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

每周一推(51):刘军宁:王朝之船为什么会沉?

冉按: 刘军宁先生这篇文章,是从1998年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学问中国》里选出来的。说到《学问中国》当年曾有小热,因为这书里面收有秦晖、汪丁丁、吴国盛、杨东平、赵汀阳等人的作品,是从各个学科方面探讨中国问题的结集。出版是书的是彼时尚在江教社的刘景琳兄。以我的眼光看来,刘景琳兄在江教社那几年所做的许多事,如办《三思》杂志,如出“鹅湖学术论丛等,恐怕至今仍是该社不可企及的努力。在文化和经济相对稍差的江西,这对江教社的品牌塑造起了不小的功劳,可惜因人而废,随着刘景琳兄远赴上海、北京,这一切盛景不再。 刘军宁是中国当今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关于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研究、译介,都是学界比较突出的。他策划并主持的《公共论丛》、《民主译丛》、《公共译丛》、《政治思潮丛书》等,对开启民智,对读者知晓什么是政治学等许多常识,都有很大的作用。这篇收进《学问中国》里的《王朝之船为什么会沉?》,简要地阐述了专制必然灭亡的恶性循环,这对当今中国政治都有现实意义。我们都知道,专制之船必然会沉,从来没有一个专制统治不灭亡的。但我们更在意的是,船沉了后怎么办?难道让这艘将沉之船沉后,让其再建一艘专制之船,使其永不停息的恶性循环吗?刘军宁先生虽然不能在这篇短文里回答这个问题,但在其他许多文章和书籍里,都在回答专制之船沉后怎么办的问题,这也就是他致力于宪政民主研究,并大力传播民主自由理念的因由。2010年8月29日9:23分于成都 刘军宁:王朝之船为什么会沉? 在中国古代,皇帝的权力是最大的,最不受约束的,因为皇帝没有上级。皇帝之下的各级官员只受上一级的约束,而不受其统治对象的约束。所以,皇帝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随心所欲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当天高皇帝远的时候,各级官僚就按自己的意志行使权力。当县官不在的时候,现管就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地行使权力。这样的政府在政治学被称作无限政府。 无限政府有不可遏制的扩张冲动:官员越来越多,税费越来越多且重。政府的膨胀必然给社会的经济发展造成沉重的负担,使正常的经济活动受到严重的妨碍。这时,只有干政府官员的行业才是社会中永不亏损且一本万利的行业。于是,人们为了谋生存,想尽办法从前门或后门挤入官员的队伍。而政府的规模越庞大,社会的负担越重。政府规模越大,就越要从社会中提取大量的钱财,以用民间有限的膏脂来养活无限膨胀的政府。而普通的官员则游行于利禄之中。 在政府的膨胀过程中,官僚的腐败起着重大的作用,这是政府从自我膨胀到自我覆灭的重要原因。官僚们通常所关心的不是公益,而是如何去保护他们的工作及其机构的重要性。任何预算的消减,对他们都是威胁,预算的不断增加才是权力的源泉。这是他们个人的荣耀和权力的基础。任何官僚都有潜在腐败的倾向,他们总是倾向于在执行公务中满足自己的私利。所有的政治领袖和官僚都是在对某种人负责。在许多情况下,只是对那些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个人利益的人负责。 若是官员人数太多,就无法做到高薪养廉,这样中央和各级政府机构实际上就是官员的俱乐部。他们工资微薄,又人浮于事,就不择手段地设法增加额外的收入。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利用职权寻租设租,甚至卖官鬻爵;机构谋求预算外收入,个人谋求工资外收入;利用职权设立关卡,索贿受贿。这样,中央政府就陷入了下面的税收困境:税率低,则税款不足,税率高则无法负担,结果造成税率越高,收税效率越低的两难。中央征税的力度越大,地方社会税务负担越重,而中央的税收则无明显增加。在低税率与高税率的两难中,政府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只能义无反顾地选择后者。不仅如此,在开动脑筋之后,还发明了名目繁多的税外收费项目。由于存在着巨大的财政和税收的漏洞,中央政府为了不断加强自身的财政能力,不得不加大从民间提取的力度。这又为地方政府和官员搭车收费提供了良机。于是就形成以下的恶性循环:政府从民间提取资源的力度越来越大,而国库本身却越来越空。制度的漏洞却越来越大,而官员的私囊却越来越饱。最后,只好竭泽而渔。 无限政府的主要并发症之一,就是经费饥渴,食税胃口大增。因此,也每每有御用“学者”上述建议让财政收入向中央倾斜以帮助穷人的名义挽救将倾之船。这样做似不仅与事无补,反而是饮鸩止渴。财政紧张的真正原因,不是政府的提取能力太弱,而是政府的摊子太大,各级官员的胃口太大,政府的扩展趋势蔓无节制。历代王朝在行将崩溃前,总是表现出以下的症候:在财政上,民众不能监督政府,政府不能监督自己。虽然提取的手段多,力度大,但政府得财有限,却伤民无穷,导致下面的民众不堪重负。无限政府对民间的征敛必然趋向漫无节制,使财富向中央政府倾斜,但其后果政府也难以担负。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的终结无不与政府无限膨胀、普遍的贪污腐败和严重的财政危机联系在一起。每一个王朝的政府就像气球一样不断膨胀,一直到炸掉才划上句号。这时,取而代之的新政权从其建立之初的小规模、小权力、小职能开始,不断地向大处膨胀,最后重蹈上一个王朝的覆辙。每一次爆炸都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动荡,是所谓“乱”;新政府的重现由于其最初的小规模,给社会造成的负担和压力不大,从而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是所谓“治”。这种从小政府到因无限膨胀而崩溃、再到新的小政府出现的过程被视为治乱循环。有一些王朝的统治者比较明智,在政府膨胀到一定规模时,感到事情不妙,于是锐意改革,主动延缓或局部扭转政府膨胀的趋势,是谓“中兴”。当然,与每个王朝一样,在结局上并无二致。 无限的政府所导致的治乱的循环其受害者不仅是平民百姓,而且是统治者自身。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末代皇帝不尝尽无限政府给他们酿成的苦果。从秦二世,到明崇祯,到清溥仪,无有例外者。若用《贞观政要》里的比喻来分析:如果政权与民众是舟与水的关系,无限政府的做法是通过经年累月的努力把船制作得与水域面积一样大,并把船外的水都设法抽到船里面来,其后果可想而知。有限政府的做法是,在“水域”面积固定的情况下,尽可能把船制作得小些,这样船驰骋的余地就大些,尽量把水留在船外,这样船搁浅与倾覆的可能性就低一些。可见,有限政府于水无损,于舟有益。 一部中国的政权循环史,就是一部造船沉船循环史。船为什么会沉?因为的人和货太多。人就是用各种办法挤上船的官员,这个货就是以各种名义从民脂民膏抽取来的税和费和(罚)款。超载船沉,此乃千古不易之理。解决的办法就是用有限政府来替代无限政府,严格限制船上的人,严格限制船上的“货”! 王朝之船为什么会沉? http://boxun.com/hero/2007/liujn/8_1.shtml 。 © 日拱一卒,不期速成。非商业性转载,请全文转载并署作者名。商业性使用,请联系作者。欢迎访问我的独立微博客http://ranyunfei.shoutem.com和推特:http://twitter.com/ranyun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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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啸天:中国自由主义为什么如此保守?

中国学者脱离现实环境,不关注当下,还喜欢凑热闹,赶时髦,这实在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之悲哀。 不管是邓晓芒老师的继鲁迅之后更深的启蒙,还是刘军宁先生提倡的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其勇气都是要创新的,而不是保守。自由主义在中国任重道远,没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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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8月26日

道德危机是当前的根本危机! 刘军宁       在二十世纪的第二个十年(1910-1919),当时的中国被各种危机所包围,人们喊出了“只有科学和民…… > > 点击查看新浪博客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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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反对土地国有

作者: 苏小和  |  评论(1)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最近一段时间,因为新书推广,我出去做了几次演讲,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一名诗人竟然可以去喜欢经济学,一名财经作家和一名诗人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我每次都回答,诗歌和经济学都从个人出发,都在关心人类的福祉,一名财经作家和一名诗人之间最大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一个具体的人,都有具体的财产权、知情权和自由迁徙权。我还继续说,假如一名诗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些权利,我基本可以认定,他并不了解人性,不了解人的幽暗,也不了解一个具体的人,究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当然,这样的回答,依然模糊。好在独立阅读的生活,能为我们找到史料意义上的佐证。我想提到的第一本书,是赖建诚先生的著作《梁启超的经济面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赖先生说,在将近一世纪之后重读梁启超,还是能感受到梁任公的文笔力量,文人的情怀跃然纸上。需要指出的是,很多读书人知道梁启超的知识分子情怀,知道他力主改良,努力传播西方文化,曾经说出了太多的中国问题,但并不知道他曾经在民国3年,也就是1914年担任币制局总裁,民国7年,也就是1917年担任过财政总长,在如此具体的经济领域,梁任公一样显示了他的热意与沉痛,他的激切与关怀,赖建诚先生认为任公在这里甚至有“愿意和魔鬼对决”的姿态。 许多年之后,我们回头看梁任公的财经主张,他主张币制改革(采虚金本位)、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土地国有论,简直像一个时代的先知,提前发出了正确的预告。遗憾的是,像他的改良观点一样,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几乎没有重视梁任公的声音,野蛮的暴力、愚蠢的公有制发展到极致。一个国家的发展,一个国家之中所有个人的生活由此被摧残,被践踏。所有的政治家,所有的文化人,所有的艺术家,所有的工人,所有的农民,均以失败告终,没有一个人幸免。 前年集中写人物志,写到了梁任公的儿子梁思成。发现即使是儿子,也不赞成父亲的经济主张。在关于北京市的改造问题上,他认为城市建设必须要有通盘的计划与设计。梁思成从自己的规划与建筑本行出发,朴素的认为土地公有制比土地私有制更好,相信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城市才有可能作为一个整体来统一规划,统一建造,统一管理。” 而他的父亲梁启超却早在1906年就提出了支持土地私有制的观点:“今日一切经济行为,殆无不以所有权为基础,而活动于基上。人人以欲获得所有权或扩张所有权故,循经济法则以行,而不识不知之间,国民全体之富,固已增殖。” ( 梁启超:《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载刘军宁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372页。) 某种意义上,忽略私人财产权,给梁思成几乎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他一辈子的北京古典美学灰飞烟灭,他作为一个建筑学家的方法论,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价值观,都被共产主义的宏大叙事彻底摧毁。1949年之后,梁思成的个人史几乎就是一部处处退缩的历史,他试图退缩到他一辈子念念不忘的中国建筑美学之中。可是历史不给他这样的机会,只允许他退到宏大的国家意识和强势的共产潮流中去。我记得他晚年的忏悔:“我以为自己是正确的,党是不懂建筑的,因而脱离了党,脱离了群众,走上错误的道路。党领导政治、专家领导技术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党对技术的领导是丝毫无容置疑的;”记得他临终前,对女儿梁再冰说:“我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一定能胜利”;我们更记得1952年的许多傍晚,他一个人徘徊在北京正在拆毁的城墙下,守着那些残砖断瓦哭泣。这就是梁思成,一个没有自由经济思维和权利意识的美学家,最后一名为古典北京哭丧的人,一个在家国意识和古典审美中左右奔突的迷路人,一个让我们热爱、让我们悲伤的中国知识分子。 梁思成先生的命运由此成为一个现代读书人必须要参考的案例。为什么必须要重视人的私人权利,必须要守住人的私人场域?似乎一旦私人权利失守,不仅一个人具体的生活遭受打压,连他的艺术审美生活,也会被格式化。这里其实隐含着最基本的追问,即幽暗的人性追问。每个人的自私性,既是这个世界的缺陷之所在,也是这个世界运转的基本动力。也就是说,无论是经济学,还是审美生活,都必须而且只能从人的幽暗性出发。余杰先生的书《白昼将近》(晨钟书社,2008年4月),集中了他这些年的信仰与中国问题的思考,通篇读来,明显感觉到余杰努力认识神,认识自己的思考历程。远在美国的远志明先生对余杰的思考倍加赞赏,并欣然作序。远先生的有一段话,于我心有戚戚: “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纯粹是一种个人关系,上帝若不在我里面,他就不在任何地方,上帝若在我里面,他就无所不在了,所以信仰是个人的私事。” 一名领悟到神的美意的读书人,必定是从个人主义出发,最终回到个人主义,神对人的确定,事实上才是个人主义真正的源头。这里我要隆重提到张灏先生,他的《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1月),就是这方面的大好著作。沿着文史的路径,追问人性,并推及历史的思辨和当下的困境,张灏先生的确是集大成者。张灏先生祖籍安徽滁县,这样的籍贯让人眼热,安徽为什么才子辈出,的确有某种神秘的因素。从胡适之、余英时、唐德刚,张灏,到我们的王晓渔,这样的风景让人流连。 余杰曾经在张先生的寓所里和先生有过通宵常谈,后来余杰整理出来的访谈录,令我记忆深刻。在张灏先生看来,所谓幽暗意识,是发自对人性中与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而清教徒的互约论,正是基于人的缺陷,靠两重互约建立人的社会。首先是人与神之间的互约。一方面人保证服从神意,谨守道德;另一方面,基于人的承诺,神保证人世的福祉和繁荣,在这人神互约之下,人们彼此之间又订下了进一步的信约,言明政府的目的乃是阻止人的堕落,防止人的罪恶。在这一大前提下,政府的领袖如果恪遵神意,为民造福,则人民接受其领导,若他们不能克制自己的罪恶性,因而违反神意,背叛信约,则人民可以起而驱逐他,否则整个社会,必获神谴,而蒙受各种天灾人祸。总而言之,清教徒的幽暗意识随时提醒我们:道德沉沦的趋势,普遍地存在每个人的心中,不因地位的高低,权力的大小,而有例外,就人的罪恶性而言,人人平等。 说到基督徒,我必须要提到司徒雷登,他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北京出版社再一次出版。这么多年过去了,好多人依然只是记得那篇蹩脚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几个人记得燕京大学?美丽的燕京大学早已被历史的灰尘遮蔽,早已成了读书人内心的忧伤,但爱却一直存在,一直抚慰一个个脸颊清瘦的中国读书人。唉,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想追问,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与爱为敌,赶走了司徒雷登,中国就马上可以进入文明世界么? 索性再提一名基督徒的名字,她就是武汉东湖边上的华姿。相信很多人读过她写的《德兰修女传》,我最近读得更多的,是她的另外一本信仰笔记《奉你的名》(上海三联书店)。一个优雅的女人丰富的内心风景,靠着虔诚的信仰追问,被华姿美丽的文笔呈现出来。个人究竟应该怎样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忽然的喜悦,忽然的悲伤,与持久的虚空,让华姿辗转反侧。生命在武汉东湖边上一条安静地小路上展开,从她的书房,到一朵花之间,华姿听到了神的安慰。我恳切地认为,应该有人去读这本书,尤其是女性读者,尤其是迷恋爱情的女性读者,当男欢女爱缺少了神的眷顾,华姿说,这样的女人看上去像一名惊险的运动员,从一个危险的浪头跳到另一个危险的浪头,女人们总是以为下一个才是避难所,殊不知,只有神的爱,才到永远。 回到经济学吧。最后我要提到的,是张维迎教授的《市场的逻辑》。随着我对圣经的进一步了解,我更加坚定地认为,一名真正的自由市场理念的追随者,一定是看到了真理,看到了个人主义的出发点。只有市场才能捍卫人性,只有市场才能激活个人的创造性,只有市场才能叫人们得自由。在这样的意义上,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一个市场经济的捍卫者,一定与神同在。宗教叫人死,信仰让人活。越过那些门派繁杂的宗教,直接面对神,你是神惟一的创造,你和神之间没有中介,你就是祭司,你的劳动就是祷告,每个热爱市场,热爱自由的人,都是蒙神眷顾的孩子。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苏小和的最新更新: 官商勾结是开放社会的敌人 / 2010-08-11 15:50 / 评论数( 10 ) 贫富差距背后的权利差距 / 2010-08-05 09:46 / 评论数( 17 ) 郎咸平的粉丝都爱骂人 / 2010-07-27 09:55 / 评论数( 17 ) 郎咸平故意与常识为敌 / 2010-07-26 07:19 / 评论数( 53 ) 唐骏、郎咸平的精准卡位术 / 2010-07-23 08:45 / 评论数(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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