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镇压

我們那一代人，那些從廣場上走下來的人，那些從廣場上走下來走散了的人，請你記起當年的誓言，請你傳說當年的歌聲和故事，告訴你的家人，你的鄰居，你的同事——下屬或上司，還有你遇見的路人。如此，那些因堅持而受難的人將不孤單，那些想要堅持或接力的人會獲得勇氣。 文/歐陽懿 五月末，除了微博上還能做點什麼外，我在網絡上已經被活埋了，很是窒息。六月六日，微博對我解禁，我復活了。六月八日，skype、翻牆和上推沒了阻礙，我復活了。復活後第一怵目驚心的便是李旺陽兄弟的慘死信息！ 除了右派和四五一代的人，我這樣的人也算老油子了，被活埋的沙盤推演和心理準備早已存在。給劉賢斌的妻子陳明先說到這事，她說：「我們一直在活埋中」，我能領會她的意思的全部。但是，對於旺陽兄弟的慘死，我仍然出離的傷痛。立馬翻牆。 復活第一推，為李旺陽兄弟禱告：請把我的淚水帶走，請把我的憤怒留留，請讓我的悲憫駐足，請把真相還給死者和生者，請用愛和寬恕來彌合罪惡的撕裂。以上奉耶穌基督之名禱告，阿門。 生活要進行下去，許多東西都得讓路，包括委屈、悲傷和淚水。直到六月十日下午，和一些年輕朋友在成都某條大街上撞面，浩然領我們禱告，我才來一場不要臉的痛哭流涕，完成心靈上的修復。 我最近的思想和文字裏，關於流亡、流散的意象很多，一者是因為一個大國和它被撕裂在兩邊的國民的共同禁忌「六四」的硬生生矗立面前，一者因為閱讀了李杜先生的一篇《流亡一族》的博文。所有這些，都與屠殺、流亡、流散、失語或沉默有關。 十一日回家以來，腦袋裏全是那些我認識的沉默的受難兄弟的形象和故事，不知道該怎樣述說。 李才安，四川遂寧60後人，1986年北大歷史系在讀，卓爾不群。因是年學潮有所擔當被勞教三年，取消學籍。我和劉賢斌第一次尋找到他的時間是1989年6月3日，那天晚上，他給劉賢斌講聖雄甘地的非暴力抗爭。他滔滔不絕的說辭和才華，照亮的不僅僅是一個臨時工昏暗簡陋不堪的房間，還有傾聽者的心靈。剛出獄再遭遇更大的變故和當局的恐懼和由此而來的壓制，情勢艱難，誰人能知？ 若干年後，我們再四處尋找他，人們只告訴我，他母親孤苦無依，他妻子在街頭加工松花蛋，他在公路上做過短期收費員，摸過夜黃鱔，四處打苦工……無有蹤跡。2000年後，我在成都和他撞面，除了是一個比閏土還粗糙的農民工外，唯有底層和邊緣的情緒。我知道，北大的那些同學們試圖幫助他，等他們要幫助他時，對於過去的李才安和他的同學們，面前的李才安已是廢人，幫還是不幫？怎樣幫？有多大意義？這些都是問題。李才安先生，如果你能看見這篇文章，請你別介意我的意義所指。 廖鬍子廖亦武，即訪談過各色人物的老威，他寫到過和他一起關押的六四政治犯：賣啤酒的楊偉、收酒瓶子的覃禮尚、二流銀行家佘萬寶、四處逃亡的工自聯頭子李必豐、開蒼蠅館子偏遭遇「薩斯」重慶警方意圖栽贓為販毒分子的瘦猴子許萬平、預備成為專業醫生的公務員蒲勇……沒有文化和寫作的堅持，不能利用媒體傳播思想和聲譽，你們這樣的受難者，在人們的視線、生活之外，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如此而已。 西南師範大學那個一句要「挖鄧小平祖墳」的雷鳳雲，十二年牢獄後不堪當地生活受國保的持續騷擾，流落四方，但走到哪裏騷擾就追附到哪裏。十二年的牢獄也沒有拖垮的婚姻和家庭，最終破散。 侯多蜀先生，1989年四川達州師專教師，因八九學運入獄八年。「老子們打點工好辛苦好造孽啊兄弟。」 王林建，川大學生。大迫害開始，還在蠢動，雖逃脫了牢獄之災，卻也上下頓稀飯不連貫，志同道合和情投意合的情緣也虛妄了。大把年齡偷渡成功，沒有領袖和明星的頭銜，大木移栽成活的可能性我們不敢臆測，雖然人海茫茫，萬一你衣錦還鄉突然出現在我面前我不能說是鬼我咋說呢。 重慶的王明，我和他彼此戲稱，我是左傾，他是右傾。重慶四五一代最年輕的孩子（《童聲》主編），八九年呼啦啦很大聲。1995年和劉賢斌認識再行走民運江湖，1996年為保護劉賢斌將《公民言論自由宣言》的一切苦難攬在自己一人身上，入獄四年，為劉賢斌在民運道路上行走換得了時間和空間。 出獄後劉賢斌已二次入獄去了，王明為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的生活埋單，讓左傾機會主義分子或托派陳獨秀分子歐陽懿唏噓不已。更多的承受著還有雷海元、何兵、梁俊西、蔣世華，除了公開的簽名抗爭外，他們沉默著，或者叫失語。他們這些抗爭者啊，需要多少的苦難和壓制，才能夠沉默或失語呢？ 蒲勇是死了。羅宗傑也死了，賈誼那樣憂憤地死了。因為他是歐陽懿和劉賢斌的盟弟盟兄？還是因為他妻子是那個中國人權先行者李曉蓉的表妹？或者死不投降死不悔過死不劃清界線？嗚呼哀哉，沒寫完，先寫尚飧！ 劉賢斌吾不言，張明早就成了能言說的作家，陳衛最終走向網絡，丁矛也被從推特上抓扯出來，黃曉敏我早叫你學著舞文弄筆，你們，現在，可以由你們自己或有更多人去言說你們及其背後的苦難承受。當初為何不說？因為沒有說的地方？因為沒有聽眾的圍觀哪怕是喝倒彩？因為矜持羞於言說？因為那選擇原本是自己的所以苦難是自己理應承受的？ 最不好言說的是游學年。2000年夏某一天，我一家三口正帶陳明先母女在青城山玩，不知道他從哪裏得到我的傳呼號，說要聯繫和見面。從此我身邊多了一個面容憔悴、衣衫不敢恭維的郊區鄉下孩子。他沒多少文化，謀生的方式也不高級。但他說屠殺就是沒有天理，屠殺學生的就該沒有好下場，那是他們領袖毛主席說的。 這個道理小學生都懂的，他比小學生高級，初中也讀過一兩年的。他賣過報，送過快遞和外賣，賣過馬桶套，他還給我尋找這類活做生計。我最終沒有賣馬桶套，去春熙路一家書店當夥計，他當然高興開心呢。 我的案子在成都中院開審休庭時，他和黃曉敏狡黠地混進一半腦袋窺視，我在成都市看守所被弄成盜竊犯的身份與家人會見時他還是混進去了，在我妻子後面揮手傻笑。後來我去工地謀生，聽說他在賣成人用品或者叫性用品。據說後來撞見了劉賢斌和陳衛，把賣性用品掙來的錢很揮霍，說：「吃，吃，吃，乾淨的。」後來，以組織賣淫罪入獄4年或者7年。 這罪名有點不堪言表，我感覺或許真有其事，以我對他的認知，沒法證明。他原本就是賣性用品的，與性工作者有業務聯繫，看見那些嫖資可以報銷的人們，他免不了要生恨意，一邊願意，一邊在設套，對方感到威脅，他必定玩完，他那點小聰明畢竟上不得大戲。監獄裏帶信給他小小的妻子：「不要對外面朋友說，要自立！」 還有那個魯登川，好好的鄉鎮臨時工幹部不好好幹，為個工人罷工惹大禍逃亡數年，你老婆才生你女兒多久？你久躲不露面，她只好含羞帶怨改嫁而去。 老不正經馮達勳，工人吃不起飯管你屁事，你要跑監獄裏三年耍起，工人們可不管你社保和醫保繳不繳得起。 李作啊李作，你對川渝或西南民間力量進入網絡時代出了大力，但人家摸過來說你有經濟問題，十五年刑期，入獄前你和姓雷的女教師結婚一百日多好幾。出來後怎樣重建家園的呢？ 李旺陽先生慘死了，人們在痛苦，人們在憤怒，人們在抗議，人們要求給生者和死者以真相，人們在反思。 首先是受難者自身如何擺脫沉默或失語的夢魘。比如去除矜持，比如徹底拋棄密謀。用我剛出獄時王怡先生所說的話：來吧，兄弟，到陽光下去。 其次是我們那一代人，那些從廣場上走下來的人，那些從廣場上走下來走散了的人，請你記起當年的誓言，請你傳說當年的歌聲和故事，告訴你的家人，你的鄰居，你的同事——下屬或上司，還有你遇見的路人。如此，那些因堅持而受難的人將不孤單，那些想要堅持或接力的人會獲得勇氣。 新生的力量在成長，在壯大他們的隊伍，70後、80後，90後來了，這世界是什麼樣對他們更重要，但我們需要說出實情，他們需要瞭解實情，這是權利，也是義務，必須的。 世事曾經如此艱難，除了勇氣和韌性外，除了世俗的榮華富貴和自我封閉外，原本沒有什麼魔鬼，恐怖和遺忘是他們用紙張造出的最後的防護牆。暴力維穩和移民裸奔，最能彰顯他們的恐慌和瘋狂。 （作者係四川作家）

寬恕的前提還必須包括責任者的懺悔，至今沒有看到有責任者為六四屠殺事件懺悔。對不懺悔的責任者談寬恕，難免自作多情，難免有些滑稽。 文/吳仁華 六四事件23周年前夕，前八九學生領袖柴玲以基督徒的身份發表題為《我原諒他們——寫在1989年天安門屠殺23週年》的公開信，主題是「寬恕」，宣稱「我原諒鄧小平和李鵬。我原諒士兵們衝進1989年天安門廣場」。柴玲的「寬恕」說引起廣泛的注意和強烈的反響，批評者眾，贊同者寡。我作為八九民運的參與者和六四事件的見證人，不能同意柴玲公開信的「寬恕」說。 柴玲不明白政治範疇的「寬恕」不同於宗教範疇的「寬恕」，政治範疇所謂的「罪」與宗教所謂的「罪」也是不同的概念，前者的罪必須追究，否則就沒必要設立法院；宗教上的罪則指人的原罪，包括道德上的罪與良心上的罪。鄧小平、李鵬等人在六四屠殺事件中所犯的是反人類罪，顯然屬於前者。 即使以基督徒的身份，也不應該寬恕六四屠殺事件的責任者，正如許多西方國家的領導人都是基督徒，他們不會寬恕犯下反人類罪的希特勒，美國前總統布什和現任總統奧巴馬也是基督徒，他倆也不會寬恕製造了911事件的基地組織頭目。 柴玲強調「寬恕」說是自己成為基督徒後的感受，是個人行為。有人也以此為之辯護。這種辯護蒼白無力。既然是基督徒的感受，既然是個人感受，柴玲就應該在基督教活動場所談論或在基督教刊物發表，而不應該以公開信的方式發表，不應該選擇在六四事件23周年之際發表，還特意使用《寫在1989年天安門屠殺23週年》的副標題。柴玲選擇這樣的時機、以這種方式發表，顯然與其「天安門學生領袖」的身份有關。也正因為如此，柴玲的公開信才引起廣泛的注意和強烈的反響。 我只是一個慕道友（對基督教感興趣或認同的人），我對基督教的教義理解有限，我覺得，即使在宗教世界，寬恕也是有前提的，即基於人對原罪的懺悔、公義和慈愛。當基督耶穌說寬恕的時候，是因為他知道神對公義的承諾。基督教的寬恕也是有底線的，並不是所有的都會被寬恕。 《馬太福音》12.31有云：耶穌說，凡是冒犯聖靈的，皆不可赦，而且「今世來世總不得赦免。」基督教有「天堂」、「地獄」之說，那些下地獄者，不管什麼原因，顯然就是不被「寬恕」者。 有許多基督徒並不認同柴玲的「寬恕」說，有的指出她還不是合格的基督徒，有的認為她曲解基督教教義，有的批評她不應該代神行使權柄。畢業於神學院的基督徒、「自由亞洲電台」主持人張敏忠告柴玲：「在基督裏，愛與公義不可偏廢。按著正義分解神的道、領受聖經，才能進入真理。」 六四遇難者於地的妻子、身為天主教徒的許力平,針對柴玲的公開信說：「父啊，赦免她吧，因為她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宗教信仰或基督信仰的最大魅力是人類道義標準。一種違背人類道義的信仰、或言論、或舉止和引發的戰爭都是反人類的。我不認為柴玲不同時期的話是一種成熟人格、健康信仰或正常思維的談話，所以不用太在意她說什麼、或來到美國的個別華人說什麼。我們應該在意劉曉波那句話：八九精神永存！六四英靈不朽！」 牧師張前進指出：「作為基督徒，主希望我們對基督教有一個比較全面的理解，不論是在傳道還是在如何做好基督徒方面。柏拉圖在《對話錄》中說：要授予人甚麼東西，我們必須先弄懂那個東西，知道其屬性本質，才能讓別人了解它。我們在向別人展示自己是個基督徒之前，是不是也該反思一下我們有沒有誤會主耶穌的訓誡？」 張前進還指出：「《馬太福音》對犯罪相應的懲罰說得很清楚：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來丟掉……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來丟掉。也就是說，犯了罪就該受到相應的懲罰。如果所有的罪都可以被原諒，那麼最終審判日不如改叫最終原諒日好了，我們可以壞事做盡，反正最後都會被原諒。」 張前進明確表示：「對於六四事件的罪魁禍首，沒有原諒他們的道理。《馬太福音》裏說，男人如果對女人起了淫念，即使沒有付諸實際行動，那也是犯罪。而六四事件裡的中共官員下令用機槍和坦克虐殺手無寸鐵的學生，這是何等大的罪孽？……更為可惡的是，中共不但不承認自己的罪行，還拼命往學生臉上抹黑，說是因為學生搶槍，才不得已開槍。中共開篡改歷史教科書，企圖掩蓋其罪行，使得今天的年輕人都對歷史真相沒有一個真實的了解。」 我贊同「天安門母親」群體的「真相、賠償、問責」訴求，六四事件23周年之際，《天安門母親》121位健在的成員發表聲明（並列出29位已去世成員名單）說，他們的訴求「一如既往。只要這個群體存在，我們的抗爭就不會停止；只要有抗爭，真相、賠償、問責這三項理念，就依然會存在，不會放棄，也不會改變。」 寬恕的前提是必須有六四屠殺事件的真相，至今連死難者的人數都不清楚，更不要說完整的死難者名單和遇難情況了，至今連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撤退隊伍事件中肇事的106號坦克的指揮官和駕駛員是誰都不知道，該事件導致11人死亡。 寬恕的前提還必須得讓六四屠殺事件的責任者接受應有的法律懲罰，為首的責任者鄧小平、李鵬、楊尚昆之流，直接責任者如106號坦克的指揮官和駕駛員之流。寬恕的前提還必須包括責任者的懺悔，至今沒有看到有責任者為六四屠殺事件懺悔。對不懺悔的責任者談寬恕，難免自作多情，難免有些滑稽。 《民主通訊》主編洪哲勝為柴玲辯護說：「柴玲看到當代中國社會，充滿著仇恨，流行著惡鬥，不但體制內人士如此，不但民間如此，即使相對先進的民運人士也如此；而這樣的基本盤意味著中國人的難以團結，難以終結專政。」 我不認同洪主編的話，中國是需要寬恕，但導致當今中國社會如此惡劣的主要原因絕不是因為缺少寬恕，而是缺少正義的懲罰，大多中國人情願或不情願地接受中共當局在每次政治性災難後的「向前看」的宣傳，沒有堅守「真相、問責、懺悔」的原則，沒有對大大小小的作惡者施以應有的懲罰，無法「以史為鑑」。 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有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既沒有受難者的完整記錄，也沒有作惡者的完整記錄。以文化大革命為例，禍首是毛澤東不錯，但你能說兩百多萬的遇難者都是毛澤東和「四人幫」親手殺死的？張志新是著名的遇難者，可人們知道是誰在她臨刑前割斷了她的喉管嗎？ 作惡者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使得作惡者無所顧忌，受難者持續不斷。我在今年洛杉磯紀念六四事件23周年晚會上說：「六四不是歷史，六四還在持續，北京獄中尚有七名六四囚徒，天安門母親尚在暗夜中哭泣……」話音剛落，就傳來八九民運時湖南省邵陽市工人自治聯合會主席、坐牢21年、雙目失明、雙耳失聰、雙腿不便的李旺陽不明不白慘死的消息。沒有真相的寬恕，沒有問責的寬恕，沒有懺悔的寬恕，都是有害無益的。 我對柴玲多少還有一些了解，不相信她是為了討好中共當局，不相信她有傷害天安門母親們、李旺陽們的主觀願望，近年來她在公司經營狀況好轉的情況下開始資助六四事件的受難者，包括那些長期坐牢、不為外界所知的「六四暴徒」。儘管如此，柴玲以公開信的方式對鄧小平、李鵬及戒嚴部隊官兵表示寬恕，在客觀上還是對尚在暗夜中哭泣的天安門母親們、李旺陽們造成了傷害。柴玲為了個人的宗教靈修，為了個人心靈的安寧，有權利對任何人表示寬恕，但她以公開信的方式，特意選擇在六四事件23周年之際發表，任何人也就有權利予以評論、批駁。 柴玲後來又發了一份題為《再談寬恕》的公開信回應批評，為自己辯護。我認為，這不是正確的做法，正確的做法是，柴玲應該真誠地道歉，為自己在不當的時機、以不當的方式、發表不當的言論道歉，這才是有擔當的人，才是真正的基督徒。 （作者係旅美學者）

近日香港媒体主要关注以下焦点：越来越多的大陆人士参加香港纪念”六四”晚会；普京访华显示”联华制美”；大陆民运人士李旺阳离奇死亡引发关注。 香港《苹果日报》本周发表报道，题为《后生担大旗，平反六四有希望》。报道写道：”近年每逢六四前夕，80后、90后的 facebook就几乎被六四集会洗版。也无风雨的六四23周年，仍有18万人逼爆维园。参加烛光集会的人数，由90年代中期至2008年，每年平均约5万人；但自09年开始，人数每年维持于15至20万人，「基本盘」增加了两至三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估计，前晚的烛光里，约一半是年轻脸孔。……悼六四生力军除了年轻人，还有自由行。李卓人表示，六四纪念馆的参观者，约五分一是内地人。时事评论员刘锐绍表示，近年内地不断打压维权运动，将许多原本是民生的议题，都演化成政治事件，加上港府处理李克强访港等事件，令港人更觉自由受威胁，参与六四集会是要向当权者表态。” 除了”六四”纪念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上任后首度访华，也是香港媒体关注的焦点。《明报》发表报道写道：”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赵华胜向本报表示，习近平担任下一届中国领导人「已很明确」，他与普京的会面对未来的中俄关系有开端作用，「虽然这不是最高元首会面，但会使习、普2人建立良好的互动和认识」。习近平今年2月出访美国，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摸路，而在2010年3月，他曾以国家副主席身分访问俄罗斯。李克强今年4月也曾访俄。” 报道接着写道：”普京近期的外交动作展露其「联华制美」的意图。他表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是俄罗斯外交「最优先」方向，克里姆林宫外交事务助理乌沙科夫披露，普京访华代表团将包括「俄罗斯商界所有大人物」。这显示加强经贸合作是普京此行重点。两国政府与企业昨日已签署多项协议，涉及在华合建核电站、加强新闻与工业合作等。” 另一方面，曾接受香港传媒访问的民运人士李旺阳日前在当地医院内死亡，当局指为自杀，但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认为死因可疑。 香港《苹果日报》的报道写道：”邵阳市殡仪馆已证实，今早9时多从大祥医院接收李旺阳的遗体，而目前李旺阳亲属的手机全部关机，他们估计是受公安控制。李旺阳的朋友李赞民称，他与李的亲属今早7时抵达大祥医院时，李旺阳靠着一个窗口站立，颈上有纱布，当时已过世，大批公安在场拍照。……李旺阳的妹妺早上前往湖南的探望时，发现哥哥死亡，身体挂在病房的窗户，妹妹抱着尸体痛哭。” 报道接着写道：”今年62岁的李旺阳，在1989年时是玻璃厂工人，因组织多次游行，反革命组织罪成，被判囚13年。他出狱后再因签名要求平反六四，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囚10年，他于去年5月出狱时，双目失明，双耳近失聪，他服刑到最后一天才获释，没有获保外就医。” 摘编：李华 责编：洪沙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recommends: Donate to Wikileaks .

湖南硬漢李旺陽之死，震動了中國人心。大陸民間固然禁止哀悼，香港卻有二萬五千人蜂擁到中共駐港辦公室抗議，設靈位公祭。香港衞生局長周一嶽也說：「說李旺陽自殺，無法令人信服。」 難以置信，因為一九八九年壯健如牛的李旺陽，經過二十一年刑獄，骨折筋傷，瞽目聾耳，六十歲已是食難舉碗，行難舉步，不可能走到醫院窗前，掛一匹長長白練，結一個精巧圓繯，吊頸而死。何況他吊頸竟然雙腳立地。何況醫院竟然不聞不問，靜待他妹妹前來發現兄長屍骸。 但除了周一嶽，香港名卿鉅公無不聞「李旺陽」三字而咋舌。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一天之內十一次告訴新聞界：「我不會公開評論這件事。」而周一嶽之所以例外，也不難明白。他還有十來天便要掛冠而去。 做官就不能直言論政，這是新中國的鐵律，不限於大陸以至香港，臺灣也是一樣。所以馬英九做了臺灣總統，他的六四感言就由「中共血腥鎮壓民主」變成今年所謂「希望大陸異見人士獲得好好對待」。臺灣文化部長龍應台更拒絕談六四，還解釋說：「從前，身為作家，論事可以有勇；現在，身任大政，處事則要有謀，施政不能再秉作家之見。」舊中國沒有這樣的政治理論。 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受）也。」孔子做官之道，當然不是見義無勇。 唐朝德宗年間，張延賞為相，忌名臣柳渾正直，遣人告訴他說：「相公舊德（先生德高望重），但節言於廟堂（只要朝廷上少說話），則名位可久。」柳渾笑笑說：「為吾謝相公。柳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為了百姓，他寧願不要名位。這就是唐太宗倡議的「直言」（《南部新書》甲卷、《貞觀政要》卷二）。 宋朝寧宗年間，姦臣韓侂冑專政，築南園取樂，請大詩人楊萬里作記。楊萬里說：「官可棄，記不可作也。」為了守正，他寧願不做官。這就是孔子倡議的「直道而行」（《宋史》卷四三三）。 假如新中國官場有柳渾、楊萬里這類人物，李旺陽那樣的故事，決不會無日無之。只是馬英九、龍應台、梁振英之流太多了。他們「處事有謀」，所見無非中共腰間的錢，手中的刀。請不要問那把刀用來做什麼，也不要問那些錢從哪裏來，最重要的，是分我一杯羮。 古德明 專欄作家 香港 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