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

阳光卫视纪录片栏 目采访艾未未之 二 采访主题：纪录片《老妈蹄花 》 采访时间： 2010 年 6 月 11 日 问：看完您的片子后，我震了一下。我看过很多纪录片，像这种面对面拍摄的纪录片，我第一次看，过程中我感觉比他们气还足。我想问您拍这个片子缘起是什么？ 艾未未：是一个没有做准备就拍的片子。（谭作人案）开庭之前，浦志强律师找了我，说能不能作证，眼看就要开庭了，我说可以，因为我们做的事情有相近之处，我们取得的证据应该对谭作人是有帮助的，尽管我并不认识他，浦志强当时也是第一次见，就答应了。 答应后我们想，为一个被控告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人作证，是很严肃的一件事。当然我没想到会发生什么。因为想作为证人是受法律保护的。为了让事实更加公正的呈现在众人面前，任何国家都是对证人进行保护的。所以我们在去之前并没想拍纪录片，但我们在长期的工作中，经常是有一个摄影记录我们的工作，就说我们对所有的事件都有所记录。我们的摄影是跟着一起去的。 当时我们的志愿团队是从北京坐火车走。我是和祖咒坐飞机，到北京机场后，听说成都机场关了，这时候傻了，明天要作证，今天不飞过去又不可能，所以我们只能飞重庆。我从来没去过四川，很兴奋，一天去两个城市，我们飞到重庆，打的往成都开，在高速上还爆了一次胎。挺不顺的。 到成都已经很晚了，和冉云飞去吃了老妈蹄花，四川的一种特产，就是白水炖猪蹄，蛮好吃的，蘸着辣酱什么的，然后就去休息了。休息的时候就在旅馆门口看到了一辆车，我们比较敏感，这肯定是国保的车，车门大敞，两个人在里头，我们走近，他们还把头缩进去了。我一般碰到这种事都直接走上去，既然你盯我，我让你知道我知道你盯我了。我就说你们是找我吗？他们就支支吾吾。我说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他说我们不认识你，打 110 什么的，我说赶快打，他们开着车就走了。我们还没住进去，他们都在旅馆门口待着，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是这个片子。 因为遭遇了这个事，在那里被打，被控制之后，也没作成证，总是希望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实际当时我们被打的时候，我已经通过手机把照片发到了推特上，当时全世界都知道了，第二天好像全世界有一百多家报社报道了这件事，就是因为我用推特把事件公布出去了。我们回来做录音记录的时候，看看摄像内容够不够剪出一个片子，因为这事在网上很热了，推特的即时性很容易使一个事件关注程度很高，传播也很广。我们试着剪，就剪出这个片子，非常快，可能一个星期就弄出来了，就放到网上，网上就开始热推、热播，炒的一塌糊涂。 问：你怎么理解公民这个名词？ 艾未未：公民是一个社会中的个体，不断以个体身份质疑权力的人，如果一个人没有质疑过权力，他根本不是一个公民，因为他没有行使个体的权利。只有个体的权利在不断被强调和行使的时候，个体才可能被称为公民。公民基本的条件有选举权、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和取得信心和表达的权利，这些权力缺一都不是公民，可以称之为奴隶。我们都说 49 年前西藏人是什么， 49 年后中国人也是奴隶。中国人从来没获得这个权利，选举权、表达的自由和获取信息的独立性，这些权利没有获得之前不能称自己为公民，太奢侈了。 问：基于这个角度，您觉得您是公民吗？ 艾未未：我觉得我是个公的证明过了，是不是公民正在证明当中。如果我继续努力下去，我可能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我们今天，公民的初期阶段，把它叫草泥马，奔腾在马勒隔壁上。草泥马是成为公民的一个前身。 问：谭作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您能介绍一下吗？ 艾未未：谭作人是个什么人我最初是不知道的。我们做了“公民调查”之后，艾晓明教授告诉我们，有一个人做同样的事情，而且也叫“公民调查”。我们就很好奇，拿到他的一些资料，看到他和我们做的事情真是一样的，就是要唤起大家自己来查真相。很久以后才看到艾晓明对他拍摄的一些纪录片的片段。 我觉得说他是个好人都有点太矫情了。你不能发现一个比他更正常的人了。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朴素的、有正义感的，而且很有情感，很有责任心的这么一个人。一个国家怎么会对这种人进行残害？这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想象的，任何人只要了解谭作人，只要看过他做过什么，知道他关心的是什么，都会觉得如果这个人是罪犯的话，那只能说我们的法律是犯罪的。 问：您是给谭作人去作证，当您为谭作人行使你公民权力的时候，你害怕吗？ 艾未未：我做一些决定的时候都比较愣，很简单，我不喜欢慎重考虑、老谋深算这种事，我觉得这个事为什么不做？我是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护的，司法保护的，而且我有义务为另外一个人说话，这个人和我的信仰相近。我怎么也不能相信我们的公安会做出这种事，这种事你打我干吗呀？这个事至于吗？这点事。 你让我作证，你还是可以判他，你可以连我也判的，但你不至于把我扣在旅馆不让我出去，这件事根本没有办法想象。你如果有正常逻辑就一定要倒霉了。这个国家专制政权最大的特征就是把每个人训练的没有正常逻辑。没有正常逻辑是你安全的保障，一旦你有正常逻辑你马上就要出事了。 问：电视上说某个人被公安局打了，普通观众好像感觉这个人不是好人，这事情您觉得您有错吗？ 艾未未：我的错实际上是我始终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就是说国家是不能对抗的，法律是不能对抗的，然后当然警察和司法系统也都不能对抗，不但不能对抗，也不能怀疑，不能质问。在这方面，显然我做的很不好，因为我觉得我生来就是要对抗权力的。因为我是个个体，相对权力来说我永远是弱者，我不对抗没有生存的可能，我不认为我今天能吃能喝就是生存了，我的生存是必须让我的特征得以展现的时候，我才是真正的生存。 这当然是我不明智的一种做法。但是，我也想看看这种不明智能走多远。 问：您后悔过您的这种选择吗？ 艾未未：没有后悔。但是我在德国做手术的时候、做完手术之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很荒诞。按照德国医生的说法，如果不做这个手术，就肯定是没我这个人了。这个医生挺逗的，他是欧洲脑科最好的医生，那天八点多他已经下班了，忽然想到一份资料放在办公室没有拿回来，回来之后看见一个亚洲人躺在那儿，护士说这是明天做手术的人。他当时对我进行了一个测验，发现我神志不清了，他说我们现在就做手术。按照他的说法，如果他不给我做手术，第二天应该是死了，或者是说至少是严重脑残吧，不会像今天这样。这个之后，你会觉得生命确实挺荒诞的，根本不可判断。你也会想，为什么别人不会出这种事？显然我自己行为失误。作为生命本身肯定是要想到有问题了。但是这些事情的发生对我这个身份个体来说，是不可预防和不可判断的，我不可能变成另外一个，不可能说问你能不能作证？我说不行我做不了证，我那天刚好生病了。我觉得这种事我做不出来。 问：这片子在什么时间、哪个城市拍摄的？ 艾未未：老妈蹄花是 09 年 8 月 12 号，在成都一家叫安逸 158 的宾馆拍的。当时在 513 房间。这个片子从那儿开始进入了，从怎么样到成都，如何被控制在宾馆，包括一段被打的录音和我与警方的争论。之后我再次回到成都，去营救一个被控制在成都的叫刘艳萍的志愿者，和成都警方金牛分局的一些争执或者对峙的整个过程。 问：没看片子之前，觉得老妈蹄花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艾未未：这个是一个对抗性很强的片子，里面有暴力，还包含着个人和权力的最面对面、最短距离的拼斗也好，争斗也好。没有人能看到个人和权力之间在这么近距离的一个搏斗的状态。那么，拍这个片子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每一分钟的拍摄，只要是开机都是有危险的。 我们也被阻止过无数次不能开机，有很多部分是没有办法拍的。但是拍下的部分就永远的留在了影像当中，也留在每一个观看者自己的印象当中。 记者：您觉得成都发生这事和老妈蹄花有联系吗？ 我们在做这个片子的时候，做完的时候，我不希望它是一个具有冲突感很强，火药味的名字，因为这个片子本身是这么样的片子，我希望让普通人看到它的时候，更能笑一笑。虽然是苦笑，但还是要笑一笑。我们还要回到我们应该看待这个世界的一个立场上，就说这世界是充满着乐趣的。即使这些最假、最为悲哀的、最让人不可信的愤怒仍然包含着我们的苦笑在里面。老妈蹄花是成都的一道名菜，刚好那天晚上冉云飞带我们去吃的时候，他还跟我们说做个好梦这样，之后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名字具有幽默的成分，也提供了我们的一个观点。 问：刚才我有点没听懂，这个之间怎么会有联系呢？ 艾未未：好像是列宁说过一句话，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情和任何事情都是有联系的。其实，我们生活或者我们的那些悲愤、那些愤怒和我们所需求的快乐和人的欲望，我们想说这阵风吹过来很舒服，现在光线很好，都是有联系的，只是这个联系我们并不是很清楚。 没有一个事情是可以完全切断去看的，所以说我觉得无论我们今天在谈什么，都是跟我们希望舒适的生活方式，或者让人更加感到快乐的心情。因为我们这个片子也是希望告诉人们这些对抗和这些争执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更希望我们是老妈蹄花。 问：如果让你非得说他们之间联系的话，您觉得这个内容和菜最大的联系是什么？ 艾未未：最大的联系就是把那几个猪蹄在白水里炖的连骨头和肉都分不出来了。 问：当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您怎么理解正义与公平这两个概念？ 艾未未：正义和公平都是体现一个透明化的程度，和对正义的争取过程当中所遇到的种种障碍和种种的不可能。只有当这个时候正义才出现了某种光辉，一把刀快不快至少要在老皮上证明才知道，要不你不知道它快不快。同样一个公民诉求权利的过程，如果没有跟司法部分的直接对抗你看不出来。任何地方的司法大楼都是最漂亮、最堂堂正正的，无论是法院还是公安，这在中国是非常特殊的情况，但是你一旦进去，他们没有一句话，你进去一个小时、一天、几年都得不到一句清晰的回答。所有的人都把事情推给另外一个人。这是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由于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中国没有一个标准的尺度，没有标准的度量衡单位，它随时在变，在变的过程中，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保护了自己，然后去裁定任何一个和他所不同的异己。 问：当您拍摄老妈蹄花的时候，您感觉您面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艾未未：我觉得面临最大的困难是你接触到的每一个人，无论是一个小的干警，或者一个官员，或者一个督察，甚至是司法方面的、具有检查错误功能的这么一个人，就是政府每一个人都是不负责任的，都没有最正常的伦理判断，总体地丧失了道德观。中国政府的每一个官员都丧失了道德观。 问：我看了这个片子之后，有的说因为这个是有一个志愿者叫刘艳萍，她为什么被关起来？把这个事情讲一下？ 艾未未：她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志愿者，去到成都的时候，她说希望在法庭外面声援一下谭作人。因为她们不认为谭作人应该被判刑，觉得我们做的是一样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认为这会是一个什么问题，那天晚上她就被带走了，带走了以后别人都放出来了。成都警方很明显是希望抓走一个人，然后才能证明他们这次行动的正当性，才能够获得一些证据。要不然你出警是什么原因？将来不好交代。他们偏偏挑了一个我们这里最柔弱的、最讲道理的这么一个女性，把她关在那儿不放，可能觉得她比较好欺负。 问：谭作人的律师叫刘晓原吧？ 艾未未：谭作人的律师是浦志强。晓原是我带去的一个律师。我被打以后，是为了把这个刘艳萍给带出来，带了晓原去的。 问：刘晓原律师是怎样一个人？他的话非常犀利，非常到位？ 艾未未：浦志强是高个。你说的是浦志强？ 问：对。浦志强。 艾未未：浦志强是很优秀的律师，经常为一些不可能打赢的案子努力。这样有心的律师不太多。另外，有这样有心的律师多数也都会被吊销执照，甚至关押都有，失踪的都有。还有这么几个律师具有良心、道德感，知道打不赢的案子也努力去做，所以我们大家都看到他们在片子中的风采很好，带出了最佳男主角，我们都很喜欢他。 问：当时公安局让开门，您询问身份，您觉得这么做是正确的吗？ 艾未未：这是个边缘地带。警察法规定，警察执法必须出示警官证，必须向被执法者讲明执法的理由，不能半夜把门一脚踢开，我要进行身份证检查。纳粹才这样做，全世界能这样做的国家没几个。我租的房间，这个店其实也是有责任要保护我们的，他应该把警察先挡住，但是中国的店有敢挡警察的吗？店得给你封了。按道理我是他的客人，我是交了租金的，我的安全是要受到保证的，即使警察要来，也应该先打电话上来通知我说这儿有几个警官需要查，你是不是能开门，要征求我的同意，不能就像那种暴徒一样砸门，一脚把门踢开。我们通常大多数人认为，只要是警察叫开门就必须得马上开门，开什么玩笑啊，我的家肯定是我的私有财产，我租店的那一段时间，这个发生的事情我要承担责任的。如果我让不合法的人进来，或不合法的事情发生，我是不是要承担责任？那是肯定的。因为这是在我租用期间发生的。同理，在我的租用期间，警察不可能随便进入我的屋子里。所以我问他们是谁，打 110 报警。 问：他们敲门的时候，如果我站在特别中性的角度，在挑您的刺的话，您说话是不是强硬点？ 艾未未：我说话很强硬。我说你是谁啊？怎么证明你是警察？我凭什么要知道你是警察？但是我们要知道的只是一个道理，在美国我们可以当着警察说你这个臭猪，我说的不是你一个人，我说的是你这个体系。你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我对你一点兴趣也没有，对不对？但是你当着警察说你这个臭猪，他不能拿你怎么样，他不是个人，他在为国家执法，他应该表现出一个执法者应该有的素质。你只能证明我犯罪了没犯罪。你也不能处罚我，作为警察没有权力处罚我，法院、司法机构才能处罚我，你只是执法者，你只有通过法院取得了搜查证才能够说我要来搜毒品，或者其他东西，你凭什么一脚踹开了？所以我怎么强硬都是没有问题的，我怎么样强硬都是在强硬地保护我个人的权力，我并没到警察署里去强硬，对不对？在我住的屋子里，我想怎么强硬都可以。 问：通过这个事情，您觉得中国和国外有什么区别？同样一件事情？ 艾未未：说来说去还是人权问题，人的价值问题。我们老说人权是一个政治口号，实际上属于每一个人，包括警察的权利，包括法官的权利，包括任何一个罪犯的权利。如果一个社会对人权没有明显的界定，没有清楚的意识的话，根本不能算是文明社会，是野蛮社会，在一个野蛮社会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问：我看您片子的时候，这些警察说的最多的词就是责任，您怎么看待责任？ 艾未未：责任是说你什么样的身份，遵守什么样的原则，承担相应的责权。你作为警察，实际上你已经不是个人了，你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你代表了法律的尊严，你是不可能说因为一时的情绪变化动武，这样对法律是一种侵伤。我相信中国的司法机构对这个都不理解。如果一个人动了武，对法律是一个侵伤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比一个人偷了辆汽车或者倒卖了一个房子严重的太多了。但是司法机构不遗余力的保护这么一个人，去掩盖这么一个事实，造成了一个系统的共同犯罪，这个罪就更大了。显然四川的司法部门上上下下都在掩盖一个基本事实，就是说他们没有打人，后来我通过正常的渠道进行申诉，我希望这是个人的问题，是一次违规，谁都有违规，开车还有刮蹭，不至于整个系统说这辆车刮蹭了，我连道路都给你改变吧。那现在中国的问题就是这样。整个系统是完全不惜代价的去掩盖。你说刮蹭，明天地图上这条路都没了，怎么刮蹭？ 问：当时您跟徐科长有一段对话，你怎么看待他的状态？他给你的答案你满意吗？ 艾未未：我很满意。我觉得我不能找到一个比徐科长更好的演员。这个片子里要没有他，这个片子根本不成立。徐科长他非常完整的体现了这个体制的所有的特征，含糊其词，词不达意，心不在焉，完全觉得这不是什么事，能糊弄就糊弄，能搪塞就搪塞，没有一句是正经话，从不正面回答问题，敷衍了事，拖过了这段时间，这个事跟他没关了。政府中的每一个人，今天不管在哪一个位置，都是拿整个政府做赌注来对待每一个百姓。他知道你拖不过，他知道你没有资源拖，他在用着你的钱，开着你给他买的车，住着你盖的大楼里，然后嚣张，然后营私舞弊，贪污腐败。你弄不过他，你怎么跟政府谈这些？不可能，他们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看透了这个政府。我们拍电影去争辩是我们看不透。因为我们觉得这样不合适，这样做不行。他们觉得太正常了，天经地义。 问：跟徐科长谈话之前，你跟政委有一段谈话，你怎么看待她这个人？ 艾未未：我觉得他们都一样。只是有些更无奈一些，有些更流氓一些。女政委显然想把这个事压在这儿。但是她又不希望这个事真正有什么冲突。她不希望这个事超出了她的权范。所以说她只能拖，只能调查，到现在也不给我们一个回答。我们打电话他们就挂电话，然后你找人都说人不在。我们打了无数电话，打的我们都累了。但是我们拖不过她。他们很清楚，你打电话我挂机谁累啊？谁消耗大啊？整个这个政府就是建立在这么一个基础上的，也不是我选的。你找我找不着，我还管着你，都是我来做决定，然后你消耗不过我，顶多我就把你关到精神病院里去。 问：咱现在抛开政体不谈，你怎么看待好人、坏人？你有一个标准没有？ 艾未未：我有。当然有。我觉得好人说到底，就是生下来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什么样的人，他没有被改变太多，我觉得这样的人都是好人。坏人就是说主动的或者被动的被伤害了以后，然后按照被伤害的方式再去生长，然后把自己扭曲，甚至成为伤害自己的那一部分人，这是很坏的人。 问：您是通过什么方式把刘艳萍放出来的？ 艾未未：实际上刘艳萍能被放出来是因为那天刘晓原、浦志强，我们在大楼里面比较强势，一直折腾折腾折腾，他们也拿我们确实没办法，又不想把事情搞得更大，这样就意味着他们更收拾不了。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个事他们弄砸了，但是他们又没有办法把我们也抓起来。我已经说了，你把我抓起来就算了这个事，不抓起来一定不会离开这儿的，后来就非常好笑了。这么一个公安大楼，所有人都偷偷溜走了，我们在里面乱折腾，唱卡拉 OK 没人管，骂骂咧咧的，后来我们也很无聊，都已经半夜了。浦志强要回去打针了，他糖尿病不舒服。整个公安大楼就没人了，就把我们几个留里头了。后来我们就出来的，觉得太荒诞了。整个国家一点章法也没有，做事就跟村里似的，干了不好意思的事了，人就跑了。后来我们剪片子都剪掉了。我们觉得这样剪出来人家觉得我们太无赖了，完全成我们的错了，知道吧，我们把我们嚣张的地方全剪掉了。现在看我们还挺嚣张的。 问：我感觉政府是弱势群体，你们是强势群体。如果我要说的过分一点，你们是不是有点太嚣张了？ 艾未未：我们太嚣张没有问题，政府可以依法把我们抓起来。因为法律在那儿，是不允许任何人嚣张的。如果我们破坏法律你是可以把我们抓起来的。你为什么不抓呢？你有什么事让你这么羞涩？你是不是不希望别的事再出来？你以为政府是软的，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嚣张是非常短暂的。 问：您对他们怎么这么了解？ 艾未未：怎么也在这儿活了那么多年了。将心比心。 问：你觉得艺术家应该是什么？ 艾未未：艺术家最大的责任是活的像个人一样。不要老想着自己是艺术家，要做一个正常人，然后有可能你对艺术的理解能使你的表达力更强一些，或者是对他人的生活有所影响。 问：我觉得您在这个片子中有三个角色，当事人、艺术家、公民，你怎么看待这三个身份之间的关系？ 艾未未：我觉得在一个极权国家里，所有人都有一个身份，就是被统治身份。不管你是谁，不管你什么样的身份，有什么经验，你最后都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在他人眼里，你并不是一个具有同样生命价值和同样平等可能性的一个人。当这一点没有出现的时候，任何一个人谈其他都是很奢侈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争来争去还是谈最基本的问题，最基本的问题是保证每一个人的幸福。 问：当你作为当事人拍这个片子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主观性？比如你会偏向自己一方或者怎么样，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艾未未：我觉得如果我拍一个片子只是具有主观性的话，我觉得不值得去拍。因为在片子给了足够篇幅看他们说了什么，我们说了什么，而且我们说了什么未必是正确的，只是告诉人们当时发生了什么。我觉得没有一个观点必须要宣传，我只是说发生了什么，是在什么样的大的状态下发生的。 问：我看了您的片子之后，想起一个美国导演，叫麦克摩尔，拍了很多政治题材像公民调查这样类型的片子，而且他给奥巴马写了封信，说他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我觉得您和他最大的相似点就是这种公民意识挺强。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您怎么理解这个导演？ 艾未未：我觉得麦克摩尔是一个典型的美国社会产生出来的一个纪录片导演。他的力量很大程度来自于这个体制所赋予他的强大，整个体制的资源，整个的法律的系统。在美国拍这么一个纪录片是非常危险的，危险来自于如果是大公司或者是大的团体的律师告你的话，你这一辈子就永远都在法院，你必须得应对，你不应对那你就不停地在法院，他能把你耗死，因为没有一个公司会希望被他沾到了。当然美国又有它自己很强的保险系统，你拍片子之前可以买保险，所有的法律诉讼最后费用和将会给你带来的财产也可以被保险，带来的损失都可能被保险，这样才可能使你具有他那么大的胆和能量。你没有一个法律系统的支持和保证，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胆和能量。美国有很强的保护少数人的意见、公民表达权力的法律，这种法律是很难被权力机构所利用的，非常独立的，所以他才有这种可能。 我们刚好和他相反。实际上我们所做的随时都可能被灭掉。而且有些网民已经因为在网上发表言论而被判刑了。谭作人也是因为在网上有信件谈了对一些事情的不同看法被判刑，实际上任何人都没有保证了。任何人发表观点都可能被判刑，除非你不发表观点。那么你不发表观点是不是已经放弃了你做人的一部分？ 问：您刚才提到的所谓的完整人生？ 艾未未：我提到的完整的人生是最低的标准，怎么让我们完整化，让我们对得起神秘地来到这个世界一次，不管是在中国也好，在伊朗也好，在美国也好，能来到世界的机缘是让人非常不能理解的一种奇迹。不要那么简单地放弃了它。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人应该做到的。 问：我觉得麦克摩尔在美国也是拍公民调查的纪录片，他反映了更多社会阴暗的地方，别人看不到的黑幕，他和您在中国拍的“公民调查”有什么不同？您和他之间有什么不同？ 艾未未：我觉得麦克摩尔是在一个整个社会可以自由表达和公民权力得到保证的情况下做的一次在显微镜下的聚焦。那么我的整个的格局是这些调查本身可以被认为是犯罪的。所有基本权利表达可以被认为是犯罪的。我的空间和我的安全系数是非常小的，比他小很多。 问：您会不会继续拍下去，有什么打算？ 艾未未：我一直会拍下去，这个事是一发不可收的。我们有几个片子也剪的过程中，很快会出来。 问：当您拍老妈蹄花的时候，您对摄像有要求吗？对形式风格有什么想法？ 艾未未：我们的处理都是极少主义的。把不要的动作都去掉，我们希望它简化，直接，能够很明确的表达它的内容。我们希望它有很强的信息量。 问：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您对画面有要求吗？ 艾未未：我对摄影师的要求是任何时候都开机。你如果看到一个镜头，我们是把机器放到包里，武警检查的时候，非要开我的包，我说不能开包，你开我包干吗，他打开了包把机器拿起来这么一看，又放进去，机器是开着的，我觉得那是最特殊的一个镜头。很多人会没意识到，我们在包里都是开着机的。我关于拍摄的名言，是对我的摄像师说的：你没有开机，你等于没有出现在现场，你也等于没带设备。他说，一开机就被人没收了，一开机就洗掉了，带子拿走了。我说你没开机你也等于是没收了，你自己就先给没收了。所以说只要开机就没问题。我们拍冯正虎的人以前一次机也没开过，她连开机、关机都不会，几乎是我们开了机她上了飞机，到那儿见到冯正虎，第一次回来拍坏了好多东西，第二次会多了，就是稳很多了。待会儿把片子给你，叫美好生活，是一个孩子根本没有碰过机器拍的，只要是开机都要剪出来。 问：您在追求一种真实吗？ 艾未未：我在追求一种去技术化，我在追求一种普通化，每个人都能做。就像美国人他说不清楚，哪怕是个哑巴，他的表情、他的声音都能感觉出事了，并不是说他非要把事说清楚。那个说清楚的了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白岩松，他说的全是谎言。他说再清楚也是谎言。 所以我觉得我们支持的是让傻子说话，让说不出话的人说话。所以我们把标准降得非常低没有问题。上次好多律师让我培训，怎么用，怎么样拍出这样的片子。我说很简单，开机开机开机，永远是开机，没问题，这个不是问题。你要是开不了机，咱别说拍摄了。你只要开机了都能剪出来，没有剪不出来的。除非你的事件没有用。 问：你是一个当事人，你剪片子时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 艾未未：片子不是我剪的，扔给别人剪的。我只做技术上调整，有些节奏控制下，有些废话什么去掉一下，或者我形象特别不好看的去掉一点。 问：老妈蹄花是怎么传播？ 艾未未：我们都是一种传播方法，先是放在网络上，电驴下载，然后做盘寄给大家。 问：这个反响？ 艾未未：疯了。当然普通的受过欺侮的学生，穷苦地区的人看了都很过瘾，连搞电影的学者们也都觉得挺好的。 问：像您的片子官方看到了吗？ 艾未未：当然了。我见到的官方都给了。然后四川徐杰我也给了，其他人我也给了。 问：他们看到片子怎么样？ 艾未未：我觉得他们应该很羞涩吧。但是我也看到非常好的反应，比如说有国保跟我说，我看了你的片子很感动，他们能背我说的一些话，“你的 87 分钟是他们的一生”，确实他们有所了解。 你不能说这是不能交流的事件。也不能说先有一个假想敌，你还是去告诉你的对手你是什么样，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公平的事情。因为很多时候他们也是在幻想，他们也不了解情况，他们也对你进行了各种妖魔化，或是就要推翻政权什么的，要把老百姓推到水深火热之中。 问：当时说：你说我无耻，我要报复一下，我觉得您是刁民，您是吗？ 艾未未：应该是。 问：您觉得刁民和公民有联系吗？ 艾未未：有一个字是有联系的。刁的意思就是很难办。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刁民，很少。在中国顶多就是钉子户。钉子户也对抗不了推土机。公检法都站在这儿呢，怎么个钉子户？顶多就是自焚。刁民的下场就是自焚，没有什么其它的途径。 问：可是您觉得您是刁民吗？ 艾未未：我觉得要做个刁民太没乐趣了。确实在某些程度上是个刁民，因为你看这样不依不饶的，确实看着像刁民。王八咬个东西不撒口听到驴叫声才能撒口。山西的车上经常看着人手被王八咬着找驴去了，驴一叫王八就松开。 问：您感觉刁民和贪官在一块，哪个罪过大？ 艾未未：刁民只是让自己不舒服或者是他接触到的那个人不舒服。贪官是偷盗了每个人的东西，显然在道德上是更不能被允许的。别人在做梦的时候，他已经把别人的钱都花完了，把孩子都送到英国读书去了，然后把银行的账全转走了，还冠冕堂皇的一天到晚在那里，太可恶了。 问：通过老妈蹄花您想向观众说什么？ 艾未未：没话说了。想蹭饭吃，两个人等着我呢。 问：你的理想是什么？ 艾未未：我的理想是你赶快结束这个访谈。 — 结束 —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100 次 更新时间： 2011-08-27 16:38:41 杨银波：香港是中国的文化中心 ——香港书展游记 标签： 香港 文化 ● 杨银波       历史由人民创造          香港书展，到今年已是第22届。去年见韩寒出场，兴趣渐浓。此次独立中文笔会在香港庆祝成立十周年，地点设在香港中文大学。同一天，在湾仔会展中心的香港书展，李敖、林青霞到场。回大陆后，我看李、林二人的视频，倾倒于57岁林青霞的魅力，却为李敖深感悲哀。其“中国人寿命增长到75岁”、“腐败上只腐败了千分之三的国家财产，小问题”等论，力求诸位要看中共的好，别纠缠这、纠缠那，抨击中国知识分子看问题只着眼小处，不看大局，实在令我诧异。我好不容易第一次走出中国大陆，本来就带着满腔郁愤，结果看到“不是猛龙不过江”的李敖想方设法帮我们政府这么大的忙，做荒谬的开脱袒护之说，就更郁愤于李敖本人的走向问题了。     在中国漫长的专制统治时代里，历史由少数人裁决，但终究是由人民创造。以改革开放而论，若仅谈邓小平一人之功，而无视中国人本身就有创造财富的能力，那就太抬举、太神化政府了。中国经济之高速发展，是资源掠夺式的，可也确实是生产力得以解放的成就，亦即我们本来就有这本事，只要你准许我们这么干，我们就能创造奇迹。展望未来，政治制度亦然。历来高高在上者都认为人民是愚蠢的、无知的，因而自认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来管着你、压着你，这个不准，那个也不准，稍稍放出一些自由给你，等到人民把成果创造出来，最后又变成统治者的功劳。类似李敖这种把人民智慧、汗水的结晶，当作政府唯一天功的谬论，我真不知为何还有如此多的受众对其翘首以盼。          不同声音的融汇          7月24日，笔会在香港办公室聚完最后一次，众人离去后，我大约在下午三点抵达香港书展。此前，独立中文笔会出版商晨钟书局老板姚文田，在香港荃湾交给我一张参展商的通行证，他说：“这是黄尚伟托我交给你的，有了它，你不用买票，到处逛。”此处所说的黄尚伟，即是大名鼎鼎的田园书屋老板。35年前，黄尚伟从台湾大学返回香港，利用台湾文化界人脉，引进大量的台湾社科人文书籍。近年来，黄尚伟与大陆异见知识分子靠拢，也发行一系列有关中国国情的书籍。与之合作的出版机构，有开放出版社、晨钟书局、劳改基金会、新世纪出版社、五七学社出版公司、星克尔出版公司等。     诸位一看这些出版机构，不难想到金钟、姚文田、吴弘达、武宜三等人，而这些人也与独立中文笔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譬如姚文田，从与孟浪、余杰合作出版《独立中文笔会文库》第一种书《诗与坦克》起，至今已连续出版了笔会成员19种书，在发行上全部委托黄尚伟。武宜三是笔会会员，任五七学社总干事，这次我就见到了围绕在他身边的老右派陈诗、申渊等人。7月24日下午，贝岭托我转交一堆书给黄尚伟，让黄尚伟研究研究。想到贝岭接下来将在台湾风起云涌地搞出版事业，不难预知今后黄尚伟必是贝岭的长期合作伙伴。据我所知，台湾的联经出版、圆神、天下文化、大块文化、久石文化等，就是田园书屋的合作伙伴。     大陆这边的媒体报道说，今年香港书展火爆的书，来自主题省江苏的作家。我在现场看到的并非如此，最多五六个人在那里走走看看，翻都懒得翻。我本人其实非常认可官方作协成员的文字驾驭能力，然而举凡重大事件，他们一般都是不在场的，缺席表达。在人权、自由的呼声领域，更是少见有人参与其中，更不必说起任何带头作用。这次大陆来的文化人士，李承鹏、于建嵘等人是挺直了脊梁的，他们关注民生社稷，是实打实的关注。至于郭敬明一句“没想到香港书展比大陆书展还火爆”，不知是真装傻还是假装傻。香港书展历来都注重于满足不同声音的融汇，其中涉及政治民情一类的书籍，多是在海关就被直接扣下。自7月22日至7月24日，短短三天，承蒙一批老右派或文化异见者引为同路人，我获赠近二十本书。我早知不大可能把这些书全部带回大陆，故而一概捐赠给了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          爱选什么就选什么          到这书展一看，方知大陆人、香港人真的有憋在心里的话要说。田园书屋位于1B-A02的区域，可谓人声鼎沸。《中国影帝温家宝》、《赵紫阳的道路》、《赵紫阳在四川》、《改革历程》、《六四日记》，卖得很好。后四种书之所以畅销，看来购书者仍有六四情结。原以为刘晓波获诺奖一事已被掩盖得差不多了，谁知香港书展五六个摊位都在卖刘晓波或关于刘晓波的书，譬如《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刘晓波档案》、《解读刘晓波》、《刘晓波面面观》、《刘晓波传》、《自由荆冠》等，这些过去只能在互联网翻墙阅读的书，如今就出现在眼前。一位香港城市大学的学生翻开《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对他旁边的女友说：“还有一个人，艾未未。”声音虽小，但灌于我耳内，却如雷声，颇为感动。     余杰的书也是遍地开花，《致帝国的悼词》、《拒绝谎言》、《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等书，在三四个摊位都能寻到。其最畅销的，当属《中国影帝温家宝》。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代英在笔会香港办公室会议中说，这本书的有声文件在德国之声网站被下载了500万次，占全网站有声文件下载量的80%。媒体推广，这本书产生的背景，着力的主题，都为其市场打开了门路。隔不远处，是明报出版社为韩寒安排的区域，除《漂流中国》一书难寻外，韩寒的其它繁体版书籍皆能在此找到。我在摊位站了30多分钟，就已看到读者购买了10余本，已属不错。巧的是，在韩寒书籍的左边，紧挨着的，就是一贯反共的倪匡的书，真不知售书者是有意还是无意。     立于这书展之内，精神有些恍惚，一方面人潮拥挤（今年总计95万人入内），另一方面感觉像做梦。反共乃至反华的书籍，在这里都能找到，网上的东西在这里突然就变成了现实读物。你以为眼前这本下手够狠，刚丢下，看那本，又比这本更狠。在这里，你能够找到对1949年之后所有中共领导人或高官的传记或评论集，包括我们马上面临的十八大，已有几本书在剖析预测了。当然，还有大量的谍报书籍，美国FBI、台湾军情局或大陆维稳一类，这些在大陆属于高度限制级别的书，在这里却像菜市场里的箩卜白菜，你爱选什么就选什么。          香港人最近不好过          台湾的张铁志和香港的廖伟棠本来要在7月23日与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见面，但当日廖伟棠到书展演讲去了，只有张铁志来到会议现场。去年来到笔会演讲的梁文道，今年在书展也有演讲。他们都是鼓励文化人带头发出社会呐喊之声的人，对于今天中国大陆与香港面临的制度问题和社会状况，颇感担忧。此次香港之行，恰逢香港爆发十余万人游行，还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个老人，把国旗都烧了。愤怒之声，从香港这里发了出来。而究其原因，在书展也能找到一些答案，比如潘慧娴的《地产霸权》，书中直接追问：“到底谁在控制香港？”香港人口密度大，人多地少，1997年以后几乎未再建房，一半以上的人住公房，房租越来越贵，民众住不起。涉及民众利益，大家不爽，所以站出来向港府喊话。     大陆应以此吸取教训。地产界搞垄断，终有一日社会矛盾将激化。重庆的薄熙来，且不说意识形态的问题，他搞廉租房、公房，力求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而公房租金，一月也就600元左右，这个事情我挺他。如果他坚持得下去，让穷人住得起房子，以后的重庆就不会埋下今天香港地产霸权的伏笔。廉租房针对很穷的人，解决5%的问题；公房针对较低收入的人，解决30%的问题。我对比了一下，重庆城镇人口人均月收入1700多元，农村人口人均月收入400元左右，而香港人均月收入则高达近两万元。他们收入虽高，但消费也高。近年来，大陆沿海一带快速发展，你香港这里85%以上都是服务业，现在大陆也搞服务业，你香港有迪士尼，结果上海也搞迪士尼，渐渐的，大陆跟香港抢生意，抢到香港人在香港发展不下去，只好跑到大陆来，这边收入高，消费低，甚至不愿意再回香港。     这大概就是一些经济学家讲的“输血论”。其大意就是大陆前些年一直在保护着香港的经济，但这些年调子变了，跟你搞竞争，香港的市场被大陆这边占据不少，为了让你痛得轻一点，就给你“输血”。一种悲观的论调是，某一天香港人从床上爬起来，也许突然发现一块港币只相当于人民币的三四角时，就简直是痛不欲生了。我听过这么一个新闻，说某日香港记者在路边采访一位旅港的大陆游客：“你今天在香港消费了多少钱呀？”那大陆游客表情惭愧地说：“其实我家的经济状况也不太好，所以今天节约点，只花了三四百万而已。”记者顿时无语。这则黑色幽默的新闻，透露出的是大陆有些人已经富得不再把香港放在眼里，就像今天到香港旅游的人，如果你讲普通话，那是非常吃香的，因为你消费得起了，是上帝。素质上，虽无公民社会的熏陶与培养，但“消费得起”这个事情，可以养活更多靠服务业谋生的香港人。这里没有道德批判，只能说人心在于实力，江湖规矩罢了。          杨伟东与吴志森          在笔会会议期间，我看到大陆独立制片人杨伟东也来参加会议。在他的纪录片《需要》里，有太多张我们熟悉的面孔。这次出现在笔会会议中的，就有《需要》里受访的高瑜和姚监复。杨伟东采访的不少人，都被视为敏感人物，因而被国保警察找上门，已属常情。他对《需要》进行整理的访谈文集《立此存照》，在本届会展中颇受关注。热爱翻墙的网友，可以在墙外看到我们笔会的自由写作委员会协调人孟浪，做杨伟东的司仪，让杨伟东在香港书展做演讲，期待众人对当代中国人渴望自由这一状况进行关注。我见到的杨伟东，身长体胖，宽和随意，热衷于冷静地摄影。他自我介绍“独立制片人”时，我立即提到胡杰，他连连点头。看来，这个队伍在不断扩大，今后呈现出来的中国呼声，将不再仅仅是廖亦武式的底层访谈文字，更有杨伟东、胡杰、艾晓明等人的公民影像，在传播上更为立体，更符合不爱看书的大众的接受方式。我也基于这一点，所以在坚持写作外，也为自己的摇滚梦奋斗着。     不知不觉，转到了“次文化堂”的摊位。售书小姐惊呼：“大家看到这本《我没有敌人》的书没有？现在，这本书的作者吴志森先生就来到了现场，这可真是大活人啊！”只见吴志森举起《我没有敌人》，有人鼓掌，有人没表情。我翻了翻，里面居然有涉及刘晓波的文章，譬如《刘霞的推特》，其第一句话就是：“打开刘霞的推特，无法感受到刘晓波得奖的喜悦，只感到一阵阵酸楚。”在《23条真的是洪水猛兽》里，他又说：“如果23条已经立法，港人继续声援刘晓波、艾未未、赵连海、谭作人、冉云飞，和其他一些为弱势请命而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维权人士，会否被控煽动叛乱？”我抬头一看这摊位，头上还悬挂着两本书的海报，《夜听春雨》和《起看星斗》，皆是司徒华的著作。原来，吴志森是力挺司徒华的人，他是香港电台知名的主持人，主持《自由风》、《头条新闻》，也在《明报》、《苹果日报》发表文章。     我迎上前去，赠送我的摇滚乐DVD光碟《公民杨银波》给他。我说：“吴先生你好，看到你为刘晓波打抱不平，谢谢。晓波是独立中文笔会前任会长，我是这个笔会八年的会员。”他紧紧与我握手，问我：“你是大陆哪里人啊？”我答：“重庆。”他接连点头：“哦，你也是作家，幸会幸会。”就这么你来我往，交流起来。类似吴志森这样出现在卖自己书的现场的，在当日可真不少。起初我还不习惯，尤其是在那些人气低迷的场合，作者举着书，东看看，西看看，结果没几人理会，着实难堪，但多看几处，也就习惯了。香港出书、卖书，确实不好做。我还见到一位主持人采访一位农民，这农民能种出真正的绿色蔬菜，写书的人根据调查出版了书，而后请这位农民来谈经验。现场除了人气少了一些之外，做法本身很好，现身说法，有说服力。不可能人人都做到梁文道、廖伟棠在香港的影响力，他们在书展中被悬挂巨幅照片，并有专题演讲，且之前被主办方大打广告。          香港是中国文化中心          如果说田园书屋的生意堪称火爆的话，那么卖司徒华大作《大江东去》的摊位，简直就是超级火爆。那是当日我在书展所见的唯一一处几十人排队购书的摊位，人手一册《大江东去》。司徒华毕生为民主而奋斗，年年纪念六四，其带领的支联会，在香港泛民主派中，名号最大。老人去世后，香港面临的问题同样复杂，如今这游行示威又像往年，却再无他的身影，今后谁来引领潮流？我当然知道此公的影响力，却装得很傻很天真地询问排队的人们：“为什么你们都愿意买这本书？他是谁？”人们一个比一个惊讶，你一句我一言，“他你都不知道”，“最敢帮我们说话的人啊”，“傻啦，大圈仔，呢个都唔知”……旁边一位美女很认真地用憋足的普通话说：“你也买一本吧，要是你们内地也出现这样的英雄，中国就有救了！”一位眼镜男回头过来，“那边也有啊，像刘晓波，在牢里嘛。”遂赶紧拿一本起来，排在队伍之末，继续倾听他们对司徒华的称赞与怀念。     半小时后，走到“联合国难民署”的售书摊位。一位学生模样的女生靠上来，用粤语讲了一大堆话，联合国难民署是什么机构，我们卖的是什么书，售书款用到什么地方，你怎么去查询款项的去处，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灾难，如果不去救就会有什么后果，如果去救了就会有什么好处，香港这边是怎么开展这些救助的……她几乎不打逗号地讲了几分钟。我就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她似乎感觉我没有反应，欲退去，我以普通话说：“我可不可以不买书，直接捐钱？”她立即向我道歉：“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内地的。其实你们那边，像你们的明星姚晨啊，就是中国区的代言人。姚晨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她演《武林外传》和《潜伏》。小女生意犹未尽：“还有Angelina Jolie，是我们的亲善大使，你看过《功夫熊猫》吗？她就在里面为那只老虎配音。”这女生真的很可爱。然后我表达了一点微薄的心意，刚要离开，她又递给我一张需要填写的捐款者资料，上面还介绍了紧急救援、避难所、教育、母子平安计划、纯洁的食水等等，还有回邮地址，并标明“如在港投寄，毋须贴上邮票”。这件小事，足见香港NGO义工之热情。     就这么一直转悠，几乎每个摊位都看了。书展设立了多台电子书柜，大陆人用拼音打字查询，香港人用字根打字查询。我输入“韩寒”二字，除《漂流中国》外，他的所有书都能在此找到，并且可以一页一页地翻阅。对面不时走来提着一袋袋书的人群。要知道，此处购书，每本价格多在80到120港币之间。根据调查，到场的香港人平均每人花了接近600港币来购书。最让我诧异的是，无论在我这个大陆人看来多么敢言、让政府多么头疼的书，从读者表情来看，都无甚触动，他们可以极为平静地买走刘晓波、余杰的书，没有我这种捧着书还有些颤抖的举动。不知是地理的原因，还是心理的缘故，在面对这样的文字时，我仍会激动莫名。这说明香港人早已习惯了各种揭示信息，习惯了对批判的宽容、接受和欣赏。在我们这边，觉得了不起的、很给力的，在香港人眼中就是一般般，很正常，仿佛他们总在不断地告诉我：“本来就该如此。”     有一个调查说，香港人有65%的人愿意到香港书展购书。1990年建成会展中心这地盘时，谁也没想到会把书展搞成今天这么大的规模。由此推论，香港不是文化沙漠，乃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一场香港书展，一场精神洗礼。谢谢你，香港！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心灵小语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590.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杨银波：香港是中国的文化中心 杨银波：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杨银波：为信念而生，为信念而死：王佩英的道路 杨银波：中国童工：禁而不绝的群体 相同主题阅读 北岛：诗意地栖居在香港 梁孝：美国是如何进行文化操纵的 杨银波：香港是中国的文化中心 刘擎：公共文化与思想界的新趋势 曹思源：浅谈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李克强：协力求发展 合作促繁荣 郝铁川：维护香港同胞根本利益的90年 王绍光：香港案例对中国大陆的启示 李涛：流动的音符还是游弋的病毒？ 孙惠柱：“遗”产乎？“非”遗也 熊万胜 浅谈文化自觉的知识论基础 邓聿文：为什么我们需要忏悔 鞠实儿：论逻辑的文化相对性 熊景明：我与服务中心二十年 李逊：一个偶然事件引爆必然发生的武斗 周沂林：挥之不去的两案幽灵 张祥龙：“姜嫄生后稷”中的“缺失” 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 彭小兵：城市拆迁冲突的公共治理 邱立本：他们改变了香港，也必将改变中国  

香港是中国的文化中心 ——香港书展游记 作者：杨银波 来源：吴敏老师荐文 来源日期：2011-8-27 本站发布时间：2011-8-27 12:08:05 阅读量：64次 　　历史由人民创造 　　香港书展，到今年已是第22届。去年见韩寒出场，兴趣渐浓。此次独立中文笔会在香港庆祝成立十周年，地点设在香港中文大学。同一天，在湾仔会展中心的香港书展，李敖、林青霞到场。回大陆后，我看李、林二人的视频，倾倒于57岁林青霞的魅力，却为李敖深感悲哀。其“中国人寿命增长到75岁”、“腐败上只腐败了千分之三的国家财产，小问题”等论，力求诸位要看中共的好，别纠缠这、纠缠那，抨击中国知识分子看问题只着眼小处，不看大局，实在令我诧异。我好不容易第一次走出中国大陆，本来就带着满腔郁愤，结果看到“不是猛龙不过江”的李敖想方设法帮我们政府这么大的忙，做荒谬的开脱袒护之说，就更郁愤于李敖本人的走向问题了。 　　在中国漫长的专制统治时代里，历史由少数人裁决，但终究是由人民创造。以改革开放而论，若仅谈邓小平一人之功，而无视中国人本身就有创造财富的能力，那就太抬举、太神化政府了。中国经济之高速发展，是资源掠夺式的，可也确实是生产力得以解放的成就，亦即我们本来就有这本事，只要你准许我们这么干，我们就能创造奇迹。展望未来，政治制度亦然。历来高高在上者都认为人民是愚蠢的、无知的，因而自认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来管着你、压着你，这个不准，那个也不准，稍稍放出一些自由给你，等到人民把成果创造出来，最后又变成统治者的功劳。类似李敖这种把人民智慧、汗水的结晶，当作政府唯一天功的谬论，我真不知为何还有如此多的受众对其翘首以盼。 　　不同声音的融汇 　　7月24日，笔会在香港办公室聚完最后一次，众人离去后，我大约在下午三点抵达香港书展。此前，独立中文笔会出版商晨钟书局老板姚文田，在香港荃湾交给我一张参展商的通行证，他说：“这是黄尚伟托我交给你的，有了它，你不用买票，到处逛。”此处所说的黄尚伟，即是大名鼎鼎的田园书屋老板。35年前，黄尚伟从台湾大学返回香港，利用台湾文化界人脉，引进大量的台湾社科人文书籍。近年来，黄尚伟与大陆异见知识分子靠拢，也发行一系列有关中国国情的书籍。与之合作的出版机构，有开放出版社、晨钟书局、劳改基金会、新世纪出版社、五七学社出版公司、星克尔出版公司等。 　　诸位一看这些出版机构，不难想到金钟、姚文田、吴弘达、武宜三等人，而这些人也与独立中文笔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譬如姚文田，从与孟浪、余杰合作出版《独立中文笔会文库》第一种书《诗与坦克》起，至今已连续出版了笔会成员19种书，在发行上全部委托黄尚伟。武宜三是笔会会员，任五七学社总干事，这次我就见到了围绕在他身边的老右派陈诗、申渊等人。7月24日下午，贝岭托我转交一堆书给黄尚伟，让黄尚伟研究研究。想到贝岭接下来将在台湾风起云涌地搞出版事业，不难预知今后黄尚伟必是贝岭的长期合作伙伴。据我所知，台湾的联经出版、圆神、天下文化、大块文化、久石文化等，就是田园书屋的合作伙伴。 　　大陆这边的媒体报道说，今年香港书展火爆的书，来自主题省江苏的作家。我在现场看到的并非如此，最多五六个人在那里走走看看，翻都懒得翻。我本人其实非常认可官方作协成员的文字驾驭能力，然而举凡重大事件，他们一般都是不在场的，缺席表达。在人权、自由的呼声领域，更是少见有人参与其中，更不必说起任何带头作用。这次大陆来的文化人士，李承鹏、于建嵘等人是挺直了脊梁的，他们关注民生社稷，是实打实的关注。至于郭敬明一句“没想到香港书展比大陆书展还火爆”，不知是真装傻还是假装傻。香港书展历来都注重于满足不同声音的融汇，其中涉及政治民情一类的书籍，多是在海关就被直接扣下。自7月22日至7月24日，短短三天，承蒙一批老右派或文化异见者引为同路人，我获赠近二十本书。我早知不大可能把这些书全部带回大陆，故而一概捐赠给了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 　　爱选什么就选什么 　　到这书展一看，方知大陆人、香港人真的有憋在心里的话要说。田园书屋位于1B-A02的区域，可谓人声鼎沸。《中国影帝温家宝》、《赵紫阳的道路》、《赵紫阳在四川》、《改革历程》、《六四日记》，卖得很好。后四种书之所以畅销，看来购书者仍有六四情结。原以为刘晓波获诺奖一事已被掩盖得差不多了，谁知香港书展五六个摊位都在卖刘晓波或关于刘晓波的书，譬如《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刘晓波档案》、《解读刘晓波》、《刘晓波面面观》、《刘晓波传》、《自由荆冠》等，这些过去只能在互联网翻墙阅读的书，如今就出现在眼前。一位香港城市大学的学生翻开《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对他旁边的女友说：“还有一个人，艾未未。”声音虽小，但灌于我耳内，却如雷声，颇为感动。 　　余杰的书也是遍地开花，《致帝国的悼词》、《拒绝谎言》、《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等书，在三四个摊位都能寻到。其最畅销的，当属《中国影帝温家宝》。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代英在笔会香港办公室会议中说，这本书的有声文件在德国之声网站被下载了500万次，占全网站有声文件下载量的80%。媒体推广，这本书产生的背景，着力的主题，都为其市场打开了门路。隔不远处，是明报出版社为韩寒安排的区域，除《漂流中国》一书难寻外，韩寒的其它繁体版书籍皆能在此找到。我在摊位站了30多分钟，就已看到读者购买了10余本，已属不错。巧的是，在韩寒书籍的左边，紧挨着的，就是一贯反共的倪匡的书，真不知售书者是有意还是无意。 　　立于这书展之内，精神有些恍惚，一方面人潮拥挤(今年总计95万人入内)，另一方面感觉像做梦。反共乃至反华的书籍，在这里都能找到，网上的东西在这里突然就变成了现实读物。你以为眼前这本下手够狠，刚丢下，看那本，又比这本更狠。在这里，你能够找到对1949年之后所有中共领导人或高官的传记或评论集，包括我们马上面临的十八大，已有几本书在剖析预测了。当然，还有大量的谍报书籍，美国FBI、台湾军情局或大陆维稳一类，这些在大陆属于高度限制级别的书，在这里却像菜市场里的箩卜白菜，你爱选什么就选什么。 　　香港人最近不好过 　　台湾的张铁志和香港的廖伟棠本来要在7月23日与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见面，但当日廖伟棠到书展演讲去了，只有张铁志来到会议现场。去年来到笔会演讲的梁文道，今年在书展也有演讲。他们都是鼓励文化人带头发出社会呐喊之声的人，对于今天中国大陆与香港面临的制度问题和社会状况，颇感担忧。此次香港之行，恰逢香港爆发十余万人游行，还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个老人，把国旗都烧了。愤怒之声，从香港这里发了出来。而究其原因，在书展也能找到一些答案，比如潘慧娴的《地产霸权》，书中直接追问：“到底谁在控制香港?”香港人口密度大，人多地少，1997年以后几乎未再建房，一半以上的人住公房，房租越来越贵，民众住不起。涉及民众利益，大家不爽，所以站出来向港府喊话。 　　大陆应以此吸取教训。地产界搞垄断，终有一日社会矛盾将激化。重庆的薄熙来，且不说意识形态的问题，他搞廉租房、公房，力求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而公房租金，一月也就600元左右，这个事情我挺他。如果他坚持得下去，让穷人住得起房子，以后的重庆就不会埋下今天香港地产霸权的伏笔。廉租房针对很穷的人，解决5%的问题;公房针对较低收入的人，解决30%的问题。我对比了一下，重庆城镇人口人均月收入1700多元，农村人口人均月收入400元左右，而香港人均月收入则高达近两万元。他们收入虽高，但消费也高。近年来，大陆沿海一带快速发展，你香港这里85%以上都是服务业，现在大陆也搞服务业，你香港有迪士尼，结果上海也搞迪士尼，渐渐的，大陆跟香港抢生意，抢到香港人在香港发展不下去，只好跑到大陆来，这边收入高，消费低，甚至不愿意再回香港。 　　这大概就是一些经济学家讲的“输血论”。其大意就是大陆前些年一直在保护着香港的经济，但这些年调子变了，跟你搞竞争，香港的市场被大陆这边占据不少，为了让你痛得轻一点，就给你“输血”。一种悲观的论调是，某一天香港人从床上爬起来，也许突然发现一块港币只相当于人民币的三四角时，就简直是痛不欲生了。我听过这么一个新闻，说某日香港记者在路边采访一位旅港的大陆游客：“你今天在香港消费了多少钱呀?”那大陆游客表情惭愧地说：“其实我家的经济状况也不太好，所以今天节约点，只花了三四百万而已。”记者顿时无语。这则黑色幽默的新闻，透露出的是大陆有些人已经富得不再把香港放在眼里，就像今天到香港旅游的人，如果你讲普通话，那是非常吃香的，因为你消费得起了，是上帝。素质上，虽无公民社会的熏陶与培养，但“消费得起”这个事情，可以养活更多靠服务业谋生的香港人。这里没有道德批判，只能说人心在于实力，江湖规矩罢了。 　　杨伟东与吴志森 　　在笔会会议期间，我看到大陆独立制片人杨伟东也来参加会议。在他的纪录片《需要》里，有太多张我们熟悉的面孔。这次出现在笔会会议中的，就有《需要》里受访的高瑜和姚监复。杨伟东采访的不少人，都被视为敏感人物，因而被国保警察找上门，已属常情。他对《需要》进行整理的访谈文集《立此存照》，在本届会展中颇受关注。热爱翻墙的网友，可以在墙外看到我们笔会的自由写作委员会协调人孟浪，做杨伟东的司仪，让杨伟东在香港书展做演讲，期待众人对当代中国人渴望自由这一状况进行关注。我见到的杨伟东，身长体胖，宽和随意，热衷于冷静地摄影。他自我介绍“独立制片人”时，我立即提到胡杰，他连连点头。看来，这个队伍在不断扩大，今后呈现出来的中国呼声，将不再仅仅是廖亦武式的底层访谈文字，更有杨伟东、胡杰、艾晓明等人的公民影像，在传播上更为立体，更符合不爱看书的大众的接受方式。我也基于这一点，所以在坚持写作外，也为自己的摇滚梦奋斗着。 　　不知不觉，转到了“次文化堂”的摊位。售书小姐惊呼：“大家看到这本《我没有敌人》的书没有?现在，这本书的作者吴志森先生就来到了现场，这可真是大活人啊!”只见吴志森举起《我没有敌人》，有人鼓掌，有人没表情。我翻了翻，里面居然有涉及刘晓波的文章，譬如《刘霞的推特》，其第一句话就是：“打开刘霞的推特，无法感受到刘晓波得奖的喜悦，只感到一阵阵酸楚。”在《23条真的是洪水猛兽》里，他又说：“如果23条已经立法，港人继续声援刘晓波、艾未未、赵连海、谭作人、冉云飞，和其他一些为弱势请命而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维权人士，会否被控煽动叛乱?”我抬头一看这摊位，头上还悬挂着两本书的海报，《夜听春雨》和《起看星斗》，皆是司徒华的著作。原来，吴志森是力挺司徒华的人，他是香港电台知名的主持人，主持《自由风》、《头条新闻》，也在《明报》、《苹果日报》发表文章。 　　我迎上前去，赠送我的摇滚乐DVD光碟《公民杨银波》给他。我说：“吴先生你好，看到你为刘晓波打抱不平，谢谢。晓波是独立中文笔会前任会长，我是这个笔会八年的会员。”他紧紧与我握手，问我：“你是大陆哪里人啊?”我答：“重庆。”他接连点头：“哦，你也是作家，幸会幸会。”就这么你来我往，交流起来。类似吴志森这样出现在卖自己书的现场的，在当日可真不少。起初我还不习惯，尤其是在那些人气低迷的场合，作者举着书，东看看，西看看，结果没几人理会，着实难堪，但多看几处，也就习惯了。香港出书、卖书，确实不好做。我还见到一位主持人采访一位农民，这农民能种出真正的绿色蔬菜，写书的人根据调查出版了书，而后请这位农民来谈经验。现场除了人气少了一些之外，做法本身很好，现身说法，有说服力。不可能人人都做到梁文道、廖伟棠在香港的影响力，他们在书展中被悬挂巨幅照片，并有专题演讲，且之前被主办方大打广告。 　　香港是中国文化中心 　　如果说田园书屋的生意堪称火爆的话，那么卖司徒华大作《大江东去》的摊位，简直就是超级火爆。那是当日我在书展所见的唯一一处几十人排队购书的摊位，人手一册《大江东去》。司徒华毕生为民主而奋斗，年年纪念六四，其带领的支联会，在香港泛民主派中，名号最大。老人去世后，香港面临的问题同样复杂，如今这游行示威又像往年，却再无他的身影，今后谁来引领潮流?我当然知道此公的影响力，却装得很傻很天真地询问排队的人们：“为什么你们都愿意买这本书?他是谁?”人们一个比一个惊讶，你一句我一言，“他你都不知道”，“最敢帮我们说话的人啊”，“傻啦，大圈仔，呢个都唔知”……旁边一位美女很认真地用憋足的普通话说：“你也买一本吧，要是你们内地也出现这样的英雄，中国就有救了!”一位眼镜男回头过来，“那边也有啊，像刘晓波，在牢里嘛。”遂赶紧拿一本起来，排在队伍之末，继续倾听他们对司徒华的称赞与怀念。 　　半小时后，走到“联合国难民署”的售书摊位。一位学生模样的女生靠上来，用粤语讲了一大堆话，联合国难民署是什么机构，我们卖的是什么书，售书款用到什么地方，你怎么去查询款项的去处，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灾难，如果不去救就会有什么后果，如果去救了就会有什么好处，香港这边是怎么开展这些救助的……她几乎不打逗号地讲了几分钟。我就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她似乎感觉我没有反应，欲退去，我以普通话说：“我可不可以不买书，直接捐钱?”她立即向我道歉：“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内地的。其实你们那边，像你们的明星姚晨啊，就是中国区的代言人。姚晨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她演《武林外传》和《潜伏》。小女生意犹未尽：“还有Angelina Jolie，是我们的亲善大使，你看过《功夫熊猫》吗?她就在里面为那只老虎配音。”这女生真的很可爱。然后我表达了一点微薄的心意，刚要离开，她又递给我一张需要填写的捐款者资料，上面还介绍了紧急救援、避难所、教育、母子平安计划、纯洁的食水等等，还有回邮地址，并标明“如在港投寄，毋须贴上邮票”。这件小事，足见香港NGO义工之热情。 　　就这么一直转悠，几乎每个摊位都看了。书展设立了多台电子书柜，大陆人用拼音打字查询，香港人用字根打字查询。我输入“韩寒”二字，除《漂流中国》外，他的所有书都能在此找到，并且可以一页一页地翻阅。对面不时走来提着一袋袋书的人群。要知道，此处购书，每本价格多在80到120港币之间。根据调查，到场的香港人平均每人花了接近600港币来购书。最让我诧异的是，无论在我这个大陆人看来多么敢言、让政府多么头疼的书，从读者表情来看，都无甚触动，他们可以极为平静地买走刘晓波、余杰的书，没有我这种捧着书还有些颤抖的举动。不知是地理的原因，还是心理的缘故，在面对这样的文字时，我仍会激动莫名。这说明香港人早已习惯了各种揭示信息，习惯了对批判的宽容、接受和欣赏。在我们这边，觉得了不起的、很给力的，在香港人眼中就是一般般，很正常，仿佛他们总在不断地告诉我：“本来就该如此。” 　　有一个调查说，香港人有65%的人愿意到香港书展购书。1990年建成会展中心这地盘时，谁也没想到会把书展搞成今天这么大的规模。由此推论，香港不是文化沙漠，乃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一场香港书展，一场精神洗礼。谢谢你，香港!        

《纽约客》艾未未”卷入了政治漩涡中” 核心提示：艾未未接受了他被释放后的第一则采访——国营的《环球时报》，这篇报道看起来古怪，不过值得一读。有一些艾所说的话比较耳熟。 原文： AI WEIWEI: “DRAWN INTO THE VORTEX OF POLITICS 作者：欧逸文（Evan Osnos） 发表：2011年8月10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沉默可不属于艾未未。 被释放后不到两个月， 中国最著名的艺术家开始试探性的寻找出口。 艾未未在长达两个半月被单独监禁和与世隔绝之后， 于6月被释放， 当时官方说这是因为他有病在身并且也承认了逃税——根据官方媒体的报道，他们还在考虑指控艾未未犯有淫秽和重婚罪——他得到警告，不允许接受有挑拨性的采访，以及不能用推特作为政治平台。 所以他低调了一段时间。 但终于还是显示出一些不安分守己的迹象。 7月当我在新的社交网站Google+开账号时， 看到艾未未也登录了， 他在资料里填的是自己是疑似色情狂和逃税犯。 （注：艾未未的资料原文”涉嫌色情、偷税、煽颠、切汇、包奶、抄袭、走私七宗罪。“） 他也悄悄地回到了推特上， 那儿他有将近十万粉丝， 第一条推文谈的是食物， 他的体重和有点古怪的照片。 接着在周二他一改熟悉的口吻， 告诫那些只顾在网络上享乐的而不声援因在网上传播良知而遭迫害的良心犯的家伙。 “如果你不为王荔蕻说话，不为冉云飞说话，你不仅是一个不会为公平正义站出来的人，你没有自爱”。 《卫报》曾有报道， 王荔蕻因为福建三网民案抗议而被指控”寻衅滋事“罪。 网络名人冉云飞则是在三月被抓， 然后被指控有”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可能会被判十年监禁的罪名。 （因此冉云飞随后在本周二晚被放出来改为”监视居住”真是让人很惊讶。）他妻子告诉美联社，”他不方便接受采访”， “不方便”是中国人最常用的一个词， 很有中国特色， 它可以被用来拒绝任何事， 从拒绝晚餐邀请到拒绝冒可能被捕的风险都可以使用。 在推特上， 艾未未还为四个被拘押数月的朋友感到悲哀， 他们也是因为艾未未的案子而受牵连。 艾未未描述和他的好友刘正刚重聚的情景： “当他谈到被抓…… 这个意志刚强的男子竟落下了眼泪……他曾在被拘押期间突发心脏病，差点因此丧命。” 本周， 艾未未出狱后还第一次接受了采访， 可谓因循旧例。 这篇报道刊在了《环球时报》英文版上（中文版并未刊登）， 我认为，大概是国营报纸在描写他的方面值得给点信誉分吧， 虽然环球所强调的本次独家专访里只字未提在艾未未被关押期间，也是这份报纸其曾刊登过极其尖刻的抹黑文章。本篇采访中还配上了一张艾未未抱着小猫的照片——在艾未未的世界里这可被看作生活回归常态的信号——他的话有的听起来非常熟悉： ” 我被卷入了政治的漩涡，” 艾未未告诉《环球时报》，”我不可能远离政治， 没人能躲的开。 我们生活在一个政治的社会中……你躲着它， 你就放弃了你的权利。 当然如果你放弃某些权利，也许你能生活的轻松一些。 但有这么多的不公， 教育资源也有限。 它们扼杀幸福感。 我绝不会停止对抗不公。” 虽然这篇文章有些怪异，但值得一读。《环球时报》自然深谙世故地给艾未未话配上一大堆高调说辞来平衡观点， 比如转向了熊秋红的评论， 她在异议人士和罪犯的奇怪关联上引用了几句华丽的台词。 这里我转述如下，不做发挥： 中国社会科学院刑事诉讼研究所的主任熊秋红，说中国艺术家有意无意地逃税是很常见的。 “许多著名艺术家因逃税而被抓住和处罚。 艾未未的案子不是唯一的，” 熊秋红说。 熊想让当局以逃税的罪名公开审判艾未未。 ” 这样， 我们可以防止西方人把这案子政治化，” 她说。 熊还警告说， “如果你是个异议人士， 你应该擦干净屁股， 也不要牵扯到任何违法犯罪中， 那样当地政府就不能判你有罪了。” 抬头照片是艾未未伦敦里森画廊提供。 由坠落天使拍照。 译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