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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独立媒体 | 审查机器的婢女

作者: 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2)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 网络自由 , 麦康瑞 , 方钰钧 文:方钰钧 “Consent”一字,中文解作“同意”,其实未能翻译其精髓。这字包含单方面从上而下的同意,没有“consent”,某些事情便不可为。新书作者Rebecca MacKinnon(麦康瑞)认为,网上自由的威胁可能来自政府,但更大机会来自私人公司代办国家的审查机器。她提出网民应向网站施压,捍卫网上言论自由。以下是Luke Allnutt在华尔街日报网上版发表的书评。原文请按此。 埃及人民上街抗议,要求罢免总统穆巴拉克时,该政府在2011年1月决定切断网络和流动电话网络。这一点都不难。据报导,当局要求国内的网络供应商,包括与英国合资的沃达丰(Vodafone)关闭服务。如果私人企业不想犯法,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遵守。足足五天,埃及网络几近沉寂。 麦康瑞认为,政府与企业合作成为网络自由的最大威胁。控制网络不只审查和过滤,同时有塑造舆论、与私营公司合谋处理国家工作。她以“数码拿破仑主义(Digital bonapartism)”形容强人领导如何使用网络寻求合法性,包括众包式(crowdsourcing)推出新法例或利用亲政府的博客诋毁不受欢迎的官员。这些领导人或者不会彻底拦截网站,但很大机会恐吓或威胁“去得太尽(if they push the envelope too far)”的博客和网络记者。她认为俄罗斯和中国正存在这种趋势。 麦康瑞同样忧虑西方民主社会的网络自由。她举例,美国参议员Joe Lieberman和Susan Collins在2010年向参议院引进网络安全法案,便有机会赋予联邦政府紧急煞停网络。据称Lieberman曾在2010年高调投诉亚马逊网站(Amazon.com),指维基解密使用它其中一个伺服器公布美国外交情报。亚马逊终止维基解密的使用,但否认措施与参议员的压力有关。差不多同一时间,PayPal和万事达终止与维基解密合作,Twitter的相关组群数据则接到传票。她分析,维基解密的遭遇,“突显政府和网络公司之间的权力关系令人不安、不透明,缺乏公众问责的机制。” 如果政府是恶毒的主权,锐意寻求数码化的附庸,大型高科技公司有时成为国家的奴隶,联合使农民听听话话。企业可以拉拢替政府执行审查工作和供应精密的监控技术。网络公司可以在我们不知情和无法控制的情况下使用我们的数据,及提供与政府机构。大型网络服务供应商或社交网络正正被麦康瑞称为网络审查的“管家和侍婢”。 这些管家和侍婢在其领域拥有主权,成为我们读新闻、看电影、参加抗议的管理人后,会发生什么事?对麦康瑞而言,若闭封的系统如Facebook或苹果的App Store(应用程式网络商店)垄断网络,言论自由会受到影响。她强调,苹果已禁止可能引起不良反应的程式,包括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作品,《尤利西斯(Ulysses)》的卡通版,指其特写祼露图像;以及一个嘲笑公众人物的应用程式。她指出这会引发一种危险,政治运动者将成为“企业自我审查任的人质”。 这种说法直指网络未来的辩论核心。私人服务商如YouTube,有权选择上载内容,正如沃尔玛超级市场可以选择出售什么货品。网络倡议者关心的是,Facebook或谷歌这些网络如此庞大,他们应该更像公用事业,当它涉及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他们应扮演城市广场的角式,而不是私人运作的超级市场。 麦康瑞引述,国家领导人如法国总统萨科齐,曾经描述网络监管是一种道义责任(moral imperative),“他提供虚假的二元选择:一方面是他们倾向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则形容网络世界本质上是无政府状态”。他某程度上正确。问题是,许多支持资讯自由的思想家提出相似的二元选择,认为几乎所有国家对网络的控制、或任何政府企图保护知识产权、甚至要求民众以真实姓名登录私人社交网络,凡此总总都是对民主的侮辱,足以媲美专制政权最恶劣的暴行。 幸运的是,麦康瑞的分析更加细致和平衡,新书是对网络缺点的优秀调查。为了保护网上自由,她倾向推动网络用户充权的基层运动,从下至上作为对企业的反击。她认为,透过多方持份者的努力,企业终会被说服,像“全球网络倡议(Global Network Initiative)”网站,“以尊重和保护用户的人权为其长远的商业自身利益。”倡议更多运动和增加对企业的压力,听起来可能不是特别惊人,但似乎这样的战术已经见效。几个月前,非政府组织施加压力后,西方公司停止为叙利亚政权建设监测系统。高科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想法仍然相当新。但从环保运动所取得的成就表明,向企业施压和提高消费者的意识有重大意义。 (原题:审查机器的婢女—Consent of the Networked书评中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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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日本时报》 中国需要新的邓小平

核心提示:中国正在走向经济长城,即其他国家所知的”中等收入陷阱”。30年以来有效的经济模型已经达到保质期。北京必须进行会损害既得利益的彻底经济改革,否则增长将会持续放缓。 原文: China in need of new Deng | The Japan Times 发表:2012年3月13日 作者:KEVIN RAFFERTY 为《日本时报》特别供稿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香港】  就在中国努力成为经济强国之际,新的邓小平--为中国的新时代描绘前景的那个人--在哪里? 当我在中国的人大会议上看见身着灰色制服的人大代表在温家宝总理宣布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7.5%时机械地鼓掌的时候,我想到了这个问题。 与中国大肆吹嘘的30年来两位数的增长率相比,这个数字要低得多,但它传达的明确信息是中国的增长率将变得更慢、更低--一些经济学家预言它可能降至3%的爬行速度--除非、直到北京采取激进的经济改革措施,而这些措施肯定会与大增长造就的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产生冲突,并将永久改变中国的面貌。 世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在北京披露的468页的重磅报告详细阐明了改革的信息,他强调了更自由的必要性以及对市场经济的重新承诺。 我将把它称之为”世行报告”,但佐利克费了很大劲强调该报告是世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努力的结果。该中心由常务副总理、候任总理李克强领导。 佐利克称赞了李克强作出的”坚定承诺”,援引世行中国项目组负责人维克拉姆·尼赫鲁的话说:”结束的那一天,中国和世行团队真正变成了一个有着共同目标和深厚友谊的联合团队。”世行行长还召唤了他称之为”中国现代发展之父邓小平”的灵魂以”实事求是”。 一个令人好奇的问题是,谁在给谁提供保护。正如《经济学人》残酷指出的,”就世行而言,中国仍然很重要,但对中国而言,世行算不了什么。世行的贷款余额(价值206亿美元)仅相当于中国外汇储备的0.6%。”中国的改革家一定是希望世行的名称将给改革诉求带来重大的催化作用。 该报告还裹了一层糖衣,对中国自邓小平开放国门以来取得的伟大经济成就大加赞扬,这表明所建议的改革仍将面临尖刻而强大的抵制。甚至连报告的名称《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都充斥着感觉良好的术语,掩饰了给改革设置陷阱的严峻政治问题。 正如佐利克和这篇报告所描述的,严峻的现实是中国正走向经济”长城”,即在其他国家已闻名的中等收入陷阱。 30年来很好地服务于中国的统制模式已经到了清货之时。该报告给出了6个战略支柱: ★重新定义国有和私营行业的作用,以使中国顺利过渡到市场经济。 ★促进创新,采用与全球研究和发展网络相联系的开放社会体系。 ★推动绿色发展。 ★确保所有中国人享有平等的机会和基本的社会保护。 ★加强财政制度、增强金融稳定。 ★确保中国作为国际利益攸关方继续与全球市场实现一体化。 报告对中国目前的五年计划作出了响应,但五年计划有所保留,谈到调整和改善收入差距、环境保护和能源效率时用词更为温和,好像现有的增长势头能引领中国在没有太多痛苦的情况下解决其面临的问题。 情况并非如此。中国需要的远不只是敷衍了事,它需要进行重大的体制改革,政府应转变角色,实行法治,在减少国有企业的作用和力量的同时,增加私营企业的作用和力量,将创新、竞争和企业家精神当作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不是依赖政府。 就拿第一个观点来看,这需要改革中国的户口制度以让工人更自由地流动,加大对农民的农耕地的保护力度,扩大土地登记和出租权利的范围,这一切都将削减共产党官员和老板的权力。 此外,政府必须不再干涉市场,同时限制国有企业。 博主”中国旁观者”称这篇报告为”以经济蓝图为幌子的政治宣言”,并指出它对中国改革者给予了深具影响的支持去继续推进重振经济的改革,改革”现在已触及既得利益集团最坚硬的岩石,速度慢得犹如冰河时代”。 改革对共产党的存在构成了挑战。难以想象一个国家在实行全面市场改革的同时仍是一个一党制国家。中国必须面对如下事实:报告提倡的自由和平等将损害共产党的控制权,控制权被共产党视为对这个庞大而复杂国家的政府的稳定至关重要。 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刊登了一幅罗伯特·佐利克的漫画,他对一位身着毛式制服、抱着一个也穿毛式制服的超重孩子(其标签为”国有企业”)的家长祈求道:”把他的奶瓶拿开。”澳新银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总监刘利刚的评论积极乐观。他说,中国做好了加快改革的准备。他以中国在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对国有企业和银行实行的重大改革为例,说明中国有能力采取强硬行动。 这是错误的敷衍了事派。中国以出口和大规模国有投资为主导的模式压制了消费(现在仅占35%),已不再适用。 这一次,政府必须将其自身和国有企业的规模都削减下来。引用报告里的话就是,它必须”更多地关注制度、规则和法律”,与此同时,”重新定义国有企业的作用,打破某些领域的垄断,使所有权多样化,降低进入私营企业的门槛,使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资金。” 报告并不建议将国企私营化,或许认为这会激怒旧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权的支持者。 如果中国不改革,它将陷入其高速发展带来的无情矛盾中:随着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增长将放缓;污染将吞噬特权阶级的收益。在中国变得富裕之前,中国的整体人口有老龄化的风险,因为5年后,从劳动力中退休的人要比加入劳动力的人更多。 今年晚些时候和明年初,北京政局发生的变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但尚未有新的邓小平--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出现的迹象,一个可以领导仍是发展中的中等收入国家的中国度过危机、进入阳光灿烂的高地的人。 但邓小平本人也是有争议的人物:正是他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怦然关闭了向往自由的年轻人的理想之门。 KEVIN RAFFERTY为PlainWords Media主编。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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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郑酋午:政改,政改,目前能改吗?

郑酋午:政改,政改,目前能改吗? 进入专题 : 政治体制改革    ● 郑酋午       不久前,温家宝总理在记者问答会上呼吁政治改革,现在报刊和网络上政改的呼声响个不停。但是,在行动之前,首先应该弄清楚到底怎样改?          我个人认为,政治改革主要应该达到三个目地,即保护人权、防止腐败、实现公平秩序。          现在民主人士提供的方案是:普选、代议制、三权分立、多党制、军队国家化、文官中立、地方自治,等等。这是根据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改经验总结出来的,应该说,这套方案符合工业文明,已被认为具有普世性。如果实行这一方案肯定有助于保护人权和防止腐败,但是否有助于实现秩序还要看情况。          因为在中华民国早期(1912-1926年)实行过这一方案,但出现的结果是军阀割据,没有出现全国秩序。中华民国早期为什么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呢?北洋新军的建制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即是军队只效忠于袁世凯不效忠于政府,在袁世凯死前一段时间内各派系之间也已经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这就使到各派系有了进行地方割据的资本,在袁世凯死后无人能在总体上控制北洋军。那么,我们现在进行民主化改革,就要设法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如若如此,中央必须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不让地方大的军事单位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现在的军队建制是中央牢牢控制着地方各大军队单位,地方各大军事单位实行集体领导,所以,在政改的时候主要注意保持这样的一种控制。从现在世界民主化的经验来看,民主化没有出现过民乱只出现过军乱,为了避免历史重演,我们有必要吸取经验教训。          但是,这一方案遭到巨大力量的反对,民间有毛主义人士反对,官场有特色派反对。特色派最有力量,党、政、军资源都掌握在他们手中。民主派力量小,目前我国民众只关心钱不关心民主,民主派发动不了强大的街头运动,形成不了压力。各级领导不愿意改革目前改不了。这种方案如能实行中国就会有光明的前景,但是,要实行恐怕还要十年八年以后。          这一次答记者问,温家宝总理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县级普选。但在党内没有支持力量,所以,他呼唤人民觉醒和支持。温家宝总理的提出的方案肯定是过渡性的,这个方案循序渐进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序发展,也有利于县级领导人反腐以及在县以下保障人权,是一个可行的方案。但人民不觉醒,资本家、中产者不感兴趣,下层民众还不知县普选是什么,民主人士认为这不是民主也不支持。看来,温总的呼吁又要落空了。          共产党内一部分人有一个方案,就是实行党内民主,由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据说,由高干子女组成的延边儿女研究会还准备向中共十八大提出议案。实行党内民主即是党的总书记和中央常委在中央委员会或党代会上竞选,党的地方各级领导也进行竞岗;党的机构实行党代会常务委员会、中央(或地方)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三权分立。这一方案有利于防腐和保持秩序但不利于保障人权。这一方案受到中共高层和党内各级领导的强烈反对。领导不支持,普通党员不关心,看来还是没有办法实行。          不讲民主只讲党政分开,现在也有人有这样的想法,中共十三大就提出过这一建议,但是后来没有实施。这一方案是,书记不管具体事物,不签名盖章批条子,只管党务,加强党对政府各级领导人的监督,实行这一方案腐败会减少,并且也会保持有序,但无助于保障人权。这种方案遭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书记的反对,党书记现在最有权势,他们反对也实现不了。          所以,政改,政改,喊了几十年还是什么都不能改,如何是好?有的民主人士憋不住了,在网上发文说,中国的民主还得靠美国人打进来,就如伊拉克和阿富汗一样,他愿意带路。乌有之乡网立刻给这种人起个名叫“带路党”。其实,这种想法也很不符合实际,中国是一个大国,拥有核武器,美国也不敢打,最后还是要靠中国人民自我觉醒。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记得中国曾经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后来变得名不副实,现在看来,要变得名副其实也许是亚洲最后一个了。          我国为什么一定要政改呢?因为在专制政体下,社会越发展,国家的合法性越难确立;专制政体实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在这种结构下,有能力的人很难进人决策中心,工业化的发展使社会变得日益复杂,并由此带来新的矛盾和管理问题,但由于没有法治,无法处理和消解这些新型问题;在专制政体下的工业化进程中,社会中层组织的力量往往变得越来越薄弱,在社会的中层联系削弱后,不但国家与社会的连接变得微弱,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也缺乏信任感。工业化过程就是一个社会复杂化的过程,但专制政体却不能随着社会的复杂也相应地变得复杂起来,以上这些问题在工业化过程中不但不会消失而且会不断加剧。所以,需要政改。          现在经过三十三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形成了中国模式,所谓中国模式就是集一党专政、以公有经济为相当比重的市场经济和一元论官文化为一体的模式。这种逐步定型下来的模式是以权力与市场因素的奇异结合为特征的,必然妨碍正常的市场竞争,使官僚资本和权贵资本享有优先权,使腐败迅速蔓延和带来更多的人权灾难。所以,从长远看,中国模式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需要打破这种中国模式。          从历史上看,自生民主的国家一般都要在所在国工业化之后,因为只有工业化才会壮大民主力量。已知的是,有了工业革命才产生了工业化,有了工业化的发展,才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带来现实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和文化多元化。现在世界上凡是已经工业化的国家没有不是市场经济国家、没有不是民主国家、没有不是文化多元化国家。因为工业文明是工业社会的核心,工业化要求的是效率和公平竞争,而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够提供;市场经济需要法治,而只有民主政治才能提供。中国的工业化是从1861年开始的,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成,中国的工业进程总是被打断。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全球背景下进行了三十三年的工业化建设,再过八年左右我国就将完成工业化的任务,届时,民主力量就会壮大。根据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常规,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必为工业化所在国带来最终确立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制度的现代性变革,我国的工业化发展也肯定不会例外。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我国的最高层的多数人不愿进行民主化的政治变革,而民间民主化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形成巨大压力的程度,所以我国的政治变革也只好处于停滞状态。所以有人说,政改、政改就是暂时不能改!          2012-3-19    进入专题: 政治体制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民权理念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457.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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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外交事务》 佐利克:我们为何仍然需要世界银行(全文)

核心提示:如今,世界迫切需要摆脱经济危机,为一个摆脱援助的世界奠定基础。要这样做,世界仍需要世界银行。 原文: Why We Still Need the World Bank | Foreign Affairs 发表:2012年3月-4月号 作者:Robert B. Zoellick (世界银行行长)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世界银行行长发表年度演说。 (Yuri Gripas / Courtesy Reuters) 】 2007年,世界银行处于危机之中。一些人认为,世界银行在领导层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另一些人将责任归咎于世界银行本身。当世界银行集团的基石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在1944年成立时,饱受战争蹂躏的穷国几乎没有获得私人资本的途径。然而,60年后的今天,私营部门的资金流量超过了政府发展援助。世界银行前董事经理杰茜卡·艾因霍恩2006年在本刊撰文时写道:”因此,中等收入国家依赖官方援助的日子已经成为历史,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看来好像是一个即将消失的机构。”圆桌讨论和报纸的舆论版提出了相同的问题:我们还需要世界银行吗? 2007年,我带着一种不同的积极观点接掌世界银行,这种观点来自历史视角、个人经验和我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布雷顿森林多边体系的创造者设计了一个国际经济架构,应对上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的根源以及他们认为会在二战结束后出现的经济和安全问题。世界银行是这个框架的一部分。这个框架包括金融和货币问题、贸易、投资发展以及被破坏国家的重建。 2007年,这些挑战依然存在,尽管情况大不相同。现在,私人资本和自由企业在世界各地的崛起和扩展,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机遇。然而,并不能因此而不需要世界银行,因为它从来不是简单地提供贷款和拨款。它的作用是在一个开放的国际体系促进市场经济发展 ―― 促进增长、机会和希望,在一个更好的政治和安全秩序中消除贫困。 不仅世界发生了变化,世界银行也发生了变化。现在它包括四个政策和融资部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开发协会(世界银行为79个最穷国家设立的基金)、国际金融公司(世界银行的私人部门)以及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它给投资者提供防范政治风险的担保)。 为了实现其使命,世界银行需要新的方向、更加坚定的指导以及更好的执行手段。它不得不适应经济影响的变化,新兴市场成为新的经济引擎,发展不再关乎南北霸权。在发展中国家,它需要帮助私有部门 ―― 不管是来自国外的投资者还是国内的公司 ―― 消除自主创业的障碍。它需要促进包容性的和可持续的增长以及在一个变化的国际体系中共同承担责任。我们领导团队的工作是指出新的方向,建立支持和伙伴关系,将总体设想转变为具体行动,注意创新的机会,然后执行、执行、再执行。 没过多久,世界银行的辩论就从能否存在的问题转向新的务实问题。在粮食和燃料价格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它可采取什么措施促进粮食安全和改善人们的营养?它如何帮助中国完成向市场经济和较少依赖出口和投资的增长模式的过渡?它如何帮助中东国家满足现在的就业需求,并在未来建立可持续的政治经济?它能向应对气候变化的城市传授什么经验? 清楚地揭示这项新使命仍是一个挑战。世界银行的问题之一是,它被称为银行。多数人将银行与发放贷款联系在一起(至少直到最近是这样),但是融资只是本组织工作的一部分。当融资最有效的时候,世界银行传授知识,发展持久的市场、机构和能力,提供各种各样的融资(不管采取的形式是股本、担保、贷款、拨款还是风险管理)。将所有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世界银行就能改善人们的生活和国家的状况。 这是我们在2007年前面临的挑战。从更广的意义上说,世界银行是一个更大的战略问题的一部分: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如何使多边机构实现现代化?世界继承了”智者”在二战后创建的机制和机构。冷战之后,多边机构增加了,不过只是略有改变。 2007年以来,国际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强国关系进行了重新组合,同时,国际经济力图从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打击中复苏。过去5年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占所有增长的三分之二。发展中国家还成为经济思想、发展模式、投资、甚至外援的来源。为旧秩序设计的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已经无法适应这种新的变化。 如今,一些只看到多边机构的弱点和失误的人主张彻底放弃这些机构。但是,世界上的多边机构提供了一个为寻求共同利益的主权国家牵线搭桥的单薄然而重要的纽带。那么,务实的方针是使这些并不十全十美的机构发挥更好的作用。过去5年里,世界银行提供度身定制的服务,为公共和私有部门的各种发展中客户解决问题,扩大资本基础和创新的金融工具,强调良好治理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性,通过公开和透明的形式实现民主化的发展,调整代表份额和业务,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责任。世界银行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取得了进展,但是,它能够并且应该作出更多的努力。 为客户服务 发展中国家是世界银行的客户,而不是旧有”结构调整”政策的对象。这种主张似乎不言自明,但是它代表着重要的心态变化。世界银行应该是解决办法的寻求者,而不是方案的提供者。如果最佳教科书解决办法不适合客户的政治经济背景,世界银行就没有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与此同时,世界银行的专家需要能够传授别国如何解决类似问题的知识。正如一位印度高级官员对我说的那样:”我不需要另一位印度问题专家。这样的专家太多了。我需要的是研究养老金制度、公私基础设施开发和教育的世界级专家。”仅仅提供资金很少能解决问题。 客户有着大不相同的需要。努力摆脱暴力、不良治理、不稳定和贫困循环的国家,需要的远远不是发展理论。在美国政府供职期间,我看到安全、经济和外交领域常常在受冲突困扰的国家密切配合。世界银行能够帮助为这些领域牵线搭桥。1944年,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的英文字母”R”代表的是欧洲和日本的复兴。今天,它代表的是世界银行在阿富汗、海地和利比里亚等多事地区的工作。 巴西、中国、印度、墨西哥、土耳其等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着截然不同的问题。这些国家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的人口仍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二,它们面临着自己的突出发展挑战。与此同时,它们还在世界经济和别国的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们的行动将对制定跨国问题的可持续解决方案必不可少,不管这些问题涉及的是保健、贸易、环境还是金融一体化。世界银行不仅需要帮助中等收入国家,还需要与其他国家分享经验,鼓励它们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 早期的一项挑战表明了世界银行解决问题的新方针。2007年底,粮食价格上涨,燃料价格的上涨给这个问题雪上加霜。一些从总体角度考虑问题的世行专家说,大宗商品的高价格带来的收益会让多数国家抵消这种危险。另一些专家认为,这个问题最好由人道主义机构而不是长期发展机构解决。但是数千万穷人不具备能够减轻这种打击的缓冲力量。家庭食不果腹。农民得不到需要的投入。饥荒随即发生。除非民众和政府能够解决短期危机,否则谈论长期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世行迅速采取行动,与联合国机构一道设立”全球粮食危机响应计划”,创建一个快速融资机制,支持农民。与此同时,如果世行能够帮助提供高生产力和产量的话,人口的增长推动更高的价格以及对农产品的更大需求,从而将提供促进增长的机会。现在,世行的危机响应计划帮助了47个国家的4000万脆弱人口。它的投资扩大到整个农业价值链,涉及科研、知识产权(包括女性农民的知识产权)、种子、灌溉、化肥、储存和营销 ―― 始终鼓励私营部门的发展。世行的金融专门知识可帮助农民和粮食购买者通过天气衍生品、农作物保险和期货市场控制风险。 当粮食和燃料危机被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压倒的时候,世界银行调动了超过2000亿美元的金融承诺支持发展中国家,并迅速分配了其中的大部分。同样重要的是,世行通过扩大贸易融资、对发展中国家银行的注资以及收购问题资产,解决具体的市场崩溃问题。它与澳大利亚、日本和亚洲开发银行合作,向印度尼西亚提供55亿美元资金,如果情况恶化就可以利用;这笔备用资金的存在允许印度尼西亚政府增加开支来抵御衰退,并向投资者保证它能够为其扩张性预算提供资金。世界银行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欧盟委员会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宣布它将提供多达250亿美元的资金鼓励欧盟的银行继续向欧洲东部提供信贷。 世行还与客户合作,提供长期投资,为复苏奠定基础,重点是三个领域。首先,它投资于基础设施,帮助创造就业机会,为明天提高生产力,提高对机器和服务的需求,包括来自发达国家的需求。第二,它扶植安全网络,保护最脆弱的群体。世行根据巴西和墨西哥的经验教训,帮助40多个国家开始执行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计划。这些计划资助贫困家庭供养孩子上学和获得预防性保健服务。第三,世界银行通过国际金融公司向私营部门,尤其是中小企业和小额贷款机构提供融资。这种度身定制的方针与过去的普通贷款业务相差甚远。有时,世行必须对拒绝满足有关腐败、环境和治理标准及保障措施的客户说不。然而,大多数客户都想提升其增长的质量和数量。 扩大金融创新 为了筹集资金并进行有效的投资,世界银行必须做出实绩,扩大其金融支持基础,为其客户提供创新的金融工具。每隔三年,世行都需要补充面向最穷国家的基金 ―― 国际开发协会。甚至在目前存在资金限制期间,世界银行的股东 ―― 它的187个成员 ―― 都认为该机构的重要性和表现是给予一流资金支持的保障。2007年和2009年,国际开发协会的两次打破记录的资金补充活动筹集资金900多亿美元。2010年,股东们还对国际复兴开发银行20多年里的第一次资本扩充给予了支持,使该机构能够通过发行AAA-级债券满足客户在危机期间的需要。 这些资金筹集计划取决于能否使新兴经济体在艰难的财政时期发挥”负责任利益相关方”作用,即它们在实力增强的同时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发展中国家一直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们对国际开发协会两次资金补充的贡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新增资本一半以上来自它们。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每年都有收入,他们用这些收入积累资本,支付行政管理预算的费用(世行规定这些预算实际上与往年持平),甚至对国际开发协会贡献数十亿美元。获得过国际开发协会投资的国家支持资金筹集工作,它们与世界银行一样重视成效和问责,包括使用新的放贷工具,将偿付与特定成就联系在一起。 扩大创新还有余地。随着对受援国的条款的调整,并通过它们的偿付,国际开发协会应该着手增强自我维持能力。同样重要的是,世界银行培育私人投资面临重大机遇。许多非洲国家保持高增长率已有10年的时间。它们在采取措施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基础设施,世行正在同它们合作改善它们的商业和投资氛围。例如,世行的《营商环境报告》让有关国家评估它们的环境在多大程度上适合小企业的发展。 2009年,国际金融公司创建了旗下的资产管理公司。国际金融公司同时还保持在债券市场筹集资金、随后进行投资的传统模式。资产管理公司利用主权基金、养老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持有的资金,并将这些资金用于国际金融公司发现的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资产管理公司现在总共拥有超过40亿美元的资金,其中将近30亿美元来自外界投资者。它们在非洲和其他知名度较小的新兴市场几乎没有风险敞口。现在,这些投资者依赖国际融资公司将发展与回报结合在一起的突出业绩。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更加熟悉这些增长型市场,它们的队伍将扩大。 世界银行在利用融资解决其他全球性问题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在前美国财长亨利·鲍尔森的鼓励下,世行从相关政府那里筹集60多亿美元,用于新的”气候投资基金”,帮助有关国家提高能源效率,改善技术,降低排放,保护自己应对气候变化。这些基金在45个发展中国家动员了价值大约500亿美元的项目。当谈判代表们还在讨论一项联合国”绿色基金”看上去可能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世界银行已经有了一项基金开始运作。世行还对一些计划进行金融创新,开发药物,保护野生动物,降低人道主义粮食和供给的成本,创立自然灾害保险。 世行的方针是让其他机构参与。世行扩大了对项目的支持,并得益于每一个伙伴的相对优势。它加深了与区域发展银行(包括几个阿拉伯基金和银行)、私人投资者、政府和基金会的关系。国际金融公司可与商业银行和其他银行合作,共担风险,例如通过与其他银行的业务合作关系保持贸易资金的流动。国际金融公司还通过大约180个私人股本基金承诺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大约30亿美元开辟市场,投资者可通过这些市场给当地公司的业主提供期限较长的风险资本。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银行的目标是建立市场基础设施,积累经验,不管是面向本地货币债券市场、股票还是中小企业的融资。 促进善治和防止腐败 促进善治和反对腐败是发展的组成部分。当我进入世行时,它的反腐败工作陷入失望、怀疑和冲突之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保罗·沃尔克领导的一个独立审查小组提供的一个宝贵的”线路图”,使世行的廉政工作人员能够更加有效地与实地工作人员、客户、捐赠国和世行自己的执行董事会合作。 然而,世行需要做的工作不光是对有过舞弊和盗窃行为的人员进行调查、起诉和惩罚。在许多资源丰富的国家,主要挑战是政府如何明智地利用收入,反对腐败,扩大增长的效益。世行在应用其经验时需要实施腐败预防措施,提高透明度,让公民社会参与支持善治。它还必须帮助政府 ―― 越来越多地在地方层面 ―― 加强财务管理、采购制度、审计和其他制约措施。 世界银行将需要新的工具突破更加棘手的障碍。2010年,世行与区域开发银行达成一项协议,确保因从这些银行行窃而被定罪的个人和公司终将受到惩罚。世行的廉政部门提出了适用于犯罪者的解决办法,将制裁与赔偿和对反腐败小组的贡献结合在一起。被盗资产收缴计划正在帮助相关政府从掠夺本国国库的领导人那里收缴盗窃的资金。 世行还将一些案件提交各国刑事机构处理,虽然政府可以行使诉讼自由裁量权,但总是不(将案件)提起公诉的政府将会令它们与世行的关系受到损害。为了支持调查人员、公诉人、法官和从事这项经常处于危险状态工作的人,世行于2010年成立了国际腐败追踪联盟,这是由134个国家的200多名反腐败官员组成的网络。世行也正在建立一项基金,帮助当地支持问责的公民和民间社会团体。 使发展民主化 世界银行不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在作出可能对人民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决定时,它必须向最了解这些问题的人征求意见。2011年,中东发生巨变,示威者发出的许多信息之一是,全球经济自由必须与善治、公民的呼声和社会问责结合在一起。 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发展取决于能否从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道路转向使发展民主化的道路。这意味着给人民提供手段,去搜集数据、更好地了解发展问题以及获得共享洞察力的机会。机构抵制开放。信息就是力量。开放意味着揭露错误,解答批评者的质疑,这是一件难事,但是最终会提高金融机构的效率。就世界银行而言,该机构的开放会改善业绩,并向人民展示它所做的工作和运转情况。透明度是阴谋论的最好矫正方法。 2010年,世界银行推出一项新的信息查阅政策,公布了大量文件,并给公众提供比以往更多的信息,内容涉及世行的项目、分析和咨询活动以及执行委员会的活动。这项政策以印度和美国的信息自由计划为模式,标志着世行处理信息方式的突破性变化,也是所有多边机构的此类政策中最为广泛的。 “开放数据计划”可能是更加重要的。根据这项计划,世行对凡是能够上网的任何人都免费提供大量数据。从澳大利亚的博士生到肯尼亚的农民,现在都可分析世行的数据。2010年举办的”面向发展应用程序”开发竞赛,鼓励全球各地的软件开发人员对这些数据发展新的用途,世界银行研究人员正在开发应用软件进一步扩大数据的可查阅范围。世行还在开发一种”廉洁应用程序”,让公民们在网上查阅世行项目的信息,并给他们提供途径,迅速报告与这些项目有关的腐败问题。世行计划与社区合作,绘制自己的社会基础设施地图,例如诊所、学校和水源,这样,村民们就可让官员承担起责任。下一步是让人们利用手持设备从任何地方都可向世行报告其项目的真正进展情况。 所有这些计划代表的模式都与过去”银行最了解情况的态度”迥然不同。去年,”公布资助信息”(Publish What You Fund)组织认可世界银行的工作,将国际开发协会在58个多边和双边开发机构当中列为透明度排名第一。 一个更有代表性的银行 最后,由于发展中国家正当地要求在世界事务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世界银行必须反映这种变化。2010年,发展中国家在世行执行董事会的执行董事从44%增加到差不多50%。但是,由于董事会很少投票,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增加一个新董事会席位可能更加重要,使会议桌上又增加了新的声音。一些国家主张控制权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分,各拥有一半。这种观点引起了棘手的问题:哪些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的范畴?由于更多国家成为”发达”国家,还应该为剩余的国家保留50%的表决权吗?表决权是否应该反映各国对国际开发协会或其他基金扩充的贡献呢?这样的区分是不是强化了南北逻辑、反映了旧有的模式? 世行的管理目标是以世行如何开展工作来为基础来分配话语和代表权,首先是以尊严和尊重对待客户,并在世行工作人员中更好地反映世行的会员情况。本地化是有帮助的:设在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处让工作人员更接近于客户和其他股东。世行的雇员来自167个国家,将近三分之二的工作人员来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是中国学者林毅夫,他是担任这项职务的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世行的高级管理人员有50%是女性,雇佣的高级管理人员大约有45%来自发展中国家。 世界银行也在逐渐扩展其全球足迹,努力分享知识。它在内罗毕设立一了个中心,帮助经历冲突后的国家,还在新加坡设立一个分部,聚焦于城市以及公共-私营基础设施开发。正如这些机构变化所表明的那样,对于今天的发展,知识与贷款同样重要。知识需要流动,南南之间、东西之间、草根和权力中心之间,不再受旧有等级制度的限制。 超越援助 我来世界银行之前的经验使我重视结果。对结果重视可能不言自明,但是公共政策评估常常受到智力上的辩论、政治定位以及当前意识形态趋势的驱动。特别是国际组织可能非常专注于过程和讨论,以至于忽视效率的重要作用。对实际结果的重视在世界银行这样的公共组织里特别重要,那里的相互制衡和程序以及各种委员会可能阻碍主动行动。成就营造士气、获得支持、促进问责及合法性。 世行为变得更快、更灵活作出了协调一致的努力。然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高管们需要帮助自己的团队把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关注(涉及保障措施、健全的采购惯例、政府的合作以及其他问题)以及他们试图帮助解决问题的国家相关者的关注结合在一起。他们需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改进,不让处理流程瘫痪。 过去5年里,世界银行为实现现代化作出的努力一直是更大的、驱动多边机构现代化的努力的一部分。这种努力表明,世界经济正在转向多极增长,这种演变将推动机遇、改善生活和促进创新。与此同时,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多边体系,鼓励更多国家增强共同责任,解决共同关注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银行的目标应该是帮助有关国家超越援助。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需求总是存在,今后一段时期,贫穷国家和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将需要发展援助。然而,目标应该是摆脱依赖性。世界银行应该帮助发展中国家创造条件,通过公共卫生、教育和营养以及金融投资,来刺激企业、就业、生产力并联接全球供应和物流链。它还可促进更好的治理、法治、经济自由、环境可持续性以及社会问责。与此同时,所有国家都应该对发展中国家开放自己的市场。所有国家都应该利用本国人民的活力和才能,尤其是女孩和妇女。她们在所有地方都代表着一种新兴的增长来源。 世界银行的大部分历史都与第三世界有关。第三世界是一个过时的概念。但是,发展则不然。事实上,发展的教训 ―― 就如同合理的经济学原则 ―― 越来越适用于所有国家。如今,世界迫切需要摆脱经济危机,为一个摆脱援助的世界奠定基础。要这样做,世界仍需要世界银行。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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