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

今年这些农民工孩子在哪里上学-中国青年报 今年这些农民工孩子在哪里上学-中国青年报     在北京市五环外，大风卷着黄土，覆盖上被拆迁村庄的半截砖墙，一对裹着黑衣的农民工夫妇，跨过垃圾堆，牵着刚到爸爸腰高的娃娃，抬头看看矮墙。     在一片灰黄残破里，格外鲜明的是矮墙上涂写着五个红字：“东方红学校”，后面画了个箭头。     从2011年暑假开始，北京各区的拆迁波及了众多农民工子女的学业。拆迁风暴中，北京将关停24所打工子弟学校，1.4万余名学生的去向引发了全国关注。     现在中小学开学在即，北京的数万农民工子女都到哪里去上学？存在大面积失学吗？拆迁潮后，农民工子弟学校和老师们又何去何从？     就此，中国青年报记者近日探访了现在北京的农民工子女就学生态。     剩下的学校在“夹缝中求生”     “村子被拆了，学校却还在？”这样诡异的局面，就出现在北京市昌平区的五所农民工子弟小学。     这五所学校是经纬学校、振华小学、东方红学校、明欣学校和新源学校。去年有1300多名学生的振华学校，现在还剩一半人。上学期有1100多名学生的经纬学校，校长估计这学期顶多能收到500个孩子。     “老师也有走的，也是一半，现在只剩下不到20个老师了。不过孩子们要上学，我们就要正常上课，不能让他们失学啊。”振华小学的万校长说。     振华小学以前每个年级四个班，现在减少到一两个班，而关于具体班级数，“还没开学，还没定下来”。     原来经纬学校的学生是周边村子的孩子，房子拆了以后，有的农民工家庭搬走了，有的回了老家。“搬走的孩子，老师们就去找，找得到的就再回来读。”     “学生走了多多少少受点影响，学校财政状况不是很乐观，实话说，肯定是入不敷出。”校长们谈起拆迁后的局面，语带唏嘘。     经纬小学的李校长更是坦率地说：“拆迁对学校招生影响挺大的。”他算了一笔账：     小学学费每学期每人600元，初中每人1000元。学校房屋租金一年将近30万元，30多名老师，每个老师一个月工资平均是1800元到2000元。“说实在的，我基本挣不着多少钱。这个学期学生更少了，估计要赔钱。”     “整个村子拆了，学校却没拆迁的政策，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但学校哪怕只有十个学生也要开学，我们要有负责到底的态度。”李校长说。     据公益组织“打工之友”负责人张志强调研，目前，仍然约有10万孩子在北京市没有获得办学资格的114所自办校和近50所有办学资质的学校，接受由家长自己买单的义务教育。有近四分之一的孩子处在12-16周岁的青春期。     学校主要分布于流动人口集中的城乡接合部，如四环、五环以外的村庄。     “在一个缺乏监管的市场环境里，校长是一种苦涩的无奈，办学数年，他们讲述学校的辛酸让人落泪。十几年来，学校至少搬了4次，拆迁时会有些失落，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张志强在调研报告中这样写道。     请放心，农民工孩子没失学     小安（化名）原来是北京市石景山区春蕾打工子弟小学的学生，学校被拆了之后，她已在平谷区第二小学的六年级读了一个学期。她的30个同班同学，和她的经历一样。     “石景山区去年拆了3所农民工子弟学校，是春蕾、太和、红星小学。那里的孩子们现在都去了公立学校。”公益团体“同心希望家园”负责人马小朵说。     平谷区第一小学、平谷区第二小学从3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各年级里选考了孩子，“就按平时在学校的成绩，优秀的就挑走了”，剩下来的所有学生都集中到蓝天中学。蓝天中学原来收的就是打工子弟，现在将一些平房改建成了小学部，而3所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也随学生到了这里。老师也是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     在新学校，小安的妈妈有喜有忧。     “和原本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比，现在学校的环境条件好多了。原本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负责教语文数学，公立学校老师教英语体育，教学质量好些，孩子吃得比较好，还有鸡腿。”     “但是公立学校下午3点多就放学，孩子没人看，不像原来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会看到7点。我们都忙着打工，根本不可能来接，这挺发愁的。而且光饭费就要200多元，原本的打工子弟学校一个学期大概600多元，也不用饭费，离家近，孩子都回家吃。”     而在朝阳区，采取的办法是孩子们进了“民办公助”学校。     “民办公助还是私立的性质，校长是教委委派的，一般是原来朝阳区的老教师，或者退休的老校长。”公益组织“农民之子”的项目负责人王春华说。     “2010年就尝试开设了两所，一个是安民学校，一个是星河双语学校，据农民工家长和孩子反映，效果还可以。”     在海淀区，较多的孩子进了附近的打工子弟学校，进公办学校的“还是比较少”。     而在大兴区，关闭了10多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后，“公办学校接收孩子的很少。也就是少数家长办齐了五证，最后学校收了。”     最后的结果是，基本上学校全都重开或者合并了，学生都回到了农民工子弟学校。     老师，您往哪里去？     原来在红星农民工子弟小学二年级“什么都教”的李爱枝老师，准备要离开这个职业了。     从2009年教书开始，她每月是750元的工资，去年刚涨成了四位数，1200元钱。当她正盼着工资再涨一涨时，拆迁来了。     她班上的20多名学生，因为拆迁走得剩下十来个。再后来，整个学校也被拆迁了。     她们一共9个老师，4个去了公办学校，她听说，“工作压力挺大的，累得要命。”“待遇比以前好了，有的能拿到2000多元了吧。”     马小朵介绍，在石景山区，30多名老师，返聘9人，大概每个学校选了三分之一的老师返聘，没选上的就自谋职业。     而李爱枝老师她们，校长给推荐了一个有办学资质的民办学校。“4个老师去了。因为太远，我有孩子要带，就没去。”     王春华介绍，在朝阳区，一部分老师进了民办公助的学校。教委统一开了重新聘任的会，会上民办公助的校长发表了一下演讲，介绍每个学校的状况，教师就自己写应聘简历投给校长。     “老师失业的问题，学校没有负责，政府也没管。还不如2009年在拆迁影响下，有几所学校关闭，像大兴的龙海学校，政府还按劳动法对工作年头长的老师给了失业补偿。”     公益组织工作者们了解到，这一年多来，不少接收农民工子弟的学校已经出现了“缺老师”现象。     “这是为什么？我们分析，可能新进来的老师不多，但是离开岗位的却有不少。”     “原来许多老师觉得，国家政策可能对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有安置，农村老民办教师转正会受鼓励，但是近两年打工子弟学校关得很快，对老师的去向似乎并不在意。有些老师觉得没有必要再坚持了，觉得不会再有对他们有利的政策，一部分老师就流失了。”王春华说。     “现在学校的解决方法是，如果实在不行，就由一个老师多带几门课，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     “现在还没确定要做什么，还没打算好，也不想干这一行了。”李爱枝老师最后说。     “问题不是没学上，而是怎么上好学”     “根据我们的经验判断，无论政府拆迁学校多么迅速，都不会出现大量孩子失学的情况。”知名农民工子女学校项目“新公民之友”总干事蔺兆星说。     “因为目前有市场和政府的双重手段，从市场来讲，打工子弟学校会顺应市场变化，农民工家长面临拆迁，也会选择就近转学，实在不行就搬家。”     “而政府举措来讲也有好处，关掉一批，集中资源后，办学质量会得到提升。现实的经验是，700-800个学生的学校，会明显好于200-300人的小学校。”     蔺兆星说，“现在对农民工孩子来说，问题不是没学上，而是怎么上好学。”     他认为，从目前的形势判断，北京的农民工子女学校拆迁仍将继续。有的学校已接到暑期拆迁的通知。     “因为北京和上海的农民工子女数量是大致相当的，上海市通过这两年的优胜劣汰，农民工子女学校已经从约300所降到了最近的约140所，这个数量是恰当的。再减下去资源配比就很难了，总不能靠公立学校临时加盖，把操场都盖成学校吧？”     “而对比上海，北京现有200多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因此还有优化的空间。”     “对政府来说，措施不是拆了就好，而是要规范民办学校，给予支持。其实说政府不了解是假的，北京市教委一直在调研，很清楚每个学校的办学质量，也在管理规范，已经比以前改善了很多，但还没有足够的长期支持。现在有的区在尝试公立和民间合办学校，但没有明确的政策指引。”蔺兆星说。     张志强在调研时，曾听到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位老师问学生“长大后的理想是什么”时，很多孩子一片茫然。过了半晌，有个学生回答：“我去捡破烂吧。”“我要收一个大彩电，能赚10块钱。”     “在政府政策、投资办学者、老师和学生这几个群体的博弈中，教师和学生成了真正的弱势方，他们的利益保障仍亟须破题。在一轮又一轮的取缔、转学的喧闹中，城市打工子弟如羊群般被放逐于城市的边缘地带，在体会知识的乐趣之前，他们已过早地品尝到了人生的冷暖。”张志强在调研报告里这样写道。     “因此，需要争取的是政府更多支持民办学校的态度和力度，要是得不到有质量的教育，这些孩子就废了！”蔺兆星说。     据记者了解，政府有关方面也都在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弟有学上，上好学。

1月13日晨，当从温州返乡的民工姜红明走出阜阳火车站时，顿时被眼前的阵势吸引。 姜红明家住阜阳市阜南县，阜阳位于安徽西北部，人口过千万。当地公开数据称，外出务工人员近300万，多通过火车往返，阜阳火车站也因此知名。阜南县则因淮河第一闸“王家坝”闻名中外，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还总结出“王家坝精神”，现已成为阜阳的城市精神。 “最早回乡时没人关注，渐渐地多了欢迎条幅，再后来有了志愿者，但是我从没见过那么大的场面。”姜红明每年回乡一次，他如此总结20余年回乡的感受。 当日，当地政府在火车站广场举行2012年“接您回家”春运接站活动，来自该市下辖的五个县（市）的30台大巴车，免费送返乡民工至所在县城。 当地主政者亲自主持，十余政府部门参加活动，处处可见的欢迎条幅，让姜红明们感到受宠若惊。 直到登上免费大巴踏上回乡路时，姜红明才回味过来：到家了，火车的拥挤已成过往，以前下火车后发愁如何到家也成为过往。 在阜阳极度重视农民工的背后，是该市迫切需要返乡民工带来的技术、资金、先进理念，以推动经济升级发展。 姜红明今年39岁，妻子徐丽比他小2岁，两人都属于村里的“打工第一代”，均是十六七岁时便外出务工。1998年，他们结为夫妇后，便开始了共同的打工生涯。 北上至北京、南下至广州，夫妻两人在老乡们的口口相传中，用脚投票，不断变换打工地，追逐着回报最高的地方。 2007年，他们来到温州，在一家鞋厂做鞋。今年鞋厂还没有放假，徐丽就开始打包回家的行李。她用“迫切”来形容自己回家的心情。自2011年阴历初九离家至温州，她已经整整一年没见两个孩子了。 2012年的第一天，姜红明就用电话购票的方式，购买了两张1月12日的火车票，让夫妻两人庆幸的是，车票还有座位。打点了三大包行李，准备好送给两个孩子和双方老人的新鞋、新衣服，姜红明、徐丽夫妇踏上返乡路。1月12日上午11点，姜红明夫妇乘坐火车返乡。车厢内人很多，不少人被堵在了车厢过道里。温州至阜阳相距1333公里，在硬座上颠簸了20个小时后，1月13日早晨7点30分，他们抵达阜阳火车站。 姜红明夫妇的老家并不在县城，而在阜南县王堰镇季郢村，下了火车，要倒三次车才能到家。第一次倒车是从阜阳火车站到阜南县城，每年他们都是先坐40多分钟的公交车到阜阳汽车西站，再从汽车西站坐50多分钟的汽车到阜南县城。仅倒车就需要近两个小时。 当在广场巡逻的交警告诉他们，今年有免费的大巴送他们去阜南县城时，姜红明有点不敢相信。 此时，在火车站临时停车场上，来自五个县市的30台大巴车已经各就各位，整装待发。阜南汽运集团的6辆大巴车整齐地排列在停车场南侧。车头悬挂着大红彩绸，车身裹着“我们接您回家过大年”的字幅。志愿者将姜红明夫妇安排在阜南县6号大巴车上。 上午9点10分，满载43名打工者的6号大巴车跟随车队出发了。从阜阳火车站到阜南县汽车站，40多公里，车程1小时20分钟，在志愿者和打工者的一路欢歌中，他们抵达阜南县城。 上午10点50分，他们乘农线车回王堰镇，透过车窗向外看去，天气有点阴，道路两边一片片灰绿的麦田，将大大小小的村庄连接在一起。光秃秃的白杨树，一排一排地矗立在远方，让冬季的村庄更显萧条。 姜红明说：“今年的麦子长得真好，但是靠天吃饭哪里是个办法。现在外出的越来越多了，村子没以前热闹了。”在阜阳农民，立起了越来越多的楼房，里面却空荡荡的，毫无人气。当地人挣到钱之后，喜欢盖房显示成就，不过由于一家都在外打工，不少楼房空置。为了防盗，甚至有人用砖和水泥将门封住，多年后回家时再砸开。 当日中午12点，他们在王堰镇镇政府下车。从这里到他家的3里路，需要徒步。路不好，全是土路。 离家还有一段距离，徐丽就大声地喊起了一个男孩的乳名。两个孩子奔了出来，女孩的个头比徐丽还高。穿着红毛衣，留齐刘海的徐丽摸着女孩的脸，责怪她：“看看脸冻成什么样了，也不穿件好看的衣服。” 一进堂屋，两个孩子就争先恐后地翻看父母给他们买的新衣服。女孩儿一边比划一边说：“以后我也去城里，城里的衣服真好看。”男孩儿突然问爸爸：“今年陪我们过十五吗？” 姜红明笑着答应了。按照计划，他们过了大年初八就得返回温州，虽然他们并不想走那么早。 而在此时，阜阳正准备举办农民工招聘会，本地企业将提供数以万计的岗位。留住熟练工，服务当地发展成为越来越迫切的事情。与此同时，招聘会还将推介创业项目近百个，为返乡民工自主创业提供选择。 吃完中饭，姜红明和徐丽商量：“要不咱们也去招聘会看看，找个离家近的工作，不走了？”徐丽看了看孩子，点了点头。

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农民工讨薪，在我们这个国家已经有二十多年历史了，他们有的在讨薪时被老板养的保安打死打伤；有的因为讨不到钱气愤不过而被迫自杀；还有的则通过法律渠道讨要，但成本太高，讨回1000元就得付出920。 中选网上作者无敌的文章说，在讨薪过程中，他们经过无数次失败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一定要搞出些惊天动地的举动来，比如跳桥或爬上高塔，只要引起媒体的关注和相关领导的重视，就能较快地要会欠薪。这不，近日在郑州市街头就出现了几个农民工摆摊卖别墅的，并公开表明“欢迎各路贪官前来购买”，此举果然引起了轰动效果，不少过往群众纷纷驻足询问。据悉，这批100多人的农民工来自河南信阳，他们所卖的别墅位于荥阳市豫龙镇，项目名称叫清华园大溪地。 他们一共盖了10栋这样的别墅，每栋价值都要数百到上千万，他们所卖的是其中的一栋，但仅要价137万，正好是老板所欠他们的全部工薪。不过，这些农民工所卖的别墅由于产权不是他们的，因此虽然便宜，也不会有人真买，这一点他们自己也清楚，但他们要的就是轰动效应，要的就是有人关注，特别是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而已。这些衣着单薄，头戴安全帽的农民工嘴唇冻的发紫，不时痛苦得直掉泪，他们说：“辛苦一年多盖起来的别墅，都是给有钱人住的，可我们却连血汗钱都讨不回来。快过年了，父母老婆要吃饭，农村信用社贷款需要还，孩子上学需要钱，没钱该怎么活呢?” 文章分析认为，，一个农民工被欠薪，就影响着一个家庭的生活，全国一年有多少农民工被欠薪?有多少个家庭因为被欠薪、讨薪而增加了不应有的烦恼，有的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增加了多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本来，按时给付劳动所得，于情于理，天经地义，是什么让农民工不能按时拿到劳动薪酬，非得用千奇百怪的方法来讨要呢? 农民工被欠薪问题，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是这个问题非常难解决吗? 我想不是的。只要拿出“招商引资”的十分之一劲头来，拿出城市改造的百分之一精神来，这个问题早解决了，但奇怪的是，至今国家没有相应的法律出台。难道要一直这样持续下去，逼农民工们走极端，年年让报刊网上大声疾呼，才能显示出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来吗? 什么时候农民工再不用讨薪了?我们只能等待着，再等待着…..。

他们像一群候鸟，每年这个时候，无论越过多少重峦叠嶂，春节时都要回到有家人有温暖的故乡团聚，哪怕回家只呆上短短的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