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迪社区

评论(1) | 标签:读书看电影

文章提交者：西风独自凉4 加帖在 东方纵横 http://zh.eastday.com/

有人批评老《三国》拘泥于原著，未能充分利用最新的历史研究成果，予以现代人文关照；新《三国》一出来，恶评四起，首要原因竟然是偏离原著太多！可知众口难调，唯小人与观众难养也。叶匡政《新〈三国〉为曹操翻案，偏离了“中国史心”》（《南方都市报》5月5日）就在抱怨，新《三国》“让那些熟悉三国的人看了别扭”。

“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如何演绎吕布这个充满性格缺陷和悲剧色彩的帅哥尚在其次，谁来演绎才符合人们对宛若天神下凡的吕布的想像？可以说，谁来演都别扭，想不别扭都难。一千个观众有一千个吕布、刘备和曹操，你说“扬刘抑曹”是历史的正解，我倒觉得刘皇叔心机深重：长坂坡假意摔子的伪君子，与“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真小人，谁更配得上“奸雄”二字？

刘备遭袁术劫寨，走投无路，吕布不仅礼遇其家眷，好吃好喝地招待、收留这班残兵败将，还射戟辕门解其倒悬。不承想，白门楼上大耳儿落井下石，居然怂恿曹操杀掉对自己恩同再造的吕布，搞得见利忘义出了名的三姓家奴也瞧他不起：“是儿最无信者！”这是“扬刘抑曹”，还是明褒实贬？

难怪日本漫画版《三国志》突出吕布的悲情和血性，让陷入重围的吕布如东嬴武士般剖开腹部，扯出肠子扔向敌人：“你们不是要我死吗？你们不是要我的命吗？拿去吧，你们！”

新《三国》为曹操翻案，只要言之有理，能自圆其说，便翻得其所。若亦步亦趋、因循苟且，天地间只生古人足矣，后来者何必居上？

被叶匡政视为“知识分子理想的化身”的孔明，再怎么“尽乎人事鞠躬尽瘁”，也只是各为其主的忠臣而已。知识分子的理想化身至少应当爱国（民）不必忠君，此等境界孔明何曾梦见？让情深谊重的关二爷守华容道、刚愎自用的马谡守街亭，显然用非所长；劳民伤财、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六出祁山，更是直接埋下蜀亡的种子。“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赵藩写于武侯祠的这副对联，确乎是对孔明穷兵黩武、知人但不善用的定评。

叶匡政认为“扬刘抑曹”是尊重“中国民间历代形成的公共记忆”，而“只以成败论英雄”是一种庸俗的历史观，孔子、屈原、诸葛亮、关羽“因所主之事不圆满才被民间信奉，因为这种不圆满，更能显出人格的不朽。钱穆先生认为这正是‘中国的史心’、‘中国文化精义所在’”。

问题在于，立志一统天下、结束战乱的曹操，所主之事何尝圆满？鲁迅先生曾言:“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臧否历史人物以所谓的公共记忆为依归，算不算一种狡猾的“以成败论英雄”？对皇族的美化和对圣人、明君的期盼统领公共记忆上千年，后来才发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事实上，公共记忆一直在被塑造和不断变化，有时甚至会被彻底颠覆。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最近对斯大林的评价近乎全盘否定：“是苏联人民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而不是斯大林——斯大林对自己的人民曾犯下了大量罪行。”

作为“达则兼济天下”的代表性人物，曹操统一北方、发布唯才是举的“取材三令”，对民众的休养生息有莫大贡献。与其说“扬刘抑曹”顺应了“中国史心”，不如说它在打压以曹操为代表的寒微阶层的政治崛起，替自命为正统的权贵集团摇旗呐喊。

旧史学唯权力马首是瞻，严重欠缺有益于民众的价值判断和人文关怀，1902年梁启超先生为此发表了开创史学革命的《新史学》，可谓一剑封喉：“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不过是“霸者的奴隶”。“扬刘抑曹”难道不是曹氏败落后，卷土重来的世家豪门炮制出的“霸者的奴隶”？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论及“如何研究中国历史人物”和“中国的史心”，特意分析了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谓保国与亡国，是指一国之政治言。所谓保天下与亡天下，则指民族文化之绝续言。”

可见，有益于民众的价值判断，能够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创新，才是值得我们推崇的“中国史心”。新《三国》的曹操很自豪：“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尽管不尽如人意，但与同时代的群雄相比，在减少战乱的同时，“不拘一格降人才”，留下影响深远的灿烂诗篇，曹操自豪得有理。（原载东方早报）

评论(2) | 标签:所见所闻

[转贴]张鸣：从“官不修衙”到“宫殿衙门”

文章提交者：铁骑银瓶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各地政府机关，大兴土木，大修衙门，已经蔚成风气。一个市或者县，无论贫富，很少有不兴建办公楼的。很多地方的办公楼是一个组合建筑，有主楼，有广场，还有花园。不建则已，一建则必巍峨宏丽，高大气派，有点干脆把办公楼建的像天安门，有的则像白宫或者美国的国会大楼。还有的则在建筑中，掺杂了风水迷信的要素。体现了一种说不清道不白的权力意识，有人甚至说，办公楼的兴建，体现了当政者独特的权力美学。

　　显然，这样的大兴土木，兴建衙门，不是中国的传统。在帝制时代，以明清为例，各地地方官一般来说，如果不是在任上的时候倒霉，正赶上衙门崩坏，绝对是要避免修衙的。那个时候，地方官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官不修衙。据说修了衙，官就不能往上升了。于是，这种规矩，变成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官场禁忌。所以，无论什么档次的衙门，基本上都是破破烂烂，能对付就对付，不到万不得已，没有人会主动修衙的，大兴土木，就更不可能了。

　　当然，古代官不修衙的风气，也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当时的制度和环境使之然。首先，在那个时代，官衙的规格是一定的。办公区，大门，大堂、二堂，签押房。两侧是杂佐官和书吏的办公室，再加上仓库，监狱。后院则是官员的住宅，还有衙门专有的土地庙等等。各级衙门，只有大门和房舍的高矮，几个门，台阶的多寡上有区别，其他的都差不多。官衙建筑，事关朝廷体制，不可能因人而异，随意添加，随意兴建，只有极少数位于富庶地区的衙门，才可能在后宅，添加一点花园什么的。一般来说，凡是官衙，都一个样子，举国一致。既然举国一致，不能随意改动，那么，即使修衙，也无非是将之修得新一点，无法展示地方官对于权力美学的认识。或者说，无法通过建大衙门，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自然，地方官修衙的冲动就不那么大了。

　　其次，虽然维护官衙和城墙的完好，是地方官的职责。但是，在明清两代，这种公共工程，所需费用，需要层层申报，向工部申请，然后再到户部报销。无疑，在那个时代，这个过程，无比繁难不说，而且还要经受各个衙门书吏的刁难，卡要。不打点好了，钱批批不下来，批下来也报不了。修缮费用，按规矩是从官库里借支，如果报不了，那么就得由官员自己承担。一般来说，这种工程都不是很大，从上面要来钱，七折八扣，用到工程上，往往不够，需要官员自筹。而在当年，官员的筹款能力并不很强，所以，通过工程，克扣或者拿回扣自己发财的可能性不大，但修建工程的风险却不小，所以，地方官修衙的积极性，也就去了爪洼国了。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古代的政府，是一种低能量的有限政府。政府管的事有限，能力也有限。一般来说，除非大的涉及大面积水灾的水利工程，比如黄河和淮河的治理，政府都是不管的。乡间修桥补路，修河渠这样的事，如果负责任的地方官，也许还会操心组织一下，不负责任的，根本连问都不问。大家奉行的原则，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些事，多半都是地方乡绅出面管的。严格来讲，地方官只管两件事，一件是征收钱粮，一件是处理诉讼案件。除此之外，还有一件名义上特别要紧的事，就是推行教化，但是这种事属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虚活儿，没有人真的当真。要做的话，也无非是宣讲一下圣谕宝训(皇帝关于教化的指示讲话)，再就是把当地的孝子和节妇烈女的先进事迹报上去，在当地修建牌坊加以表彰。这样的地方政府，筹款的能力是有限的。地方官若要捞钱，一般都在征收和诉讼上打主意。在征收之外的派捐和摊派，不是不可能，但一般由头都要跟当地民间社会有点关系，若要因一项政府工程，向地方摊派，往往是行不通的。在那个时代，地方乡绅往往是通天的，他们不是候补的官员，就是退休的官员，如果地方官做的过了头，他们就有办法把桩子告到御史那里去，或者直接反映给皇帝。这样的话，地方官的官运，也就到头了。少数官员可以通过对轻罪的罪犯，罚款抵罪的方式筹款，但这种方式，介于违法与合法之间，弄得不好，也会有麻烦，或者给自己的政敌提供口实。正因为如此，没有人乐意修衙，能拖就拖，能躲就躲，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种官场的禁忌。变成禁忌，就更没人乐意去碰了。

　　现在的官员，如此热衷于修衙，而且是修大衙门。最根本的动力，也许有三个。一是权力需要建筑美学的加持。通过修建高大巍峨的衙门给自己装门面。虽然有建白宫的，但更多建筑修的就像一个巨大的宝座，坐北朝南，耸立在巨大的广场上，一方面象征权力，一方面让百姓通过建筑就产生敬畏。你都不要费心去想，这个建筑，位于“椅子背上”最高层的最大的房间，肯定是当地一把手的，他在上面俯瞰众生。这种建筑，给了当地主要官员以充分的自信，对自己手中权力的自信。如果说，古代的官员，让人产生敬畏，主要是通过官员的出行豪华的仪仗，八抬、十六抬大轿，加上鸣锣开道，一对对的虎头牌，现在官员出行，轿车的等级受限，所以，主要要靠官衙自身展示排场和威风。其次，不排除某些官员，是打算通过修建新的办公大楼，来改变命运，确切地说，是改变官运。很多官场中人都很迷信，风水是他们最信的迷信之一。凡是盖楼，多半要请风水师来看看，看什么?无非是看大楼的修建，跟他们的官运有何关系。他们相信，只要办公楼修的好，按风水师的指点的修，就可以改变命运。所以，现在兴建的办公楼，往往出现一些不合常理的建筑，不合常理的大门开向，还有明显的风水建筑，建有辟邪的东西。我曾经说过，现在官员的迷信，或者对于宗教的狂热，往往是巫术性的，无非是想通过法师的巫术式的操作，来改变自己的运气，或者增加自己的好运。其三，兴建办公楼，还有巨大的经济上的好处。由于工程都比较大，动辄上亿的工程款。主事者把工程交给哪个公司，都有拿回扣的可能。任何一个建筑公司都明白，政府的工程，都是最肥的工程，没有不乐于奉献的。这也是为什么各地的办公楼，要么不建，一建必然工程浩大的原因。由于新的办公楼没有不超标的，多余的建筑，可以用来牟利。我见过好些地方，一个县下面的局，就一栋几万平米的大楼。一个县公安局的大楼，居然跟国家第一大部外交部大楼相若。按编制，一个人大约得占十几间甚至几十间办公室。用不了，就可以用来出租，明里暗里出租给公司，这样，也可以有一笔小金库的收入。

　　有动力，还得有能力，才能把大楼建起来。各地建办公楼，如果由财政拨款，估计上面都不会批，即使批，也批不了那么大的面积，那么豪华的建设，乃至于豪华装修。钱哪里来?所有的地方，都有办法。因为我们现在的政府，是一个无限政府。管的事无限多，筹款的能力也无限大。政府的收支，基本上不受监督，更不受制约。连政府的预算，现在都是一笔糊涂账，更不要说还有大量的预算外资金可以掌握。多数地方，兴建办公楼，国家没有给一分钱，但即使再贫困的地方，若要想盖楼，都可以盖起来，政府总有办法把钱搞到。当然，也有极少数地方，建筑公司先垫付了资金，最后政府拿不出来。这也没关系，政府总有办法，可以拿土地来置换。置换来的土地，建筑商再来盖商品楼就捞回来了。至于因土地上的拆迁、侵占引起的纠纷，政府就不管了。

　　盖办公楼大兴土木，建超大面积的办公楼，从办公需要来讲，根本就是超级浪费。也就是说，即使讲究办公条件的改善，也是根本不需要的。一个县政府，一个普通的公务员一间办公室，已经足够了，建那么多，其实也没有什么用，而且没有人能将之变成自家的住宅。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说，超面积的办公楼，又是官员需要的。只是这种需要，不是人们常规意义上的，而是一种超常的需要，一种精神满足，一种自信的膨胀。官员通过这种需要，也暗中把一些公共的资源，转化成为小金库，转化为自己的私囊。反正打着“公共”的需要旗帜，无论怎么做，在官场都一路畅通。

　　通过官场楼堂馆所的兴建，就可以看出，中国的行政成本，是个无底洞。这个成本，一方面被大量地浪费掉，毫无顾忌地浪费掉，大量闲置的办公室，以及大量消耗掉的公款吃喝，其实享用者并不真的需要这种无节制的享受，但却必须这样浪费。因为不这样的浪费，第一显不出官场的派头，第二也无法从中捞取好处。哪怕浪费掉十分之九，为了获取那十分之一，官员们也是乐意的。因为浪费掉的，反正不是他们自己家的资源。只要拥有权力，没有限制的权力，面包会有的，钱也是会有的。权力是个取之不尽的摇钱树。

　　所以，最核心的问题是，政府必须是有限政府，不是像古代那种低能量的有限政府，而是高能量，但受约束的有限政府。最大的约束，就是政府预算的约束，政府随意筹款的约束。不能让政府管的事太多，更不能让政府可以随意通过各种渠道，为自己弄钱。只要把政府的钱袋子管住，开支就自然会降下来，否则，不管颁布多少条例，派多少机构看着，都无济于事。

评论(5) | 标签:时事观点

[原创]楼市不疯狂了，任志强却疯了

文章提交者：布评 加帖在 经济风云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国十条》的出台，疯狂上涨的楼市立即安静了许多，人们开始谨慎地观望起来，而原本安静的任志强却疯了。开始疯人疯语，楼市下跌就不再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介入博弈，就是彻底否定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就是倒退回计划经济等等。正如任志强所言，发彪“这只是个开始”。

任志强享有“地产总理”之美誉。凡是地产政策出台，必遭其利己的解构，靠吃政策饭发家，望闻问切，如同兽医，为楼市野兽的疯狂而摇旗呐喊。对其有利，就手舞足蹈；对其不利，就开始撒泼，其政策博弈而获利的劲头十足。如今《国十条》出台，疯狂的楼市安静了，而解构《国十条》的大夫却疯了。

中国有个芙蓉姐姐，不以理性和美丽而阅人，而以大胆让国人侧目。经济界有个茅于轼，地产界一个任志强，时常舞动老迈或强壮的腰肢，让国人侧目。

醉翁之意不在“放炮”，而在于博弈利益和博弈政策干预。中国之地产是最依赖“政府之手”发家的大鳄，被社会视为最没有道理的先富起来。如今《国十条》的政策博弈正迫使疯狂的楼市理性，不利于任志强渴望的房价疯狂和从中牟利，于是丢下“看得见之手”的棍子，高举起“上帝之手”的棒子，一顿乱打。不过是要政策之手的枪口掉转，不要击中市场疯狂投机的要害。什么暴利无罪，炒房有功，应该向制止市场失控的政府干预开火，引无政府市场的远水来解投机失控的近渴，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和长治久安，否则就是彻底否定“十四大”的市场架构和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一切成果。如此莫须有的经济学狡辩，居然引得一批严肃媒体，自由地竟相放大，拥蹩们欣喜若狂，声称终于找到强国之梦的“实话”，一顿狂欢。“上帝之手”的妙用就在于，高房价民不聊生、任志强天价薪酬时，政府之手要“看不见”；高房价不再，任志强的利益受损，政府之手要“看得见”，用莫须有的经济学，把政府改造成富豪们爱憎分明的强大家丁。

中国的楼市已经没有了退路。要么踩着民不聊生的尸骨继续上涨，要么踩着任志强的尸骨回归理性，任何的鸵鸟或绥靖政策已经走不通，市场的利益博杀已经到了必须见分晓的时候。

几年来房价飞涨这架战车，让“地产总理”大获全胜，如入无人之境，而百姓安居乐业却成为泡影，被高房价杀得人仰马翻，怨声载道，却毫无办法，成为两会的焦点。高房价已经上升为中国最大的政治和民生问题，逐鹿中原。车上的希望高房价的战车如脱缰之野马，横扫千军，斩获三十年来的财富积累；车下的希望战车能停下，或者是载上百姓的安居，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空中楼阁。没有更多的百姓尸横遍野，哪来的车上人和任志强的满载而归？

市场经济在中国被一大批经济学的能工巧匠把玩成了房价的只涨不跌，制造更大的资金供求不平衡，实现“投资”对“消费”的财富掠夺，一旦下跌，就是市场经济的大逆不道，重量级的经济学家都成了预测房价的科班巫师，媒体和电视上大肆渲染楼价还要上涨几十年，经济学数据都成了玩家的家丁，总是按照玩家的利益主张站队，而把价格有涨有跌不可预测的看家宝典统统踩在脚下。要么玩家都是骗子，要么其理论都是骗子。“看不见市场” 的涨跌被把玩的如探囊取物，凡是能让其获利的，都不要“政府干预”，或政策博弈；而到产权私有时，股权激励时，信贷扶持时，一定要“政府干预”！这就是中国经济学可歌可泣的现状。

市场本来就应该有涨有跌，这就如同天要下雨。市场经济的博弈本来就是全方位的，包括交易双方，市场供求，政策规则，民主政治，国家干预的政治和法律等等，都是为了市场利益博弈而设定的。剔除了其中任何一种博弈，都不是完整的市场经济，很可能是一种流氓和强盗经济。践踏规则和犯罪，也是一种利益博弈，依靠“上帝之手”无法根除。全国两会，高房价成了政治博弈的焦点，终于博弈出了《国十条》，迫使疯狂的楼价开始观望，而号称房价博弈高傲的战士，却开始发疯，不再坚持市场经济的信念，而是诅咒起房价博弈，诅咒起天要下雨，洋洋万言，无非是疯话，天为什么要下雨！

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在任志强看来实在可悲。如果不让房价飞涨，不让任志强大获其利，就否定一切。必须为任志强的飞黄腾达而“改革开放”，才叫“市场经济”，否则就一无是处，就是最昏庸的倒退。这对于认识中国模式的“市场经济”，确实是一副猛药，为什么要坚持“改革开放”？终于找到了病因。

市场化、政府补贴和政府保障方式一直是任志强动粗的借口。原本设计政府补贴和政府保障，承担70%以上的百姓安居，如今已被市场化赶尽杀绝，只剩下漫天要价发疯的市场化。不管这种疯狂的市场化是打着“上帝之手”的名义，还是打着“市场经济”的名义，或者是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或者拿出“十四大”的圣旨，都必须停止发疯，都必须服从安居乐业之目的，这就是市场经济全方位的博弈。

总之，《国十条》的新政，让疯狂的楼市有所忌惮，有所冷静，触动了天价薪酬任志强的利益，楼市不疯狂了，任志强却疯了，炒房的也要跟着疯了。鬼知道楼市不再疯狂，天价薪酬的任志强还有没有能力赢利，这也许是一个更让人疯掉的命题。

《国十条》的出台，疯狂上涨的楼市立即安静了许多，人们开始谨慎地观望起来，而原本安静的任志强却疯了。开始疯人疯语，楼市下跌就不再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介入博弈，就是彻底否定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就是倒退回计划经济等等。如果反过来说，市场经济和三十年的成果就是房价只涨不跌？正如任志强所言，发彪“这只是个开始”。

任志强享有“地产总理”之美誉。凡是地产政策出台，必遭其利己的解构，吃政策饭发家，望闻问切，如同兽医，为楼市野兽的疯狂而摇旗呐喊。对其有利，就手舞足蹈；对其不利，就开始撒泼，其政策博弈而获利的劲头十足。如今《国十条》出台，疯狂的楼市安静了，而解构《国十条》的大夫却疯了。

中国有个芙蓉姐姐，不以理性和美丽而阅人，而以大胆让国人侧目。经济界有个茅于轼，地产界一个任志强，时常舞动老迈或强壮的腰肢，让国人侧目。

醉翁之意不在“放炮”，而在于博弈利益和博弈政策干预，中国之地产是最依赖“政府之手”发家的大鳄。如今《国十条》的政策博弈正迫使疯狂的楼市理性，不利于任志强渴望的房价疯狂和从中牟利，于是丢下“看得见之手”的棍子，高举起“上帝之手”的棒子，一顿乱打，其实还是为了政策干预的博弈。“上帝之手”的妙用就在于，高房价民不聊生、任志强天价薪酬时，政府之手要“看不见”；高房价不再，任志强的利益受损，政府之手要“看得见”。如此地经济学就象芙蓉姐姐。

中国的楼市已经没有了退路。要么踩着民不聊生的尸骨继续上涨，要么踩着任志强的尸骨回归理性，任何的鸵鸟或绥靖政策已经走不通，市场的利益博杀已经到了必须见分晓的时候。

几年来房价飞涨这架战车，让“地产总理”大获全胜，如入无人之境，而百姓安居乐业却成为泡影，被高房价杀得人仰马翻，怨声载道，却毫无办法，成为两会的焦点。高房价已经上升为中国最大的政治和民生问题，逐鹿中原。车上的希望高房价的战车如脱缰之野马，横扫千军，斩获三十年来的财富积累；车下的希望战车能停下，或者是载上百姓的安居，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空中楼阁。没有更多的百姓尸横遍野，哪来的车上人和任志强的满载而归？

市场经济在中国被一大批经济学的能工巧匠把玩成了房价的只涨不跌，制造更大的资金供求不平衡，实现“投资”对“消费”的财富掠夺，一旦下跌，就是市场经济的大逆不道，重量级的经济学家都成了预测房价的科班巫师，媒体和电视上大肆渲染楼价还要上涨几十年，经济学数据都成了玩家的家丁，总是按照玩家的利益主张站队，而把价格有涨有跌不可预测的看家宝典统统踩在脚下。要么玩家都是骗子，要么其理论都是骗子。“看不见市场” 的涨跌被把玩的如探囊取物，凡是能让其获利的，都不要“政府干预”，或政策博弈；而到产权私有时，股权激励时，信贷扶持时，一定要“政府干预”！这就是中国经济学可歌可泣的现状。

市场本来就应该有涨有跌，这就如同天要下雨。市场经济的博弈本来就是全方位的，包括交易双方，市场供求，政策规则，民主政治，国家干预的政治和法律等等，都是为了市场利益博弈而设定的。剔除了其中任何一种博弈，都不是完整的市场经济，很可能是一种流氓和强盗经济。践踏规则和犯罪，也是一种利益博弈，依靠“上帝之手”无法根除。全国两会，高房价成了政治博弈的焦点，终于博弈出了《国十条》，迫使疯狂的楼价开始观望，而号称房价博弈高傲的战士，却开始发疯，不再坚持市场经济的信念，而是诅咒起房价博弈，诅咒起天要下雨，洋洋万言，无非是疯话，天为什么要下雨！

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在任志强看来实在可悲。如果不让房价飞涨，不让任志强大获其利，就否定一切。必须为任志强的飞黄腾达而“改革开放”，才叫“市场经济”，否则就一无是处，就是最昏庸的倒退。这对于认识中国模式的“市场经济”，确实是一副猛药，为什么要坚持“改革开放”？终于找到了病因。

市场化、政府补贴和政府保障方式一直是任志强动粗的借口。原本设计政府补贴和政府保障，承担70%以上的百姓安居，如今已被市场化赶尽杀绝，只剩下漫天要价发疯的市场化。不管这种疯狂的市场化是打着“上帝之手”的名义，还是打着“市场经济”的名义，或者是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或者拿出“十四大”的圣旨，都必须停止发疯，都必须服从安居乐业之目的，这就是市场经济全方位的博弈。

总之，《国十条》的新政，让疯狂的楼市有所忌惮，有所冷静，触动了天价薪酬任志强的利益，楼市不疯狂了，任志强却疯了，炒房的也要跟着疯了。鬼知道楼市不再疯狂，天价薪酬的任志强还有没有能力赢利，这也许是一个更让人疯掉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