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爱思想 | 许知远:迷人的新语言_

“他身材粗壮,像个工人,一点也不像知识分子”。在一个阳光充足的午后,崔卫平回忆起米奇尼克的身材、困惑的表情、结结巴巴的法语,还有他们在餐桌上一起唱起的波兰工人之歌。 她留着短发,面目清秀,一些时候,还流露着少女式的快活和敏感,这个人的、直观式的记忆碎片,似乎比喧嚣的思想与争辩令我印象深刻。 在过去的几年中,崔卫平是中国公共生活中的一个独特声音。在知识界,她以米奇尼克与哈维尔的翻译者著称,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她是一名文化、社会批评家。她分析中国电影的堕落、支持“草泥马”运动,鼓舞青年人的个体反抗,用她的自己话来说,这都是不断进行的“小型公共空间的演习”。 她也是一个处于模糊地带的“异议者”,她写公开信声援天安门母亲,签署《零八宪章》,这些触犯政治禁忌的行为在2009年冬天达到了顶峰,在刘晓波被判决后,她通过电话、邮件、传真访问了几十位重要的中国及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作家与艺术家,征询他们对这一判决的简短看法,把这些看法以第一时间公布到网络上。这一行动令北京政权尴尬不已。 她也为这些行为付出了代价。她的电话被监听,不能出国访问,不能出席北京的一些活动,在敏感的日期被监禁在家,而在诺贝尔和平奖公布那天,与朋友吃饭也成了问题。极权的元素依旧无处不在,中国社会却已不是僵死的铁板。她仍享有某种空间,继续在北京电影学院教书,在网络上发表文章,偶尔还能在漏洞百出的审查制度的缝隙里出版一本随笔集。 一些时候,她毫不扭捏地称自己是一名“驯虎师”,所作之事多少像是“与虎谋皮”。这只老虎不仅是现存的专制政权,更是一种普遍的绝对权力,权力的本性正是要扩张、吞噬。所以,她提倡的抗争也从不是狭义的政治权力与领域,更是要回到非政治世界,回到丰富、无限的人类生活,先有自我变革、社会变革,才有政治变革。 她这一系列行动的理论支持主要来自她翻译的米奇尼克,还有更早的哈维尔。这既是偶然的相逢,也有某种必然色彩。 对我来说,崔卫平吸引我的不仅是她的勇气与见解,更是她言行中透露出的浓浓的个人色彩。不管是在谈论公民社会、专制的邪恶或是人性的幽暗,她从未放弃个人的声音。不管她的理解是否足够深入与全面,你总感觉得到一个人不断地自我追问、怀疑,挣扎着了解这个世界。你感觉得到,她理解世界的过程与自我发现的过程,是平行、交织的两条线,它们相互缠绕与激发。 这与熟悉的知识分子的论述大不相同,不管是在批判、赞扬还是分析,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太习惯于从一个全能的视角出发,他从自己分析与批评的对象中抽身而出,既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又有免于责任的自我正确感。但崔卫平却坦然于自己的感受,在说起著名的电话征集观点的行动时,她说“自救”也是重要的原因。同是《宪章》的签署者,她不知道还有谁会成为下一个,明确地表明立场,倒是一种更有效的自我保护。 这种声音或许与她的女性身份、成长记忆、对文学的兴趣都有关。她出生于五十年代末,在文革发生时,她仍是小学生,这给予她特别的经验。父辈进入了五七干校,姐姐们则串联、下乡,而她则掉入了“历史的缝隙”,无力卷入其中,像是“腹腔中一截盲肠”。 这经验可能给予她双重的遗产。一方面,这赋予了她旁观者的身份,边缘使人冷静,免于集体的狂热,回归个人,另一方面,她从未经历过青春式的反叛,在一个少女准备对抗家庭的年纪,她一心期盼父母与姐姐的归来。我多少怀疑,她在过去几年中的活跃姿态,既来源于她内心的信念,也多少像是一次迟来的青春反叛,它带着某种欢快情绪。 她的成长与那一代的大多数幸运者相似。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她进入大学。她心智的成长与八十年代的启蒙气氛重合。她沉醉于克尔凯廓尔、卡夫卡、加缪、陀斯妥耶夫斯基所营造的语境中,他们描绘出的个人的脆弱与力量,表达出她的个人经验。一九八四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后,她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她嫁给了一位诗歌评论家,并开始业余写作。 语言与形式,总是最先吸引她的东西,对她来说,这也是理解自己与时代的前提。她感到最深的痛苦就是“不被允许开口的经验,被暗示自己的意见无关紧要的经验,被要求生活在无声世界中的经验”。 米奇尼克也是她这种寻找的一部分,他代表着一种描绘社会生活的新语言,是用来讨论和评估我们周围的世界,它也是一种“共同的语言”,促进不同利益、价值、立场的人们能在一个社会中共存、共处和共生的语言。 当找不到这种语言时,她就陷入了沉默,那种“日夜奔腾不息的大脑,不知道在想什么,也不知为什么”的感受。上一次这种强烈的失语感发生在一九八八年,她彻底沉浸自我的世界里,即使剧烈的政治、社会戏剧,她都隔膜在外,甚至人们在公共事件中的满足与兴奋,她也倍感怀疑。 这状态一直持续到一九九三年。中国社会、还有她生活的小世界又在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她多年的挚友身在海南,上午接到电话去看钢材,下午倒卖出去,第二天则贩卖彩电。这崭新的逻辑开始冲散知识分子群体。与之前的政治迫害不同,知识分子不用再下乡、关入牛棚,而是向他们敞开赚钱的机会。 在朋友留下一些的旧书里,她翻到哈维尔,另一位中欧作家。她对于作者一无所知,她后来说,倘若她知道这作者已成为一位总统,必定毫无兴趣翻阅,她似乎天然地厌恶权力。 她几乎一下子就被这本书征服了。她读到的第一篇是《沉默的解剖》。那是哈维尔写于一九八四年八月的作品,他剖析了捷克的异议者们面对出发点美好、却思维简单的西方人的复杂与无奈的感受。“他说出了我们感觉到的、却无法表达的东西”,她回忆说。 她被他的语言冲击,那里面充满着自我反省,在坚定的信念的同时、又是不断的怀疑。“因为我信仰。信仰什么?很难说,信仰生活,也许。”在随便翻开的一页上,她读到这一句,尤其是“也许”两个字。而在另一个段落,这个捷克人又写道,他不喜欢一种意识形态,对他来说,这个世界比这种意识形态所表达的要‘复杂和神秘一千倍’。 她决定把这些篇章翻译成中文,没考虑它是否会出版。对她来说,这也是个神秘的治疗,既是精神的、也是身体的。 她正患着肺结核,需要日照,她就趴在阳台上一个小桌子前,让阳光打在背上。她忍受着难以喘息的肺,开始翻译《致总统胡萨克博士的公开信》。 写这封信时,哈维尔也正处于一个难以名状的压抑时刻。这是一九七五年,距离“布拉格之春”已经八年。在六十年代宽松、自由、富有创造力的气氛嘎然终结后,先是一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昔日活跃的作家、诗人、编辑、艺术家清洁大楼与地面,在工厂里焊器件,做泥瓦匠。政府颁布了各种禁令,赤裸裸的谬论又占据了上风。 在这惊恐又精疲力竭的时期之后,一个致命的平庸年代到来。政府加紧了政治与思想的控制,却开放了消费世界,人们躲入到自己的私人生活,只关心食物、家具、车子、乡间的别墅,生活被降低到蔬菜和生物学的水平。个体尊严与公共精神的消亡,也意味着社会的冷漠、道德水准普遍下降。富有讽刺性的是,这个过程是以“正常化”的名义出现。 但这真是社会生活的正常化吗?哈维尔意识到,这种气氛腐蚀了社会肌体、也侮辱了个人尊严,把人弱化成低等的消费动物,抽空了他们的道德与思想维度。他这样形容这条“正常化之路”——“迄今为止,您和您的政府为自己选择了一条轻松自如、但对社会却是最为危险的道路: 为了外表形象而使内部腐败的途径;为了不断增强统一性而使生活死水一潭的道路;为了微不足道地保护你们自己的权力的理由,而加深我们社会精神和道德的危机,以及无休止地损害人性尊严的道路。” 公开信轰动了整个捷克社会,人们私下抄送、传阅,它刺穿了笼罩在人们心头的沉闷气氛。它也是哈维尔的自我治疗。他的内在流亡已进行了好几年,他躲进山间的别墅,在啤酒厂做一名工人,他仍写作剧本,但这种载体,那种轻快的、嘲讽的、对话式的表达,既不能在新现实中生存,也难以诉说出新的时代精神。 内省的、分析的长篇散文,似乎是一种更适合的体裁。他感到呼吸都轻松了,因为不必再拼命压抑心中真理的声音,他的腰杆也挺直了,没人再可以谴责他毫无作为。更重要的是,一种新的抗争哲学也逐渐形成——“不再等待世界自身去改善,而是开始使用自己的力量去参与那个世界,或至少可以表达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一名捷克异议者二十年前的声音,打动了一名北京知识分子。崔卫平几乎感觉得到思维在大口地深呼吸,头脑中的碎片重新组合起来。她着迷于哈维尔的平衡感,是细节与整体气氛、理性与感性、局内的深切与局外的清醒、行动者与思考者的平衡。个人尊严是这一切思考的出发点。 她或许感到,中国也在进行一个“正常化过程”,中国社会也在上演另一个哈维尔所描述的荒诞剧。“我们公开地被贿赂”,人们在“阻力最小的方向上释放自己的能量”,有意忽略、最终遗忘在精神上、道德上、人的个性发展及尊严上被侵犯的程度。 她最初的篇章是以打印稿形式示人的,大约五十份,在朋友圈子中流传。毫无疑问,它震惊了他们。但在这新的时代气氛中,这声音不管多么迷人、富有穿透力,注定是微弱的。大多数人正激动地迎接经济时代,它其中蕴涵着无穷的自我满足与自我欺骗…… (作者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2011-7-1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学术综合 > 学人风范 > 当代学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987.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作者博客,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许知远:时代的稻草人 许知远:迷人的新语言 许知远:重新想象印度 许知远:怎么办与说明书 许知远:“我教育了他” 许知远:“我教育了他” 许知远:暴力的诱惑 许知远:独特性的诱惑 许知远:中国教育的溃败 许知远:新一代人的挑战 许知远:庸众的胜利 许知远:内在的自由 许知远:收音机到互联网 许知远:梁启超的感慨与金融危机 相同主题阅读 许知远:迷人的新语言 徐贲:崔卫平:公民知识分子的选择 傅国涌:崔卫平:永远的“水木年华” 崔卫平:皮鞭、制服的唯美 崔卫平:布拉格精神 崔卫平:被剥夺者是危险的 崔卫平:我们自身的限制 崔卫平:面对强权和悖谬的世界 崔卫平:从背后袭来的问题 崔卫平:业余政治的时代即将到来 崔卫平:步入写作的恐惧 崔卫平:积极生活 崔卫平:阁楼上的疯男人 崔卫平:承担作为一个犹太人的重负 崔卫平:拥有另外一些经验 崔卫平:站在失败者这一边 崔卫平:为什么是伪问题 崔卫平:为阿伦特一辩 崔卫平:赫伯特:站在现实和虚构之间 崔卫平:“你将以眉尖滴下的汗水换取温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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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傅国涌:中国更需要哪种知识分子?

傅国涌:中国更需要哪种知识分子? ● 傅国涌 ( 进入专栏 ) 【周辅成先生是1911年生人,今天收到北大出版社新出的《周辅成文集》2册,沉甸甸的。两年前,北大三位老教授周辅成、季羡林和任继愈先后谢世,季、任的身后哀荣和周先生的冷清让我心有所感,写了一篇小文。】 ……98岁的伦理学家周辅成先生,他在2009年5月22日谢世后的冷清和寂寞,举国媒体的沉默,评论家们的缺席,我只在北大哲学系的网站上看到一则讣告。原因何在?当然不是周辅成先生的学术成就不够,作为中国伦理学这个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倡导者,北大哲学系的资深教授,他在专业上同样有出色的贡献,他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主持编译的《西方伦理学原著选编》、《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西方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有关人性论人道主义言论选辑》,给国人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精神资源和思想火种,受惠的不仅是那些专业研究者。就因为他追求浩然独立的人格,就因为他的良知常常悖逆官方的意志,他成了官方不喜欢的人,很少在媒体露面,从而被这个蝇营狗苟的所谓主流社会刻意遗忘了。周先生的关门弟子、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万俊人曾在电话中向四川的肖雪慧老师感叹:葬礼太简陋了。周先生当然不会在意葬礼的冷清,更不会把官方的奖赏当作宝贝,他有自己的价值尺度,有自己的评判标准。生前的荣誉、鲜花和掌声他尚且毫不在乎,何况身后。 说到底,真正值得举世尊敬的是周辅成先生,因为他保持了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品质,不仅是私德上的无瑕疵,更重要的是他身上体现出来的公德心,他向一个杀害无辜的强权说不,他为一个现代中国仗义执言,他为那些有理想、有才华的学生、后学的不幸遭遇而忧心。他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一个坚守道义立场的人。上世纪80年代初,当他的学生胡平因参与区人大代表直选,并以力倡言论自由被北大选民选上之后,却遭报复,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他以七十多岁高龄乘公共汽车在北京城里四处奔走,为学生联系单位。因此招来有关部门这样一句话:“胡平自由化,他的老师比他还自由化!”西南民族学院的肖雪慧老师因卷入89年的民主浪潮而身陷囹圄,1991年出狱不久,她竟意外地收到了周先生的明信片,她为此而深感温暖,此前他们之间并无交往。肖老师告诉我,长期以来,周先生对她一直关心有加,为她的遭遇深为不平。 1996年12月,周辅成先生在其著作《论人和人的解放》后记中写下:“知识是可贵的,道德是可贵的,文化也是可贵的。这些都是人民艰苦奋斗、用血汗换来的成绩。切不可算在名利熏心的‘英雄豪杰’们的账上……我佩服古往今来站在人民一边,捍卫人民的权利与人格的有良心的志士们的气节与灵魂。我手中只有半支白粉笔和一支破笔,但还想用它来响应这些古今中外贤哲们的智慧和勇敢,向他们致敬。”他自己同样保持了这样的气节和灵魂,可以毫无愧色地进入古今中外贤哲的行列中。在北大朗润园他家的墙上,有一张他亲手书写的条幅:“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他以孟子的这番话自励,实际上,他不仅做到了孟子所谓的大丈夫,而且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一个不义的强权面前,他始终没有低下高贵的头颅,保持着独立的批判,努力发出不苟合的声音。 如果说20年前的那个春天,呼吁民主是当时的风气,周辅成先生在要求释放魏京生等良心犯的公开信上签名没有多大的风险。那么,在1995年,经过血腥的“@@”大杀戮之后,多少人被淋漓的鲜血吓破了胆,在知识界盛行犬儒主义,人们纷纷选择明哲保身的大趋势下,他在许良英先生起草的《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公开信上签名,就需要足够的道义勇气,在这份公开信签名的人包括王淦昌、楼适夷、杨宪益、吴祖光等在各领域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曾引起强烈的反响,也让杀人者大为吃惊,当时离“@@”不过6年。如果放在历史的天平上,不是以现实利益的得失来权衡的话,他们在一个人权缺乏保障的时代,为每一个个体生命的人权大声呐喊,为一个古老民族的文明进步而承担自己的责任,不仅大大彰显了人格的力量,而且呈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公德层面的担当意识。替学生看一次行李虽也可以成为茶余饭后的美谈,但不可与此同日而语。 同为穿越了20世纪无数风云变幻的学术老人,三个人身后哀荣的巨大反差,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到底更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固然我们需要各个专业领域都能出现私德无愧的专家型知识分子,对他们的贡献同样要给予足够的评价,但是,我们更需要周辅成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光在专业上有卓越的建树,并且热切地关怀社会,不因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掌握了现实权力而屈膝,持续地捍卫自己的独立选择,一如既往地保有纯洁的良心,承担自己该承担的一部分,哪怕为此而“因故退休”,哪怕因此而被边缘化,被官方所冷落。如果一个民族,毫不吝啬地把最高的荣誉都献给了那些被官方认可、受官方肯定的文化人,跟在官方的屁股后面乐颠颠的,丝毫也没有意识到被愚弄、被导向了,完全忽略了那些真正值得我们尊敬的知识分子,那才是最大的悲哀。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深信,最后挺立在精神史上的将是周辅成先生这样的民族脊梁。毕竟,官方的荣誉归官方,历史的荣誉归历史。 进入 傅国涌 的专栏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思想库 > 学者文库 > 历史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715.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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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没有一家当代杂志还有民国遗风

没有一家当代杂志还有民国遗风 ——傅国涌答《传媒青年》 作者:傅国涌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1-6-24 本站发布时间:2011-6-25 11:01:05 阅读量:5次 那是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个最坏的时代。 杂志民国里的时代,民国杂志里的思想,多是我们今天都无法企及的,那些飘散在历史中的碎片,那些浸透着文化和思想,饱满着精神和气质的风骨,令人向往不堪却又难以追寻。 《传媒青年》:您最喜欢的民国报刊杂志是哪一家,原因是什么呢? 傅国涌:如果只能说一家,我最欣赏的当然是1926到1949的《大公报》。在报业史上被叫做新记《大公报》。《大公报》是1902年开办的,1926年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以新记公司的名义接办,在他们手里,《大公报》成为中国新闻史上最成熟的报纸,也成为媒体行业里的巅峰,目前没有一家报刊杂志可以超越它的水准。根本原因在于,这家报纸创造性地提出了四个“不”,“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而在这之前的中国报刊,还没有哪家这么概括性地的提出报刊媒体所应当承担的责任。这四个“不”从根本上显示了其创办方针的独立性。具体说来,它的精神实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官方权力的独立,二是对大众舆论的盲从。然而一家商业报刊创办所讲求的是销量,大公报不以这一点为根本考虑方案,更加体现出了它的不凡。 《传媒青年》:您最推崇的民国报人是谁? 傅国涌:张季鸾。因为就是他把中国报业推到了最高峰。他写的评论迄今为止评论界无人能超越那样的水准。其评判的准确性深刻性,以及对问题的见解独到,达到了完美的结合,从中很难看到瑕疵,尤其是他对中国时局的深刻认识和准确表达。在他主持《大公报》的1926年到他去世的1941年,这15年的时间里,写了大量的评论,这些评论直接针对当时的重大政治问题,而且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对舆论产生了正面的影响,且直接影响了时局。他写的另一种文字并不是就某一个事件进行评论,而是分析大时代里的整个民族的命运。迄今为止,仍是中国评论史上的标本,言论史上创立规范的标志。除了评论文字以外,他在编辑组稿方面也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传媒青年》:您觉得民国气质是一种从容不迫与静水深流?(语出其博客)那这种气质如何体现于民国报刊与报人的灵魂中呢? 傅国涌:静水流深,可以说是民国气质里的一个方面。但民国报刊的气质有他激进的一面,因为那个时代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年代。有其包容性。 《传媒青年》:我是一个中文系的学生,在学校里耳濡目染听闻的更多是:民国报人身上的气质都带有很强的烈性。对,就是烈性这个词儿。这两种腔调矛盾吗?您怎么看。 傅国涌:民国气质,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包容性。既容纳了鲁迅的烈性风格,也容纳了胡适那种平淡、温和的普世价值,当然同时在报刊上也呈现了像周作人风格的小品文,也有张爱玲的风韵,沈从文的格调,与蒋光慈的激烈。然而经过百年沉淀,在民国年间,从容不迫静水深流成为那个时代人最向往的生活方式。 但当时,就是提倡包容,比如激进的左翼、无政府主义与温和的自由主义可以共生。李大钊是共产主义者,而胡适提倡的却是自由主义,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生活中是朋友。即便政治立场不同,在生活上可以共事,这在当时太普遍了。民国战乱动荡,但另一面文化上的中西碰撞所产生的开放性、包容性,使得即便是国民党一党专政时代,敢于说真话的媒体到处都是,报纸杂志像《大公报》《新民报》与《文汇报》这些著名的报刊都依托那个年代的土壤而生存。 《生活》杂志曾经一度偏左,依旧顽强地成为销量冠军。而在国民党垮台前的《观察》,最高销量也达到十多万份。而更大众化的《良友》画报,也是当时任何一家政府报刊说不能企及的。 《传媒青年》:您在您发表的文章里曾经提到过“公民语言”这个概念。摒弃奴性,不趋炎附势,以一个真正公民的身份为民众说话,并且说的是实话。这样的精神气儿在那个时代体现在报刊杂志上的例子大概比比皆是。然而当下媒体中,无论是专业时评还是新闻报道,处处体现了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作风,真正用平实但鞭辟入里的语言为民众说话的不多。您觉得,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 傅国涌:首先是时局的原因,使得长期处在黑暗中的知识分子,慢慢被黑暗所吞噬,同化了,连自己也发不出亮光来了。不过,其实就算在在最没有自由的空间、年代里,只要内心有公民的价值,内心有公民的诉求,内心有担当,还是能用自己的那一套功能语言的,尽管打了折扣。当然今天我们通过互联网,以及部分报纸的部分栏目,也能看到作家的公民语言,不全是用奴才式的、用传媒语言来表达的。当然这样的声音弱了一点,小了一点,还是有所作为的。 《传媒青年》:人们人们常常说,相忘于江湖不如相望于江湖。那个年代我们常常看到,在同一份期刊比如《语丝》,只一期里就有着林语堂、周作人与鲁迅激烈的论战,也有俞平伯与郑振铎君子争论;不管是彼此矛盾以至顾颉刚、钱玄同的抵抗,还是政治、同仁、商业的纠缠;我们看到的是,这背后,包容着多少自由的论争,和最后如送战友般的结束,您能再为我们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吗?您觉得我们今天还需要这样的论战阵地吗? 傅国涌:民国时代,有很多的事情并没有那么美好。如鲁迅和顾颉刚,鲁迅对顾颉刚始终有鄙视挖苦。我先举一个你说的例子,像陈独秀与胡适,陈独秀坚持革命道路,胡适则选择了思想与文学启蒙。但是当陈独秀被捕,每次都有胡适为他呼吁,为他奔走。尽管政治立场不同,但是不妨碍朋友之间的情感。整个民国,不但是政治文化名人之间,普通人之间也有即便政治立场不同但是惺惺相惜的例子。那个年代的互相对立,比如鲁迅和周作人,都是私人因素。鲁迅说:一个都不宽恕。所以他对陈西滢、梁实秋等都是非常刻薄。而今天看来,鲁迅并不是完人,并不都是对的。民国文化并不是以鲁迅为中心,鲁迅作为“文化旗手”占据的平台还不如张季鸾,因此我们今天获得的信息不对称的,真正要理解那个时代,看看当时的报纸,有很多激进的声音不占据主流,而胡适、张季鸾才是真正的主流。张季鸾为当时的人说话,在新闻与言论史上的地位无人能及。 《传媒青年》:当代的媒体中,哪一家最具有民国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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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傅国涌:1945年的延安见闻:一个“陋”字

1950年,左舜生在香港回忆往事,写下了一册薄薄的《近卅年见闻杂记》(感谢陈正茂兄赠我此书),记录了他“五四”以来的亲历亲闻。1945年7月,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左舜生和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等六个参政员访问延安,并不代表参政会,更不代表政府,只是他们的私人行为,他们乘坐的飞机是美国提供的,赫尔利大使认为他们此行有益于改善国共关系。包括毛泽东、朱德在内几乎倾巢而出,亲自到延安机场迎接,“态度相当亲切”,还有二三百个老百姓远远地站着,以好奇的眼光看着这些天外来客。 左舜生在延安接触到许多人,在他看来丁玲虽然老了,但仍十分健谈,正是从丁玲那里,他了解到了延安实行的供给制,“他们的党员和公务员,都是实行彻底的配合制,自一切日用必需品乃至文人的稿纸和妇女用的月经纸,都是由公家配给的。病人与产妇和婴孩,还可能酌配鸡蛋牛奶之类。他们吃的是大厨房的大锅饭,只要凭着一种饭票子,走到任何一个机关去吃饭都不必付钱……不过他们还是有一种保健饭,营养的成分要高些,这是为少数特殊人物而设的。他们的每一个工作人员,每月仍可领得极少数的钱,文人写稿子,也可领得若干的稿费,这些都是可以自由使用的。延安有一个小小的市场,有各种杂货店,还有几家小馆子,可以自由买卖,自由吃喝……” 在他眼里,朱德是一个老实而朴素的军人,貌似李宗仁,而稳重过之。他和彭德怀一起吃饭时,一桌都是湖南人,他问了一个问题,“假定有一天你们的环境变了,你们有什么方法保证你们的一切做法不会变质?”彭说:“假定政治不能民主化,即老百姓不能过问政治,政治又不能约束军人,我想每一个军人都是会要变成军阀的!”其实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他看了几个人的家,周恩来的家里最整洁,虽然是一个窑洞,可是窗明几净,图书摆得整整齐齐。经他们要求,还看到了王明的家,除了一床一桌,几张矮凳以外,什么也没有。在他看来,王明懂俄语、有常识、能演说,在参政会上颇能表现出一种斗争精神,如今,“已经是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什么英雄气概也没有了”。与王明的住处相比,他在“少年中国学会”时代的老朋友张闻天桌上多了一部电话机,还摆了几本书,“张少年时也是英气勃勃的,这个时候居然变得规规矩矩,不敢放言高论了。”他见到时任《解放日报》社长的老熟人秦邦宪,问及:“你回到延安来怎么胖了许多?”秦想了一想,这样回答他:“我们在这里不要用什么脑筋!” 离开延安前一天,毛泽东要周恩来通知他和章伯钧两人,到枣园去吃午饭,并做一次长谈。毛泽东是他年轻时就熟悉的,他们从上午一直谈到下午四五点钟,谈话的内容十分广泛,不仅谈到《水浒》、《红楼梦》,连他的《万竹楼随笔》都谈到了,就是这一次,毛泽东不无激动地说:“蒋先生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还说:“我这几条烂枪,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国人打,第一步我要把赫尔利赶走了再说。”他说:“毛有这一股子湖南人的蛮劲,我是早知道的,所以并不觉得奇怪。”他以轻描淡写的口气问:“假定蒋先生约你到重庆去谈谈,你去不去呢?”毛泽东的回答很爽快、也很自然:“只要他有电报给我,我有什么不去?”本来他想见见江青,说她正在生病,不能见客。 虽然政治观点不同,但他在总结五天延安之行时说,“我承认他们是在那里苦干,关于组织训练,他们十分注意;生活安排,也另有一套办法;像延安那样一个贫瘠之区,他们居然能够胼手胝足创造出许多为生活所必需的东西,也算难得。”回到重庆,他跟朋友说起延安的见闻,尤其强调两点,一是,“他们军人的质素要比文人的来得好,依于组织的力量,军人可能接受文人的领导,决不是假的”;二是,“他们的党员和公务员的生活,相当的和老百姓接近,因此他们没有脱离群众。” 当然,以他史家的眼光,他当然同时看到了延安的缺陷,概括为一个“陋”字:“他们处在那样一种环境,天然的只能‘孤陋寡闻’,也只好‘因陋就简’,可是一个不幸的机会来得太快,就要他们统治全国,就逼着他们参与世界问题的解决,于是乎他们不能不‘一边倒’……更不能不以屠杀为统治全国的最高政策,凡此种种,其病根何一非从一个‘陋’字出发?……”短短几天,走马观花,但他有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判断,尤其对同龄人,又同为湖南人的毛泽东。 相隔仅仅四年,延安窑洞里的那一席谈话如在眼前,而历史已发生巨大的变化,延安窑洞的主人登上中国乃至世界政治的舞台,左舜生禁不住感叹,这机会来得太快了,快得恐怕连当事人都没有想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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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总是有人威胁我们的政权?

【温家宝:一个解放思想的民族才是有生机、有希望的民族】 温家宝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崇尚理性、勇于探索、追求真理,这是科学技术与生俱来的禀性,也是科学精神的实质。科技不仅是知识和技能,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个具有科学精神的民族,才是真正有生机、有希望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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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对抗互联网审查:在浏览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时,按下下面这个开关按钮,为全世界想要自由获取信息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桥梁”。这个开源项目由蓝灯(lantern)提供,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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