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

　　1 　　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将19世纪被称之为“帝国的年代”，20世纪则被许多历史学家称为“意识形态的年代”。在这个世纪的最后10年，共产主义集团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土崩瓦解。政治学家福山以“历史的终结”来盖棺时，亨廷顿如同先知一般又提出“文明的冲突”。刚刚进入一个新千年的新世纪，911就如“约”而至，正可谓一语成谶。 　　2001年9月11日，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战士成功劫持3架美国波音飞机，撞塌世界资本主义象征物——纽约最高摩天大厦世贸中心;这场工业时代的“行为艺术”使3200多商业精英丧生，损失达数万亿美元。此次事件如此严重，以至于美国几乎将其与珍珠港被袭相提并论。以“9•11”为节点，世界历史刚刚迈出意识形态阴影下的冷战，又跨入文明冲突的恐怖主义时代。 　　911那天晚上9点多钟，我下楼买啤酒，在小店的电视里看见一架飞机撞入世贸大厦，就随口问老板：“什么电影?”老板面无表情地说：“不是电影。”我赶紧跑回家打开电视，守着凤凰卫视连续看了24小时…… 　　尽管美国四分之一的民众怀疑政府公开的911真相，甚至认为是美军导弹炸毁了世贸大厦，而不是被本·拉登战士劫持的波音飞机，但无疑911揭开了后冷战世界进入恐怖主义时代的序幕，意识形态之争在恐怖主义背景下几乎冰消雪融。恐怖主义使战争进入到一种没有敌人的、不对称的超限战时代。越是强大的对手往往越是脆弱，越是弱小的对手往往越是危险。 　　恐怖主义是弱者对强者的战争，首先它是一场战争。恐怖战争拉平了弱者与强者的等级，如同癌细胞与人的身体，如同蚂蚁与大象，恐怖成为一种最有力的武器，这种危险胜过武器本身。 　　911悲剧在当时曾经引发了愚民教育下的中国青年广泛的欢呼，从这种现象上我们可以看出恐怖主义的世界基础。值得一提的是，911事件半年后，2002年那个不幸的春天，中国接连发生数起严重空难，数百人遇难。中国民间同样是一片幸灾乐祸的声音——只是因为人们认为“坐飞机的不是贪官污吏就是为富不仁的暴发户”。 　　如果说美国是一个建立在共同信念下的世界国家的话，那么中国则是一个被唯一一个社团用暴力和权力统治的封闭政治体。开放外向的美国更多地面临着来自传统文明和其他不同文明的杯葛和挑战，封闭内向的中国则主要承受着内部的压力和冲击。因为去公民化和去竞争化，再加上信息极度不自由，透明度极低，缺乏普遍信仰与共识的中国社会基本处于一种原始的自然状态，暴力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手段，法律与道德几乎已经失去应有的约束力和影响力。强者以暴力掠夺，弱者以暴力抗争;强者以暴力伤害弱者，弱者以暴力伤害更弱者。一个中国逻辑的“和谐”社会下，已经不再有是非之分，而只有强弱之争。 　　2 　　当人们都在关注震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美国911”之时，或者我们更应当低头反思“中国911”，虽然它没有改变世界，甚至没有改变中国，但它却是中国人不幸的当下，甚至是预示着一种不祥的未来。在人们做出应有的改变和努力之前，这种事件将以不断重复的方式为人们带来更多悲剧，从而成为这个时代标志性的印记。 　　2004年9月11日，美国人正在纪念911事件3周年。这一天，41岁的杨国柱携带汽油和水果刀，闯入苏州市小剑桥幼儿园。20分钟之内有28名儿童被砍伤烧伤。 　　因为右腿微瘸家境贫困，杨国柱虽然在苏州辛苦打工，但一直未能成家。2002年，政府催逼约4万元的统筹款提留款，并威胁要拆他家的房子。杨柱国的父母吓得双双自杀。杨国柱随后不间断地上访，但无人过问。在这个陌生而又冷漠的城市，这个本分内向、爱小孩子的老实人只能把怨气积压在心底，直到最后崩溃。可以说杨国柱是郑民生的前传而已。虽然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都难以避免崩溃的杀人狂出现，但我们似乎应当避免杨国柱郑民生们的批量生产。 　　在杨国柱的“911事件”一年之后，2005年9月11日，31岁的河南农民工艾绪强劫持出租车冲进王府井步行街，制造了3死6伤的又一起“中国911”。 熊培云曾经写了《艾氏911》，来分析这个中国911悲剧的原因。 　　艾绪强来自河南农村，离婚后到北京一建筑工地开铲车为生。来北京打工5年，但经常拿不到工钱。“我无法在社会生存，我要报复，我选择了与王府井同归于尽!”艾绪强在法庭上慷慨激昂。 　　公诉人：你为什么要开车撞人? 　　艾绪强：因为我要报复社会，报复富人。我觉得现在10个城里人有9个都是黑心的。 　　公诉人：你为什么要选择王府井步行街? 　　艾绪强：因为我觉得王府井是中国最繁华的中心，是富人聚集的地方。 　　公诉人：你想致富吗? 　　艾绪强：(沉默)想。 　　公诉人：你有致富技能吗? 　　艾绪强：没有。我无法在社会生存，我选择与王府井同归于尽。 　　公诉人：你怎么认定来王府井的都是富人?你有特定要报复的人吗? 　　艾绪强：没有。在我的认识里王府井是富人旅游、散步、购物的地方。 　　公诉人：那你认为被你杀害的出租车司机也是富人吗?

作者： 張鐵志  |  评论(1)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认识周云蓬是在2008年五月的北京。那时我出版「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以改变世界吗？」的简体版，要找人当新书座谈嘉宾；编辑说，找周云蓬吧，他前一年出版的专辑「中国孩子」很有社会批判性，很適合我的主题。 其实我前一年就在北京鼓楼旁的民谣酒吧「疆进酒」看过他演出，很喜欢。那应该也是我在中国看的第一次演出。没想到后来我们会变成好友，也没想到之后这傢伙会这么出名。 就在那一两年间，周云蓬成了中国民谣最知名的代言人，成为青年领袖、中国的文化界代表人物（今年东方早报评选过去「文化中国十年人物」，音乐界是他和左小祖咒入选）。尤其中国孩子的命运似乎一天比一天悲哀，在2007年的这首歌之后，又发生毒奶粉事件、汶川地震的豆腐渣学校。老周自己说：「现实太给我面子了，总在孩子身上出事情。」 其实老周一点都不想被贴上抗议歌手的標籤，但他確实相信：「我不能绕过所有跟音乐无关的问题一直唱歌……说有啥用呢？你一个唱歌的、卖破烂的，也有权说。一人说，声音微弱，一万人说，就是舆论。你不说，沈默地等著世界自动变好，那你等著吧。有一天，事情落在你头上，將再没有人为你说话。」 没有比这句话更代表他的政治態度。 但是，「《中国孩子》这个音乐是一时的，以后人民生活幸福了，就別老想起来。如果老是想起这首歌，就证明这个社会还在轮迴。老是被传唱，是社会的不幸。」　 那天我和他的对谈中，他也一直强调中国音乐刚从集体主义解放出来，所以最好有更多小情小爱的歌曲，需要更多地歌唱个体自由。我也同意我们要追求的终极目標是个人自由，但是否大家唱更多情歌，而不去表达对体制的愤怒，就能达到这个目標，我是比较怀疑的。 这是我们的小小歧异，但我仍然喜欢他极了：他的人，他的歌，与他的文字。 韩寒的杂誌「独唱团」，所有人都公认最好的文章就是杂誌的第一篇：周云蓬的「绿皮火车」。 2010年下半年他在出版新专辑「牛羊下山」之后，又出版了这本诗文集「春天责备」。今年一月在上海，在一个我心情极为低落的冬夜，我走进一个小酒馆中，一个人哀伤地喝著酒，用「春天责备」来下酒。 去年老周和女友从北京搬到江南绍兴，因为此地生活舒服、消费便宜，还有因为他喜欢这个城市的声音，他说。 这个城市因为他而热闹起来。他把北京的民谣圈朋友请到这个在歷史上出过许多名人的古老城市来演出，且就在他搬来绍兴的这一年，又出现两个有特色的独立人文书店。老城被重新注入文化活力。 我在今年三月春天来到绍兴。晚上在「南方书店」讲座，老周担任嘉宾，一上台就说「代表绍兴人民」捧上黄酒给我，而后我们边喝酒抽烟边讲座。从未有此体验。 次日中午又吃饭，他送了我一个小陀螺：这是他们家隔壁老店做的。饭后在他家附近的老社区广寧桥一带散步，真正是安静古老的小桥流水人家，只是四方高楼成群：这彷彿是老周的生命情调的一则譬喻──在周围一片浮躁中，他总是一副沈静。但是，当他一开口，你完全可以感受到他的热情、幽默，与强悍的內在力量。 他更大的能量是把对生活的热爱转化成美好的诗与歌，一如他在文章「盲人影院」中所写： 「我把我黑暗的日子拧啊柠，拧出窗台上的一张专辑和一本书，为那些虚度的光阴命名，还有一些流逝的、不可命名的日子和人，为他们曾默默地微笑过存在过作见证。」 他去年的专辑「牛羊下山」与社会批判毫无关係。专辑大都是改编古代词曲，只有一首是新做的词：「不会说话的爱情」。而这首好听至极的歌很快就成为新经典： 绣花绣得累了/牛羊也下山咯/我们烧自己的房子和身体/生起火来 解开你的红肚带/洒一床雪花白/普天下所有的水/都在你的眼中荡开 不论牛羊是否下山或者是否要做中国人的孩子，不论是抗议还是爱情，我想，老周其实真正要追求的只是自由，是诚实歌唱生命的自由。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張鐵志的最新更新： 中國青年的苦悶與反抗 / 2011-09-18 22:41 / 评论数( 4 ) 台湾公民社会的「微力量」 / 2011-09-16 12:55 / 评论数( 1 ) 从美丽岛到美丽湾 / 2011-08-31 10:00 / 评论数( 7 ) 微博与围观可以改变中国？ / 2011-08-15 11:57 / 评论数( 12 ) 与黄耀明谈音乐与政治 / 2011-08-12 15:36 / 评论数( 3 )

在这个原子化的体制下，每个人都将为自己而战。把自己牢牢放入一张网，狠狠收紧，环环相扣，只有这样才是安全的。一切交易在私人间发生，一切公共理念只是筹码和攻伐的武器，既然公开的那些标准，那些守则只是空中楼阁，那为何不用更牢固的关系来网织自己呢？一切惩罚只来源于另外一张网上的另外一个族群，睁开眼睛寻求的帮助也只是那些熟悉的面孔。没有一个超乎所有网络的大道公理，有的只是另外的私，如缠丝般千丝万缕不绝捆扎着茫茫人群。     我们时代的孤独   文/陈博 （Chicago University）     领袖的孤独 看建国大业的时候有一个镜头让我特别感慨，那是抗争胜利后毛泽东，邓小平，朱德，林彪等一众开国元勋一个个进入小房间开会时的场景，背景是特别轻快的音乐。那是导演执意要刻画的浪漫岁月么？在他们还团结如兄弟的时候，这群人一起出生入死，从东北打到长江。那个时代的群星荟萃不输于历史上任何一个纷争的时期，更可贵的是，中华历史上还有多少时代能成为这样的社会理念实验场？还能见证如此多任意挑出一个都足以改变民族历史的人汇聚在一个政治理念下团结拼搏？当世事沉静，万事步入轨道的一天到来时，韦伯论述中那群魅力型领袖只能成为追忆，也无怪乎今天多少人还会重新仰望回那个时代的璀璨星空。 但在建立新政的多年后，那位核心人物却一个个消灭了身边旧时的战友 ，只剩下最忠诚的一个人在身旁如履薄冰。造反派雄起，红卫兵解散，枪杆子起，笔杆子下，只在他一言之间，这种个人权力的极端性早以将他自己在生年之时符号化成一个政体的化身，以至于他的个人本身和维持整个社会运作的权威体系早已密不可分。 翻云覆手间，他应该最有安全感，但他缺乏的恐怕也最是安全感。一方面，他对自己绝对正确性的超然自信，早已经在多年来一次次被排挤后以绝对正确的姿态重回巅峰的经历中得到了强化。另一方面，六十年代起始当他环顾四周时却猛然发现身边人似乎不再按照自己设计的版图走了。从戎马之上走进中南海，他难免对陌生的世界有些惶恐。两者碰撞之下，只有再次用事实证明自己的正确。然而，不断传来的消息却是自己的政策在各地蔓延的饥荒中备受挑战。对自己的自信使他认定那一定是别人没有尽力落实自己的理念。如果把他铲除彭大将军的举动仅仅当成对权力的迷恋，那就恰恰忽略了他对自己信念本身的执着。在他看来，部下的异议是对自己的不理解，更是对真理的逆流。 很多人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居高临下地拔除反对者。但我始终相信在这过程中，他感到的是最深切的无助和孤独，那一刻，他是霍布斯笔下孤立的人，他不能相信旁人会真正了解自己的想法，他也不能指望旧友。他人即地狱，他对战友情感可以万分漠然，因为他深信情感是最脆弱的东西，是易碎的，不可靠的。只有自己，只有自己的手段，利用一派反击另一派才能让自己稳坐超然，在周旋中主宰。甚至当他已经不指望体系内的精英时，会发出“再上井冈山”的号召，走向群众。群众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却又有着更加容易支配的特性，比起一个个难以控制还会抗争的旧友更加符合心意。他只有在群众身上才能找到安全感，摆脱那种无助。     这并不和绝对的自信矛盾——在对自己正确性极端自信的同时，他失去了对任何人的信任。那一刻，当他谨慎地打量四周时，会骤然发现昏黄的灯光下似乎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践行着真理。那一刻他是一个彻底孤独的人。 那是领袖的孤独。他始终无法迈出那一步去承认别人的正确，去聆听别人的想法，去实事求是用实践验证猜想。我们无法改变他的性格，也无法防止未来再次出现一个这样孤傲自信的领导。甚至，这本身并不是缺点。真正所遗憾的是，从头至尾这个体制内都缺乏一个开国元勋间互相接受的规则，一个做决定的规则。无论是多数原则，还是完善的议事表决程序，从来都没有被真正施行。失去了这个公共规则，那一切政策的用废都取决于个人的权威。一切反对和赞成都将成为区分敌人和朋友的标准。 梁漱溟曾经概括国人的特点，“中国人做事情要不然就非常积极，事无巨细皆一手操办，要不然，一旦被别人批评否定了，就热情全无，两手一摊不再管。”究其原因，这是因为没有把“私”和“公”分开。 私和公的区别绝不仅仅只是共有和私有那么简单。公共领域区别于私人空间的价值更在于人们承认一套各方认同的公共准则，不把任何的批评意见当作是对自己价值的否定，在意见和为人之间建立起防火墙。简言之，就是对理不对人。 但明显，在一个人治的体制下，对错必然关乎个人本身。一个权威型领袖的权力就是牢牢系在他的对错之上，以至于任何指出他错误的意见都将被视作对他个人的攻击。在此前提下，领袖间的每一次对话都锋芒暗藏，每一招都可以事关生死。即使李，邓，叶，朱，彭没有意识到，主席也必心如明镜。他并没有准备把身上的权威过继给一个制度，像美国开国国父们所制定的宪法一般；相反，他走向了另外一条路，一条把一切权力斗争，意见冲突私化的道路。那一刻起，一切都化为了人与人之间的战斗。 人的孤独 我们的生命中或多或少都经历过那种孤独。那种不被理解，也不能理解他人的孤独。一个人可以很沉默，可以不主动，但当他坐在人群中时即使不说话，也可以理解周围人的言谈，周围人的喜怒哀乐，从而舒适自如。但到了一个绝望而孤立的境界时，他会为这个世界的不可理解而感到惊异进而痛苦。他和周围人的纽带彻底失去了。是什么能让人面临这种排山倒海的孤寂？ 恶意和压迫是其中之一，而且是那种无法明白，没有根源的恶意。刀客杨家所经历的大概就是这种压迫，他肯定无法理解，为什么人与人之间可以有这样的隔阂，这样的鸿沟，即使自己用所有的善意和逻辑都无法跨越。他面对的是被异化的人，在制服下的变异体，操着公权力的声威凌驾于他手下管辖的对象之上。公权力本应该是维护公共空间和公共规则的力量，但公权力可以被私人化，从而赋予一个人自我膨胀的意识。今天，无论是欺凌人的牢头，还是给杨家脸色看的警察，谁会相信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会对自己的家人温情脉脉，客客气气呢？但一旦被异化的公权所俘获时，即使那警察本身对杨家没有个人恩怨，也早已不再是平时的自己。 究其根本，因为他自己也是孤独的人，他没有认识到他所处理的对像本身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除了自己的权力没法获得安全感，获得自我肯定的价值。打量人的时候，他会暗自分类，哪些是自己之下可以控制的，哪些是需要迎合的。当一个社会中人不能以作为人本身立足，不能因所思所想而获得承认，而必须仰借种种外物方能获得别人乃至自己的肯定时，每个人本质上都是孤立的。 一个备受承认的公义准则是公共社会的基础，而在这个准则规范下的空间里人们相互活动，平等交往，建立起合法的公共空间。小至社团，大至国家，人可以因远方地震的伤亡而自发地悲切，可以因不平不公而愤慨，更可以有行动的自由。如果存在这样的公共空间，人们听到另一起牢狱不正常死亡时将不会仅仅带着嘲讽的眼光讪笑着，只在电脑前以恶搞的形式来默默奠基莫名死去的国人。恶搞本身是一种关注，而今天人们相信围观就是力量，固然没错。但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退而求其次，是一种弗洛伊德式的目标受阻后的压抑。一个完善的公共空间中，人们会发出质询的呼声，人们会追问，而不是深切的认为追问只是徒劳。公检法将成为公共空间中的执行者，因为他们有公信力，而不只是某人某组织的私器。人心的随意性往往最让人恐惧，当你发现手上握有伤害你，定你罪权力的人却不遵循公共规则而只听命于私人权力，一时人心，谁又能感到安全呢？谁又能真正和谐地生活呢？所以天下治世皆以公共规则为基本——古人以圣贤之言束缚人心，西人以约法牵制人心，纳粹以恐惧压制人心，都能为社会带来稳定，但长久与否，高下立判。 在智利的时候，我曾经无所事事地在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坐在人来人往的广场上。一个老头，西装笔挺，面目慈祥，就这样无缘无故地来我旁边坐下，好奇地问我来自哪里。和他对话足足有一个小时之久，这期间，他谈自己的身世，谈智利的产业发展，谈对中国的了解。这才知道他曾经是皮诺切特时期驻德国大使的工作人员，见多识广，眼光独特。我这里所注重的不是他所谈的种种话题，而是在我离开后突然想到的，为什么他会坦然地来到我身边对话，而我第一个反应是无缘无故的惊恐。我才领悟到对他来说广场本身就是一个公共空间的实体表现，一个公民自由交谈，议论的地方，从古希腊起就是如此。坐下就聊天，听听你的意见，没什么奇怪的。以后人生也许会有交集，也许会从此不再相见，但又有什么关系呢？反观中国历史，似乎我们的酒馆茶楼也有类似的特性，不过却常有“莫谈国事”四字高悬顶上。这四字一出，顿时噤若寒蝉。   公民的孤独 前面谈到了公共准则作为世道人心的标准。而公共准则的建立又正是为了维护一个公共空间，让公民有共同的经验体验，让公民在相互交流间观点碰撞。而扯淡的“莫谈国事”则意在扑灭这种空间，将人与人之间最直接的纽带割裂。或者，把这种经验交换称呼为政治，赋予人人胆寒的色彩，让青年不敢碰，不想碰，没有动力去碰。政治不是非得污黑墨染的，只有在公共守则丧失的情况下政治才演变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倾轧。那已经不是公共政治了，而是私人关系的放大，私人仇恨的加剧。真正的政治应该是对公共空间的塑造，利用公共规则调节人性中恶的一面，压制仇人间意图治对方于万劫不复的倾向，并把意见的纷争去私人化。     但今天我们看到的却是严重的异政治化。人和人之间的纽带被弱化，人被原子化，每个公民被塑造成一个孤立的人。以青年来说，只需要学好功课，找好工作就足够了，何必要批判性思维呢？毕竟思想交换都显得那么苍白。何必要关心远方的大事？发发牢骚就可以了，毕竟，那是很远的风景。你只是你自己，做好你自己。你可以打打游戏，连连DOTA，WOW，尽情娱乐，但用WOW为背景谈国事就莫怪不客气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早已明讲实弃。课本上的社会学，哲学理论看看就好，反正也从来不会用到，从来不需要真的去思考。在这孤立的生活中，失去的是对社会的关怀和参与的责任，失去的是超乎于生存本身的对更高精神层面追求的热爱。今天热门的模拟联合国创立本意正是为了提升公民的参与意识，但也完全可以异化为一道镀金的程序，从一个公民公共空间活动的基本培训变为私人领域交换的筹码。 又或者，最简单明了的方式是把你放进流水线中，成为机器的一部分。让你在所有的时间内受着监控，精确操作，却又不让你团结组成自发的工会。也无怪乎在这种状态下生存的人会和社会有深深的割裂感。万念俱灰之下，一跳了之。 在这个原子化的体制下，每个人都将为自己而战。把自己牢牢放入一张网，狠狠收紧，环环相扣，只有这样才是安全的。一切交易在私人间发生，一切公共理念只是筹码和攻伐的武器，既然公开的那些标准，那些守则只是空中楼阁，那为何不用更牢固的关系来网织自己呢？一切惩罚只来源于另外一张网上的另外一个族群，睁开眼睛寻求的帮助也只是那些熟悉的面孔。没有一个超乎所有网络的大道公理，有的只是另外的私，如缠丝般千丝万缕不绝捆扎着茫茫人群。 先哲的正确在于此处，千辛万苦建立起了天下公义，在束缚人心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公共理念和标准，让人摆脱那彻底的孤独，而有所适从。这大概也是曹操不受正统夫子欢迎的原因吧，他以马基维埃里的理念在争霸天下，而贬低纲常伦理。 一个成熟的社会，在期待英雄和明星的同时，也会毫不犹豫根据法律和规则束缚他们。就像从我身边黑人社区走出的奥巴马可以被热情的大众称为美国的希望，也可以在国会踉踉跄跄，不得不对反对的声音毕恭毕敬。 网络正在努力成为着这个公共空间。每一次分享，每一次发帖都是个人经验的相互分享，个人意见的相互碰撞。网络从一开始匿名论坛的流行到今天实名网站如校内等的流行都印证了人们对公共空间的渴求。人们渴望以一个人本身的姿态去认识其他人，去交流（或者去交往~）。在美国的facebook上几乎没有文章分享这种现象，但在校内却有大量给人以启迪的帖子在疯传，下面是一长串的辩论。在这可喜的现象背后是否也反映了在现实中这种公共空间的缺乏呢？但无论网络力量如何，终究只是网络。权威可以高高在上，不理不睬，可以异地升迁，明降暗升，还可以主动反击，五毛漫天，破坏这个公共空间的平等对话性，让人还要猜度对方究竟是拿钱说话还是用脑说话。 在这样人人孤独的体制下，每个人的都似乎都很安全，但又人人自危，权力转化为了人与人间网格强度和你所在网格高度的衡量。诚如那首最简洁的现代诗所言，通篇只有一个网字。公共理念和准则的缺乏，就是人只相信有过直接相关经验的人，造就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不信任，社会的凝聚力丧失，乃至参与热情的消失。扪心自问，当美国还有宪法作为人人笃信的社会公义基础时，我们有什么呢？共产主义？金权？利益？民族主义？共同的敌人？长期缺乏一个公共守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也使改革者万分担忧权威抽离后的奔溃。如果说改革为何迟迟不能动身，那是因为威权政治转向公共政治的困境必须要先有解，而多年的经营已经把公民社会这个第三种力量压制殆尽。放眼身后，谁来填补威权退却后留出的空间？ 残稿 他站在跷跷板上，寻思着向前走去。但他刚一向前迈出一步，整个板的平衡就已经失去了。他哆哆嗦嗦地退了回来，不再言语，寻思如果这回身后有另一个人站着帮助保持平衡，将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他不就可以在板上来去自如，游刃有余了么。但谨慎地想了下，他心下已自明白，“这如果又多出一个人，我最后要去哪里呆着呢？”于是，他就孤独地站在那里，很久很久，一动不敢动。     （采编：尹桑   责编：陈轩）     您还可能想阅读…… ＜玉衡＞ 国家这么大，我们算什么？人生这么短，青春算什么？——评《观音山》 在路上 ＜对岸观察＞国光石化与公共讨论 本期主题：密室里的孤独——保罗·奥斯特专题 旅美日记（一）：理想国 ideal of the west

人一生中永远无法避免两件事：死亡与纳税。纳税额度、税收名目等都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中国人究竟一生要碰到多少名目的税种？要交多少金额？这样的问题，绝大部分国人，甚至征税的部门都无法讲清楚。 　　在现代社会里，税收的本质是政府公权力对公民一定数量私有财产的剥夺，税收是政府和公民达成的一个契约，它以政府向公民提供公共服务产品和承诺保护公民财产权为前提。在公民社会下，公民纳税首先具有个人委托国家代为完成自己所必须而又无力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性质，也就是说，纳税人是在为自己纳税。 　　税之责任 　　俗话说，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这是民间认可的道德规范。政府也得遵循这个道德。大家把税交给你，你就得为大家服好务。 　　纳税人最需要什么？肯定不需要建立一个超大、豪华的政府出来。我们每年的财政收入的37%-38%是用来养活政府的，政府公布的数据是20%多。但实际算上预算外是不会低于37%-38%的。我们每年的GDP至少有三分之一被政府拿走了。2007年GDP是24万多亿，政府拿走了9万亿，我们老是讲，搞社会保障没钱，买房子也买不起，为什么？是我们大家不勤劳？创造的收入还不够高？都不是。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能吃苦、最能将就，也最善良，最好说话，最好管理。中国人都被逼急了，就是相当有水平的统治了。 　　GDP增长这么快，我们没有看到社会福利有很大的改善，没有看到社会上中低收入者更滋润一点。大家都很累，虽然吃得好点，但是压力很大，这说的是中产阶级。还有低收入阶层者，相当一批的农民生活状况很不乐观。这可以说是国家在GDP生产很高的情况下，创造社会财富最多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是你拿了人的钱财，没有与人消灾呀。 　　税之公平 　　税的公平是分为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横向公平就是纳税能力相同的人应该承担相同的税负，或者说，征税前相同收入和福利水平的人，在征税之后，他们的福利水平还应该是相同的；纵向公平就是纳税能力不同的人他们的税负也应该有所不同。或者说，对福利条件不同的人必须区别对待，交不同数额的税。公平是很难做到的，这么多年来，我们国家的税收政策实际上对解决社会的贫富没有起什么好作用，反而加大了贫富差距。 　　不合理的税制导致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目前数据很多，我们国家的贫富差距已经很大了，有一种说法是0.4%的人掌握了70%的社会财富，这种财富的集中度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我们国家本来是计划经济，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一方面经济增长举世震惊，另一方面我们国家的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快。最富有的是些什么人呢？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撰写的《当前社会各阶层经济状况》(2004年)表明，500万拥有千万元以上财富的人(含亿万富翁)，其背景基本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党政军高干子女、亲属，占90%以上；二是依靠港澳或国外亲属资助者，约占5.5%；三是自身经营有方又遇到良好机遇者仅占约4.5%。(载《同舟共进》第5期)我想，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忍受这样的现状存在，我们大家都看着却没什么办法。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7以上，警戒线是0.4，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别忘了，你是“纳税人” 　　曾有评论略带夸张地形容：与西方，或者在西方制度下成长的华人地区相比，中国内地的绝大部分打工者缺乏“我是纳税人”的认知，不但不去（不能）接触自己的税单，更缺乏对各种税收的认知，大家做的只是交税，并由公司或单位代扣，仅此而已 　　在民主法治的社会里，政府向公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公民向政府缴纳税收，这里，税收既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所获得的报酬，也是公民购买政府服务的价格，而税收负担的高低则主要取决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很像是市场上的交易者，体现的是一种利益交换、平等互惠的关系。 　　既然双方是一种平等的法律关系，如何征税也就不能只由政府自家说了算，而必须事先取得另一方—纳税人的同意、许可。纳税人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按照立法程序制定各项税收法律，除此之外的一切征收行为都是无效的和非法的，人民有权拒绝。 　　当然，只有缴纳义务而没有享受相应的权利，那就只是个“税款的缴纳者”，而不是“纳税人”。 　　“出了钱”的纳税人有充足的理由要求国家为自己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有权选择管理社会的方式，有权通过一定方式参与政治（如人大），将治税权和预算权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有权要求政府所征之税只用于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不能用它来谋取自己的私利。 　　把征税权关进笼子 　　征税权按照税收学的界定，应该在人民，也就是在公民。法律上也有规定，我们国家的征税权应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是，在执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并没有落实，并没有成为社会现实。在征税的时候，实际上大部分税种还是由政府单方面决策，想怎么征收就怎么征收，这完全不合乎法治社会的最基本常识。如果说，在建国之后短时间内我们国家法制还不健全，需要逐步完善，可是几十年过去了仍然是这种状况的话，这就说明我们没有真正地在建设法治的社会，这些方面是严重欠缺的。 　　原来我们寄希望于提一些政策建议，现在再抱有这种期望是不现实的。因为现在有一种力量就是在维护这样的模式。当这种模式复活，重新变成一个我们社会的主导力量时，我没有看到再提出什么政策建议有什么用处。 　　我更希望我们社会能够有更多的人更快地清醒，更多的国民起来保护自己的财产权利，能够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发出抗议的声音。公权力的持有者们总会有所顾忌的。实际上这要靠媒体，靠每一个博客和微博后面的每一个网民，每一个国民，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要把征税权关进笼子里。这可能会成为若干年中国民伸张自己作为纳税人的权利，然后质疑公权力的进一步扩张、泛滥的唯一的一个办法。比如说在加名税、月饼税的问题上，国民捍卫自己的财产权利，还是不含糊的。我觉得希望在这儿。 　　珍惜机会 　　人们的权利意识已经苏醒，下一步就是政治体制的改革，问题不在民间而是在我们制度建设的层面上，该做的事情不做，一而再，再而三的丧失机会，机会并不是总有的，像“中国国情不具备”、“没有这样的传统”、“以后慢慢再说吧”等等论调，早晚有一天，想改革，已经改不了。路易十六那时候想改革，方向没有错，但最终还是被砍头。中国的崇祯皇帝，裁减冗官，提高政府的效率，应该说不是一个昏君，但明朝也很快就完了。就是你改是死，不改也是死。所以改革并不总是有机会的。 　　摘自《李炜光：税收与道德的脉动》、《李炜光：别忘了，你是“纳税人”》、《李炜光：要把征税权关进笼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