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之路

        在香港，过去这两年，80后青年的社会运动成为重要社会现象。他们反对建立香港到深圳的高铁、保卫这条高铁经过的农村菜园村，几千人围住立法会，几十人下跪苦行，希望唤起社会关注。这些冲撞与反抗震惊香港社会，让学者和媒体纷纷寻找各种解释，为何原本以为比较自利、冷漠的新一代，竟然掀起香港社会的巨大骚动。 　　这个80后/七年级生现象也正在台湾发生。 　　1980年代时，随着整个社会力的解放，各种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开始冲撞体制，校园中也出现学生去争取学生权益，或者走出校园参与社会和政治运动，到1990年3月，在中正纪念堂的野百合运动为最高潮。此后，大规模学生运动逐渐退去，许多人开始说学生运动已死。 　　到了2000年以后，当这些成长到20岁的80后进入公众视野，人们开始说他们是不能承受压力的“草莓族”，或者说是不行动只会在网上发牢骚的网民，说他们更现实、功利，不重视严肃的思考。 　　这个说法有事实也有迷思。 　　首先，在1990年代，随着台湾逐渐建立起形式民主、早期反体制社会运动的日益制度化与专业化，以及伴随着消费主义的强大支配力，1980年代大规模的反抗风潮似乎只成为浪漫乡愁。以往，反对者可以把所有问题都认为是长期执政的国民党的罪恶，但现在对新一代的青年来说，抗议的对象不再如此简单，问题更为复杂，但这当然不代表社会矛盾真的减少，而是需要更深刻的反省与思考。 　　再者，这个青年世代的确在某程度上比20年前更轻盈，但这不是专属于这个世代青年人的特质，而是当前整个台湾公共领域的病症，台湾的公共领域尤其媒体日益苍白贫乏，八卦娱乐化。我们必须自问：现在台湾主要媒体提供多少思辨养分给年轻人？当很多人说现在的学生缺乏历史感时，主流媒体又有什么历史感？20年前虽然信息相对稀少，但是有更多深刻讨论问题的报纸版面和思想性杂志。 　　当然，这是一个网络时代，因而主流公共领域之外存在更多另类的公共领域，让有心的年轻人更能接触到广泛而深刻的信息与知识。这也使得上述的结构性困境有了一个出口。 　　而事实上，从1990年代初期至今，校园中从来不乏关心或从事校园改革或社会实践的学生。而从六七年前开始(也正是网络开始普遍时)，更逐渐形成一个新的“行动主义”青年世代：先是有一批年轻人开始守护乐生疗养院的行动(这个疗养院是一个住了一批麻风病患并具有文化古迹意义的场所，政府为盖“捷运”要拆迁)，令人意外地吸引大批年轻人参与，并逐渐形成一个行动网络。然后2008年年底爆发“野草莓运动”，几百人从坐在“行政院”到在自由广场埋锅造饭，要求修改台湾过时保守的“集会游行法”。 　　此后这几年的社会运动都可以看到一批批积极的年轻人投入，尤其是这几年火热的农村议题和环境议题，如反对农业再生条例对农业的伤害、反对中部科学园区对环境的破坏、反对国光石化工厂对环境与食物的污染等等，这批青年行动者已经成为这些运动的街头前锋，或是深耕社区的草根工作者。 　　例如在今年1月底的寒冷冬夜，成千上百的年轻人在台北的“环境保护署”外举办守夜抗争晚会。他们唱歌、演讲，并在晚会结束后就地举办分组环境论坛，谈着白海豚与湿地，谈着土地正义，谈着台湾的环境愿景，直到凌晨在路边的人行道上睡去。这场活动的组织者是“青年反国光石化联盟”，就是一群以80后为主的年轻人。 　　这不是一个特例，而是这几年台湾公民运动的一个重要现象。在此之前，既有的社运团体和NGO是各种社会运动的行动主力，学生大多只是参与他们组织的活动。但这几年这些大多不属于特定社运团体的年轻人，却在这些重大议题上扮演了与既有的NGO携手并进的角色。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是网络的兴起，让这群年轻人可以透过网络连结起来，并进而产生行动，而不用像以往必须依靠NGO团体作为主要协调的组织机制。 　　1960年代曾有一首歌曲《时代正在改变》成为那个时代台湾青年运动的经典歌曲，而如今听来竟是如此贴切： 　　“政客们，请注意人们的吶喊/不要在阻挡在路上……一场战争正在外面进行/愤怒地进行/并且将撼动你们的窗和墙/因为时代正在改变／／父母们，不要批评你不了解的东西/你的儿女已经不是你能掌控的……如果你不能伸出手帮忙，那就不要成为变迁的阻碍……” 　　(张铁志，台湾作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原文： 点击 附：维基百科： 野草莓运动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3/29.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都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本文来源于《新世纪》周刊 2011年第11期   张千帆         虽然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了人大常委和国家机关职务不兼容原则，但是兼任现象屡屡发生。据报道，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江不久前当选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而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章猛进，在2007年2月、3月期间兼任常务副省长；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蒋作斌，在2010年9月至2011年1月间兼任湖南省发改委主任。 　　无论是常务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还是省发改委主任，都是十分繁忙乃至“日理万机”的职位；人大常委也是十分繁忙的工作，更不用说常委会副主任。除非有“三头六臂”，一个人不可能把这样两份工作都做好。更严重的是，兼任造成权力过分集中，显然不利于人大对其他部门的监督。尽管这种安排可能仅存在于领导干部们“退居二线”前后的过渡阶段，但是，无可否认，这种兼职状况直接违反了宪法的明确规定。 　　从纸面的规范形式上看，中国人大制度和以英国为代表的“议行合一”模式似乎比较相似：英国奉行“议会至上”，首相和内阁成员必然都是下院议员；中国各级人大则是宪法上的“权力机关”，党政领导多为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 　　然而，中英类比到此为止。中国的人大常委会是同级人大的常设机构，具备独立立法权，在英国找不到对应物，而人大常委不得兼任国家机关职务。现行宪法第65条、103条分别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县级以上各级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和普通人大代表不同，人大常委更为专职化和专业化。人大每年只开十来天的会，人大常委会则一般每两个月就开一次会；和人大不同的是，人大常委会确实是一个“常设”的立法机关，多数人大常委还兼任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职能定位，决定了它不能和行政与司法职能兼容。宪法的前述规定，体现了国家职能科学分配的要求。 　　更重要的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还承担着监督国家机关的使命，而兼任必然使监督流于形式。众所周知，按照中国现行的宪法框架，“一府两院”（政府和法院、检察院）由同级人大产生并对其负责，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同级政府具有监督权；在人大闭会期间，人大常委会代行部分补选与罢免等职权。如果人大常委都由国家机关干部自己兼任，宪法规定的监督机制岂不蜕变为官员自己选自己、自己罢免自己、自己监督自己？ 　　中国推行法治建设已有30年，“依法治国”“法治国家”等理念入宪也有20余年，而法治的真谛恰在于他律而非自律。现实存在的大量贪官的事实充分表明，官员不是圣人，而是和普通百姓一样会犯错犯法的凡人。既然如此，约束官员就不能只靠道德自律，必须依靠通过制度实现的他律，民主与法治就是实现他律的主要制度。 　　法治的基本要素是独立与公正司法，法治精神强调“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否则必然发生自我偏袒。同理，民主的基本要求是选举人与被选举人、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相分离，至少被监督者不能兼任监督者，否则宪法规定的选举和罢免等监督机制必然只是徒具其表的形式。 　　要想让人大常委切实履行监督职责，就不能给他一顶受制于人的“乌纱帽”。只有当他是一个不依附于行政任免的专职委员或从事独立职业的兼职委员，才有可能有效监督那些和他个人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相关领导。 　　事实上，同样的逻辑不仅适用于人大常委会，也适用于各级人大。虽然宪法没有明确禁止官员兼任人大代表，但是如果兼任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必然会削弱人大监督的力度。这和英国的“议行合一”逻辑并不矛盾，因为“议行合一”的本意是让议会多数选举产生内阁并监督内阁的运行，而兼任部长的议员毕竟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议员都是没有任何行政或司法职务的专职代表。而更关键的是，英国议员的产生具有严密而严格实施的选举机制保障。 　　目前，中国各级人大代表中的官员（包括党委、行政、司法机构的官员等）比例普遍过高，通常远高于50％。而首长、书记往往都是坐在主席台上的人大代表，开人代会就好比开党委或者政府工作会议。在这种状态下，身兼数职的人大代表如何能按宪法要求有效监督自己的上级领导？ 　　要从根本上扭转人大监督不力的现象，让人大切实履行宪法规定的职责，必须有效限制人大代表中的官员比例，并杜绝人大常委兼任官员的现象。例如，中央应统一规定，各级人大代表的官员比例不得超过50％，并应逐届降低到30％以下；同时，为了防止官商勾结，应公布并限制代表中的企业老板比例，把更多的代表名额分配给普通工人、农民、农民工等底层人群，因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大多数。 　　最重要的是，必须规范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选举，让人民选择真正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代表。李江等人之所以能以违反宪法规定的方式当选人大常委，根本原因仍在于选举不规范。如果人大代表确实是由多数人的选票产生的，人大常委也确实按照规范的选举机制产生，那么人大代表中官员比例过高的现象马上就会自动消失，李江现象也将随之消失。 　　 作者为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3/27.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新世纪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本文来源于《新世纪》周刊2011年第12期 梁文道 　　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事故以来，不只政府当局和东京电力公司的发言前后不一，就连名牌学府的专家也都互有矛盾。一般百姓就更加不知如何是好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这样建立在一些我们大部分人都并不懂得的技术之上，所以谣言的流行也是正常的反应了。 　　我想说明的其实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在核电问题面前，任何言论都该慎之又慎，特别是主事者，特别是在这么巨大的危机发生之后。就在福岛核电厂发生泄漏之后的第二天，就在德国几万人举行了反核集会的同一日，中国有位环境管理的官员公开表示：中国发展核电的决心和发展核电的安排不会改变。这番话后来也被官方的新闻网站删除了，大概发言人和政府自己也觉得不太妥当。我无意追究这番话的言责，但我非常好奇：他为什么会说得出这样的话？以时间来看，他和环保部的一众专家官员，应该来不及在一天之内就得到福岛核电事故的完整资料，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就完全成了中国核电计划的相应检讨。换句话说，这番言论发表得一点也不科学，极可能是在资料不足、分析不周的情况下的“第一反应”，是理性研判之前的纯粹表态。 　　这个问题之所以值得拿出来谈，是因为我时常在各种领导（包括商界领导）口中听到类似的话，比方说“我们坚决……”“我们有决心……”“我们的意志不动摇”。这些话的共通点在于一种坚决意志的表达、果敢决心的展现。好玩的是这些话往往说了没多久，那些要用决不动摇的意志所达致的目标却已经悄悄生变，我又听到他们又以同样的意志和决心，追求另一种和之前几乎全然相反的目标了。早知收集情报和思虑研究的工序不够精详，当初又何必硬是要表达出一副勇往直前绝不退缩的样子呢？ 　　我发现当下似乎有种迷信，迷信意志的胜利，迷信愚公真的可以移山；因为许多人（尤其领导）都很喜欢把意志和勇敢挂在嘴上，而且说的时候气势雄壮，惟恐别人觉得他软弱怯懦。假如这种现象只是局限在官场和商界，也就罢了，毕竟那是一片弱肉强食的原始丛林，光是叫人觉得自己身上带伤，就已足够致命。有趣的是，就连某些平民百姓也会在一些事例上显现出类似的情绪倾向，而且还是一些几乎完全干涉不到己身利益的事。 　　去年8月，朝鲜忽然炮轰韩国延坪岛，朝鲜半岛局势处在一触即发的危急关头。我在新浪微博和各大网站的时事论坛上走了一圈，发现除了忧心中国会被拉下水，或批评朝鲜当局不够理智的主流意见，原来还有一些网民相当赞赏朝鲜主动挑战的态度，而理由居然是“朝鲜好样的，说打就打”，甚至感慨“还是朝鲜人厉害，敢打，不像某些国家光说不练”。 　　这种言论有趣的地方在于它并不关心整场炮战的是非，不追问到底是谁先挑起战端，也没兴趣追究它会带来多坏的影响；它惟一的重点就在于那个“敢”字。这些网民似乎觉得开战的意志要比任何牵涉到战争的伦理问题还重要：你不必过问战争的理由，也不必在乎战争的正当性，你只需要关注战争中的意志和勇气。 　　意志坚定是不是好事？当然是。勇敢是不是种高尚的品德？当然也是。然而坚定的意志与勇敢却不是一种可以孤立判断的价值，它就像形容词一样，其对错是非，端看你要用它来形容什么行为。无论如何，我们也不会认为一帮光天化日之下打劫银行的匪徒是“勇敢”的吧？在明明知道有强大警力布防的情况底下，依然毫不动摇地打劫目标，这又能叫做“意志坚定”吗？就算我们把“勇敢”和“意志坚定”当成中性的形容词，坚持使用它们去形容一群悍匪，我们也不大可能同意抢劫是种美善的行动吧？ 　　在我看来，仍未摸清核电安全问题便宣称发展核电的意志绝不可动摇，与不打算理清事件原委便称赏朝鲜开火的勇敢，都是一种对意志和勇敢的过度抬举。今日我们面临的恰好就在这种美化意志的倾向，勇敢和意志被过度放大到了一种比它们所要应用的对象还重要的地步。仿佛一场没头没尾的战争电影，观众不晓得双方都是些什么人，也不晓得他们血战的原因，却被那些嘶哑的怒吼和坚毅的目光深深打动，觉得这些战士真够勇敢。这是种风格，是种超乎善恶的意志美学。 　　 梁文道：评论家、凤凰卫视主持人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3/27.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新世纪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青年王朝因一桩保定抢劫案获刑13年，多名证人称案发当天王朝在石家庄，省高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2005年，王朝游玩时留影。王朝因涉及2006年一桩河北保定抢劫案而获刑。该案中存在诸多疑点，省高院已撤销原判。 今年3月12日，杨惠贤到石家庄鹿泉监狱探望被关押的儿子。目前她在准备辩护词等重审时为儿子辩护。 本报记者 孔璞 摄   这是一桩疑窦丛生的抢劫案。 2006年8月11日中午，河北保定发生一起入室抢劫案，警方从手机通话清单上查到，石家庄青年王朝有作案嫌疑。王朝遂被逮捕，并于2007年12月10日，以抢劫罪被判刑13年。 而王朝母亲列举出案中诸多疑点，比如手机通话清单缺乏出具人签名，多名证人证明案发当天王朝在石家庄处理交通事故。她怀疑，此案可能是儿子的合伙人联合有关民警，伪造而成。 2010年11月22日，河北省高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还认为被告人提供的没有作案时间的证据不能排除。 3月27日，主管刑侦的保定北市区公安局副局长李刚说，“我保证这案子不存在造假”。 □本报记者 孔璞 河北保定、石家庄报道 石家庄青年王朝的母亲杨惠贤曾有很长一段时间，觉得这世界上存在“两个”王朝。糊涂起来时，她甚至不知该相信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虚构的。 事情源于2006年8月，保定市北市区发生一起入室抢劫案。经过近3个月的侦查，北市区警方锁定王朝是此案的疑犯。 在王朝案中，主管刑侦的保定北市区公安局副局长李刚，参与了审讯。 2007年12月10日，王朝一审被判抢劫罪，有期徒刑13年，由此开始了他的牢狱生活。 王朝倒霉透顶的日子，可以回溯到2006年8月11日。 依据石家庄市涉案物品价格鉴证中心工作人员出具的报告，那天上午10点半，王朝在石家庄被鉴定自己的车损为一万三千多元。 而按照保定北市区警方的调查，那天上午12点10分，王朝在保定市华电生活区入室抢劫。 这两桩事件，相差1小时40分钟，相距152公里，则在同一天击中了王朝。 保定持枪劫案 陈小菊于2006年8月11日中午，在家中被一持枪男子抢劫，至今她还会梦见被劫场景 “死里逃生”的陈小菊（化名）至今还记得，2006年8月11日，星期五，保定市天气炎热。 面对记者询问，陈小菊几乎能回忆起当天的全部细节。从303路公交车华电小区站下车，她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表：12点零6分。 在陈小菊印象中，那个中午没有任何异样，除了格外闷热。 她家离小区大门不远，不到5分钟，她就站在了5楼的家门口。 在陈小菊打开家门的一瞬间，从六楼冲下来一名男子，把她推进屋，并关上防盗门。 “他‘嗖’地冲到了我家门前，我根本反应不过来。”陈小菊说。 关于这名男子，陈小菊最先注意到的是，他脸上戴着口罩，随后是他手中的枪。 这是陈小菊第一次看到真实的手枪，她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这把枪上。她清楚地记得，这名男子冲地上打了一枪，“啪”的一声，枪口似乎还伴有红光。 接下来的一切，几乎是复制电视中最老套的抢劫案。 男子用黄色胶带缠住陈小菊的嘴和脚，然后逼她说出家里放钱和首饰的地点。陈小菊嘴巴未被缠紧，支支吾吾地告诉了男子。除了首饰钱财，陈小菊的红色翻盖三星手机也被抢走。 “抢劫时，男子十分放松，”陈小菊记得，他还用手机接了“三四个电话”，手机是“灰色、翻盖、方形的”。 离开时，男子把陈小菊放到卧室的床上，并从厨房拿了两瓶酒，一手一瓶，在卧室门口望了望她，便关门走了。 很久，陈小菊都一动不动躺在床上，她不确定，抢劫是否结束。 很长一段时间后，陈小菊从床上起来，她一眼看到卧室门口放着一瓶酒，“应该是男子手里的一瓶没有拿走”。 由于手脚被缠，陈小菊只能跳着前行，费力打开门，她先跳到四楼，敲门没人应答，又跳到三楼，使劲地敲门。 陈小菊觉得时间过得如此之慢，“从案发到我站在三楼门口，足有40分钟。” 门开了，一个小男孩探出头来，片刻惊讶后，回屋拿出一把剪刀。陈小菊的手脚才解除束缚。 直到现在，陈小菊仍然噩梦不断，她清楚地梦到那个劫匪：“身高1米7多，中长发，两只眼睛不大。” 石家庄的交通事故处理 在陈小菊被抢劫那天，多名证人证言青年王朝在石家庄处理一起交通事故 2006年8月11日，星期五，石家庄天气晴朗。 早上8点刚过，王朝就来到石家庄市交通事故处理大队修理厂。4天前，他和石家庄税务局的公务员邢世平，因撞车而争执不下。 邢世平觉得与他撞车的这个年轻人态度不好，“很横”。 这一年，王朝29岁，已经拥有两家公司，资产数百万。因为一天到晚忙工程，面对邢世平的指责，他颇有些不耐烦。最后两人约定，8月11日去修理厂，验损王朝的车。 修车厂老板钱程此前给王朝修过车，在验损时有扩大车损的倾向。 “我记得他们的验损单有些项目是后来添加的，不属于此次事故范围。保险公司代表为此发了火。”邢世平说。 核对结束后，钱程陪王朝、邢世平，到交警大队事故科。 两人在事故科开始办手续的具体时间，邢世平已回忆不起来，但他认为“9点之前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在修车厂耽搁了一段时间。 邢世平和王朝要在各种材料上共同签字，其中签订了一份《石家庄市道路交通事故财产损失价格鉴定结论书》，鉴定人是郭永军。 郭永军是当地物价局的公务员，被派驻交警大队事故科，负责定损价格鉴定。 在警方的问讯笔录中，郭永军承认，他是在2006年8月11日，为王朝和邢世平做了价格鉴定。而出具一份鉴定书的时间，一般在一个半小时左右，最长两个小时。郭永军他们是早晨8∶30上班。 这意味着，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应该是在上午10点30分，至11点之间，王朝能够处理完鉴定事宜。 鉴定完，王朝需要交700元鉴定费，但他没带那么多现金。 孔令冲记得那天上午11点之前，王朝打电话找他借钱，孔从朋友处借了1000元，交给王。 等王朝交鉴定费时，邢世平已缴完钱离开。但两人的收据编号是依次挨着的。邢世平的收据编号是9392127，王朝的则是9392128。 交完钱，领到鉴定书，王朝去找好友赵杰吃午饭。 赵杰回忆，席间，王朝心情大好，还笑着把鉴定书向赵扬了扬。吃饭时，王朝母亲杨惠贤还给王朝打了几个电话，叫他不要喝酒。 下午两点半，邢世平和王朝接受石家庄市桥西区事故科干警贾建立的调解，现场还有邢的女儿和同事。 手机清单锁定疑犯 警方从通话清单中查到，手机“139××××1190”曾在案发现场，而这是王朝的手机号码 遭遇抢劫后，陈小菊挣扎着走到小区门口，请求门卫拨打了110。 接警单显示，接警时间为8月11日中午的12点30分。10分钟后，北市区公安分局技术人员石俊鹏抵达案发现场，开始勘验。 石俊鹏在楼道口发现了曾捆绑陈小菊的胶带纸，并将其提取；随后在陈小菊家里对卧室门口的红酒酒瓶进行了拍照和提取。在仔细搜索后，石俊鹏并未发现其他异常情况，于是手写了现场勘验笔录一份，制图一张，照相22张。 13点50分，勘验结束。 回到公安局后，石俊鹏在实验室，对酒瓶经过502熏显后，发现了一枚指纹，并对该指纹进行了拍照固定。随后“在被害人要求下”，石将酒瓶还给了陈小菊。 凭一枚指纹如何能找到真凶？2011年3月22日，保定北市区公安局副局长李刚，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介绍说，他们从报案人问讯笔录中，找到线索。 陈小菊在问讯笔录中称，那名男子大致在那天12∶10—12∶50之间，接听了三四个电话。 警方开始寻找，那段时间内，通话三到四次的手机号码。排查结束后，警方未发现可疑号码。 “后来才意识到，我们忽略了非本市但案发时在保定漫游的号码。”李刚说。 重新排查后，警方锁定了一个“139××××190”的石家庄号码。 在警方出具的通话详单上显示，这个号码在那天的12∶10—12∶50之间，接听了三个电话，而且手机所使用的基站均为华电小区的基站。陈小菊就住在华电小区。 警方根据话单上的基站地点，勾勒出号码“139××××1190”，在2006年8月11日那天的行踪图。早晨8点前后从石家庄出发，于上午10点前抵达保定市区，12∶10—12∶50，有3次通话记录，下午两点半回到了石家庄。 李刚说，为了防止抓错人，我们还与这一号码前后通话的十多个人，进行了核实，证实此号码确实一直为犯罪嫌疑人使用。 杨惠贤说，她从没接到过警方的相关问询，因为“139××××1190”正是她儿子王朝用的手机号码。而杨惠贤称曾于8月11日那天中午，给王朝打过多个电话。 石家庄青年因抢劫被拘 直到检察院的起诉书发到手里时，王朝说他才知道，自己是因为抢劫罪被提起公诉 处理完交通事故后，王朝的生活基本算是波澜不惊，除了一次合伙人的登门威胁。 2006年9月21日，王朝的合伙人李氏兄弟找到王朝家，对杨惠贤说，他们与王朝有约200万的工程款纠纷，并称如果不让王朝把工程款结清，就找人把王朝抓起来。 “光天化日之下，说抓人就抓人啊，我还不信了。”杨惠贤后来曾对王朝这样说。 杨惠贤的父母是老革命，她的朋友都觉得她颇有军人的勇敢和直率。 10月31日晚上，王朝去给客户送货，并和朋友约好，当晚七点去饭店吃饭。 但快到八点了，王朝还没有出现，且手机关机。报警后，朋友们纷纷议论王朝是不是被仇家绑架了。 王朝失踪的当晚，杨惠贤一夜没睡，她的记忆几乎是空白，“思维停滞了，什么都想不起来。” 就在朋友们四处寻找王朝时，王朝被蒙着头，带到石家庄市的一家小旅馆，他是当晚7点左右在二环路上被警车逼停的。 10月31日19点前后，李刚带领民警，在石家庄逮捕了使用“139××××1190”号码的犯罪嫌疑人王朝。 小旅馆里，王朝的头罩被拿开，他看到一位“长脸、戴眼镜”的男子走进房间。 “这位是保定市北市区公安分局的李刚副局长。”一位民警介绍说。 在给母亲杨惠贤的信中，王朝说，接下来的一夜，是他一生中最难熬的一夜，他“遭遇了从前在历史课本中得知的种种酷刑”。 今年3月12日，王朝在石家庄鹿泉监狱接受记者采访说“第一个动手的就是李刚，他给我的左手上了夹棍。当绳子抽紧的时候，我忍不住大叫起来：‘我的手断了！’” 王朝说，刑讯逼供过程中，他想认罪都不知道该认什么罪。 11月2日，王朝被送到保定市看守所，他说自己因被打得遍体鳞伤，看守所法医拍下照片，并依法拒收，又被送到保定市中心医院等医院抢救了11天，于11月13日送回看守所。 11月12日，杨惠贤收到警方送来的拘留证，上面写着“王朝因抢劫罪予以拘留”。 直到检察院的起诉书发到手里时，王朝才知道，自己因为抢劫罪被提起公诉。 “我当时就高兴了：我怎么可能入室抢劫呢，一点边都不沾，这下该出去了。”王朝说 疑点一：手机话单造假？ 警方提供的手机话单上没有出具人签名、盖章，并且不是移动公司出具的话单原件 2007年6月18日，王朝案第一次开庭。开庭后，便有越来越多的疑点浮现出来。 警方推断王朝行踪的一个依据是，“139××××1190”通话单。在庭上，王朝的辩护律师首先对该清单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手机通话单一般记录这样一些信息，机主的手机号，本机呼出呼入的号码，呼出呼入的时间，附件基站的站名，还有通讯时手机的串码。 也正是这组串码，让辩方律师王振荣生疑。 每个手机都有个单独编号，叫做手机串码。王朝的手机串码是，3515280150805473。 而在通话单上，2006年8月11日14:30，出现了另一个手机串码，3551740065086301。 北市区警方解释称，刑侦大队通过串码技术分析，发现139××××1190电话卡曾于14:30时，在被抢手机上使用。也就是说，警方认为，那个尾号86301的手机串码，是属于陈小菊的手机。 但辩方律师指出，陈小菊使用的三星手机为一行货手机，其包装盒显示，串码尾号是8638，且只有15位。 而通话单上“陈小菊”的手机串码则是16位。 在庭上，控方称，手机串码后两位是任意的，后两位号码不对，也是同一部手机。 一位移动公司的技术人员告诉记者，所有行货手机，手机串码是唯一的，不可能出现两个串码，而且位数还不对。 辩方律师还指出，通话单上，王朝的手机串码对应的，是一部直板的诺基亚手机。陈小菊在问讯笔录中称，疑犯使用的是一部翻盖手机。 还有一点让辩方律师生疑的是，北市区公安分局提供的“139××××1190”通话单上，没有出具人的签名，也没有出具单位的公章。 王振荣说，作为证据，必须要有出具人、出具单位的签名和盖章。 在“13930111190”通话单上，有着这样一句说明，“该话单系我单位从石家庄市移动公司调取，与原件无异”，上面盖有保定市公安居北市区分局刑警大队的公章。 王振荣说，那原件在哪儿呢？刑警大队有资格证明，该话单与原件无异吗？ 北市区公安分局对此曾这样解释，该电话清单系公安机关调取移动公司存储器内数据，经加工整理而成，用以确定犯罪嫌疑人。 疑点二：只有一枚指纹？ 警方从案发现场只取到一枚指纹，王朝母亲怀疑公安机关中有人骗取了她儿子的指纹 在庭上，公安机关指认王朝为抢劫疑犯的另一证据，也遭到质疑。 侦查过程，公安机关调取河北冀兴高速公路公司保定管理处的监控信息，证实：一辆车牌尾数为“937”的小型车，于2006年8月11日早8点，从石家庄上高速，9点半从保定下高速。当天13点半，一辆车牌尾数为“937”号码的小型车又从保定上了高速。 而王朝那天驾驶的车辆，车牌号刚好是“冀AW5937”。 辩方律师王振荣说，“937”不是一个完整的汽车牌号，该车的车型、隶属哪里管辖都不得而知，怎么能证明，那车是王朝的车呢？ 公安机关还提供了一个证据，证明王朝就是那个入室抢劫犯。 公安机关提取了王朝的指纹，与从酒瓶上获取的指纹，一同送去对比，发现两个指纹吻合。 但王朝的辩护律师，还是从这一证据中发现了一些疑点。 首先，民警石俊鹏在现场勘验时，在卧室门口发现的是一只红酒酒瓶，并摄有照片。为什么公安机关指纹送检报告上显示的是XO酒瓶？ 其次，警方只从酒瓶上采集到一枚中指的指纹，而且是指尖朝上。那么指尖朝上，怎么能握住酒瓶呢？还有，为什么没有在现场采集到其他脚印或指纹呢？ 王朝在狱中曾回忆了这样一个细节，2006年9月28日，一个朋友曾给他介绍认识一位保定的“歌厅老板”。王朝到场后，这位老板指着桌上的一瓶XO酒要请大家喝。王朝用手将酒推开，表示自己请客。 王朝说，后来接受审讯时才发现，那“歌厅老板”便是北市区刑侦大队干警王小龙。 杨惠贤怀疑，警方可能从她儿子王朝处骗取指纹。 一位曾参与审理王朝案的法官告诉记者，“我做过这么多年的刑庭法官，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现场只能找到一枚嫌疑人指纹的情况基本不存在。一般现场会有许多指纹和脚印的。” 疑点三：证人为何改证词？ 警方又出具一份新证词和原供完全相反；该证人告诉记者那是警方“诱导性”问话的结果 王朝案第二次庭审是在在2007年6月27日。在两次庭审中，主审法官曹云廷均持王朝无罪的观点。 2007年8月底，曹云廷打算前往石家庄，询问移动公司出具话单的情形，以及听取公务员郭永军的证言。在曹云廷动身之前，王朝案的主审法官发生变动，曹云廷不再参与此案。 “这两个证据一旦由法院采集，或许能成为直接支持王朝无罪的证据。”一名参与审理王朝案的法官说。 2007年9月3日，王朝案进行第三次庭审。 审判过程中，保定北市区公安局副局长李刚进入法庭，当庭呈上一份新的证言。那是一份当天凌晨三点，干警王小龙从石家庄邢世平处取得的证言。 邢世平证明：王朝在2006年8月11日上午，不仅没有在石家庄处理车事故，还告诉邢他人在保定。 律师李波告诉记者，按照法律规定，证据提交应在审理阶段之前，审理阶段开始后再提交，不合法。 该案一审于2007年12月10日判决。 法院没有认定手机通话清单作为证据的真实性，但认定了，案发现场指纹为王朝所留，且有邢世平等证人证言和高速公路监管处信息佐证，判处王朝抢劫罪成立。 18天后，王朝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今年3月18日，记者采访邢世平，邢回忆了3年多前，干警王小龙凌晨找他取证的场景：“他先给我看了一张移动的话单，话单显示王朝的手机在8月11日确实漫游到保定，我就相信王朝一定是抢劫了。” 邢世平承认，警方的问话“有诱导性”。他举例说，警方会先问他“王朝是否在外地跟他打电话”，而王朝确实曾打电话说他在外地，但那是在案发前几天；警方还会问，王朝是否某个早上给他打电话。 邢世平说，在经过“巧妙的提问和组合”，最后就成了一份与他提供给王朝律师截然相反的证言。 省高院：没有作案时间的证据不能排除 省高院认为，被告人提供的没有作案时间的证据不能排除，并发回北市区法院重审 2007年12月14日，一审宣判的当天，王朝的母亲杨惠贤收到北市区公安局三名干警当面交给她的一封举报信，信中称，李刚是为帮助朋友，而将王朝投入监狱。 在狱中的王朝也曾对母亲说，他在接受审讯时，干警曾暗示过他工程款的问题，但没有更多的暗示。 3月27日，李刚对记者说，王朝的案子和工程款没关系。王小龙是一名普通民警，和王朝从来不认识，也没来往过。“这不是一个人在做这个案子，而是一个专案组在做的这个案子。” 当天，李氏兄弟也在电话中否认与李刚认识。 二审终审后，王朝又连续提起三次申诉，最后一次是2010年初，河北省高院决定提审。 记者获悉的一份省高院的资料显示，省高院对此案提出了14个疑点，包括具体案发时间不确定、酒瓶和指纹的证据提取不符合法律程序也不符合常理、王朝没有作案时间、警方认定王朝使用过被抢手机，但话单显示的串码与被抢手机不同等。 综上，河北省高院认为，此案可以定案的证据存在许多疑点，其中关键的一点是，被告人提供的没有作案时间的证据不能排除。 从石家庄到保定，大约为150公里。一位常年跑这条线的郑姓司机说，正常情况下单程较短时间为1小时15分，这还不包括离开高速，进出市区的时间。 根据公务员郭永军等人的证词，王朝一直在石家庄处理交通事故；而根据警方调查认为王朝是早晨8点从石家庄出发，约10点到达保定，作案后，又迅速返回石家庄。 “退一万步讲，即使王朝办完车损再赶赴保定抢劫，也还是来不及。11点交完鉴定费，一个小时出头就让他赶到石家庄，他又不会飞！”杨惠贤说。 此外，高院还指出，提取指纹的酒瓶又发回被害人，难以再次鉴定，因此无法确定100%准确，并排斥一切疑点。 2010年11月22日，河北省高院撤销原判，发回北市区法院重审。王朝将面临重新一轮的审判。 “我保证，在这个案子的工作过程中，绝对不存在造假。”李刚说，如今这个案子发回北市区法院重审，将来肯定会非常有意思。 杨惠贤已经自己准备了辩护词，一旦法院开庭，她将自己站到辩护席上为儿子辩护。 “不幸中的万幸，是2006年8月11日那天王朝处理车事故了，不然王朝永远也洗不清了。”杨惠贤说。 □本报记者孔璞河北保定、石家庄报道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3/30.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新京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一项民调显示，近九成网友认为中国应对日本提供援助。中日两国文化相连，不论两国有何历史冲突，都应该出手相助。 本刊记者陈磊 从幸灾乐祸到携手抗灾 对于日本的特大地震，王小吉首先是从微博上知道消息的。王是重庆师范大学艺术系二年级的学生，北京人。 3月11日下午2：50左右，王小吉在外面晃荡。突然，他发现手机微博上有几个日本朋友说：地震了，是在东北部宫城县地方，东京都在晃，地震很严重。 “我在东京的时候也经历过地震，所以我明白，日本人说严重的地震是有多严重……”王小吉说，考虑到这么大的事，媒体肯定要报道，就赶紧回到家，打开电视，凤凰台已经在直播了。 让他感到有些压抑的是，随着日本大地震消息的传开，在QQ群里，他看到了一些“幸灾乐祸”的同胞，“都在那叫好，认为这是报应，就连我们宿舍的一些同学，也这么说，让我很难过。” 本刊记者检索发现，至今，在微博、论坛等网络平台上，依然有许多人保持了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 网友“幻鱼未央”发微博说，她的一位亲戚就是那些幸灾乐祸的人之一，“她说日本鬼子她痛恨，小时候被日本人用水淋，淋得肚子都发胀了，还骂我，‘是你没经历过！’你懂什么！我听完后心情很复杂……” 来自南京的“甜甜jimmy”，颇具代表性，她说，“日本的地震和海啸发生后，我写了一篇庆祝的微博，但是之后看到朋友的妹妹在日本失去联系，觉得过于麻木就给删了。之后一直在想：对于日本这个民族，对于它曾经给我们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伤害，是我们子孙后代永远无法忘记和原谅的，从民族感情出发，有人对于此次发生在日本的灾难是心存幸灾乐祸的。” 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了解到日本大地震的惨状，绝大部分民众加入为日本加油、祈福的行列。凤凰网的一项民调显示，近九成网友认为中国应对日本提供援助。中日两国文化相连，不论两国有何历史冲突，都应该出手相助。不少网友呼吁，大灾面前，应该放下狭隘的民族主义，携手战胜灾难。 知名博客写手李承鹏写道：“我必须明确地、毫不犹豫地为遭受灾难的日本人民祈祷，因他们是同类，因汶川大地震时，我亲眼见一队日本搜救队行动失败后，垂首低泣，连连道歉没有完成工作。人类之所以在这么多的灾难下还能幸存，因为我们还有恻隐之心，知道我们都是鸡蛋。无论谁说什么，我都要站在鸡蛋的一边。” 发生在广东某媒体编辑部的一个故事也许更有代表性：一位员工本来也是对日本地震幸灾乐祸，但是看了同事发的灾难视频后，再没有把嘲弄的笑容挂在脸上了，有点坐立不安地说去查查日本红十字会的地址，看能否给人家捐款。当她百度搜索“日本红十字会”看到结果后，当场失声痛苦(原文如此)——全部都是日本红十字会对中国的各种援助历史，都是她在国内媒体上不曾听闻的。 漠视日本巨震媒体遭鄙视 “我们对日本真的是了解得太少了，极少部分保有幸灾乐祸态度的人，大部分是没有去过日本的。其实，日本民众为中国做了很多事，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我们不知道而已。”年仅21岁的王小吉说。 王的这种见解，和他留学日本一年的经历有关。那是2007年9月至2008年的夏天，尚在读高中二年级的他，获得了中国政府的一个交流项目，在日本呆了一年，很多时候就住在日本民众的家里。 让王小吉感动的是，2008年夏天，中国发生汶川特大地震。当时他在教室自习，“不到半个小时，负责交流中心的日本老师就给我打电话，问我家人怎么样。” “下课出门时，所有的日本同学，都过来问我：你家有没有事？第二天，几乎每一个便利店，包括我们教室内，都摆放了一个捐款箱，上面写着‘四川大震灾援助金’，印象中，好像每一个路过的人都捐了钱。” 在汶川地震的第三天，王小吉说，他在日本那个村子所属镇的红十字会，就来替中国灾区募捐了，他和同学一起去帮忙，抱着募捐箱，“那个村子人虽然很少，但不到一个上午就募集了50万日元。” 当地村民捐钱的时候，一般都会说几句安慰话，比如中国加油之类，也是那一次，王小吉抱着募捐箱的照片，上了日本的《朝日新闻》。 日本大地震之后，很多2008年日本援助中国汶川大地震的事迹，也被网民翻了出来。 首先就是日本国际救援队，这是汶川地震后第一支抵达灾区的外国专业救援队。一位网友说，“还记得日本救援队吗？地震发生4天后，他们抵达四川，开始进行救援。日本救援队队员列队对死难者哀悼的图片，曾令国人动容。” 后来，这条配有日本救援队低头对死者默哀的照片，在3月11日日本大地震之后的两天内，得到了网民几万次的转发、几千次的评论。 还有日本媒体对中国汶川地震的报道——把汶川大地震的消息作为新闻头条，甚至来不及将有关内容完全翻译成日语。而当时一位日本网民揣测，日本普通人不会热心帮助中国救灾，只有亲中的福田政府才会出资救援，结果引来一片骂声，称其想法是日本人的耻辱。 富有戏剧性的是，现在，日本遭受特大地震，情况逆转过来。中国一些报道日本地震篇幅、力度不够大的媒体，被很多人指责——针对合肥某报封面对于日本地震只放一张小图，某杂志记者表示出不屑：“懒得评论。” 而云南昆明市某都市报，打通了封面与封底，用更大的视角，来关注日本地震，受到了媒体同行众口一致的称赞。资深媒体人石扉客在微博中写道：“感觉比广州那三家同行的头版都要好！” “这不是简单的投桃报李” 王小吉说，3月11日那天，在看到同学们的幸灾乐祸后，他从自己的博客中找出了当年他在日本期间为汶川地震募捐的照片，贴到了自己的微博上。让人惊讶的是，短短4个多小时，这条微博被@了几万次，评论7000多条。 “突然间粉丝暴涨，突然间被@几万次，我表示很有鸭梨。”王小吉说，平时来看，自己的这条微博并无任何特殊之处：“汶川地震时，我和日本同学一起上街募捐，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这个老奶奶说的那一句：中国頑張れ！(中国加油！)” 然而，在巨灾面前，在共通的人性中，一切都变了，一个普通日本老太太的声音代表了一个民族的心声，而中国网民极少部分的幸灾乐祸也淹没在几乎全民一致的为日本祈福与加油中。 王小吉说，3月12日，他给熟悉的日本朋友打了一圈电话，当接通当年留学学校宿舍的电话时，朴实的管理员一直在说，咱们村儿没事儿，云南怎么样了？“被他这么一问，我顿时语塞。” 和王小吉有着相同感妥的，还有明星王力宏，他也在微博里写道：太多无辜的人一瞬间需要帮助，对日本来说是前所未有规模的天灾。希望我们在这个时候能表现出人类最伟大的力量：爱。 知名媒体人笑蜀写道：“天灾面前，人类是一个整体。这就是汶川大地震时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力量驰援中国所给予我们的最深刻的启示。这比地震本身更惊心动魄，或者换句话说，这实际上引爆了一场心理地震，改变着我们的文化心理结构，即改变着我们对于生命的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在此次日本大地震之后，互联网上，呼吁中国政府立即组织救援队驰援的呼声会汹涌澎湃。这不是简单的投桃报李，没有那么强烈的目的性，没有那么功利。应该说，主要是基于对生命的信仰，基于人类一体的感同身受，基于爱和善。”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3/20.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人物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