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4)  | 标签: 满清王朝 , “抽心一烂” 张耀杰，文载《南方都市报》2011年6月12日 《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是文史专家雷颐集大成的一部文史精选，其中基于他几十年学习、研究历史所养成的“历史性思维”，冷静客观地分析了辛亥革命之所以突然爆发的复杂“原因”，从而得出环环相扣的学术论断：纵观晚清历史，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清廷总是拒不变化；只到时机已逝、丧失操控能力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动“变革”。改革愈迟，所付出的“利息”也将愈大。然而清廷对此似乎毫无认识，它总是在下一个阶段才做原本是上一个阶段应做的事情，而且拒不“付息”，不愿再多做一点让步和妥协，完全丧失了变革的主动权，完全是被“形势”推着走，改革的空间终于丧失殆尽。 据该书介绍，满清王朝回光返照式的“同治中兴”，直接归功于曾国藩等人拼死镇压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进而初步开启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然而，正当曾国藩竭诚报国并且功成名就的时候，他的亲随幕僚赵烈文却预言了满清王朝的历史宿命：“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赵烈文的眼光所及，仅仅限于中国传统社会及其正统儒教汤武革命、改朝换代式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循环；却严重缺乏既全球化又现代化的开放思维。他说出这番话的时间是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元1867年7月21日。一年之后，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平生第一次觐见慈禧太后、慈安太后、同治皇帝。直到此时他才初步意识到，满清王朝其实早已经“抽心一烂”。只是这种“抽心一烂”并不是赵烈文所说的“主威”弱化的“根本颠仆”；反而是超稳定的传统农耕文明尤其是正统儒教天人合一、政教合一、家国合一、忠孝合一的惯性思维，以及与其相配套的“主威素重，风气未开”的极权专制，通过“逆淘汰”的统治权术和用人制度，直接扼杀了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以至于整个朝廷连一名足以力挽狂澜的皇室成员和忠良大臣，都找不到了。 尽管如此，曾国藩、赵烈文以及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太后等人，依然不得不把维护专制统治的全部希望，一厢情愿地寄托在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的“主威素重，风气未开”方面。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马克思早在1858年10月8日就在写给恩格斯的书信中，以既全球化又现代化的开放眼光，把中国的满清政府和日本的将军幕府在西方炮舰打击下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形容为“门户开放”。 马克思的改革开放预言很快在中国的近邻日本得到落实。1868年4月6日，日本明治天皇亲率文武百官在京都御所紫宸殿，向天地神明郑重宣誓：“我国即将进行前所未有之变革，故朕躬身先众而行，向天地神明宣誓，定斯国是，立万民保全之道。盼众卿亦念兹在兹，同心戮力。”日本历史上被称之为明治维新的改革开放由此正式启动。一直以天朝上国老大自居的中国统治者，即使因为两次鸦片战争而付出割地赔款的沉痛代价，也依然不愿意主动放弃“主威素重，风气未开”的极权专制。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在1894年7月25日爆发的甲午战争中，中国军队很快被后来居上的日本军队打得一败涂地。 1894年9月下旬，恩格斯在致劳拉•拉法格的书信中认为，刚刚发生的中国与蕞尔小国日本之间的甲午战争，将成为中国近现代化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中国社会“被迫欧化”的改革开放，是“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是全球化的人类共同体中值得肯定的一种文明进步。但是，正如马克思1858年既全球化又现代化的改革开放预言，在中国社会基本落空一样；恩格斯所说的“被迫欧化”，在中国社会依然没有能够顺利展开。沿着只改器物不改精神的洋务改良运动走下去，1911年规模不大的一场武昌首义，便引发了全国范围内“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的辛亥革命，距离赵烈文预言的50年还提前了6年时间。随之而来的，是长达数十年“方州无主，人自为政”的军阀混战。 用全球化的“历史性思维”返观历史，1911年的辛亥革命无论有多少来自海外的文明要素，本质上依然是一场中国传统的官逼民反加改朝换代的汤武革命。中国社会与世界文明全面接轨、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其实是1980年代之后的事情。只有明白这些环环相扣的历史事实，今天的国人才会更加珍惜改革开放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雷颐著《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4 个评论 张耀杰的最新更新： 从复议到判决，公正被谁吃掉 / 2011-08-25 22:57 / 评论数( 1 ) 化解权力市场经济的路径选择 / 2011-08-24 21:31 / 评论数( 0 ) 贾焱：我的老师梁晓声 / 2011-08-24 21:29 / 评论数( 0 ) 李劼：孔丘的等级观念和仁义政治 / 2011-07-30 00:56 / 评论数( 1 ) 应星与于建嵘的抗争政治 / 2011-07-27 23:34 / 评论数( 1 )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2)  | 标签: 感谢秋风的公开回应 秋风比我年长一些。几年前我补习经济学方面的功课时，集中学习过他所翻译的《哈耶克与古典自由主义》等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书籍。去年我还和他以及张泓、苏小和等人，在搜狐创办了每月一次的读书会。但是，实话实说，秋风对于中国传统历史及传统文化，显然缺乏最低限度的系统学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最近几年来却偏偏撇开自己所熟悉的研究领域，高调谈论起没有悟性的人一辈子也搞不明白的传统文化，而且竟然创造发明了似乎只有他一个人明白的儒家宪政主义。 昨天收到《经济观察报》转来的秋风文章《反传统情绪与双重的无知》，我给出的回复是：“谢谢您转发来秋风的文章。刚才我大致看了一下。只是他的文章没有公开发表以前，我是没有必要予以正式回应的。考虑到贵报的版面资源十分珍贵，所以上一篇文章我并没有充分展开。昨天我已经另有一篇《再评秋风的君臣契约与独尊梦想》，在我自己的网络博客公开发表。对于秋风的逻辑混乱，有进一步的论证。如果方便，请代为转发给您的同事和秋风本人吧。再次表示感谢。张耀杰，20/7。” 今天看到秋风在新浪微博写给我的回复——//@秋风论道：耀杰兄这样的诛心之论，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宝贵遗产？但您说的对，我无意于作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儒家君子决非脑子本不够数却做唯我独醒状的知识分子。我不会把政府、社会、自己之外的人看成肮脏的。只要能够推动这个国家的治理秩序好一点点，我愿意与魔鬼做交易。您尽可以鄙视我，做您的知识分子。(7月20日 21:55)——我才终于明白，我自己对于秋风很不厚道的诛心之论，其实恰恰是中国古人所说的知人论世。秋风确实是想充当中国当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去与他心目之中想当然的所谓“魔鬼”，去做政权共谋的大“交易”。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再重复强调一遍：在执政党已经正式提出以人为本、和谐包容的执政理念，以及“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权力观念的情况下；秋风偏偏逆潮流而动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所谓儒学宪政主义，像此前的蒋庆、康晓光一样，已经拙劣到连扯谎都扯不圆满的程度。他们的居心，虽然有可能是屈原式的忠诚爱国；但是，他们的拙劣文本除了骗骗知识浅薄、价值混乱的年轻编辑以换取稿费之外，从执政党那里能够得到的官方报酬大概只有焦大式的满嘴马粪。 以下是我在个人微博上写给秋风的两条公开答复。请更多网友批评指正。 #敬答秋风01#今天看到秋风的微博回复。作为朋友，本人对于他的好人脾气一直是敬佩的。本人一直要做的是意思自治、自我承担的个人，而不是什么知识分子。秋风所谓的诛心之论，其实就是孔子以“心达而险”之类罪名杀少正卯的“君子之诛”，与新文化是无关的。本人在正式发表的文章里面，也是一直避免采用的。 #敬答秋风02#秋风说“只要能够推动这个国家的治理秩序好一点点，我愿意与魔鬼做交易”。请问，按照“权为民所赋”的文明理念，你自己在不违背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尽可以与所谓的“魔鬼”做交易。但是，你有什么权力替国家去做交易呢？难道你还要像康有为、孙中山、陈独秀那样，私自抵押国家主权去换取外援以挑起内战吗？ 草于2011年7月21日星期四。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2 个评论 张耀杰的最新更新： 从复议到判决，公正被谁吃掉 / 2011-08-25 22:57 / 评论数( 1 ) 化解权力市场经济的路径选择 / 2011-08-24 21:31 / 评论数( 0 ) 贾焱：我的老师梁晓声 / 2011-08-24 21:29 / 评论数( 0 ) 李劼：孔丘的等级观念和仁义政治 / 2011-07-30 00:56 / 评论数( 1 ) 应星与于建嵘的抗争政治 / 2011-07-27 23:34 / 评论数( 1 )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0)  | 标签: 张耀杰 , 秋风 , 本土儒学 , 西方宪政 此为删节稿。文载经济观察报，2011年7月18日 所谓宪政，顾名思义就是宪法之政。没有“权为民所赋”的既要限制公共权力又要保障个人私权的成文宪法，“宪政”二字从根本上是无从谈起的。然而，最近几年来，回到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有限资源里面，去寻找救国救民、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再一次成为学术文化界的一种时髦风尚。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出奇制胜的，是以儒家宪政主义者自居的秋风。 一、董仲舒的承上启下 2011年3月10日，《南方周末》刊登易中天的《这样的“孔子”不离奇吗——与秋风先生商榷》。以此为开端，该报随后又轮番刊登三篇长文——秋风的《走出概念牢笼，温情对待传统——与易中天先生商榷》（4月6日）、袁伟时的《儒家是宪政主义吗？——简评秋风的孔子论》（6月23日）、秋风的《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敬答袁伟时老师》（6月30日）——针对广大读者的常态智商和常识底线发起公开挑战，以至于该报资深记者黄秀丽在腾讯微博中写道： “读了秋风老师在本报发表的《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十分困惑。里面提到孔子的学说有公民社会、宪政主义的因素，自己感觉类似从儒家的九牛中找到一毛与宪政‘影似’。如果秋风老师说的这种宪政性质的共治体制存在，那么提供的制度性资源在哪里？儒生能用哪些资源来限制绝对权力？” 按照秋风自己的说法，“经由对中国古典经、史之研究，我对中国历史初步形成了一个新的认知框架：孔子以来，具有道德理想主义精神的儒家士大夫群体是抗衡专制的宪政主义力量。透过董仲舒的天道宪政主义规划，儒家构建了士大夫与皇权共治的体制，它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宪政主义性质，并一直持续到清末。”那么，笔者倒是要问上一句：“董仲舒的天道宪政主义规划”，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秋风的答案是：“董仲舒非常简练地描述了汉儒所向往的治理结构：‘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万民确实应当服从君王，这是维持秩序之所必需。但是，君王决不是最高的，君王之上有天。秦始皇相信自己就是天。儒者则宣告，皇帝不是天，不过是‘天之子’，他必须服从天。更为重要的是，天意只有儒者能够理解，也只有儒者有能力提出政策方案，对上天的意见做出正确的回应。由此，儒者就打通了进入治理架构的通道，从而对秦制发动了一次根本性改造。皇权退让，儒家士大夫进入治理架构内，汉承袭自秦的治理架构发生了相当重大的变化，而转换成为皇权与士大夫‘共治’体制。大体上，从董仲舒－汉武帝时代到晚清，正常状态下的治理架构均为‘共治体制’，尽管士大夫分享权威的程度不等，其间也发生过重大的波折、变化。” 然而，鲁迅早在《迎神和咬人》一文，就已经揭穿了秋风所谓‘正常状态下的治理架构’中极不正常的另一面：“报载余姚的某乡，农民们因为旱荒，迎神求雨，看客有带帽的，便用刀棒乱打他一通。这是迷信，但是有根据的。汉先儒董仲舒先生就有祈雨法，什么用寡妇，关城门，乌烟瘴气，其古怪与道士无异，而未尝为今儒所订正。” 摆放在中国历史文化长河里面进行定位研究，承上启下的董仲舒其实并不是一位纯粹的儒家，更不是所谓的天道宪政主义者；反而是一位综合利用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诸子百家共同创造的文化财富，却偏偏走向与汉武帝狼狈为奸地统一垄断国家话语权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共治合谋体制的天道专制主义者。他的《春秋繁露》一书对于传统文化的第一贡献，就在于把老子《道德经》所宣扬的形而上的天道天意，管仲、邹衍所宣扬的阴阳五行的天人合一；与孔孟儒学所强调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身份等级直接挂钩。用他的原话来说，就是“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与此相配套，董仲舒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贡献，是用普遍人性中等同于绝对天理的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进一步调整充实了把君臣、父子、夫妻之间天尊地卑、阳尊阴卑、官尊民卑、上尊下卑、男尊女卑的身份等级和社会秩序宗教神圣化的阴阳气场。只是这种宗教神圣化的阴阳气场，并没有因为“儒家士大夫进入治理架构内”而导致“皇权退让”，反而通过阳刚的皇权与阴柔的儒教狼狈为奸、相辅相成的阴阳配对，极大地强化了专制皇帝汉武帝的绝对统治权。借用袁伟时的话说，“独尊儒术的汉武帝也是不留情面的主儿，一句话就把董仲舒送进大牢，差点掉了脑袋！呵呵，宪政主义的影子在哪里呢？这样的‘共治’值几分钱？” 把三纲五常更加明确也更加极端地纳入“存天理，灭人欲”的天道专制主义的阴阳气场的，是致力于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宋代儒学——又称理学和道学——的代表人物程颢、程颐，尤其是他们的嫡传弟子朱熹。明朝后期，专门致力于愚民自愚、神道设教的儒学官绅，为了给“至圣先师”孔子连同他们自己，争取君王之师的“素王”地位，开始从官府到民间广泛提倡崇拜祭祀“天地君亲师”的礼教仪式。满清王朝的雍正皇帝顺水推舟，以帝王和国家的名义，正式确定了“天地君亲师”的天道专制主义的身份等级和社会秩序。 1949年以后，中国传统的“天地君亲师”的天道专制主义的身份等级和社会秩序，以及与其相配套的天尊地卑、阳尊阴卑、官尊民卑、上尊下卑、男尊女卑的既二元对立又一元绝对、既天人合一又政教合一的宗教神圣化的阴阳气场及价值体系；并没有因为新一轮改朝换代的暴力革命而化解根除，反而与时俱进地转换成为一个阶级绝对镇压另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为纲”。与其相配套的以非农业户口与农业户口严格划线的户籍歧视制度，以及由此而来的城乡二元结构的计划身份与计划经济，迄今为止依然保持着既二元对立又一元绝对、既政教合一又官商一体的身份等级和制度歧视，从而为合谋共治的特殊利益集团丧心病狂地垄断掠夺公私财产，提供了根深蒂固的价值共同体和制度共同体。 二、以天为本与以人为本 与中国传统社会以天道天意天命天理，以及等同于天道天意天命天理的天地君亲师的身份等级和社会秩序为本体本位不同；西方社会几千年来逐渐形成的，是另一种已经被全球化的人类共同体所普遍认同的以人为本、自我健全的价值体系和制度框架。这种价值体系和制度框架，至少包括逻辑清晰、层次分明的如下内涵： 其一，主体个人在其私人领域和私有财产方面，必须拥有意思自治、自由自主的主体权利。 其二，主体个人在甲乙双方之间，必须拥有以意思自治、自由自主为基本前提的契约平等、公平竞争的主体权利。 其三，主体个人在三人以上的公共生活领域，必须拥有以自由、平等——也就是意思自治、契约平等——为基本前提的自由表达、民主参与的主体权利。 其四，主体个人在国家政权及其制度建设方面，必须拥有以自由、平等、民主——也就是意思自治、契约平等、民主参与——为基本前提的“权为民所赋”的宪政共和、依法授权的主体权利。 其五，主体个人在国际交往与国际竞争过程中，必须拥有以自由、平等、民主、宪政——也就是意思自治、契约平等、民主参与、宪政共和——为基本前提的公私分明、求同存异、相互尊重、大同博爱的主体权利。 其六，主体个人在人与自然之间，必须拥有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充分享受健康美观、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以及由此而来的人天合一、情景交融的审美享受的主体权利。 基于这样一种以人为本、自我健全的多元化、多层次的价值体系和制度框架，不难认定秋风对于中国传统儒家的全面误读。 在谈到孔子主张的所谓“以封建制对抗君主专制”时，秋风通过移花接木的概念偷换表示说：“封建的礼确实具有不平等的一面。孔子透过引入仁的概念，让礼所保障的自由和尊严平等地覆盖所有人，起码具有这样的潜能。这样，经由孔子，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人人当平等地享有自由和尊严的现代观念。” 在这里，笔者想要追问的是：《诗经·小雅·北山》中的大夫针砭周幽王政治弊端的经典诗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难道不恰恰证明周王朝的封建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君主专制之下的诸侯分封制度吗？“确实具有不平等的一面”的礼，经过孔子的潜能开发，既然已经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人人当平等地享有自由和尊严的现代观念”；董仲舒与汉武帝狼狈为奸地统一垄断国家话语权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共治合谋体制，不恰恰是对于孔子及其“现代观念”的颠覆败坏吗？所谓“董仲舒的天道宪政主义规划”，又是从何谈起呢？ 在谈到孔子开创所谓的“公民社会”时，秋风先是表示说：“孔子整理六经，用以教授子弟，这些子弟多为庶民。孔子与弟子组成的社团系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社团，是公民社会的滥觞。”但是，转眼之间，此前的“滥觞”就通过移花接木、偷换概念、自相矛盾、自欺欺人的文字游戏，转变成了这样一段话：“孔子组织的师徒共同体就是中国第一个现代社团。这是一个陌生人组成、存在于政府之外的社团。……孔子以后，儒生组成的公民社团就成为制度变迁的主要推动力量。” 接下来，秋风又在“共治体制：宪政性质，但有重大缺陷”的小标题下解释说，儒生群体之所以能够成为“制度变迁的主要推动力量”，并不是因为他们坚守了“一个陌生人组成、存在于政府之外”的所谓“公民社团”；反而是因为他们按照“董仲舒的天道宪政主义规划，……打通了进入治理架构的通道”。也就是用所谓“只有儒者能够理解”的“天意”作为筹码本钱，主动与汉武帝达成狼狈为奸、相辅相成的共治合谋体制；从而通过对于私人办学的所谓“公民社团”的出卖背叛，赢得了专门替皇权帝制的统治集团充当“独尊”帮凶的垄断地位。儒生群体为了实现“独尊儒术”的权力野心和专制目标，必然会像当年的孔子不惜杀害少正卯那样，极力煽动皇权统治者针对本国本土的草根民众，以及被“罢黜”的其他非儒家的知识群体，实施阴阳相济、政教合一的专制统治甚至于残酷镇压。 应该承认，在儒生群体身上确实存在着秋风所说“对皇权有所妥协，但也有所抗衡，限制了皇权的暴虐”的正面现象。但是，在这样的“基本框架确实是皇权制”的“共治体制”中，是根本不存在“一定程度的宪政性质”的。道理很简单，所谓宪政，顾名思义就是宪法之政。没有“权为民所赋”的既要限制公共权力又要保障个人私权的成文宪法，“宪政”二字从根本上是无从谈起的。依据超人力的无法验证、无法量化、无法操作的“只有儒者能够理解”的所谓“天意”；而不是依据以人为本、人为设计的“权为民所赋”的成文宪法，来表现“限制绝对权力的意向和精神”的儒生群体，归根到底是反人道、反文明、反法律、反宪政的。 三、异化学术的拉郎配 在袁伟时的《儒家是宪政主义吗？——简评秋风的孔子论》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与农耕自然经济相适应，直至大清帝国，政权一般仅设置到县一级；县以下是宗族统治，与政权直接连结，形成中国特色的宗法专制制度，从宫阙到基层社会，基本骨架是儒家的三纲体制。这是一元化的专制社会，没有什么二元结构。” 而在事实上，“基本骨架是儒家的三纲体制”的“中国特色的宗法专制制度”，既是“一元化的专制社会”，更是典型的“二元结构”。也就是前面谈到的以天道天意天命天理，以及等同于天道天意天命天理的天地君亲师的身份等级和社会秩序为本体本位的天尊地卑、阳尊阴卑、官尊民卑、上尊下卑、男尊女卑的既二元对立又一元绝对、既天人合一又政教合一的宗教神圣化的二元结构和阴阳气场。返观历史，中国社会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最为顽固致命的病灶症结就在于这种二元结构和阴阳气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性爆发。导致这种病灶症结的核心要素和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袁伟时与秋风所争论的所谓的“宪政主义”；而是在于主体个人以人为本、自我健全的意思自治和自由自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自由意志。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经典叙述是这样的： “甘受奴役的现象发生于整个中世纪，在德国直到三十年战争后还可以看到。普鲁式在1806年战败之后，废除了依附关系，同时还取消了慈悲的领主们照顾贫、病和衰老的依附农的义务，当时农民曾向国王请愿，请求让他们继续处于受奴役的地位——否则在他们遭受不幸的时候谁来照顾他们呢？……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认定，平等是有例外的。对于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来说，平等是无效的。” 以独立学者身份长期从事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翻译与研究的秋风，同时又是喜欢中国传统戏曲的一个人，他对于川剧的经典剧目《拉郎配》应该并不陌生。在该剧中，皇帝派遣钦差大臣到浙江钱塘挑选800名美女。书生李玉游学归家，途中先后被王员外、张卖打、钱塘县令拉去充当新郎，以至于闹到县衙对簿公堂。乱点鸳鸯谱的钦差大臣，当堂判定李玉娶民女张彩凤为妻，王员外和县令的女儿充抵800名之末数被送往京城。秋风穿越中西文化的阴阳时空，把来自西方现代社会的宪政制度与中国本土的传统儒学捆绑配对的相关文字，分明是一种现代魔幻版的异化学术的拉郎配。他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反常识、反理性的怪异表现，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而甘心“依附”于中国社会依然强大的既二元对立又一元绝对、既政教合一又官商一体的二元结构和阴阳气场。 从作为辩论双方的袁伟时与秋风对于传统文化中的二元常识的共同误读，笔者不得不承认：由《新青年》时代的北京大学师生胡适、蔡元培、刘半农、钱玄同、鲁迅、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共同发起的那一场整理国故运动，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方面所取得的正面成果，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张耀杰的最新更新： 从复议到判决，公正被谁吃掉 / 2011-08-25 22:57 / 评论数( 1 ) 化解权力市场经济的路径选择 / 2011-08-24 21:31 / 评论数( 0 ) 贾焱：我的老师梁晓声 / 2011-08-24 21:29 / 评论数( 0 ) 李劼：孔丘的等级观念和仁义政治 / 2011-07-30 00:56 / 评论数( 1 ) 应星与于建嵘的抗争政治 / 2011-07-27 23:34 / 评论数( 1 )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0)  | 标签: 谁打响 , 武昌首义 , 第一枪 文载南方都市报，2011年7月12日 1918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七周年，孙中山在为上海《晨报》双十节纪念专刊所写的发刊词中表示说：“今日何日，此非我革命同志熊秉坤以一枪起义之日乎！”随后，他又在《孙文学说建国方略之一》中，再一次强调“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而在事实上，武昌首义的第一枪，并不是出自熊秉坤；参与武昌首义的熊秉坤，当时也不是孙中山的“革命同志”，而是还没有与同盟会建立联系的共进会会员。 熊秉坤实录武昌首义 中国自古就有政教合一、神道设教、文史合一、以史为鉴的史学传统，中华民国建立后，并没有完全割裂此项传统。1912年3月23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咨请参议院设立论功行赏的稽勋局。同年5月8日，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任命张国淦为铨叙局长、冯自由为稽勋局长，专门征集辛亥革命有功人员的档案材料。湖北方面的武昌首义元勋孙武、张振武等人，也倡言设立湖北史馆以编修革命实录。时任副总统兼湖北都督的黎元洪，于6月16日正式批准成立湖北革命实录馆，任命同盟会员、湖北随县人谢石钦为馆长。 该馆一成立就大造声势，宣传“编纂此次革命事实，意在表彰先烈，策励方来，扬希世之殊勋，演民族之进化，……以备将来中央国史馆取材之用”。除登报声明外，该馆还通知省内各军、政、商、会以及所属府、县，并派出专职、义务调查员，从事首义史实的收集整理工作。时任第三镇第五旅少将旅长的熊秉坤，就是列名于89个义务调查员中的一个。他呈交湖北革命实录馆的共有四篇文字：其一，《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其二，《前工兵八营阵亡死难暨五旅部属各员事略》。其三，《五旅中级上军官暨前工兵八营革军中执事之在下级各员事略》。其四，《前工兵八营革军各执事暨各会员事略》。 在《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中，熊秉坤叙述说，1911年10月10日傍晚，该营革命士兵焦急等候城外炮队发炮，以便一同起事，却始终没有听到炮声信号。“将至日暮”，他正在营房楼上一排宿舍向本棚副目陶启元等人布置“待举动”，忽然听得二排宿舍出现骚动，便“急忙至棚内携取枪械，即闻枪声四起，子弹齐飞，二排兵士已暴动矣”。 关于二排的暴动情况，熊秉坤介绍说：“缘该三棚内之支队长金兆龙，得坤改定时限信后，方将准备一切，被本排排长陶启胜窥破，带护兵二名从之。金见事败，疾呼曰：‘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中一会员程定国（即正瀛）持枪开击，陶带伤逃死于家。于是人声沸腾，枪弹如雨，一、三排亦继起。……营主阮荣发、右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各持手枪向上射击，口称‘不用呶噪！’声未几，程定国一枪中右队官及司务长。营主见枪毙两人，正跑走时，忽又一枪毙之。于是全营振动。坤于是下楼吹哨笛集合队伍……” 熊秉坤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湖北新军工兵八营后队一排正目即班长。他的秘密身份是共进会驻工兵八营总代表和革命军大队长。在他落款时间为1913年3月24日的《五旅中级上军官暨前工兵八营革军中执事之在下级各员事略》中，有一则《九团三营营长前工兵八营革军二正队副队长金兆龙》，同样记录了金兆龙与排长陶启胜扭打，程正瀛应声前来“以枪击之，而陶窜走，再击之，而头颅破碎”的情况。这则短文还特别介绍说，程正瀛在事发前已经从金兆龙那里接到枪杀陶启胜的任务：“龙遂与陈振武、程正瀛、钟士杰三君会议，各给子弹三颗……及收操后集合会议，令钟士杰刺本队队长，程正瀛刺二排排长，陈振武刺三排排长，龙与王忠威在后援助。” 在另一则《十团二营八连一排排长汤启发》中，还有这样的叙述：“本后队六棚正目金兆龙等组织革命，准备齐全，而本营二排排长陶启胜酷用压力以激之。晚八句钟陶被后队五棚兵士程正瀛枪毙。” 熊秉坤在以“鄂步兵五旅长前工兵八营革军大队长”名义，向湖北革命实录馆“造送”的《前工兵八营革军各执事暨各会员事略》中，又有一则《前工兵八营革军第二正队五支队长程正瀛（即定国）》，其中写道：“午后八时，本排排长陶起胜见瀛及间壁棚内之金君兆龙形迹可疑，急叫拿住。瀛见事已露，即趁此机，将该排排长枪毙。” 上述实录清楚表明，率先与清军营官、队官、司务长、排长在二楼发生正面冲突的，是二排正目、共进会支队长金兆龙。共进会员程正瀛在金兆龙号召下向排长陶启胜开枪，又向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及营主阮荣发开枪，从而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 武昌首义的张冠李戴 1918年，熊秉坤在上海撰写的《武昌起义谈》中，依然明确表示，1911年10月10日夜，金兆龙与陶启胜扭打，“同棚程定国应声起，以枪托击陶头部血淋，陶释金逃，程继射一枪中陶腰部，此即首义第一声也。” 然而，随着孙中山公开声明“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熊秉坤自己的说法也开始发生改变。1957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收录有熊秉坤30年代的一篇旧作《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其中干脆把“首义第一声”的桂冠，从程正瀛头上张冠李戴地转移到自己头上： “此时已点头道名，熊即顺前、后、左、右四队巡视，以验士气如何，各同志均跃跃欲试，惟一般非同志士兵呈惶恐状，见熊曰：‘我辈应如何？’熊令照样武装，听从指挥。熊行至本队笫三棚，闻第二排有吆吼声。熊知有变，即取枪在手，且装且行，遥见第二排排长陶启胜对面跑来，熊开枪对其射击，陶下楼逸去。熊上楼至穿堂间，同行之章盛恺、程凤林两同志为对方击中，金兆龙、程定国、林振邦、饶春堂、陈连魁诸同志均下楼不得。楼梯门为代理营长阮荣发，楼下右队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诸逆所堵塞，若辈一面放枪，一面大呼……” 1913年1月23日，袁世凯论功行赏，颁发给熊秉坤勋五位证书及徽章，并且在亲笔书写的授勋证书中“推崇”道：“盖闻时逢逐鹿，难每发于一夫，势等连鸡，功莫先于首义。”同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被应夔丞、洪述祖、武士英、吴乃文、陈玉生等人所暗杀，国民党方面一致认定中央政府方面的袁世凯、赵秉钧是幕后主凶。在上海方面的孙中山、黄兴等人的遥控指挥下，因为被剥夺军权而脱离共进会加入国民党的熊秉坤，与田桐、蒋翊武、季雨霖、詹大悲、蔡济民、杨王鹏、王文锦、王华国、钟仲衡、温楚珩、章裕昆等人一起，在国民党武汉交通部的基础上秘密组织“改进湖北军政，继续革命事业”的“改进团”，积极筹备6月25日的武装暴动。因为暴动失败而遭受通缉的熊秉坤等人，只好辗转逃亡日本东京，加入孙中山重新组织的中华革命党。与熊秉坤一起发动武昌首义的共进会会员孙武、金兆龙、程正瀛等人，由于没有加入国民党以及中华革命党，从而成为拥护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的敌对阵营的成员。1916年，程正瀛在党派之争中，被贾正魁等人秘密处死后沉入长江。金兆龙也在国民党北伐胜利后远离政治以至于抑郁而死。 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之际，台湾方面曾经两度担任孙中山秘书的岑伟生，在《回忆辛亥革命二三事》中介绍说，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他与熊秉坤住在东京九段坂下辰实馆的同一房间里达四个月之久。两个人穷困潦倒，一支香烟要截成两半各吸半支。当谈到武昌首义的开枪问题时，“熊君谓听闻外面嘈吼有枪声，就即开枪，亦顾不得谁是第一枪。谈话间从未有第一枪自认。斯时亡命日本之革命人鄂省军籍颇多，亦都认为熊君起义趁先开枪，不一定是首先放第一枪，……”孙中山当时并不重视熊秉坤，反而是已经与孙中山决裂的黄兴，考虑到熊秉坤是首义军人，专门送来50日元生活费，熊秉坤为此“喜形于色”。直到湖北同乡田桐介绍熊秉坤、岑伟生同去孙中山寓所填写中华革命党誓约之后，“尚不能直接见孙先生，及至1916年广东成立大元帅府，仍是待熊冷淡”。等到孙中山从广东来到上海，在《孙文学说建国方略之一》中公开声明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是自己的党员熊秉坤之后，熊秉坤才开始“坦然自承而不避”。究其原因，是孙中山与黄兴分裂之后，“有人指责武昌起义不是孙先生所策动，甚至说孙先生播越海外，根本未过问湖北省。孙先生为杜悠悠之口，而以熊君填了中华革命党誓约，依附在身边，所以作革命自叙就认定熊君于武昌首义开第一枪，他人遂莫敢訾议，只有背后奚落。” 据贺觉非编著《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介绍，熊秉坤面对当年的历史当事人及知情人的据实质疑，曾经有过“我不是为自己争，而是为孙先生争！”的自我辩护。但是，基于现代社会所普遍遵守的以人为本、自我健全、意思自治、契约平等、民主参与、宪政共和、大同博爱的文明价值观返观历史，像熊秉坤这样不顾历史事实而张冠李戴，无论出于多么善良美好的主观愿望，都不能算是实事求是的正当表现。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张耀杰的最新更新： 从复议到判决，公正被谁吃掉 / 2011-08-25 22:57 / 评论数( 1 ) 化解权力市场经济的路径选择 / 2011-08-24 21:31 / 评论数( 0 ) 贾焱：我的老师梁晓声 / 2011-08-24 21:29 / 评论数( 0 ) 李劼：孔丘的等级观念和仁义政治 / 2011-07-30 00:56 / 评论数( 1 ) 应星与于建嵘的抗争政治 / 2011-07-27 23:34 / 评论数(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