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 旅途四则
一 重庆是蓝的，他突然说。 车正沿着嘉陵江行驶，窗外是点点的灯光，江水黑逡逡的一片。这城市满是高楼，是令人惊诧地起起伏伏，公路蜿蜒在你的身下，轻轨火车从你的头顶经过，你穿越这条小巷时，路过的十六层的住户的家，那条牛仔裤一动不动地晾在那里。这也是一座狰狞的城市，一切都突兀、粗大。 我们刚度过一个沉醉的夜晚。一群六十岁上下的人，都质朴、强硬而浪漫，是这“共和国”的同龄人。我们朗读了莫名诗人的词句，其中一首是《帝国》。我们谈到了俄国兴起与衰落，还有遥远的布拉格之春。当然，还有八年抗战，这座城市承受了狂轰滥炸，是自由与抵抗的堡垒。他们会说，重庆比伦敦承受了更多的炸弹，是在二次世界大战这史诗画卷中被低估的中心。这城市也正因这在轰炸下不屈服的精神而兴起，否则谁会在乎这长江畔的山城？成千上万的人，从中国四处涌来，投奔这自由中国的首都。 被过滤广告 他们也都是这城市的局外人，或许也多少认定，在重庆被低估时，他们也被低估了。但现在激怒他们的不是被低估，而是一种新的侮辱。这城市飘扬的红旗、红歌，报纸上宣扬的打黑，还有被炮制出重庆理论，都让他们难掩厌恶。 那个红色蔓延的年代，他们都经历过。他们中的两位的父亲都是中学教师。他们看见父亲被游街、批斗与殴打。轻狂的少年人，喊着震彻云宵、慷慨激昂的口号，不仅要摧残年长者的身体，还要羞辱他们的灵魂。一些暴政用人种来区分人群，另一些则用人群。干部、工农的子女是红色的，他们则是黑色的，遭受无尽歧视。 暴力也都掩藏在红色里。在我们谈话的窗外不远处的沙坪公园里，埋着几百具尸体。他们都青春逼人，都热血沸腾，都挥舞着红宝书，呼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然后都长眠于此。他们还是幸运者，这是中国仅有两个红卫兵公墓之一。苏式水泥墓碑高大、威严、粗砺，雕成了815的形状。“815”与“斗到底”是文革时重庆最大的两个派系。他们把坦克开到街头，把江中的轮船改为军舰，仅仅四十四年前，这座城市是个内战战场，那时也红歌激荡。墓园的铁门紧锁，灰色水泥坟墓四周，青草肆意生长。除非你翻身入墙，即使他们的亲人，也无法为他们祭奠，铁门口，一瓶白酒仍孤零零的矗立着。 这些色彩又回来了。蕴涵了无限暴力、屈辱、赤裸裸无知的红色变成了进步的象征，是中国未来的另一种可能。人们尚无法想象，倘若一个最大的经济体配上红色的意识形态，会开出怎样的恶之花。它也是新的时髦与性感，姑娘们打扮成江姐的模样，去渣滓洞表演坚贞不屈、卖弄风情。从这个意义上，红色又是无害的，它不过是一群虚无主义者的短暂表演，连他们自己也不信剧目的内容。红色也再度打击黑色，尽管这黑色已不是从前的黑色。但手段依旧，需要不停的运动，没有任何规则与程序来保护个体。 聚会后，他驱车送我酒店。他再次提到张勋，袁世凯，他们都要复辟一个僵死的时代，也都必将遭遇可耻的失败。在这群局外人中，他最为整洁倜傥，如果把他放在下午参观的周公馆的黑白照片里，似乎更为妥贴。也他们的眼中，中国的一切都在堕落，政治、社会、文化甚至人的面容，高亢的只有物质增长和放肆的贪欲。 在他心中，蓝色，青天白日的蓝色，变成了精神寄托，浪漫化的幻想。“是的，蒋先生是个君子”。这个昔日的独夫，曾被一代青年人唾弃的独裁者，又成为了民主与自由、谦谦君子的象征。 我们听了柴科夫斯基，邓丽君，还有七十年前的国歌，歌词都是四字的短语，清雅脱俗。那个时代，政治的中国危机重重，文化的中国却仍令人向往。这才是我的国家，他说。 我们的车驶向解放碑。一切词汇似乎亟待重新定义，这“解放”真是“解放”吗？ 二 被过滤广告 “党”无处不在。街头花圃被雕成了镰刀与斧头，大学校园的墙壁上刷着“一心跟党走”的标语，小巷的活动中心传出了红色曲调，公共汽车站灯箱上是“建党大业”的海报。 在六月的上海，“党”和那些穿入云霄的玻璃大厦、用香奈尔的漂亮女人、弄堂里的吵闹声、马路上簇新的跑车、电脑屏幕上的股票曲线图、还有连绵的梅雨并存。 九十年前，“党”从这座城市诞生。那个上海，是中国最时髦、也最野性的城市，充斥着来自各方的冒险家和想要改变命运的人。他们开办工厂、到交易所试运气、看电影、喝咖啡、体验大都市的生活，创办杂志、书局、加入黑帮，也创办政党，人们在这里尝试人生的各种可能性，追随不可思议的理念。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共产党也是上海的多元文化的产物，一个中央权力崩溃的中国，也给个人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个在租界里诞生的小小政党，最终执掌了整个中国。最初，它寄托了很多人的希望。中国孱弱，它声称要让她富强，国民党政权腐败、专制，它竭力表明自己的廉洁、倡导民主。旧社会充满罪恶，它要使它清洁、健康。 它的表现却与人们期待的大不相同，而上海也改变了模样。外国人被驱赶，私营企业收归了国有，舞厅、马场、交易都被关闭了，成功的商人、知识分子、艺术家、生活优越的人被关押、流放、致死，他们代表的生活方式则成了新政权首要摧毁的目标。再没有莫扎特、青花瓷器、英国红茶、线装书，上海的多元性、国际化、享乐主义、蜂拥的机会消失了，曾令上海人骄傲的外滩则一片死寂，古老的建筑上插满了红旗。狂热的青年冲入了博物馆、私人住宅、寺庙教堂，他们声称只有摧毁所有的旧事物、清除所有的外来影响，才能建立一个新中国。一次次运动几乎摧毁了整个国家，几代人陷入绝境，上海则丧失了所有的魅力。 坐在和平饭店里，这些往事显得如此遥远。这座古老的饭店刚被装修一新，与外滩其它老建筑一样，再度变成了上海的骄傲，最时髦的Party，最奢侈的物质、最光鲜的人物，都在此间出没。曾被唾弃与埋葬的历史，也变成了新的荣光，人们赞叹这些外来者的遗产是多么漂亮、持久，它们通往上海的另一个黄金时代。而浑浊的黄浦江对岸的更耀眼的高楼则似乎在表明，上海又处于另一个黄金时代。它是中国崛起的象征，是不断积累的财富与权力。你也一定会感慨与赞叹上海人的灵活性，他们似乎轻易就忘掉了过去，拥抱了新时代。这座城市仍以政治冷漠著称，九十年前的多元性只剩下了享乐主义——如果你可以成为Party animal，何需再在乎那个高高在上的“党”，你只需要不理会它，服从它，假装它不存在，或者视它是另一个金主。但一切真的如此吗？ “他们一定要让我移民”，J说。她是个精致的女人，四十岁上下，在一家时尚公司工作。我们在和平饭店的九层餐厅喝咖啡。她的父母都是工程师，五年前移民往澳大利亚。她父亲不仅坚持要她离开中国，甚至还坚持交党费。在文革中，他的英国教育背景成了巨大的负担，他被下放、遭遇种种虐待。如今他生活在异邦，已经七十五岁，也不打算叶落归根，更不担心被迫害。但他却仍觉得，党费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女儿、孙子，他们仍在中国。 我突然觉得一阵寒冷。J不理解父亲的忧虑，但很有可能，父亲比她更了解中国，更了解党的残酷、荒诞而不可预料，可以用意想不到的方式指控你，谁知道这未交的党费，是否会成为理由之一。他这一代人，倘若要存活下去，必须小心翼翼。 H比J更年轻。一年前，她从一家杂志社进入体制内的工作。“我在这里呆得越长，越奇怪这个国家是怎能维持这么久，它迟早要出事的。”她是这城市再常见不过的姑娘，漂亮、聪明、沉浸于日常生活的琐碎快乐。纯粹出于偶然，她成为一个党员。对她这一代来说，党和信念可没什么关系，它是便利与安全，在面临同样的竞争时，党员的身份可能意味着更多的。 这不是刻意的钻营，更是思维的惯性，人人都这样。她们没有切身的恐惧，却有一种新的不安全感。整个国家在按照一种反常识的规则运转。她所在的政府部门，像是黑社会般运转着，他们都知道如何靠威吓与贿赂来获得利润，商家们最惧怕的党的新政策。但她感觉到，这样的生活则没有未来。她的父母已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旅行，寻找可能移民的目的地。中国是个赚钱的好地方，却不适合呼吸、生活、养育子女，保持内心镇定。 被过滤广告 H与J都是这城市在普通的故事。一个繁荣的中国也是建立在这普遍恐惧之上的，在飘扬的颂歌里，是一心要逃离的渴望。 三 说到兴奋时，她手臂向上伸展，流露出另一个时代的烙印。那是一个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跳“忠字舞”的时代。控制无处不在，它进入你的头脑，改变你的眼神，也塑造你的行动姿态。 在台北潮州街的一幢老房子里，我见到陈若曦，她热忱、爽朗，朴素，满是与年龄不相称的活力，她出生于1938年的台北，已经73岁了。我们无拘无束也毫无章法的谈话，从台大外文系到李登辉的弊案，从三峡工程到反核运动。我最希望了解的还是文革中的中国。 从1966年至1973年，陈若曦与她的丈夫生活在中国。他们都在美国留学，都是狂热的理想主义者，具有强烈的民族主情绪，都愤怒于国民党的统治，也都在红色中国看到民族与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一旦踏上中国的土地，玫瑰色的梦旋及破裂。社会主义许诺解放与平等，带来的却是禁锢与压迫。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时刻，压迫不仅限于你的肉体，还要进入你的灵魂，压迫也不仅存在于掌权者与人民之间，也来自于来自人民的内部，除去最高领袖，每个人都是施暴者、每个人也都是受害者。所有传统的保护，家庭、社区、宗教都被摧毁了，孤立的个体不但被剥夺了外在的保护，其内在的自由也荡然无存——不敢运用自己的观察与判断，不敢保有自己的良知，要磨平个人的性格，只有与他人一样，才可能是生存下去。 侥幸离开中国后，陈若曦把自己的见闻与感受化作一本小说集。《尹县长》轰动了台湾与世界，它是第一本描述文革中国的内部生活的文学作品。一批批的外来者被北京政权的花言巧语迷惑，陈若曦戳破了这谎言。与中国后来涌现出来的“伤痕文学”不同，她的文字简洁、凝炼。她旁观者的身份、她在台大与美国的文学训练，让她节制了愤怒与控诉的欲望，这节制恰又表现了那令人窒息的恐怖与难以描述的荒诞。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则以最热烈的姿态欢迎了它，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反共教材”，以至于我向台湾的朋友提及这本小说时，它的政治意义超越了文学。 一年前，我偶然读到这本小说，并很快被它的平淡而压抑的情绪所吸引。这也是个陌生而奇特的阅读旅程。一个无意说出了“毛主席坏蛋”的小孩子，只在吃涮羊肉时才放松的留美学者，试图保持个性与风韵的女人，当然还有糊里糊涂的送了命的尹县长……在荒诞而残酷的历史洪流前，自然天性、个人良心，都会带来危险。倘若你要活下去，不仅要杀死自我，还要对他人的不幸保持麻木，甚至加入迫害别人的行列。从一个四岁的孩子到一个阅历丰富的县长，都是如此。这种伤害是如此之深，一个少年会变得凶残无比，而无辜的老人在死亡前还高呼“毛主席万岁”。 这次阅读也是对现实的回应。几年来，一场红色浪潮再次席卷中国，文革变成了理想与激情的象征。人们似乎轻易地淡忘了它的残酷与悲剧。而这遗忘与细节的丢失相关。当细节没有被充分呈现时，记忆也就不牢固。即使那些高声反对文革的人，如果没提供更细致的分析，也经常变成另一种口号，而口号是没有生命力的。但借又一个台湾人的眼，我感到这些细节。 我们在7月2日的早晨见面，中国共产党刚刚度过了90岁的生日。台湾是蓝色与绿色的世界，红色是遥远的记忆。对与我同行的台湾青年来说，陈若曦是个历史性人物，与白先勇、王文兴、叶维廉、李欧梵一样，是六十年代初那个传奇的台大外文系的一员，他们的探索奠定了台湾的现代文学。几天前，她刚刚获得了“国家文艺奖”，在报纸上占据了一个偏僻位置，但这更像是对昔日成就的肯定。 被过滤广告 过去20年来，她不是以作家的面貌示人的。她是一名积极的社运分子，推崇绿色环保、反核、伸张女性写作。她在此前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有关宗教与信仰。台湾解严已然24年，谁还会感兴趣她对于共产党体制的批评。况且，中国正呈现另一幅面貌。 我们真的逃离了《尹县长》的时代吗？对我来说，这本小说从未过时，甚至焕发了新的生机。当然，此刻的尹县长不会被打翻在地，他会脑满肠肥，依靠出卖土地、强行拆迁，大发其财。但这个党与政权的核心从未改变，它仍是建立在对个人尊严的蔑视上的，不管它是以政治狂热还是经济狂热的面貌出现。当中国对于台湾的影响日深时，这种特性同样会作用于台湾。 不过陈若曦对此探讨没太多兴趣。甚至提到中国的红色热时，她仅仅说，这是人们对于腐败的不满，她理应知道，文革时的“清廉”可比这糟糕得多。她不是深思熟虑的思想家，而是行动派。她更愿意谈论环境问题。从一名社会主义者，到沉浸于宗教的冥想，再到一名环保分子，她似乎一直执着于寻找一个乌托邦。 四 几个黑脸的汉子正一头扎进湖水，他们把一截截藕塞进污泥，他们在种荷花。 他们喜笑颜开、身材匀称，说着我半懂的南京话。玄武湖旁的茶馆清静无人，我一个人呆坐着，不知为何，突然想起《老残游记》。或许因为老残的游历是从济南的大名湖开始，它也荷叶丰盛。 那是一九零三年的中国，是旧秩序瓦解之际。这旧秩序不仅是政治的，经由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战争、一八九八年的夭折的维新、一九零零年的拳乱，满清政权正岌岌可危，失去了它的合法性。它更是文化与社会心理上的危机，中国人失魂落魄，他不仅相信自己在军事与政治上的失败，也开始对来自西方的一切东西顶礼膜拜。 被过滤广告 中国是一艘庞大的破船，不断的下沉，但谁也不知道如何补救。这是老残喜欢的比喻，他要观察、记录下船沉前的百态人生。 是不是又到了《老残游记》的时刻？它也是催生吴沃尧与李宝嘉的时代？十年的冤狱、全家自焚、偷情的贪官、炫富的情妇、冷血的钢琴师、嗜血的网民、追尾的列车，“怪现状”与“现形记”层出不穷，是与非、黑与白，都不那么清晰。 在南京的朋友们的餐桌上，照例是政治、色情笑话，层出不穷的抱怨。从中国经济何时崩溃到最近一期的“非诚勿扰”，从重庆的红歌到江西的爆炸案，还有对下一届中共政治局常委名单的猜测。比起南京板鸭，它们是更好的下酒菜。它们表达愤怒，发泄不满，自我排解，似乎现实越无力，我们在语言上就越肆无忌惮。 该怎么理解这一切？现状真的令人深感绝望吗？这可不是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它不仅没有民族危机，还空前强大。当年紫禁城面对着各省士绅的请愿束手无策，而如今谁又敢公开挑战中南海？但你却又感到了同样多的相似。这也是个意义与价值崩溃的时刻，是道德与伦理破产的时刻，所有匪夷之事都浮现出来了。 距离北京的喧闹的奥运会已过去了三年，你感觉得到整个国家情绪的戏剧性转变。那股盲目的自豪与信心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不满与躁动，而在过去的半年中，这不满越来越转变成愤怒与暴力化的冲动。人们似乎终于意识到，那个标榜给他们带来民族自尊的政权更是一个掠夺成性的政权。从前，人们回避谈政治，如今却不得不谈政治。 人们同时觉得停滞与躁动不安。一些人觉得现状会长得没有尽头，另一些人则觉得未来即将浮现，它可能崩溃、可能重生，总之现状很难维持。倘若你生活在一九一零年的中国，该怎样想象未来？即使未来发生了又怎样，它也不过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吗？那深层的危机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 人们越迷惘、越无力，中国就开始变得越神秘，似乎它从来如此，也将永远下去。一艘沉船、一坛酱缸、一间铁屋子。在南京，我听到了两个最新的比喻，“中国就像是一辆正开往悬崖边的公共汽车，没人知道该怎样让它停下来，有能力的人纷纷选择跳车”，一位历史学家说。而另一位则说中国就像一头即将垮下的骆驼，四周摆满了稻草，不知哪一根会最后压垮它。 比喻给人安慰，它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它也是推卸个人责任的方式，因为不敢面对个人的困境，害怕承担个人责任，我们要不断重申集体的困境。一百年前，人们要办杂志、报纸，出席公开演讲，分享这些忧虑，现在人们发微博，在瞬间体验同样的悲观、荒诞与欢乐。 这些笑话、抱怨还有忧虑可能不过是另一种自我沉溺与消费，一种身份确认，我们沉浸其中，自我满足，无法使它转化成更深入的思考、更具体的行动。 在一九五七年到苏联的旅行中，思想史家以塞亚•伯林（Isaiah Berlin）这样描述这个刚开始松动的极权系统下的人民——他们兴奋地谈论政治，但“他们也就像学生讨论那些超出他们理解能力之外的严肃公共问题一样兴奋、好奇而又不负责，是为了好玩，别以为他们会拿它太当真，他们不过是说些胆大的、触碰禁区的话而获得某种快感”。 很有可能，这正是我们谈论中国的真实水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最近的一本书是《一个游荡者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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