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 到底是“谁”不愿意妥协？

一篇旧文：

到底是“谁”不愿意妥协？

傅国涌

 
 　　还是从2006年冬天炒得沸沸扬扬的电视记录片《大国崛起》说起吧，该片总策划麦天枢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反复强调这个片子要传达给受众的就是“妥协”这个词：“我非常渴望让公众理解‘妥协’这两个字的社会价值和理性价值。西方这些现代国家的建立，其标志就是以理性的方式、妥协合作的方式，来探寻一种新制度，探寻社会利益分配的一种新形式。”
 　　在新一轮社会转型当中需要大力倡导理性和妥协意识，这一点，我完全赞成。我也希望能以协商的、和平的、渐进的方式顺利实现社会的转型，避免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社会震荡。“妥协”不是“投降”，不是谁向谁附首低头，而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承认对方的要求、愿望和利益。但，妥协并不是无原则的和稀泥，不是私下里的分赃交易，不是机会主义的技术。妥协是一种阳光下的搏弈，它意味着公开、平等、直接的对话机制，意味着每个人、每个社会阶层无条件地享有社会资源的权利，如同享有阳光、空气和水一样，妥协和理性是密不可分。这样的妥协，正是人权意识的重要基石，也是现代文明赖以形成的原因之一。
 　　麦天枢在这篇访谈中说：“今天既然我们确立了要现代化这样一个政治目标，要建立中国式的政治民主，无论这种政治民主是怎样的，它都不可能脱离社会的矛盾与冲突。解决这些社会矛盾与冲突，我们的目标也好，西方的经验也好，都意味着，不同利益群体的合作和妥协，是成本最低，代价最小的，效果最好的。有了这种妥协意识，才能寻求和成全一种妥协的制度，民主制度其实就是一种妥协的制度。没有这种普遍的社会意识，就不能支撑，不能养育，也不能维护一个试图妥协的制度。”
 　　这番话很中听，然而，“一个试图妥协的制度”毕竟只是一个画饼，迄今为止，这个制度压根还没有在我们生存的这块土地上诞生，所谓“试图妥协”不知从何说起？现在的问题，是谁“试图妥协”？是朝廷？是权贵？是掌握绝对资源优势的强势集团吗？从历史到现实，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往往是高高在上的强势集团不愿意与芸芸众生妥协，是朝廷不具备妥协的诚意，是习惯于赢家通吃的权贵们骨子里缺乏妥协意识。要学会妥协，逐步培养妥协意识，习惯妥协的思维方式，首先只有说服他们，让他们认识到，要想最终避免玉石俱焚的结局，实现双赢、多赢，就只能承认妥协。一般情况下，只有等到他们具备了妥协的诚意，妥协才有可能在现实中出现。至少到今天，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朝廷和它代表的强势集团“试图”和我们这个广土众民的社会妥协了，相反的信号倒是很多。
 　　那么，又是谁不愿意妥协？是普通知识分子？是毫无权利保障的弱势群体？是亿万为生存发愁的普通大众？一句话，是居于弱势一方的民间社会吗？即便他们“试图”和朝廷妥协，朝廷会予以理会吗？千千万万上访者的命运不就是最好的提示吗？在妥协问题上，弱者往往没有主动权，主动权是在强势一方。麦天枢批评中国知识分子“向来寻求最高的目标，无法达成合作”，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学会“只追求有限的、相比较而言次好的目标”。这里面实际上隐含着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无法”与谁“达成合作”？是朝廷吗？是他所希望的“强有力的中央权力”吗？老实说，在与朝廷的“合作”上，没有那个国家比得上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了，如果他们也配这个名称的话。那么，我不知《大国崛起》策划者的这番话矛头所向，到底指什么？
 　　妥协，如果是在朝廷能够掌握局面、秩序相对稳定时，往往容易成功，民间社会的要价不至于太高，双方达成有限的共识可能性更大，等到局面开始失控，朝廷的掌控能力大大削弱，再来寻求妥协，民间很有可能不再买帐，这时，他们的期望值已不是朝廷所能接受的范围，双方之间已无法形成共识。这一点，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已多次证明，清廷也好，国民党政权也好，他们先是不愿妥协，最后，到了大势已去、大厦将倾时，欲求妥协而不可得了。知识分子、大众同样都是在妥协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但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处境，要他们接受妥协实际上并不困难。换言之，在每一轮历史剧变和时代转型中，他们都不是达成社会妥协的障碍。
 　　“妥协”，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稀缺的因素，专制是不需要妥协的，因为皇位、至高无上的权力是唯一的、独占的、排他的，绝不容许他人染指和觊觎的，为了争夺皇位，父子反目、兄弟残杀都不是什么稀罕的故事。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妥协当然无从谈起。以晚清而言，改革的机会曾一次次出现，都是朝廷放弃的。1898年的百日维新本来是清朝走向自我革新的一次空前契机，不幸以流血告终。1901年以后的晚清新政到1906年开始“预备立宪”，如果立宪是真心的、有诚意的，而不是转移社会社会矛盾、自欺欺人的一种把戏，朝廷方面光明正大，真正让出部分权力，与新兴的工商业阶层和社会精英分享，这样做的话，完全有可能确立起近代的君主立宪体制，避开共和革命的冲击。然而，当时腐化堕落、贪得无厌的王公贵族都无意选择这样一种路径。于是，新政也罢、立宪也罢，都不过是权宜之计，妥协也就无从谈起。
 　　辛亥革命以后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南北和议，以清廷让位、孙中山辞职、袁世凯胜出而告终，我们难道能说这一幕不是妥协吗？
 　　抗日战争胜利后，通过重庆谈判走向政协会议，达成五项各方基本接受的协议，难道不是一种妥协吗？
 　　从1912年到1946年，相隔34年间，先后两次昙花一现的妥协曙光，都有可能把我们带入新的政治文明时代，然而，两次脆弱的妥协都以破裂收场，暴力和流血的闪电奔雷再次主导了历史演变的进程，这是历史的伤痛。
 　　我们可以研究、探讨这些历史的教训，从中寻找妥协失败的根由，汲取政治智慧，避免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局中一而再地重蹈覆辙。从妥协走向兵戎相见，表面上看起来或许只是一念之间、一步之差，根本上还是在不同阶段中，社会的强势集团缺乏妥协的诚意，总是想独占果实，不愿与他人、与其他社会力量分享社会资源。我们可以说，孙中山主张的“二次革命”断送了辛亥革命后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给袁世凯这个枭雄找到动用武力的借口，历史学家袁伟时对此至为痛心，认为孙中山的战略失误给历史造成了重大挫折。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放过对袁世凯以及他代表的军阀势力的批判，正是他们将孙中山们逼上了不妥协的暴力反抗之路。1946年春天，据说共产党决策层一度准备把总部迁到苏北，要走和平争取政权的道路了。接下来的事我们都知道，政协达成的五个协议全部成了废纸，国民党和共产党要在战场上分高低，联合政府的梦做到了尽头。其中，毛泽东代表的共产党锲而不舍地争天下，这一点当然也是不可回避的，但是，如果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政权如果真心诚意走和平之路，愿意与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各派政治势力妥协的话，共产党也未必能扭转这个局面，毕竟主动权在他们手里。
 　　文明的进步，不同制度的转换，能不能以流血以外的办法来解决，20世纪60年代初，年轻的林昭在上海残酷的黑狱里，曾经思考过这样的问题。在她之前，包括胡适、储安平在内的几代新型知识分子也都深入地思考过这些问题，并尽可能地付诸了行动。当然，他们的努力最终未能扭转暴力角逐决定社会转型的古老模式。今天，麦天枢和《大国崛起》倡导妥协的理念本身没有错，我们不仅要大力提倡妥协，而且要将妥协意识转化到实践层面，但我们必须正视现实，弄清楚，今天，到底是“谁”不愿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