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镇压

香港是中国的文化中心 ——香港书展游记 作者：杨银波 来源：吴敏老师荐文 来源日期：2011-8-27 本站发布时间：2011-8-27 12:08:05 阅读量：64次 　　历史由人民创造 　　香港书展，到今年已是第22届。去年见韩寒出场，兴趣渐浓。此次独立中文笔会在香港庆祝成立十周年，地点设在香港中文大学。同一天，在湾仔会展中心的香港书展，李敖、林青霞到场。回大陆后，我看李、林二人的视频，倾倒于57岁林青霞的魅力，却为李敖深感悲哀。其“中国人寿命增长到75岁”、“腐败上只腐败了千分之三的国家财产，小问题”等论，力求诸位要看中共的好，别纠缠这、纠缠那，抨击中国知识分子看问题只着眼小处，不看大局，实在令我诧异。我好不容易第一次走出中国大陆，本来就带着满腔郁愤，结果看到“不是猛龙不过江”的李敖想方设法帮我们政府这么大的忙，做荒谬的开脱袒护之说，就更郁愤于李敖本人的走向问题了。 　　在中国漫长的专制统治时代里，历史由少数人裁决，但终究是由人民创造。以改革开放而论，若仅谈邓小平一人之功，而无视中国人本身就有创造财富的能力，那就太抬举、太神化政府了。中国经济之高速发展，是资源掠夺式的，可也确实是生产力得以解放的成就，亦即我们本来就有这本事，只要你准许我们这么干，我们就能创造奇迹。展望未来，政治制度亦然。历来高高在上者都认为人民是愚蠢的、无知的，因而自认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来管着你、压着你，这个不准，那个也不准，稍稍放出一些自由给你，等到人民把成果创造出来，最后又变成统治者的功劳。类似李敖这种把人民智慧、汗水的结晶，当作政府唯一天功的谬论，我真不知为何还有如此多的受众对其翘首以盼。 　　不同声音的融汇 　　7月24日，笔会在香港办公室聚完最后一次，众人离去后，我大约在下午三点抵达香港书展。此前，独立中文笔会出版商晨钟书局老板姚文田，在香港荃湾交给我一张参展商的通行证，他说：“这是黄尚伟托我交给你的，有了它，你不用买票，到处逛。”此处所说的黄尚伟，即是大名鼎鼎的田园书屋老板。35年前，黄尚伟从台湾大学返回香港，利用台湾文化界人脉，引进大量的台湾社科人文书籍。近年来，黄尚伟与大陆异见知识分子靠拢，也发行一系列有关中国国情的书籍。与之合作的出版机构，有开放出版社、晨钟书局、劳改基金会、新世纪出版社、五七学社出版公司、星克尔出版公司等。 　　诸位一看这些出版机构，不难想到金钟、姚文田、吴弘达、武宜三等人，而这些人也与独立中文笔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譬如姚文田，从与孟浪、余杰合作出版《独立中文笔会文库》第一种书《诗与坦克》起，至今已连续出版了笔会成员19种书，在发行上全部委托黄尚伟。武宜三是笔会会员，任五七学社总干事，这次我就见到了围绕在他身边的老右派陈诗、申渊等人。7月24日下午，贝岭托我转交一堆书给黄尚伟，让黄尚伟研究研究。想到贝岭接下来将在台湾风起云涌地搞出版事业，不难预知今后黄尚伟必是贝岭的长期合作伙伴。据我所知，台湾的联经出版、圆神、天下文化、大块文化、久石文化等，就是田园书屋的合作伙伴。 　　大陆这边的媒体报道说，今年香港书展火爆的书，来自主题省江苏的作家。我在现场看到的并非如此，最多五六个人在那里走走看看，翻都懒得翻。我本人其实非常认可官方作协成员的文字驾驭能力，然而举凡重大事件，他们一般都是不在场的，缺席表达。在人权、自由的呼声领域，更是少见有人参与其中，更不必说起任何带头作用。这次大陆来的文化人士，李承鹏、于建嵘等人是挺直了脊梁的，他们关注民生社稷，是实打实的关注。至于郭敬明一句“没想到香港书展比大陆书展还火爆”，不知是真装傻还是假装傻。香港书展历来都注重于满足不同声音的融汇，其中涉及政治民情一类的书籍，多是在海关就被直接扣下。自7月22日至7月24日，短短三天，承蒙一批老右派或文化异见者引为同路人，我获赠近二十本书。我早知不大可能把这些书全部带回大陆，故而一概捐赠给了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 　　爱选什么就选什么 　　到这书展一看，方知大陆人、香港人真的有憋在心里的话要说。田园书屋位于1B-A02的区域，可谓人声鼎沸。《中国影帝温家宝》、《赵紫阳的道路》、《赵紫阳在四川》、《改革历程》、《六四日记》，卖得很好。后四种书之所以畅销，看来购书者仍有六四情结。原以为刘晓波获诺奖一事已被掩盖得差不多了，谁知香港书展五六个摊位都在卖刘晓波或关于刘晓波的书，譬如《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刘晓波档案》、《解读刘晓波》、《刘晓波面面观》、《刘晓波传》、《自由荆冠》等，这些过去只能在互联网翻墙阅读的书，如今就出现在眼前。一位香港城市大学的学生翻开《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对他旁边的女友说：“还有一个人，艾未未。”声音虽小，但灌于我耳内，却如雷声，颇为感动。 　　余杰的书也是遍地开花，《致帝国的悼词》、《拒绝谎言》、《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等书，在三四个摊位都能寻到。其最畅销的，当属《中国影帝温家宝》。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代英在笔会香港办公室会议中说，这本书的有声文件在德国之声网站被下载了500万次，占全网站有声文件下载量的80%。媒体推广，这本书产生的背景，着力的主题，都为其市场打开了门路。隔不远处，是明报出版社为韩寒安排的区域，除《漂流中国》一书难寻外，韩寒的其它繁体版书籍皆能在此找到。我在摊位站了30多分钟，就已看到读者购买了10余本，已属不错。巧的是，在韩寒书籍的左边，紧挨着的，就是一贯反共的倪匡的书，真不知售书者是有意还是无意。 　　立于这书展之内，精神有些恍惚，一方面人潮拥挤(今年总计95万人入内)，另一方面感觉像做梦。反共乃至反华的书籍，在这里都能找到，网上的东西在这里突然就变成了现实读物。你以为眼前这本下手够狠，刚丢下，看那本，又比这本更狠。在这里，你能够找到对1949年之后所有中共领导人或高官的传记或评论集，包括我们马上面临的十八大，已有几本书在剖析预测了。当然，还有大量的谍报书籍，美国FBI、台湾军情局或大陆维稳一类，这些在大陆属于高度限制级别的书，在这里却像菜市场里的箩卜白菜，你爱选什么就选什么。 　　香港人最近不好过 　　台湾的张铁志和香港的廖伟棠本来要在7月23日与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见面，但当日廖伟棠到书展演讲去了，只有张铁志来到会议现场。去年来到笔会演讲的梁文道，今年在书展也有演讲。他们都是鼓励文化人带头发出社会呐喊之声的人，对于今天中国大陆与香港面临的制度问题和社会状况，颇感担忧。此次香港之行，恰逢香港爆发十余万人游行，还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个老人，把国旗都烧了。愤怒之声，从香港这里发了出来。而究其原因，在书展也能找到一些答案，比如潘慧娴的《地产霸权》，书中直接追问：“到底谁在控制香港?”香港人口密度大，人多地少，1997年以后几乎未再建房，一半以上的人住公房，房租越来越贵，民众住不起。涉及民众利益，大家不爽，所以站出来向港府喊话。 　　大陆应以此吸取教训。地产界搞垄断，终有一日社会矛盾将激化。重庆的薄熙来，且不说意识形态的问题，他搞廉租房、公房，力求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而公房租金，一月也就600元左右，这个事情我挺他。如果他坚持得下去，让穷人住得起房子，以后的重庆就不会埋下今天香港地产霸权的伏笔。廉租房针对很穷的人，解决5%的问题;公房针对较低收入的人，解决30%的问题。我对比了一下，重庆城镇人口人均月收入1700多元，农村人口人均月收入400元左右，而香港人均月收入则高达近两万元。他们收入虽高，但消费也高。近年来，大陆沿海一带快速发展，你香港这里85%以上都是服务业，现在大陆也搞服务业，你香港有迪士尼，结果上海也搞迪士尼，渐渐的，大陆跟香港抢生意，抢到香港人在香港发展不下去，只好跑到大陆来，这边收入高，消费低，甚至不愿意再回香港。 　　这大概就是一些经济学家讲的“输血论”。其大意就是大陆前些年一直在保护着香港的经济，但这些年调子变了，跟你搞竞争，香港的市场被大陆这边占据不少，为了让你痛得轻一点，就给你“输血”。一种悲观的论调是，某一天香港人从床上爬起来，也许突然发现一块港币只相当于人民币的三四角时，就简直是痛不欲生了。我听过这么一个新闻，说某日香港记者在路边采访一位旅港的大陆游客：“你今天在香港消费了多少钱呀?”那大陆游客表情惭愧地说：“其实我家的经济状况也不太好，所以今天节约点，只花了三四百万而已。”记者顿时无语。这则黑色幽默的新闻，透露出的是大陆有些人已经富得不再把香港放在眼里，就像今天到香港旅游的人，如果你讲普通话，那是非常吃香的，因为你消费得起了，是上帝。素质上，虽无公民社会的熏陶与培养，但“消费得起”这个事情，可以养活更多靠服务业谋生的香港人。这里没有道德批判，只能说人心在于实力，江湖规矩罢了。 　　杨伟东与吴志森 　　在笔会会议期间，我看到大陆独立制片人杨伟东也来参加会议。在他的纪录片《需要》里，有太多张我们熟悉的面孔。这次出现在笔会会议中的，就有《需要》里受访的高瑜和姚监复。杨伟东采访的不少人，都被视为敏感人物，因而被国保警察找上门，已属常情。他对《需要》进行整理的访谈文集《立此存照》，在本届会展中颇受关注。热爱翻墙的网友，可以在墙外看到我们笔会的自由写作委员会协调人孟浪，做杨伟东的司仪，让杨伟东在香港书展做演讲，期待众人对当代中国人渴望自由这一状况进行关注。我见到的杨伟东，身长体胖，宽和随意，热衷于冷静地摄影。他自我介绍“独立制片人”时，我立即提到胡杰，他连连点头。看来，这个队伍在不断扩大，今后呈现出来的中国呼声，将不再仅仅是廖亦武式的底层访谈文字，更有杨伟东、胡杰、艾晓明等人的公民影像，在传播上更为立体，更符合不爱看书的大众的接受方式。我也基于这一点，所以在坚持写作外，也为自己的摇滚梦奋斗着。 　　不知不觉，转到了“次文化堂”的摊位。售书小姐惊呼：“大家看到这本《我没有敌人》的书没有?现在，这本书的作者吴志森先生就来到了现场，这可真是大活人啊!”只见吴志森举起《我没有敌人》，有人鼓掌，有人没表情。我翻了翻，里面居然有涉及刘晓波的文章，譬如《刘霞的推特》，其第一句话就是：“打开刘霞的推特，无法感受到刘晓波得奖的喜悦，只感到一阵阵酸楚。”在《23条真的是洪水猛兽》里，他又说：“如果23条已经立法，港人继续声援刘晓波、艾未未、赵连海、谭作人、冉云飞，和其他一些为弱势请命而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维权人士，会否被控煽动叛乱?”我抬头一看这摊位，头上还悬挂着两本书的海报，《夜听春雨》和《起看星斗》，皆是司徒华的著作。原来，吴志森是力挺司徒华的人，他是香港电台知名的主持人，主持《自由风》、《头条新闻》，也在《明报》、《苹果日报》发表文章。 　　我迎上前去，赠送我的摇滚乐DVD光碟《公民杨银波》给他。我说：“吴先生你好，看到你为刘晓波打抱不平，谢谢。晓波是独立中文笔会前任会长，我是这个笔会八年的会员。”他紧紧与我握手，问我：“你是大陆哪里人啊?”我答：“重庆。”他接连点头：“哦，你也是作家，幸会幸会。”就这么你来我往，交流起来。类似吴志森这样出现在卖自己书的现场的，在当日可真不少。起初我还不习惯，尤其是在那些人气低迷的场合，作者举着书，东看看，西看看，结果没几人理会，着实难堪，但多看几处，也就习惯了。香港出书、卖书，确实不好做。我还见到一位主持人采访一位农民，这农民能种出真正的绿色蔬菜，写书的人根据调查出版了书，而后请这位农民来谈经验。现场除了人气少了一些之外，做法本身很好，现身说法，有说服力。不可能人人都做到梁文道、廖伟棠在香港的影响力，他们在书展中被悬挂巨幅照片，并有专题演讲，且之前被主办方大打广告。 　　香港是中国文化中心 　　如果说田园书屋的生意堪称火爆的话，那么卖司徒华大作《大江东去》的摊位，简直就是超级火爆。那是当日我在书展所见的唯一一处几十人排队购书的摊位，人手一册《大江东去》。司徒华毕生为民主而奋斗，年年纪念六四，其带领的支联会，在香港泛民主派中，名号最大。老人去世后，香港面临的问题同样复杂，如今这游行示威又像往年，却再无他的身影，今后谁来引领潮流?我当然知道此公的影响力，却装得很傻很天真地询问排队的人们：“为什么你们都愿意买这本书?他是谁?”人们一个比一个惊讶，你一句我一言，“他你都不知道”，“最敢帮我们说话的人啊”，“傻啦，大圈仔，呢个都唔知”……旁边一位美女很认真地用憋足的普通话说：“你也买一本吧，要是你们内地也出现这样的英雄，中国就有救了!”一位眼镜男回头过来，“那边也有啊，像刘晓波，在牢里嘛。”遂赶紧拿一本起来，排在队伍之末，继续倾听他们对司徒华的称赞与怀念。 　　半小时后，走到“联合国难民署”的售书摊位。一位学生模样的女生靠上来，用粤语讲了一大堆话，联合国难民署是什么机构，我们卖的是什么书，售书款用到什么地方，你怎么去查询款项的去处，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灾难，如果不去救就会有什么后果，如果去救了就会有什么好处，香港这边是怎么开展这些救助的……她几乎不打逗号地讲了几分钟。我就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她似乎感觉我没有反应，欲退去，我以普通话说：“我可不可以不买书，直接捐钱?”她立即向我道歉：“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内地的。其实你们那边，像你们的明星姚晨啊，就是中国区的代言人。姚晨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她演《武林外传》和《潜伏》。小女生意犹未尽：“还有Angelina Jolie，是我们的亲善大使，你看过《功夫熊猫》吗?她就在里面为那只老虎配音。”这女生真的很可爱。然后我表达了一点微薄的心意，刚要离开，她又递给我一张需要填写的捐款者资料，上面还介绍了紧急救援、避难所、教育、母子平安计划、纯洁的食水等等，还有回邮地址，并标明“如在港投寄，毋须贴上邮票”。这件小事，足见香港NGO义工之热情。 　　就这么一直转悠，几乎每个摊位都看了。书展设立了多台电子书柜，大陆人用拼音打字查询，香港人用字根打字查询。我输入“韩寒”二字，除《漂流中国》外，他的所有书都能在此找到，并且可以一页一页地翻阅。对面不时走来提着一袋袋书的人群。要知道，此处购书，每本价格多在80到120港币之间。根据调查，到场的香港人平均每人花了接近600港币来购书。最让我诧异的是，无论在我这个大陆人看来多么敢言、让政府多么头疼的书，从读者表情来看，都无甚触动，他们可以极为平静地买走刘晓波、余杰的书，没有我这种捧着书还有些颤抖的举动。不知是地理的原因，还是心理的缘故，在面对这样的文字时，我仍会激动莫名。这说明香港人早已习惯了各种揭示信息，习惯了对批判的宽容、接受和欣赏。在我们这边，觉得了不起的、很给力的，在香港人眼中就是一般般，很正常，仿佛他们总在不断地告诉我：“本来就该如此。” 　　有一个调查说，香港人有65%的人愿意到香港书展购书。1990年建成会展中心这地盘时，谁也没想到会把书展搞成今天这么大的规模。由此推论，香港不是文化沙漠，乃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一场香港书展，一场精神洗礼。谢谢你，香港!        

作者： 《思想》  |  评论(0)  | 标签: 俄国 , 思想 , 革命 ,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章永樂、葉蕤 譯 5 老革命家組成的元老院在處理他們所面臨的問題的時候所具有的內在的高度安全感，最早體現在他們處理中共的過去和未來的方式之中。在俄國，去斯大林化是赫魯曉夫作為個別領導人煽情而偷偷摸摸的行為，他以一篇譴責斯大林罪行的演講震驚了蘇共二十大，但他沒有就這篇演講諮詢過任何人。這篇演講情緒化而充滿瑣聞軼事，對於他選擇性報告的壓迫情事如何成為可能並沒有提供更多的解釋，而只不過是提供了空洞的官僚化的託詞：「個人崇拜」。直到改革時代來臨，這篇凌亂的演講從來沒有正式出版，也沒有後續的、來自當時乃至以後的領導人的任何更為實質的文件說明或分析。 鄧小平及其同事們的行事方式很不同。大約有四千名黨的官員和歷史學者被引入到對文革的檢討之中，根據他們的討論，一個由20-40人組成的起草小組在鄧小平的指導下提煉出一個35,000字的功過評議，並於1981年六月被中共中央委員會採納為正式決議。雖然這肯定不會是對文革的全面講述——關於文革，它記錄了毛澤東「全局性、長時間」的錯誤的責任，但將其壓迫所造成的傷害局限於黨內而非人民——但為之提供了一個合乎邏輯的解釋，而不僅僅是歸之於個人錯誤：黨走向權力的道路使其習慣於嚴酷的階級鬥爭，好像這是一個永恆的任務，這成了黨的特定的傳統；與蘇聯的鬥爭所造成的扭曲效果，激發了對內部發生修正主義的恐懼；最後同樣重要的是，「長期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遺毒」。與赫魯曉夫的詛咒不同的是，該決議承認中央委員會應當與這位現代獨裁者共同承擔責任，而且並不試圖去削減他對中國革命的整體貢獻。 繼續往前走時，元老們的進路也同樣獨特。在蘇聯，赫魯曉夫從來沒有考慮過任何權力交接的問題。以勃列日涅夫為首的那些驅逐了赫魯曉夫的人，牢牢把持官位直到衰老。在蘇共顫顫巍巍的老人統治政體裡，新的世代多半意味著威脅而非希望，只有死亡才能帶來領導人的更新。三年時間裡，三任總書記先後死在任上，而且全都是七十以上的年齡，最終才換來了一位更年輕的政治人物接手。而在中共黨內，不同的是，元老們並沒有這種不安全感。他們幾乎沒有浪費任何時間就找到了接棒者。他們恢復權力之後，僅僅兩年，就已經將權力的日常運作交付給他們的下一代，讓胡耀邦當了黨的總書記，趙紫陽成為政府的首腦。 6 改革時代開始於土地上的關係轉變——如果在時間點上不確切是如此，在實質效果上卻是如此。首先，糧食收購價格提高了。然後，在擴展到全國各地的連鎖滾動過程中，經過安徽和四川這兩個省份成功的實驗，人民公社停辦了，土地的使用權被仔細地劃分給曾組成公社的各個農民家庭，給予農民在完成國家徵收指標之外，對於在土地上根據自己需要來種植的控制權。由此產生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相當於第二次土地改革，與第一次同樣平等，但更有利於促進農民生產。受到新政策的激勵，生產率迅速攀升：勞動投入減少，但收成增加，農業產出提高達三分之一。由於節省了勞作時間，鄉村工業——紡織廠、磚廠以及其他工業——迅速擴張。其結果是在1978到1984短短幾年間，農民收入在國民總收入中的比重從30%推升到44%。 在工業領域，並沒有對俄式中央分配體制作出激烈扭轉。相反，國有企業逐漸被允許對超出計劃定額的產品收取市場價格，而計劃定額的產品只能以固定的價格出售。而這就給了經理們激勵，與農民類似，去在官方調撥體系之外生產並獲利，但沒有取消調撥體系本身。一旦這種價格雙軌制在試驗中運作良好，計劃經濟的規模就在事實上凍結了，使得進一步的工業成長得以在計劃外發展。實踐意義上，國家此時是將企業在合同基礎上承包給了經理層，正如農民從國家獲得30年土地承包權，而國家仍然保留最終的所有權一樣(譯者注4)。 在大約15年乃至更長的時間裡，在這些安排下，中國經濟中最具活力的部分被證明是具有獨特混合形式的「鄉鎮企業」——處於國有、集體所有和私有狀態之間的企業，享受低稅收以及來自地方政府的便利借貸，而地方政府往往是它們的股東。鄉鎮企業以驚人速度和競爭力，在較為簡單的工業部門蓬勃發展。從改革開始到1990年代中期，農村工業產量年增長率超過20%，鄉鎮企業就業人口從2,800萬到1億3,500萬，增長了四倍多，鄉鎮企業在GDP中的比重也隨之從6%增長到26% 。雖然鄉鎮企業利潤極高，但在蘇聯開始步入改革時，所有階層的俄羅斯改革者都忽略了這個現象。在這兩個經濟體變遷之間的所有反差之中，鄉鎮企業的表現提供了與蘇聯日益傾斜地跌入去工業化之間，最具戲劇性的、獨一無二的對照。 當然，鄉鎮企業的壯觀的發展乃是基於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供應，而這在蘇聯是不具備的。這樣，中國第一次從它首要的資源因素中充分受益；對於這個因素，以前受蘇聯啟發的工業化模式——側重於在重工業領域的資本密集型投資——並不適合，無論那個模式當時如何必要。鄉鎮企業以在輕工業領域的勞動力密集型投資逆轉了這一模式，獲得了巨大的比較優勢：到1980年代末期，鄉鎮企業的勞動力與固定資產之比是國有企業的9倍。但是後者也是鄉鎮企業發展的直接受益者，鄉鎮企業的盈利增加了農民的積蓄，國家銀行又將這些轉輸為對大型國有企業的進一步投資，重新裝備它們，並使之現代化。 非常高的鄉村積蓄水平是中國發展的另一個特徵，根植於革命自身的弔詭遺產。其決定因素是幾個方面的結合：傳統上福利覆蓋面僅僅局限於城市；曾為鄉村提供過不多但卻真實的社會服務的公社體制遭到取消；以及為抑制人口增長而推行的一胎化政策的效應。農民家庭既缺乏國家提供的對抗災難的安全保障，又沒有來自下一代贍養的確定前景，除了將他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積蓄下來，沒有更多的選擇，即使在他們的消費增加之後也是如此。國家因此得到雙重收益。與蘇聯不同，國家避免了在其大部分人口身上的福利開支，同時又能通過銀行儲蓄輕易地獲取其現代化計劃所需要的資金。 資本還可從另外一個途徑獲得。早在1979-80年，中國就沿著南方海岸建立了經濟特區，以吸引海外華人投資，主要針對的是香港、台灣和東南亞財富。在緩慢的啟動階段之後，面向海外企業家的開放政策顯示出成功。受到各種特權、進口免稅優惠和廉價勞動力所吸引，海外華人企業大規模登陸，帶來鄉鎮企業無法企及的技術，尤其是在出口加工業。中國因而得以借助海外華人資本主義累積的經驗和資產，作為一個低成本的組裝製造中心而順利進入世界市場；後來的發展主要是在電子產品和大型家用電器方面。在這裡，也存在一個區域優勢；不管蘇聯經濟在其他方面有何優勢，在這方面都無法期望與之匹敵。 最後，同樣重要的是，中國的改革在關鍵意義上受益於國家控制經濟的權力已經從中央下放，而這是毛主義最富有成果的遺產之一。這不僅僅意味著需要重組的是一個較小的計劃帝國，其僵硬的配額與指令等條條框框要少得多，同時也意味著這個國家的省份裡已經存在一個經濟活動自主的多元中心網絡。一旦這些中心從北京的干涉中進一步解放出來，各地方政府立刻擺脫韁繩，在其轄區內以種種手段增加投資，加速發展。沒過多久，這就產生了其自身的非理性現象：工業的重複建設，好大喜功的公共工程，地方保護主義的盛行，更不要說地方政府互相競爭最大成效時，中央的財政地位被削弱了。但是，不管有多少缺點，中國的省際競爭，正如義大利曾經出現過的城市間競爭一樣，曾經是而且仍然是經濟活力的一個來源。今天的俄羅斯在名義上是一個聯邦，但它廣闊的、毫無特色的各個平原地區，從未滋生出強大的區域認同，它的政府也仍然和過去一樣集權在中央。其與中國的差異是根本性的。並非是在憲法上，而是在商業現實中，今日的人民共和國與美國充滿活力的聯邦主義如出一轍。 三、斷裂點 改革進行10年後，到了1980年代末，中國經濟已經從實質上得到了改變。很自然，這些改變的規模和速度，並非對社會或文化毫無影響。在鄉村，收入增長在1984年後就平緩下來，但農民生活條件已經有了重大改善，相對來說，這是一個滿足於現狀的階級。知識分子，歷史上是社會秩序的另一關鍵，也從改革進程中獲得了很多好處。但他們對政權的態度要更為模棱兩可。大學重新開辦了，研究機構擴展了，新的就業機會創造出來了。下鄉知青重新返回城市生活，往昔鎮壓的受害者被釋放了。言論自由遠比在毛澤東治下要寬鬆得多，對外國思想和文學的接觸基本上沒有受到阻礙，由此產生了一個名副其實的「文化熱」。在令人興奮的追求解放的氣氛中，民族的未來是辯論的題目，而壓倒性的共識是進一步的改革。 這並不是知識分子與政府的一個爭議點，政府的官方目標也是要深化改革進程。對許多知識分子來說，雙方是在同一個方向上努力，經常相互諮詢並交換意見，尤其是在趙紫陽和他的工作班子周圍。但是一些緊張關係也隨著這第一個10年而加深。黨擁有從經濟成功中獲得的權威，也同樣享有將社會從文化大革命中拯救出來的正當性。但是這種解救並沒有提供任何替代性的政治秩序。在這方面，那些自己曾在大動盪裡受到創傷的元老們，除了必須防止陷入任何動亂的警告之外，沒有給出任何說法。早在改革時代剛剛開始的1978年，要求民主的聲音就曾被迅速壓制，被視為是對穩定的威脅。在那個時候，這些聲音相對來說還是孤立現象。 但是，隨著經濟改革的進展，愈來愈強調引進市場關係，卻並沒有相應提出完整的理論——例如，官方並未解釋鄉鎮企業的重要性。其結果是一種意識型態上的曖昧狀態，自由派思想很自然地隨之傳播開來。顯然，如果經濟自由的市場原則如今已是主導，那為甚麽政治自由的法律原則——其中一些還堂而皇之地寫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不能與之相隨，正如西方那些普遍接受的學說所堅信的那樣？從歷史上說，無論自由主義在五四一代的傑出代表胡適曾經有過多少突出表現，自由主義一直是中國知識分子當中比較弱的一種思潮。但是在1980年代，雖然沒有產生出能與胡適相提並論的思想家，也缺乏非常清晰的綱領，自由主義還是成為文化大革命之後知識分子中的一種幾乎是主導性的立場。在大多數人那裡，這個立場始終相當溫和，雖然久而久之，也能聽到更多接近於俄國典型反應的激進聲音。到了1988年，熱播的電視系列片《河殤》向西方奉上一曲含蓄的讚歌，將其與中國自身糟糕的傳統相比較，這是所有蘇俄西化派(zapadnik)都會引為自豪的作品；雖然就連這樣一部作品也包含了將趙紫陽塑造得十分正面的形象，在歷史受到學者廣泛抨擊的時候，呼喚著民族即將迎來的偉大未來。 到這個時候，學生中的情緒已有所不同。在沒有直接接觸過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人中，精神更為高昂，思想也不那麼僵化。很少人沒有受到過關於解放的原初理想的感染；學生們受到教師影響，一些追隨自由派，另一些更為正統；多數人都熟知來自海外的文化與新聞——台灣的歌曲、美國的音樂、波蘭的罷工、俄國的選舉；所有的人，都感受著一個運動中社會的銳氣，因其視野的開放而興奮，也因其繼續的慣性而沮喪。充分意識到自己曾在喚醒民族時——在1919年以及1935年——扮演過的歷史角色，這是社會大眾中對集體行動準備得最充分的一個群體。1985年，這個群體在對日本的抗議中表現出其傳統的民族主義氣質。然後，在1986到1987年的那個冬天，學生們在合肥和北京發動了號召民主化的遊行。當黨中央最高領袖胡耀邦拒絕鎮壓這些遊行的時候，元老們打發了他。運動被箝制了，但其背後的情緒並沒有消失。 接下來的一年，經濟改革自身——迄今仍是防範政治改革要求的防波堤——陷入了第一次嚴重危機，基本生活用品價格開始上漲，而城市工資的增長停滯不前。當趙紫陽和鄧小平提到價格全面自由化很快就會實現時，發生了恐慌的囤積行為；這年夏天，年度通貨膨脹率飆升至50%。在大眾的感受中，這並不是價格雙軌制所造成的唯一有害效果。毛澤東時代聞所未聞的腐敗正在蔓延，官員們正利用他們的職位，從同一產品調撥價格和市場價格的差價中獲利，並因此受到痛恨。未曾預料的生活困難和對社會不公的憤怒相加，這是具有爆炸性的混合，在城市中造成一種緊張的氣氛。 1989年，在北京，學生們已經在著手準備與五四運動70週年紀念同步的遊行，為保護學生而失寵的胡耀邦在四月份逝世，突然間為學生們提供了一個更為直接的凝聚點，來表達他們對此前政治打壓的不滿。學生們遊行到天安門廣場悼念胡耀邦，在那裡他們給政府來了個措手不及。趙紫陽是胡耀邦倒台的當事人之一，他取代胡耀邦擔任了黨的總書記。但是面對眼下這場亂局，他卻是迎合潮流；結果，政治局常委會分裂，黨政領導失去了方向。學生運動表現出超凡的自我組織水平，事實證明他們能夠將這座城市的所有校園都動員起來並對政府持續施壓。到5月初，遊行已經變成了對廣場的占領，要求民主變革；學生們得到北京普通市民大規模遊行的支持，市民們因經濟條件惡化而緊張不安，對學生的基本政治目標表示了公開的同情。類似的抗議橫掃全國各地，哪裡有大學點火，那裡就有響應。成千上萬人走上街頭，參與一場在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社會運動。 1989年中國發生的動盪，深度和廣度都遠遠超過同一年在東歐發生的任何事件，更不用說在當時乃至後來的俄國了。這個國家的學生們的反抗能量和理想主義，以及城市居民與之積極主動的團結，是舉世無雙的：以其自身的方式見證著一個仍然接近其革命源頭的社會，有著怎樣的政治活力。但是在中國，一種能量碰上了另一種。當危機到來時，負責黨政日常運作的後革命領導集體猶豫了，而且分歧了。但元老們，那些為贏取政權而武裝鬥爭數十年的老將，不會坐視因遲疑不決而喪失權力。他們保持了他們作為戰士的本色，在集結了必要的力量之後，他們毫不畏懼地打擊他們眼中對黨的統治的威脅。6月份，人民解放軍奉命對廣場進行清場，在一夜暴力之後，運動被鎮壓了。 1 鎮壓伴隨著很高的代價。中共因「六四」喪失的正當性比文革還要大，文革曾經一度享有真正的支持，而且還留下了受尊敬的儲備領導，可以在運動結束後接管權力。在1989年，整個國家沒有任何一個部分支持鎮壓，黨內也沒有一個反對派存留下來——趙紫陽因沒有投票支持戒嚴而遭免職，16年後靜悄悄離世，至死都還在軟禁中。另一方面，這個政權仍然有經濟增長的牌可以打。既然以往意識型態的老本已經失效，所有的注如今都只能押在這裡。為控制通貨膨脹而採取的緊縮政策持續到1991年。接下來呢？ 在這裡，鄧小平跟他的同僚以及他自己的過去作了切割。1989年五月，他曾經說：「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 。1992年1月，鄧小平南巡，並在最大的經濟特區深圳宣稱：中國面臨的重要危險並不是來自右派，而是左派反對經濟的進一步自由化，而深圳股市正是經濟自由化的典範式創新。雖然仍然堅持中國需要社會主義而非資本主義，他此時已經將「姓社姓資」之爭視為徒勞無功，並解釋說，既然不平等對於經濟增長有作用，個人發家致富無可厚非，而且值得讚揚：「致富光榮」。集體自由的希望被埋葬了，補償在於個人的繁榮。發展是唯一重要的事情，不需要不合時宜的具體說明：正如那句對懷疑者大肆宣揚的官方口號所說的那樣：「發展才是硬道理」。 發展如期而至，速度極為可觀。隨著經濟自由化的深化，中國在1990年代的增長速度甚至超過了1980年代。到這個十年結束時，工業的景觀已經改變，國有企業大規模收縮。遲至1996年，國有經濟仍然是城市就業的大頭。但是1997年以來，省一級的官員們被允許隨意處置大多數國有企業，對其實施「關停並轉」。在這個過程中，平均一年就有大約700萬工人失去工作，到了2004年，私有經濟的勞動就業幾乎達到公有經濟就業的兩倍。在同一時期，鄉鎮企業以更為狂飆突進的方式被私有化——只有大概10%左右仍保留著某些集體產權的形式。80%的城市住宅也遭到同樣的命運。但是國家實施了「抓大放小」，並沒有放棄對它認為是經濟中戰略要衝部分的控制：能源、冶金、軍工與電訊。在這些關鍵領域中，巨無霸式的國有企業囊括了全國工業銷售總量的三分之一，記錄了更高的利潤率，並占據著全部國有企業資產的四分之三 。 從結構上說，如果有控制的拋棄是1989年之後改革第二期的兩大基本改變之一，那另一個就是對外貿易的最大化。其開放的速度和規模少有先例。在新世紀開始之際，工業品的平均關稅不到10%，大約只是印度徵收水平的三分之一；而農產品平均關稅不超過15%。外商投資中，非海外華人的資本——來自美國、日本、歐洲——現在扮演著顯著、雖然仍屬次要的角色。受到外商投資的推動，出口製造業起飛，並日益轉向較高科技產業，雖然在這些產業主要做的還是加工組裝工作。從效果上說，在一代人的時間裡，中國已經成為新的世界工場，其外貿商品總額的價值相當於其GDP的三分之二──對一個大國來說，這是聞所未聞的數字，比美國或日本都要高出兩三倍。不過，如同對國內工業那樣，在對外貿易中，到目前為止國家也為自己保留了一個關鍵的槓桿，對匯率、資本帳戶和銀行系統仍然保持著控制。 這一發展模式在物質上的成功已經使中國成為全世界的當代奇觀。從1989-2004年，以超過40%的投資率，中國的GDP在15年裡增長了4倍。在城市裡，城市家庭收入以每年7.7%的速度上升；在鄉村，幾乎達到5% 。從改革開始到2006年，以美元計算的中國人平均生活水平增長了8倍。僅僅10年時間，城市人口劇增了兩億 。城市居民現在占全國人口的五分之二，維持著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市場。中國的外匯儲備甚至高於日本，達到19,000億美元，比加拿大的國民生產總值還要高。中國已經氣勢洶洶地來臨。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思想》的最新更新： 思考正义的三种近路：桑德尔谈正义 / 2011-08-08 23:29 / 评论数( 12 ) 凝视巴西（下） / 2011-08-05 23:09 / 评论数( 0 ) 凝视巴西（上） / 2011-08-05 23:05 / 评论数( 0 ) 以革命的名义？——评〈两场革命〉（下） / 2011-07-28 10:08 / 评论数( 1 ) 以革命的名义？——评〈两场革命〉（中） / 2011-07-28 10:06 / 评论数( 1 )

作者： 《思想》  |  评论(1)  | 标签: 思想 , 王超华 , 两场革命 , 佩里安德森 , 改革 文/王超华 二、改革中的「亮剑」与「摸着石头过河」 如上所述，安德森将苏联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三十多年经验，作为中国1980年代改革的对照，被合并在讨论「变异」的第二章。同时，作者又在第三章集中讨论中国在1989年「六四」镇压前后的转变。这个结构的动因之一在于，他将邓小平1992年初的「南巡讲话」视为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认为中国的改革从此脱离「社会主义」方向，拥抱并汇入世界资本主义主流(3：2，开头)。可是这个架构也使他的叙述出现前后重复甚至矛盾的地方，例如中国1980年代改革中的价格双轨制，以及面对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的理论空白，同时出现在第二、第三章里，却得到作者相反的评判(2：3；3：1) 。不过，仔细分辨可以发现，第三章第二节虽然简短，对中国1990年代改革进程的主要特征却表达了有节制的负面判断，而且同样有节制的评判也出现在作为总结的第四章中，与篇幅最长的第二章在比较1980年代的苏中时，一边倒地贬损苏联肯定中国形成新的平衡。这种节制也显示，作者决定继续观察中共发展趋势时，对这个仍顶着革命政党头衔的统治集团仍保有善意期望。 将这几章放在一起，可以看到在近年来众多关于中国崛起的论述中，安德森对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有他特定的观察角度和分析上的侧重。与分析两国革命经验时类似，安德森在第二章里注意到各种不同力量。他认为，在中国改革初期的成功经验当中，下面几项历史因素和政策方向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政府必须承受的工业更新和全国调整等负担相对苏联来说规模很小；农村积极性很高；国际环境敌对程度低；民族问题相对轻微(以上四项见2：3)；中共元老一代的政治性格坚定果断(2：4)；中华民族自信心强烈(2：5)；党在路线和程序上的改革(2：6)；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和工业领域的价格双轨制改革；乡镇企业的发展；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高企的乡村储蓄和海外华人资本带来的投资优势；以及各省相对自治的经济和省际竞争。(以上五项见2：7) 逐一讨论这十几项内容既重复繁琐也没有必要。简要而言，前四项是历史条件，后五项是改革初期的政策方向和实际效果，中间三小节基本都是在讲中共元老的政治性格及其相对于改革的决定性作用。但过于强调领导人性格和前瞻性，也会造成对史实的误读。具体到苏中两国1980年代的情况，笔者以为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过分强调了中共元老性格上的决断，一是低估了中国工业改革中的混乱。另一方面，第二、三、四章里分析中国经济时特别关注就业状况和农村人口，是西方观察者比较少见的角度，值得注意。以下分别就这几个问题略做辨析。 1、安德森并不回避他的一个中心观点——领导人的政治性格是决定国家走向的最重要的历史偶然性因素之一(如2：2，「当姗姗来迟的改革时刻终于降临时，苏联僵化的体制中最大的赤字并不是在经济上，而是在政治方面」，而且这主要是表现在戈尔巴乔夫身上；又如2：4，「在改革的开端，中俄两国所有差异中最具有决定性的，恐怕还是在其政治领导的性格」)。这不妨说是很有洞见的观点，也令人回想起在中国大陆曾经非常流行的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但是当他用这个因素解释1989年的六四镇压，认为这是「一种能量碰上了另一种」(3：1，结尾)的时候，无论何种立场的读者都不能不怀疑这种「亮剑」式表面平衡的分析。 问题在于，安德森将中共老一代革命将领的性格特征归诸「来自一个更古老的、同时也受到外来压迫更大的威胁的文化那最深邃的资源之中」(2：5，结尾)，措辞几乎近于某种神秘的「文化原教旨」，表现得完全没有能力理解鲁迅关于中国文化兼具自大与自卑的批判。可是中共元老在1989年表现出来的强悍，并不是向来如此的不变特性。安德森赞赏中共在1980年代初期，邀请四千名干部学者参与对文革的检讨(2：6)。很显然，元老们那时在党内党外的行事风格既开放又大度，并非以强悍为标志。毕竟，邓小平在毛泽东去世后的复出，需要克服政治障碍，当时元老们在改变方向时必须随时积累同僚和民众的支持，以作为结束文革、进行改革开放的依托和后盾 。其实，从苏中比较的角度来观察中共元老那时的表现，安德森文章的一个脚注，意味颇为深长(2：1，注4)。斯大林治下灾难性的合作化和大清洗，在他本人1953年去世之前就已告一段落，而他因战胜纳粹和支持战后新起社会主义国家而来的威望，正如日中天。赫鲁晓夫作为继承者，没有多少余地探索新的方向。与此相反，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文革，都是因同僚在他生前死后极力反对而骤然中止，从而两度形成必须由这些同僚来收拾残局的场面，并因此提供了开创新局面的势头。 为什么1980年代末期，中共元老特别是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场日趋强硬？经济方面，主要是因为改革初期成效明显而增强了自信心，次要是因为1988年通货膨胀引起危机意识的警惕。政治方面，则是因为意识型态立场日益架空，底线从多面向的社会价值转化为单纯经济指标的「小康社会」。没有了思想上的原则立场可坚守，政治上的策略灵活性和宽容风度也就无从谈起。掌控的考虑越来越胶着在中共政权是否受到威胁，所以才会有胡耀邦1987年的下台和其他政治批判运动，直至1989年的六四镇压。 与元老们相对，安德森将赵紫阳视为中共内部类似于戈尔巴乔夫那样立场软弱、膜拜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代表，相信赵在1989年的表现造成党内分裂，引致元老们更坚定镇压的决心。为了认定1980年代的邓小平与赵紫阳不同，仍然代表着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安德森还两次引用邓小平在1989年5月31日的谈话(2：4，结尾；3：2，开头)，藉以说明中共对国际形势和改革开放必要性的认识，并作为邓小平曾明确区分社会主义改革和资本主义改革的证据。事实上，这次谈话是在大军压城、六四镇压即将发生，中共元老早已确认抛弃赵紫阳，而且江泽民已经应召进京并与邓小平面谈之后发生的。 这种引用相当于说，六四镇压是中共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得不走的一步。 可是与此同时，安德森自己也意识到，中国1980年代的改革并不能提供一幅清晰的图景，可以让他把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与资本主义自由化导向的改革描绘得黑白分明、尖锐对立(3：1，中间；参见上文注8)。邓小平早在1960年代就以其「猫论」闻名，并非只是到了1992年南巡讲话时才改变。而且，邓在1978年就曾提出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不过那时他还把这个提法谨慎地限定在「按劳分配」的范围内 。1989年天安门抗议带来的党内分裂并不是以经济原则的立场来划分，双方当时的根本分歧在于，人民有没有权利挑战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作为曾经闯过枪林弹雨的第一代革命老将，中共元老在面临政治险境时不惮于对人民动武，确实可以说是一种强悍的政治性格，只是这种性格已经与社会主义革命原初的民主政治和经济平等的理想，没有甚么必然联系了。 2、强调中共元老的强势性格还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中国改革非常有前瞻性，而戈尔巴乔夫启动的苏联改革则是一盘混乱。但如果暂时不考虑农业，只讨论工业改革的内在逻辑，则无论多么有魄力，也没有任何政治家能够从长期稳固的计划经济体制内部，顺利导引出有生机的市场经济板块，而不引起大震动。这是因为计划经济下的工业经济，全面统筹投资、原材料、生产过程、产品调拨、劳动就业、利润分配、社会文化服务等各项生产要素以及全社会的分工配合，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苏中两国在工业改革时，都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而且都无可避免地经历了长期无解的阵痛。中国比苏联优越的地方，只是如同安德森已经注意到的，改革前的工业化程度仍然很低，70%以上劳动力仍集中在农业部门，农村改革先行一步的成功，保证了国有银行较高的资金储备，再加上持续吸引外资，「使得进一步的工业成长得以在计划外发展」(2：7，中间)。 在这个意义上，苏联解体前后的经济政策当然不是完全没有其他可能，但当时采纳「休克疗法」确实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因为苏联经济的计划体制已经运行超过半个世纪，盘根错节地深深嵌入社会活动的每一个关节，农业生产也完全被包容进去，没有中国农村可以提供的那种回转空间，一旦改革政策引起经济危机，可资利用的政策杠杆极为有限。另一方面，中国转型的成功，也常常使人们忘记这个转型并不是从计划体制内部生发出来。工业改革引发的问题，在两国其实是类似的。如果说「戈尔巴乔夫抛出一个接一个毫无章法的举措，却仍旧收效甚微」，那中国1979年开始推行的政企分家、利改税、价格双轨制等改革措施，同样收效甚微。在十多年时间里，工业改革中计划内部分仍依赖国家注资，造成持续呆账和政府长期的财政赤字困境。而且虽然中共始终没有失去有效权力，它却遭遇了和苏共一样的问题：一旦价格双轨制创造出便利和空间，「企业经营者便不再按照指定价格向国家提交产品，转而将产品出售给随便甚么人，以换取随便甚么好处」。如果说苏联的「混乱状况在跨加盟共和国的贸易之中尤为严重」(2：2，中间)，中国的类似情形当时主要发生在跨省贸易中，特别是能源和重工业的原料及产品贸易。 在转轨政策的动机与效果方面，苏中两国确有不同，而且这个不同也确实和苏联政改优先而中国经改优先有关系，但却不是说前者避重就轻而后者有魄力。而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要落在何处。政改优先的苏联，虽然遇到各种经济困难，在公民已有的权益和福利上仍然没有做减法。即使在苏联解体之后，独立出去的各个国家还是保留了解体之前建立的医疗与教育等社会福利制度。 而经改优先的中国，工业改革的思路始终是如何减少国家负担，实践中则不断削减政府对社会和劳工的道义承诺。在1988年的通货膨胀危机之前，中央政府已经在起草破产法，并着手研议劳动合同法和住房改革。那时邓小平和赵紫阳合作愉快，赵还接替了胡耀邦的总书记位置。1988年后面对工业和城市改革中的困难，舆论上在大约10年的时间里一直盛行指责国营企业大锅饭、效率低。推行打破就业「铁饭碗」的合同制，在1990年代达到高峰，不但与国企私有化政策并行，而且也成为国有控股企业雇用劳工时的基本形式(只有干部和公务员仍享有包括退休待遇的稳定就业保障)。大批城市人口失去就业保障的时候，国家还根本没有开始规划社会保险网络。在30多年时间里，至少整整一代工人被工业改革进程牺牲，完全不亚于一次「休克疗法」。 3、安德森在讨论乡镇企业的兴盛时期和今日中国的私有经济成分时，都引用了就业数据(2：7，中间；3：2，中间)，用以表示对前者的肯定和对后者的批评。而且这个批评是在和国有企业对比下做出的：「巨无霸式的国有企业囊括了全国工业销售总量的三分之一，记录了更高的利润率，并占据着全部国有企业资产的四分之三」，可是到2004年为止提供的劳动就业却只有私有经济就业的一半左右。实际上如上文所述，国有企业就业方式也早在1990年代初期就已转为合同制为主，其中的就业数字本身并不能充分显示劳动的真实处境。过去20年里，不少自诩为左派立场的论述，都强调国有企业决定着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但基本上都是以企业经济总量作为论据，似乎只要是「国有」，就必然代表中国革命的正面遗产，代表中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安德森认为，当代中国是典型共产党统治的政治制度与典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结合而出现的一种新变体(4：2，中间)，可以想象，这个判断中包含了左翼关注就业实质情形的传统立场 。 4、安德森非常关注农村和农民在中国革命与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政治上，他认为中共藉土地改革实现的农村社会动员，不但帮助中共战胜了国民党，而且无论后来发生过甚么灾难，都保证了农民对党和国家的信任(1：2，后半；1：4，中间；2：3，中间)。经济上，改革初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是中国改革历史上最有成效也最值得肯定的成就(2：7，开头、中间)。但是，到了1990年代后期，中共以粗暴严厉的革命传统压榨农村，乡镇企业被私有化，大批农民被迫抛荒土地外出务工(3：2，中间；4：1，后半)。他同时注意到，改革初期，农民将增加的收入大部分储蓄起来，支持了国家银行系统在工业改革困境中的财政(2：7，中间)。在这个相对全面的分析里，也许还有三点值得适当修正补充。 首先，既然乡镇企业这样成功，为什么会被纷纷放弃，这完全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型态主导的结果吗？从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的讨论可以看出，乡镇企业的衰落，一方面是因为农村整体命运在1990年代中后期急遽下滑。1994年实行财政分灶(分税制)改革，将市场管理、自负盈亏的「承包」观念引进基层政府的行政，但却没有建立相应的民主监督和透明度。结果，政府规模膨胀，税费层出不穷，农民负担加重，而种子、化肥、电力等农业生产资源却不断涨价，务农成为完全赔本的付出，直接影响到乡镇企业。另一方面，由于鼓励乡镇企业的政策是此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鼓励人民公社社办企业的延续，而鼓励社办企业的主要思路是要实现地方自给自足，从而导致中共(包括其元老)在改革时期将乡镇企业仅仅视为改善农村条件的权宜之计，不认为这是改革中具有方向性意义的重大事物。结果，一旦发生乡镇企业与城市里的国有企业争利的潜在威胁，政府很轻易就会选择弃农保城的政策路径。李昌平用生动的实例说明，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国家还通过政策保护国有企业，整死了一批乡镇企业」 。也就是说，乡镇企业是在分税制和国有企业的共同压力下，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之后，才不得不面对私有化话语占上风的状况，造成大批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转手给个体。 其次，农村地区1990年代中后期的困境延续将近十年，到2005年全面取消农业税才得到缓解。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困窘与城市地区大规模私有化同时发生，不但工业企业抓大放小、关停并转，教育和医疗推行「产业化」，国有土地拍卖也是在这一时期打开大门。这些方针政策实施的时候，1994年分税制改革已经有效提高了中央政府的收入，同时，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削减了海外来华投资与中国出口贸易，中国正经历连续五年(1997-2001)内需严重不足的通货紧缩。如果保护发展农村经济，本来完全有可能扎实地提高国内消费能力，也为长远发展打下比较好的基础。可是，中央政府的政策方向却是加速社会功能商品化，提高农业成本，降低农村发展空间，将危机压力转嫁给基数庞大的农村人口。结果，在严重瓦解农村社会纽带的同时，也为2002年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出口飙升及时提供了大批劳动后备军。中国高度仰赖出口的经济，必须要和既没有城市居民身份又不被当作正式工人阶级的「农民工」现象联系在一起，才能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不妨说，政府和资本的连手剥削，创造出了世界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在超短时间内、将数亿农村人口转化为劳力出售者的资本主义奇迹 。 最后，这些经历显示出，过去30年里，透过中央财政和外来投资两条渠道，资本主导了中国在经济生产、社会功能和劳动力等诸方面全方位的高度商品化。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角度看，作为商品的劳动，在当代中国极端缺乏博弈地位和博弈能力，与劳动者的人的属性高度剥离。但是这种状况并不是资本独力造成，而是资本与政府合作，在「国家」和「民族」等一系列没有民众政治参与基础的集体主义名义下，通过国家机器(其中包括以资本再生为中心的中央财政)的强力作用造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中共之所以还不愿放弃社会主义的言说，并不仅仅是因为在消极意义上要应对民众心目中仍然存有的社会主义观念(4：2，开头)。更重要的是，以往社会主义实践中以国家强势主导的传统，在积极意义上，有利于今日的统治集团维护并巩固中国社会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秩序及其既得利益。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思想》的最新更新： 思考正义的三种近路：桑德尔谈正义 / 2011-08-08 23:29 / 评论数( 12 ) 凝视巴西（下） / 2011-08-05 23:09 / 评论数( 0 ) 凝视巴西（上） / 2011-08-05 23:05 / 评论数( 0 ) 以革命的名义？——评〈两场革命〉（下） / 2011-07-28 10:08 / 评论数( 1 ) 以革命的名义？——评〈两场革命〉（上） / 2011-07-28 10:04 / 评论数(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