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

耶稣曾经说过，他降世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世人而死：“人子来……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耶稣说：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言下之意是担心百姓听而不见，视而不闻，又说：然而天国的道理我只讲与你们（指门徒），那么人子并非是故作玄虚，而是要天国的道理更快地进入人们的心理。如今，耶稣已经作古成升入天国，但中国这片土地上却有人沿着先知的路指引着“迷途的羔羊”。 哈耶克说过：个体选择决定社会走向。因此我一直认为，一个智者要做的工作不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是播下一颗智慧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成为参天大树。在这样的理念下，我参与发起中道论坛，办《中道》期刊，支持各类学术慈善论坛，幸皇天不负有心人，在多年的努力推动下，学术讲坛越来越普遍，从高层走向民间，走向学府，智慧与知识的共享和碰撞，让这个狂躁不安的时代找回一丝理性、一点真知，找回属于每个人心中的宁静。 ——开篇语   南方周末：带你读懂中国   我们知道，世间万事万物，必须从多侧面认识，且须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方能察知全豹，何况人与社会的复杂性非一般事物可比，更须有不同的视角观察研究。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却又一直喜好一边倒的赞美，一边倒的声音，歌功颂德百听不厌，负面报道或批评类的评论一见就烦，至于新闻“真实”这一最高标准，倒是经常弃置一边，或者至少是放在很次要的位置。如朱学勤先生在《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中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罪恶，却无罪感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而《南方周末》的诞生，给浑浑噩噩的无意识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力。 《南方周末》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办，创刊于1984年2月11日，以“反映社会，服务改革，贴近生活，激浊扬清”为特色；以“关注民生，彰显爱心，维护正义，坚守良知”为己责；将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熔于一炉，寓思想教育于谈天说地之中。作为“报纸改革的试验田”，无论版式，还是内容，《南方周末》都引领过报纸改革的潮流，是先着枝头的春花。做为省委机关报主办的系列报，它的创办者把这种“补充”准确定位在“启蒙”上——做沟通知识分子和大众的桥梁，对读者进行科学与民主的启蒙。 《南方周末》的历史经过三个发展阶段，或者说经过三次转型：第一阶段是从创刊到1990年代中期，主要做周末文化、娱乐报。第二阶段是从1990年代后期一直到2000年初，开始扛起了舆论监督的大旗，可以说是红遍大江南北，真正的一纸风行。第三阶段，随着形势不断的走紧、不断的变化，从2000年初发展至今做主流大报。经过20多年的发展，《南方周末》已经成为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周报，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周报，也是中国公信力最强的周报，简称“中国第一周报”。 《南方周末》出品的有影响力的报道有：1999年1月29日 牟其中其人其骗；2000年1月7日 克拉玛依——浴火重生的面孔；2000年5月26日 我们的粮食 我们的未来（旱灾特刊）；2001年2月22日 三位诺贝尔奖科学家指斥中国核酸营养品；2001年8月16日 苏共亡党十年祭；2001年11月29日 千里追踪希望工程假信；2003年4月25日 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2009年11月19日 奥巴马独家专访；2010年031期《甘肃舟曲泥石流防治因缺钱未完工 森林砍伐过度》等等。 更有很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新年献词：1999年新年献词为《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2000年新年献词为《我们从来没有放弃，因为我们爱得深沉》；2001年新年献词为《愿新年的阳光照亮你的梦想》；2002年新年献词为《我们走在中国的大地上》；2003年新年献词为《“全面小康”与“公正社会”在巨变的时代追寻最大的正义》；2004年新年献词为《这梦想，不休不止》；2005年新年献词《这是你的光荣之路》；2006年新年献词《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2007年新年献词《从今天起 我们更要彼此珍惜》；2008年新年献词《愿自由开放的旗帜高高飘扬》；2009年新年献词《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2010年新年献词《这是你所拥有的时间 这是你能决定的生活》；2011年新年献词《让每个中国人都金贵起来》。 在中国，为何经常有很多不明真相的情况和不明真相的群众？更多源于对真相的遮遮掩掩，如果媒体报道是自由的，何来不明真相？何来矛盾丛生？在任何一个社会，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是两大支柱，缺一块都不行。美国著名的《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宣言书中指出，新闻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础。哪里的人们就能自由地彼此传递他们的思想，哪里就没有自由可言；哪里存在着表达自由，自由社会就在哪里发端，因而每一种自由权的扩展就具备了现实性。因此，表达自由在各种自由权中是独一无二的：它促进和保护其他所有的自由。显而易见，当一个政权向独裁统治靠拢时，言论和新闻出版就被列入要加以约束或控制的首批目标之中。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南方报业媒体的执着，在任何困难压力下都能够坚持独特视角，发幽洞微，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忠实于事实的全貌，“以刀笔作剑，朝向中国的丑事恶事糟糕事”。 《南方周末》不经意间在全中国刮起一股寻找真相、新锐思考的报业效应，在《南方周末》为标杆的影响下，《南方都市报》、《南方人物周刊》、《财经》、《中国改革》、《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新快报》、《新京报》、《时代周报》、《第一财经周刊》等等突围而出，为死气沉沉的文革后时代观念革新、思想解放及时注入强有力的一剂。 《南方周末》更值得致敬的是它孕育了多名新闻界、评论界的精英和骨干，正是因为有《南方周末》这个自由的平台，他们得以发挥聪明才智，在新闻史上留下最辉煌的一笔成就。他们的笔下，痛斥不平不公，彰显至情至善，仰望民主自由，他们是：左方、江艺平、程益中、长平、陈明洋、笑蜀、向熹、鄢烈山、曹西弘、杨海鹏、翟明磊、令狐补充、李铁、戴志勇等等。 然而，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是悲哀的，英雄也往往是壮烈的。要知道，比丑陋更丑陋的是对丑陋的遮掩，比黑暗更黑暗的是对黑暗的顺从，比耻辱更耻辱的是对耻辱的逃避，比冷漠更冷漠的是对冷漠的麻木。只有让所有人回归常识、认识真相、记住历史，辨清事实，建立起公民意识，才能够摆脱愚昧、专制和欺骗。在每一条通往人类价值顶点的路上，是那些对人类前途和命运有着深切忧虑的心灵在指引我们，是那些对人性之恶有着切肤之痛的头脑和思想让我们找到了作为人类一员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南方周末》正在这个尘埃弥漫的历史长卷里艰难前行，他们追求真相、公理、正义的精神，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时代。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我们一般人心目中，官员办公都是很牛的一件事：坐在豪华办公室里，口衔天宪，手握毛锥，等因奉此，请示批准……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人争破头皮地去考什么公务员了。 不过，这也得看你是碰上什么样的领导了，要碰上朱元璋这号的伟大领袖，得，你就准备戴着镣铐办公吧。这朱领袖手下有一个叫茹太素的，此公泽州人，洪武三年，乡举，上书称旨，授监察御史。六年擢四川按察使。七年五月召为刑部侍郎，大抵相当于最高法院的副院长。在这期间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当时天下灾异万端，朱元璋于是要求群臣献计献策，茹太素遵命写了一篇一万七千多字的建议。朱元璋于是叫人读给他听，可是读到一万六千字的时候，还不知所云，朱元璋大怒，把茹太素痛打一顿；第二天，朱元璋又叫人继续读，最后的千把字才听出茹太素所建议的到底是什么事情，原来茹太素建议五件事，其中有四件还是可行的。朱元璋马上颁布施行，同时公开承认自己错打忠臣，并指出写繁琐文章的害处，制定了“上书建言之法”，要求群臣执行。可见这日太素文章虽然写得啰嗦，但见解却也不烦，更要紧的是他还敢仗义执言，可就这一点，给他惹下了麻烦。洪武十八年九月，他做了部尚书——也算是部级干部了。太素虽居高位，正直敢言的习性丝毫不改。由此日益引起皇帝不满。有一次明太祖在殿前宴请大臣，随口念了两句诗：“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意思是今天我可以和你一块饮酒，可你要不听话，明天我就请你吃钢刀！来对付你。茹太素倒也没有下跪磕头，而是不卑不亢道：“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你就是请我吃钢刀，我也一片丹心报效国家！结果，很快被贬为御史，接着就给朱元璋找了个茬成了罪人——可是因为还需要他上班，就罚他与同官12人“俱镣足治事”——戴着脚镣上班。朱领袖管这种全新的工作方式叫“戴罪办事”。在想想，这事儿多妙：台下跪着罪犯，坐在台子后面审案的官老爷也脚上戴着镣铐，一板一眼，晃眼看去，还真弄不清究竟谁在审谁！不久被杀。 有人也许会说，这样的事儿只会发生在万恶的旧社会。今儿，阳光普照，哪儿会有这样的事儿？的确，在今天，再让人戴着镣铐办公，是有点骇人听闻了——不过，让你戴着无形的镣铐继续办公的事情也不是没有，而且，还发生在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身上。 1967年5月，正是文化大革命轰轰隆隆之时，这当儿，发生了一起“伍豪事件”：这事发生在1932年2月,国民党为了制造分裂，用周恩来曾用过的化名“伍豪”在上海《时报》、《新闻报》、《时事新闻》和《申报》上分别刊登了伍豪脱党启事。这件事本身并不复杂，因为在刊登启事的前两个月前，周恩来就已经离开了上海，经过福建进入了中央苏区。当时，远离上海的中央苏区也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布告，指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可就这么一档子事儿，也被中央文革小组弄出来——5月 17日，江青写信给林彪、康生、周恩来，称“他们（指天津南开大学造反派——笔者按）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XX），要求同我面谈。”一向对自己晚节十分注意的周恩来在两天后便做出了迅速地反应，当天，他放下了手头所有的工作，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编了一个大事记，并给毛写了一个报告，为自己辩白，并表示：“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同时，他还让工作人员把有关的报纸一一拍照并冲印多份，以保存原始资料。 然而，原本对此事了若指掌的毛泽东却在收到周总理第一次申述时，在信封中批道：“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并在“存”字旁划了两道杠。应该说，此时的毛泽东并无意整周恩来，但他也不想放过这么一个把周恩来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的机会。对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暧昧态度，毛泽东心知肚明，虽然不高兴，但因为需要周恩来来应付乱局，保持国家基本稳定，所以一直采取容忍态度，现在有了这么一个可以完全控制他的机会，当然不肯轻易放弃，所以，他非但没有给周一个清白，反而把这个把柄送到了他的死对头中央文革手中。这实际上给周恩来心灵上带上了一个沉重的镣铐：如果你不紧跟文革路线，那么伍豪事件就可以成为一个导火索，这样文革小组可以随时把你当叛徒抛出来，让你成为刘少奇第二！得到毛泽东授以的周总理这付精神镣铐后，江青更加有恃无恐，自以为掌握了周恩来一大把柄，从此更不把他放在眼里，处处为难他，态度愈发放肆无礼，出言不逊，摆出文革老板娘的架势对周总理呼来喝去，胁迫他为自己跑腿办事，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戴着镣铐办公”！ 中国历史沉重，中国进步艰难，看了古今这两个戴着镣铐办公的故事，我们或许对此有感性认识。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给我们“扶贫款”不如给我们一个“好官” —— 熊飞骏 GDP世界第二的特色中国，仍有几千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我国的基层政权在“扶贫工程”方面确然摆出了亮眼的阵仗。 领导亲自下乡给贫困户“献爱心”；党政机关职工每人要“定点帮扶”一个贫困对象；年终县官还要拿着“红包”登门慰问…… 可贫困户极少在“帮扶”下脱贫，饶幸“脱贫”者也多不是“帮扶”的结果。 为什么地方政府的“扶贫”工作“阵仗大收效微”呢？ 因为 很多 腐败的基层政权多把“扶贫工程”当作“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来操作。 绝大多数“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都是劳民伤财的。 “扶贫工程”也不例外！ 以年终县官去边远地区慰问某贫困户为例： 一个县官带上一大队随从，带上报社和电视台记者，出动几辆甚至十几辆小车，去给事先安排好的“定点做秀户”送上一个几百元的红包。当地乡政府要出动更多的乡官迎接陪同。中午乡政府一溜摆上几桌高档酒席为上司接风洗尘；晚上回城后又要摆几桌高档酒席例行公款吃喝，一趟县官慰问活动下来，包括公车费、招待费、宣传费、陪同人员误工费，在年财政收入才区区几个亿甚至几千万的内地贫困县，少说也要耗费几千上万元！相当于送给某贫困户“慰问金”的几十倍！ 相当于“慰问金”几十倍的活动经费则由当地纳税人来买单。 送出几百元“慰问金”，浪费几千甚至几万纳税人的钱，是“中国式扶贫”的典型方式。 机关企事业单位普通职工的“定点帮扶”活动，耗费虽然比县官“慰问”小得多，但公车费、招待费和误工费加在一起，一样远远大于送给各“帮扶对象”的“扶贫款”。党政机关自身是不能创造财富的，扶贫活动经费一样由当地纳税人来买单。 基层政权的“扶贫方程式”：政府送给贫困户N元；当地平民百姓要倒贴十几个或几十个N元来供参与扶贫活动的公务人员“玩公车”、“玩公款吃喝”、“玩电视做秀”…… 最后的扶贫结果是：原有的“贫困户”没扶起来，还大大加重当地平民百姓的负担，弄不好还折腾出一批新的“贫困户”。 多数地方政权折腾“扶贫工程”的主要目的本来就不是“消除或减少贫困”，而是方便官员“政治作秀”。如果是“真扶贫”，县官去边远地区慰问贫困户要那么多陪同人员干吗？要报纸、电视台记者跟在身后干吗？ 结果多数贫困地区“越扶越贫”。 不仅如此，“唯上司是从”的官僚专制体制，刺激贫困地区地方官在任时竭泽而渔，疯狂搜刮民脂民膏，以筹集“向上司行贿”的巨额资金，来谋求个人政治升迁。在地方官巧立名目敲诈下，贫困户要么越来越贫，要么举家流入遥远的城市打工去。 在“劣胜优汰”、“奖恶惩善”的官僚专制体制运作下，“好苗”最终都会成长为“恶果”！ 难怪贫困地区的老百姓常背地里抱怨： 给我们“扶贫款”不如给我们一个“好官”！ “好官”那里来？ 不是“上司”任命出来的；而是“把官员装进笼子”的政治体制鞭策出来的。 “把官员装进笼子”的政治体制就是把官吏任免升降权和监督权交给平民百姓手中；由成年公民公开、公平投票选举各级地方官；同时选举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各级“议会”来掌管财政和监督官员依法行使职权。 在“把官员装进笼子”的政治体制下，坏人当政也只能做“好官”；在“上司任命官员”体制下，好人要想在官场混下去也只能做“贪官”。 所以“好官”是“好体制”鞭策出来的！ 把贫困地区老百姓的抱怨翻译一下就成为： 给我们“扶贫款”不如给我们一个“好制度”！ 前苏联给予各少数民族很大的优惠政策和扶持资金；可各少数民族依旧怨声载道，时机一到就纷纷反叛。根本原因就是国家在给予扶持资金的同时，却强加给各少数民族地区一个“坏制度”。“坏制度”折腾出来的“坏官”吞噬了国家给予少数民族的所有“爱心”。 美国没有给予各少数任何优惠政策和扶持资金；但美国少数民族从没想过要反叛祖国。根本原因就是国家给了少数民族一个“好制度”，使各少数民族享有当今世界最大的“安全感”、“尊严感”、“幸福感”和自由发展的机会。 二0一一年七月二日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和官方的公信力，大体已经透支干净了，新的信任，要依靠自己的所作所为了。但是，红十字会却依然我故，在这个网络时代，照样像过去那样行事。郭美美事件出来，不及时申请第三方调查，反而自己出两个杀气腾腾的声明，一面干巴巴地撇清自己，一面威胁网民不许再说。结果，火上浇油，反而把事情搞得更大。 在任何一个国家，慈善都是国民的敏感神经。任何人都受不了自己的爱心捐赠被人挪做他用，或者贪污掉。由此产生的心理反差，令人无法不愤怒。所以，慈善组织要想维持自己的正面形象，就必须永远谦恭地接受监督。一个接受亿万人捐款的组织，必须接受亿万人严苛检验和监督，这就是慈善事业的现实。一旦失去了公信力，那么慈善事业的生命也就告终了。 公信力是慈善事业的生命线 张鸣 做慈善事业，得让人们信任你，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必须有公信力，否则，就没有人给你捐款。在旧中国，中国人的慈善，靠的是个人的公信力。所以，凡有大的慈善募捐，必须有足够大的大人物领衔。这样的大人物，必须既有号召力，而且个人声誉又好。民国时期，像做过总理，而且一直热心慈善的熊希龄，有资格，而青帮大亨杜月笙，也有资格。杜月笙虽然人在帮会，靠的是黄赌毒发财，但却非常热心慈善，每年都在救济穷人上，花大笔的银子，甚至自己闹亏空，也要施舍。这样的事做多了，公信力也就有了。很多次长江大水灾，都是由于杜月笙的参与，慈善救济才能办起来。 如果不靠个人的公信力，就得依赖组织，特别是公益组织。在晚清和民国，依赖组织的慈善事业，主要是教会办的。教会的募捐，主要来源是国外，但公信力则来自教会本身。天主教和新教各派多年做慈善事业，其组织的公信力，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到了民国时期，即使非教徒的中国人，也有乐意参与教会捐助的。 显然，慈善事业的公信力，是跟从事慈善者的行为密切相关的。如果依赖的是个人声誉，则不仅主持的大佬声誉要好，底下具体办事的人，也得规矩，否则，一旦弄出事来，也一样声名狼藉。民国期间，出过好些借救灾募捐牟利的事，每个事件背后，几乎都有一个大佬栽了进去，实际上，都是底下人坏的事。而这种事，似乎只有杜月笙有金刚不坏之                                                       公信力是慈善事业的生命线 和官方的公信力，大体已经透支干净了，新的信任，要依靠自己的所作所为了。但是，红十字会却依然我故，在这个网络时代，照样像过去那样行事。郭美美事件出来，不及时申请第三方调查，反而自己出两个杀气腾腾的声明，一面干巴巴地撇清自己，一面威胁网民不许再说。结果，火上浇油，反而把事情搞得更大。 在任何一个国家，慈善都是国民的敏感神经。任何人都受不了自己的爱心捐赠被人挪做他用，或者贪污掉。由此产生的心理反差，令人无法不愤怒。所以，慈善组织要想维持自己的正面形象，就必须永远谦恭地接受监督。一个接受亿万人捐款的组织，必须接受亿万人严苛检验和监督，这就是慈善事业的现实。一旦失去了公信力，那么慈善事业的生命也就告终了。                                                                         公信力是慈善事业的生命线 张鸣 做慈善事业，得让人们信任你，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必须有公信力，否则，就没有人给你捐款。在旧中国，中国人的慈善，靠的是个人的公信力。所以，凡有大的慈善募捐，必须有足够大的大人物领衔。这样的大人物，必须既有号召力，而且个人声誉又好。民国时期，像做过总理，而且一直热心慈善的熊希龄，有资格，而青帮大亨杜月笙，也有资格。杜月笙虽然人在帮会，靠的是黄赌毒发财，但却非常热心慈善，每年都在救济穷人上，花大笔的银子，甚至自己闹亏空，也要施舍。这样的事做多了，公信力也就有了。很多次长江大水灾，都是由于杜月笙的参与，慈善救济才能办起来。 如果不靠个人的公信力，就得依赖组织，特别是公益组织。在晚清和民国，依赖组织的慈善事业，主要是教会办的。教会的募捐，主要来源是国外，但公信力则来自教会本身。天主教和新教各派多年做慈善事业，其组织的公信力，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到了民国时期，即使非教徒的中国人，也有乐意参与教会捐助的。 显然，慈善事业的公信力，是跟从事慈善者的行为密切相关的。如果依赖的是个人声誉，则不仅主持的大佬声誉要好，底下具体办事的人，也得规矩，否则，一旦弄出事来，也一样声名狼藉。民国期间，出过好些借救灾募捐牟利的事，每个事件背后，几乎都有一个大佬栽了进去，实际上，都是底下人坏的事。而这种事，似乎只有杜月笙有金刚不坏之 张鸣 做慈善事业，得让人们信任你，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必须有公信力，否则，就没有人给你捐款。在旧中国，中国人的慈善，靠的是个人的公信力。所以，凡有大的慈善募捐，必须有足够大的大人物领衔。这样的大人物，必须既有号召力，而且个人声誉又好。民国时期，像做过总理，而且一直热心慈善的熊希龄，有资格，而青帮大亨杜月笙，也有资格。杜月笙虽然人在帮会，靠的是黄赌毒发财，但却非常热心慈善，每年都在救济穷人上，花大笔的银子，甚至自己闹亏空，也要施舍。这样的事做多了，公信力也就有了。很多次长江大水灾，都是由于杜月笙的参与，慈善救济才能办起来。 和官方的公信力，大体已经透支干净了，新的信任，要依靠自己的所作所为了。但是，红十字会却依然我故，在这个网络时代，照样像过去那样行事。郭美美事件出来，不及时申请第三方调查，反而自己出两个杀气腾腾的声明，一面干巴巴地撇清自己，一面威胁网民不许再说。结果，火上浇油，反而把事情搞得更大。 在任何一个国家，慈善都是国民的敏感神经。任何人都受不了自己的爱心捐赠被人挪做他用，或者贪污掉。由此产生的心理反差，令人无法不愤怒。所以，慈善组织要想维持自己的正面形象，就必须永远谦恭地接受监督。一个接受亿万人捐款的组织，必须接受亿万人严苛检验和监督，这就是慈善事业的现实。一旦失去了公信力，那么慈善事业的生命也就告终了。 如果不靠个人的公信力，就得依赖组织，特别是公益组织。在晚清和民国，依赖组织的慈善事业，主要是教会办的。教会的募捐，主要来源是国外，但公信力则来自教会本身。天主教和新教各派多年做慈善事业，其组织的公信力，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到了民国时期，即使非教徒的中国人，也有乐意参与教会捐助的。 公信力是慈善事业的生命线 张鸣 做慈善事业，得让人们信任你，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必须有公信力，否则，就没有人给你捐款。在旧中国，中国人的慈善，靠的是个人的公信力。所以，凡有大的慈善募捐，必须有足够大的大人物领衔。这样的大人物，必须既有号召力，而且个人声誉又好。民国时期，像做过总理，而且一直热心慈善的熊希龄，有资格，而青帮大亨杜月笙，也有资格。杜月笙虽然人在帮会，靠的是黄赌毒发财，但却非常热心慈善，每年都在救济穷人上，花大笔的银子，甚至自己闹亏空，也要施舍。这样的事做多了，公信力也就有了。很多次长江大水灾，都是由于杜月笙的参与，慈善救济才能办起来。 如果不靠个人的公信力，就得依赖组织，特别是公益组织。在晚清和民国，依赖组织的慈善事业，主要是教会办的。教会的募捐，主要来源是国外，但公信力则来自教会本身。天主教和新教各派多年做慈善事业，其组织的公信力，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到了民国时期，即使非教徒的中国人，也有乐意参与教会捐助的。 显然，慈善事业的公信力，是跟从事慈善者的行为密切相关的。如果依赖的是个人声誉，则不仅主持的大佬声誉要好，底下具体办事的人，也得规矩，否则，一旦弄出事来，也一样声名狼藉。民国期间，出过好些借救灾募捐牟利的事，每个事件背后，几乎都有一个大佬栽了进去，实际上，都是底下人坏的事。而这种事，似乎只有杜月笙有金刚不坏之 显然，慈善事业的公信力，是跟从事慈善者的行为密切相关的。如果依赖的是个人声誉，则不仅主持的大佬声誉要好，底下具体办事的人，也得规矩，否则，一旦弄出事来，也一样声名狼藉。民国期间，出过好些借救灾募捐牟利的事，每个事件背后，几乎都有一个大佬栽了进去，实际上，都是底下人坏的事。而这种事，似乎只有杜月笙有金刚不坏之身，做最多的慈善募捐和义演，但却一次没有出过篓子，原因大概人家是帮会老大，底下办事的，帮规森严，没有人敢糊弄老头子。而从组织上讲，则更是因为教会多少年来，主要行为就是慈善，积累甚丰，所以容易让人信任。所以，从事慈善的人或者组织，自身的行为，要经得起推敲。 现在中国慈善事业的主力，人人都知道是红十字会。中国的红十字会，是官方组织，而且拥有红十字会的名头，从事的是单纯的慈善事业。来头大，出身好，有天之骄子的感觉。但它也有先天的劣势，第一，无法依赖大佬的个人信誉，第二，由于是纯粹的官方组织，难免沾染官气，在官府整体声誉下降之际，会受连累。当然，红十字会最大的问题，还是长期运作过程不公开透明。这些年来，有关红十字会的传说林林总总，五花八门。有的说它挪用善款违规盖楼，有的说它倒卖捐赠品，有的说它借红十字会的名义做违法的买卖。令人诟病最多的，是它对善款征收的管理费。有的说它提成 身，做最多的慈善募捐和义演，但却一次没有出过篓子，原因大概人家是帮会老大，底下办事的，帮规森严，没有人敢糊弄老头子。而从组织上讲，则更是因为教会多少年来，主要行为就是慈善，积累甚丰，所以容易让人信任。所以，从事慈善的人或者组织，自身的行为，要经得起推敲。 现在中国慈善事业的主力，人人都知道是红十字会。中国的红十字会，是官方组织，而且拥有红十字会的名头，从事的是单纯的慈善事业。来头大，出身好，有天之骄子的感觉。但它也有先天的劣势，第一，无法依赖大佬的个人信誉，第二，由于是纯粹的官方组织，难免沾染官气，在官府整体声誉下降之际，会受连累。当然，红十字会最大的问题，还是长期运作过程不公开透明。这些年来，有关红十字会的传说林林总总，五花八门。有的说它挪用善款违规盖楼，有的说它倒卖捐赠品，有的说它借红十字会的名义做违法的买卖。令人诟病最多的，是它对善款征收的管理费。有的说它提成10%，有的说提成19%，甚至还有人传说它们提成50%。真佩服红十字会的领导人，这么多年，面对这样的传说和质疑，居然一不出面解释，二不公布账目，一任流长飞短。 现在网上正在发酵的郭美美事件，实际上是公众对于红十字会多年怀疑的大爆发。事件也许像网友说的那样，水很深，内幕很黑，也许只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但红十字会多年灰箱乃至黑箱的运作，的确是惹祸之源。这么多年了，来自红十字会 10% ，有的说提成 19% ，甚至还有人传说它们提成 50% 。真佩服红十字会的领导人，这么多年，面对这样的传说和质疑，居然一不出面解释，二不公布账目，一任流长飞短。 现在网上正在发酵的郭美美事件，实际上是公众对于红十字会多年怀疑的大爆发。事件也许像网友说的那样，水很深，内幕很黑，也许只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但红十字会多年灰箱乃至黑箱的运作，的确是惹祸之源。这么多年了，来自红十字会和官方的公信力，大体已经透支干净了，新的信任，要依靠自己的所作所为了。但是，红十字会却依然我故，在这个网络时代，照样像过去那样行事。郭美美事件出来，不及时申请第三方调查，反而自己出两个杀气腾腾的声明，一面干巴巴地撇清自己，一面威胁网民不许再说。结果，火上浇油，反而把事情搞得更大。 和官方的公信力，大体已经透支干净了，新的信任，要依靠自己的所作所为了。但是，红十字会却依然我故，在这个网络时代，照样像过去那样行事。郭美美事件出来，不及时申请第三方调查，反而自己出两个杀气腾腾的声明，一面干巴巴地撇清自己，一面威胁网民不许再说。结果，火上浇油，反而把事情搞得更大。 在任何一个国家，慈善都是国民的敏感神经。任何人都受不了自己的爱心捐赠被人挪做他用，或者贪污掉。由此产生的心理反差，令人无法不愤怒。所以，慈善组织要想维持自己的正面形象，就必须永远谦恭地接受监督。一个接受亿万人捐款的组织，必须接受亿万人严苛检验和监督，这就是慈善事业的现实。一旦失去了公信力，那么慈善事业的生命也就告终了。 在任何一个国家，慈善都是国民的敏感神经。任何人都受不了自己的爱心捐赠被人挪做他用，或者贪污掉。由此产生的心理反差，令人无法不愤怒。所以，慈善组织要想维持自己的正面形象，就必须永远谦恭地接受监督。一个接受亿万人捐款的组织，必须接受亿万人严苛检验和监督，这就是慈善事业的现实。一旦失去了公信力，那么慈善事业的生命也就告终了。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7a2f501018gzb.html ) – 公信力是慈善事业的生命线_张鸣_新浪博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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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力量之弱。如果连这点微弱的声音也被窒息，那么后果将是什么，可想而知。 关于批评和揭弊，一个传统的说法就是，如果坏事说多了，人们就不信任政府了。其实正相反，中外的媒体，自打存在那天起，就是说坏话的，批评和揭弊，是媒体的天职，清末新政期间，报纸几乎天天批评政府，但不仅没有动摇政府的基础，反而有助于澄清吏治。清政府的垮台，恰是由于自己犯了大错，放肆地收权，搞皇族内阁，又讳疾忌医，置舆论的呼声于不顾。 将舆论监督限制在一个狭小的通道里，背景的思虑无非是控制。不是控制官员和政府的违法，却在控制媒体上煞费苦心，在网络时代，微博时代，所起的效果，跟自己的预期只能背道而驰。到最后，央媒的威信挽不回来，政府的信誉也进一步降低。 央媒监督的悲与喜 央媒监督的悲与喜 张鸣 最近，媒体界出现了一种新现象。一向对舆论监督不积极的央媒，比如央视、人民日报，突然间表现出对舆论监督的热情，接连对诸多地方政府的违规违法事件表达了尖锐的批评态度。连被人们视为来头很大的武钢被精神病事件，石家庄的李刚事件，都能旗帜鲜明地干预。而央视财经频道对一向是老大难的中国路桥收费，也做了功夫扎实的调查，好不隐晦地剑指路桥公司后面的地方政府。但是，奇怪的是，与此同时，很多地方媒体，尤其是一向对舆论监督情有独钟的市场化媒体，却接到若干禁令，不许说三道四。 一向金口难开的央媒开口说话，而且说得不错，当然令人欣慰。但是，不让地方媒体说话，尤其是不让一向活跃的市场化媒体说话，却令人不解。眼下官民矛盾尖锐，冲突激烈，民众对政府的怨气很大。如果没有媒体监督这个发泄口，也许情势就会相当危险。所以，所谓的舆论监督，或者说时常出现一点批评文字，揭弊的报道，对于社会稳定，是必须的。只许央媒做，不许市场化媒体做，对挽回央媒的声誉，的确有好处，但对于舆论监督或者说社会情绪的发泄，却未必尽是好事。可以理解，也许，只许央媒监督，上面有批评尺度把握的忧虑。但是，现在的舆论监督，所面对的事情，每每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任何一个稍有常识的人，都不难做出正确的判断。城管和警察打人，暴力强拆，把上访人被精神病。高速路没有道理地收费。这样的事情，是 张鸣 央媒监督的悲与喜 张鸣 最近，媒体界出现了一种新现象。一向对舆论监督不积极的央媒，比如央视、人民日报，突然间表现出对舆论监督的热情，接连对诸多地方政府的违规违法事件表达了尖锐的批评态度。连被人们视为来头很大的武钢被精神病事件，石家庄的李刚事件，都能旗帜鲜明地干预。而央视财经频道对一向是老大难的中国路桥收费，也做了功夫扎实的调查，好不隐晦地剑指路桥公司后面的地方政府。但是，奇怪的是，与此同时，很多地方媒体，尤其是一向对舆论监督情有独钟的市场化媒体，却接到若干禁令，不许说三道四。 一向金口难开的央媒开口说话，而且说得不错，当然令人欣慰。但是，不让地方媒体说话，尤其是不让一向活跃的市场化媒体说话，却令人不解。眼下官民矛盾尖锐，冲突激烈，民众对政府的怨气很大。如果没有媒体监督这个发泄口，也许情势就会相当危险。所以，所谓的舆论监督，或者说时常出现一点批评文字，揭弊的报道，对于社会稳定，是必须的。只许央媒做，不许市场化媒体做，对挽回央媒的声誉，的确有好处，但对于舆论监督或者说社会情绪的发泄，却未必尽是好事。可以理解，也许，只许央媒监督，上面有批评尺度把握的忧虑。但是，现在的舆论监督，所面对的事情，每每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任何一个稍有常识的人，都不难做出正确的判断。城管和警察打人，暴力强拆，把上访人被精神病。高速路没有道理地收费。这样的事情，是 最近，媒体界出现了一种新现象。一向对舆论监督不积极的央媒，比如央视、人民日报，突然间表现出对舆论监督的热情，接连对诸多地方政府的违规违法事件表达了尖锐的批评态度。连被人们视为来头很大的武钢被精神病事件，石家庄的李刚事件，都能旗帜鲜明地干预。而央视财经频道对一向是老大难的中国路桥收费，也做了功夫扎实的调查，好不隐晦地剑指路桥公司后面的地方政府。但是，奇怪的是，与此同时，很多地方媒体，尤其是一向对舆论监督情有独钟的市场化媒体，却接到若干禁令，不许说三道四。 一向金口难开的央媒开口说话，而且说得不错，当然令人欣慰。但是，不让地方媒体说话，尤其是不让一向活跃的市场化媒体说话，却令人不解。眼下官民矛盾尖锐，冲突激烈，民众对政府的怨气很大。如果没有媒体监督这个发泄口，也许情势就会相当危险。所以，所谓的舆论监督，或者说时常出现一点批评文字，揭弊的报道，对于社会稳定，是必须的。只许央媒做，不许市场化媒体做，对挽回央媒的声誉，的确有好处，但对于舆论监督或者说社会情绪的发泄，却未必尽是好事。可以理解，也许，只许央媒监督，上面有批评尺度把握的忧虑。但是，现在的舆论监督，所面对的事情，每每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任何一个稍有常识的人，都不难做出正确的判断。城管和警察打人，暴力强拆，把上访人被精神病。高速路没有道理地收费。这样的事情，是与非，黑与白，一目了然。批评的声音，从哪儿发出，对于发声者，都不是难事。关键的是，这样简单的是非，根本无关政治，无关意识形态，怎么说，都不会碰线触雷。市场化媒体，也有人管着，自己也有自己的自律，让他们说话，跟央媒自己说话，并没多大的分别，大家一起说，声音更大。中国这么大，事情那么多，单凭几个央媒，怎么管得过来？当初焦点访谈问世，一时间横空出世，人人敬仰，碰到的，个个害怕。最后节目组门前排成了两列长队，一队是爆料的，一对是来摆平的。结果摆平的战胜了爆料的，焦点访谈从此黯然失色。如果这么大的中国，只要几个央媒在监督，那么，搞定几个央媒，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并非难事。现在的央媒监督能否重蹈焦点访谈的覆辙，还真就不好说。 其实，中国媒体的舆论监督，虽然中央政府从来就没有不让搞过，但却从来都是个妾身未明的事物。即使一向火爆的市场化媒体，比如南方报业的几张报纸，大体上也只能对广东以外的事情动点肝火，自己身边的事，大体上还是少说为妙。央媒按说具有优势，可以对所有地方指手画脚，但偏偏又有更多的顾忌，或者更易于被搞定，所以，在很长时间内，也没了声音。但是，当下的中国，处在利益纷争的火爆期，有权势者出于利益的考量，于民争利，每每采取主动的态势。违规违法，或者造法争利，屡见不鲜。体制内的监督机制，大抵不灵。用刚刚处理的湖南某纪委书记的话来说，唯一有效的监督，就是媒体监督。如此受限的媒体监督，还是唯一有效，可见目前抵御体制违规违法的力量之弱。如果连这点微弱的声音也被窒息，那么后果将是什么，可想而知。 关于批评和揭弊，一个传统的说法就是，如果坏事说多了，人们就不信任政府了。其实正相反，中外的媒体，自打存在那天起，就是说坏话的，批评和揭弊，是媒体的天职，清末新政期间，报纸几乎天天批评政府，但不仅没有动摇政府的基础，反而有助于澄清吏治。清政府的垮台，恰是由于自己犯了大错，放肆地收权，搞皇族内阁，又讳疾忌医，置舆论的呼声于不顾。 将舆论监督限制在一个狭小的通道里，背景的思虑无非是控制。不是控制官员和政府的违法，却在控制媒体上煞费苦心，在网络时代，微博时代，所起的效果，跟自己的预期只能背道而驰。到最后，央媒的威信挽不回来，政府的信誉也进一步降低。 央媒监督的悲与喜 张鸣 最近，媒体界出现了一种新现象。一向对舆论监督不积极的央媒，比如央视、人民日报，突然间表现出对舆论监督的热情，接连对诸多地方政府的违规违法事件表达了尖锐的批评态度。连被人们视为来头很大的武钢被精神病事件，石家庄的李刚事件，都能旗帜鲜明地干预。而央视财经频道对一向是老大难的中国路桥收费，也做了功夫扎实的调查，好不隐晦地剑指路桥公司后面的地方政府。但是，奇怪的是，与此同时，很多地方媒体，尤其是一向对舆论监督情有独钟的市场化媒体，却接到若干禁令，不许说三道四。 一向金口难开的央媒开口说话，而且说得不错，当然令人欣慰。但是，不让地方媒体说话，尤其是不让一向活跃的市场化媒体说话，却令人不解。眼下官民矛盾尖锐，冲突激烈，民众对政府的怨气很大。如果没有媒体监督这个发泄口，也许情势就会相当危险。所以，所谓的舆论监督，或者说时常出现一点批评文字，揭弊的报道，对于社会稳定，是必须的。只许央媒做，不许市场化媒体做，对挽回央媒的声誉，的确有好处，但对于舆论监督或者说社会情绪的发泄，却未必尽是好事。可以理解，也许，只许央媒监督，上面有批评尺度把握的忧虑。但是，现在的舆论监督，所面对的事情，每每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任何一个稍有常识的人，都不难做出正确的判断。城管和警察打人，暴力强拆，把上访人被精神病。高速路没有道理地收费。这样的事情，是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7a2f501018h0x.html ) – 央媒监督的悲与喜_张鸣_新浪博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