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意识

作者： 爱看  |  评论(0)  | 标签: 所见所闻 来源： 公民社会网 （ 刊于：爱看） 夜凌晨3时，台北 曾经有一个特别难忘的场合，作为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的我被要求当场“简单扼要”地说出来，“文化是什么？” 1999年9月，第一次以官员身份踏进台北市议会，开始了长达四个月的质询期，每天坐在议会里四五个小时接受议员轮番问政。议员发言多半用一种怒吼咆哮的声音，透过麦克风扩大音量，耳朵嗡嗡作响。一天下来，我总是在半晕眩的状态下回到办公室，再批公文到半夜。交通局长原是台大教授，他说他的症状是胃绞痛，呕吐。 到了12月底，事情变得迫切了，因为预算必须完成“三读”通过，1月份开始的政务才能执行。咆哮了四个月的议会为了要表现“戮力为公”，很戏剧化地总是拖到12月的最后一两天再以“通宵不寐”的方式审查预算，从下午两点开始连审24小时或48小时。在这个过程中，52个议员可以分批轮流上阵，回去小睡一场或者吃个酒席再回来，每个局处的首长官员却得寸步不离地彻夜死守。 我坐在大厅一隅，看着窗外冬夜的雨湿湿地打在玻璃窗上，嘁嘁作响，觉得全身彻骨的寒意。 就在这样的一个阴冷寒湿、焦灼不安，而且荒谬透顶的凌晨3点钟，我突然发现“龙应台局长”被唤上了质询台，为台北市的文化预算辩护。一个议员，刚从外面进来，似乎喝了点酒，满脸红通通的，大声说，“局长，你说吧，什么叫做文化？” 对着空荡荡的议事大厅，冬夜的凌晨3点，台北市文化局长说： 文化？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满身是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把别人挤开？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怎么从卖菜的小贩手里接过找来的零钱？ 如果他在会议、教室、电视屏幕的公共领域里大谈民主人权和劳工权益，在自己家的私人领域里，他尊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吗？他对家里的保姆和工人以礼相待吗？ 独处时，他，如何与自己相处？所有的教养、原则、规范，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他怎么样？ 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 品位、道德、智能，是文化积累的总和。 那微醺的议员事后告诉我，他以为我会谈音乐厅和美术馆，以为我会拿出艰深的学术定义。 我当然没有，因为我实在觉得，文化不过是代代累积沉淀的习惯和信念，渗透在生活的实践中。 粉墙下一株蔷薇 凌晨3时的议会其实不容许我把话说得透彻；否则，我想我会慢条斯理地继续说： 胡兰成描写他所熟悉的乡下人。俭朴的农家妇女也许坐在门槛上织毛线、捡豆子，穿着家居的粗布裤，但是一见邻居来访，即使是极为熟悉的街坊邻居，她也必先进屋里去，将裙子换上，再出来和客人说话。穿裙或穿裤代表什么符号因时代而变，但是认为“礼”是重要的──也就是一种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尊重，却代代相传。农妇身上显现的其实是一种文化的底蕴。什么叫底蕴呢，不过就是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因为祖辈父辈层层传递，因为家家户户耳濡目染，一个不识字的人也自然而然陶冶其中，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于焉形成，就是文化。 小时候我住在台湾农村，当邻家孩子送来一篮自家树种出的枣子时，母亲会将枣子收下，然后一定在那竹篮里放回一点东西，几颗芒果、一把蔬菜。家里什么都没有时，她一定将篮子填满白米，让邻家孩子带回。问她为什么，她说，“不能让送礼的人空手走开。” 农村的人或许不知道仲尼曾经说过“尔爱其羊，吾爱其礼”，但是他可以举手投足之间，无处不是“礼”。 希腊的山从大海拔起，气候干燥，土地贫瘠，简陋的农舍错落在荆棘山路中，老农牵着大耳驴子自橄榄树下走过。他的简单的家，粉墙漆得雪白，墙角一株蔷薇老根盘旋，开出一簇簇绯红的花朵，映在白墙上。老农不见得知道亚里斯多德如何谈论诗学和美学，但是他在刷白了的粉墙边种下一株红蔷薇，显然认为“美”是重要的，一种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环境的做法。他很可能不曾踏入过任何美术馆，但他起居进退之间，无处不是“美”。 在台湾南部乡下，我曾经在一个庙前的荷花池畔坐下。为了不把裙子弄脏，便将报纸垫在下面。一个戴着斗笠的老人家马上递过来自己肩上的毛巾，说，“小姐，那个纸有字，不要坐啦，我的毛巾给你坐。”字，代表知识的价值，斗笠老伯坚持自己对知识的敬重。 对于心中某种“价值”和“秩序”的坚持，在乱世中尤其黑白分明起来。今天我们看见的巴黎雍容美丽一如以往，是因为，占领巴黎的德国指挥官在接到希特勒“撤退前彻底毁掉巴黎”的命令时，决定抗命不从，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保住一个古城。梁漱溟在日本战机的炮弹在身边轰然炸开时，静坐院落中，继续读书，思索东西文化和教育的问题。两者后果或许不同，抵抗的姿态一致，对“价值”和“秩序”有所坚持。抵抗的力量所源，就是文化。 日子怎么过，就是文化 15岁那年，我们从台湾中部苗栗的农村搬到高雄海边的渔村。第一次进入渔村，惊诧极了：怎么跟农村那么不一样？ 如果说农村是宁静的一抹黛绿，那么渔村就是热闹的金粉。原来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神，每一位神都有生日，每一个生日都要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地庆祝。渔村的街道突然变成翻滚流动的彩带，神舆在人声鼎沸中光荣出巡。要辨识渔村的季节吗？不必看潮水的涨落或树叶的枯荣，只要数着诸神的生日，时岁流年便历历在前。庙前广场有连夜的戏曲，海滩水上有焚烧的王船，生活里有严格遵守的禁忌，人们的心里有信仰和寄托。在农人眼中，渔人简直“迷信”极了。而15岁的我，就这样开始了“人类文化学”的启蒙课：农村文化和渔村文化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背面，有原因。渔人生活在动荡的大海上，生命的风险很高，未知数很多。尤其在长达38年的“戒严”时代里，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台湾政府甚至不准许渔民拥有基本的现代海上通讯设备，怕渔民“通匪”；于是风暴一来，救援的能力很低。夜里摸黑上船“讨海”的年轻父亲，并不知道自己清晨是否一定会回来看见家里还在温暖被子里的幼儿。所谓“迷信”，不过是在无可奈何中面对茫茫世界的一种自救方式，为无法理解的宇宙寻找一个能安慰自己的一套密码检索。 所以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在特定的地理、历史、经济、政治条件中形成。农民不吃牛肉，因为对他而言，牛不是家畜禽兽而是一个事业合伙人。渔民在餐桌上不准孩子翻鱼，因为人在吃鱼神在看，他不能冒任何即使只是想像的危险。 这个意义上的文化，我们很难说文化有高或低，厚或薄，好或坏，它是什么就是什么。 但是文化还有另一个层次的意义。 文化决定社会发展 同样是祭鬼酬神，为什么有的留在“迷信”的层次，有的却从酬神的野台戏中提炼出伟大的戏剧，从土砌的庙宇教堂中发展出精致的建筑美学，从祭祀的仪式里观悟出舞蹈和音乐的艺术，而祈祷经文的念诵转化出隽永的文学、深刻的哲学？ 人，对于自身“存在”处境自觉的程度，以及他出于这种自觉而进行反思，而试图表达，在自觉和表达之间所激发的创造力和想像力的强弱，就造成文化和文化之间的不同。人的自觉程度越高，反思的能力越强，表达的冲动越大，创造力和想像力的空间就越大。在这一个灵魂探索的过程里，思想的内涵和美学的品位逐渐萌芽、摸索、发展而成型。 从这一个层次上来谈，文化是一种特别的品质，它可能高度发展也可能严重萎缩。有些社会结构适合文化的发展而有些结构会造成文化的停滞。连年战争屠杀或是长期的独裁暴政对文化所可能带来的伤害，历史里有太多明显的例证。龚自珍所看见的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就是一个因为集权控制思想到极致，整体国民创造力被侏儒化到了连盗贼都没有创意的地步。而即使在太平的日子里，不同社会结构里人们在文化艺术里渗透的程度也不同。在这样一个语境里，我们可能做价值的评比，认为某些文化丰富多元，某些则呆滞而单调，某些文化充满活泼的创造力正走向高峰，某些文化停留在一个静态水平或者正从繁华丰盛走向一潭死水。我们也可能说，某一个历史朝代是文化盛世而另一个朝代是文化的荒原。 是因为文化可能蓬勃发展也可能呆滞停顿，人的自觉的水平和努力的程度，对于文化的发展确实会造成不同，所以我们才会去强调文化多么重要，但是，文化“呆滞停顿”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一定要“蓬勃发展”的文化呢？文化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不同？也就是说，文化究竟是真的重要，或者它其实只是政治人物的美容术语，文化人的一厢情愿？如果我们可以相当清楚地说出科学、经济、医学、科技为什么重要，我们是否也能用同样干净利落、逻辑清朗的语言说出，文化为什么重要？ 20世纪初，韦伯曾经用基督教文化里的价值观来解释为什么许多基督教国家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以韦伯的理论为基础，哈瑞森、福山、亨廷顿、普特南、英格哈特等等研究现代化的学者都不断提出论证，认为文化在形塑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行为上，是一个关键元素。 英格哈特所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说明了文化对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影响：文化价值观上愈重视个人自主和多元开放的地区，经济力愈强大；愈强调集体意识、国家或宗族权力的地区，愈是穷困。文化价值观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也就是说，是的，文化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一个社会如何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与自由市场能否接轨、全球化的竞争能否适应、政府管治的清廉与否、公民意识的建立有无等等。有些文化很轻易就过关，有些却长期陷在传统历史的制约泥沼中，无能自拔。 为“四郎”哭泣吧 任何图表和统计都可能有欺骗性，任何学说都可能被推翻，这些学者以现代性作为衡量文化价值的标准，是否偏颇，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但是韦伯和被韦伯所影响的学者们显然都希望为文化的重要找出一个科学的甚至可以量化的方法，来解释文化的重要。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可能找得出一百个方式来回答“文化为什么重要”这个问题，但是我愿意从一场戏说起。 有一天台北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别带了85岁的父亲去听。从小听他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老人想必喜欢。 遥远的10世纪，宋朝汉人和辽国胡人在荒凉的战场上连年交战。杨四郎家人一一壮烈阵亡，自己被敌人俘虏，娶了聪慧善良的铁镜公主，在异域苟活15年，日夜思念母亲。悲剧的高潮就在四郎深夜潜回宋国探望老母的片刻。卡在“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斗争之间，在爱情和亲情无法两全之间，在个人处境和国家利益严重冲突之间，四郎跪在地上对母亲痛哭失声：“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我突然觉得身边的父亲有点异样，侧头看他，发现他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父亲16岁那年，在湖南衡山乡下，挑了两个空竹篓到市场去，准备帮母亲买菜。路上碰见国民党政府招兵，这16岁的少年放下竹篓就跟着去了。此后在战争的炮火声中辗转流离，在两岸的斗争对峙中仓皇度日，七十年岁月如江水漂月，一生不曾再见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 他的眼泪一直流。我紧握着他的手。 然后我发现，流泪的不只他。斜出去前一两排一位白发老人也在拭泪，隔座陪伴的中年儿子递过纸巾后，将一只手环抱着老人瘦弱的肩膀。 谢幕以后，人们纷纷站起来，我才发现，啊，四周多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家，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有泪光。 中年的儿女们彼此不识，但是在眼光接触的时候，沉默中仿佛已经交换了一组密码。是曲终人散的时候，人们正要散走四方，但是在那个当下，在那一个空间，这些互不相识的人是一个温情脉脉、关系紧密的群体。 在那以后，我陪父亲去听过好几次的“四郎探母”，每一次都像是一场灵魂的洗涤，感情的疗伤，社区的礼拜。 从“四郎探母”，我如醍醐灌顶似的发觉，是的，我懂了为什么“伊底帕斯”能在星空下演两千年仍让人震撼，为什么“李尔王”在四百年后仍让人感动。 文化，或者说，艺术，做了什么呢？ 它使孤独的个人为自己说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义。少小离家老大不回的老兵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处境，认出了处境中的残酷和荒谬，而且，四郎的语言——“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为他拔出了深深扎进肉里无法拔出的自责和痛苦。文化洗了他的灵魂，疗了他的伤口。 它使孤立的个人，打开深锁自己的门，走出去，找到同类。他发现，他的经验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体的经验，他的痛苦和喜悦，是一个可以与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悦。孤立的个人因而产生归属感。 它使零散、疏离的各个小撮团体找到连结而转型成精神相通、忧戚与共的社群。“四郎”把本来封锁孤立的经验变成共同的经验，塑成公共的记忆，从而增进了相互的理解，凝聚了社会的文化认同。白发苍苍的老兵，若有所感的中年儿女，原本不属于这段历史的外人，在经验过“四郎”之后，已经变成一个拥有共同情感而彼此体谅的社会。 我明白了“同胞”的意思 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串起来成为社会。而公民社会，因为不倚赖皇权或神权来坚固它的底座，因此文化便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粘合剂。 政治人物可以喊一万次口号，要汉人尊重弱势的少数民族，但是一万个口号比不上一支歌。我记得一场露天的原住民诗歌晚会，我们邀请了一位长老，从东部山区部落特别北上来唱原住民的古曲。他开唱时，突然雷电交加，大雨倾盆而落，雨水打在长老皱纹很深的脸上，他全身湿透、仰脸向天，闭着眼睛继续歌唱，没有乐器伴奏的原音，苍老而悠远，交织在哗哗雨声中。满满的人群在雨中站立，雨水从头发流下来，流进人们的眼睛，但是没有一个人离去。 我看见年轻的原住民毫不遮掩地流着眼泪，眼泪和雨水混在一起──可能是一个孤独的城市打工浪子被歌声激起了自己对家乡部落的无限深情。大部分仍是汉人，淋着大雨听歌，深深被歌声震动。 雨夜中的一首歌，我相信，让汉人认识了原住民，让原住民认识了他自己。 我也记得公元2000年9月在台北市森林公园一场晚上的音乐会。几天前，9月21日，两千多人死于地震。音乐会上只有素白的野姜花，散发着甜美的近乎哀伤的香气。夜色一沉，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入，在草坡上默默坐下。没有政治人物的致词，没有明星主持人的串场，从头到尾只有音乐和诗歌。两旁的屏幕上写着：“同胞，你的名字我们记得”。死难者的名字，一个一个出现。白底黑字，无言地出现。 好安静的夜晚。烛光里，人们的眼泪没有声音地一直流，为自己其实不认识的人。 音乐会过后，我收到很多市民的来信，其中一封，没有署名，只有几行朴素的字： 我从来不知道“同胞”是什么意思 一直到森林公园那个晚上。 我明白了。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中国网民的数量迅猛增长。互联网与传统媒体有很大的不同，它不仅为公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交流和通讯方式，以及一种崭新的参与平台和参与渠道，而且使公民进行自我组织的成本大大降低了。由此，中国公民获得了一种新的结社方式，网络社团随之兴起和发展起来。网络虚拟社团就是网络空间中的个体为了分享共同利益而通过一定的信息手段，例如：网络聊天室、在线论坛、公告栏和电子邮件，经常进行联系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集合体。1中国网络社团蓬勃兴起和发展可以对中国政治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网络社团的兴起和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建设的一种重要形式，有利于培育中国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有利于提升中国公民的社会行动能力，有助于推动社会建设的步伐，对于改变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一、网络社团与公民意识的培育 　　政治发展需要的是公民和公民意识，而不是臣民和臣民意识。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是指具有一国国籍，并依据宪法或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公民具有臣民所缺乏的人的独立内涵，公民是平等的独立的个人。所谓独立的个人，就是具有自立(能力)、自主(性质)、自律(意志)和自由(状态)性质即独立人格的个人，也就是充分社会化了的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人的自立能力主要取决于同他人联系的方式，表现的是人的社会生存状态，一种独立的、不依赖和不依附他人的生存状态。自主和自律表现的是生存的状态和方式。作为独立的个人，他必须是自身的主体，他的意志能够支配自己的生命活动，选择自己的命运，负责自己的行为，即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自由则是独立个人社会生存状态的外现，表现出独立个人之间自主与平等的关系。简言之，公民就是具有独立人格、能够明确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具有自主行动能力的社会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物质条件的改善、社会利益的分化、个人的独立性不断增强，公民意识和公民的主体意识开始成长起来，从而为政治发展提供了重要前提。 　　中国网络社团的兴起会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公民意识，实现政治行为个体从臣民向公民的转变。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浓厚的大一统观念和君权思想，这种文化极大地泯灭了人的主体意识和个性自由，使现代政治理念很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内萌发出来。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社会里，城市和乡村皆为“王土”，市民和农民同为“草民”或“子民”，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主、法治、平等、自由、权利等政治观念根本不存在。特别显著的是，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臣民意识深深根植于人们的政治意识之中，而公民意识则非常缺乏。对于中国政治文化变迁而言，传统臣民政治文化向现代公民政治文化转变必然是一个非常复杂和艰难的过程。通过网络社团的活动，中国公民可以熟悉和学习到现代民主活动的组织方式和参与方式，培养公民意识和参政能力。可以说，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不是与生俱来而是需要学习和训练的，健康有效的结社生活方式同样也是学习和训练的结果。通过参加网络社团来培育公民意识和增进民主意识是一条最现实和有效的途径。网络社团通过各类组织性活动，可以使公民在实践中得到锻炼，获得民主经验。中国网络社团主要在社会基层进行活动，他们可以通过启发、教育和引导公民参与社会活动，从而可以增强公民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形成政治发展的社会基础。 　　网络社团活动的参与者可以学到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学习自立和自治，学会依靠自己的能力解决问题，这就会培养他们的自主意识和自立精神。在一般意义上，民间组织在政治生活中能起到有效抑制政府滥用公共权力的作用，使公共政治活动更能体现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本质目标。不仅如此，在民间组织的活动过程中，公民还可以在具体实践中得到锻炼，认识到自身的力量，获得民主经验。公民在通过网络社团参与社会事务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学习自治、学习守法，另一方面还能学会监督政府权力的方法，懂得以合法的手段和方式去制约监督政府的权力。网络交流特有的即时性、互动性和匿名性，使得政治参与主体的自我认同性得到很大程度的满足，从而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政治冷漠。2因此，要真正实现人民管理、治理国家、发展民主，就必须重视网络社团这一组织载体，积极引导网络社团健康成长。 　　网络社团为公民获取信息、传播信息、发表意见提供了一个充分自由的巨大平台，在网络社团交流的过程中，其自主意识、平等意识和竞争意识不断增长。网络中那些踊跃发表观点、议论的网民被称为灌水者，他们对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总有独到的见解，并试图通过一些特殊的语言来影响其他参与者。他们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扮演或者事实上成为了“网络意见领袖”，能够影响更大范围的网民，形成二级传播，进而形成网络舆论。3互联网不仅创造了新的信息传播方式，而且正在颠覆了一些传统的观念，使网民通过网络表达的政治诉求更容易展示其影响力。网络社团的开放性极大地降低了公民政治参与的门槛，强化了公民的民主意识，使网络参与者可以切实体验现代政治生活的民主性。这必然提高他们政治参与的热情，增加他们的政治责任感，从而提高他们的公民意识。网络社团的活动在客观上会促进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的转型，培育出有利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新型政治文化。 　　二、网络社团对公民社会行动能力的提升 　　西方参与民主理论是结合政治参与和民主的关系而提出的一种理论，其核心主张是只有公民广泛地、真实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才能体现民主的真谛。美国学者卡罗尔·佩特曼是当代参与民主理论最重要代表，他对近代以来的参与民主思想进行了集中的概括，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参与民主理论。佩特曼认为，当代精英民主理论实际上并不是充分的民主理论，而仅仅描述了现实政治制度的运作逻辑。这种理论导致了民主理论不再集中关注“人民”的参与，不再关注普通人的参与活动，民主政治体系的主要优点也不再被认为是与普通个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与政治有关的必要品质的发展。他说：“参与民主理论认为，在其他领域中进行的参与活动将使个人能够更好地理解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关系。普通人也许对自己周围的事情更感兴趣，如果存在一个参与性社会，个人能够更好地评价国会议员的行为；如果有机会，他将更有能力做出全国性的决策，也更有能力评价国会议员在关于他自己的生活和周围环境的事务方面所作出的决策的效果。”4他主张，参与性社会的观念要求“政治”的范围延伸至政府以外的领域，这样，普通人也就可以有更多的参与机会。 　　而要进行政治参与，有组织的政治参与往往更能发挥作用和产生影响。公民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组织起来，民间组织就是其中之一。民间组织可以聚合个体的力量，形成集体的力量，使分散的公民有效组织起来，从而提升公民的社会行动能力，平衡国家与政府的权力。所谓社会行动能力，就是社会组织或者社会群体为追求一定的共同目标而形成的以集体行动和组织机制作为基本方式的行动能力。提升公民的社会行动能力，关键在于要促进民间组织的发展。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指出：“在民主国家里，全体公民都是独立的，但又是软弱无力的。他们几乎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去做一番事业，其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强迫他人来帮助自己。因此，他们如不学会自动地互助，就将全都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5民间组织的发展可以聚合个体的力量，形成集体的力量，从而有利于加强公民之间的团结合作，增强公民的社会组织化程度，这对于提高公民的社会行动能力可以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提升公民的社会行动能力，关键在于要促进民间组织的发展。 　　显然，网络社团的兴起和发展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重要途径，是参与民主实现的一种非常好的渠道，可以有效提高公民的政治效能感，对促进政治民主的发展和公民社会行动能力的提高都能起到重要作用。网络的全方位、多层次和迅捷性等特点，使网络社团的社会性得到空前发展，网络社团的成员可以跨地区、甚至跨国界交流沟通，共享文化、学术信息，或围绕共同兴趣和目标，统一开展活动和研究课题，可以说，网络社团明显扩大了网民的交往范围。网络社团可以有效扩大网民的参与范围和参与水平，从而提高公民的社会行动能力。在网络社团中，所有的人都是自己的领导者和管理者，所有的人都是网络的一部分，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最终管理者，体现了一种与生俱来的平等性、民主性和无权威性，成员之间可以畅所欲言。作为承担着特定社会职能的网络社团，它们的活动对于提高公民的社会行动能力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并会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网络社团可以通过启发、教育和引导网民参与活动，鼓励和帮助网民组织维护自身的合法与合理的权益。网络社团也可以通过支持、反对政府的政策，开展政策分析，从而影响政府的决策。网络社团还可以在不同的利益集团因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利益的多元化发生矛盾和冲突时，通过斡旋和协调，促进相互沟通与理解，推动问题的解决。 　　网络社团通过提高公民社会行动能力，还可以在社会管理中发挥作用。网络社团发展壮大后，它们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它们甚至可以独自承担起社会的某些管理职能，或是与政府机构合作，共同行使某些社会管理职能。政府机构臃肿和人员充斥，不仅给整个社会造成了沉重负担，而且大大削弱了政府的施政效率，成为中国经济与社会发运展的一大障碍。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使中国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是造成长期以来政府机构臃肿、职能交叉重叠、冗官冗员充斥、运转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网络社团可以从政府手中接过一些社会职能，发挥一定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管理的作用。普拉莫德·纳亚尔认为：“网络政治的重要性在于，网络空间和虚拟环境（虚拟社团）不仅仅是现实的模拟，而是本质上就构成它们自身所处的环境。虚拟的现实要求把抽象的社团看作它们自己的独立的、以自我为参照物的实体。”6随着网络社团在社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可以促使政府权力下放，增强政治透明度，扩大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的范围，协调企业、政府与居民的关系，加强与政府、其他社会组织及居民的合作关系，在许多社会领域形成多方参与的网络型管理组织和合作伙伴关系。 　　三、网络社团对社会建设的推进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民间组织产生于清末民初，其成长过程一再中断。20世纪以前，尽管商业和运输业很早就有自主的行业协会，但它们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民间组织，而是传统意义上的帮会。20世纪初期开始，受西方文明的影响，相对独立于国家的民间组织才开始建立起来。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一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国家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全面干预和控制，民间组织根本没有生存的空间。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与社会革新的核心是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塑，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间组织的发展十分迅速。但是，也应该看到，在当前中国民间组织发展不成熟的背景下，民间组织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些制度层面的问题，中国民间组织管理体制表现出强烈的限制和控制特征，从而使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壮大遭遇严重的体制性困境。7 　　当前，中国的民间组织还处于形成过程之中，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8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的这种过渡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当前中国的民间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绝对数量较大，但是人均数量存在不足。二是与西方国家的民间组织相比，中国民间组织的自主性、志愿性、非政府性等特征还不十分明显。中国有相当一部分民间组织是由各级党政部门派生出来的，即使是由民间自发成立的，由于业务主管单位的存在，也受到政府部门的干涉，使之带有明显的“官民二重性”，行政色彩浓厚，并且在观念、组织、活动方式、管理体制和活动经费等许多方面依赖政府。三是经费不足。中国许多民间组织的经费来源主要还是政府财政和主管单位的支持，相当多数的民间组织经费十分紧张，对其活动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四是能力不足。绝大多数民间组织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成长起来的，它们还处在变化发展过程之中，无论是结构还是功能都还没有定型。民间组织参与社会事务活动的能力有限，在资源动员策略和手段方面缺乏建树。9 　　在当前中国民间组织发展不成熟的背景下，民间组织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些制度层面的问题。可以说，中国的公民社会还远未发展到成熟的阶段，一方面，公民精神尚待进一步的培养转化；另一方面，在复杂环境下生长的民间组织更需规范均衡。可以说，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一定意义上是中国公民社会兴起的标志，也说明经济和社会从政治权力中逐渐分离出来，这是公民社会的进步，同时也是国家机器重构的胜利。在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变革过程中，公民社会的成长是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产物，国家又是规范和引导公民社会使其不至于放任自流的力量；反过来，公民社会的发展也是改革传统官僚体制、转变政府治理方式的推动力。10网络社团是公民社会中一个非常积极、非常活跃、非常具有主观能动作用和非常具有社会效益的组织形式，它们的发展无疑意味着公民社会的发展。 　　在网络社团大量兴起的背景下，从社会层面而言，可以通过网络社团表达利益诉求，逐渐参与社会生活，甚至影响公共决策和国家行为；从国家层面看，能够快速对社会需求做出反应，合理界定国家行动的范围，明确公私生活界限，提高制度创新能力，确保国家能力的提高，并为社会的发育和成长提供空间。网络社团的发展有利于中国政府的治道变革，有利于公共事务领域的开放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也有助于公共事务自主治理安排的发展和社会自主治理，从而使政府能够真正实现有限政府和廉价政府的目标。这样，网络社团的兴起对于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对于社会与国家各自明确各自的活动空间与权利义务和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必然发挥重要作用，从而有利于促进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推进网络社团的发展壮大、提高网络社团的自主性，提高公民的民主意识和社会行动能力，显然是促进中国公民社会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方式。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国家与社会之间力量的平衡、国家与社会结构的合理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从总的趋势看，网络社团有利于促进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YungCheng Shen, ChunYao Huang, ChiaHsien Chu, and HuiChun Liao, “Virtual Community Loyalty: An Interpersonal-Interaction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nic Commerce, Vol. 15, No. 1, Fall 2010, pp. 49-73. 　　2刘洋．网络民主在转型期中国的意义与困境J．天府新论，2009（2）：11-15． 　　3熊光清．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特征与前景J．教学与研究，2011（1）：42-47． 　　4 美卡罗尔·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103． 　　5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636~637． 　　6Pramod K

最近，读了杨恒均博士的《家国天下》，亦反反复复的想到了最近发生的药家鑫一案，一时之间，百感交集。其中，在大脑中不断闪现的是三个词：暴民、顺民、公民。“公民”是一个舶来品，我国历史上只有“百姓”，没有“公民”。更没有由此基础上形成的公民社会。至于“暴民”，则自古有之，一切动乱者、革命者、思想行为偏激者均被当政者称为“暴民”。最近，又有了一个新的词语，叫做“网络暴民”。而“顺民”则指那些备受欺压而逆来顺受的百姓。而在多灾多难的中国，我是从来不怀疑中国百姓的忍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