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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杨银波:香港是中国的文化中心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100 次 更新时间: 2011-08-27 16:38:41 杨银波:香港是中国的文化中心 ——香港书展游记 标签: 香港 文化 ● 杨银波       历史由人民创造          香港书展,到今年已是第22届。去年见韩寒出场,兴趣渐浓。此次独立中文笔会在香港庆祝成立十周年,地点设在香港中文大学。同一天,在湾仔会展中心的香港书展,李敖、林青霞到场。回大陆后,我看李、林二人的视频,倾倒于57岁林青霞的魅力,却为李敖深感悲哀。其“中国人寿命增长到75岁”、“腐败上只腐败了千分之三的国家财产,小问题”等论,力求诸位要看中共的好,别纠缠这、纠缠那,抨击中国知识分子看问题只着眼小处,不看大局,实在令我诧异。我好不容易第一次走出中国大陆,本来就带着满腔郁愤,结果看到“不是猛龙不过江”的李敖想方设法帮我们政府这么大的忙,做荒谬的开脱袒护之说,就更郁愤于李敖本人的走向问题了。     在中国漫长的专制统治时代里,历史由少数人裁决,但终究是由人民创造。以改革开放而论,若仅谈邓小平一人之功,而无视中国人本身就有创造财富的能力,那就太抬举、太神化政府了。中国经济之高速发展,是资源掠夺式的,可也确实是生产力得以解放的成就,亦即我们本来就有这本事,只要你准许我们这么干,我们就能创造奇迹。展望未来,政治制度亦然。历来高高在上者都认为人民是愚蠢的、无知的,因而自认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来管着你、压着你,这个不准,那个也不准,稍稍放出一些自由给你,等到人民把成果创造出来,最后又变成统治者的功劳。类似李敖这种把人民智慧、汗水的结晶,当作政府唯一天功的谬论,我真不知为何还有如此多的受众对其翘首以盼。          不同声音的融汇          7月24日,笔会在香港办公室聚完最后一次,众人离去后,我大约在下午三点抵达香港书展。此前,独立中文笔会出版商晨钟书局老板姚文田,在香港荃湾交给我一张参展商的通行证,他说:“这是黄尚伟托我交给你的,有了它,你不用买票,到处逛。”此处所说的黄尚伟,即是大名鼎鼎的田园书屋老板。35年前,黄尚伟从台湾大学返回香港,利用台湾文化界人脉,引进大量的台湾社科人文书籍。近年来,黄尚伟与大陆异见知识分子靠拢,也发行一系列有关中国国情的书籍。与之合作的出版机构,有开放出版社、晨钟书局、劳改基金会、新世纪出版社、五七学社出版公司、星克尔出版公司等。     诸位一看这些出版机构,不难想到金钟、姚文田、吴弘达、武宜三等人,而这些人也与独立中文笔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譬如姚文田,从与孟浪、余杰合作出版《独立中文笔会文库》第一种书《诗与坦克》起,至今已连续出版了笔会成员19种书,在发行上全部委托黄尚伟。武宜三是笔会会员,任五七学社总干事,这次我就见到了围绕在他身边的老右派陈诗、申渊等人。7月24日下午,贝岭托我转交一堆书给黄尚伟,让黄尚伟研究研究。想到贝岭接下来将在台湾风起云涌地搞出版事业,不难预知今后黄尚伟必是贝岭的长期合作伙伴。据我所知,台湾的联经出版、圆神、天下文化、大块文化、久石文化等,就是田园书屋的合作伙伴。     大陆这边的媒体报道说,今年香港书展火爆的书,来自主题省江苏的作家。我在现场看到的并非如此,最多五六个人在那里走走看看,翻都懒得翻。我本人其实非常认可官方作协成员的文字驾驭能力,然而举凡重大事件,他们一般都是不在场的,缺席表达。在人权、自由的呼声领域,更是少见有人参与其中,更不必说起任何带头作用。这次大陆来的文化人士,李承鹏、于建嵘等人是挺直了脊梁的,他们关注民生社稷,是实打实的关注。至于郭敬明一句“没想到香港书展比大陆书展还火爆”,不知是真装傻还是假装傻。香港书展历来都注重于满足不同声音的融汇,其中涉及政治民情一类的书籍,多是在海关就被直接扣下。自7月22日至7月24日,短短三天,承蒙一批老右派或文化异见者引为同路人,我获赠近二十本书。我早知不大可能把这些书全部带回大陆,故而一概捐赠给了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          爱选什么就选什么          到这书展一看,方知大陆人、香港人真的有憋在心里的话要说。田园书屋位于1B-A02的区域,可谓人声鼎沸。《中国影帝温家宝》、《赵紫阳的道路》、《赵紫阳在四川》、《改革历程》、《六四日记》,卖得很好。后四种书之所以畅销,看来购书者仍有六四情结。原以为刘晓波获诺奖一事已被掩盖得差不多了,谁知香港书展五六个摊位都在卖刘晓波或关于刘晓波的书,譬如《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刘晓波档案》、《解读刘晓波》、《刘晓波面面观》、《刘晓波传》、《自由荆冠》等,这些过去只能在互联网翻墙阅读的书,如今就出现在眼前。一位香港城市大学的学生翻开《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对他旁边的女友说:“还有一个人,艾未未。”声音虽小,但灌于我耳内,却如雷声,颇为感动。     余杰的书也是遍地开花,《致帝国的悼词》、《拒绝谎言》、《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等书,在三四个摊位都能寻到。其最畅销的,当属《中国影帝温家宝》。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代英在笔会香港办公室会议中说,这本书的有声文件在德国之声网站被下载了500万次,占全网站有声文件下载量的80%。媒体推广,这本书产生的背景,着力的主题,都为其市场打开了门路。隔不远处,是明报出版社为韩寒安排的区域,除《漂流中国》一书难寻外,韩寒的其它繁体版书籍皆能在此找到。我在摊位站了30多分钟,就已看到读者购买了10余本,已属不错。巧的是,在韩寒书籍的左边,紧挨着的,就是一贯反共的倪匡的书,真不知售书者是有意还是无意。     立于这书展之内,精神有些恍惚,一方面人潮拥挤(今年总计95万人入内),另一方面感觉像做梦。反共乃至反华的书籍,在这里都能找到,网上的东西在这里突然就变成了现实读物。你以为眼前这本下手够狠,刚丢下,看那本,又比这本更狠。在这里,你能够找到对1949年之后所有中共领导人或高官的传记或评论集,包括我们马上面临的十八大,已有几本书在剖析预测了。当然,还有大量的谍报书籍,美国FBI、台湾军情局或大陆维稳一类,这些在大陆属于高度限制级别的书,在这里却像菜市场里的箩卜白菜,你爱选什么就选什么。          香港人最近不好过          台湾的张铁志和香港的廖伟棠本来要在7月23日与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见面,但当日廖伟棠到书展演讲去了,只有张铁志来到会议现场。去年来到笔会演讲的梁文道,今年在书展也有演讲。他们都是鼓励文化人带头发出社会呐喊之声的人,对于今天中国大陆与香港面临的制度问题和社会状况,颇感担忧。此次香港之行,恰逢香港爆发十余万人游行,还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个老人,把国旗都烧了。愤怒之声,从香港这里发了出来。而究其原因,在书展也能找到一些答案,比如潘慧娴的《地产霸权》,书中直接追问:“到底谁在控制香港?”香港人口密度大,人多地少,1997年以后几乎未再建房,一半以上的人住公房,房租越来越贵,民众住不起。涉及民众利益,大家不爽,所以站出来向港府喊话。     大陆应以此吸取教训。地产界搞垄断,终有一日社会矛盾将激化。重庆的薄熙来,且不说意识形态的问题,他搞廉租房、公房,力求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而公房租金,一月也就600元左右,这个事情我挺他。如果他坚持得下去,让穷人住得起房子,以后的重庆就不会埋下今天香港地产霸权的伏笔。廉租房针对很穷的人,解决5%的问题;公房针对较低收入的人,解决30%的问题。我对比了一下,重庆城镇人口人均月收入1700多元,农村人口人均月收入400元左右,而香港人均月收入则高达近两万元。他们收入虽高,但消费也高。近年来,大陆沿海一带快速发展,你香港这里85%以上都是服务业,现在大陆也搞服务业,你香港有迪士尼,结果上海也搞迪士尼,渐渐的,大陆跟香港抢生意,抢到香港人在香港发展不下去,只好跑到大陆来,这边收入高,消费低,甚至不愿意再回香港。     这大概就是一些经济学家讲的“输血论”。其大意就是大陆前些年一直在保护着香港的经济,但这些年调子变了,跟你搞竞争,香港的市场被大陆这边占据不少,为了让你痛得轻一点,就给你“输血”。一种悲观的论调是,某一天香港人从床上爬起来,也许突然发现一块港币只相当于人民币的三四角时,就简直是痛不欲生了。我听过这么一个新闻,说某日香港记者在路边采访一位旅港的大陆游客:“你今天在香港消费了多少钱呀?”那大陆游客表情惭愧地说:“其实我家的经济状况也不太好,所以今天节约点,只花了三四百万而已。”记者顿时无语。这则黑色幽默的新闻,透露出的是大陆有些人已经富得不再把香港放在眼里,就像今天到香港旅游的人,如果你讲普通话,那是非常吃香的,因为你消费得起了,是上帝。素质上,虽无公民社会的熏陶与培养,但“消费得起”这个事情,可以养活更多靠服务业谋生的香港人。这里没有道德批判,只能说人心在于实力,江湖规矩罢了。          杨伟东与吴志森          在笔会会议期间,我看到大陆独立制片人杨伟东也来参加会议。在他的纪录片《需要》里,有太多张我们熟悉的面孔。这次出现在笔会会议中的,就有《需要》里受访的高瑜和姚监复。杨伟东采访的不少人,都被视为敏感人物,因而被国保警察找上门,已属常情。他对《需要》进行整理的访谈文集《立此存照》,在本届会展中颇受关注。热爱翻墙的网友,可以在墙外看到我们笔会的自由写作委员会协调人孟浪,做杨伟东的司仪,让杨伟东在香港书展做演讲,期待众人对当代中国人渴望自由这一状况进行关注。我见到的杨伟东,身长体胖,宽和随意,热衷于冷静地摄影。他自我介绍“独立制片人”时,我立即提到胡杰,他连连点头。看来,这个队伍在不断扩大,今后呈现出来的中国呼声,将不再仅仅是廖亦武式的底层访谈文字,更有杨伟东、胡杰、艾晓明等人的公民影像,在传播上更为立体,更符合不爱看书的大众的接受方式。我也基于这一点,所以在坚持写作外,也为自己的摇滚梦奋斗着。     不知不觉,转到了“次文化堂”的摊位。售书小姐惊呼:“大家看到这本《我没有敌人》的书没有?现在,这本书的作者吴志森先生就来到了现场,这可真是大活人啊!”只见吴志森举起《我没有敌人》,有人鼓掌,有人没表情。我翻了翻,里面居然有涉及刘晓波的文章,譬如《刘霞的推特》,其第一句话就是:“打开刘霞的推特,无法感受到刘晓波得奖的喜悦,只感到一阵阵酸楚。”在《23条真的是洪水猛兽》里,他又说:“如果23条已经立法,港人继续声援刘晓波、艾未未、赵连海、谭作人、冉云飞,和其他一些为弱势请命而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维权人士,会否被控煽动叛乱?”我抬头一看这摊位,头上还悬挂着两本书的海报,《夜听春雨》和《起看星斗》,皆是司徒华的著作。原来,吴志森是力挺司徒华的人,他是香港电台知名的主持人,主持《自由风》、《头条新闻》,也在《明报》、《苹果日报》发表文章。     我迎上前去,赠送我的摇滚乐DVD光碟《公民杨银波》给他。我说:“吴先生你好,看到你为刘晓波打抱不平,谢谢。晓波是独立中文笔会前任会长,我是这个笔会八年的会员。”他紧紧与我握手,问我:“你是大陆哪里人啊?”我答:“重庆。”他接连点头:“哦,你也是作家,幸会幸会。”就这么你来我往,交流起来。类似吴志森这样出现在卖自己书的现场的,在当日可真不少。起初我还不习惯,尤其是在那些人气低迷的场合,作者举着书,东看看,西看看,结果没几人理会,着实难堪,但多看几处,也就习惯了。香港出书、卖书,确实不好做。我还见到一位主持人采访一位农民,这农民能种出真正的绿色蔬菜,写书的人根据调查出版了书,而后请这位农民来谈经验。现场除了人气少了一些之外,做法本身很好,现身说法,有说服力。不可能人人都做到梁文道、廖伟棠在香港的影响力,他们在书展中被悬挂巨幅照片,并有专题演讲,且之前被主办方大打广告。          香港是中国文化中心          如果说田园书屋的生意堪称火爆的话,那么卖司徒华大作《大江东去》的摊位,简直就是超级火爆。那是当日我在书展所见的唯一一处几十人排队购书的摊位,人手一册《大江东去》。司徒华毕生为民主而奋斗,年年纪念六四,其带领的支联会,在香港泛民主派中,名号最大。老人去世后,香港面临的问题同样复杂,如今这游行示威又像往年,却再无他的身影,今后谁来引领潮流?我当然知道此公的影响力,却装得很傻很天真地询问排队的人们:“为什么你们都愿意买这本书?他是谁?”人们一个比一个惊讶,你一句我一言,“他你都不知道”,“最敢帮我们说话的人啊”,“傻啦,大圈仔,呢个都唔知”……旁边一位美女很认真地用憋足的普通话说:“你也买一本吧,要是你们内地也出现这样的英雄,中国就有救了!”一位眼镜男回头过来,“那边也有啊,像刘晓波,在牢里嘛。”遂赶紧拿一本起来,排在队伍之末,继续倾听他们对司徒华的称赞与怀念。     半小时后,走到“联合国难民署”的售书摊位。一位学生模样的女生靠上来,用粤语讲了一大堆话,联合国难民署是什么机构,我们卖的是什么书,售书款用到什么地方,你怎么去查询款项的去处,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灾难,如果不去救就会有什么后果,如果去救了就会有什么好处,香港这边是怎么开展这些救助的……她几乎不打逗号地讲了几分钟。我就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她似乎感觉我没有反应,欲退去,我以普通话说:“我可不可以不买书,直接捐钱?”她立即向我道歉:“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内地的。其实你们那边,像你们的明星姚晨啊,就是中国区的代言人。姚晨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她演《武林外传》和《潜伏》。小女生意犹未尽:“还有Angelina Jolie,是我们的亲善大使,你看过《功夫熊猫》吗?她就在里面为那只老虎配音。”这女生真的很可爱。然后我表达了一点微薄的心意,刚要离开,她又递给我一张需要填写的捐款者资料,上面还介绍了紧急救援、避难所、教育、母子平安计划、纯洁的食水等等,还有回邮地址,并标明“如在港投寄,毋须贴上邮票”。这件小事,足见香港NGO义工之热情。     就这么一直转悠,几乎每个摊位都看了。书展设立了多台电子书柜,大陆人用拼音打字查询,香港人用字根打字查询。我输入“韩寒”二字,除《漂流中国》外,他的所有书都能在此找到,并且可以一页一页地翻阅。对面不时走来提着一袋袋书的人群。要知道,此处购书,每本价格多在80到120港币之间。根据调查,到场的香港人平均每人花了接近600港币来购书。最让我诧异的是,无论在我这个大陆人看来多么敢言、让政府多么头疼的书,从读者表情来看,都无甚触动,他们可以极为平静地买走刘晓波、余杰的书,没有我这种捧着书还有些颤抖的举动。不知是地理的原因,还是心理的缘故,在面对这样的文字时,我仍会激动莫名。这说明香港人早已习惯了各种揭示信息,习惯了对批判的宽容、接受和欣赏。在我们这边,觉得了不起的、很给力的,在香港人眼中就是一般般,很正常,仿佛他们总在不断地告诉我:“本来就该如此。”     有一个调查说,香港人有65%的人愿意到香港书展购书。1990年建成会展中心这地盘时,谁也没想到会把书展搞成今天这么大的规模。由此推论,香港不是文化沙漠,乃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一场香港书展,一场精神洗礼。谢谢你,香港!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心灵小语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590.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杨银波:香港是中国的文化中心 杨银波: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杨银波:为信念而生,为信念而死:王佩英的道路 杨银波:中国童工:禁而不绝的群体 相同主题阅读 北岛:诗意地栖居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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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述思 | 一个房子击溃爱情的年代

是非曲直,发展到今天却只剩下家产,尤其是房产,由于《婚姻法》在制定过程中对此存在先天疏漏,许多曾男欢女爱、海誓山盟的夫妻终形同陌路甚至反目成仇后,便陷入了旷日纷争,令中国法官一筹莫展。 因此,此次针对房产的司法解释首先是为了法官顺利断案,而不是为了挽救婚姻。 事实上,按照没房子别谈感情的逻辑,到分房子的时候其实已无感情可言。因此,一味地指责法律加剧了婚姻的功利化有失公允——本来就功利,何必怪法官? 假如抛开真爱,这些司法解释是难不住利益至上的结婚者的——不是男方出资买房的多嘛,登记时属上女方名字即可;不是婚前有一方特争气已经买房子了嘛,可以婚前签订协议承诺是双方财产。其实,好的婚姻都是傻子之间的游戏,现在的人却都太精明。 有人担心这会导致不婚人群增加。纯属庸人自扰——被老丈母娘逼着买房子结婚的日子就好受啊。该裸婚的会裸婚,该功利的会继续功利。 这次修改反而与现代公民社会的发育同步——完善婚姻的契约制度,降低社会管理的成本。 这不美好,但却在残酷地顺应当下的婚恋潮流。 这是一个赤裸的时代,欲望甚至都不需要一块遮羞布来掩藏。 《非诚勿扰》中马诺赤裸裸地宣称“我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相亲真人秀进入了菜市场论斤两讲价钱的境界。直到《李春天的春天》中,“超级剩女”以38岁高龄还能觅得爱情,带给人们一些珍贵的慰藉。但现实中,女主演宋丹丹却在生活中与前夫为多    《 婚姻法》最新司法解释竟激起偌大争论,让人始料未及。    焦点在两条:一是“明确婚后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不动产且产权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的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而是“首次明确离婚案件中一方婚前贷款购买的不动产应归产权登记方所有”。 《婚姻法》最新司法解释竟激起偌大争论,让人始料未及。 焦点在两条:一是“明确婚后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不动产且产权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的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而是“首次明确离婚案件中一方婚前贷款购买的不动产应归产权登记方所有”。 公众对房地产积攒的熊熊怒火再度被点燃。 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有效地打击了没房子不嫁女儿的丈母娘的嚣张气焰,捎带脚为已婚男人出轨扫清了障碍。 于是相当多女性及貌似关怀女性的男性气愤难平,称该条文会加速婚姻功利化趋势,甚至有人怀疑此次解释是日子艰难的房地产赞助的——逼着未婚的有情人各买一套房子结婚。 在婚姻被功利逐渐绑架的年代,房子成为决定婚姻成败举足轻重的筹码。一个家庭的缔造越来越像公司的组建——男女双方的家人都是出资的股东,而新郎新娘像执行董事,房子是最大的固定资产,是整个公司顺利诞生的前提。只是其外表最初包裹了一层美丽的爱情的外衣——脆弱如纸。 无论是社会压力还是庸常的家庭生活,都在轻松地击溃爱情,再加上出轨等恶性事件催化,许多婚姻股份制公司就会走到破产的边缘。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共有46.5万对夫妻办理了离婚登记,平均每天有5000多个家庭解体。中国离婚率已连续7年递增。忙于登记离婚的夫妻中,35岁以下者超过一半。其中,“80后”又占多数——他们是个性张扬、尊重自我感受的一代。 自古清官难断家务事——主要指判断情感的     公众对房地产积攒的熊熊怒火再度被点燃。 年恩怨发出“你不是人”的声讨,将刚获得的一丝温暖和慰藉在瞬间化为齑粉。 从《蜗居》到《裸婚时代》,甚至到《李春天的春天》,都不能脱离的一个主旋律是:车、房和金钱。 在这样的状态下,婚姻便成了风中之烛。 没有了爱情,就需要将房子这件事说清楚——毕竟,生活还要继续。 这个时代呼唤超越物质的婚姻,只有这样房子才会回归本来的意义——两个真诚相爱的人在那里不离不弃,一同我爱我家。 最近,连续做客CCTV今日说法和对手节目,形成以上感悟。 最后,向大家推荐一本新书《我们的婚姻,我们的爱情》,宛如一个时代的情感记录。作者贺少成是俺的小友,有着幸福的家庭,便对身边不幸的婚姻有着更深刻的感悟。 也许,会帮助你理解《婚姻法》出台最新司法解释的苦衷。(原文载中国经营报)     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有效地打击了没房子不嫁女儿的丈母娘的嚣张气焰,捎带脚为已婚男人出轨扫清了障碍。     于是相当多女性及貌似关怀女性的男性气愤难平,称该条文会加速婚姻功利化趋势,甚至有人怀疑此次解释是日子艰难的房地产赞助的——逼着未婚的有情人各买一套房子结婚。 年恩怨发出“你不是人”的声讨,将刚获得的一丝温暖和慰藉在瞬间化为齑粉。 从《蜗居》到《裸婚时代》,甚至到《李春天的春天》,都不能脱离的一个主旋律是:车、房和金钱。 在这样的状态下,婚姻便成了风中之烛。 没有了爱情,就需要将房子这件事说清楚——毕竟,生活还要继续。 这个时代呼唤超越物质的婚姻,只有这样房子才会回归本来的意义——两个真诚相爱的人在那里不离不弃,一同我爱我家。 最近,连续做客CCTV今日说法和对手节目,形成以上感悟。 最后,向大家推荐一本新书《我们的婚姻,我们的爱情》,宛如一个时代的情感记录。作者贺少成是俺的小友,有着幸福的家庭,便对身边不幸的婚姻有着更深刻的感悟。 也许,会帮助你理解《婚姻法》出台最新司法解释的苦衷。(原文载中国经营报)     在婚姻被功利逐渐绑架的年代,房子成为决定婚姻成败举足轻重的筹码。一个家庭的缔造越来越像公司的组建——男女双方的家人都是出资的股东,而新郎新娘像执行董事,房子是最大的固定资产,是整个公司顺利诞生的前提。只是其外表最初包裹了一层美丽的爱情的外衣——脆弱如纸。 《婚姻法》最新司法解释竟激起偌大争论,让人始料未及。 焦点在两条:一是“明确婚后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不动产且产权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的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而是“首次明确离婚案件中一方婚前贷款购买的不动产应归产权登记方所有”。 公众对房地产积攒的熊熊怒火再度被点燃。 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有效地打击了没房子不嫁女儿的丈母娘的嚣张气焰,捎带脚为已婚男人出轨扫清了障碍。 于是相当多女性及貌似关怀女性的男性气愤难平,称该条文会加速婚姻功利化趋势,甚至有人怀疑此次解释是日子艰难的房地产赞助的——逼着未婚的有情人各买一套房子结婚。 在婚姻被功利逐渐绑架的年代,房子成为决定婚姻成败举足轻重的筹码。一个家庭的缔造越来越像公司的组建——男女双方的家人都是出资的股东,而新郎新娘像执行董事,房子是最大的固定资产,是整个公司顺利诞生的前提。只是其外表最初包裹了一层美丽的爱情的外衣——脆弱如纸。 无论是社会压力还是庸常的家庭生活,都在轻松地击溃爱情,再加上出轨等恶性事件催化,许多婚姻股份制公司就会走到破产的边缘。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共有46.5万对夫妻办理了离婚登记,平均每天有5000多个家庭解体。中国离婚率已连续7年递增。忙于登记离婚的夫妻中,35岁以下者超过一半。其中,“80后”又占多数——他们是个性张扬、尊重自我感受的一代。 自古清官难断家务事——主要指判断情感的     无论是社会压力还是庸常的家庭生活,都在轻松地击溃爱情,再加上出轨等恶性事件催化,许多婚姻股份制公司就会走到破产的边缘。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共有46.5万对夫妻办理了离婚登记,平均每天有5000多个家庭解体。中国离婚率已连续7年递增。忙于登记离婚的夫妻中,35岁以下者超过一半。其中,“80后”又占多数——他们是个性张扬、尊重自我感受的一代。 《婚姻法》最新司法解释竟激起偌大争论,让人始料未及。 焦点在两条:一是“明确婚后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不动产且产权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的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而是“首次明确离婚案件中一方婚前贷款购买的不动产应归产权登记方所有”。 公众对房地产积攒的熊熊怒火再度被点燃。 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有效地打击了没房子不嫁女儿的丈母娘的嚣张气焰,捎带脚为已婚男人出轨扫清了障碍。 于是相当多女性及貌似关怀女性的男性气愤难平,称该条文会加速婚姻功利化趋势,甚至有人怀疑此次解释是日子艰难的房地产赞助的——逼着未婚的有情人各买一套房子结婚。 在婚姻被功利逐渐绑架的年代,房子成为决定婚姻成败举足轻重的筹码。一个家庭的缔造越来越像公司的组建——男女双方的家人都是出资的股东,而新郎新娘像执行董事,房子是最大的固定资产,是整个公司顺利诞生的前提。只是其外表最初包裹了一层美丽的爱情的外衣——脆弱如纸。 无论是社会压力还是庸常的家庭生活,都在轻松地击溃爱情,再加上出轨等恶性事件催化,许多婚姻股份制公司就会走到破产的边缘。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共有46.5万对夫妻办理了离婚登记,平均每天有5000多个家庭解体。中国离婚率已连续7年递增。忙于登记离婚的夫妻中,35岁以下者超过一半。其中,“80后”又占多数——他们是个性张扬、尊重自我感受的一代。 自古清官难断家务事——主要指判断情感的     自古清官难断家务事——主要指判断情感的是非曲直,发展到今天却只剩下家产,尤其是房产,由于《婚姻法》在制定过程中对此存在先天疏漏,许多曾男欢女爱、海誓山盟的夫妻终形同陌路甚至反目成仇后,便陷入了旷日纷争,令中国法官一筹莫展。 是非曲直,发展到今天却只剩下家产,尤其是房产,由于《婚姻法》在制定过程中对此存在先天疏漏,许多曾男欢女爱、海誓山盟的夫妻终形同陌路甚至反目成仇后,便陷入了旷日纷争,令中国法官一筹莫展。 因此,此次针对房产的司法解释首先是为了法官顺利断案,而不是为了挽救婚姻。 事实上,按照没房子别谈感情的逻辑,到分房子的时候其实已无感情可言。因此,一味地指责法律加剧了婚姻的功利化有失公允——本来就功利,何必怪法官? 假如抛开真爱,这些司法解释是难不住利益至上的结婚者的——不是男方出资买房的多嘛,登记时属上女方名字即可;不是婚前有一方特争气已经买房子了嘛,可以婚前签订协议承诺是双方财产。其实,好的婚姻都是傻子之间的游戏,现在的人却都太精明。 有人担心这会导致不婚人群增加。纯属庸人自扰——被老丈母娘逼着买房子结婚的日子就好受啊。该裸婚的会裸婚,该功利的会继续功利。 这次修改反而与现代公民社会的发育同步——完善婚姻的契约制度,降低社会管理的成本。 这不美好,但却在残酷地顺应当下的婚恋潮流。 这是一个赤裸的时代,欲望甚至都不需要一块遮羞布来掩藏。 《非诚勿扰》中马诺赤裸裸地宣称“我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相亲真人秀进入了菜市场论斤两讲价钱的境界。直到《李春天的春天》中,“超级剩女”以38岁高龄还能觅得爱情,带给人们一些珍贵的慰藉。但现实中,女主演宋丹丹却在生活中与前夫为多    因此,此次针对房产的司法解释首先是为了法官顺利断案,而不是为了挽救婚姻。     事实上,按照没房子别谈感情的逻辑,到分房子的时候其实已无感情可言。因此,一味地指责法律加剧了婚姻的功利化有失公允——本来就功利,何必怪法官? 《婚姻法》最新司法解释竟激起偌大争论,让人始料未及。 焦点在两条:一是“明确婚后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不动产且产权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的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而是“首次明确离婚案件中一方婚前贷款购买的不动产应归产权登记方所有”。 公众对房地产积攒的熊熊怒火再度被点燃。 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有效地打击了没房子不嫁女儿的丈母娘的嚣张气焰,捎带脚为已婚男人出轨扫清了障碍。 于是相当多女性及貌似关怀女性的男性气愤难平,称该条文会加速婚姻功利化趋势,甚至有人怀疑此次解释是日子艰难的房地产赞助的——逼着未婚的有情人各买一套房子结婚。 在婚姻被功利逐渐绑架的年代,房子成为决定婚姻成败举足轻重的筹码。一个家庭的缔造越来越像公司的组建——男女双方的家人都是出资的股东,而新郎新娘像执行董事,房子是最大的固定资产,是整个公司顺利诞生的前提。只是其外表最初包裹了一层美丽的爱情的外衣——脆弱如纸。 无论是社会压力还是庸常的家庭生活,都在轻松地击溃爱情,再加上出轨等恶性事件催化,许多婚姻股份制公司就会走到破产的边缘。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共有46.5万对夫妻办理了离婚登记,平均每天有5000多个家庭解体。中国离婚率已连续7年递增。忙于登记离婚的夫妻中,35岁以下者超过一半。其中,“80后”又占多数——他们是个性张扬、尊重自我感受的一代。 自古清官难断家务事——主要指判断情感的     假如抛开真爱,这些司法解释是难不住利益至上的结婚者的——不是男方出资买房的多嘛,登记时属上女方名字即可;不是婚前有一方特争气已经买房子了嘛,可以婚前签订协议承诺是双方财产。其实,好的婚姻都是傻子之间的游戏,现在的人却都太精明。 是非曲直,发展到今天却只剩下家产,尤其是房产,由于《婚姻法》在制定过程中对此存在先天疏漏,许多曾男欢女爱、海誓山盟的夫妻终形同陌路甚至反目成仇后,便陷入了旷日纷争,令中国法官一筹莫展。 因此,此次针对房产的司法解释首先是为了法官顺利断案,而不是为了挽救婚姻。 事实上,按照没房子别谈感情的逻辑,到分房子的时候其实已无感情可言。因此,一味地指责法律加剧了婚姻的功利化有失公允——本来就功利,何必怪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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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筱赟 | 周筱赟:广州亚运会至少落后印度英联邦运动会一百年

【周筱赟语录】文学即垃圾,文人即流氓。粪青则是更低级的流氓。我写的不是文学,我只陈述事实。对我陈述事实不满者,欢迎跨省追捕,欢迎黑帮暗杀,欢迎对号入座,欢迎对簿公堂。我要永远做一个正直、善良、简单的人。     本文仅代表我个人立场,与发布网站无关,与本人供职单位无关。本文只陈述事实,对我陈述事实不满者,欢迎跨省追捕,欢迎黑帮暗杀,欢迎对号入座,欢迎对簿公堂。   这是我的照片,有种就来砍我,没种就闭嘴,废什么话?可是粪青敢来吗? 周筱赟:广州亚运会至少落后印度英联邦运动会一百年 文/周筱赟  核心提示:     广州市长万庆良在市政协常委会上说,他碰到不少人,一直到现在,一说到广州,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万庆良说应该学习上海人,上海人的自豪感很强,作为广州人,自己要有自豪感,“我们要说广州好。”广州自从学习上海世博会的经验,必须“要说广州好”以后,广州就越来越“上海化”了。     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媒体氛围,广州媒体有着为了揭露真相而前赴后继的精神,这一点,是广州所有媒体人共同努力争取来的,而不是政府恩赐的。就在离亚运会还有一个月之际,广州老工程师钟吉章在网上发帖揭露地铁三号线北延段的联络通道,施工方在混凝土抗压强度报告上作假通过了验收,如果投入使用,可能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从10月12日开始,广州几乎所有媒体,都在头版大篇幅报道了此事。如果在上海,绝对不可能有任何上海媒体报道,他在上海本地论坛发的帖,也根本不可能审核通过,而他本人,马上作为散布谣言分子,抓到牢里去吃牢饭了。     为了迎接英联邦运动会的召开,印度新德里市政府准备驱逐街头小摊贩,被小贩告上印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判决:“街头叫卖是印度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印度虽然在很多方面不如中国,但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是一个宪政国家。一个没有民主宪政的国家,和一个有民主宪政的国家,相距又何止一百年呢? =====================================================================   上海刚搞完SB会(世博会),广州又马上来了yy会(亚运会)。大概只有汉语的拼音才有如此绝妙的缩写:世博会纯属SB,亚运会完全是yy。我在今年年初(1月21日)上海世博会进入倒计时一百天之际,曾经写过一篇《上海世博至少落后广州亚运一百年》(这篇文章在我的多个博客被屏蔽,目前能打开的网址是:》(这篇文章在我的多个博客被屏蔽,目前能打开的网址是: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9672892/ ),在网络上流传甚广。 我的这篇文章的结论是:“虽然上海的经济总量非常巨大,但从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相比较,从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公共媒体的开放程度而言,上海比广州至少要落后一百年!思想舆论上,上海的严厉管控,让上海已经失去活力。”而与之相比,“广州的媒体氛围和上海完全不同。广州在迎接亚运会的建设过程中,广州的几乎所有媒体都持续不断揭露抨击亚运工程对广州市民日常生活的干扰,甚至连广州市的高层官员,也出来做这样的表态。”这在上海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可惜的是,这种广州媒体、市民批评亚运会的氛围,随着亚运会开幕只剩下几天的时间,几乎完全消失了。而这一套钳制公众舆论的手法,都是广州市政府从上海世博会取经学来的。据7月6日《广州日报》报道,今年7月5日,广州市长万庆良在市政协常委会上说,他碰到不少人,一直到现在,一说到广州,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万庆良说应该学习上海人,上海人的自豪感很强,作为广州人,自己要有自豪感,“我们要说广州好。”万庆良说,政府要引导广州人树立广州人的荣誉感、自豪感、归属感,不能从领导到企业到老百姓,总是把自己的家园讲得不好。 广州市长万庆良跑了一趟上海世博会回来,好的不学,坏的倒是一学就会。上海人确实喜欢只说上海的好,尤其在外地人面前,因为所有的外地,包括北京,在上海人看来都是乡下,当然不如上海好。难道广州市的领导竟然不觉得,广州最值得自豪的,不正是广州人和广州的媒体喜欢批评广州吗?广州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公共媒体的开放,才是广州的宝贵财富。媒体可以相对自由的批评政府,这正是广州媒体的优良传统,才是真正值得骄傲的。我在《炎黄春秋》今年5月号发表的《世博会与亚运会的不同舆论生态》(网址是: http://www.yhcqw.com/html/wenzjc/2010/510/10510185500744F7306BD89K93J99J72DJ.html )揭露,上海当局利用行政权力制造全面表扬政府的舆论环境,为了编造市民拥护世博会,相关的新闻报道甚至不惜违背正常人的逻辑胡编乱造。任何不利于世博会的言行,都要被扼杀在萌芽中;作为上海市民,表态支持世博会成了义务,否则就是不顾大局。 当然,上海也不是因为世博会才如此,其实上海媒体一贯如此。所以我在《炎黄春秋》公开发表的这篇文章里说:“上海没有媒体,只有宣传。” 而广州自从学习上海世博会的经验,必须“要说广州好”以后,广州就越来越“上海化”了。珠江新城封城、二沙岛封岛,全部凭证出入,沿江的居民必须在开幕式当天晚上(亚运开幕式在珠江里的海心沙举行),不能住在自己家中,全部必须迁出,每人给200块钱补贴,除非是老弱病残行动不便者,可以不走,但必须派一个志愿者在家里陪同。还有住在珠江沿线的居民,开幕式那晚要求开灯(给30块钱电费补贴),以配合中央电视台对广州进行航拍。亚运期间,为了保证空气质量,珠三角地区停止房屋装修。 广州市政府最为愚蠢的决定,是从11月1日起,全市免费乘坐地铁、公交和过江轮渡,结果造成公共交通超负荷运行,我有一天有时出门坐地铁,人山人海,简直被挤死了。于是在实行一周后,广州市政府在11月7日晚上9点半召开发布会,宣布从11月8日起,全市取消免费乘坐地铁、公交和过江轮渡的优惠措施,按每个户籍家庭(含在广州居住半年以上流动人员)发放150元现金,集体户口人员按照每人50元标准发放现金,作为交通补贴。难道广州市政府在出头这个政策前,没有进行过可行性论证?完全是拍脑袋的决策啊?现在搞不定了,又匆匆取消,朝令夕改,失信于民。反正现在不取消也被老百姓骂死,取消了更被老百姓骂死。我住的地方离亚运赛场很近,属于重点防范地区,结果居委会的人三番五次来上门查验证件,有一次早上我还在睡觉就来敲门,我干脆就假装没人在家,干脆不去开门了。其他诸如此类的劳民伤财的举措不断,而广州的媒体都不再如此前那样,可以对政府的这些举措肆无忌惮的批评了。 广州现在已经“上海化”了,而香港则早就“大陆化”。所以成龙说“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当权者听了当然高兴。有人说我说“上海世博至少落后广州亚运一百年”是五十步笑百步,因为政府都是一丘之貉。这样说,当然不无道理。既然“中国人是需要管的”,从管控媒体角度而言,任何地方政府都是想把媒体牢牢管住,让他们成天为政府说好话,在加强管制方面,所有政府都是一样的。而广州一直有相对良好的媒体开放氛围,不是他们不想这么做,而是实在没办法,搞不定。所谓“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媒体氛围,广州媒体有着为了揭露真相而前赴后继的精神,这一点,是广州所有媒体人共同努力争取来的,而不是政府恩赐的。很多人好像完全没看懂我那篇文章,认为我在吹捧广州市政府。我分明是表扬的广州的这种为了揭露真相而前赴后继的媒体精神,而从来没去吹捧政府。政府只是在这种前赴后继的媒体精神下没了办法,只能做出必要的妥协。当然,政府能做妥协也应该肯定。这总比恼羞成怒抓记者好多了。而这些,都是上海所完全不具备的。 我举例一个突出的例子,这在上海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就在离亚运会还有一个月之际,广州老工程师钟吉章在网上发帖《“冒死爷”爆料:通往2010广州亚运会的死亡之路》揭露:地铁三号线北延段的联络通道,施工方在混凝土抗压强度报告上作假通过了验收,如果投入使用,可能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这或将导致该段线路坍塌,甚至可能堵塞地铁地下水通道,使地铁隧道瘫痪。从10月12日开始,广州几乎所有媒体,都在头版大篇幅报道了此事。这位老工程师自称“冒死报料”,所以被媒体称为“冒死爷”。如果上海有这样一个“冒死爷”,绝对不可能有任何上海媒体报道,他在上海本地论坛发的帖,也根本不可能审核通过,而他本人,马上作为散布谣言分子,抓到牢里去吃牢饭了。 而在上海更加不可能发生的是,在广州地铁公司发表声明称三号线北延隧道结构安全后,广州所有媒体仍然狂轰滥炸,以致最后不得不由市领导做出批示,要求彻底调查。要知道,地铁三号线北延段属于亚运配套工程,而10月12日,离亚运会开幕的11月12日只有一个月了。在亚运前夕,如此重大的负面新闻,也只有广州媒体有勇气和胆识揭露了。最终的结果,我事先估计,应该是调查认为检测报告确实造假了,但经过工程处理,不影响地铁安全。结果就和我的预测一模一样。虽然结局并不能令人兴奋,但这在全中国大陆任何一个城市,都是无法想象的。这是广州的媒体在推动社会进步,这是广州媒体人的执着精神和斗争策略赢得的,而不是政府恩赐的。 但是我为什么突然说“广州亚运会至少落后印度英联邦运动会一百年”呢?其实我在写《上海世博至少落后广州亚运一百年》时,就还想说“广州又至少比香港落后一百年”,“香港又至少落后美国一百年”。只是后来一想香港现在都“大陆化”了,比广州也先进不了多少,而美国和香港的比较,我没有掌握太多的例证,所以也没法说。我一向都是言必有据,从来不说没证据的话的。 但前不久看了关于印度英联邦运动会的报道,其中有一个细节让我想到,我完全有理由说“广州亚运会至少落后印度英联邦运动会一百年”。 据《新京报》10月24日报道,为了迎接英联邦运动会的召开,印度新德里市政府准备驱逐街头小摊贩,印度全国街头小贩联合会在今年6月将新德里市政府告上印度最高法院。经过4个月的法庭斗争,10月20日,最高法院判决:“街头叫卖是人们谋生的一项基本权利,政府需要贯彻一项成文法来规范街头小贩,而非打压。”这意味着,街头小贩赢得了这场官司。最高法院的判决还要求,印度政府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实施相关法律,保护路边摊贩。“到2011年6月30日,必须通过一部法律,规范路边摊贩以及他们的基本权利。”判决书中称,“街头叫卖是印度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 这才叫真正的法治国家,这才叫真正的司法独立!为了保障政府的面子工程,凶神恶煞般的城管驱赶小摊贩,这在中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没打死打伤人,根本上不了报纸版面,而在印度,小摊贩联合起来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不仅受理了,还判决印度政府败诉。“街头叫卖是印度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说的多好!我们中国虽然也有一部宪法,但离真正的宪政还离得很遥远。宪法上很多条文,在现实中都没有落实。这就用不着我一一举例了吧?大家都是明白人,都懂的。 不要说现在离亚运会开幕只有几天时间了,就在好几个月以前,我住处和单位附近的小摊贩(粤语叫“走鬼”)就统统消失不见了。难道是他们自觉维护亚运会的面子,自动下岗了?当然不可能啊。报社附近有个老太太,经常推着小车卖糖水、姜醋猪脚。我觉得姜醋猪脚味道不错,经常找她买。姜醋猪脚她一般卖6块钱,而在超市一样的量要卖15.8。我曾经和人说,她就是靠做掉小本生意维持生计,反正也不贵,就不要和她讨价还价了。她现在卖不成了,怎么维持生计呢?还好亚运会时间短,如果像世博会那样持续6个月,她还不是得去喝西北风啊!这不是广州市政府一家如此,中国各级政府都是这样的治理模式。 11月8日的星岛环球网,转载了福布斯中文网日前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下一个超级大国是印度,不是中国》,作者乔杜里·巴尔(Raghav Bahl)是印度最大媒体集团Network18的创始人兼编辑。这篇文章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的,我是想谈谈另外一个方面,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怎么能成为超级大国呢?一个国家就算经济总量上巨大,还不是和我上文分析上海虽然经济总量很大却丧失活力一样吗?而印度虽然在很多方面不如中国,但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是一个宪政国家,没有这样的政治制度作为基础,怎么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呢?一个没有民主宪政的国家,和一个有民主宪政的国家,相距又何止一百年呢? 2010年11月10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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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原子化,国家原子弹?评刑诉法的修改

刑诉法修改需反映社会进步 十年磨一剑,霜锋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刑事诉讼法》实际上就是一把利剑,既打击犯罪,又保护无辜的人,司法该是侠之大者,以公正的司法,服务于任何一件不平事。   何止十年,本次刑事诉讼法的酝酿修改,离上次修改96年,已经有15年,这15年,我国社会的变化,真不可以光阴计。96年离邓小平南巡不远,是思想再次解放的初期,这15年中,我国经历了入世(2001),2004年修改《宪法》增加依法治国,以保护私有财产的内容,2007年制定《物权法》。2008年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是全球第二。政府和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中国公民的私有财产,日渐丰盈,相反,社会组织化,却与日雪融。原子化的社会,慢慢显现。除了国企,很少有人视公司为归属单位。即便国企,企业办社会现象,逐渐消失。人们鸡犬相闻,邻里不相往来。   在刑事司法领域本身,由于佘祥林,赵作海案的发生,导致中央高层也非常重视对死刑案件,刑讯逼供等的关注,2010年,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等制定了两个理念先进的司法解释,这些因刑讯逼供而产生的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律,2011年8月,在浙江宁波终于有了第一例的非法证据排除,理念先进的法律,由纸面走入法庭。   这是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的社会背景。众所周知,刑事司法是国家机器的强力手段,在我国一贯称之为刀把子。如前所说,我国的公民越来越原子化,缺乏宗族、单位、阶层、社团的组织化保护,完全是个体对利维坦,应该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刑事诉讼的规则,更应倾斜于保护个体的权利,毕竟,我国也是认可无罪推定的原则。在没有定罪之前,任何人都可能是赵作海,佘祥林,因此,如何设定合理的规则,倾斜于保护人权,应该是本次刑事诉讼法的旨归。然而,具体看全国人大公布的刑诉法修改草案全文,笔者看到的是相反的立法宗旨。   刑诉法草案,增加了公安、检察部门的窃听权,且窃听内容可以作为证据指控犯罪嫌疑人,批准窃听的层级很低,只有县级以上(含县级)公安局长。这就意味着刑事技侦(窃听且不止窃听)将广泛用于刑事司法,如何保障公民的隐私权,刑事诉讼法的平衡是不够的。刑诉法草案,默认了现实中一些非法行为,如将犯罪嫌疑人羁押于指定的非羁押地点,名为监视居住,草案将其合法化。草案将传唤滞留时间从现在的12小时,改为24小时,回到了96年修改前,时光倒流,让人咂舌,且不符合传唤不过夜的国际规则。刑诉法草案中亮点不多,诸如将侦查阶段律师介入从律师变为辩护人,然而代价是,涉及国家安全、恐怖活动,重大贿赂案件,在侦查阶段,律师会见要批准,实践上,一般是不批准。嫌疑人聘请律师的权利就消灭了。既不利于保护人权,也无法钳制侦查机关办错案。   在长达15年的社会进步后,全国人大修改的刑诉法草案却看不出,其应反映的社会进步。刑诉法草案在酝酿阶段,关门修法,公检法博弈数年,最终的草案反映了一个规则,赢者通吃,有博弈能力的部门拿到最大,如公安、检察,得分多多,作为嫌疑人的代表律师,民众群体的意见,并没有多少体现在草案中。而全国人大给全社会反映意见的时间只有一个月。这种立法资源分配上的不合理,毋庸说,加剧了草案乃至最终法律内容的不公平。   笔者理解公安、检察打击犯罪的良苦用心。但是,加强打击犯罪的重点,应该是侦查机关提高人员素质、水平和技术,而不是在剥夺社会个体的合法权利上。打铁还需自身硬,如果侦查机关仍然依靠刑讯逼供那些陋习,不去提供自己的破案能力,恐怕,即便你剥夺了犯罪嫌疑人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最终仍可能造成冤案。   我国逐渐步入公民社会初期,公民个体对国家的制衡是相当弱的.托克维尔说,平衡社会原子化的方法是,公民结社,在我国这点显然未开放,因此,在我国刑诉法的规则更应倾斜于公民个体。以强大的国家资源,来对付原子化的个体,国家本该胜券在握,和法治国家一样,应该规定嫌疑人的沉默权,律师在场权,和国际人权公约接轨,这些才能体现我国社会的巨大进步,而如今,草案规定甚至回到96年前,这种开历史倒车的立法,和社会进步现状之间的撕裂,必将影响我国的未来社会走向!   刊于南方都市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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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炜光:要把征税权关进笼子

8月热字非“税”莫属。新婚姻法解释出台后随即出现、被民众视为趁机捞钱的“加名税”,以及媒体爆出的单位中秋给员工发月饼要缴纳月饼税。都让这个字成为民众关注焦点。时下的光景是,CPI狂涨,民众的生活负担越来越沉重。在引发广泛质疑之时,我们暂且不去谈论其合法合理与否,不妨看一看其真实逻辑,探究其混乱根源。   征税的权力正在扩张   时代周报:最近,南京市政府部门推出的“加名税”与“月饼税”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你对此怎么看?    李炜光 :咱们先说月饼税,问题可能不在税本身,而是它反映出的这个税背后的一些事情值得注意。原来是规定福利费应该算在工资总额里来处理,要征税的。但是,当前社会对税收的容忍度已经非常低了,月饼税就给人一种无孔不入的感觉。   其实,一些福利费,尤其是在收月饼税这个问题上,可以稍微放松一点。因为它涉及传统的节日,传统的民俗文化,而且普通人在生活福利方面的享受本身就不高,在这个时候就不一定要采取征税的办法。这种“无孔不入”反映出,政府在征税过程当中控制不住这种征税的欲望和权力的扩张。   时代周报:如果说月饼税给人一种无孔不入的感觉,那么,加名税就给人一种费尽心机的感觉了。    李炜光 :加名税的问题可能更严重,它涉及征税权力的扩张,而且它显示出时下税收决策的某种混乱。这是一个非常大、非常重要的问题。某一税种征收不征收、怎么征,在决策上应该有一个法律程序,至少该有一种态度:要尊重公民对个人财产的所有权,要和国民被征收者有一个有法律程序保障的商量。比如说这个加名税,我们国家的征税权实际上非常集中,全国在这个问题上究竟采用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在国家税务总局层面上有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政策精神,地方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自己把握,这些都没有相应的规范。   时代周报:我们看到国家税务总局对加名税有一个回应,说正在研究可行性,并没有否定这个税。    李炜光 :对,这说明它也没有谱。可是,在可行性还没有论证的情况下,地方就已经要推出这个税种了。现在南京那边可能有点变化,又开始否认要征这个税。当社会的反应非常强烈的时候,它也可能缩回去。   这个事情反映出来很多的问题。第一个是,国家在涉及公民财产征税时,税收秩序比较混乱,中央和地方税权的配置比较混乱。混乱的程度可以通过这个事情看出来。你看看,某一个税种要出台,地方就放出风来要征这个税,可以不走任何程序就这样讲。这就说明,表面上看,中央实际上是非常集权的体制,但在实际运作过程当中,这个权力的运用是非常随意的。   时代周报:我们从加名税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随意性。婚姻法新司法解释刚施行,他们马上就推出了加名税,非常的“及时”呢,可以推断其可能没“走程序”。    李炜光 :对。第二个就是,当公民的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国民都会起来反对,民间的立场还是比较一致,齐心协力,态度并没有很大的区别。这就说明了税收的重要性。   一方面,我们国家税权的配置、使用、运作,还有很大的随意性,还有很多的不规范,还没有真正运行在法制的轨道上,这一点很让人失望,这么多年了没有很大的进步。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公民社会正在形成,已经成为决策者无法完全忽视的一种力量。但我们还没有看到,官方和民间、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制度化的互动关系。   “税收行政化”违背法治   时代周报:征税的随意性反映出征税主体的模糊。那么,征税权到底该如何界定,又该归属于谁?    李炜光 :征税权按照税收学的界定,应该在人民,也就是在公民。法律上也有规定,我们国家的征税权应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是,在执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并没有落实,并没有成为社会现实。在征税的时候,实际上大部分税种还是由政府单方面决策,想怎么征收就怎么征收,这完全不合乎法治社会的最基本常识。如果说,在建国之后短时间内我们国家法制还不健全,需要逐步完善,可是几十年过去了仍然是这种状况的话,这就说明我们没有真正地在建设法治的社会,这些方面是严重欠缺的。   时代周报:关于征税权的问题,要回到人大,回到宪法的层面。可是,中国的宪法对征税权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李炜光 :对。但是我们国家的立法法有相应的规定。我们知道,最近的一部宪法是1982年的。这个宪法有缺陷,与当前时代要求有距离。但修宪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而且,以现在人大代表的组成,他们对象征税权这种国家的核心的政治权力,能有多大的觉悟、多大的欲求来修宪这是很值得怀疑的。   我们能够切实做到的是,现在的宪法当中毕竟强调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的国家权力机构,立法法强调了税收权力的施行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既然有这样的规定,我们希望人大或者政府在这方面能够做一点实际的工作,特别是当税收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公民的实际生活当中,公民已经有了明确的反对意识的时候。   中国现在的进步,更多地体现在民间。也就是说,民间走在了政府的前面,走在了人大的前面了。在征税上可以看到,民间的立场和官方的立场截然不同,这最能说明问题。这实际上造成了某种推动国家进步的契机,如果把这当成一种混乱、一种很不稳定的因素去对待的话,就大错特错了。   时代周报:如你所说,征税权应该属于全国人大,可是在1984年和1985年全国人大有两次授权,征税权就划归了国务院和相关部委。现在的征税结构是怎样一个情况?    李炜光 :我们国家目前有19个税种,只有2个税种是经过全国人大审议批准的,一个是《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一个是《个人所得税法》。而且,这两个税种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税种,也就是说在整个税收结构当中占比很小。最主要的增值税、消费税这一类都没有正式立法,只能算是某种法规或者是政府机关的文件,不是真正的法律。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这方面应该说进步是非常缓慢的,缓慢得让人感到非常疑惑,是不是真的想走法治之路?   时代周报:宪法第56条规定: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宪法说的是“依照法律”,但是《税收征管法》中说的是税收的开征“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那么,后者的下半句表述就有越出宪法的范围之嫌了。    李炜光 :这说明,它不是真正地要使税收运行在法治的轨道上,而是在补过去法治的漏洞。纳税是一个法律的问题,公民依照法律来纳税,宪法的规定没有错。但是立法的时候没有弄清楚能不能做到。实际上这个国家征税大部分都不是依据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为了弥补这个漏洞,所以在《税收征管法》里作出那样的规定。可是,我们现在有些税的立法条件应该是比较成熟了,早就应该立法了,为什么不立法呢?还继续维持这种行政法规的形式来征税。   时代周报:现代国家的税收讲究的是“税收法定”,中国的税收学教科书中也一再这么讲。但是在执行中,中国实际上走上了一条“税收行政化”路线,可不可以这么讲?    李炜光 :完全可以这样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的税收的征收、管理、支配、预算,以及财政资金的使用和使用效率的评估,这都可以看成一个宏观的税收,在这里面法治是非常弱的,行政命令这个比较传统的做法仍然是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前一段时间,我们一些国内的经济学家还有财政学家在一起讨论。有学者说,1998年中国开始建立起公共财政体制,如今十几年过去了,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是越来越不像了。不但一点也不像公共财政,反而回到原来传统的行政命令,权力主导一切的模式上去了,这是中国最大的危险。也就是说,最后实际上法治弄不成,市场经济也弄不成,中国还是权力经济,权力主导一切的社会,可能中国最后形成这样的一个景象。那么,改革开放的目标可能就会越来越远了。   公民要捍卫自己的财产权   时代周报:那么,征税权的滥用就不难理解了。从目前来看,你觉得有没有一种好的办法扭转这种税收行政化的趋向或者说改变这种固化的事实?    李炜光 :现在没有什么好办法,我至少没有看到什么好办法,原来我们寄希望于提一些政策建议,现在再抱有这种期望是不现实的。因为现在有一种力量就是在维护这样的模式。当这种模式复活,重新变成一个我们社会的主导力量时,我没有看到再提出什么政策建议有什么用处。   我更希望我们社会能够有更多的人更快地清醒,更多的国民起来保护自己的财产权利,能够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发出抗议的声音。公权力的持有者们总会有所顾忌的。实际上这要靠媒体,靠每一个博客和微博后面的每一个网民,每一个国民,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要把征税权关进笼子里。这可能会成为若干年中国民伸张自己作为纳税人的权利,然后质疑公权力的进一步扩张、泛滥的唯一的一个办法。比如说在加名税、月饼税的问题上,国民捍卫自己的财产权利,还是不含糊的。我觉得希望在这儿。   时代周报:征税权的行政化,公民失去了参与和影响涉及自身基本权利的决策的渠道,其后果不难设想。    李炜光 :既然征税的权力得不到抑制,公民在税收上没有发言权,人民代表大会对预算没有控制力,政府在税收上可以为所欲为。从理论上来说,只要政府想做的,就都能做到。这样的一个体制之下,虽然这些年来国民创造了可观的社会财富,每年GDP的增长都很快,但是在国民的生活福利上是不尽如人意的。   特别是中国又形成了一个贫富分化特别严重的状况。也就是说,税收的再分配没有起到调节的作用;也就是说,很多钱花在了不该花的地方。民众享受的国民福利也好,尊严和生活也好,都会受到很大影响。   时代周报:这就又涉及一个税收的正义性的问题。    李炜光 :对,税收正义,公平正义。税收你必须要用在社会的公共服务上,不能用于培植权力自身。不能够由权力来独断专行地支配税收,一定要听取纳税人的意见和呼声。   而且,你要证明你没有乱花钱,你没有贪污,你没有浪费,你必须一笔一笔地向人民交代清楚,不能趾高气扬地为所欲为。而且,一定要强调征税的合法性的来源,这就是正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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