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言乱语

老冰在凤凰网上说了老冰为什么认为中国需要那么多校车的理由其实是很古怪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 http://news.ifeng.com/opinion/zhuanlan/yutianren/detail_2011_11/29/10976465_0.shtml 实际上那些一定要并校撤校的理由都是没有得到过验证的。说实在话。中共官员嘴里说出来的干某事或者不干某事的理由十条里就有十一条是在胡说八道，没有一句正经的。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谁要是还去相信那些不作为的理由那也实在太善良了，用句流行的话反过来说就是“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 老冰曾经从一位共军将官听到过一种形容中国官员的说法叫“三拍”，意思是这些人脑袋一拍“有了”，接下来是胸脯一拍“看我的”，最后是大腿一拍“糟了”，中共官员大多如此，有能耐者极为罕见。 又有人不服气了，既然“中共官员大多如此”，这几年的经济发展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经济发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只能是有人苦干出来，那么是谁苦干出来的呢？ 是里根政权和中曾根政权的短视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内讧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机会，而邓公高瞻远瞩地看准了这个机会，经济沙皇朱熔基又以他那疯狂的个性进行了实在的投机，带领着农民工们干出来的，和各级地方官没有多大关系。 这些年来诸如“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之类的笑话层出不穷，说实话绝大多数地方官就那个德性。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官吏分别来自文革前，文革中那些俗称老五届以及文革后的大学生，学历是上去了，但是那这三部分人的精华都没有进入官吏队伍。 首先文革前和文革中的老五届都经过了反复的整党运动，除了那些职业儿子的红二代之外，能够任命为各级官吏的基本上都不是所谓“三种人”，也就是说造反保守两派都不是的逍遥派。 可是在文革那么一个全民疯狂的时候当逍遥派的都会是一些什么人，除了那么几个真的是脑子清醒的人之外，其余之辈说句不客气的话，那基本上就是无才无能无想象力的人了。 另外这种思想使得工农兵学员基本上被排除在了官吏队伍之外，实际上这种划线有点可惜，“三种人”和工农兵学员里面有不少能人，但因为中共无法正确清算文革，也就只能糊涂划线了。实际上一个人在年轻时的激情也是一种才能的表现，你看曾经担任过日本文相，外相的自民党大佬町村信孝现在戴着副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像个大学教授，实际上当年是东大有名的武斗派，说打架就抄家伙的。那个现在还成天无事生非的龟井静香，当年就更是先闹学运打警察，再当警察镇压学运的名人，浅见山庄的现场指挥就是他。至于那个把首相当的天怒人怨，是个人见了他问好都是那句“您多咱下台啊？”的菅直人，搞学运时的绰号就是“第四排”，所以给个首相也当不好。那时警察打学生，大凡把前三排打趴下了，学生们也就散伙回家了，站前三排是真不怕死的汉子，第四排开始就是起哄架秧子的顽主了，而菅直人永远站在第四排。 至于文革后的大学生，当时毕业生是这样分类的：第一流的学生直接出国，第二流的学生读研，第三流留校，当年参加分配的都是第四流以下的，而当年的精华现在基本上都在北美。 这就是现在的中国官吏队伍。 中国一直就是个专制国家，国家能否发展仅仅取决于独裁者的“一闪念”，这句话虽然很让人伤心，但却是事实。记得老冰在《浩瀚的大洋是赌场》中是这么总结日俄战争的：“天才们可以利用独裁来减少系统开销（system cost）从而取得辉煌的胜利，但是天才并不是像仓库里的耗子那样永远存在的，独裁者中更多的是庸才，甚至是等而下之的蠢材，很不幸，俄国当时就摊上了这么一位尼古拉二世沙皇，所以俄国人的失败也不是什么很意外的事情。” 悍然歇一下晌

动车追尾事故发生之后，对铁道部发言人的表现有一点好评的人几乎一个都没有。于是有人在呼吁要加强“危机公关意识”等等。实际上铁道部发言人的表现和“危机公关”什么的没关系，所以这种呼吁实际上有点缘木求鱼，毫无意义。 “危机公关”是一个自认为处于危机之中的组织的公关活动，或者让大众理解或者让大众原谅，以帮助自己度过危机，关键在于这个组织要自认为是处于危机之中了才会有“危机公关”的举动。 对于企业来说，这种公关能力有时候会关系到生死存亡问题，因为企业在经济活动中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或发生事故，这时候能不能够及时得到消费者的原谅十分重要。因此一般企业在这种时候首先必须让消费者先把怨气全部出出来，这是一个铁则，接下来再是什么“抽象认错，具体含糊”的公关技巧了。 也就是首先向社会认错，态度首先要真诚，但是语言可以含糊，一旦被追问到具体问题的时候，基本上是：“正在调查，现在无可奉告，一旦有结果，当将立即公开”之类的套话，先把人们的愤怒平息下来，然后再随着事故调查的不断进行，对社会上的传言进行肯定或者否定。总之，在此时为自己辩护或者企图说明什么除了激起听众的反感之外绝不会产生什么效果，反而把自己放到了与社会为敌的位置上去。 不幸的是铁道部恰恰就是这样，自己把“社会公敌”的标签往自己脸上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铁道部发言人代表的是铁道部，是一级政府机关，他不是一个企业，他绝不以为自己的组织处在危机之中，也不会认为自己的组织会发生危机。所以铁道部发言人的表现并不是由于没有经验或者过于笨拙，也不是不会说话或者用词不当。他本来就是一级政府机关的代言人，是代表“官”在向民介绍情况。按照他们的思维逻辑，“官”是不会出错，本来就没有多少必要和“民”们去扯皮。所以他就不可能有诚意地向媒体介绍真实的情况，争取和媒体的沟通，而是代表着铁道部和媒体交锋，和媒体作战，寸土必争，寸步不让，只有这样才能显出官府的微风。从那句现在脍炙人口的“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的名言里就可以知道他们的思维方式：你们信不信的没关系，只要我信，我觉得能够自圆其说就行了。作为发言人，居然根本不把说服听众作为自己的目标，这也是“官本位”最到位的解释了。 他们的脑子里没有“经济活动”的概念，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次事故的受害者都是他们的顾客这件事。笔者一直有种感觉是在铁道部心目中，运送旅客并不是他们的生意，而似乎是他们对社会赐予的一种福利，安全更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附属品了，旅客应该诚惶诚恐地感谢铁道部让他们坐上了火车，怎么还能挑三拣四胡说八道呢？实际上只有这样才能解释铁道部发言人以及铁道部在动车追尾事故之后的言行。 实际上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前几年曾经出现过一次出口日本的冷冻食品饺子里被人下毒的事件，那次事件后来被是有人下毒，但是在最后证明之前，从上到下的所有部门的发言人都来一个“绝不认账”，摆出一副“实际上自己才是受害者”的架势，到最后弄得自己相当被动。其他衙门倒也罢了，直接当事的那个天洋食品厂也因为是国企，所以也是一副衙门做派，那个厂长就在记者招待会上直接质问记者：“你有什么证据能说问题是发生在天洋？我告诉你实际上受害最大的是天洋”，其口吻和这次的铁道部发言人没什么区别。 这种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比如渤海油田的漏油事故，实际上这就是长期以来中国经济活动中“政企不分”的恶果，敢于无视消费者的那些企业都是国有企业，他们根本没有作为企业的自知，有的只是作为衙门的跋扈。在他们那儿没有消费者这么一说，有的只是官民差别。他是官，你是民，他是管你的，如何容忍小民们提意见？而铁道部还是最后一个在组织管理上都“政企不分”的地方，在处理事故时会出现这种反应是理所当然的。 要改变铁老大的面貌，单靠撤掉一两个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从根本上消除其飞扬跋扈，认为自己垄断地运营铁路还是在赐予旅客以福利，完全无视消费者的原因。

什么是中国的国花，好像没个定论，时间不同不一样，地区不同也不一样，大清是说是牡丹，后来有地方用兰花，现在又说是什么蕙芷，海峡两边好像还不一样，对面似乎是梅花，记得周润发大哥还在《赌神》里高唱过“梅花梅花象征着巍巍的大中华”。 不管扯到国花怎么众说纷纭，但是扯到国鸟可能大家意见没什么分歧，那就是鸵鸟。 这是一篇神奇的土地，神奇得你对一些事情只能敬佩其神奇。 比如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小老冰知道共军炮打金门时中国似乎有国防部长，但是中国的这个国防部长是没有名字的，所有的《学习材料》上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声明”，但就是没有名字。 过了很久很久，终于知道了这个国防部长还是有名字的，只是因为不小心叫了彭德怀所以就不能让这个名字存在。 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这件事又重演了，大家都知道无论如何和英国首相撒切尔签约的确实是中国国务院总理，但是这位中国总理还是无名的。07年7.1前后老冰正在北京，所有传媒都铺天盖地地在扯香港回归十周年，但就是不知道撒切尔和谁在扯淡。 还是因为这位中国总理的名字不小心叫了赵紫阳。 就是这样，中国没有名字的人实在很多的，最大的从国家主席开始。 据说鸵鸟遇到什么事就把脑袋扎进沙子里，所以就成了伟大祖国的国鸟。鸵鸟，已经成为了一种信仰，一种精神境界。闭上眼睛，这个世界就不存在。不仅人名是这样，现在连日历都是这样。 比如昨天，在任何一个门户网站都不能说：“今天是六月四日”。 但是在天文学上，每年都有一个六月的，每个月都有一个四日，就算能把拖拉机弄进城，但也没法子改掉这个天文学的事实。 所以，真的也挺难的，比如要问“李娜是那天拿的法网冠军？”。 回答只能是：“六月五日的前一天”或者“六月三日的后一天”。 真想以刘宝瑞的相声《连升三级》的最后一句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