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行动

共识网 | 穹顶之下,深陷雾霾的公共舆论

两会前夕,柴静制作的专题片《穹顶之下》引发了中国对于雾霾问题最大范围的舆论聚焦。尽管雾霾可能对所有此片观众的健康构成威胁,但这部片子并未如很多人最初预想的那样,形成共识性的公共舆论,进而促成建设性的公民行动。作为这部作品的衍生物,舆论围绕柴静品行、动机以及专题片的传播技巧、科学内容的辩护与质疑,已遮蔽了最应被正视的公共问题——治霾。 柴静抛出的治霾议题在民间裹足不前,其困境在于议题本身的性质、提出议题的个人,以及扭曲的公共舆论。 首先,雾霾虽事关所有人的健康,但作为一个公共问题却具有较高的讨论门槛。它不单需要专业的环境科学知识,亦涉及政府、企业、民间相互间及各自内部的复杂博弈。这意味着有专业资格进行深度讨论的人数有限,广大受众也不具备判断其真假对错的能力。而且严肃深刻的讨论,需要的时间成本较高,这中间的空窗期也会使得好不容易唤起的民间热度逐渐冷却。另外,不少有价值的跟进文章,也被更多吸引眼球却无助问题解决的信息浪潮所淹没,没有形成规模效应。 其次,无论是在新闻专业领域还是在公共领域,柴静都是让各方人士争执不休的热点人物。从其节目强烈的情感导向到赴美产子、离职央视,使她收获了影响力,也极具争议性;既拥趸如云,亦不乏如潮反对。对很多不懂雾霾的人而言,柴静本人更容易激起他们的表达欲望,因为围绕名人私生活和品行的讨论,几乎无门槛可言,被片子巨大影响力撑开的言论空间,为各类溢美之词和流言蜚语大开方便之门,使得大量的注意力从“事”(治霾)转移到“人”(柴静)上。 再次,在“道德批判”和“动机指责”已成主流公共话语的舆论氛围下,公共对话极易掉进越辩越僵的陷阱。近两年,对贪官、网络大V、境外势力进行道德批判和动机指责、将其搞臭、污名化已成为常态化的官方主流话语,并使这种阶级斗争、敌我划分的舆论氛围潜移默化地传导到不少普通网民身上,强化了公共对话中各对话群体的敌意与成见。大量带有阴谋论意味的揣测、只求打倒对话者而不求共识的对话铺天盖地,以至于呈现舆论两极化、情绪化和大量中间群体的厌倦和退出。 在本次事件中,这一倾向尤其明显,以致于连分歧性意见(如“公民应重视治霾”和“发达国家都是先发展后治理”逻辑上并不冲突)都演化为针锋相对,建设性沟通越来越难。可见,柴静这部通俗易懂、话语间常带情感的专题片,短暂地使国人结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穹顶之下》一夜之间成民心所向,近乎无人不知;但这波舆论大潮在一个别扭的公共舆论空间中,亦迅速被很多人视为众矢之的。公共对话不欢而散,公共舆论一盘散沙,公民行动深陷泥潭的背后,是民众对公民话语及行动的怀疑和厌烦。 近年来,知识分子和公民团体的公共话语和行动在约束公权力上少有建树,也甚少转化为大众实实在在的权益和成果,其话语模式难免带来审美疲劳。加上公权力对舆论更深层次的介入,官方对其一边倒的负面评价,使得在越来越多民众的观感中,公共批评不过是牢骚满腹,日日空谈不如实干自给。 国内本就脆弱的公民主体意识正一步步被愈发普遍的政治犬儒主义所侵蚀:顺应现实,对公民行动少有热情与信心;精致利己,对他人和社会袖手旁观;愤世嫉俗,认为道义不过是自利的外衣;娱乐至死,公共问题不过只是消遣。即便《穹顶之下》指向的治霾问题有着相当大的共识空间,却依然面临着如此尴尬的动员困境,说公共舆论深陷雾霾之中,并不为过。 《穹顶之下》的大热昭示了公共话语和公民行动仍有巨大的动员潜能,而它走向歧途却提示了公民话语的动员效果、民间主体意识和自主组织能力面临的危机。当下,与其惯常性地将窘境归咎于公权力对议程和舆论的干预,不如三省吾身,对公共舆论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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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婉莹:《出大事了——新媒体时代的突发事件与公民行动》序

翟明磊的新作《出大事了——新媒体时代的突发事件与公民行动》出版了,在天地书局,香港机场以及香港各书店销售。 本书是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MP)的系列丛书,主题环绕突发事件,新媒体和群众运动的关系,其中聚焦新媒体时代公民媒体在突发事件中的作用和影响, 公民又如何透过媒体,挑战社会不公、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激发社会变迁。书中案例反映了信息科技动员和传播的力量和局限,收集的案例从2003至2011年,可以说是胡温十年执政的一个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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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独立参选人野靖环等9人到高法投诉

(维权网信息员黎明报道)4月5 日 ,北京独立参选人野靖环等一行 9 名原告到北京市高级法院立案庭要求立案。在今年 2 月 28 日,野靖环等人书面递交高法《关于东城区法院和北京市二中院违法不立案的投诉》,时间过去了一个半月,野靖环等人没有收到回音,于是他们来进行询问。但高法一位李姓女法官对他们说: “ 我们已经跟二中院沟通了,他们说已经给你们答复了。 ” 野靖环等人表示说二中院撒谎,欺骗高法,他们对李法官说: “ 让二中院把和我们谈话的记录拿出来! ” 野靖环等原告坚决要求北京市高级法院保护公民的诉讼权利,依法受理他们的行政诉讼。 野靖环等人诉讼的事情是去年参选人大代表期间的一次遭遇。据野靖环等人介绍:“东城区法院不受理我们诉讼的理由是:你们说的没有事实依据、你们提供的录音、录像也不能证明你们被景山派出所关押。你们到景山派出所让他们开证明,证明你们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了,我们才能受理。” 野靖环等人的《行政起诉状》 原告:杨凌云 周秀玲 刘秀贞 刘素民 张善根 郑 威 王秀珍 吴丽红 野靖春   何德普 野靖环 事实与理由: 2011 年 9 月 16 日 早上 9 点 20 分左右, 9 位原告(刘素民、周秀玲除外)正在东城区连丰胡同 18 号郑威家里与英国记者聊天,突然,景山派出所的郭所长推开郑威家的两道门闯进屋来,坐到沙发上,点燃一颗烟,边抽边说:“怎么这么巧,咱们碰到一块了,一起聊聊吧”。闲聊了几句,郭所长看见吴丽红用手机拍照,就对吴丽红说:“你给我照相是非法的,侵犯我个人隐私。你给我删了。”吴丽红还继续拍照。郭所长就说,你今天要是不删了,就别想离开这间屋子等许多威胁的话。野靖环说:“所长到郑威家来是公事还是私事?如果是公事,给你照相怎么成了侵犯个人隐私呢?我们和郑威是朋友,我们在朋友家拍照,朋友都没反对,你怎么说是违法呢?” 郭所长蛮横的说:“我没跟你们说话。”说着,就让郑威到门外谈谈。后来就听说郑威被带到派出所了。我们就要去派出所看郑威。但是,一直在郑威家、穿着便服的片警王洋说:“郑威一会儿就回来了,你们都挺大岁数了,别跑了。”我们还是坚持去找郑威,但是王洋不让我们出门。 10 点 10 分左右,郭所长带着十几个警察涌进郑威家,郭所长首先盘查外国记者,让那位记者出示证件后,郭所长就让警察把他带走了。就在这么短短的执法时间里,郭所长却烟不离手,一边抽烟、一边对我们说:“把你们的东西收拾好,都去派出所。”几乎是同时,其他警察冲过来抓住我们就往外拖,郑威家乱成一团。 大家一起喊起来:“要文明执法,不许打人!”野靖环说:“傅政华说了,要平和、规范、文 明…… ”早有警察喊着:“你们他妈的都不平和,还叫我们平和,少来这一套!”大家说:“我们没违法,凭什么抓我们?”郭所长朝着何德普喊:“我对你口头传唤!带走,都带走。”好几个警察动手推搡何德普,差点把他摔倒。野靖环和王秀珍分别抱住何德普的两只胳膊,警察抓住何德普的肩膀往外拽。十几名警察,把屋里的 8 个人拖出去。正在这时,刘素民与看守他的东四派出所的片警万大勇进到房间里,周秀玲也来到郑威家门口,她们俩也被拽上了警车。 到了派出所,一直让我们在院子里坐着。这天天气阴凉,过堂风很大,我们感到越来越冷,警察不给我们水喝,中午也不给饭吃。我们经过抗议,才给了瓶装水。 中午,东城的刘秀贞、刘素民、张善根、杨凌云被驻地派出所接走了。他们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 3 小时左右。 周秀玲、吴丽红、王秀珍、何德普、野靖春、野靖环 6 人被关押到 4 点半左右,各自派出所来接,才离开景山派出所。该 6 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 7 小时左右。郑威在 7 时左右离开派出所,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 10 小时左右。 对于上述东城公安分局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违法行为,原告等人于 2011 年 9 月 19 日上午 9 时 15 分向东城区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递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书》。 但是,被告在法定期间 60 内没有作出复议决定,违反了《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由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不受理我们的诉讼,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特此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如所求。 此致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2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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