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媒体

核心提示： 中国，作为世界上五分之一女性的故乡，是少数几个女权状况正在走回头路的国家之一。 她们最缺乏的是政治权利，因此，在这里，”中国公民，其中也包括女性，都没有地位。” 原文： Chinese Women’s Progress Stalls on Many Fronts 作者：DIDI KIRSTEN TATLOW 发表：2012年3月7日 本文由”东西网”的florist翻译（原 译文 ）；”译者”志愿者校对 【原文配图：刘萍是一位被警察骚扰的女权活动家。Gillles Sabrie为《国际先驱导报》拍摄】 北京—— 去年三月，一位男性共产党官员口中说出的八个轻蔑的字，使刘萍下定了决心——她将竞选当地立法机构，加入全球日益增长的女性寻求政治权力的主流。 “他说，’今年不行，明年再说。'”刘女士回忆道，”但选举就在那个时候，而不是明年！我当时决定立刻参选。” 刘女士的参选，从在一座桥上用高音喇叭演讲开始，从微博网站宣传开始，引起了全中国范围内一波几百人独立参选的浪潮。她们几乎全部失败了。 她说，她的努力在被当地官员阻拦之后落空了。但47岁的刘女士，江西省新余市一位被迫提前退休并陷入贫困的钢铁厂工人，做成了对政府来说更有威胁性的事：她成为了女性在世界范围内争取的更大权力的活动家。 “中国的女性没有地位。”有一个女儿的单亲妈妈刘女士说。 根据女性主义者、研究者、以及来自政府任命与运营的，用以代表女性权益的中华妇女联合会的数据，中国，作为世界上五分之一女性的故乡，是少数几个女权状况正在走回头路的国家之一。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里的女性享受着由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格言所授予的，自上向下而来的好处：毛说，”男人能做的，女人也能做。” 过去35年来经济增长的炫目光芒模糊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中国女性因水涨船高而有所获益，但事实上，她们在相对权益上，正失守自己的阵地。 女性的收入相对男性有所降低；传统观念将女性归入到家庭的领域；并且女性的净财富可能正在缩水。在其他地方的女性议会代表人数正在增长的时候，中国国家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女性比例，却数十年保持在刚刚超过百分之二十的水平未变。 很明显，中国女性比她们在阿富汗或沙特阿拉伯的姐妹们拥有更多的权力。阿拉伯之春后，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女性看到，她们的权力由于上升的伊斯兰教势力而濒临危险或已经被制约。 但中国——在其他领域的这一崛起力量——并没有仿效印度、欧洲、拉美或南非卢旺达之类的非洲国家，将女性推向更高的地位。 部分是因为中共就是害怕看到刘女士身上的东西：在一党制国家中要求权利的个人。用她的话说，”事实上，问题是没有哪个中国公民有什么地位。” 刘女士说她被政府严密监控，去年12月30日，她从新余的一辆公交车上下来后，被不明身份的人打倒在地。 她说，拜访者——律师和网络上的支持者——也曾被攻击。她举起自己发红的双手；右手食指肿胀而弯曲，是被她弟弟故意弄伤的，她说，弟弟的儿子因为她的政治活动而被拒绝参军。 然而，她下定决心继续前进。当收入下降的时候，女性们看到自己的权力在减弱，她说。”我们需要必要的政治权力来参与政治辩论。” 尽管有着强大的官方说法里，女性的权利得到了很好的保障，但并没有真正的具体的活动可以保护像刘女士这样的女性，或在总体上扩展女性地位。 女性主义学者和北京反家暴网络领袖冯媛说，”中国没有任何独立的社会运动。” 全国妇联也起不到多大作用，她暗示道，并说，”他们是官僚机构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妇女组织，它必须妥协。” 她提到了最近的一些活动。在北京，2月14号情人节的时候，三名年轻女性身着白色新娘礼服，上面用红漆书写着抗议家庭暴力。若干天后在广州，女学生占领了男性的公厕，抗议女性公用设施的缺乏和她们低等的社会地位，这项抗议自此在其他城市被不断效仿。 然而，很多女性主义者提到，至关重要的问题是缺乏提高女性身份的政治意愿。”在中国，由极少数一群男性制定政策，他们并不把女性权力视为主流议题。”协助策划了婚纱抗议运动的27岁兽医学博士惠瑾说道。 在权力圈的最内层，共有九人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里是没有女性的；在中央政治局的全部25个成员里有一名女性。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里，每16个正式成员中仅一人是女性。彭博社去年报道说，120个中央管理的国有企业中最有权力的经济部门中只有一个是由女性管理的。 与此类似，女性缺乏经济影响力。常被兜售的一个事实，中国女性在去年的白手起家亿万富翁福布斯榜上占据了14个位置里的7个，”也不过是告诉你这七个女人的事而已”，圣克鲁兹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和中国女性问题专家盖尔·赫沙特（Gail Hershatter）说。 在政府最近进行的关于女性进步情况的衡量中——即2010年进行的，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的第三次调查——近62%的男性和近55%的女性认为”男性属于公共生活，而女性属于家庭”，分别比2000年增长了7.7和4.4个百分点。 调查发现，收入差距正在扩大，在城市地区，女性的平均年收入只有男性的67.3%，而在农村，这个比例只有56%，分别比1990年下降了10.2和23个百分点。 2010年的女性”高层人才”中，81%拥有大学学位，比男性多出7个百分比，但其中80.5%都表示，在工作场所，男性占据着高层的职位。 与此同时，北京清华大学一位博士研究生Leta Hong Fincher的研究表明，女性的财富正在缩水。 由于根深蒂固的文化习俗，结婚时由男方购买家用住宅，女方提供家具，这也就意味着女性比男性更少地拥有住宅。Fincher女士发现，即使当女性对住宅购买或按揭也有贡献的时候，出于给男方”面子”的考虑，也将意味着住宅将仅冠以他的名字。结果是，许多女性错过了过去十年里房地产价格暴涨的获利机会。 “很多女性被排除在了2010年那场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房地产财富积累之外，这场财富积累由汇丰银行评估的价值超过17万亿美元，”她写道。一项关于婚姻法的有争议的修订案于八月通过，表示在离婚时，除非有其他争议，财产归还给法定所有者，使得很多女性无法保障当初的资金投入，空手而归。Fincher女士说。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数据显示，包括共有权在内，2010年37.9%的女性和67.1%的男性拥有不动产。 然而，正是1995年北京的一次会议，为过去二十年来，全世界女性权力的进步打下了基础：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那次会议上，希拉里·克林顿公开宣布：”现在是时候，让我们一起在北京，告诉世界：将女权排除在人权之外的讨论已是不会再被接受了。” 出自那次会议的《北京宣言》第14项条款说到：”女性权力是基本人权。”女性们将其带回国内展示给她们的政府。改变的势头已经筑成。 吴晴，一名74岁的退休英语教授，参加了1995年的会议。在海淀大学区，她北京的小公寓里，书籍和论文因堆得过高而摇摇欲坠，吴女士从一张塑料袋里，拽出一张该宣言残破的中文副本。 那儿也有几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劳动法，教育法，教师法，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法案，妇女权力国际法案。 “我去哪里都会带着这些。”吴女士说。 1987年在其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吴女士协助组织了一个女性研究小组的坚定女性主义者，她说，如果中国女性想要取得进步的话，政治自由是关键。 吴女士当选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有27年之久，这其中很多时候，是像刘女士渴望的那样，由选民挑选出来的独立候选人。但去年，吴女士未被允许参选。 “我想，决定是来自政府最顶层。”她说，”他们害怕会产生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 “我曾经去过非洲，巴西，印度。”她补充道，”并且我感到这里的体制是不一样的。印度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而中国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在印度，如果女性们想一起以民主的方式做点什么工作，她们就能办到。而在中国，这取决于当地政府如何。” 女性主义学者冯女士说，总的来讲，”性别模式的过渡时期是非常非常漫长的。” “这是最漫长的革命。”她说，”所有其他的革命比较之下都容易且短暂。” 相关音频（翻墙后右键另存可下载）： 译者访谈：彭晓芸、兽兽谈新婚姻法司法解释（ 上 、 下 ）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王立军的投名状与责任状 作者：施伟佳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12 本站发布时间：2012-3-12 19:20:57 阅读量：1307次 　　既然改革有雷区，讨论无禁区(曹林：《改革有雷区，讨论无禁区》)，那就在已公开的信息范围内讨论讨论王立军，这个敏感人，这个敏感词。毕竟跑两会的记者也公开地提问了这个问题，重庆的领导人也公开的回应了。 　　薄书记说：用人不察，很痛心。 　　同时薄书记表示：“王立军正在接受中央有关部门的调查。调查已经取得进展。他这次请了假，不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这个问题正在处理之中，调查结论以后会向大家公布。” 　　从事件发生到书记公开回应不实传闻，我脑中浮现两个词语：投名状，责任状。 　　1.取得投名状的王立军。 　　投名状，不是一张纸，而是胜过一张生死契约的一个行动。一个核心词：忠诚。显然，对于不远万里来到重庆的王立军来说，更准确地说是被调到重庆，在这之前，已经取得到重庆为党和国家做贡献的投名状，忠于革命忠于了党，也得罪了黑社会，不然不会引起黑社会取其性命的想法和行动。有了这样的表现，入川，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薄书记需要的也正是这样的英雄人物。毕竟，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入川后的打黑表现，以查处文强案件为高潮，再次彰显英雄本色，用党的说法，叫做，不管是谁，一查到底。正当人们期待直挂云帆济沧海之时，大家等来的却是乘风破浪会有时。 　　2.没签责任状的王立军 　　今年是十八大召开之年，维稳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稳定是社会生活的常态。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家到个人，稳定已成为共识。有组织有单位的地方，逐层都已或将签订维护稳定的责任状，纸面的或口头的。 　　总书记强调了西藏要稳定，同样其他地方也要稳定，新疆要稳定，东北要稳定，云南要稳定，沿海要稳定。 　　物价要稳定，CPI终取得可喜成果，负利率结束。 　　房价要稳中有降，降而稳之。部长说了，几个大城市房价一定要下降。 　　总之，国内形势今年稳定压倒一切。人民稳定，武警维护稳定。 　　在此国内背景下，今年之中国，虽没有国际友邦选举之热闹情景，但我们此地无声胜有声，国际风云瞬息万变，风景这么独妙。我们正在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半年会议的准备工作。任何泛起涟漪的东西都将破坏平静之湖面，都将被清理，即使一片树叶。 　　王立军，曾经，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做了对的事情，今年却四海无人对夕阳，一时负气成今日。打黑，打出了投名状，却在此关键时刻，忘签了责任状。至于为何忘签，交给历史来回答吧，好在历史是由人民来写。 　　王立军，曾经是英雄，现在是个男人，将来会是……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鲜为人知的王立军 作者：司马当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2-2-27 本站发布时间：2012-3-12 0:36:58 阅读量：226次 　　在去乌鲁木齐的航班上，我身边坐了一位公务员模样的人。闲聊之间，说起了王立军事件。他问我，你是如何评价王立军的？我说我没有资格评价王立军，因为我们的新闻从来就缺少真相，一会儿把王立军捧到天上，一会儿又把王立军贬到地下。 　　他说，我给你讲讲王立军的小故事，让你从另一个方面了解这个王立军。 　　有一次王立军主持召开重庆市公安干警会议，讲话时话筒出了故障，办公室主任立即换上了一个新的。故障排除了，但王立军很不满意，他说你连话筒的正常使用都不能保障，怎么还有资格当办公室主任？他立即召秘书过来，让他安排人起草文件，免去办公室主任的职务，并保证在散会时把免去办公室主任的文件发下去。 　　还有一次召开重庆公安系统高层会议，王立军批评刑侦总队的队长，说以刑侦技术大楼名义建的楼房进度太慢，刑侦总队队长说没有钱。王立军说你多抓几个老板不就有钱了吗？只要人弄进来了，还怕他不拿钱来吗？批评过几个部下之后，王立军语气一转又说你们都要感谢共产党，要是在封建社会，我现在就可以把你们拉出去砍头。 　　我说，王立军也太过霸道了，这谁能保证麦克风永远不出故障，对这个办公室主任的免职，也不通过组织程序，说免就免了，也不容人家申辩？再说那有钱的老板能想抓就抓？也太不讲法律了。 　　那人说，王立军干的就是这黑吃黑的活儿。你听说过“双起”事件吧，就是王立军说的，今后，凡是报纸歪曲事实真相攻击我市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就以单位起诉当事记者和撰稿人，公安机关起诉报社，民警起诉记者，这就叫“双起”。其实在这个事件背后，还掩盖着另外一个人的辛酸眼泪。那人原是《人民公安》的一个记者，曾写过为王立军歌功颂德的三篇内参，由此，王立军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王立军当了重庆市的公安局长之后，就想请这个人到重庆市公安局工作。这个人答应了。但他身边的人却劝他说：“你虽然写过王立军，但你并没与他真正共过事，王立军那么强势，你万一与他发生矛盾，你后悔都来不及。”可他不听，执意到了重庆。王立军让他担任重庆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他也真正地为王立军鞍前马后地忙乎。但“双起”事件发生后，王立军认为他的这个政治部副主任没能处理好与媒体的关系，一下子把他贬到下面一个区里当公安局副局长去了。这个人见自己的前途暗淡，便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调回了北京。 　　那人讲完王立军的故事，见我沉默不语，就问：“这会儿你对王立军应该有一个浅显的认识了吧！” 　　我说：“王立军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个很不好评判，但有一点我是相信的，那就是王立军这个人像个‘彪子’。这是网上的评价，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这个‘彪’就是我们常说的‘二’！” 　　那人一听，哈哈笑道：“你说的对，王立军就是一个二杆子，他不仅让别人给他当枪使，他还很不幸地给别人当了枪使。” 　　我说，重庆被一些人称为中国第二次“文革”的发源地，“红歌”像星星之火，在几个月内就烧遍全国。可这个发起唱红歌的地方，竟出现了这样的事，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如果说重庆上演了一幕红歌下的黑色幽默，那也太文雅了点儿；有人说是遗笑万年的的闹剧，似乎又太夸张了些。只是我不知道你刚才所讲的王立军故事里有多少真实的成份。 　　那人说：“请别问我身份，我只能告诉你，我所讲的故事是绝对真实的，没有一点儿夸张。” 　　我望着窗外变幻无穷的白云，心里想道：别人似乎没有必要去编造这样微不足道的小故事去诽谤王立军的，这故事也许有些夸张，但基本事实还应该是有的。这也许才是王立军最真实的一面。当王立军被四名戴着墨镜的彪形大汉护卫着出入各种场合，以共和国卫士的身份摆出‘黑社会老大’之谱的时候，他当时是否想到过，有一天他会躲进美国领事馆寻求“政治避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