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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南方人物周刊:第三波“移民潮”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马李灵珊 发自广州、深圳 广东是中国移民最为集中的省份,本刊记者走访多家移民中介,探求现在哪些中国人在寻求移民,他们的彼岸之梦因何产生,又将走向何处,以及那些与移民有关的众生相 温哥华庆祝中国春节的巡游中,一个打扮成财神的华人手拿加拿大国旗 在广州美国领事馆移民签证处的门口,每天都有排队等待签证的人群(麦启烜) 一个华人在纽约地铁站里演奏着扬琴            移民从来不是一个你想就行的事情 2011年年末,我收到一条两年未见的朋友发来的私信,他已经成功移民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私信里他问我:“你还在做记者吗?”我说对,同时问他考虑回国发展吗。他回复我:“国内社会很多东西太不干净了,你很有勇气选择直视并放大给别人看,现阶段我只有逃避。” 他的母亲是一家中型公司的所有者,而父亲拥有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他们选择在他上大学时将他送去澳大利亚,在那里读书、就业,最终获得绿卡并入籍。 回国的日子里,他每个晚上都会去酒吧、KTV或是干脆在街上闲逛以“感受人味儿”,并且一再抱怨,和灯红酒绿的国内比起来,“阿德莱德简直是个农村”,但他要移民的决心却从未转变。 和他一样的人并非少数,“80后和70后来咨询移民的人这几年明显增多了。”广州一家大型移民中介公司的总经理告诉我。“80后通常是父母做主。70后更急迫,人也更多。为了孩子、为了生意、为了更安全的食品,原因太多了。他们渐渐取代了原来是主流的60后。50后也有许多人出去养老。想要移民的人确实越来越多,这和你们媒体也有关系,连篇累牍的报道让大家都有了一种错觉:有点能力的人都在移民,我不移就来不及了。” 2011年4月,招商银行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称:“近60%接受调研的千万富翁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而亿万富翁(可投资资产规模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中,约27%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 在微博上,这份报告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就此总结,财富正在迅速从这个国家撤离,富人对这里失去了信心——第三波移民潮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这份报告并不准确。”这位总经理对此做出评价。“没那么多人移民成功。不是说很多人不想移民,但移民从来不是一个你想就行的事情。它像谈恋爱,你有兴趣,对方也得接受才行。” 另一家深圳移民中介公司的咨询顾问则说,“千万也可以算是富翁吗?你在这里有两套房子,一部车,你就有1000万了。”另一家移民公司的咨询顾问则说,“拥有1000万是你想办理投资移民、能移民,还能在当地过得舒服点的一个基本值,但也只是基本。你总不能卖了房子凑够400万刚好达标,到那边白手起家吧。现在移民的人不会那么傻了,资本主义也不是天堂。” 1949年以来,被公认的移民潮有两次,一波是在1970年代末期,“文革”结束时;还有一次是在1990年代初期。许多人在这两次移民潮中以劳工身份出国,还有一些人则以出国留学的方式留在了外国。 一位从事移民中介行业接近二十年的老板认为这次是“伪移民潮”:“这是一个管子,一头粗,一头细。很多人想要移民,他们蜂拥而入,但管子另一头只有这么细,每年可以通过的人就这么多。发达国家的人不笨,他们不会让移民潮的事情发生。如果真的有非常多人想移民,他们就会不断提高标准。去年9月到12月,有2500多个申请新加坡投资移民的人,其中有95%都是中国人,相当于过去两三年的总和。新加坡立刻就涨价了,还拒签很多人。历史上只有一种真正的移民潮,就是‘难民潮’,只有难民才能像蝗虫一样涌入别的国家而不受驱逐。” 尽管那些国家以严苛的条件和限量的配额来迎接他们,但他们并不在乎,他们只想离开这里。   为什么移民?孩子的教育! 谢炎武是个看上去挺和蔼的中年男人,他是澳德华——一家深圳老牌移民公司的老板。脸剃得很干净,西装也很合身。他是广东本地人,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那波“移民潮”中拿到了澳大利亚国籍,之后他选择了回国,开创他的移民生意。 谢炎武很为他的公司骄傲,称一些竞争对手公司是“非法”的,和他们“不公平竞争”。在中国,移民中介公司因为牵扯对外业务,需要在当地的公安局进行资质审核并缴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但有一些移民中介钻了漏洞,他们只拥有工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还有一些移民中介公司则在A地注册,却也同时经营了其他地区的业务。 谢炎武说他很早就注册了经营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等多个热点地区的业务范围,但许多中介公司注册范围很少,却也做其他国家的业务。他对此感到愤怒,但也没什么办法。 中国商人的一个特性是,当行业内某个不合规矩的事情成为常态,用法律去校正这件事的那个人反而会变得不合群,所以他们一般都选择了接受。 正规经营的公司有自己的优势,澳德华的成功率非常高,他们在选择客户时很谨慎,如果客户的条件不够优质,他们会拒绝。而且他们承诺,如果不成功就全额退款。许多小移民中介因为成功率不高或者拒绝退款而闹出了新闻。 不像其他一些移民公司只专注于投资移民,澳德华“留学、技术、投资移民都做”,但谢先生承认,“投资移民是现在的热门。” 他的客户每个人都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移民。“他们绝大多数都是30-50岁,99%的答案都是主要为了小孩,中国孩子小时候太苦了,父母也会连带。中国的大学教育非常糟糕。这些有钱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过得更好,出人头地,所以他们要出去。” 谢先生的下属,咨询顾问郭玲则说,“99%有点太极端,但一定有一半以上的人是为了教育问题出国的。”另一家深圳移民中介公司亚美欧的一个咨询顾问给出了相似的答案,“大多数客户最关心的都是教育问题。” 其他移民的热门理由还有食品、水和空气的安全,方便与自由,资金安全和国外投资。 谢先生曾经的一个客户,东北人,在原始资本积累结束后决定移民去澳洲,连26个字母都认不全的他出去后强迫自己只和外国人接触。现在他拥有一本可以免签许多国家的护照,以及一口流利的英文,每年中有一半时间,在世界各地旅游。这显然是一种值得艳羡的活法。 选择投资移民的人在过去十几年间迅速增多,富起来的中国人看到了一种更好的生活,他们在问自己,“为什么我不可以?” 15年前的澳德华,留学和技术移民才是他们的重点,那时加拿大和新西兰的投资移民刚刚兴趣,澳洲和香港还要再等几年才会拥有相对稳定的投资移民政策,至于现在的热门美国,那时还很少接受投资移民。 现在,时代变了,投资移民在过去几年中数量一直稳定增长,尤其是对资金来源审查不算严格的美国和香港,成了许多大陆商人趋之若鹜的地方。 “只要你是真的有钱,美国和香港就更适合你,澳大利亚对税单的要求非常严格,加拿大也一样。就算是你的父亲给你的钱,在澳大利亚也许都通不过。”郭玲说。 谢炎武总结,困扰中国移民的通常是3个问题:“英文、资金来源和移民监。”即使是对投资移民只要求雅思3.0的新西兰,仍然让一部分中国商人为之却步。“那一代土老板,连个ABC都分不清,怎么可能拿到3.0。” 有些客户要求移民中介为他们解决资金来源和移民监的问题,谢强调:“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协助客人达到那些国家的要求。但‘做资产’查出来有风险,我们协助客户去做一些假证明,或者是在当地找家公司派他回来免坐移民监,移民局那些人又不是白痴,他们发现后,说到底是对客户不好。我们这样的大公司犯不着做这些。” “但我相信会有小公司做这些。”他补充道,一个狡黠的笑容在他的脸上洋溢开,“你可以去找找他们。”  中介公司的微妙角色 想要得到一些内幕,以一个顾客的身份出现也许是个好主意。我决定找一些移民中介,试试看以一个无知又渴望出国的姑娘的形象,能不能得到一些旁门左道的建议。 我为自己编造的背景是:公公经营一家与北方某省政府有关系的公司,老公在这家公司工作,而我则已经做了两年全职家庭主妇。现在我们决定要一个孩子,公公也开始渴望退休,所以想尝试移民。但公司的税单不怎么完整,有些和政府有关的资金来源也不方便公开,而且除了我会说一部分英语,他们的英语都很糟糕。 第一个目的地是一家在全国都很有名的移民中介,他们在广州的办公室同样位于市中心一栋价格不菲的写字楼,公司的创始人很有名,常常出现在各种杂志上。 M先生走进来,他的名片上写着:资深咨询顾问。我飞快地把那个编造的故事讲述了一遍,并且委婉地暗示“和政府有关所以有些信息可能不方便”时,他微笑着频频点头,一副心领神会的模样。 他问到公公具体是做什么时,我脑子里第一个闪出的答案是建筑工程。他沉吟了一下,“那很有钱啊。”然后他开始建议移民目的地从澳大利亚改为加拿大或者美国,因为,就像别的顾问告诉我的,澳大利亚的税单审查会非常严格。 “你能证明1000万资产的来源吗?总有房子吧,房子会升值。你只需要解释清楚当年买房子时钱是怎么来的就行。然后再解释几百万存款的来源就行了。” “这说明我们不需要证明我们到底有多少钱是吗?”他愣了一下,然后说,“当然,但你们不能骗我。”我试图传达出一种隐晦的意思:许多文件都不全,很有可能绝大多数资金都无法提供有效力的文件。他则小心翼翼地字斟句酌,给出一些模棱两可的答案,诸如:“你得把你们公司的实际运营情况告诉我,我才知道我们有多少能做的”;“我们当然可以提供一些服务,例如帮你们找一些审计公司,但这也得建立在一些既有基础上,还有你们自己的努力。” 其他问题比如“他们英语都不好”以及“我们不想坐移民监”。他的答案要大胆一些,“会有办法的,在当地会有一些公司帮你们解决这些问题。” 具体什么公司,与他们什么关系,他不肯详细解释。 最后他建议把技术移民作为这个“全职主妇”的首选,除了4年工作经验不足以外,“我”只需再学一段时间法语就可以达到加拿大要求。至于工作经验不足这个问题,他的手一挥,“你不能随便找家公司开个证明吗?加拿大人打电话过来就让他们说,你确实干了4年不就完了。” 第二家移民中介规模也不算小,W小姐直截了当地表示,移民监可以由他们公司寻找一家当地公司,以派遣回国的方式解决,但效果如何“不能保证”,“这一招中国人用得太多了,现在不太靠谱了。” 这次我这样编:我们并没有太多钱,在1000万左右,所以想选择那种商业创业类移民,但移民局要求的商业计划书我们不知道怎么写。 W小姐用食指和中指不耐烦地敲了敲桌子,“这不是你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商业计划书由我们来负责,你们只需要告诉我们一些基本资料就行。” 这能通过吗?我表示疑问,如果那边要求面试怎么办?W小姐说,“你应该相信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材料顾问和移民局官员有着相当良好的关系。” 至于移民局规定的公司营业额,W小姐认为这也很简单,“我们会推荐一些生意给你们,你们只需要看资料,付钱买下来,然后去那边经营就行了。” “或者,”她压低声音,“你们也可以多付一点钱,我们会在那边为你们找一个稳重可靠的经理人,帮你们打理生意,保证达到营业额,这笔生意表面上是你们的,但其实和你们无关。懂了吗?” 后来Amy分析道,这样做风险很大。因为中国人这样做的太多了,导致外国移民局会查银行往来明细,以核实生意与这个人有关的真实性。 “外国让你用这种方式移民,是因为他们想要找到会经商的人才,这样做和欺骗无异。但还是有很多人在这样做。”她摇了摇头。“至于那些说他们和移民局有关系的话,不是没有人贿赂过外国人,前两年加拿大就有官员因此被抓。一旦被查出,那名官员负责的所有项目都要被重新审核,你还是很危险。” 那么,为什么还有一些移民中介敢于做出这样危险的承诺呢?郭玲的回答是:“总有些侥幸。”这样做的副作用也很明显,她们公司附近的另一家移民公司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换一块招牌,“你懂的”,郭玲暧昧地笑了笑。她还有个客户曾经因为一些别家公司编造的虚假材料而被某国移民局拒签。迫不得已之下,他转投过来,重新办理别国移民,在和郭玲第一次见面时愤怒地声讨上家公司的老板,还挥了挥拳头,声称自己将那个奸商“揍了一顿”。 几乎所有移民中介都在踩着一条微妙的红线。中国规定每人每年不得汇出超过50000美金的外汇,但许多移民种类都需要向当地转移50万甚至上百万的美金。移民中介们给出了两种办法,找朋友和亲戚帮忙,每人汇5万直到达标;或者找地下钱庄。 “这个规定很不合理,但你必须这样做。”一个移民中介老板说。 这只是一方面,中国的财务管理制度和税收制度有很多不明晰的漏洞,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许多人积攒起了财富,还有一些人是靠在一波波的投机浪潮中耍聪明而发财的。他们的共同点是,当有一天要整理清楚他们的发迹过程时,你会发现里面充满了各种匪夷所思的故事。 “我见过一个靠炒房地产发财的女人。她在上世纪90年代把所有积蓄拿出来买了一套房子,然后是卖掉,再买两套,卖,买,买,卖,最后她成了一个千万富翁。”Amy说。“她的文件非常难做。她在买卖这些房子时交的税很有问题,我们国家对二手房交易的管理漏洞百出,她交的税根本不足以证明她现在这些钱。” 还有一个人不愿意透露他的资金来源,他开着路虎来,声称自己有上亿身家,说自己是在山西挖煤发的财,但他不肯出示任何能证明他有矿产的文件,因为“这样会给他惹来麻烦”。“他让我们帮他洗钱,但这是不可能的。最后我们拒绝了他,他可能找了别的中介。” 更敏感的是一些公务员家庭,非公务员的太太和孩子先依靠投资移民的方式出国,公务员丈夫把资产转移出去后再“裸奔”国外,这样的事情近几年层出不穷。 “那些太太都有房子在名下,或者甚至拥有公司。她们必须能够证明自己的收入能够支撑这些资金来源,公务员自己是不能办理移民的,他们甚至没有护照。我们会知道某人的先生是个公务员,但这不会让我们觉得良心上有负罪感,他们就是客户而已。” 另一家深圳移民中介的顾问告诉我:“有些客户拥有许多家公司,这些公司有些存在是为了避税和转移资产的,我们所负责的就是帮助他们理清这其中的关系。” 在Amy看来,没有一家移民中介是彻底干净的,“或多或少都会帮客户做一点材料吧。” 加拿大的一家报纸曾经调查过中国的移民行业,他们的记者冒充移民申请人给22家移民中介打电话,超过80%的中介表示可以提供一些虚假的材料以证明他们的客户达到移民局要求,“有些甚至包括伪造无犯罪记录”,但更流行的则是伪造资产证明。一家广州的中介说:“如果你做了假,你应该把假的做得像真的一样。” “这是中国国情,我觉得责怪这些想要移民的人或者责怪中介都是不公平的。”Amy评论道,她遇到过许多啼笑皆非的事,并且不知道该将责任归咎于何方——一个普遍的例子是,外国移民局要求移民申请人提供出生证。但大多数出生于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人根本找不到出生证,如果他们没有转户口还好,一旦转了户口,没有任何公安机关愿意开出证明。他们只能打擦边球,找一些拥有人事权的单位开出出生证明。 几乎所有的客户都会抱怨现实 为一个申请人的服务通常要持续两到三年,有时甚至会超过5年。除了咨询顾问外,还会有专门的材料顾问参与,最终老板还要审核每一笔移民以确保成功率。申请人通常需要经过一番挣扎,和一个顾问反反复复交流上好几次,才能最终决定移民。然后是漫长的文件准备过程,大量材料,包括房产证明、纳税证明、股票投资记录、银行存款、基金投资记录、各家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证明、个人的各种身份证明等等,通常准备时间从半年到一年不等。这需要材料顾问和申请人一起,在工作日里跑遍各种政府部门,接受各种意想不到的刁难。 然后是更为漫长的申请、等待、批复过程。如果你运气不好,这个过程会持续上两三年。在申请通过后,申请人通常还得再挣扎一番,为选择什么生意、在那边买不买房子、定居哪个城市而犹豫再三。 此时,移民中介通常会举办一些冷餐会或是中型派对,介绍这些幸运儿认识彼此,同时也在他们中间建立起一种人脉网络。移民中介希望,他们服务的这些精英阶层会和他们有一种疏离但不分离的关系,以备日后所需。 大型移民中介通常在各个热门国家都设有当地办事处,他们会为那些申请通过的准移民客户处理各种问题,包括在当地的房子、驾照或是语言学校申请入学。“只要你有钱,他们都能帮你解决。”一个刚刚申请成功的客户告诉我。“当然每一项服务都需要收费。就连去看看房子,他们都要多收一笔看楼费。” Amy选择为自己的客户多做一些附加服务,她会尽量多为他们争取一些权益。“我和所有客户交谈时,第一个重点就是让他们想清楚为什么要移民。有些只是一时冲动的人,哪怕他们条件比较好,我也会尽量拒绝。”Amy这样做的原因是害怕这些人在交过钱后甚至审批过程中退缩,或者是拖延整个申请流程,那样更麻烦。 “在我们这一行,工作时间完全取决于个人。”Amy宣称她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我要关心每一个客户,新的,老的,正在进行中的。就算是那些已经成功移民的客户,他们中有些人也很希望我会持续和他们联络,关心他们的生活。” “这样做对我自己也有好处。”她眨眨眼。这些接受她服务的人绝大部分是中国的新贵,有眼界、手腕、聪明才智和足够的资本。她不讳言,热情而专业的服务有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好处。“现在我一点都不仇富。我见了足够多的富人,或者说有钱人。他们让我也学到了很多。最讨厌的是那些有点小钱、又不够有钱的人,他们自以为是,趾高气昂。” 郭玲和她拥有一样的看法,在做移民顾问前,她是一名房产顾问,对人情世故练达通透。 她说:“我的信仰是,一个人能得到一些,一定是因为他付出了相应的代价,不存在平白无故的可能性。如果一个人有钱,他一定有能与之相匹配的某样才能。” 有一个客户来咨询时,整个人看上去像街上走着的老国企职工,无精打采,穿着灰扑扑的裤子和夹克衫,戴一顶皱巴巴的帽子。“我去他的办公室拜访时,发现为他工作的人背的都是Chanel、Chole。看过他的资产证明后我才知道,他身家上百亿。” 移民中介是一个很讲究口碑的行业,富人们要将自己的资产、身世、家庭状况原原本本地剖白于陌生人面前,稍有不慎,这些隐秘的材料会面临被泄露的风险,因为准备工作不充分而被拒签也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现在的移民不是解放前卖猪仔了,他们都很了解国外是什么样的。所谓的国内什么都坏、国外什么都好这种幼稚想法,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存在。” 许多人选择了拿到一个移民身份然后继续回国,澳德华有1/3的生意来自深圳以外,江浙略多。郭玲接触到的温州客户大多都是实业家,大多也都在拿到身份后继续回国经营生意。 出国移民对他们,都只是让人生多一个选择,而非什么生死攸关的重要决定。移民会付出许多代价,但也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一个移民行业流传已久的笑话:“你想和胡锦涛握手吗?你想和温家宝吃饭吗?那就移民吧。”以一个外国移民侨领的身份,也许你就会遇到某个国内神秘的高官,并与之谈笑风生。 “你知道吗?两类人投资移民会特别容易成功。”Amy说。“一类是特别有钱的,还有一类是特别没钱的。他们资产刚刚够线,是铆足了劲儿想换个新生活的那种人。只要你铁了心一定要移民,一般都能成功。但问题是,大多数人都觉得移了最好,不移也无所谓。” 移民中介公司内的工作人员都有相似之处,他们对金钱拥有两种概念。对客户,几百万资产只能算是“没什么钱”。 我忍不住问过郭玲一个问题,你能挣多少钱?郭玲一愣,很快回答,“我正想和你说这个,做这行做久了,钱容易不当钱。你要学会调适你的心态,一方面那么多人都比你有钱,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客户都会抱怨他们所遇到的黑暗与不公。比如今天这个不能吃了,明天那家公司又被陷害了,你容易愤世嫉俗。所以一定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我现在心态就很平和。” 原文点击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3/25.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人物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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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Voices | 阿拉伯世界:连情人节都与众不同的地方

今天是情人节!尽管大半个阿拉伯世界历经了整年的抗争事件,这个日子并没有被遗忘。 来自阿联的Yasser Hareb在Twitter上推文: @YasserHareb :我不相信情人节。真爱是不需要理由的…真爱本身就是理由 #Valentine 来自沙特阿拉伯,,这个禁止以一切形式庆祝情人节的地方,Abdullah Al Rasheed写道阿拉伯文: @ALRrsheed :我不想庆祝这一天。把那些庆祝活动都烧掉吧,给我一个爱不会被玷污……也不会魅惑人心的社会 Ramu Salame开玩笑地说: @ramisalame :嘿,沙乌地的Twitter夥伴们,我有一个问题:明天情人节,我们应该避免吃红肉吗? Eyad Joudeh解释为什么这个问题在沙特阿拉伯是合理的。他推文: @EyadJ :情人节,是一年之中沙特阿拉伯的人们会因为穿某种特定颜色的衣服而进监狱的唯一一个日子。 同时Sultan Angari提醒我们阿拉伯文: @AngariSultan :有一天我们将会嘲笑为何我们之中有人禁止在一年中的特定一天赠与、销售或购买红玫瑰。 沙特阿拉伯禁止一切形式庆祝情人节的活动。“提升道德与防止犯罪委员会”在情人节前夕突袭商店,迫使商家撤除所有情人节的象征物、标志,包括玫瑰,爱心,气球和红色的包装纸。 来自埃及的Nermeen Edrees发现她的红色轿车上被画上了一个爱心。照片来源:Nermeen Edrees,从Twitter分享   接下来,Nermeen Edrees在下班后得到了一个惊喜。她在Twitter推文: @NermeenEdrees :好棒的惊喜……有人决定在我的车上画一颗爱心 :D 同时,在巴林,今天是以所谓“阿拉伯之春”革命为范本的大规模抗争满周年纪念。阿拉伯之春之前也曾撼动了一些国家,举几个例子: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 博客Mahmood Al Yousif对于今天下午人权运动提倡者 Nabeel Rajab 被短暂拘留表示: @MAHMOOD :#FreeNabeel在这个热闹的情人节又一个特别的#Bahrain标签 @NABEELRAJAB 匿名者,这个由世界各地骇客零散地组成的团体,也送了一个情人节礼物给巴林人。人权运动提倡者Maryam Al Khawaja推文: @maryamalkhawaja :“#匿名者给#巴林人民:#情人节快乐”匿名者瘫痪了那些与巴林政府有生意往来的承包商的网站#feb14 最后,回到埃及,Mohammed El Dahshan可能有麻烦了。他感叹地说: @eldahshan :哈!我设法一整天不谈到情人节,结果…噢,真该死。 校对: Sychan 作者 Amira Al Hussaini · 译者 GV 中文化小组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分享: HEMiDEMi · MyShare · Shouker · facebook · twitter · reddit · StumbleUpon · delicious · Insta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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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张立伟:中国改革的“反对派联盟”

张立伟:中国改革的“反对派联盟” 进入专题 : 改革    ● 张立伟       世界银行近期发布关于中国改革的报告时,遭到了两种势力的反对。一种是部门既得利益集团(如国资委);另外一种是“左派”分子,他们与既得利益者相反,大部分是在改革中利益受到损害的穷人,将自己的失败或社会的不公归罪于改革。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反对派组合,穷人阶层与权贵集团站在同一阵线。他们的唯一共同点是用同一种意识形态做武器。如,国资委认为报告有“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嫌疑”,一些左派人士则指责私有化是毒药。     很早以前,经济学家吴敬琏就发出过警告,中国既得利益集团与贫困群体可能在反市场体制上结成联盟。因为收入不平等有两个可能的来源,一个是机会的不平等,一个是结果的不平等。穷人在意的是结果不平等,将责任归咎于市场,而非改革过程中的缺陷。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固化特权,也会躲在穷人背后反对改革,甚至可能动用势力,利用大众对权贵腐败的不满推销“极左”路线。     中国不彻底的市场经济改革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力量。一种力量要求市场进一步自由释放,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增长。既得利益集团试图狙击这种努力。另外一种底层力量寻求公平正义。改革让社会保障水平实际出现倒退,市场中的公权腐败加剧了贫富差距,政府缺乏对这种正义诉求的回应,催生了越来越强大的反市场群体。     在市场主导力量方面,资本主义长期存在着政府干预(凯恩斯)与自由市场(哈耶克)两种对立的观点。但正如卡尔?波兰尼所描述的,在市场社会的长程运动当中,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驱动力:市场自由与社会公平。当市场寻求更多放纵自由时,会遭遇抵制经济脱嵌于社会的反向运动,两者总是交替共生于资本主义世界。从意识形态上将某一种力量极端化,只是一种信仰而非现实。     放纵市场的力量曾制造了“大萧条”,随后支持社会保障的努力催生了罗斯福新政、社会主义运动以及法西斯主义。但战后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苏联的计划经济不约而同地在1980年代遇到经济危机,里根以新自由主义化解,而苏联最终崩溃。199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也是以新自由主义为号角,改革开放的中国参与了这一市场释放运动。但全球化又强化了各国内部的贫富差距,经济危机最终召回了追求社会公正的运动,比如“占领华尔街运动”及“阿拉伯之春”。     与这种周期性钟摆运动不同,中国在计划经济平台上启动的市场化改革是半拉子工程。在市场方面,政府仍然控制着要素资源,通过货币政策与地方激励主导投资,国企垄断与产业管制共存,阻碍了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在社会保障方面,政府和民营企业几乎都丢弃了为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障的责任,医疗、教育等产业化改革加重了国民负担,但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仍然享有更高福利。     这种混乱的局面,既要求中国实施“里根革命”,减少政府规制、给市场更多自由,又需要“罗斯福新政”,加强社会保障,缩小贫富差距,提供机会公平。如果仔细研究世界银行的报告,就会发现,他们的建议回应了这两种不同的诉求。市场内部矛盾力量在中国不是交替出现,而是同时共存。改革长期停滞让两种力量冲突激化,让既得利益集团联手穷人占据上风,转型改革迟迟无法启动。如果改革继续空转下去,市场效率降低,拖累经济,甚至导致增长停滞,这会让向左转的社会力量急剧膨胀,那将是一场大灾难。     效率与公平无疑是矛盾的,但中国仍有巨大空间降低结构性冲突。比如,强调效率意味着降低企业税率,而公平诉求,则要求政府与企业承担更多社会保障义务。事实上,中国糟糕的税制既不高效也不公正,间接税制让企业负担很重,又缺乏可以改善贫富差距的直接税,比如财产税、并非只针对工资的个人所得税等。从间接税向直接税转换,可以减缓效率与公正的冲突。     中国政府还存在一种顽固的错误信念,那就是为稳定与提高就业率,往往动用大量财政资金支持和保护落后的企业部门,并增加政府低效率的投资。如果用这些成本高昂的资金建立一个庞大的社会失业救助保障基金,并增加对失业群体的技能培训,既可以提供失业保障、提高劳动力水平、确保社会稳定,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增进市场竞争效率、提高经济质量。     中国的改革早就走到了十字路口,改革的方向与方案也早有设计,停滞不前是因为缺乏执行意志。中国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强大。夸大他们的阻力,只是为改革停滞寻找的理由,毕竟大部分国民都在呼唤改革。真正让改革停滞的原因,是执政党决策层的权力结构与内在冲突,造成改革难以形成共识。为了国家与自身的未来,他们有必要团结起来推进改革,因为中国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来源: FT中文网    进入专题: 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4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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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外交政策》 裴敏欣:最孤独的超级大国

核心提示:如果说地理形势造成中国没有靠得住的安全盟友, 那么中国的一党体制也限制了北京扩大势力范围的选择余地。国力的增强带来了”安全困境”,北京的战略同盟选择寥寥无几,区域集体安全体系和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是两条艰难的、但却仍有前途的道路。 原文: The Loneliest Superpower | Foreign Policy 发表:2012年3月20日 作者:MINXIN PEI (裴敏欣)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文革的时候,来中国访问的稀少客人经常会在机场看到巨大的牌子,写着有些可笑的宣传标语:”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真相是,毛主义时代的中国极其孤立,那是一个向全世界输出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无赖国家,将西方和前苏联集团视为苦大仇深的敌人。它曾经有少数友好国家,比如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和波尔布特的柬埔寨。而在漫长的凄凉岁月中,中国唯一的盟友是弱小的阿尔巴尼亚。 40年后,,强大和自信的北京所拥有的朋友多了许多。非洲许多国家政府——尽管未必是人民——热情地欢迎中国的经济存在。欧洲国家把中国当作”战略伙伴”。中国还与土耳其、巴西和南非等主要新兴经济体建立了新的关系。然而除了巴基斯坦之外,北京谈不上有什么真心实意的盟友。巴基斯坦依靠中国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而中国支持巴基斯坦主要是把它作为对印度的制衡。 真正的战略联盟或友谊并不是能够随意购买或交换的商品。它基于共同的安全利益,并通过相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持久的互信加以巩固。中国擅长”交易外交”——在世界各地挥金如土,为安哥拉和苏丹等国家通常穷困、孤立和老朽的政权提供支持,以换取购买自然资源的优惠条件或是反对西方发起的指责中国人权纪录决议案的投票。而由于地理、意识形态和政策这三个互相关联的因素,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后仍将继续缺少可靠的战略盟友。 首先,中国处于世界上环境最为险恶的一个地缘政治地区内。它与日本、印度和俄罗斯为邻,这三个大国在20世纪都与中国发生过军事冲突。中国与日本和印度还存在尚未解决的领土争端,而俄罗斯则担心中国人大量涌入并挤满其人烟稀少的远东地区。作为天然的地缘政治对手,这些国家不会轻而易举成为盟国。位于中国西南面的越南是一个目中无人的中等强国,它不仅在过去与中国打过很多场战争,而且显然正在为有关南中国海争议海域的另一场争端摩拳擦掌。在黄海对岸的韩国历史上曾是中华帝国的保护国,但现在却是美国的坚定盟友。 剩下的邻国缅甸、柬埔寨、老挝和尼泊尔等弱小国家则是纯粹的战略义务:维持关系的代价十分昂贵,能得到的回报却微乎其微。在过去10年里,中国利用自由贸易和外交接触的魅力攻势,把更多的东南亚重要国家吸引到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尽管这场攻势为中国制造了与东南亚的短暂蜜月期,但随着中国在南中国领土争议问题上的日益强势,东南亚国家意识到美国仍是它们的最佳安全利益所在,这一努力便迅速宣告失败。在2011年11月的上一届东亚峰会上,大多数东盟国家都明确表态支持华盛顿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 中国也许是朝鲜的后盾,但是两国相互之间存在严重的厌恶。中国对朝韩统一的担心使它源源不断向平壤提供大量援助。尽管平壤将中国当作加油站和提款机,但它并不因此感激北京,并且几乎很少让自己的安全利益与北京的安全利益保持一致,朝鲜对核武器的追求严重恶化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更糟糕的是,在北京支持的六方会谈期间,平壤一直背着北京与华盛顿进行直接谈判,表明它随时准备将”朋友”和邻居出卖给最高竞价者。中国除了微笑和保持风度别无其他选择,因为与一个统一的韩国的关系会更糟糕:如果民主的南方吸收北方,那么新的国家几乎肯定会继续甚至可能会强化与美国的安全关系,而不是与中国走得更近。 在中国的所有邻居中,只有巴基斯坦给中国以真正的安全回报。但作为内部混乱的弱国,这种关系的净收益也在减少。中国与中亚各专制政体扩展贸易和安全关系,但面临着俄罗斯(他们的传统保护国)和美国的竞争。这些国家需要中国来平衡其他垂涎他们的资源和战略位置的大国。但是他们也很担心与中国的关系陷得太深而结成真正的盟友。 如果说地理形势造成中国没有靠得住的安全盟友,那么中国的一党体制也限制了北京扩大势力范围的选择余地。自由的民主国家——这些国家大多经济繁荣并拥有影响力和实力——对中国敬而远之,因为与独裁政权建立联盟会带来国内和国际上的麻烦。中国和欧盟不会形成安全联盟,在言辞上他们的关系上升为”战略合作伙伴”,但欧盟现存的武器禁运和持续不断的贸易争端立刻使得这一称呼空洞化。 现在,世界上大约有60%的国家实行民主选举,这使得中国的潜在盟友们比1960和1970年代少了许多。像中国的邻居蒙古这样的新进民主政体不太情愿与一个威权巨兽打交道,尤其是近在咫尺的。相反,他们转向与西方结盟以寻求安全保障(一幅不会让北京乐于见到的景象是,蒙古和美国近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今天,北京曾经大肆吹嘘的与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冷战盟友关系已经土崩瓦解。尽管两个国家的民主政体存在严重缺陷,但两国领导人似乎都明白,搭上通往中国的马车将会损害他们成为西方一员的机会。与中国做生意是一回事——这在当代的全球化经济中也许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对外政策上意气相投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北京过去30年的对外政策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建立战略联盟上。相反,重点被放在了保持与美国的稳定关系以及利用和平的外部环境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上面。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只有两次是高速运转的:1995-2008年,当一个支持独立的政府主政台湾时对台湾的挤压;偶尔发动发展中国家挫败西方反对中国的人权运动。在这些时候,中国必须依靠其朋友(以及隐藏的威胁)来达到目的,例如它说服阿尔及利亚和斯里兰卡这样的国家,抵制2010年12月祝贺中国异议分子刘晓波获奖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但除此之外,中国领导人坚定不移地相信,大国维护自身安全和利益的唯一可靠的途径仍然是在对外部世界不闻不问的同时致力于扩展自己的能力。 与其他大国一样,中国也有自己的附庸国,例如朝鲜和缅甸。如果朝鲜已经表明一位臣子如何能够成为一个麻烦制造者,那么缅甸展示了为什么庇护者不应当太把自己的庇护当回事。直到近期政治解冻之前,中国还以为这个孤立的军政权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但统治缅甸的将军显然另有计划。他们取消了一项与中国建造一座有争议的大坝的合同,在北京还没有将自己的不快公之于众之前,释放了政治囚犯,邀请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仰光进行历史性的访问。今天,缅甸似乎正在从中国的影响范围中抽身离去。 在更遥远的地方,中国可能还有一些确实可称友好的国家,例如胡戈·查韦斯的委内瑞拉、罗伯特·穆加贝的津巴布韦以及卡斯特罗的古巴。但这些国家大体上都是由政治强人所领导,他们都谙熟于强权操控。除了获得自然资源以及在联合国中的支持,以这些国家的重要性,与他们保持良好关系对于北京没什么价值。无论如何,这些国家的统治者都已年老体衰,当新的、更好的民主人士占据他们的位置时,与中国的关系可能会冷却下来。 俄罗斯最有可能成为中国的一个强有力的准盟国。两国对西方、尤其是美国有着共同的恐惧和憎恨,这已经让莫斯科和北京互相之间靠得更近了。是的,他们的共同经济利益正在减弱:俄罗斯拒绝向中国出售尖端武器和输送能源,令中国失望,而中国对于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因导弹防卫和格鲁吉亚问题产生的不和没有给予足够支持。但仅就战术意义而言,中国和俄罗斯已经成为互助伙伴,在联合国安理会合作以避免孤立,维护各自的生死攸关利益。在伊朗问题上,他们互相紧密合作,缓解西方对伊朗施加的压力。在叙利亚问题上,他们两次携手否决安理会决议,保护阿萨德政权。然而,任何一个诚实的俄罗斯人或中国人都会坦白地告诉你,两国根本谈不上盟国,它们相互之间的战略猜疑使得结成真正的联盟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中国国力的增长产生了可怕的”安全困境”:国力上升没有让中国变得更加安全,反而却在引起邻国的恐惧,而且更糟的是招致了美国把安全重心转向亚洲的战略反应。这种新出现的战略敌对将严重考验北京的外交技巧。中国在加强其同盟构成方面的战略选择寥寥无几。多数亚洲国家希望美国保持在本地区至关重要的制衡作用;中国在世界其他地方可以结交的朋友则远水难解近渴。不过,中国有两条艰难、但却仍有前途的道路可走。一条路是解决与邻国残存的领土争端,然后努力推动建立地区集体安全体系。这样的体系一旦建成,就可以缓解邻国的恐惧,缓和美中敌对,并消除中国结交盟国的必要性。另一条路则是实现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这样做将一劳永逸地消除美中之间爆发全面战略冲突的风险,使中国真正做到”朋友遍天下”。第一条路也许是中国力所能及的,然而却为时已晚——而对于后一条道路,人们则不必寄予什么期待。 裴敏欣为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 。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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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Voices | 中国:解职薄熙来,终结重庆模式?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今日(2012年3月15日)报导,前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委书记 薄熙来 ,已被免去职务并由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接任。 自从二月前任重庆 公安局长王立军在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密会 事件之后,薄熙来的政治生涯前景就成为揭示当前北京政治斗争的关键。薄最终遭免去职务或许意味着 重庆模式 的终结,亦即是以毛泽东式民粹主义合法化对组织化犯罪的强势镇压,赋予政府及警方凌驾司法体系的无上权力。 薄熙来。照片来源希望之声 3月14日,前总理温家宝的告别演说中,呼吁政治改革并声明抵制“文革”重演为对薄下台的解释。然而,这是否意味中国自此将更加开放,实施政治改革? 以下是一些摘自 新浪微博 的即时回应。斯伟江,一位上海律师,以其帐号 开始讨论串 zh: 薄下了,倒也不必心灾乐祸,要想想为什么?人家在山城能搞出那么大一动静!这背后是什么体制?以及,左派诉诸于的那些符号,有些,其实是民众真实需求的! 他的评论立即引发许多讨论: @北野的理想国:说的好,现在是真正反思文革,及薄书记为什么可以在重庆为所欲为的时候了。这是必要的启蒙和防止未来权力失控造成灾难的基础工作。理性, 比任何情绪及抱怨都重要。 @官员财产公示:权力斗争的结果,而并不是人民或者法制的胜利,仅此而已。 @智慧城邦:有两条路,一条就是政治改革,可以让很多问题迎刃而解。一条就是唱红打黑,可以解决些问题,但是这条路是饮鸩止渴,人民只关心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所以之所以可以唱打这么久,关键是因为第一条路没人去走。 @倚苍天屠巨龙:如果选举,必有资讯和新闻自由!有了新闻自由,薄西来的那些罪行、腐败、黑打,也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它的谎言就会被戳穿,怎么可能被选上? 郭蓬蓬,同样来自上海, 将薄描绘成当前政治体系下的一个悲剧人物 zh: 薄固然有其僭越之心,但他充其量是一个棋子,是一个时代一些人期待的符号。他个人断然无法在西南一隅造出那么大的动静,而 且曾几何时,打开电视多地都是红色歌曲和电影。他在代人趟路,有人在用他来尝试汇聚一种力量。他同时也是一种体制悲剧的写照:即使一个封疆大吏,功劳苦劳 忠心也难免被弃的命运。 以下是郭的言论引发的一些回应讨论: @常见常乐:先把这个棋子拿掉也好,可以让棋局的另一方的玩家明白,想逆转改革开放,想阻挡人民追求民主自由是死路一条。党为了自己的颜面,有的人可能不会被赶下台,表面体面的退休,但他在人民心中已是狗屎一堆。 @笨笨爱唠叨:薄现在一定在想要是自由选举该多好,死也死个明白!现在这样说拿下就那下。呵呵!!! 薄确实有其支持群众。许多重庆网民激烈地回应改革派律师陈有西对薄遭解职的 评论 zh,例如: 接到不少重庆电话.我为重庆人民感到高兴,为他们祝福.虽然一些被小恩小惠蒙住双眼,不明全域,希望二次土改的底层唱红百 姓会迷茫一阵子,但随着重庆基础经济被严重破坏的真相逐渐曝光,虚假宣传被揭穿,他们也会明白薄倒底是在造福人民还是满足个人野心.这次调整的重大意义会 日益显示出来 以下为对陈的评论的一些激烈回应: @胡浥尘:丫有胆到重庆百姓中去这么说不?别妈逼的躲屋子里打几个字来证明自己英明神武! @阿瑾zj:我觉得现在的人动不动代表别人,你有什么资格替重庆人开心,好不好重庆人才知道。 @无米巧妇:请问重庆经济怎么被破坏?小恩小惠总好过一穷二白!还能比薄来之前坏吗? @四海为家东方傲:恭喜你,拥护影帝的五毛 @身在地狱–心在天堂:的确,我们需要看到薄给重庆市经济到来的一些负面影响,这是必然的。打黑,黑这个东西它本来就代表着 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很多东西短期来看确实会对基础经济有很大的损害,但我们有没有往长远一些看看,在除恶惩奸的过程中,薄书记也为重庆打造了更好的经济土 壤,这是功在千秋的事情!!! 校对: yenrong 作者 Oiwan Lam · 译者 Nico1106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分享: HEMiDEMi · MyShare · Shouker · facebook · twitter · reddit · StumbleUpon · delicious · Insta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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