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

中国视野下的互联网政治学_

作者: 魏卫  |  评论(0)  | 标签: 互联网 , 政治 , 中国 , 新媒体 , 民主 , 社会 ——关于《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的书评 《互联网政治学》作者查德威克,译者任孟山。这本书主要探讨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互联网内部的管理政治学;另一方面是互联网对于政治的影响,即互联网的政治应用。 前者的研究重点在于,梳理了互联网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的政治因素,以及因互联网生长历史而形成的内部政治,谈到了互联网治理过程中遇到的一些主要价值与观念。 在互联网的国内治理方面,流行着一种“大体共识”的自我治理理念,它在本质上所指的是一种非正式的但又缜密的做决定方式。这种理念坚持认为传统形式的国家管制不适用于这个去中心化、分散的媒介,支持自我管理网络的组织要求民族国家要把权力移交给他们。互联网当然区别于以往的传统媒体,在治理方式上也理应跟随技术的革新而有所创新,但是,将治理权力全部下放到民间,甚至完全按照一种非正式甚至无规章的自我治理方式,那无疑是危险而且也是不现实的。这一理念其实跟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十分相似,它们都想当然地将政府当做一种恶性力量,在前提假定上就犯下了错误。政府并非天然的自由之敌,即使是崇尚自由的美国人,也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只是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来自政府的力量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具体来讲,就是让其充分发挥行政管理职能,而对其权力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部分加以合理限制,以保障互联网的安全有序运行。 而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中,存在着主要两种理念的博弈,它们被划分为社会福利派和电子商务派。社会福利派认为互联网具有促进社会福利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潜力,应当被用来为国家与社会的整体发展服务。而电子商务派则强调发展中国家开放国内电子商务市场的重要性,更多的把互联网作为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很明显,前一派的中坚力量是众多威权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后一派则以美国为代表。这让人联想到“构建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争议,部分发展中国家认为世界信息的传播极不均衡协调,亟需加以改变以发出更多它们的声音,而在国内,与其他传统媒体一样,涉及到国家整体利益的时候,管制互联网也是十分必要而合理的。但是另一方(主要是发达国家)却不这样认为,发达国家同样需要在国际上代表本国的市场力量争取利益。这让互联网成为与环境气候等全球性问题一样,成为双方互相扯皮互相推卸的一个无解之题。客观地分析现在的世界信息传播格局,发达国家资讯占绝对优势确实是既有事实。倘若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要求发达国家停下脚步等一等(这本身就不现实,在发达国家市场有市场自身的发展逻辑),而部分发展中国家却将互联网作为政治工具,不借助市场经济的力量让互联网自身茁壮成长,这是否又是一个悖论呢? 以上都不是重点,本书重点探讨的主要是第二个方面的问题,互联网对于政治的影响,即互联网的政治应用。作者举了大量美英两国的实证案例,如果把这些案例所反映的普适性理念放到中国的大背景下,我们会有一些有趣的发现。 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和多元化一般被认为是推动社会民主化的三驾马车。 市场经济的力量自不言说,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做的放松管制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市场经济对于一个社会民主化的重大意义。市场经济的内嵌价值观包括等价交换和契约精神,通过在市场经济中三十多年的摸爬滚打,我们已经很大程度上逃离了随意长官意志的计划经济的掌控,所有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才能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挥,社会财富因此变得较之前极大丰富。在此之后,各市场经济主体便对已有财产权的保护提出了要求,并不断要求更为公平合理的市场环境。这一股来自民间的市场力量自然会与政治权力相博弈,对具体政策方针的制定产生影响,这也是很多威权国家在市场化之后便逐渐民主化的原因之一。 回到中国视野下的互联网政治学这一框架,我们惊奇地发现,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媒体中,仅有网络媒体是纯粹的市场主体,纯粹的公司治理机构。而且有影响力的部分公司在市场经济发达的美国资本市场上市,百度和腾讯更是跻身全球十大互联网公司之列,在中国所有商业领域中,“民营企业”全球表现最优秀的版块非互联网莫属。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正以后来者的身份,突破了官方对于信息通道的全权掌控。不过在新闻发布方面,互联网公司们首先面临的一个头疼问题就是没有独立的采访权,虽然偶尔打打擦边球,但是一旦“有关部门”兴起,要进行整理整顿至少于政策条文上来讲是没有任何障碍的。那么这影响大吗?作者在书中似乎并不这么认为,作者在书中罗列了大段大段的案例,就是为了说明,互联网媒体作为一种去中心化的媒介,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他的平台属性,即他为数十亿网民提供了发声平台,而他自己本身发不发声其实并不重要。如果我们还在乎互联网作为一种媒体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观点或认识,那么互联网的独特意义也就不存在了。 那么,作为互联网意见的发布者博客等独立媒体,会创造新闻环境的长期变革吗?“独立媒体确实具有一种强大的数量上的影响力,也带来了一种新形式的新闻“扩散”模式,这种形式与移动技术所促进的新形式的抗议运动有着相似之处,他们都具有去中心化的事实核查能力和集中分类机制,给予读者权力去决定一则消息是石沉大海还是为大众所瞩目。” 可以说,在中国视野下,互联网媒体不仅仅是一支表现优异的市场大军,更是罕有的民众发声平台。 当然,形势并非那样理想。作者在书中对于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对这一民间发声平台的干涉提出了担忧。在美英,可能作者更需担心的是私有化与垄断集中对互联网的干涉,但是放到中国视野下,我们有理由更加担心政治权力在互联网上的无孔不入。这就涉及到推动社会民主化的第二驾马车的讨论——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通常而言,包括那些为了社会的特定需要,为了公众的利益而行动的组织,诸如指慈善团体、非政府组织(NGO)、社区组织、专业协会、工会等等。作为公权力与私领域之间的缓冲地带,对社会治理的益处是巨大的。在公民社会范围内,公民彼此之间培育互信互助精神,这将有效分担政府对于社会管理的责任,同时也必然会与政府分享治理权力(这也是我国NGO迟迟发展不起来的原因之一)。无论如何,从公众利益角度出发,责任与权力的分散化是有利于社会治理风险下降的。 作者在书中提到了两个重要的概念:社会资本与公共领域,这两者都是公民社会的结构性因素。作者认为,社会资本与公共领域两个理论特别适用为人们使用互联网技术去提升政治参与、协商和社团的想法提供理论基础。 作者首先引用帕特南对于社会资本的定义:“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组织特征,如关系网络、规范和信任,都是为了达到互利而进行的协调与合作。”(我找到更好理解的一种译本:“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刘瑜在最近的一篇文章《恶之平庸》中也刚好提到社会资本,她作了这样一个比喻:社会科学里有个词叫“社会资本”,说的是人与人水平往来的粘性和密度。社会资本对于民主运转的意义,相当于机油对于机动车的意义。一盘散沙的社会,就是没有机油的机动车,开起来肯定稀里哗啦。 帕特南认为,美国社会的社会资本在不断下降过程中,以至于人们只能“独自打保龄”。而作为美国人休闲活动主要来源的电视娱乐的增加,是需要对美国的社会联系以及公民参与的减少负责任的罪魁祸首。 那么,问题是,互联网对于社会资本到底是增进了,还是减弱了呢?我们需要比照美国与中国国情的巨大不同,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在美国,现实生活中的非政治和政治参与渠道都是畅通的,互联网的出现给美国人提供的功能更多的还是娱乐(与电视一样),因此,如果电视要对美国社会资本的衰弱负责的话,那么同样的道理互联网也难逃其咎。但是在中国视野下,我们在现实生活与传统媒体中,本身的参与渠道就并非畅通无阻,这时互联网的出现对很多人来说犹如“青天下凡”,这也是为什么facebook在美国比twitter更火,而在中国微博却比人人网更热闹的原因之一。无论是在政治和非政治方面,互联网都拓宽了以往“社区”和“关系网”的概念,“社区”居民之间不再是地理上的相邻,而是价值观与利益的共享。所以笔者更倾向于认为,互联网给中国民众提供了多一种的参与途径,提升了中国社会的社会资本。 作者提到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公共领域,这在中国学界已经是一个陈旧话题,但是却越谈越新。书中提到公共领域构建的六大条件:摆脱国家和经济权力而自治;推理而不是断言;自反性;理想的角色扮演;真诚;无层次的融入与平等。放到中国视野中,每一条都很难满足,因此,要说互联网在中国是一个真正的公共领域,那显然是很勉强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否认互联网对于公民社会建设的重大意义。毕竟还是如上所说,考虑中国国情,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本来就没有公共领域,即使是政治与经济权力对互联网双重侵蚀,即使是每个网民在互联网中都是非理性表达,即使是互联网中人们依然等级森严,我们能找到的最接近公共领域概念的共有主体恐怕就只有互联网了。互联网批评者胡泳就提出,至少我们已经从早期的无声沉默走到了到现在的“众声喧哗”。所以,在中国视野下,互联网应当被归作一个“未完成的公共领域”。 多元化也是推动社会民主化的重要力量。只有在多元化背景下,人们才容许不同声音的存在,一个足够宽容的社会环境也是民主制度运行的重要基础。作者在书中并没有专章论述互联网与多元化的相互关系。只是引用到学者桑斯坦的一个观点:互联网创造了“回声室”效应,在自己按需创造的“我的日报”的空间中,人们会去搜寻那些思想相似的意见,而避免接触有着不同思想的意见。这种现象在中国互联网中也确实存在,在自媒体环境下,人们更倾向于关注与自己意见一致的人与观点(微博上就很明显)。但是,在互联网之前的传统媒体时代,我们听到的声音比现在更多还是更少呢?答案不言自明。互联网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印证不同观点的平台,在不同观点的交锋中,我们或自愿或被迫地接收到形形色色的意见与流派。 当然,互联网对于政治的影响,这是一个无法印证的社会议题。乐观派看到了“阿拉伯之春”中互联网媒体巨大的电子动员效应,悲观派则想到了朝鲜政府利用互联网技术强化了对民众的管制与监视,我们无法各国不同的实践中得出普适性的终极结论。在中国视野下,我们自然希望互联网为政治体制改革打开一扇窗户,但是即便是以上提到的互联网与“三驾马车”的互动,也是一个相互影响,综合作用的过程,更需要将更大的社会环境考虑进去。总之,前路究竟在何方,或未可知。 曾卫 于人民大学 iamzengwei@163.com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魏卫的最新更新: 小悦悦事件凸显民间互助机制缺位 / 2011-10-25 12:41 / 评论数( 0 ) 从电影《真相至上》看美国的制度设计 / 2011-10-05 22:04 / 评论数( 6 ) 漫谈《听说》 / 2011-06-22 11:02 / 评论数( 1 ) 不是所有电影都叫机器人 / 2011-05-20 22:32 / 评论数( 0 ) 电锯惊魂与道德滑坡 / 2011-04-22 22:12 / 评论数(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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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嚏图卦20111202】我们有时利润太高了,都不好意思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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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奴隶国家不可能制定一部人人自由的宪法

奴隶国家不可能制定一部人人自由的宪法 本站语录(2011年11月23日-26日) 作者: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1-11-27 本站发布时间:2011-11-27 19:32:36 阅读量:1724次 【 语录· 头条 】 要打破专制,只有依靠人民;要建立宪政,人民首先要树立自己的尊严。个人尊严是国家宪政的前提,不可想象一个奴才治国的奴隶国家能制定和施行一部人人自由的宪法。 张千帆 : 宪政转型与人格再造的中国使命(上) 【 语录· 现实观察 】 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而对待农民的态度标志着这个民族的良心。而权力者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和罪恶,他就永远没有错误和罪恶。所以禁锢知识分子的文字狱与愚民的谎言常常成为权力社会的基本行为指南。 杜君立 : 当屈辱成为一种荣耀 命名是一个具有为所有事情定性权力的政府所最喜欢做的事,是不是有维稳支出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在他们看来,问题是这个费用到底叫做什么。其实你就是管它叫“小甜甜”都行,就是这个费用的性质是改变不了的。顺便说一句,我们有这么多财政供养的人员,构成了整体分肥机制的基本盘,也是稳定最大的来源。这些用财政、也就是民脂民膏供养的人之收入,难道就真不算是维稳费用的一部分么 ? 我看这也应该算吧。 五岳散人 : 维稳费用的“别名” “神仙打仗,百姓遭殃。”在中国的政策决策层面上,已是越来越普遍和突出。屁股决定脑袋,利益的多元化注定令今后的政策决策更加复杂多变。即使我们的决策者无谋私之心,但当民意在决策机制上的缺位,无实质影响力的时候,实践证明,“百姓遭殃”总不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否则何来政府公信力急剧下降之说 ? 于勤 : 国策艰难,多是“神仙之战” 面对权力越界,每个公民至少要做到不同流合污。“限制权力,需要民众共同来限制。这是为自己负责。如果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中国就没有希望”。 江平 : 警惕国家权力膨胀 腐败是人类社会的恶疾,腐败是一种以政府权力为依托的特殊的犯罪。如果说人性是恶的,那么权力是恶的平方。 ……  一个依靠暴力恐怖和权力谎言支撑的体制,几乎没有人能阻止它被正义和真相所灭亡。 杜君立 : 膝盖下的中国 中国人认为对人最大的诅咒是“不得好死”、“死无葬身之地”,中国人认为对人最大的侮辱是曝尸掘墓。如果说过去半个世纪里中国农民活得不像个人,至少还可以入土为安,死得像个人的话,如今他们连死得像个人都成为奢望。 杜君立: “死无葬身之地”的中国人 这是一个虚胖的国度,一个穷得只剩下钱的国度 ; 这是一个扭曲的民族,一个丢失了仁、义、礼、智、信的民族。中国今日之“奇迹”与“疑惑”,皆因失却了一个“信”。官无信,民遭殃 ; 民无信,德沦丧。 郎遥远: 2011 年度哪个汉字最令人痛痒 【 语录· 百家争鸣 】 “总统是靠不住的”,于建嵘、 A 胖子、杨恒均们同样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主权在民,能将权力关进笼子的制度 !!! 李悔之 : “总统是靠不住的”,于建嵘们同样是靠不住的! “司马南恰遇蛮女子”,可谓是“尴尬人偏逢尴尬事”——但双方都是有得有失,说明无论“卫道护主”,还是“离经叛道”,都得付出包括“人格”在内的代价。 高人 : 尴尬人偏逢尴尬事 司马南恰遇蛮女子 王权专制的传统内核披上引进的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堂而皇之了登上了中国的政治殿堂。近百年来,前仆后继的革命志士,他们为民主、自由而欲血奋斗,造就的却是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的制度:苏联的专制和中国王权专制的叠加。 杨继绳 : 试答“何方之问” 民主发展首先需要的是独立的司法体系,然后是新闻和言论的自由以及媒体对公权力的监督,最后才是选举制度。 加藤嘉一 : 微博能推动民主吗? 稳定可以压倒民生民权的主张,但稳定却不能压倒腐败和贫富分化的扩大,要长期稳定压倒一切只是一些人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一厢情愿的幻想,甚至是违法腐败巧取豪夺的遮羞衣。 谢光 : “稳定压倒一切”的背后 我们中国最大、最根本的黑手到底是什么呢 ? 应该说是非民主的社会管理,也就是:现行的制度。 江湖雀语 : 今日新闻说黑手 言论自由的边界是个同心圆,不同家庭可有不同的尺度,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职业伦理,“明显而即刻的危险”作为言论自由的“边界”,那只是适用所有社会成员的最大的最外边那一个“圆圈”—刑法! 鄢烈山 : 从“三妈的”考察言论边界 【 语录· 域外视野 】 朝鲜仍然告诉我们一个基本事实,自由就得限制权力,自由就是权力不能自由,权力一自由,公民就不会有自由,公民就会变成臣民,臣民只有献媚才能求得安全,这是一个权力自由递增链条,也是一个公民自由递减链条。 木然:朝鲜散记 【 语录· 封底 】 西谚云:“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当一个恶行的链条足够长,长到看不到链条全貌时,每个环节的人都有理由觉得自己很无辜。 …… 是“停下来,想一想”,还是嵌在制度机器里,继续“不假思索”地转下去,对于所有普普通通的人,这是一个问题。 刘瑜 : 恶之平庸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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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南方人物周刊:罗永浩式奋斗:从网络红人到创业家

从网络红人到创业家,罗永浩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奋斗式转型。这个被人贴上“理想主义者”标签的胖子,能否适应这个全新的角色 罗永浩坐在办公室里,房间拥挤而凌乱,一台跑步机摆放在角落,落地窗外是中关村最繁忙的一条街道。他创立的“老罗英语”几个月前刚换了办公地点,总面积比先前扩大了两倍。 接受采访时,罗永浩一脸疲惫,坐姿不断下移,时不时打起哈欠。如果之前只是通过“老罗语录”和“老罗演讲”见惯了他的犀利,会让人忍不住想,这个“胖子”今天怎么了? “你们为什么一直没有评我当年度青年领袖,我已经做得过分优秀了?”采访快要结束时,他调侃记者。“明年一定争取。”罗永浩哈哈一笑,终于露出传说中的幽默与狡猾:“没关系,我不着急,再过几年还可以是中年领袖。” 明年,他40岁。 如果没有独特经历和理想主义标签,这段本该淹没在商海里的创业故事,恐怕不会如此受到关注。他曾被认为是游手好闲的待业青年,被当作新东方最牛×和最傻×的另类教师,还曾被认为创办了一家热衷参与公共事件的政治性网站。 逐渐地,他变成理想主义的代名词,许多大学生在他身上寻找精神慰藉和思想启蒙,无论是演艺界还是文化圈的社会名人都对他不吝褒奖。 2008年,36岁“高龄”、没有太多从商经验的罗永浩突然开办“老罗和他的朋友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创业者身份重回教育培训行业。 去年,罗永浩在海淀剧院举行的演讲会上,说了一个关于约翰·列侬被粉丝刺杀的段子——粉丝朝列侬开了6枪,平静等待警察将自己带走,临走时,指着列侬的尸体说了3个字:你变了。在段子最后,罗永浩特意强调,列侬被刺时正好40岁,其实他是想说,自己没有变。 这是罗永浩最大的困惑——他既要摸索着运作好一家企业,同时,又要与过往理想主义的形象相匹配。当有人不断说“你不行”的时候,再强大的心脏也会产生疲 劳感。他说,对于“不耍流氓能否赚到钱”的问题,自己起初并没有把握,只是单纯地相信可以。“既然我瞧不起的人都能赚到钱,为什么我不能呢?” 创业菜鸟 2007年底,牛博网关闭,罗永浩开始考虑他的下一份工作。他想过写书当作家,有人告诉他,二十多岁干这行还行,都快30的人了,当作家会很艰难。他想 想也是,中国靠写书日子过得好的人不超过20个。2008年元旦前后,和朋友商量后,他决定开一家英语培训公司,这些朋友当中,有作家兼商人冯唐。 罗永浩说自己不是一个擅长找投资者要钱的人。资金迟迟没有到位,一直拖到5月份,冯唐告诉罗永浩,不能再拖了,再拖半年就该凉下来,他给了罗永浩一笔启动资金,对罗永浩说,你先张罗起来,天天烧钱你就会焦虑,一焦虑做什么事都会顺理成章。 罗永浩拿着冯唐给的启动资金,注册了公司,简称“老罗英语”。他始终没有说服任何人再给“老罗英语”投资,中途,一位在非洲做生意的发小知道他开公司,主动给了他300万。 果然,罗永浩开始焦虑。“老罗英语”主打北美英语考试培训课程,新东方是这项业务铁板不动的老大,一开始“老罗英语”生意惨淡,总共投资600万,第一 年亏损了三百多万。“基本上每天一开门就是一万块钱不见了,被打劫也不可能这么吓人,我当时拿朋友的钱做,属于投资不是借款,赔了是不用还的,但怎么好意 思呢?”罗永浩想,万一赔了,自己找一个年薪百万的工作,除了生活开支,600万的债也要花10年才还清,还清时已经50岁。“一想到这些,我就眼前发 黑。” 他开始经常在办公室里过夜,琢磨怎么把生意做好。比如,民营英语培训旺季主要集中在寒暑假,3月投入宣传成本,6月才能收回,每个月的资金流动很不均匀,为了鼓励学生早缴费,他推出过一项促销方案——越早交钱,收费越低。 “从消费心理学角度讲,这个方案的愚蠢之处在于,如果我这个月报名要交1200块钱,得知上个月报名的只交了1100块钱,就会很窝火,很犹豫,结果这 个月没交,下个月得知又要多交100块会更窝火,在这种非理性的情绪下可能会选择你的竞争对手。看了些专业书后才知道,要倒过来做——开始就定最后一个月 的价,如果报得早打折,消费者这个时候会觉得什么时候交都是占便宜,只不过早交多占便宜,晚交少占便宜,这样他就可以接受,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他研究 了很多市场营销专业的书籍,发现自己“走了很多弯路”,于是开始推出一系列类似的改版营销方案。 后来,“老罗英语”又推出了适用所有课程的“一块钱计划”,前8次课只要花一块钱,如果觉得满意,再付全款继续听完剩余课程。他亲自创意广告文案和宣传画:一块钱可以买什么,一枚鸡蛋,一节电池,一个避孕套,或者到“老罗英语”听8次课。 第二年,经营情况有所好转,亏损100万。2010年底,罗永浩在北京海淀剧院举行了一场演讲,题目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创业故事”。之前,他的演讲题 目是“我的奋斗”。他为这场演讲做了一个月的准备,巨大投影仪、大量PPT,还有精简的舞台设计,罗永浩一一列举出自己两年来亲自参与设计的宣传海报和营 销心得。平心而论,他亲自设计的广告创意足以让人眼前一亮。 演讲进行到最后,罗永浩说,希望明年公司能够赚到钱,换到更大一点的地方继续演讲。 “老罗语录”的传说 10月25日,罗永浩在北京保利剧院完成了今年的岁末演讲,题目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创业故事Ⅱ”。他宣布了两条消息,一是去年北京海淀剧院演讲网络点 击率超过1000万,另一条是“老罗英语”创办到第三年,终于开始盈利了。100万的数额并不大,但兴奋和得意,他毫不掩饰,台下掌声一片。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老罗语录”,罗永浩今天会是什么样子。11年前,他给新东方校长俞敏洪(微博)寄去一封求职信,依据新东方的招聘标准,逐个列举自 己有能力胜任新东方教师的理由。在“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英语专业者优先”后面,他回复:真不喜欢这么势利的条件,这本来应该是XX之流学校的要求。 第二年,高二辍学、主要靠替人组装电脑维持生计的罗永浩进入新东方学校,并很快成为一线教师。 像许多新东方老师一样,罗永浩会时不时用一些搞笑段子活跃课堂气氛,与其他人不同,他的段子总要挑战“权威”。例如,指责中医疗法缺乏药检机制;怀疑中国传统的家庭关系;愤怒地抨击暂住证制度,表示自己要以身试法、誓死不办。 他经常在课堂上对学生说,人脑需要独立思考,很多习以为常的东西实际上都经不起推敲,他形容这叫“有思想”。 罗永浩信口讲出这些段子时,并没想到日后可能产生的影响。有的学生在课堂上录音,他认为只是留作复习之用。其实学生将他的段子剪辑成集,传到网上,标题叫作“老罗语录”。 “老罗语录”迅速在学生圈中传播开,在追捧者眼中,罗永浩的幽默、有独立思考精神、阅书无数、耿直敢言,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最高峰时接近100 公斤,很多学生称他“罗胖子”。后来,他设计的广告语中有这样一句: 有思想的年轻人到哪儿都不太合群,直到他们来到老罗英语培训。 成为不大不小的公众人物,给罗永浩带来的不全是正面影响。外面开始流传他和新东方发生不和的传闻,还有人辱骂他的语录拙劣、哗众取宠。 对于老东家,罗永浩向来不愿过多谈论,尤其在他创办公司后。他说,在新东方待了两三年就已经很不舒服,公司的气质和自己想象的很不一样。因为没想好做什么,才又多待了两年。“其实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只是闹出了一点小不愉快。” 罗永浩说的气质,是指英语培训行业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比如“不用背单词”、“多少天保过”的宣传,还有“无效退款”却又从不兑现的服务承诺。 很多老师也让他恼火。有一次,他听到一位老师对学生说,自己上学时被宝马车溅了一身泥,教的调节办法是以后发财也开宝马溅别人一身泥。“完全是一种SB 逻辑,居然把这样的价值观传递给学生。”至今说起,他还会破口大骂,碰到自己看不惯的东西,他常常情绪失控,他在新东方时朋友并不多。 2006年初,罗永浩向新东方递交辞呈,夏天,正式离开新东方。这是一份能够给他提供极好待遇的工作:年薪50万,工作时间除开寒暑假3个月比较忙碌,平时只要在周末上两到三节课,“极其舒服”。 罗永浩说,以自己的标准,对商业领域里的大部分人,他是瞧不起的。他认为这些人没文化,没思想,没水平,没道德,什么都没有。他感觉到再找一个自己能够认可其价值观的老板很困难:“也许人家不是成心骗我,但我会有上当的感觉。” 逝去的牛博网 黄斌是罗永浩创办牛博网时的合作伙伴,认识罗永浩前,他听过“老罗语录”,“当时觉得很有趣,就问身边的朋友有没有人认识老罗。”后来,他们经人介绍成为了朋友,他记得第一次见面时,老罗穿了一件军大衣,不修边幅。 当时黄斌正在寻找合适的投资项目,罗永浩刚从新东方辞职。俩人都认为国内媒体平台存在一边倒的问题,他们都没有涉足过这个行业,不知道有政府控制这回事,觉得一边倒是行业本身造成的问题。于是,两人打算合伙创办一家尽可能多元化,有多种声音,不要有异常倾向的网站。 这是罗永浩第一次创业,只是牛博网后来的命运,让很多人忽略了这段经历。同“老罗英语”一样,牛博网没有寻找投资,启动资金主要来自他和黄斌。资金有 限,没有请太多员工。罗永浩负责内容,黄斌做程序出身,负责技术。很长一段时间,牛博网每个月要都亏掉几万块钱,主要花在服务器带宽上。 罗永浩说,他们当时对互联网完全没有概念,觉得只要点击量有了,钱就有了。“牛博网最早是想做成一个综合性的博客网站,但不是提供博客空间服务的性质, 是选择一些博客作者的文章做内容。在罗永浩看来,牛博网不能算是一个纯粹的博客服务中间商,只是借助了博客形式,比起互联网产品,更像是一个媒体。 没有清晰的商业模式和发展战略,上线十几天,牛博网的PV量就超过20万,艾未未、梁文道、韩寒等众多名人,相继成为牛博网作者,之前老罗语录积累下来的众多粉丝,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牛博网的受众基础。 因为没有删帖,牛博网在很多公共事件中充当了平台角色。厦门PX事件中,一位当地的牛博网作者用手机短信发到自己的牛博网博客上,做了文字现场直播。山西黑砖窑奴工事件,只有牛博网上的帖子一直没有被删。 创办两年后,牛博网被强行关闭。 对于牛博网的结局,罗永浩始终觉得自己很无辜,他说:“当时我们是要做一个综合性网站,所以没有刻意回避政治问题,并不是我热衷政治问题。在大多数网站 要做自我审查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做,政治内容就显得格外突出,我们真的没有刻意去做。”被关闭前,因为一些广告收入,牛博网已经基本实现收支平衡。 虽然没有赚到钱,但罗永浩十分得意。直到今天,还有人发给他邮件讲牛博网是自己的思想启蒙网站。因为邀请作者,他结识了一大批精英圈子里的朋友,他的大部分精英圈朋友,都是通过牛博网认识的。 理想vs利润 对于罗永浩的创业能力,他的前搭档黄斌评价:“从经商角度看,老罗并不是个适合去独立经商的人,他必须要有合作伙伴。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完整的地方,如果我给自己独立经商打80分,老罗可能只有60分。” 在黄斌看来,除了管理能力,罗永浩的放权能力是他独立经商的另一块短板,“如果管理能力不够,放权不够,自己又忙不过来,某种意义上是致命的。” 做公司以来,罗永浩越来越感觉到精力不够用,“除了工作,就是睡觉”。暑期班时,连续3个月,他每天睡3小时。其余时候,每天睡6小时。 以前更新微博时经常和人吵起来,做公司后,他很少有因工作外的事和人较真,但不久前,他还是发微博和西门子吵了一阵。 罗永浩说,他是个精力很充沛的人,只是管理能力差些。他正在调整,打算明年物色CEO,自己逐渐过渡到专注教学质量和大的战略方向。 他定下的最大战略是:提供一个在教学品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能够给学生带来一些价值观影响的商业培训机构。暑假班里,他请来贺卫方等靠谱学者给学生开讲座。 “老罗英语”创办后,冯唐根据罗永浩的性格特点,给了他3条建议:抓大放小,战略目标明确,学会容忍。罗永浩不是一个严格遵守规则的人,冯唐警告他,如 果笔记本记了10件事,必须把最重要的3件事排在前面做完,不能按照兴趣和心情决定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还提醒他,不要因为个人性格的适合度就亲近或疏远员 工。 罗永浩对财务没有特别精细的概念,尽管是新东方一线教师,他辞职时并没有攒下多少积蓄,“大部分收入在请客吃饭、买书买碟、打出租车中不知不觉不见了”。 运作“老罗英语”3年,他的收支意识依然淡薄,举办一场活动,他通常会不听财务主管的劝告,而去选择效果最好的方案,直到财务主管将成本数据摆到他面前,向他证明即使活动成功也可能亏钱时,他才会稍加控制。 开会时,罗永浩经常用自掏腰包相威胁。有时候项目效果出来特别好,证明他是对的,有时候他发现少用一半钱也能产生同样效果。 罗永浩给接触过他的人留下工作狂的印象。好友刘瑜认为他是一个“事无巨细,都不放心交给别人去做的完美主义者”。左小祖咒更加直接:“作为朋友,我更希望他在奋斗的路上身体健康,不要过于玩命。” 尽管认为罗永浩不是一个很好的独立创业者,黄斌仍然把他看成是自己众多合作者中最好的一个,“作为合作者,罗永浩是最好的一个,他在工作上的热情和敬业,曾让我强烈感觉,一个人能在一方面有所建树,一定是因为完全投入了热情。” 罗永浩想赚大钱的时候,选择了到新东方当老师,因为只有这个职业才能在一年之内达到标准。再有天赋的工程师,学成第一流也要10年。 27岁开始,罗永浩的事业危机感愈发强烈,身边开始有人不断提醒他,这样下去不行。他意识到,做很多事情都需要钱。逢年过节,哥哥姐姐会给父母买些礼 物,而自己只能说些漂亮话,总让他不舒服。这些现实观念对他都有影响,无论是在新东方教书、做网站,还是办公司,他都不掩饰赚钱是直接动机。 他还是不忘记调侃一下,新东方离他的办公室5分钟路程,自己最累的时候,绕着它走一圈,回来又是斗志盎然。 创办企业后,罗永浩最讨厌别人问自己,你以前老是骂这个老板恶心那个老板耍流氓,现在自己做公司,是否理解他们。他坚持让“老罗英语”使用正版软件,给员工五险一金,不做夸大宣传等等,他认为自己已经证明了不耍流氓也可以把企业做好。 办公司后,罗永浩接受采访、做演讲的频率多了起来。有人骂他虚伪,搞那么多噱头就是为了企业宣传,他很淡定:“我又没说不是。” 罗永浩说,自己最不能接受的品行是虚伪,但在真话和假话之间可以选择沉默。他变得小心翼翼,建议员工不要接受媒体采访。 罗永浩至今没有在北京办暂住证,但他听说如果注册企业,好像可以领一种类似绿卡的东西。他说,如果可能影响到公司,他会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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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光诚! | 刘瑜:每个人的平庸之恶成就体制强大之恶

2011年11月25日 09:45 凤凰网博客 在网上找到了这个人的照片之后,我曾仔细端详他的脸。这是一张普通西方人的脸:细长的鼻子,略带鹰钩,眼睛不大,但是深,棱角分明的下巴,嘴唇薄。脸上挂着一丝微笑,几乎透着善意。这样的人,欧美的大街上到处可见。但这又不是一个普通人,他叫阿道夫·艾克曼,曾作为纳粹高官参与屠杀犹太人。根据对这个人的审判材料,学者汉娜·阿伦特写过一本书,叫《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不过此书的副标题更有名:关于恶之平庸的报告。 “恶之平庸”。通过这个词,阿伦特想表达的是:阿克曼——很可能也是绝大多数纳粹分子——并非什么恶魔或者变态,从他交待的材料及心理医生的诊断来看,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几乎可以说是“可怕地正常”。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特殊时代,可以无动于衷地杀害成千上万人。 为什么?“是纯粹的不加思索让他成为了当时最大的罪犯之一”,阿伦特写道。不加思索,意思是,当有命令从上级传达过来时,下级就不折不扣地去执行它。如果有一天有人追究罪责,这个下级就说:我只是在执行命令而已。“我只是在执行命令而已”,多么合理的解释,几乎应该表彰其敬业精神了。 最近我常想起“恶之平庸”这个词。原因是近期的临沂陈光诚事件:一个曾经的盲人维权者,在一个叫做东石古村的地方,被当地政府派人层层封锁在家,既不允许他出来,也不允许别人去看望他——但凡有人去看望,就被暴力驱赶,以至于有人戏称该神秘村庄已经成了中国著名的探险胜地。 这个事情中,最令我好奇的部分不是当地政府的严防死守,而是那些参与看守陈光诚、暴力驱赶来访者的底层公务人员或雇佣来的打手——据说有几十甚至上百人。这些人昼夜看守东石古村,对前仆后继的“探险者”轻则驱赶,重则殴打。我好奇的是,是什么力量在支撑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如此顽强地守在那里?如果仅仅是钱,是什么说服他们那份看守的报酬比那个盲人的权利更重要,以及没有其它途径可以挣到更心安理得的钱? 我相信他们是“普普通通的人”,正如山西黑窑案中,那些每天路过黑窑但从未想到举报的人是“普普通通的人”,电影《盲山》里,那些联合起来看守被拐卖女孩的村民是“普普通通的人”,福建三网友案中,给三个网民因言定罪的法官们是“普普通通的人”……我能想象这些人爱打麻将,看《还珠格格》,唱卡拉OK,要是路上碰见个问路的,没准还会热情指道。 西谚云: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当一个恶行的链条足够漫长,长到处在这个链条每一个环节的人都看不到这个链条的全貌时,这个链条上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有理由觉得自己无辜。普通人甲,不过是那个给犹太人做种族登记的小办事员。乙,奉命把犹太人从家里押送到一个隔离区的警官。丙,把犹太人赶上火车的乘务员。丁,维持集中营治安的保安。戊,负责收尸的清洁工……凭什么让他们对这些人的死负责呢?他们不过是一个巨大机器上的小螺丝钉而已。但是,让希特勒一个人负责吗?600万呢,他一天杀一个,也得杀一万多年。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津巴多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24名学生随机抽签,一半当“狱卒”,一半当“犯人”。结果在一个星期的角色扮演过程中,演狱卒的学生越来越残暴,演犯人的则越来越卑怯。短短一星期,哪怕是一个实验的环境,角色就可以改造人性,这事想想真叫人不寒而栗:现实中,有多少人经年累月地藏身于各种制度化的角色中,而其人性又在角色不断内化的过程中被劫持到了哪一个星球? 用角色开脱恶行,便利在于那个角色中的“我”不再是我,而仅仅是“他”:张警官,刘处长,陈法官,李主任……如果是站在东石古村村口的无名小卒则更好,因为彻底的匿名状态就意味着彻底的责任豁免。“我”不再是我,“我”只是一个巨大怪兽无数触角中的一个而已,所以“我”可以从恶如崩。而所谓人性觉醒,就是从自己所隐身的集体中抽身出来,恢复成独立、完整并需要为自己的一举一动负责的个人,是从制度的深井中一点点爬上来,看到更广阔的天空下,雨滴如何汇成洪水。 今天仍有无数“不加思索”的梦游者在体制的催眠下游荡。然而哪有什么抽象的制度?甲乙丙丁戊,你就是制度,舍此制度只是一张一捅就破的纸而已。在中国农村长期支教的德国人卢安克,曾说过一句朴素又闪光的话:“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 是“停下来,想一想”,还是镶嵌在制度机器里,继续“不加思索”地转下去, 对于所有普普通通的人,是一个问题。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凤凰网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 原文链接(凤凰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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