不通，香港泛民主派，特別是激進政客問題很大，只懂嘩眾取寵，吵吵鬧鬧，將社會攪得周天寒徹，永無寧日。過於激進，說明並不會玩政治，只能街頭運動，肆意煽動暴力手段已激發不滿，百姓以手上選票予以懲罰，可見主流社會排斥激進路線。     　　李凡認為，公民黨那批精英總把自己視為道德高地標準，在「外傭居港權」、「港珠澳大橋環評」兩大司法覆核上，他們是始作俑者，表現越來越偏激，造成香港社會嚴重分化，帶來無窮後患。因此深受困擾而終於在選舉中栽倒。在投票政治中，選民想的是自己切身利益。從某種角度看，公民黨的這批律師精英與內地維權律師有相似的一面，以維護法治人權為名，這邊，百姓與政府有矛盾，衝衝殺殺，鬥來鬥去，律師幫助百姓辯護，律師也加入百姓維權，加入後自以為高人一等，指導你，領導你，而又往往對形勢作出誤判。香港公民黨也有這問題。相對而言，香港民主黨就好多了，他們有根，知道百姓想什麼，去年在政改問題上作出妥協，百姓中大部分人不想與政府激烈對抗，那些不願妥協的所謂「政治明星」以為自己抓住了社會的根，選舉結果表明他們錯了。香港泛民主派需要作大的調整，重新考慮如何面對選民。     　　湯家驊、李卓人、陳淑莊、李永達等一批立法會議員紛紛敗選。他們相繼落馬，雖有各種原因，但相同的一點是他們疏於地區基層工作。李凡認為，這些「政治明星」都鬥不過紮根地區多年的新銳一代對手，與這些反對派明星對壘的候選人知名度其實大都不高，但在區內有政績，工作紮紮實實，甘於做瑣碎小事，服務社區民眾。為居民辦幾件實事，哪怕只是小恩小惠，也勝過那些一味高喊政治口號的政客。地區工作就是社區服務，服務草根，這方面，泛民主派遠遠做得不夠。大打政治牌，提出的政綱大多與區政民生無關，只是不斷製造政治話題，這在選總統、選特首時或許尚有效應。正在進行的內地基層人民代表選舉也一樣，許多獨立候選人也沒有明白這一點，空喊民主、自由、維權，地區工作乏善可陳，與廣大選民還是有距離。一些獨立候選人在微博上表現激烈，微博還只是知識人玩的，草根等一般民眾哪會看你的微博，他們看重的是你能為民眾具體服務些什麼。     　　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學者張雪忠認為，對於此次香港區議會選舉，中央政府應如何看待「親北京」的建制派的政治勝利？也許最不該有的想法，便是將建制派的勝利視為自身的勝利。對中央政府而言，當前最重要的任務是制定一種切實可行的憲政安排，以便既能滿足香港市民的普選訴求，又能確保國家主權不受挑戰。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的內部政治保持超然立場，應是這一安排有效運行的前提。     　　需要民主才能維護統一     　　張雪忠認為，在上述憲政安排下，香港的不同政治派別可以在無損國家主權的前提下，進行公平的政治競爭。對於香港的不同政治派別，中央政府完全可以採取不偏不倚的超然態度，並由此成為香港民主政治的守護者。香港政治生活的進一步民主化，肯定會對大陸的政治生活帶來難以預料的衝擊。對此，中央政府當然要慎重對待。但政治從來都是一個不斷取捨的選擇過程。一個不能努力經受民主政治考驗的政府，遲早會發現，它實際上也無法有效地維護國家的完整與統一。■     　　【封面筆記】   　　衝破民主恐懼症心結   　　·香港親北京力量尋回群眾路線，在多元化的政黨政治競爭中大勝，衝破北京的民主恐懼症心結。   　　——————————————————————————–   　　沒有人想到，這是中國民主政治的里程碑。香港區議員選舉，親北京力量大勝，以秋風掃落葉的氣勢，壓倒泛民主派，贏得民意支持。那天開票到凌晨四五點，成為香港政治的最長一夜，也意外地成為中國政治改革的前夜。     　　這些支持北京力量的選票，衝破某些北京領導人的民主恐懼症心結——不搞三權鼎立，不搞多黨制等等……香港親北京力量正是在多元化的政黨政治的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取得巨大勝利。     　　這些巨大勝利具有巨大的意義：香港親北京的「建制派」不再是靠中央政府的「欽點」而取得權力，而是靠一張又一張的選票，贏得了香港社會的民望（mandate）。     　　而更重要的是，這次基層的民眾發揮了動員力量，投下了重要一票，讓建制派內部的票源展現了底層的心聲，也客觀上顛覆了親北京力量的財團路線，拒絕被地產霸權和金融霸權綁架。     　　這其實是回歸港共早在五六十年代的群眾路線——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重視組織的力量，發揮中共「三大作風」的優勢：批評與自我批評、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對於陳婉嫻、鄭耀棠、譚耀宗等香港工運領袖來說，這些都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也曾爛熟於胸，但近年也一度在香港的親中陣營裏成為飄遠了的記憶。     　　因為早在八十年代香港，北京對香港回歸的策略就是全力拉攏大財團和大富豪家族，也因此消除了香港這塊殖民地長期以來的反共氣氛，為回歸作出了重要的鋪墊。但這也形成了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忽略了底層的組織，工人的福利與權益都逐漸被淡忘。北京高官訪港，往往只是與財閥大亨握手言歡，不曉得深水?的「籠屋」為何物。這也和中國大陸近年的權貴資本主義發展同出一轍，彼此呼應。     　　但恰恰是在香港的地方選舉中，香港的共產黨勢力找回了老祖宗的法子，在組織戰中，必須深入民間，與老百姓共呼吸，凝聚群眾的力量，而不是空喊口號。而選戰和任何的戰爭一樣，不能臨時抱佛腳，而是要「平時如戰時，戰時如平時」，需要長期做好群眾的工作，急民之所急，才會贏得民心。這與泛民主派形成強烈對比。民主黨和公民黨某些政治明星空降地方，只有上綱上線的理想而不落實民眾利益，甚至是誤讀民意，在外傭居留權和大橋司法問題上，自鳴正義，與民意悖離，終至慘敗。     　　因而香港共產黨力量的成功，激勵北京政治改革。香港的勝選，展示用選票來贏得人心的光榮與夢想，煥發中共群眾路線再青春化的活力。香港工聯會的參選口號「撐勞工、為基層」，在議會政治的多黨競爭中，取得壓倒性勝利；中國大陸推動民主的政治工程，未來也肯定要面對真正全面民主選舉的洗禮，而不是當前的橡皮圖章「儀式」。香港可以，中國大陸也可以。香港選舉的贏家不僅是香港的選民，也是中國的十三億人民。■         上一篇： 温州最独特的是教会和商会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3)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