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师表与隆中对

                 八阵图果真无敌天下？     八阵图是个什么？     《三国演义》将八阵图描绘得神乎其神，说是诸葛亮在刘备失败的路途中，摆下一个石头阵，当陆逊率领东吴追兵追赶惶惶逃命时误入阵中，一霎时石头飞起，打得吴军抱头鼠窜。多亏了诸葛亮岳父黄承彦到来，才将陆逊以及吴军从八阵图领出，否则会死无葬身之地。     其实在之前之后，已经有了神化八阵图记载。《诸葛亮集·遗迹篇》中，关于八阵图有以下记载：李膺《益州记》说，“稚子阙北五里有武侯八阵图”。郦道元《水经注》说，“定军山有亮八阵图”。《元和志》中说，“在新都县北十九里”有八阵图。《寰宇记》说，“奉节县，本汉鱼腹县，八阵图在西南七里”。《兴元志》说，西县有武侯八阵图……     《荆州图副》对八阵图记述得最为详细，说是“聚细石为之，各高五丈，广十围，历然棋布，纵横相当，中间相去九尺，正中开南北巷，巷悉广五尺，凡六十四聚，又有二十四聚，作两层，在其后，皆统为十二聚”。显然，后人将八阵图理解成石垒之类的物体。石头阵果能御敌么？纯粹是天方夜谭！把石头摆成一座山，还可以开辟出道路；把石头垒成一座迷宫，对方也能绕过去，不过是多走了几步而已。     《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对八阵图有过精确的表述：第三次“北伐失败后回到勉县，诸葛亮“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阵势排练成，诸葛亮志得意满地说道：“八阵即成，自今行师，庶不复败矣”（见郦道元《水经注》）。在这里，所谓的八阵图已经说清楚，它是守势战阵，是将兵力排列成一种左顾右盼、相互驰援、提防敌人冲锋突击的防守阵势，正如《易经·师卦》第四爻爻辞所说：“师左次，无咎”。即在不能进攻时，将部队依山傍水依照有利原则展开布防，不让敌人轻易能进攻得手的布兵排阵。     然而，诸葛亮将八阵图作用估计的过高， 在准备了近一年，公元232年，诸葛亮进行第四次“北伐”，进攻目标与第一次相同，依然选定甘肃中部的祁山。 在包围祁山之后，诸葛亮招降鲜卑族上层分子柯比能出兵相助，柯比能发兵至故北地石城响应。     曹魏防地上邽吃紧，大司马曹真适逢有病，司马懿统率车骑将军张郃、后将军费曜、征蜀将军戴凌等部前往驰援。诸葛亮获得曹魏大军将至的情报，知道遇到了劲敌，遂命军队抢收当地民众的小麦，以解决西蜀军队一直存在的粮食困扰，准备同魏军持久作战。司马懿分析：“亮虑多决少，必安营自固……然后乂（割）麦。”（见《晋书·宣帝纪》）     料定诸葛亮没有突袭上邽和围点打援的奇谋，于是，曹军轻装简骑昼夜兼行，在蜀军未能抢足粮食之前赶到上邽。         曹魏大军不顾疲劳昼夜兼行，正为蜀军提供了反客为主、以逸待劳的机会。然而诸葛亮没有利用，不敢据渭水北岸主动迎敌，而将军队撤到渭水南岸，摆下凭险固守，从而为司马懿长驱直入提供了机会。司马懿一直追到汉阳，与蜀军相遇，派出牛金以轻骑诱敌。刚一接战，诸葛亮立即撤退。曹军直追到祁山，诸葛亮扼据南北二山，统帅部驻扎卤城，摆下八阵图采取守势，并截流断水作为重围，这就把冠冕堂皇的“北伐”旗号彻底撕碎。既然一遇强敌就保持守势，何不固守汉中以逸待劳？又何须劳师动众、虚耗国力出师“北伐”？     既名北伐，就应有打大仗，打硬仗，决战千里的准备，可惜诸葛亮没有！司马懿并没有因为蜀军保城固守，更没有因为蜀兵摆下八阵图就此打住，而是挥军进攻，直到攻破重围。卤城将破时，诸葛亮在天色未明中破围逃出。追击中，司马懿大破蜀军，斩首和俘获万余人。诸葛亮演练已成的八阵图，却成了赵括的纸上谈兵。     诚如正想瞌睡时，忽然有人送来了枕头。由于秋雨绵绵，后方粮食难以输送，负责后勤的李严派部下狐忠、成喻传来刘禅口谕令其班师，诸葛亮立即撤退。撤退中，预设埋伏阻击曹魏尾追部队。张郃是曹魏宿将，以能征惯战著称，在诸葛亮突围逃跑后，率部尾追，追到青封木门道。 大概是因地形开阔，对大路两边的两座馒头状小山不甚为意，遭遇山背后西蜀伏兵的突袭，张郃被蜀军射杀，这次尾追方告结束。     对这次“北伐”，陈寿在《三国志》中，只字不提诸葛亮狼狈逃窜和西蜀军队的万余人被歼或投降的损失，不提纸上谈兵、毫无使用意义的八阵图，而将射杀张郃作为第四次“北伐”的点辍花絮，其用心亦算良苦。     让人深思的是，诸葛亮之后，兴势之战中，费祎没有摆出八阵图抵御曹爽的入侵，姜维九伐中原时，没有摆过八阵图，诸葛瞻绵竹御敌中，也没有摆下八阵图。如果八阵图无敌天下，诸葛亮的传人们，能轻易抛弃诸葛亮的创造吗？这可是兵法至要呀！    

                                五丈原前的心理战     诸葛亮第五次“北伐”的行动计划，已为魏军统帅司马懿料定，正如他给胞弟司马孚信中所说：“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见《晋书·宣帝纪》）翻译成现代文则是：“诸葛亮志向很高远，但是认不清形势，抓不住机会；谋略很多，但是总处在犹豫之中，不能当机立断；虽然穷兵黩武，但是却不懂兵行诡道，没有奇谋……”     既已掌握了诸葛亮的心理和性格弱点，蜀、魏在陕西眉县渭河滩摆开战场后，司马懿自然要针锋相对地打乱敌方部署，他没有给蜀军正面留下活动空间，在取得抢夺渭水的胜利之后，渡过渭水，在渭河南岸背水结营，深沟高垒，以逸待劳，坚守不出。     两军对垒相持中，双方展开了心理战。司马懿打出第一招：他戎装不卸，高度战备，示敌以无懈可击。诸葛亮虽做了持久作战的准备，但劳师远征，利在速决，当然不能空耗到师老气堕，被敌人乘虚攻击。见司马懿步步紧逼又深沟高垒，情迫之中，也还了一招：他“乘素舆，葛巾，持白羽扇，指挥三军”，示敌以胜利在握，不急不躁。诸葛亮秀出如此模样，致令司马懿叹道：“诸葛君可谓名士也矣。”（见《诸葛亮集》）其实，这不过是诱敌出战的策略，并不是真的如此潇洒，在其他战争场面，诸葛亮还是乘马的，只有乘马，才能及时进退，没有闪失。仅只一次的故作姿态，后世以偏概全，以为诸葛亮出兵作战，一直乘坐着四轮小车。当时的四轮小车，既没有橡胶轮胎，也没有滚珠轴承，由士兵推着，焉能不失时机地进退？要打了败仗，不做俘虏才是怪事！     心理战中，司马懿见第一招没有奏效，遂又打出另一招：他派出“两千余人，就军营东南大声称万岁”（见《诸葛亮集》）。诸葛亮派探马刺探，得到的消息是，东吴孙权派使者向已经曹魏投降，蜀军上下信疑参半，士气动摇。诸葛亮急于接战，看到司马懿第二招获得成果，自然心中甚为不甘，他立即回敬了第二招：派使者送去妇女穿戴的衣物加以羞辱，意欲激怒司马懿出兵。     深谋远虑的司马懿接过妇女衣物放到一边，心平气和地问蜀使：“诸葛公起居如何，食可几米？”蜀使回答说：“三四升。”接着又问及诸葛亮公务，蜀使依然照实回答：“二十罚以上皆自省览。”显然，西蜀使者没有城府，竟将核心机密信口渲泻。司马懿探知了诸葛亮心慌意乱、重病缠身的机密，冷气攻心地说道：“饭少事繁，诸葛孔明其能久乎！”（见《晋书·宣帝纪》）此话传回诸葛亮耳朵，不啻是一致命打击，他知道自己病入膏肓，心理战已落下风，也没有继续进行下去的情绪，干干地喝了一壶。     司马懿依然我行我素，固守不出。但是，曹魏众将领受不了诸葛亮的女衣羞辱，更对西蜀数次挑战辱骂难以忍受，纷纷请求出战，以至到了难以约束的地步——诸葛亮激将法起了作用。老谋深算的司马懿不能让将士的激愤情绪扰乱大谋，遂写了请求出战的表章，千里送往京师洛阳请皇帝曹叡批准。曹叡深知司马懿用心，特派卫尉辛毗持皇帝节书到前线，宣布不准出战的诏命，才使司马懿战略意图得以贯彻。     诸葛亮在欲战不能、欲罢不忍中支持了一百多天，终病死于五丈原军中。按其生前安排，长史杨仪率大军回撤汉中，镇西大将军魏延率兵断后。途中虽不曾遭魏军追击，但是杨仪与魏延长期抵牾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终在汉中南郑北边虎头桥（今汉中市北关）一带发生了血肉纷飞的内讧。     诸葛亮五次“北伐”，多次都因缺乏粮草而不战自退。惟这一次准备充分，储存了足够十万大军消耗几年的粮食，这是罄国罄民的大手笔，然而却全部留给了司马懿。  

                诸葛亮学问流派     关于称颂诸葛亮治蜀一节，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清人赵藩在四川成都武侯祠悬挂的那副楹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赵藩可算是歌颂大师。上联说的是平定南方少数民族的“叛乱”，亦即大起义，歌颂诸葛亮善于用兵，所以不嗜杀不好战，故而采取了攻心为上的策略，使得南方得以稳定。下联将诸葛亮治蜀中采取严刑峻法作为样板，教导后世治蜀者别生搬硬套某种模式，而是要像诸葛亮那样，依据当时当地的形势。上半联不是这一节讨论的内容，姑且搁置，下半联是从诸葛亮与法正之间一段谈话引申的，很值得细究。     为使读者看清来龙去脉，不妨在正本之前先溯源。     关于诸葛亮学问流派，后世都认为属于儒家。但仔细研究，诸葛亮师承其实为法家学派。据《诸葛亮集·仙鉴》记载，司马徽曾对他说：依你现在的才能，应当访问名师，增进学识。汝南灵山酆公久熟悉韬略，我曾经当面请教过，十分精到。你何不前往求教？于是亲自引诸葛亮到灵山拜师。诸葛亮在灵山酆公久那里住了几年，师傅什么也没有教他。诸葛亮并不灰心，侍奉得更加谨慎。酆公久这才知道他诚心求教，遂拿出《三才秘录》、《兵法阵图》、《孤虚相旺》等藏书，令诸葛亮揣摸研究。待酆公久认为诸葛亮基本掌握其要旨之后，又以玄而又玄的阴阳轮回之类黄老学说给以启迪。黄老学说是法家学派的始祖，春秋时兼容了儒家学派形而下之的部分内容，更讲求阴谋、诡计、韬晦、用雌、使柔等。     又据刘备给刘禅的遗诏记载，诸葛亮在任期间，已著成“《申子》、《韩子》、《管子》、《六韬》”（见《三国志·先主传》）。《六韬》已遗失，管仲思想比较驳杂，故而不论。仅就申不害、韩非而言，前者是法家的术派代表，主张“因任授官，循名责实，操生杀之权，课群臣之能”。韩非是法家之集大成者，他将法家法派代表商鞅，术派代表申不害和势派代表慎到等人的思想融为一炉，并加以发展。在术方面，强调“以术知奸”，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在法的方面，强调“以刑止刑”强调“严刑”“重罚”。主张“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见《韩非子·难势》）。 赢政、李斯更将其运用到实践中去，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恐怖和黑暗的时期。赢秦暴政不仅给举国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造成了秦王朝的迅速灭亡，更促使后世     专制统治者对法家学派的鄙视与抛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带有文化专制主义的特征，但也是对法家理论的抛弃。此后虽有外儒内法者乔扮出现，但都极力掩盖其本来面目。时至东汉末年，诸葛亮精研法家思想，并不是一种文化进步，更不是社会福祉，而是一种思想文化的倒退。

                     武侯祠为什么不在成都而在勉县       这里首先要说明的是，现在成都武侯祠，原是昭烈庙，亦即祭祀刘备的庙宇，只是后世将其改为武侯祠。西蜀政权钦定的武侯祠，乃在汉中勉县武侯墓原址，之后将墓祠分开，武侯祠建立在汉江以北，与武侯墓隔江相望。     要以后世对诸葛亮这种“功盖伊吕”、“贤相表率”、“天下一人”,“千古一人”等评价，刘禅当感恩不尽，理应为之建庙祭祀，崇之隆之，然而并没有。各地官府不明就里，向小朝廷提出了立庙祭祀的要求。尽管有以蒋琬、费祎为首的荆州籍帮派体系把持政权，只是由于刘禅坚决反对，廷议才以“不合礼秩”加以拒绝。不符合礼仪秩序是十分瘪足、不攻自破的理由。在当时，在之前，为大臣建庙立祠者比比皆是，以至无德无功之辈也有庙宇。曹操在济南相任上，就曾捣毁八百多所这样的祠庙。     官方不祭民间祭，民众自发地在田间地头祭奠的事实，当然有深刻原因。由于军政权力集于一身的终身权力，以及高压统治，诸葛亮在西蜀已形成严重的个人崇拜。西蜀愚昧无知的民众，将诸葛亮作为自己的代表，隆重祭奠顺理成章。     在民众的声援下，有人再次提出为诸葛亮立庙祭祀的建议，借以树立诸葛亮精神领袖的地位，巩固荆州籍势力。考虑到刘禅坚决反对的的态度，对建议本身又作了重大调整：即尊重过去朝议的决定，提出将庙宇建立在靠近坟墓的地方。刘禅虽心有块垒，但已没有了反对理由；考虑到稳定政权，稳定民心，更考虑到汉中勉县距成都千里之遥，这才勉强同意了。然而建庙归建庙，终刘禅之世，西蜀官方从没有祭奠过诸葛亮。不祭奠本身，已表明了刘禅恩怨分明的态度。     刘禅对诸葛亮架空、软禁的怨恨，从为诸葛亮立庙一事中可见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