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组织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里，只要你愿意使世界更美好，总会有你能支持帮助的人或事。

依法而行的中道力量——中国维权运动方向与方法

公众是环保部门的权力之源 ——从安徽固镇县环保干部“洗冤事件”说起 冯永锋 安徽省固镇县党委和政府最近公然干了一件不得民心不得党心不得公心之事，他们居然把忠于职守的6个环保干部在光天化日之下撤职查办。后来，在整个社区的共同扶持和教导下，党政一套班子的人认识到了这个愚蠢的错误，让这6名环保干部“官复原职”，上演了一场“洗冤悲喜剧”。可惜环保局长已经有了新人担任，于是原本被此事件搞下马的环保局长只能安排其他的岗位。 我们的党是一个善于犯错误的党，也是一个善于改正错误的党。我们的政府是一个经常忘记自身权力源泉的政府，但我们的政府也是一个时时表态愿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我们的环保部门经常是一个是被权力欲污浊了心窍的部门，我们的环保部门也是一个会在环境保护的大是大非面前，表现出职业道德和生命操守的部门。有人丈量过，中国的政府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公益组织，因为从事公共服务的人员最多，公众委托给这个群体的资源、财富、权力也最丰盛和无偿。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这样肯定，所有从属于环境保护部序列的全国各环保部门，一定是全世界最大的“环保组织”。 用政治学的视角来看，中国环保部门之所以拥有全世界最重大的环境保护责任，所有的环保体系里工作的人之所以被称为“公务员”，那是因为有全国13亿人毫不犹豫的“责任委托”。人民让你拥有权力的原因，是因为把责任和义务都推到了你的身上；人民把责任和义务推到你身上的原因，是因为人民随时会站起来作证，在你受了苦难的时候会来慰问和探访，在你受了冤屈的时候会挺身相救。 但更多的时候，人民都在旁边冷眼相看，在评估，在观察，在等待，在围观。全体人民心里很清楚，当“权力赋予”的交接仪式已经完成，那么，试图把责任推给人民、公众、群众、社会的做法，其实就是最不负责任的做法；当人民把所有的环保权力都全权移交给了环保系统，这时候环保系统的人居然又开始说什么“环境保护人人有责”，那么显然，也是在推卸责任。 这时候，即使发生环保部门的官员被“上级党政机关”非法惩罚的事件，人民群众按照道理没有必要出来帮助伸张正义。甚至有可能，会有几个不太识时务的人，在周边地带公然拍手，称快叫好。因为他们心里也透明如纯洁的溪水，公共管理部门之间居然为“公益事业目标”本身发生误会，那么显然，这个庞大的公益组织，本身就需要重新回炉，送到公益党校去进修和深造，否则，很有可能沦落到“不换思想就换人”的状态。 前面说道，政府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环保这个枝条当然就是为社会提供环保服务的。人民无偿地把权力交给了环保部门，人民无偿地把各种苛捐杂税交给了环保部门，人民就只有一个期望，那就是这些环保部门能行些好事，替代公众把生态环境保护好，帮助全社会找到可持续发展、美好发展的条条道路。 而在这样的时候，环保部门居然无法抵挡来自其他公益部门的侵犯，说扯下马就被扯下了马，说关禁闭就关了禁闭，说犯了天条就犯了天条，说削职为民就削职为民。那么，显然这样的循环反复之事件，足足可以证明两点，一是其他的公益部门被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冲昏了头脑，二是环保部门自身一直缺乏守职典位的元气。正不压邪，是因为正让位给了邪。邪能胜正，是因为正自己弯下了本来笔直的腰。 但好就好在我们的人民群众是宽容的，是心胸宽广的，是有能力带伤前行的，有能够容忍政府部门犯错的，是有能力开出改错药方的。因此，6名环保干部只是受冤了几天，马上就回复了原先的职位和神采，甚至有可能在未来会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表彰，甚至有可能在未来升任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虽然人民群众心里很清楚，有大量的公共服务人员经常忘了本，把人民群众赋予的权力当成个人谋私利的动力；把人民群众交纳的资源，当成中饱私囊的好矿藏；把人民群众给予的信任，当成愚弄人民群众的好理由。其结果，就是在需要帮助人民群众解决自然苦难和社会苦难的时候，无能为力；其结果，就是在人民群众想讨要些环保真实信息时，摆出穷凶极恶的信息霸主的嘴脸；其结果，就是在人民群众想要环保部门出来说清环境伤害与身体伤害之间的关系时，没有一个人能够出来说句良心话；其结果，是中国的环境在一天天恶化，中国公众对环保部门的期望值在一天天降解。 安徽固镇6名环保干部能够沉下去又浮起来，说到底还是因为人民群众对环保部门还存在着一点点的希望。但这样的事件可一不可再，可再不可三，可三不可百。自然界的承载力是有限的，人民群众的失望耐受力也是有限的。 环保部门要想得到人民群众更多的支持和拥护，环保部门要想成为真正有元气有勇气有智慧的部门，其实只需要做一件事就可以：永远和公众利益站在一起，永远和生态利益站在一起。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坚持自己的职业主张，都保卫自己的职业贞洁。这样才有可能替自然与人类博弈，这样才可能替自然与伤害者讨价还价，这样才可能浑身上下永远充满凛然不可侵犯的环保正气，制止一切来自其他公益部门的非份要求。（2010.6.30）     

北京地球村、自然之友等多家环保组织和来自四乡八里的环保个体户，召开了一次“给三部委生活垃圾处理意见提意见”座谈会。会上大家提得最多的问题，是三部委征集意见的时间太短；好像时间长一些，民间环保人物们就能给出更多的智慧似的。大家又提到征求意见的诚意不足，只供给公众一个电子邮箱、一个自动接收传真的传真号，不知道发去的意见收到没有，不知道发去的意见会不会被收看。著名环保公民黄小山（驴屎蛋儿）甚至在博客上发出哀求：“给我们三个月时间吧，七天实在太短了，短得我们来不及兴奋。” 不知道三部委从哪里听到了公众这强烈的呼声。会议一结束，就有正式的小道消息传来，小道消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对征集公众意见丝毫不感兴趣，他们相信公众的意见没有任何收听的意义，没有任何影响国家决策的份量。 二是环境保护部愿意征集公众意见，而且有延长七天的政策打算。因为2010年6月5日那一天，近年来频繁出面在公众面前的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张力军，拍着胸脯在媒体面前保证会就生活垃圾的处理问题，向公众征求意见。而且据我所知，环境保护部一向愿意向公众征求意见，愿意和公众站在一起考虑环境保护的终极真理。因此，环境保护部很乐意地向公众敞开了大门，准备在7天的基础上，再继续收听公众意见7天。 我忍不住把这好消息告诉了所有我能够告诉的人。但是，大家的反应出乎我的预料。突然多出来7天，公众们一下子又慌了神，又觉得太突出其来。不知道拿这7天怎么办。 这些反应让我想起了座谈会会场上有人质疑环保组织能力的一句话，他说，你们不能只能程序不正义，你们要好好考虑程序正义之后，你们能把什么样的技术意见拿出手，并让人觉得可信服。 不管怎么样，多出来7天总是多出了7百种可能。我的头脑禁不住开始幻想，也许我们可以在7月1号也就是星期四那天，举办一次环保组织出面主持的民间听证会。我们可以邀请很多真正的官员和专家来压场。也可以进行角色扮演，面向全社会召募志愿者来扮演各色人等的面目和表现——美其名曰“模拟听证会”。民间组织和个人似乎是没有举办听证会的权力和义务的，但是在政府不举行的时候，不妨我们自己来角色扮演一次。 现实中不允许，意淫一下总是可以的。意淫太卑鄙下流，那么，推出一台戏总是可以的。让利益相关方都成为演员，模拟一下，排练一下，替代一下，换位思考一下，天不会塌下来，却可能对垃圾问题的解决有很好的益处，也许，有心有力的环保组织们，真的该来一次“真格”的。（2010.6.27）    

“社区失灵”导致垃圾减量困难 冯永锋 很久很久以前，其实也就是几年以前，我刚刚开始对垃圾发生迟来的兴趣，于是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访问身边的“垃圾人”——他们有时候被称为拾荒人，有时候被叫作“再生资源回收商”，有时候被叫成收废品的、捡垃圾的、买破烂的——我访问他们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一有时间就和他们在一起混混。所谓的混混，不过是他们在垃圾边干活，我在旁边看着，不太脏时搭把手，太脏了就捂着鼻子扇着手掌躲得远远。 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去拜访“社区”。北京上海这样在世界级大城市，到底有多少个社区，恐怕连国家统计局、中科院遥感卫星，也不太清楚。社区这个概念又是那么的含糊，有时候是指某个居委会或者村委会统治下的一大片地方，长人的与长草的都算上；有时候又是特指某个刚刚开发出来的商品房小区，这类社区的大小取决于开发商拿地、贷款和盖楼的能力，开发商能力大，盖出个天通苑那么大的地盘，那么这个社区面积就大得让人害怕，大得让人一进去就陷入人民斗争的汪洋大海；有的社区则可能很小，小的，甚至只有两三座小楼，外加一两座平房。 我第一个去的社区就真的只有两三座小楼，而且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特色。这是某个教育单位的家属楼，因为是单位独有的，在社会主义时代，单位就需要成立这几座楼的管理委员会，因此，这个小区有一点点像是特区，或者是居委会的分支单位，它们给自己取了个“与子有别”的名字，叫“家委会”。家委会的人多半是搞教育出身，因此无论是外人还是自己都相信“素质高人一等”。大概真的是素质起了作用，1996年，当他们在电视里看到当时还不算著名的民间环保人士廖晓义大肆宣讲垃圾分类的好处之时，他们就发了要所有的人一起把垃圾分开的愿心。他们费了不少劲才找到廖晓义，请她来做指导。从此，一直没有放松。院子里垃圾分类的桶就更新了好几代，环保组织们不懂垃圾分类，但知道在桶上印刷垃圾分类的几个大字；环保组织不愿意在社区里扎根，于是就让这些桶在社区里扎根和风化。 十多年后，位于北京西城区大乘巷的这个家委会，名声并没有像某些人想像的那么鹊起，不要说北京市政府，就是北京市西城区的政府，也几乎不知道他们。但在我这样的人看来，西城区家委会大概是全中国公众能够做垃圾分类的最好证明点。当环保组织和政府组织不假思索地说垃圾分类推广不畅是“居民素质差”的时候，西城区家委会的人默默地用自己的劳动推翻了所有的误判。虽然他们心里很清楚，垃圾分完之后，出门仍旧被混在一起。 出了门的垃圾仍旧混在一起，这显然就是政府的责任了。当我去拜访政府官员的时候，他们往往做出三点声明，一是政府工作人员太少，无法应付全城每天生产的将近2万吨垃圾；二是政府的拨款有限，无法对垃圾分类放置、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各种设施进行更新改造。三是公众素质永远是非常差的，家委会能做到的，其他人一定做不到。 我当然不死心，于是就跑去追查更多的社区。2000年，当时就250个社区宣誓要做垃圾分类，我去看了几个，发现，社区居民连有人代表他们宣誓都不知情，更不知道垃圾分类的“技术方案”了。他们不停地反问我是不是搞错了。我又去宣武区的建功南里，那里是北京垃圾分类的明星区，廖晓义当年联合北京市政府给这个社区立了的一个绿色社区的大牌子。如今，牌子上的字依旧闪耀，而社区居民已不知垃圾分类为何物。 2007年，因为奥运会大驾光临，北京市抓紧了垃圾分类面子工程的建造。这次他们选择了党政机关和奥运接待场馆。随检查组去检查的时候，做得似乎都不错。后来单独去看，又似乎没有发现持续下去的热情和可能。 2009年，北京市开始要在几千个社区，在朝阳区麦子店的一个大办事处，“点面结合”地推进垃圾分类。然而，当我暗藏机心，去这些社区查看的时候，我发现，这些社区仍旧有虚报工作的嫌疑。 2009年3月份，又随国内著名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去访问了海淀区六里屯垃圾处理园区周边的几个小区，发现，如果社区不作为，那么垃圾分类将永远不可能推进。2010年5月份，当北京阿苏卫垃圾处理园区周边的一些小区公众，联合起来要“自主垃圾分类”的时候，我又一次深深地感觉到，如果垃圾分类不从社区层面进行综合设计，那么垃圾分类或者说垃圾减量也将是不可推进的任务。 我认识的许多朋友，都在家里尝试垃圾分类，几乎每个人在家庭层面都能够成功，无论是干湿分开，还是把家里所有的湿润之物全都烘干；无论是把家里的厨余物用来养蚯蚓，还是用微生物发酵，反正只有稍微费点心，家里的垃圾就能够得到比较妥善的处理，有些人甚至开始畅想，如果他的技术和经验能够得到全民普及，那么，全国人民的生活垃圾都将可能实现“零排放”。 一些做地产的企业也开始跃跃欲试，我所认识的万科、万通、永泰、首创，似乎都有在自己建设的小区内推广垃圾分类的美妙理想。他们把这视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他们把这视为“物业服务”的基本元素。然而，当他们负责“企业社会责任”的经理，找到环保组织，希望环保组织给出可行性方案的时候，环保组织也不知道如何“进社区”，哪怕是北京地球村长年扎根东四奥林匹克社区的经验，也似乎无法用来复制和推广。 于是所有的公众都把渴望的目光转向了政府，转向了全世界最大的公益组织，转向了环保部门，转向了城建部门，转向了“市容市政管理委员会”，希望他们能够带领公众突出垃圾的重围。 这些机构还真在呼应公众的需求，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比如北京市，就发动各个社区，在公交车站拉出了绿色的横幅，上面写着“第几个垃圾减量日”，为了表示节省横幅的决心，横幅中的其他字都是不变的，只有“几”字随时递进和更新，像地铁里窗户上的那行字“某月某日已消毒”那样，只有“某”字按需替换就可以。有些社区做得更积极些，在小区内的某个宣传栏上，刷上两行大字，上书“不要在丢垃圾时，丢了自己的脸”。或者又有些社区做得还积极些，把放置在公共场所的垃圾分类的桶，又重新购置了一批；有心的人去探望了一下，发现确实有进步，过去桶外是分开，桶内是相连的，现在，三个桶真的互相隔离了；只是，打开每一个垃圾桶，里面装的内容，似乎完全一样。 一切都没有变化。因为，在这个全民环保的时代，如果没有人在社区里做足够精细的工作，如果社区工作者还沉迷于痴心妄想和无所事事，靠横幅和宣传口号，就要让垃圾减量变为现实，那么，我们的社区工作也太好做了，我们的垃圾也太容易处理了，我们的公众也太驯服了。 衡量一个政策的诚意，其实就是看这个政策是不是在社区层面实现了流通和中转，就是看这个政策在社区层面是不是得到了积极的执行。衡量一个环保组织是不是真的进了社区，也是看这个环保组织在社区发动时是不是面对真问题做足了功课，看这家组织设计出来的解决方案是不是俘获公众的芳心。说到底，就是把各种各样的组织的想法和理念，拿到社区层面上去检测，检测通过，估计就可推进的可能；检验效果不佳，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善，并继续试验，总有一天，“社会主义新城市”的中国特色社区，个个都能练就一身“垃圾减量本领”。 如果你要检测城市的垃圾减量工作是否真的在推进，如果你想了解中国的城市管理得是不是真心想解决垃圾的问题，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推开一个个社区的门，看看垃圾在社区的“生活遭遇”，一切你就会了然于胸。有了足够的社区作为你观察和立论的基础，你真的就可以身陷社区而知天下大势。 社区麻木，社区失灵，社区瘫痪，是中国当前非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垃圾减量或者说垃圾分类迟迟动弹不了，就是因为我们的社区管理者、服务者们，并没有把垃圾当回事，没有把公众的呼声当回事，没有把自家的工作职责当回事。 （2010.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