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参与

BBC|杜导斌:中国公民社会可有可无?

看到微信上有友人转载署名王亚秋的读者与笑蜀先生商榷的《读者来稿:对笑蜀的主要观点的评论》(BBC,2015.4.21),看来,这篇文字还不乏赞同者。我看后却觉得这位商榷者的意见没有说服力。从贯穿全文的视角看,王亚秋女士的视角是威权主义的,从逻辑周延的角度分析,王女士的观点可以说是片面的,甚至可说有点偏执。王女士商榷的主要之点,在否定笑蜀的公民社会观念,断定政治是且应当是精英阶层所操持的事情,与普通公民根本无关,公民社会对政治别说有决定作用,就是影响力都是可有可无。考虑到这种观点也许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需要深入讨论一下。王亚秋在文中用某些历史证据支持自己的论点。我们就从历史说起。关于精英与民众谁是政治走势的决定性力量,中国已有的资源,主要是两种相互矛盾的观念和一种不冲突的事实。一种观念是精英主义的。这种观念在《诗经》里,在崇尚周公的孔子、相信上智下愚的孟子、追溯有巢氏燧人氏的荀子、迷信威权的商君和韩非子、只为帝王将相等大人物记录家谱和事迹的《春秋》、《史记》、《资治通鉴》,特别是秦始皇后皇权帝制的历史中,都有极其多的证据。这种观念基本上可概括为:政治是上层权要的事情,与普通民众无关。另一种观念是泊来的,来自德国和苏俄。这种观念断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民,只有(劳动)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共产党为了证明这种被名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教是真理,在其所编撰的历史及其教科书中,无视历史上浩如烟海的精英成就文明的证据,专门挑捡底层民众起义的零碎史料作为所谓的历史,且无视农民起义对文明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主观地宣传农民起义只有建设性作用。以上两种观念是相互矛盾的。吊诡的是,观念的矛盾,却没有造成事实上的冲突。断定国家政权属于人民和历史为人民所创造的共产党建政后,走的却是更加极端的专制主义路线,国家政权并没有交给人民,而是由共产党的领导阶层,以及领导们所提拔与生育的后代执掌,人民事实上则被排斥在政治之外。也许正是中国这种严重缺乏民主,只有帝王独裁和寡头专制两种政体的政治史,再加上英美政治中数不胜数的精英主义例证,导致王亚秋女士得出政治与民众无关的一般性结论。其实,如同共产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念先行、再在史料中寻找支持该论点的证据一样,要在史料中找到支持上层精英决定政治的证据,那实在是太容易不过了。然而,无论是上层精英决定论,还是底层民众决定论,都是片面的。上层精英决定论的片面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无法解释历史上著名的古希腊罗马直接民主。在古希腊的雅典,五百人团几乎可决定城邦的一切。五百人团的成员并非精英,是由普通公民从有公民权的全体公民中选择的。这样选择出来的五百人团成员,可以是精英,也可以是大字不识的平民。这种直接民主体制,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之为精英政治。王亚秋认为即使是在今天美国民主体制下,民众依然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我没去过美国,对今天美国的事实如何,本无权多说。不过,我读过如丁林等已经入籍美加等民主国家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中曾有一位说过,在美国的市镇,两三个公民一合计,便有可能通过议会把两三个普通公民的主张写成法律。这显然是标准的公民立法,也就是公民政治,而非精英政治。不仅如此,王文所说不仅与这些华裔美籍作家叙述的相反,而且也与托克维尔以来的主流观点完全矛盾,与美国联邦宪法和我所见过的某些州的宪法相矛盾,与美国选举制度和言论自由相矛盾,与美国司法中的“民决制”(误译为“陪审团制”)相矛盾,也与1960年以来的“新公共服务”政治理论相矛盾。如果王女士的说法是事实,那美国的民主就是假的,美国的政体就应当是寡头专制,不应再标榜为宪政民主。所以,王亚秋关于美国政治由上层精英所把持的说法,充其量只是王亚秋版的美国是这样,到底这是否就是真实的美国,有待进一步证实或证伪。在现代民主国家,公民社会与政治应该有四层关系:一,公民自由幸福生活是目的,国家及政府只是保障这个目的的工具。现代国家是民权国家,公民是国家的董事,政治家只是应聘的CEO。民权国家不是公民为国家而活,而是国家以为公民服务才存在。公民中的绝大多数人,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用于生计和享受自由幸福,没有也不会有太多时间精力用来搞政治。公民们平时把政治权力托付给自己信任的有志于以政治为业的专家,只在自己的受托人届满到期需重选时才会现身。但是,这并不等于公民作为公权所有者的所有权是虚无的,或政府是上层精英的,只要公民在任何时候发现政府的行为违背自己意愿,损害到自己利益,都可以站出来反抗。二,公民社会是政治的基础。现代选举政治不同于专制政治最显著的一点便是:谁也不可能自行上台执政。不管是谁,不获得选民的多数票,便不可能拥有政治权力。政治上层的权势地位荣耀必须且只能建立在公民同意的基础之上。谁不顾选民同意与否,蛮横地要把自己的价值偏好和利益强加给其他国民,谁就休想获得政治职位。三,政治是政治专家的饭碗和志业,政治家却不得垄断政治。现代社会是高度分工的社会,政治家作为诸多职业中最为显要的职业之一,与每一个人利害攸关,立法和治理(以及司法)工作中,有些是凭常识就可判断优劣得失的,比如农业工人工资太低、退休费或低保待遇不够维持正常生活等等,有些则需要专门的知识储备和丰富的经验,比如医疗保险立法过程中需要精细计算能力、某些金融政策需要特别优秀的财政专才和丰富的从业经验等等,所以,严重缺乏政治知识储备、从政经验和声誉的公民,可能很难进入政坛。但是,政坛却并不因专业化而封闭,政府的大门向每个公民敝开着,公民随时可以通过努力进入政府,也随时可以退出政府,回到公民群体中。公民社会与政治直接通连着。比如林肯,数次败选,通过不懈努力终于跻身上层。还有奥巴马,出身于少数族裔的平民阶层,通过自己努力成为全美国的“主持人”。再如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女士,曾经是叱咤风云的大人物,现在的政治身份也就是个普通公民。四,公民即使不选择政治家为职业,仍然可以通过多种管道参与政治。教育普及后,精英与平民的差别已经不是“惟上智下愚不移”,在事实判断层面,民众与政治专家难分高下。互联网普及后,民众获得信息的速度和管道不输任何政治家。公民影响和参加政治的管道更加丰富。来自公民社会的舆论,很多时候能左右或影响立法、决策和执行,能导致政要立马下台,也能阻止某种公共政策的出台。取代传统的政治统治理论、行政管理理论、公共治理理论的,始于1960年美国的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任何公共事务,从决策之前开始,就应主动征求公民意见,邀请公民参与,这样不仅可以促使政府的政治活动是正义的,是真正为民造福的,规避政治专横与政治腐败,而且有助于提高决策与执行的效率。在政治事务中,公民可以事前事中参加,也可以事后干预。政治家是政治行业的专家,但无论多么优秀的专业人才,其所立之法,其所施之政,都难以完全规避对某些公民或群体的损害或忽视。如果公民感到自己受到政府的损害,可以通过质疑、批评、集会游行抗议、上法庭起诉、弹劾罢免、下次选举投反对票等途径进行反制,对政治上层形成约束、监督和制裁。不否认在许多专制独裁国家里,和专制独裁国家转型为民主国家的过程中,政治为强势人物或集团所操纵。这样的问题确实广泛存在,特别是在专制独裁传统悠久的国家更加突出。但在全球化和民权至上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任何政治强人或集团之所以能够变强,其权力之所以能维持,获得一定数量民众和处于服役期公民的鼎力支持都是必要条件。这些国家里,包括中国大陆,公民社会之所以不重要,是因为公民权利未得到保障,公民社会未得到充分发育,而不是公民社会本身可有可无。有谁敢说红衫军对陈水扁没有造成巨大打击,又有谁敢说台湾学运没有影响今年和今后的台湾选情与政策?大陆公民社会薄弱,对政治不仅没有决定权,影响力也十分有限,手握“枪杆子”、“刀把子”加“笔杆子”的权力寡头可以胡作非为,这是事实。但这种畸形的事实不说明它就是正当的,更不证明执政当局可以一直任性下去。民国在上世纪失败,数千年中中国政治常常为帝王或寡头所把持,不等于未来必然会重复。这就相当于希特勒在上世纪能取得某种成功,共产主义和毛泽东在上世纪能够获得许多民众拥戴,并不等于他们若生在今天仍然能够得志。历史在有些地方确实会重复,那是因为重复之处是共识,通常有利于活着的人们。有过沉痛教训的历史,在今天世界范围内,在任何资讯开放流通的国家,是不可能重复的。把送别专制寄托给公民社会,也许是奢望,却不是绝望,主张致力于建设公民社会,总可以让我们怀抱点希望来做点事情,以推动这个老大国家的政治向前挪动那么一厘米。如果按照王亚秋们的见解,对这个国家,我们也许就只有待在原地绝望地哀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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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 | 从公众意见、公民参与到网络民主

各位好,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个商界与思想界领军人物的聚会,尤其是还有这么多互联网与技术精英。作为一名来自中国的网民与博客作者,我是在座各位科技大家与思想领袖提供产品的使用者与消费者。我希望中国在创造了连续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之后,也能在科学技术、商业与思想文化领域,为世界提供惊喜。我想,这个应该是可能的,就在上个星期,诺贝尔文学奖第一次授给一位中国籍作家。还好,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都还没有发现他的作品是抄袭的。对一个以复制他国创意与产品为主的国家,这值得大书特书。   但在科技尤其是互联网领域,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说,我们使用的所有技术与创意,都不是原创的。先有了谷歌,就有了白度;有推特,才有了微博,有了 ICQ, 出现了 QQ, 你们有 Facebook , 我们有人人网,有 youtube ,就有了优酷,我都有些不好意思再说下去了,算来算去,中国唯一原创的技术就是防火墙了。据说,还有一些美国与英国的公司参与其中,我不知道他们的负责人来了没有,如果来了,你最好回避一下,否则,我可能会忍不住向你丢鞋子。允许我借机提醒一些互联网公司与技术提供者,投资中国商业赚钱没有问题,也请投资一下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的前途。切忌同那些压制民众言论自由的公司合作。   虽然很多技术与形式都是山寨外国的,但这并不影响中国互联网发展迅速并一枝独秀。虽然中国的商业网站也越来越多,一些社交网站也很成功,但中国的互联网基本上是言论的互联网,我常常说,从技术上说,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在其他方面就不一定了,例如,中国网民尤其是我的那些读者正借助互联网平台与高科技手段,做一些西方国家的民众在几十年甚至百年前已经开始或者完成了的工作:培养公民社会,推广民主自由理念,提倡人权等等,互联网开启了中国文艺复兴与启蒙的时代。   过去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创草了一个最长时间的持续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这些大家都看到了,我发现,在美国比在中国更能感觉到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到处都是中国游客,他们冲进 outlets 去疯狂购物,好象世界末日就要到来似的。最近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发生了冲突,贸易战有可能上演,一位日本朋友对我说,我们不怕你们抵制日货,要知道,地球上有路的地方,就有日本车。我说,这没有什么值得吹的,你也要知道,即便地球上没有路的地方,也都有中国游客与中国购物者。   刚才 David 讲到中国的生产能力让欧洲人害怕,其实没有必要害怕,中国的经济有很多内在的问题,这些要到中国才能看得更清楚。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基于拥有强大权力的大政府与低层民众的低人权之上的。现在这一切都难以为继了,中产阶级开始要求更少的税收与更多的权利。低层民众也向政府提出了要求,他们要求的是最低的医保、福利、失业救济与孩子的教育。至于体制的受益者——那些有钱人,反而是最紧张与不满的,虽然宪法保证了他们的私有财产,但在中国,宪法还不是最大的。这一切都更多地得力与信息与通信技术,这些技术为民众打开了看世界的窗户,也使地球变得更小。   中国的经济问题并不完全是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发展还有相当的上升空间,因为中国恐怕是唯一一个可以人为操控人口数量的国家,但经济是否能够持续发展,中国能否成为世界繁荣与稳定的维护者,中国人是否能够对世界做出除了购物以外的其他贡献,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是越来越不太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与公民社会的陈旧的政治体制问题。   中国的精英、中产阶级,以及大多数政府管理人员其实都意识到这才是大问题,无论中国经济发展多快,无论经济强壮到拯救次贷危机,无论这个国家看上去多么强大,无论经济一会起飞一会软着陆,多么得心应手,但有一个政治与社会问题的定时炸弹隐藏在某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可能被引爆。持这种看法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本身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受益者,却对前途感到迷茫,于是有机会就移民,或者至少把孩子送到海外留学。那种急切程度,让人感觉他们是把孩子送上诺亚方舟,他们不愿意子女与这块土地一起沉沦。   不让这块土地沉沦,就是很多中国网民正在通过互联网所做的事。如何让中国和平转型,如何让中国的政治软着陆,是目前中国人关心的最大问题,也是这次党政领导换届后新一代领导人必须面对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网络民主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不错的实践。 使用网络推广民主自由的理念,促使更多的网民尤其是中产阶级加入到追求民主与促成中国和平转型的行列中。由下而上的培养公民社会、推广人类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促使当局采取从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最终上下合一,完成中华民族的和平转型与崛起。   利用互联网推进民主与公民社会大致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公众意见( public opinion ), 只要你学会上网,会打字,就可以了,但这显然不是那么简单的,中国人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去表达不被编辑与审查的观点与思想。我个人虽然有一些被付工资的职位,但当我出门时经常说自己是一名博客作者,我这样说是很自豪的。   当个人的意见在网络上汇总成一条民意的河流时,政府在相当多问题上是顺应了民意,从善如流的。这已经成为上届胡温政府决策的一大特色,这点应该肯定。据有网友初步估计,过去五年,中共政府出台的便民政策,高达 85 %是网民们在互联网上发起与坚持呼吁的结果。这可能是一些现实中有了较为完善的民主制度的西方国家所没有注意到的一个现象,北京一些智囊机构甚至把政府利用网络收集民意做出决策当成是一种可以取代西方代议制度的新型的民主实践。   当然,大家有所不知的是,不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这样的民主实践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例如孙志刚的死换来了废除遣送制度;而还不知道要被他们错关多少人,才能最终废除劳教制度。很多政策推出来了,政府也为此得到了支持,但当初那些在网络上力主这项政策的网民,不是被封杀,就是受到打压,甚至还有被劳教,被判刑的。   第二个阶段是公众参与( public participation ) 或者说 engagement 。如果说公众意见是政府相关部门居高临下收集网络意见做出决策,那么公众参与则更进了一步,也更 aggressive (侵略性) , 公民们不但发表言论就完事,而且还盯住政府,以各种方式督促他们顺应民意,并为此采取一些“网络行动”。政府也主动与网络公民互动。前段时间发生了一件事,一些网民注意到一位出席公开活动的中共领导手上戴着价值不菲的瑞士表,有网民发帖提出质疑,随即就有网友搜索了这位领导过去几年出席会议的照片,那些照片显示,他前后戴过十个左右的高级瑞士手表,那些表加起来,价钱远远超过了他的工资收入。于是,网民们开始群起而攻之,最后,连三个代表也无法救这位戴了十块表的局长,目前这位“准贪官”已经被停职,接受调查。   对于网民,这显然是好消息。不过也有坏消息,当部分网民认定这位官员得到更高级别的官员庇护,而要对那位更高级别的官员进行搜索的时候,他们发现网页无法正常打开,相关微博也被迅速删除了。而当他们更进一步要求实行“阳光法案”的时候,就有人被喝茶了。有值得乐观的方面,也由令人悲观的地方。好在只要大家还抱有希望并一起努力,总归会向前发展的。   第三个阶段就是网络投票,实行网络民主。中国是一个特别大的国家,发展水平还很落后,且存在严重的地区不均匀,缺乏了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中国,加上几千年的专制思想与最近一百年统治者的洗脑与折腾,要想一夜之间建立起西方的民主制度,且不说是否能够越过僵化的思想,单单从技术上讲,恐怕也有一定的困难。但互联网和高科技不但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民主训练的平台,而且,也为中国实行民主实际提供了可供操作的载体。   中国互联网既扮演开启民智,又扮演开启官智的角色。就拿言论自由来说,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通过十年互联网上实践的言论自由,给现实中国带来了很多经验与教训。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不但没有带来混乱,而且我们看到,短短十年,大浪淘沙,中国网民利用互联网平台与高科技,几乎完成了西方社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走过的路。一些西方专家学者只看到中国人借助市场经济,用三十年达到的经济成就,却看不到网民利用互联网平台,在思想启蒙与公民社会上十年来达到的高度。   在中国上网人数已经超过 5 亿,手机用户比这个还要多。只要中国借助互联网上,有可能走出一条新路,从在网络上收集民意到网民利用网络参与国家治理与政府决策,最终发展到通过网络实行投票与全民普选,宪政民主完全可以从网络上起步。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改革 , 代价最小、功效最大的的方式可能就是从互联网上开始,放宽网络限制,并有计划有步骤的把经过十年训练的网上言论自由引进到现实社会与政治操作的层面,开放报禁,走出民主宪政的第一步。   杨恒均 2012.10.15 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 (此稿为 Zeitgeist 12 “时代精神”会议发言中文原稿,但由于时间限制以及英语翻译等问题,大部分内容并没有机会在大会上讲,后来在会后对话、交流中使用,特此声明)   参考阅读:   从“广场”到“法庭”的捷径是互联网   我们还能够在互联网上走多远?   十年文革与十年互联网:我们向何处去?   中国互联网:从“广场”到“战场”,再到“网络问政”          谷歌老总Eric Schm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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