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

 2012年 3月 20日 从王立军事件看中国的政治流言 记者: 萧洵 | 香港 图片来源: Reuters 中共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左）和重庆市前副市长王立军（右）（资料照） 自从重庆前公安局长、人称“打黑英雄”的王立军被调整职位、后又进入美国驻成都领馆起，海外媒体和中国微博上传言满天飞，有些消息后来得到官方的证实。如何解读被一些学者称之为“后极权主义”时期的中共政治信息传播，分析者各有解说。 香港《苹果日报》3月20号爆出这样一条消息：薄熙来被双规。这是海外媒体传出的最新猛料之一，而消息来源则是中国大陆的微博消息。 *薄熙来被双规？无法核实* 这则消息目前还没有得到官方或独立消息来源的核实。 另一则相关消息具有较高的可信度。那就是周末过后一些媒体刊登的有关中共上层在重庆一定范围内传达王立军事件初步调查结果的消息。 *纽时：有关王立军调查进展报道经独立核实* 纽约时报19日的一篇报道说，这则有关王立军如何因要求薄熙来处理牵涉其家人的重要案件，导致薄不满后被削职，以及王的确曾在美领馆寻求政治避难的消息，得到了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 *王立军事件后流言满天飞* 王立军事件将那种因中国政治不透明、缺乏新闻自由而导致的传言漫天飞的“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许多传闻随后在官方主动或被动的情况下得以证实，也有不少传言则被证实是虚假消息。 刘达文是香港政治分析人士，也是《前哨》杂志的总编。他对美国之音谈到中共政治信息传播怪象时说，“传言漫天飞”这样的现象本身由来已久，因而见怪不怪。他说，以往每逢中共换届前夕，都会有大量政治传言经由海外媒介传出。 *刘达文：各派系放风图影响人事安排* 刘达文说，这是因为中共高层各派系希望借此方式影响人事安排。 他说：“因为各个派系都会想把对他们有利的消息传出去，来干扰人士安排。所以十八大前，各个派系都会向海外放风。因为大陆没有新闻自由，所以影响舆论就主要依靠海外渠道，出口转内销。所以经常都有真真假假的消息。” 而这次的政治流言“爆发”程度，显然超过了历届中共换届前夕的流言规模。这使北京政治学者陈子明想起了30多年前曾出现过的一次政治传闻大爆发。 *陈子明：此次流言现象类似文革尾声* 陈子明说，上次出现无法证实的消息满天飞是在1976年。他说，当时一方面上层有拥护邓小平的人有意地放出有关江青问题的传言；而另一方面，在周恩来去世、毛泽东病重时，处于惶恐情绪之中的民众也乐于了解和传播各种信息。 陈子明说，目前出现的传言满天飞的现象与1976年的时候很相似；上述两方面因素也都存在。 他说：“上层一旦要开展路线斗争的时候，他们是要借用民意的。那么就是说，小道消息就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工具。另外，民众也都知道邓小平说过镇压（89民运）以后可以保持20年，这20年也已经过去了。那么大家对前途都有一些不明确的认识。” *政治流言大爆发预示中共政治大变革？* 这位曾因天安门民主运动被中国当局关押多年的政治学者说，这种现象隔了30多年再现，“必然会结出一定的果实。” 不过，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说，从时隔30多年流言再度满天飞这一现象本身，还难以判断中共政权的命运。 金钟说，中共如若倒台、崩溃，其过程有多长是见仁见智的事。他认为，中共当前掌握的国家机器仍然严厉、庞大、有效，尤其是其军队、武警、公安和国安这套“专政”工具还是“无孔不入”，因此流言满天飞并不见得表明中共已经濒临末日。

重庆提供了新的路标 作者：王霄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20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0 0:07:09 阅读量：2493次 　　一 　　我并不十分看重——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不大认同重庆模式与文革有必然的、本质的联系，以“坚决不容许文革重演”作为将薄熙来先生去职的理由可能是一种政治斗争的障眼法。文革是什么？虽然今天人们从不同角度去诠释和定义文革，但是有一点应当不会有歧见：文革不但是人民的浩劫，也是官员的恶魇；相比于人民的磨难，各级领导干部们更是生不如死，倍受凌辱，甚至家破人亡。“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当权派，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也就是“官僚主义者阶级”，“新生的资产阶级”，“特权阶级”，“修正主义者”，总之是最可恶的阶级敌人。可是今天，人们还能相像官僚阶级包括他们的领袖自己打倒自己么？重庆试验中虽然也对官员进行了某种冲击，如公安局的中层职位统统重新竞争上岗，以及收拾了几个贪腐的官员，但并未对官员队伍整体进行清算。因此，从本质说，重庆的做法还是体制内的一种改良试验，当然，它是从左的方面进行的改良试验。它利用了一些传统的、左的政治资源，从现实的短期的角度看可能有一时之效，也有某些正面意义，当然，从基本路径上则是错误的，但与文革重来无涉。 　　附带说一句，文革虽然还被一些人肯定，还是一种社会思潮，但是它不会再来了。那些怀念文革并且希望文革花开二度的人们，其实要么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虚假回忆，要么是希望革命的一种遁词。中国已经不具备文革重演的社会条件。 　　二 　　说重庆模式是体制内的一种改良试验，包括以下方面的理由： 　　第一，它并不从根本上反对现行的政治体制，特别是不反对党的绝对领导。恰恰相反，它正是由中共的一位高官并且是根红苗正的红二代，依托现有的体制资源并放大到社会的资源，以自上而下强力主导的方式进行的。它的努力是试图证明在现有体制下依靠开明威权也可以解决问题，以此挽救或者说恢复人们对现有政治体制的信心与忠诚。 　　第二，它面对并试图解决的是正确的问题。这一点，孙立平先生在《有关重庆模式的两点看法》一文中说得很明白。这个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这里也要说一句，孙先生在薄熙来去职重庆后不对重庆模式落井下石，而是尽量客观地评价它，我认为特别值得尊敬。我和孙先生一样，更肯定广东模式，对重庆模式中的缺点比如黑打坚决否定，甚至我在道德人格上对薄熙来先生有尖锐的批评，但这些并不影响我肯定重庆模式积极意义的一面（在这一点上我比孙先生更宽容，我觉得重庆模式中有许多亮点）。甚至，作为一个爱党忧党救党的中共党员，我还赞成薄熙来的努力，虽然我并不完全认同他的路径选择，但我希望他能个人成功。 　　三 　　重庆事件，是一种高层政治斗争即权力斗争的结果。 　　说到这里，我要向网友们道歉，因为我在3月13日发表的网文《四说薄熙来》中还判定薄熙来在十八大前不会从重庆去职，虽然我也说薄熙来还没有渡过危机，中国的政治总会精彩不断。但这个基本判断是错了。两天后，薄熙来就这样了。 　　我错在哪里呢？ 　　在那篇文章中，我下此判断的主要依据是中共最高层在十八大前最大的共同利益和任务是保障人事交接的平稳进行，因此任何剧烈的搏斗都要避免。事实证明这个依据本身就没有成立。 　　今天中午，一位我的老领导对我说，虽然十八大还有几个月，但那个秋天，必然是一个多事之秋。这个多事，现在就出来了。 　　下午看到张鸣先生的最新文章《东方的后威权政权的接班困局》。其中说： 　　有人说，现在的权贵内部，已经达成共识，内部一定要团结，这样才能争取利益最大化。当然，如果有这样的共识，理论上一定有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但是问题是，权贵集团即使形成这样的共识，事实上也无法贯彻。历朝历代，统治阶层的团结一致，从来都可以实现他们的利益最大化，但哪朝哪代都没有实现过。统治阶层的分裂和争夺，是永恒的，但团结却总是难以实现。这里，存在一个难以克服的囚徒困境，团结是需要大家都让步的，但你让步了，怎么能估量别人也一定会让步?你不坏别人，怎么知道别人不坏你?在黑箱政治的环境下，囚徒困境永远克服不了。导致统治层团结的因素只有一个，但导致不和和猜忌的因素，却有成千上万。更何况，中国从一个残酷斗争的历史中走过来，权贵集团内部的残酷斗争，使得他们的父辈已经势同水火，你死我活，到了子一辈又怎么可能真正团结一心?因此，权贵的争夺与争斗，是绝对的。在接班问题上，若要不破局，最大的可能性，就只能是元老家族之间的协商，如果元老家族的权威不再，那么就只能走党内选举的程序。就目前而言，这是一条唯一可以大体服众，避免破局的出路。这一步，就是目前越南已经开始的选择。如果走到这一步，应该说，从理论上讲，离民主改革就不远了。 　　张鸣先生的话真是一针见血！ 　　虽然在表面的理由之后，薄熙来先生的事情必然有着更多不为老百姓所知的内幕。但是，从政治公开的一面说，在剥离了薄熙来事件的个人因素后，我们可以说，中共的接班人困局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重庆是一个路标。 　　中共执政后的接班人困局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毛那样的伟人个人意志绝对主导的阶段，第二阶段是邓那样的强人和少数元老共谋决定的阶段，第三阶段是常人政治下常人领袖和新的不那么权威的元老博弈，但还能比较和平交接的阶段（虽然其中有元老多担任军委主席二年的怪异）。现在进入了第四阶段，就是这种比较和平的交接难以维系了，出现了更加激烈、更加外露的争夺。这其中并非没有积极的进步。从薄熙来来说，我一直说他开辟了中共内部官员依靠民意和政绩进行更高职位竞争的先河，而这正是张鸣先生所谓党内民主的先声。 　　四 　　但是薄熙来的奋斗失败了，起码是暂时失败了。 　　如果能够跳出左右之见，我们必须说，薄熙来的失败是一种中共的失败。它证明在现有政治体制内进行改良试验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在最高层，围绕权力的斗争最终压制了国家与人民的根本利益。 　　秦晖先生说得好：在中国根本的问题不是左右之争，而是民主与专制之争。即使我们承认薄熙来代表了左的一面，但是将他调离重庆的并不是高层中主张民主与宪政的改革力量，而是主张稳定压倒一切的力量（虽然温家宝先生口头上也承认宪政民主，但他并没有什么实际行动，即便他有诸多的困难，但我以为他可以做得多一点）。甚至，在最高层中，是否有真正的宪政民主力量也让人怀疑。薄熙来起码还为解决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他的努力并非一无是处。但是，如果这种即便是左的改良试验也会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的话，那么，他也要失败。我们看到，在决定薄熙来重庆职务的事件中，重庆人民的意愿根本没有被考虑。 　　右派朋友们不要高兴得太早。薄熙来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样本，那就是：一切改良试验，在已经形成的现有的政治利益格局中都不会有太大的空间，左的都不行，右的就更不用说了。就像乌有之乡打不开一样，右派的言论空间这几天也被压缩。这几天受温总理两会记者会答问的鼓动，理论界舆论界刮起了“改革”的小小旋风。一些文章的标题就很耸动，如南都社论：《改革再启动，“时间开始了”》。连一贯标榜“冷酷实证”的方绍伟先生，也情趣盎然地说：《温家宝的目标，中国的共识》。似乎当前全党全国上下已经形成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的共识，多年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各种改革都要启动上路了。各位，请冷静一下，不要忘了薄熙来的去职，不要忘了在薄熙来去职的前一天，全国人大通过了新的刑诉法。 　　当然，历史总是会显示它的威力的。正如张鸣先生所说，重庆事件虽然表明了一种中共接班人困局的新特征，但也预示了通过党内选举、程序性交接的某种苗头。我想，即使就薄熙来先生本身而言，他的故事也可能像一个电视连续剧，现在只演完了前面的几集。而在这一个电视剧之外，我们可以预料还会有更多的、并不以薄熙来为主题的其他电视剧上演。 　　重要的是，人民要参与这些电视剧的拍摄。重庆事件在另外一个意义上告诉我们：薄熙来的失误是太强人主导了，而没有真正如温总理所说在促进人民的觉醒和组织上下功夫。温总理悲伤的是他不被人民理解，薄熙来感叹的可能是他虽然被许多人民理解，可是在关键时人民并不能对他提供有力的支持。政治人物和人民两个方面都要总结经验教训，并用以调整思路与方法。如此，中国的进步就会更快一些，更好一些。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在这个时刻 作者：黄纪苏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2-3-20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0 10:48:27 阅读量：3319次 　  近日在网上什么地方看到，电视主持人胡紫薇女士为她的重庆同行欢呼：重庆卫视又重新播放商业广告了（鄙人不能微博，无法核实，如与事实不符，当向胡女士道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几年前利用职务之便、闯入电视直播间将自己男人有外遇那点私事广告天下的，也是这位胡女士。估计她一分钱广告费也没付，便又重新走上了主持人的岗位。 　　电视是当今中国最大的教育家，很不幸，这位教育家又是最大的教唆犯，罪恶深重。为什么这样说呢，让我引两段自己的话： 　　如今亿万魂灵时刻听从钱召唤、中国社会在价值观上危若累卵的局面，那些调戏正气、羞辱智商、不把高级动物改造成低级动物决不罢休的栏目节目，实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漫议国家与文化》，载《文化纵横》2011年8月号） 　　由亿万劳动者出资、由各级政府掌控、由各路文化精英伙同各色男女流氓操办的大众传媒，都争先恐后地讴歌财富，肆无忌惮地嘲笑劳动，针扎锥刺着底层民众逼仄而灰暗的人生视界…文化的恶之花像黑衣女巫摇荡在道路两侧，欢送中华复兴的列车从阶级分化的丘陵地带直奔社会分裂的大峡谷。（《灯都灭了》载《凤凰周刊》2010年19期） 　　电视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工具，工具而已，本来是不必非当教唆犯的。之所以成了教唆犯，其实也是被绑架的结果。谁是绑架犯呢？是公共电视业的产业化或商业化。再引段自己的话： 　　不过电视台广大职工也有他们的苦衷：我们也不想下三滥，但上面定了产业化大方向，下了收视率、广告收入硬指标，不下三路，我们不得下岗么？（《漫议国家与文化》，载《文化纵横》2011年8月号） 　　作为“重庆经验”的一部分，重庆卫视在全国率先取消电视广告插播及其收入，同时撤下那些垃圾节目。这在道理上，无论美国的理还是德国的理，都是站得住的，但在实践上却遇到了难题：除了胡子薇的当地同行收入会下降、积极性会下滑外，最难的还是在于国家文化这些年除了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垃圾食品，基本就不生产别的食品了。还是引段自己的话。 　　前不久重庆地方电视台率先向窝藏这类节目的商业运营模式说不，代之以传统、红色的内容，这的确有点像当年解放军唱着军歌查封八大胡同，一时社会上议论纷纷。重庆市政府封文化发廊的门这并没错——政府再不去封门，人民有一天就会起来封政府的门。但封了文化发廊的门之后给人民提供什么样的文化食粮，这对整个国家体制真都是一个难题。革命文化那儿的《一条大河》肯定是不够用的，所以重庆方面把屈原、马丁路德金也都请了来。广结善缘无疑是对的——毛时代的革命文化之失，就在于不是积极扩编而是反复提纯，结果提得什么都不剩。但即使这样，恐怕也还是不够。《一条大河》《一条小路》固然是好东西，但都属过去时，与当代人的生活世界是有隔膜的，而且它只是遗赠而不是创造——创造即便不是人生的大部，起码也应是一半。可以说，由于这三十年国家（政府）没建设出任何称得上“文化”的文化来，这让国家中的有心之人、有志之士包括重庆方面难为无米之炊，只好拿过期食品去替换有毒食品。过期食品一般口感都嫌干硬，再加上政府的权力推广，这就极易凸出并放大国家机器强制的一面，甚至让人生妓院要改成经院的担忧。这样的担忧既包含误解，也可以理解。（《漫议国家与文化》） 　　眼下，随着王立军事件的继续发酵，随着温家宝总理辞色的急转直下，随着重庆新领导“不折腾”的就职宣示，“重庆经验”似乎戛然而止。但三十年发展所造成的全局性问题——让人无奈的物价、让人绝望的房价、让人咬牙切齿的官僚腐败、让人心惊目眩的贫富差距、让人废然兴叹的道德形势、让人都懒得再提公共影视垃圾——哪个也没跟着销声匿迹。而且，这些问题所合成的巨大危机正像深渊一样扩展，越来越逼近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未来命运。因此，包括重庆探索在内的、试图克服危机绕过深渊的各种有担当也有缺陷的努力，一天也不应停止，一刻也不能松懈。 　　温总理那天说重庆方面需要反思，这很对。中国当代史的前、后三十年都走了弯路，都需要方方面面进行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是对文革的反思，重庆探索是对改革开放的反思。今天，当众人举着帽子舞者棍子一拥而上对重庆探索进行“反思”的时候，请别忘了对反思——包括胡女士所代表的那种“反思”——也做点反思。 　　在这个方生方死的时刻，在这个炸药催着导火索、导火索催着打火机的时刻，在这个春花盼着春雨、春雨盼着春风的时刻，在这个一失足便成千古恨的时刻，让我们静下心，一起反思吧。 　　于2012年3月18日

    近日，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以做蛋糕和分蛋糕的优先秩序为题，各自公开发表了自己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分配孰轻孰重的不同观点。 先是薄熙来书记本月连续两次在内外两个场合放话，表示：与其他地方先做大蛋糕再分不同，重庆这几年的思路则是倒过来，先将蛋糕分好，再做大。重庆不必等到发展的高级阶段再去研究合理分配与共同富裕的问题。 汪洋紧随其后表示： “现在把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尤其强调要注重民生问题，但是要做大蛋糕仍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说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这点是有针对性的。这不是新话，但是在这个时候强调它就有新意。”两人 提法和强调重点不同的谈话，引发国内媒体和网络热议，海外媒体更将之上升到十八大之后中共执政理念和发展路线之争的高度，国外驻华使馆也因此高度关注。 首先，两人在涉及发展和分配这样的重大问题上有不同的认识，这很自然。思维是存在的产物，两人出身、生活和工作经历不同，广东和重庆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客观上存在着相当差距，而且，汪洋书记说的“做大蛋糕”，指的 不是走传统发展的老路，而是要坚定不移地走科学发展道路，是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生态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改革开放、更加注重保障和平安全。 话，本来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即便两人在执政理念上有区别，也不是坏事 。毛泽东建国后就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在治国理念上，有差异、有争论，有不同的道路可供中央和群众参考、选择，或者平衡、合二为一、取其所长，对整个国家来说是好事，因为他们两人对不同地区的治理实践，都可以为当前和未来中国的发展积累有益的经验；哪怕是教训，也会贡献于中国的进步。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广东的“思想解放”、“二次改革”、“忧患意识”，也适用于薄书记的“唱红打黑”、“歌颂辉煌”。 特别重要的是，两人对发展道路公开提出自己有差别的思路，客观上是党内民主的重要表现，两位政治局委员的言论在网络和媒体上引发的热议，更是符合中共十七大提出的“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目标。这很使我们想起列宁时期的苏共，在那个年代，决定苏共和俄罗斯命运的布列斯特合约、新经济政策、民族政策等重大决策，都是通过在苏共中央乃至全党举行大辩论来达到共识的。事实证明，苏共当时这样做，并没有搞乱全党，而是挽救了苏共和俄罗斯。我们期望，有更多的地方负责人能够为当前和未来中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经验和智慧。 就在两位书记提出自己观点并引发热议之时，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又发出了令人警觉的呼吁。这位中共兄弟党的负责人表示：“政治体制改革应避免民粹主义！”我们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如此，发展和分配这类本质上也属于政治问题的议题也是如此，因为民粹主义是民主的天然、有害的伴随物，非如此，国家不能保持稳定，也就谈不上发展。在发展和分配的问题避免民粹主义，温家宝总理的的一个观点倒是很可以作为标准。他在谈到中国现阶段是否已经富强起来时曾指出：任何数字乘以十三亿（人口），都很大，除以十三亿（人口），都很小。中国现阶段应该先分蛋糕还是先做蛋糕？慎重的态度恐怕只能是先做一下除法，做事，总要对自己的情况先有个清醒、客观的认识，广东如此，重庆亦然，非如此，便不能避免丘吉尔说过的“不恰当地干预历史进程”的事情发生。 对于开风气之先的广东，笔者有如下期盼： 高举邓小平理论大旗，因为邓小平理论的很多内容，是对广东改革开放实践的指导和经验总结，广东也应该唱红，尤其是需要在完整、准确的基础上大唱邓小平理论，因为没有邓小平理论，便没有中国的今天。 在民生和社会管理问题上，在现有良好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让人民更多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最后，要善于总结自己的经验，尤其是国内外公认的开明的社会管理和处理社会矛盾方面的经验，在市场经济时代，广东人只做不说的传统，该改一改了。    

德国之声中文网 从王立军躲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避难”，到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一夜之间被撤职，中共”宫廷”政治的幕布一角被揭开。香港时政评论员林和立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薄熙来的今天是早就可预见的。 德国之声：上周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在两会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王立军事件”的提问时表示，”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第二天新华社就发布了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的消息。您当时对这一消息感到意外吗？ 林和立：这个是不意外的，因为很明显中共领导层，特别是胡锦涛和温家宝一直不赞成”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所以在出了王立军这样重大的国际丑闻之后，薄熙来作为重庆第一把手需要负最大的政治责任。但可能要等到秋天才能知道薄熙来是否能保住政治局的位子。不过薄本人可能也会受到有关以前他在大连为官执政时一些贪腐案的调查。 德国之声：您认为等待薄熙来的将会是怎样的命运？ 林和立：最坏的结果可能会像2006年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结果。薄熙来在大连执政十几年，有关他的传闻确实有。所以如果中共纪检委开始对他进行调查的话，他可能会受到牵连。无论如何，薄熙来的政治前途恐怕是完结了。他可能平平安安地退休，也可能受到某种程度上的法律制裁。 德国之声：有人评论说，薄熙来陨落可能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所经历的最严重政治震荡”。您觉得这件事会不会再继续发酵下去，还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和影响吗？ 林和立：我觉得薄熙来这件事并没有严重到像89年的天安门运动。当然薄熙来这件事标志着党内的派系斗争比较严重。一般人的看法是，以胡锦涛为首的团派同太子党之间存在政治斗争。薄熙来由于长期以来没有同胡领导的中央保持一致，所以过去几年我们也看得很清楚，胡温都没有去重庆。薄熙来和胡温之间是存在一定的矛盾的。可是目前来说，薄熙来被撤职之后，党内还是希望至少保持表面上的高度一致团结，尤其是十八大秋天就要召开，我想信，中共高层还是会想办法保持表面上的一致，至少会避免分裂。不过，薄熙来这个事情可能会让恢复毛泽东思想这样的政治运动停下来。知识分子们可以进行一些反思，目前中国需要的是和普世价值接轨，多学习西方社会的先进的文明和政治制度，不要再恢复封建主义和毛泽东时代的内容。 德国之声：薄熙来之前因为在重庆搞的一套”唱红打黑”被称作是”左派”领导人。您认为薄熙来是一个真正的左派代表吗？ 林和立：我觉得薄熙来是个比较有魅力的政客。他过去搞的”唱红打黑”的运动是一种政治表态。主要目的是打响自己在全国的知名度，增加自己的政治本钱。他也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搞这么多政治运动，主要的目的就是在十八大晋升政治局常委。他本人不一定很左。如果他真的很左，不会把自己的儿子从中学时候就送到英国读书。他本人的生活方式可能也很西化。我觉得，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的政治行为，不代表他内心世界很左。毕竟太子党经商是很普遍的现象，如果他们真的要恢复毛的时代，包括薄及其夫人在内的太子党不会做这么大的生意。这就是一场政治游戏，和他们本人的信仰关系不大。 德国之声：如果我们回过头看薄熙来经历的仕途，您认为薄熙来今天会面对这样的结果是一种必然还是一种偶然？ 林和立：我觉得薄熙来的政治欲望很大，他也是魅力型的领袖。他的政治手腕是比较高超的。从2007年年底去重庆，短短几年之内他变成全世界都很关注的中国很有活力很具魅力的领袖。但是无论唱红还是打黑他都没有遵守游戏规则。他在打黑中暴露出来很多弱点，例如没有按照司法程序处理黑帮案件，不符合依法治国和法治的精神。王立军名义上是打黑英雄，事实上并没有严格地按照法治精神打黑，所以出问题是可以预料得到的。薄熙来恐怕是野心太大了，他没有按照中共的规则一步一步地往上爬。而且他和胡温的团派矛盾比较深，所以很明显他的政治敌人利用王立军事件把他打下去，这个结果也是可以预料到的。 德国之声：薄熙来事件发生之后很多人在预测这件事是否会对中国政治改革产生影响。您的看法呢？ 林和立：薄熙来这个事情和中国政治改革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目前中共高层已经有一个高度共识，也就是在明后几年恐怕不会推行任何政治改革，因为无论团派还是太子党，还是上海帮或是其他的派系都没有推动政改的动机和魄力。稳定压倒一切是最重要的政治目标。这个目标恐怕在习近平和李克强上台后也不会改变。所以薄熙来这个事情和政治改革是两码事，没有什么影响。 采访记者：洪沙 责编：石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