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

7月3日，一张李连杰、赵薇和马云到访“王府”的照片，让“大师”王林再次回到公众视野。在江西萍乡，他他用变蛇的绝活和为元首治病的传说，保持着他的“大师”的神话，但同时他又因放高利贷和被指控以收徒骗钱而备受争议。王林究竟是大师还是骗子？本次“肖像中国”将讲述他的故事。 王林与，马云、赵薇的合影 本文原刊于《新京报》，原题为《隐秘“大师”王林的金钱王国》作者张寒、付宗恒 王林，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成名的气功师。 他一直以来的低调被7月马云的一次拜访打破。网友的质疑让他重回公众视野。在江西萍乡，他一直延续着自己“大师”的神话。他用变蛇的绝活和为元首治病的传说，加上对人心理的精于琢磨，保持着他的神秘和吸引力。 通过不断地被引荐，他成为众多明星和某些官员拜访的对象。这种拜访为他搭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圈子。 在圈子里，61岁的他运用各种手段，整合资源，找到了自己生存和获利的空间。这个空间成为他的“金钱王国”。 三辆悍马、一辆劳斯莱斯停在题有“王府”两个字的院子里。 车牌号码是四位或五位的相同数字。 “大师”王林喜欢悍马。他说，“接送朋友安全”。其中一辆“是美军打伊拉克用的悍马，扔15个手榴弹都没事”。 7月，他用悍马接来了马云、赵薇和李连杰。三个人在他家中的照片放在网上，引发了网友对这个“气功大师”的质疑，司马南叫板说要揭穿他的骗术。 王林的安全感被打破了。他习惯了生活在江西萍乡市芦溪县涂成金色、严丝合缝的大门后。他是拥有神秘感、需要别人引荐才能拜访的“大师”。 上世纪90年代气功潮之后，大师纷纷被拉下神坛。当时已成名的王林有着自己的生存策略。这十几年，他极少接受媒体采访。在相对封闭的空间里，经营着名声、财富和权势。 气功还是杂耍？ 王林扣好盆子，让马云点燃了纸巾。 这是个仪式性的步骤，纸巾燃烧完，蛇就会出现在倒扣的空盆里。王林从盆里抓出蛇，满屋子甩，引起不断地尖叫。 这些情节出现于王林留存的独家视频里。 空盆来蛇，对他的追随者来说是无可置疑的奇迹。萍乡一家企业的老总谭曙耀特意跑到王林家中，表达他对质疑者的不满。 表演中的王林 谭曙耀曾是萍乡市公安局缉毒支队政委。他向新京报记者强调，看了200多次表演“毫无破绽”，他请求王林向记者表演，“亲眼看了就信了”。 王林矜持地拒绝。他回答起来字斟句酌，不再说这是奇迹。“这和魔术有一定区别，是千年流传下来的民间杂耍”。 杂耍意味着不是真的吗？ 对这种追问，王林露出模棱两可的微笑，“不要深究了。信就信，不信就拉倒”。 他不提气功和特异功能，“都叫我大师，我都不知道我是什么大师”。 这和他之前的说法大相径庭。在他自费印刷的名为《中国人》的书中，提到之所以可以空盆变蛇，是用意念搬运，意念是气功的最高层。 他跟身边人有过更生动的解释：在掀开盆子前的0.01秒中，他的意念出窍，到野地里抓蛇，放入盆中。 对于司马南的叫板，王林最开始不屑一顾。说着说着，突然激动起来。 他站起身，双拳紧握，屈臂横在眼前。大喝一声，打了一套拳。最终的定格是金鸡独立，食指和中指死死地指向一个点。 “你司马南吃几碗饭，敢和我叫板？我用气功隔几十米都能戳死你。”王林说。 采访时，他会提到自己的特异功能在日本经过17个科学家7天7夜测试，被专门报道。美国情报部门请他出国定居，承诺给他70张绿卡，而他舍不得家乡不肯去。 “我不会法术，一个人最要不得的就是迷信”。对于网络的质疑，在追随者面前说一不二的王林显得有点不自信。他多次试探着问新京报记者，“这个快过去了吧？” 他想回到之前的生活。 营造治病传奇 “气功大师，萍乡首富。”在萍乡，几乎每个人都能说出王林的故事。 关于他治愈印度尼西亚第二任总统苏哈托的事，是议论他传奇最好的凭证。“治好总统能是假的？” 王林在芦溪的宅子叫王府，一幢五层别墅，带后花园。与县政府一墙之隔。别墅里，有两层专门放他和官员以及明星的合影。 王林和李连杰、马云、赵薇 明星的合影多到王林懒得一一介绍。他更多地让新京报记者注意他和外国国家元首的合影。 他与苏哈托的合影，以及所谓的苏哈托写给他的题词，时间是1994年，他熟练地背出题词“感谢上帝唤来了大师，治好了我和夫人的病，愿上帝赐福于大师”。 这些合影看上去年代久远。看上去照片里也是苏哈托本人，旁观者很难辨出合影的真伪。 在他的《中国人》一书中，有关于苏哈托会见他的故事。大师拒绝吃苏哈托的米糕，总统周围的文武百官吓得拜倒在地，因为拒绝总统（皇帝）是要杀头的。这一段用来衬托王林的镇定自若、谈笑风生。 他手机里有张照片。是对着俄罗斯国防部长的后背发功的场景。他说这是前不久刚刚见过的。 问国防部长是什么病。王林严肃起来，“这是机密，不要随便问。” 王林常常说，“我治好的病人有5万”。话又不会说得太满，他说病也有治好的，也有治不好的，看缘分。 他也不再提用气功治病，而是说用手法和草药。 他的秘书雷帆提到大师的艰辛：用气功给脑瘤患者治病，因为太过用心，7个脑瘤侵入大师的脑子，闭关很久才把脑瘤治好。 跟随王林十多年的李密（化名）说，王林很少给本地人治病。对于王林所说的治病免费，他说偶尔也会免费，但能请王林治病的都是富人，“给钱绝对不会少”。他说，去年曾经有人来找“大师”治病，“大师”见来人没开车，直接拒绝了。 被修改的人生 “大师”的人生经历也是他营造传奇的一部分。 他的官方版本这样叙述：7岁离家，峨眉山拜道士学艺。学艺回来上山下乡，因破坏农业学大寨，“文革”时被关进监狱。中间为了救两个不该死的杀人犯，越狱一次被抓回后加刑。平反后出狱，在深圳开公司，拿到香港身份后回到家乡。 他自己出版的书里会写，他在牢里移来鸡鸭鱼肉，大吃大喝。手铐脚镣一扭就开、形同虚设。 而实际上，和他一起在江苏第四监狱呆了4年的狱友黄招君，对当时的王林印象深刻。 王林家的“王府” 他说王林在牢里常因说大话被揍得鼻青脸肿。他会把子虚乌有的事说得天花乱坠。“听得我脸上都挂不住”。 他在监狱里没有见识过王林有什么功夫，“有就不会被打了”。王林在监狱里变过空杯来酒，在黄看来并不稀奇，那时在监狱里是可以弄到酒的。但在牢里，王林从来没变过蛇。 黄说王林1987年左右出狱。出狱前，他买了台收录放合一的三用机，拧到最大音量，放着音乐出了门。“要让全世界知道自己出去了”。 关于学艺经历，王林常常语焉不详。和他一起长大、一起下乡的街坊欧阳耀南说，在下乡插队前，王林从未离开过芦溪。他跟着街上玩杂耍的人学会了变酒变烟。下乡后，萍乡的杂技团到他下乡的地方表演，看王林在这方面有些基础，教了他半个月。 对于这些，王林觉得不值得一驳。他说一起长大不代表知道他有没有离开芦溪，“那时候谁顾得上谁？” 关于峨眉山学艺的具体地点，问得紧了，王林会感叹，“唉，那地方早就拆了”。 对于“为什么这么有钱”这个问题。他回答，“我没偷没抢，警察没抓我，你管我的钱是哪里来的”。 掮客？ 商人邹勇说当时在铁道部确实见到了刘志军，两人看起来很熟悉。当着邹勇的面，王林对刘志军说要帮他办公室弄一块靠山石，“保你一辈子不倒” 除了三辆悍马和一辆劳斯莱斯，王林还有辆保时捷，在深圳、南昌和香港等地都有房产。但现在手中没有实业。 他以香港人身份回到芦溪，芦溪县政府将芦溪宾馆卖给了他。王林说，也没赚到钱，几千万买的就几千万卖了。 而芦溪县政府工作人员的说法是，当时县宾馆卖给王林很便宜，后来他转手给房地产商，“在这中间赚了至少上千万”。 王林的更大能量来自于他和某些官员的关系。芦溪公安局一位负责人说，芦溪常会有一些官员到王林家中，公安会负责一些保护工作。 王林说，“我王林想搞什么项目都搞的来”。他和原江西省政协副主席、中共江西省委统战部部长宋晨光关系很好。 有媒体称，他是宋晨光的高级顾问，宋常常会找他占卜官运。王林否认。他说两人是好朋友。他常劝宋“千万别为了小利坏了大事”，要好好为官。 去年4月，宋晨光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死缓。 王林自称和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是好朋友。2006年，他引荐本地企业家邹勇去找刘志军，申请下了一个货场——赣西电煤集团。 邹勇说当时在铁道部确实见到了刘志军，两人看起来很熟。当着邹勇的面，王林对刘志军说要帮他办公室弄一块靠山石，“保你一辈子不倒”。 后来两人的说法有了出入。王林说，邹勇为感谢他办成事，给他送了1740万的礼金和劳务费，并给他买了辆车。 而邹勇认为，当时送给王林的是50万现金和在北京花200多万买的一套房。“该感谢的我都感谢了。”他否认那1740万元都是礼金。 王林常常会觉得遇到的都是忘恩负义的人。他说自己曾经帮宜丰一个黄姓企业家买地。领导批准后，他帮企业家送了50斤黄金。 后来他和这个企业家发生纠纷。企业家到他家拉了横幅，并威胁他如果不给他几千万，就将王林给领导送礼的事情说出去。 王林慨叹，为了息事宁人，“拿了1000万给他”。直到现在，那个领导还不知道这件事。“我王林真是做了大好事，那领导听到都得哭”。 放高利贷的秘诀 王林还描述了如何能够避开高利贷的法律法规。他说国家要求借钱的利息不能超过一分二。想要放高利贷除了利息之外，可以设立其他名目，比如保管费、罚款费。这样就能保证不犯法 黄姓企业家否认这一点。 他说所谓的威胁都是无稽之谈。他确实带人去了王林家，不过是带着自己的亲属，希望能要回点钱。最终王林给了他1000多万，还了他的房子。 他说自己走投无路了。他向王林借了1个多亿的高利贷。最后利息到了7分。“最高时一天利息就要300万”。 他自称被追债，最终借了几十个朋友的钱，凑上了公司的股份、家里的房子甚至妻子的嫁妆。“倾家荡产”。 向王林求证此事时，他不愿意多说。他承认曾经放过高利贷，但是“放高利贷又不犯法”。 王林还描述了如何能够避开高利贷的法律法规。他说国家要求借钱的利息不能超过一分二。想要放高利贷除了利息之外，可以设立其他名目，比如保管费、罚款费。这样就能保证不犯法。 王林也曾借钱给芦溪县政府。财政局原局长吴启循说，王林借给县财政几千万，用来修路修河。利息比银行的要低。“他为芦溪的发展做出过贡献”。 王林常常会说自己支持政府。政府的武功山开发、水泥厂都是他支持资金办成的。 但芦溪县政府已经不再向他借钱了。李密说，王林脾气不好，说好的借款期限常常不算数。他突然说要还钱，在他规定的时间内必须还清。因为水泥厂的借钱没有按照他的时间还，他曾经到政府大闹过。“政府再不敢跟他借了”。 而对于借高利贷的目的，王林的说法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赚的钱他要用来做慈善。 “师徒”纠纷 最近，一场官司让王林感觉到世间险恶、人心难测。 身为江西省人大代表的邹勇认为，王林以收徒为名骗他钱财。王林则提起诉讼，要求邹勇归还他的房款。 按邹勇的叙述，王林鼓动他拜师学法术。2008年，邹勇拜师。王林要求他交500万的拜师费以表诚心。后来又要邹勇送他700多万的劳斯莱斯和200多万的保时捷。之后又有黄金和拜师礼的红包。 邹勇崇拜王林，折服于他变蛇、断蛇复活的神奇。而王林和某些官员的交往更让他觉得此人能耐极大。 邹勇记得，王林曾说自己是他的关门弟子。交钱后，王林给了他几本练功心法。其中一本是线装书，上写“万法归宗”四字，里面画了各种符号和口诀。王林要求他熟读。 商人邹勇展示王林送给他的练功心法。邹勇称，王林以收徒为名骗他钱财。 练功时，邹勇红绳系在右手，伸展呼气36下，用小板凳拍前胸和后背各6下，如此往复。“开气门”。 开气门是第一层，到第二层是练意念，第三层是法术。 邹勇什么都没练成。他认为自己受骗了。 王林并不认为邹勇是他徒弟，也没有收他的钱。对于他印刷的书中出现和邹勇的师徒合影。王林笑了，“就是让他风光风光嘛，哪里是什么徒弟？” 对于用小板凳拍胸的说法，王林摇头，“你说他傻不傻，这么拍怎么能有用呢？” 他不承认邹勇给了他拜师费。当被问到邹勇是否送了他一辆劳斯莱斯时，王林回答：“他送我东西我又不犯法”。 两人的经济纠纷从礼金到房屋款、借款和拜师费。关于房屋纠纷的，王林一审胜诉。 两人都在等待二审开庭。 慈善家王林 王林和芦溪县的普通人很少来往。 他更多的是和官员、明星打交道。但他过年会给贫困户捐米、油、肉和鱼。 民政局社会救助管理局副局长潘忠伍说，在他任上，王林已经坚持了10多年。多时（捐）几百万，少时也有几十万。“这算得上实实在在给老百姓做了事。”潘忠伍说。 新京报记者到王林家里，他找出那些贫困户的名单，拍得很响，“有钱人多了，谁能像我坚持这么多年？我不放高利贷，哪里来几千万给老百姓？” 他多次向新京报记者提到自己的捐款数据，有时候说一年六七百万，有时候说一年上千万。 除了每年的捐赠，王林还提起他捐给政府的建勋寺。“这个寺庙花了我1.3亿。” 据李密说，寺庙花的钱没这么多。王林张罗了很多名流朋友，“他没花什么钱”。 王林不这么认为。寺庙的功德碑上刻着王菲、李亚鹏等人的名字。王林说虽然有那么多人名，但更多的是他为了给朋友面子。 “钱基本上都是我出的”。他随手拍了下庙门口的石狮子，“你知道这多少钱吗？汉白玉的，200万。” 慈善为他赢得了一些声誉。曾经认为他为人傲慢的人，经过这几年，也会说起，他每年坚持帮贫困户，不容易。 光环渐褪 王林意识到自己老了。 他的光环也不再那么耀眼。芦溪县公安局一位负责人说，他和现任领导的关系不像以前几届那么好了,领导能不去他的家里都尽量不去。 外地的官员也来得少了，不像以前那么大张旗鼓。 他身边的人慢慢意识到,他并没想象中那么神秘。 李密说，曾有人发现他在一个福建人那里买蛇。还有人在他的花园里发现了一大堆被埋的蛇骨。他们想，这也许是他断蛇复活之后的那些牺牲品。 在给马云、李连杰、赵薇变蛇变酒的视频里，能清晰地看到，他在变酒时偷偷换了一个杯子。 对于被拆穿的吹断筷架的视频，王林一摆手，说那本来就是闹着玩的，假的。 曾经有很多人希望在他身上获取些东西。后来发现，除了孝敬一些红包给他，王林并没有真正帮他们改变命运。 网络上的质疑让他感到疲惫。在又一次大骂司马南之后，他靠在椅子上，显得意兴阑珊。“算了，不跟他计较。” 猜你喜欢 李天一：红歌下的蛋 冉云飞：时代的病人 肖像中国：“四五”一代 杨媛：交响诗篇中的柔弱音符 改良派都被抓了

学者刘小枫曾在1980年代提出“四五”一代的概念，“四五”一代作为历史文化事件来看待，其含义远远超过作为政治事件的“四五”运动本身。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满腔热血的一代人，如今又何在？本篇“肖像中国”将向你讲述“四五”一代的故事。 1976年4月，民众自发前往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 本文原刊于《人物》杂志2013年4期，作者赵涵漠、张卓，摄影时会理 像许多60岁上下年纪的人一样，当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谈论着子女的近况、白内障手术、怎样避免伤害膝关节，以及朋友刚刚渡过的癌症难关。 只有在很偶尔的情况下，他们的对话里才会透露一些过去的特别经历。比如，当《人物》摄影师请他们以斜线站成一排合影时，忽然有人笑起来，“就像我们在里面跑操似的，周为民喊的‘向右看齐’”。 监狱生活曾是他们人生的一部分。1976年清明节前，数十万民众以悼念刚刚去世的周恩来为由，走上天安门广场。4月5号夜里，工人民兵手持棍棒封锁天安门，逮捕示威者。当时，这一事件被定性为“四五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北京共有388人被捕，据传其中有49人曾被列入死刑名单。同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随即被粉碎。被捕者先后出狱、获得平反。后来，这些广场运动的参与者，被称作“四五英雄”。 他们曾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可时间过去了37年，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聚会，他们甚至很少跟身边人讲起这段经历。 “多少年了，我从没这么倾诉过，聊它干吗？37年了，谁还记着它？”此前在接受《人物》记者采访时，毕谊民先生曾经这样说。他的表情似乎显得很平静。 但在3月24日夜晚的聚会上，他激动地举杯致开场词：“前两年有一个学生问，老师，你们这代人还有理想吗？我想了想告诉她，还就是有理想。历史不能忘记，历史也不会磨灭，我们那批人的理想，永远是青春的！” 听者寥寥。当年被捕的388人如今大多失去音讯。作为这次聚会的组织者，毕谊民本想找到十几位四五运动参与者，可因各种事由，除家属外，最终只有4人参加。 当年的英雄们正在老去、死亡。过去几年，常常是因为某个人的讣闻才将他们重聚在一起。2008年，曹志杰去世，他是当年第一个在广场上贴出悼词并提出“血战到底”的抗议者。毕谊民试图联络他的家人，但他发现，就连曹家的电话都已经成为空号。 总得应该有一批人站出来吧？ 坐在圆桌前，这些1949年后的第一批广场抗议者总是强调，历史具有偶然性。也正因如此，他们更愿意将自己定义为“运动参与者”，而非“英雄”。 陈吕蒙 那一天，陈吕蒙（化名）本来打定主意做一名旁观者。“天安门事件”发生3天前，他刚刚因反“四人帮”而被开除团籍、学籍，并将在4月7日被遣送农场劳改。他难得获得几天自由，当然要到广场上亲睹这历史性场面。“但是，在广场上，我一直十分谨慎。我深知，如果我再次被捕，等待我的将是什么。” 但这种“谨慎”被轻而易举地击破了。当陈吕蒙站在广场西南角的汉白玉栏杆前时，他面前贴着第一篇点名批判江青的檄文。他正在看，后面有人喊：“请前面的同志念一念！”于是，一只手在陈吕蒙肩膀上拍了拍。 他回忆起那个时代特有的革命激情：“我当时早已是个‘反革命’了，但那位不知名同志的轻轻一拍和群众焦急的请求声，使我从犹豫中醒过来。我是一名受过‘伤’的战士，但我决不能以此为借口当一名看客，人民需要我挺身而出。” 他和身边的一个年轻人齐声朗诵起来。可声音还是太小了，于是便由他念一句，周围的十几个人齐声重复一句，用人声组成了广场上的“扩音器”。 此后，他还与孙庆祝等人作为谈判代表，与官方在广场上的联合指挥部进行谈判。离去时，他们被要求留下名字，但已经经历过政治风波的陈吕蒙没有留名，由此免于被捕，按原定计划被遣送到农场劳改。 同样偶然被写进历史的还有刘迪。那时的青年往往更熟悉他另外一个名字——“小平头”。在当时的广播里，他被称为“几个理着平头的家伙”、反革命行动的组织者。可在现场时，他本来也只是普通一员。一个戴黑边眼镜穿蓝衣服的青年正拿着话筒喊话，刘迪发现有警察逼近，他一把夺过话筒，让蓝衣青年赶快跑。之后，他才承担起组织现场秩序的责任。 自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广场上以悼念为名的抗议就开始了。清明前夕，《北京日报》发文称“清明是鬼节，悼念是四旧迷信活动”。一夜之间，官方将广场上所有花圈、悼词和祭品没收。这激怒了抗议者。 当时的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周为民与几位同学一起，用十几张白纸扎了一朵白花，粘在一个竹架子上。这朵并不起眼的白花，是当天广场上唯一一个来自“左派大本营”清华大学的花圈。“当时我们的落款就是：清华几名工农兵学员。”周为民笑着回忆。 他亲笔写下一篇悼词，贴在花圈下。“当时我们在纪念碑前宣誓，要与反对周总理的人血战到底。4月3号、4号是周末，我们不用上课，整整两天不吃不喝，就在那里游荡。我们的花圈放下以后十几分钟，那里就变得人山人海起来，大家都在朗诵那篇悼词。” 说到这里，他一直很平静的情绪变得高昂起来。直到今天，他还可以背诵悼词的一些段落：“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向您献上这朵表达我们心意的白花，我们把我们全部的爱、全部的恨、全部的怀念之情、全部的愤怒之心全扎在这朵白花中。” 工人贺延光也带着花圈和80多名青年工人组成的队伍前往天安门。在悼词里，他将江青称作“穿着资产阶级奇装异服的野心家”。围观的人们向他鼓掌、欢呼，最后，几百人一起在广场上唱起《国际歌》。 那时，贺延光已经是崇文区工业局党委委员，组织重点培养的年轻干部，但即便在党委会上，他也不愿意说违心的话，“长时间中国就是这样，两面人，这是一件事、两件事培养的，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培养出来的。‘四五’那时候我就想，总得应该有一批人站出来吧？那我就要做这一批人”。 脑子里所有的理想都被现实击碎 如今，他们可以在饭桌上谈起毛泽东，谈一些回忆录里写到的“四五”运动对毛的影响，谈毛晚年的心理状态。但在“文革”年代，这一切不可想象。 “文革”初期，贺延光、周为民、毕谊民、陈吕蒙都是红卫兵中的普通一员。贺延光曾和同学去天津“破四旧”，他们抄了一座天主教堂，把“象征腐朽生活方式”的一柜子高脚酒杯砸得粉碎，还抱着一堆教袍在院子里焚烧。 己过花甲之年的毕谊民也曾参与过抄家。他还记得出发前的兴奋劲儿，他们将整栋房子翻得乱七八糟，还在地上刨了个大坑，可仍旧一无所获。最后，红卫兵们就往坑里扔了根电线，随口诬告这家是“敌特”，藏有电台。 陈吕蒙对政治的热情源于毛泽东。“他教导我们是早上八九点的太阳，推动我们关心政治，这个应该是很小就打下基础了。‘文化大革命’那年，我14岁，但是我非常关心政治，当时毛泽东号召长征，所以我经常到八大院校步行转一圈，一天转一圈。” 贺延光、毕谊民、陈吕蒙、周为民都曾当过知青，当他们回忆起上山下乡前的心态，没有人会感到自己“被迫远离学校与故乡”，相反，他们斗志昂扬，带着一箱子行李和铺盖卷，计划从此扎根农村。当毕谊民到达黑龙江福利屯火车站，看到广阔的黑土地时，他冲着接站的干部一挥手臂，“我一定要把这里建设成新的北京”！ 不少运动参与者都来自干部家庭。当贺延光想起父亲17岁就跑去延安，自己17岁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就显得再正常不过了。去之前，他曾对北大荒充满向往，课文《可爱的草塘》里就写过，“棒打狍子瓢舀鱼”，“心里就想，北大荒肯定是个特别浪漫的地方”！ “到了之后一看就傻了，脑子里所有的理想都被现实击碎。”贺延光说。他还记得，团里的一个北京知青大姐嫁给了当地一位脸上长满麻子的农工。 毕谊民下乡时曾遇到大风雪，本来这样的天气不应该上山伐木，可是指导员为了让知青锻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硬是把大家轰上山。风一刮，树倒的方向变了，粗壮的树干砸死了一名北京知青。追悼会上，指导员赞其死得其所，家人甚至不敢公开流泪。下葬的时候，他们还把半导体放在死者手中，要让他听到来自北京的声音。 这场长达10年的“革命”中没有永远的胜利者。曾经的干部很快就受到冲击。王洪文曾带人软禁周为民的父亲，连续8天不让他睡觉。绝望的母亲走进公用厨房，打开所有煤气，试图自杀。但她还是被救醒了。孩子们去医院看她，其中最革命的一位兄弟并不同情她，反而质问她：“你怎么能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呢？”那个兄弟还要与母亲划清界限。 插队后期，周为民已经不害怕谈起对江青的不满。他在呼和浩特当工人的一位朋友还曾集结枪支，组织暗杀江青，结果险些被枪毙。但即便是在那样激进的小圈子里，他们也尽量避免谈论中国的最高领袖，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用“那个人”代替。 陈吕蒙是知青中较早产生思想变化的一批。他的朋友曾经回忆，知青的蒙古包里大多放着“雄文四卷”，最时髦的也不过《法兰西内战》或《哥达纲领批判》，可陈吕蒙的书架上却“赫然放着一本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或许也正因如此，在“四五”发生一年前，陈吕蒙和朋友就以“反革命小集团”的罪名被捕入狱。 但对大部分人来说，决定性的转变发生在1971年的“林彪叛逃”。那年9月14日，贺延光所在的兵团接到一级战备命令，睡觉时不能脱衣服、铺床，还要一直抱着枪。贺延光每晚兴奋得睡不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他妈的，总算要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动真格了”！ 战备状态延续了20多天，却丝毫没有开战的动静。终于，团长传达了林彪叛逃、坠机的消息。空气瞬间凝固。就在大家突然一愣神儿的当口，贺延光和战友们坐的这一侧通铺“哗啦”一下塌了，几十个人随着铺板一屁股坐到了地上，顿时人仰马翻。可由始至终，没有一个人敢说话。 后来，一位北京四中的知青悄悄与他议论：“你说，不会是林副主席被人绑架了吧？”贺延光记得，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对政治产生怀疑。 随后，贺延光、周为民、毕谊民等分别以办理“特困”、工农兵学员、“病退”等渠道回到城市。 在他们回到北京后，邓小平曾短暂复出，生产恢复，反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极左路线。可没过多久，邓再次被打倒。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官方压制悼念。这一决定成为“最后一根稻草”，人们最终走向广场。 陈吕蒙后来回顾，认为那时的勇气来源于绝望，大家实在“想象不到有什么更差的局面了”。 “后来想，在中国不坐牢，人生不完整” 几十年后，当这些人重聚时，那段监狱生活是最经常的话题，就像大学同学谈论当年的寝室生活。他们将4月5号之后一段日子被捕的人，称作“大拨儿”。 “小毕（毕谊民）什么时候进去的？”餐桌上，有人问。 “他比大拨儿进去得晚，他七七年一月进去的。”旁人代答。 毕谊民笑起来，他总是将此称为“搭了末班车”。“四五”那天他也在广场，但因为封锁前离开，虽遭审查，并未被捕。第二年周恩来忌日，他又去天安门写诗，呼吁为“四五”运动平反，这次他进了监狱。 毕谊民 甚至直到进了陶然亭附近的半步桥监狱，他们彼此也不认识，平反大会后才知道。当年的政治犯大多住进了二层“王八楼”——狱警待在中央，四周有6条放射性通道，通道里是一个个小隔间。 令人窒息的牢房大概只有六七平方米，贺延光按对角走个“8”字形，大概只能迈上8小步。毕谊民曾在这样的牢房里想起波兰革命者伏契克的狱中书简，“从这里到这里只有7步”，而自己的牢房，只能走上3步。 两个月里，贺延光被提审了40多次。他出狱后才知道，警方想从干部子弟里找到黑手，一直查到中央。但走上广场是他的自发行为，警察实在问不出什么。即使如此，他与另外两名同事也被定成“贺、孙、陈反党小集团”。 他完全无法预测自己的结局，生怕在寂静的牢房里“待傻了”，就趁每天看报纸的20分钟时间，背新华社字头。“布宜诺斯艾利斯，我背了百十多个国家的首都。”他哈哈大笑起来，“后来想，不要有什么怨言，在中国不坐牢，人生不完整！” 毕谊民当时则是个浪漫主义型的革命者。小时候看《红岩》，所受的教育是进监狱的革命者都是英雄，都在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他还记得，当自己被提审的时候，他穿着军大衣，像电影里的革命者一样昂首挺胸，做出大义凛然的姿态。在叙述“犯罪动机”时，他甚至还认为会感动审问者，“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声讨万恶的‘四人帮’，要求为‘四五’事件平反”。 他还没说完，对方一拍桌子：“对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定性，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是毛主席定的，你翻得了吗？” 他当即哑口无言。 与毕谊民的乐观不同，周为民自从被捕后就没有打算活着离开。按照一个由当时中央警卫团派驻清华的领导的说法：“给周为民判无期都是轻的！” “不害怕，不准备活着出去了，所以他问我任何东西都承认是我的，但是我绝不牵连任何朋友、亲人。”周为民回忆。 在这些普通人失去自由的日子里，中国的政府高层正在进行激烈的角力，直至粉碎“四人帮”，华国锋宣布“文革”“胜利结束”，1978年，“四五”运动才获平反。 可在很多经历“文革”的人看来，自己并没能真正走出那段历史。周为民形容自己，“一生都受到‘文革’话语系统的影响”。而当贺延光出狱，要给父亲发电报，报平安时，他字斟句酌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华主席给了我新生命！” 这是一种赎罪的过程 如今，人们不大提起这场运动了。据陈吕蒙的观察，“四五”运动3周年时，《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人民万岁》，是对这场运动的最高评价。此后，这段历史被搁置在书架角落的《天安门诗抄》里，图书馆几本在香港出版的繁体文献里，以及这场聚会上参与者们讲述的故事里。 “300多人还健在多少人？还能不能找到他们？”席间，有人问，“工人代表韩志雄在哪儿呢？” 当年，《中国青年》复刊后第一期就将韩志雄的故事作为“四五英雄”的典型。但另外几个人几乎同时回答，“一直都找不到”。 他们同样找不到王立山，他既是“001号反革命案件”的主犯，也是《天安门诗抄》中最著名的一首诗的作者，“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几年，只有一家北京媒体报道过他，其中写道：“他的人生在平凡中前行。只是卧室墙上依然挂着那首广为流传的诗。” 席间，他们谈论起“小平头”刘迪。“天安门事件”结束后，他错过了考研时间，此后一直没有工作。他总是穿着蓝色的、洗得发白的劳动服，骑着自行车往来；当他说喜欢一本书，他会微笑着形容：“看完你的手稿后，特别饿，总想吃饭。” 刘迪的姐姐说，刘迪很少跟家人谈论过去，他也很少找朋友帮忙，因为“去哪儿都是给人添麻烦”。陈吕蒙记得，刘迪的表达很少，更极少成文。一次陈托朋友去采访刘迪，整理后仅有 4页。在其中，他提到自己参与“四五”时并不抱乐观看法：“当时许多参加运动的人他们把自行车的车牌都摘掉，这种行为本身就表明了他们意识到这种抗议行动是要失败的，如果要认为是会胜利的话那还摘车牌干什么？” 他一生没什么物质要求，除去追求阳光和氧气。他曾赞叹过一个朋友家里明亮的、宽大的窗户，感叹“屋里空气充足，不缺氧”。没多久，人们就听说他其实得了肺癌，常常感到憋闷、缺氧。 他一直住在一间阴暗的屋子里，像个隐士一样活在世界上。直至2011年因病去世。他的朋友曾说：“虽然我一直认为，大手笔当是写在人心中和山河上，而不是在纸张上。但刘迪，如果我们不写，他就真的消逝了。” 关于刘迪的很多问题都是无解的。那位朋友最终也没能说清，刘迪为什么一直选择隐身，那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在现在能够找到的“四五英雄”里，几乎无人从政——尽管他们曾经有过这样或那样的机会。 根据时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的指示，粉碎“四人帮”后，共青团第一次恢复活动，召开“团十大”，一定要有一批反“四人帮”的年轻人参加进来。贺延光、周为民等人被选为共青团第十届中央委员。20多岁的周为民还回到清华任团委副书记、校党委委员，作为“第三梯队”培养。 他被政治推到这个位置，也同样被政治拽了下来。1980年代初，由于参与一次政治活动，他的副书记职务被免。后来，蛇口工业区的总指挥、改革家袁庚来到北京，骑着自行车到清华，亲自将周为民等一批青年游说到蛇口去。 但即便在远离内陆的蛇口，周为民也无法免于政治对其的影响。他当时是“内控对象”，不能到深圳这样的边境地区，深圳市委的一名官员几次要求袁庚将周为民遣回原籍。 1984年，胡启立视察蛇口，袁庚带着周为民一起去见他。周为民还记得，袁庚当时说：“周为民到蛇口没有问题，他无非就是过去那些事情。所谓年轻人在当时的那种背景下，对党犯错误的历史背景了解得不深，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哪怕是做了一些过激的行动，都不应该把他推到敌方去。”胡启立为此事批示，周为民最后得以留在蛇口。 周为民在蛇口曾任职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招商局港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直至1997年离开蛇口。如今他在一家投资公司做职业经理人。此后有关他的新闻大多与商业有关，比如2008年的一条：他所在的公司“正在筹备一个大概10亿至15亿人民币的产业基金投资清洁能源”。 对贺延光来说，远离政治是主动的选择。进入团十大后，他成为北京市青联副秘书长。但那时不少参与镇压“四五”的人仍在岗位上，贺延光感到自己就像个政治舞台上的“花瓶”。 他便申请到《北京青年报》当摄影记者，两年后进入《中国青年报》。在“文革”中听到了太多谎言，因此他格外向往真相。可那时的新闻摄影，“为政治服务”才是原则。1983年暑假，他要拍一张胡同里学生的照片。去之前，还特意在办公室里画了张图。到了现场，就按照草图找几个孩子，“你往这边站站，你往那边站站，就这么拍，天经地义”。 “那时候摄影记者为了达到宣传效果，可以不惜任何代价。像拍解放军的战鹰飞长城，战鹰飞过去，那都是靠专门调度的。我们的新闻照片都是这么拍的。在照片的拍摄过程中你都可以看到，权力无所不在。”他大声说。 其后，西方新闻摄影观进入中国，摄影记者开始意识到真实的力量。“胡同里的学生”是他职业生涯中唯一一张假照片。 在过去62年的人生里，他意识到“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会使人分化”。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了“四五”运动里相当有名的一位代表。他下自行车与对方打招呼，跟他说了几句有关时局的话。可对方变得很害怕，连说，“算了，咱们不提这个话题”。此后，这个人也再没有出现过。 “可能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能改变，但是你不能说你没有历史，哪怕影响一个人。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些人的责任。”贺延光说，“所有政治运动所付出的代价，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我们现在坚定地推崇普世价值的信念，对我们这一段有经历的人，这是一种赎罪的过程。你明白吗？” 这群人是上帝赐予人生的礼物 如今回顾“四五”，周为民觉得那个时候人们的“民主水平并不高”。“包括现在我自己说话动不动就启用毛主席语录。那就是我们熟悉的语言体系。我们这代人，带着太多那个时代留下的痕迹。我们这代人要翻过去，不要期望。” 现在他不大谈政治，不过，他对现在的年轻人感到乐观，“还有80后、90后，好一些70后，我是挺看好这批人。这个社会一定属于年轻人，不属于老年人，社会就是这么发展，像我们年轻时所受的迷信教育，他们身上更少”。 从左到右分别是陈吕蒙、毕谊民、孙庆柱、周为名 两年前，周为民开通了微博，而他的第一条微博里写道：“年过五十仍然对世界充满好奇，理想主义因此想看到世界变得更好。” 贺延光是极少数活跃在公众视野里的“四五”运动参与者之一。因为常在微博上对公共事件发言，他被一些人称作“老愤青”，对此他并不开心：“不会吧，什么叫愤青？我就觉得他这个评价不准，我挺讨厌愤青这个词的，我是多温和一个人。微博上表现的，不认识的人以为我多严肃，一天到晚的愤世嫉俗，全错了，我是太快乐的一个人。” 他将“四五”前自己的动机看作“常识的判断，就是社会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可那场运动之后，他开始意识到，“制度其实比人更重要”。 学者刘小枫曾在1980年代提出“四五一代”的概念。在陈吕蒙看来，“四五一代”从总体上说是民主的拥护者和推进者。这一代的主体是那些还在初高中、思想未定型时期就经历“文革”和插队的人。“插没插过队的差别很大，插过队的等于都是端着泥饭碗的。这期间你没有依靠，将来怎么吃饭都是问题。所以思想活跃程度就高。中国现在的最高领导人也经历过这样的时期。” 而今，毕谊民经营着一家从事节能环保业务的企业，同时还在进行“三农”问题研究，他把精力主要放在推进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上，比如，如何将农户组织成小经济体，帮他们进行市场营销、深加工。 他总是精力充沛，喜欢和80后、90后一起爬山，正准备征服7500多米的慕士塔格峰。在拍照片时，他会秀秀自己的肌肉。当摄影师请他表情更放松一点时，他立刻活泼起来：“明白，明白，Smile！” 在“四五英雄”的种种聚会上，他总是热心的组织者，他称这群人对自己而言是“上帝赐予人生的礼物”。他说：“在走上广场之前，我是独自一人；可是离开广场后，我融入了一个群体。” 在接受《人物》采访时，毕谊民毫不犹豫地表示，“四五”影响了他的一生。1976年时，他只是凭着一腔热情和对体制内一些坏人的反感，走上广场，可这样的诉求并未被接受，他还因此进了监狱。“从那时开始，我不再只是控诉一些坏人，而是开始思考整个制度架构。”他也认为，体制改革与制度设计，不能只靠讨论理论，更要靠解决实际问题。 即便在聚会里，他也不大谈论“四五”往事，只是热心地张罗。出门喜欢穿户外装、戴着顶礼帽的他，笑起来像个孩子似的，“我来做联络人，因为我就是这样的性格。你看，大家都叫我‘小毕’，我就是小帅哥的性格”。 聚会临近尾声，有人点起了一根烟，问道：“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想，推进民主应该是渐进式的，像‘四五’这样走向广场来产生这种突变，到底对中国历史有多大意义？” 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带来了一段长长的沉默。 毕谊民曾告诉《人物》记者，他极少花费时间谈论什么“主义”或“意识形态”。他一直参与乡村建设的研究，只想关注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寻求其解决的路径并为之努力。“与其泛泛空谈，我还不如实实在在做点事，只谈‘三农’问题。” 但对于那人提出的问题，其实他早就给出过自己的答案。在一篇回忆‘四五’的文章末尾，他曾写道：“我们回忆‘四五’，是为了不能忘记历史。我们反思‘四五’，是为了不再走向广场。” 猜你喜欢 刘伯勤：红卫兵的忏悔 肖像中国：“草民”陈水总 肖像中国：左翼青年 崔卫平：“持不同生活见解者” 冉云飞：时代的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