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

当面对“细节决定成功”，“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不考研就找不到好工作”这些流行观点时，你能去质疑，去找证据，而不是让它们占据你的思想，指导你的行为时，你已经用你的行动证明你可以得到“独立思考”这份沉甸甸的礼物。     刘瑜和微博   文/树獭（西安邮电学院）     我现在坐在图书馆里，正在阅读的是那本曾经被我认为装文艺的大神级作品《百年孤独》，这是两年前的我不可想象的。那时的我多么主流啊，书包里的永远是《高等数学》，《复变函数》，《大学英语》这些根正红苗。在教室里，第一排已经是我的固定席位了，在周围的兄弟姐妹们都相继倒下的情况下依然矢志不渝地坚挺着，鹤立鸡群。如果偶尔翻看杂志报刊，那么《青年文摘》，《环球时报》必定是我的首选。大学对我来说就是高中生活的延伸，如果没遇到某些人的话，你将看到的又是一个从二流大学战战兢兢，努力奋斗四年，最终考上重点大学研究生的励志故事。可是，我的故事不是这样。 给你看看我今天的怎么过的。上午终于结束了断断续续为期一个月的《公正》的阅读，对，你没看错，它是一本政治哲学的书，和我现在的专业搭不上边，中午顺便把这个星期的《南方周末》给买了，《环球时报》因为其它的狭隘已经被我束之高阁一年有余。下午发现了一本好书——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的《燃烧吧！剑》兴奋地读了两章。晚上重新捡起了前前后后被我放弃了n次的卡尔维诺卡大师的《看不见的城市》。 到底是谁将一个积极向上的美好青年塑造成现在这个整天不务正业逃课成习的边缘分子？下面请出促成这一改变的“罪魁祸首”——刘瑜女士以及新浪微博。     刘瑜对我的意义就像王小波对连岳和慕容雪村这类人意义一样，属于思想启蒙这一范畴。在她那本聚集了一个三十岁大妈各种吐糟和神经质的《送你一颗子弹》中，我觉着我找到了知音。她就像言情小说里我钟爱的剑走偏锋的江湖侠士，拉着我这个被各种规则绑架的闺阁女子完成了一场盛大的私奔。 比如说，我的各种长辈通常会语重心长的教育我：“年轻人，多听听我们的意见，我走过的路比你吃得盐还多。”我那个时候小，经常被这种家长式权威的建议给吓住。在我惶惶不安的青春中，我放任了他们对我的恋情，学业的各种干预，其结果就是，我总觉得我为别人活，我身不由己，这勾起了我浓浓的哀怨，而且久久不能散去。 但是刘瑜却不这样，她说：相信你自己，破除任何权威崇拜和偶像崇拜，无论是政府还是公知，运用你自己的头脑和理性证明你配得上自由。你们无法想象这句话给我带来的震撼，因为我所接受的教育中所宣扬的基本理念就是——向成功人士学习。比如高中时卖的很火的《等你在清华》，《等你在北大》；上大学之后，图书馆那一排排被翻得快烂的《成功人士的七个法则》，《这样做最高效》。在这种环境的浸淫下，我养成了依靠建议者身份来决定了他说话正确度这个“良好的习惯”。同样一句话“要好好吃饭”，如果发言者是李开复，我就会觉得“啊，真是一道闪电划过我灰暗的天空啊！”；但如果对象换成我家那个至今没有大出息的表哥，我就会觉得：“就你，一个没钱没地位的基层公务员，还好意思教育我。”我觉着，各种青年导师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和我们这帮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极其不相信自己的21世纪大学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因为刘瑜，我开始学着凭借自己的知识储备和生活感悟对身边的各种名人名言进行仔细的甄别，慎重的考量，不会在做出类似于“哇哦，是白岩松啊，央视新闻主播啊，我一定要把他说的话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这样的傻帽行为。 我的另一个老师——微博，则尽跟我唱反调，一点都不展示老师循循善诱，春风化雨的一面。比如，我坚定地觉着某国家领导人邓同志是一个大神级人物，他多么英明，多么睿智，多么有长远目光啊！可是微小博却不这样认为。他问我：“你知道85学潮么？你知道那个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胡耀邦最后是怎么死的么？你知道还有一个被囚禁的叫做“赵紫阳”的人不？你看，你都不知道，那么多历史细节，你都不清楚，那么，你怎么可以凭借这些被篡改甚至隐去的历史就来评判甚至崇敬一个人呢？我这个从小沐浴在党的关怀下，未来世界接班人，看到这样一段话时，心中那个气啊！怎么有这么政治不正确的人？他从小的政治思想教育是怎么进行的？怎么可以向我敬爱的老爷爷身上泼脏水？即使我这么义愤填膺，这么炉火中烧，但是这些“大逆不道”的话，就像星星之火，经历十分钟的扩散后，最终成了燎原之势——我打开了百度，进行了自我历史教育。 这样一段不那么愉快的经历，却让我增添了一份人生智慧——对待某个历史伟人的评判，对待某个公共事件的看法，我一定要找出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承认人的不完美，承认事件有正反两反面的影响，是我迈出独立思考的第一步。     独立思考是我特别注重的特质，它超过了勤奋，善良这些从小到大被老师和家长青睐的品德。就说善良吧，经过王小波同志多年的“诲人不倦”后，我知道了一群善良却愚蠢的人很容易被别人操控，做出更邪恶的事。你看看“文革”中的老虎凳，辣椒水，各种丧尽天良的惩罚方式和封建社会有什么区别。这可是新中国，是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中国。如果我们对“文革”的反思仅仅停留在强烈谴责“四人帮”，部分批评“毛泽东”，而不去探究当时那些参与者—那些情绪高昂的红卫兵，我觉得历史会重演，说不定下一个受害者或者害人者就是我们自己。 当面对“细节决定成功”，“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不考研就找不到好工作”这些流行观点时，你能去质疑，去找证据，而不是让它们占据你的思想，指导你的行为时，你已经用你的行动证明你可以得到“独立思考”这份沉甸甸的礼物。     （采编自投稿邮箱；责编：麦静）     您还可能想阅读…… ＜摇光＞没有反思的人生不值拥有——写给一个高一女孩（一） ＜天枢＞为什么这么多人不喜欢辟谣联盟 一台特立独行的“动机审查仪” 本期主题：微博时代•微阅读 ＜开阳＞红朝知识分子政策反思

本报记者 郭建光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11月16日   12 版） 李英强 （寇爱哲  摄） 四川巴中的晏阳初图书馆   （柳建树  摄） 湖北青石镇的黄侃图书馆  （郭建光  摄） 黄侃图书馆内的阅读场景   （罗奇志  摄） 李英强   （罗奇志  摄） 编者按：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潘光旦曾痛陈教育的误区，认为近代以来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总括起来说就是，教育没能使受教育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忽略了自己的根本使命，“教育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因而应该忏悔”。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教育取得巨大进展，为青年、为国家贡献良多。然而在根本使命这一问题上，当代教育仍有值得检讨之处。许多有识之士已展开研讨，并将改良举措付诸实践。“立人图书馆”便是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项目。 4年前，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生李英强放弃大城市生活，背起行囊回到湖北农村老家。和他相伴的，还有一份扎根农村、建设乡村图书馆的执拗理想。 几年过去，他在自己的家乡和全国其他8个省份共建起了13座图书馆。他雄心勃勃，想在更多的农村地区，建立更多的图书馆。 这些乡村图书馆，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立人”，取《论语》中“己欲立而立人”之意。李英强想通过图书馆这个平台，“恢复人的尊严，发扬人的价值，帮助人成为健康的人”。 “我相信一件事，就去行动。改变我们能够改变的，接受我们不能够改变的，这就是我所要做的。”这个留着山羊胡子的青年人说道，语速极快。 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我们不能做点什么吗 初冬的一个下午，在湖北省蕲春县这个名叫青石镇的地方，太阳还稍有点刺眼。32岁的李英强趿拉着一双蓝色拖鞋，穿着一件浅灰色外衣，抱着自己不满一周岁的女儿，坐在台阶上晒太阳。如果不了解他的背景，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个名校硕士。 台阶前的水泥地上晒着稻谷，往前，是一条不太宽的公路。飞驰的汽车鸣笛驶过，掀起阵阵尘土。马路另一侧，是青石镇中学。一些推着小车卖零食的小贩，在等待着学生的出现。 图书馆就在李英强的身后，一栋红色的4层小楼。这是李英强今年才租下的，每年租金1.8万元。摆放在门前的一块白板上，写着“图书馆，免费阅读”的字样，算是牌子。此前，他的图书馆设在中学内，不对镇民开放。 公路上人来人往，但没什么人走进图书馆。 “时间长了，就会有人进来。”年轻的父亲倒是很放松，逗弄着怀中的孩子，不时笑出声来。 5年前一个冬日，李英强到河南农村出差。一个个村庄从火车窗外掠过，许多显得凋敝。农村出身的他，便与同行友人谈论起农村的话题。他们聊到农村的衰败，聊到农民精神世界的荒芜，聊到“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的同题系列文章。 其时，李英强刚刚拿到硕士学位证书，在北京一家非政府组织工作，关注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最初为四川一位学者所写，在文章中他以自己所在的中学为切入点，引申到他对整个社会的担忧。作者在文中强调：“一种向下的力量开始登场，从而抑制住了原本随着时代而高涨的向上的力量。” 文章引起不少人的共鸣。此后，一些人开始写同题目文章，描写及反思自己家乡的“沦陷”。 “我几乎看过所有写家乡沦陷的文章。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我们不能做点什么吗？”李英强说。 家乡对他来说，是一个亲近而又遥远的地方。自1997年离开农村老家，到外地上大学后，他就一直在城市生活。每次回到老家，他停留的时间也不会太长。 即便是短暂的逗留，家乡的凋敝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那位四川学者在文章中写道：“我的家乡今天充满了……终日消耗在麻将里的人群，以及在教育者绑架之下被迫造假的孩子们。”这样的景象，也在蕲春县出现，也在青石镇出现。 李英强读中学时，这个叫青石镇的地方，还有几家“有追求”的小书店，而国营的新华书店，也会卖一些“打开世界大门”的图书。 如今，那些小书店不见了。那个不太大的新华书店虽然仍在这个镇子上营业，不过里面的书已经与以前有“质的不同”。在昏暗的空间里，破旧的书架上横七竖八地摆着一些教辅材料、科技书籍等。镇上的高中毕业生蔡小海大呼：“这些书都过时了，有谁会买？” 小镇上还有几家网吧。每次回到家乡，李英强总能发现，一些戴着红领巾或穿着校服的孩子，出现在烟雾缭绕的网吧中，玩着各种各样的游戏。一些游戏中，甚至还出现色情的画面。 上高中后，李英强来到县城。当时县城的人文氛围，让他充满激情和想象力。那时，县城的电影院会放映一些不错的影片，他在那里看到过科幻大片《未来水世界》。而现今，电影院依旧在，只是已经变成了歌舞厅。 那些他曾买到过《穆斯林的葬礼》、《白鹿原》以及《简爱》、《悲惨世界》的书店，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租书店。在这些租书店中，他总能看到一些学生在翻阅穿越、盗墓或者“有点色”的言情类书籍。 “经济的繁荣，并没有给农村带来精神世界的充实。”李英强说，“家乡的沦陷包括很多方面，最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沦陷。” 那次旅程快到目的地时，李英强严肃地对友人说，自己想回到家乡，为乡民建一所图书馆。因为“一个好的图书馆，相当于一所大学”。 “我不能逃离，也无处可逃。我是农村考出来的，我必须回到农村去。”他对友人说。 友人一听，当即点头称赞，并鼓励他放手去做。 此后不久，李英强就开始筹划第一家乡村图书馆。 那些书，对考试可能没有帮助，但是对人生有价值 这栋红色小楼的一楼，约有200平方米，沿着3面墙壁，立着一圈书架。图书馆的志愿者将书分门别类地整理好，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书架上。屋子中间摆放着几张白色的书桌，桌上也散落着一些图书。 这些图书，有适合小学生阅读的，还有中学生读物。甚至一些比较“艰深”的书，也出现在这所乡村图书馆里。如果不是门前那些晒着的稻谷，不是公路上乱窜的母猪，乍一看，就像置身于都市中一个有品位的书店。 立人图书馆的书目都经过精心挑选。李英强曾放言：“就藏书质量而言，如果在立人图书馆读几年书，会比上一般的大学强得多。” 2006年的河南之旅一结束，李英强便开始写建立乡村图书馆的计划书，并拟定图书馆的核心书目。其间，他不断与学界朋友联系，请他们推荐适当的书目，甚至还通过网络征集。 立人确定的方向，是以人文教育为主要内容，关注人的精神成长。人文（humanity），指向的是人的发现、成长和完善。综合意义上的人文精神，意味着一个整全的“人的现代化”。 李英强也意识到，立人要在青少年中普及一些公民常识，培养和训练他们的人格，做公民教育的试验者。 最终，他拟定出适合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阅读的书目，共约2000多种。 其中小学生书目有近200种，以简单经典的故事书为主；中学类书目，内容随年级逐渐加深。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系列、刘瑜《民主的细节》等，以及鲁迅、胡适的书，还有钱穆、汤因比、费正清、唐德刚、张灏、葛剑雄等人的著作，都在核心书目之列。此外还包括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等。 “书目是图书馆的灵魂。农村学校没有城市学校条件好，但立人至少能让农村学生读到高品质的书。”说到这里，李英强加重了语气。 当年刚上大学时，面对那些侃侃而谈的城里同学，他曾产生过一种强烈的“自卑感”。因为中学读书少，一些讨论，他几乎插不上嘴。很长一段时间后，这种自卑感才淡化。 筹划立人乡村图书馆时，“平等”是贯穿其中的一个意识。尽管“硬件”的城乡平等并不现实，但李英强相信，以阅读为主的“软件”是可以填平鸿沟的。 书目拟定后，他就开始着手筹款。这是最为艰难的一步。有朋友回忆，那段时间，每与李英强见面，他都像“着了魔一样”，反复问两个问题：靠谱不？支持不？ 第一笔收入是帮着他设计立人标识的朋友捐赠的。当听到他的乡村图书馆计划后，朋友毫不犹豫地掏出300元钱。此后，李英强不断游说，不断有钱捐入。 与此同时，这名北大硕士托家乡的关系，与家乡学校的领导沟通。他的计划是，在学校原有的图书馆基础上，配备自己的核心图书；图书管理，则由自己招募的志愿者负责。因为并不增加学校的成本，学校当即同意。 在“普九”之时，各地的中小学都被要求设立图书馆，配备一定数目的图书。不过，据一名初中校长说，一些农村地区的图书馆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被使用过。另外，图书的种类偏少，以教辅书为主，还有一些图书则完全是“凑数的”。 青石镇中学的图书馆也是如此。有学校老师回忆，当时的图书馆甚至不开放。 2007年12月底，第一座立人乡村图书馆，在青石镇中学内试营业，起名“黄侃图书馆”。此后，每开一个新馆，大多会以当地文化名人的名字命名。近代国学大师黄侃出生于青石镇，故以他命名。在四川巴中，则有以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晏阳初命名的立人图书馆。 李英强为这座图书馆配备了2000种图书，以人文、社科类为主，每种图书各一册。 开馆那天，天气很冷。下课后，学生们便涌进图书馆。这个只有52个座位的图书馆，被挤得水泄不通。外面还有很多学生在等待，里面的学生一出来，就会有人挤进去。 这种状态持续了近一个月。为此，他不得不限制学生数量，并请人做了60个代书板，只有拿到代书板才可进入。即便如此，图书馆外经常也有学生排队等待。 当时蔡小海正在读初三，有一次老师上课时，特意讲到立人图书馆，鼓励同学们多到图书馆读书。 “那些书，对考试可能没有帮助，但是对人生有价值。”小海记得老师这么说过。 乡村教育革命，从乡村图书馆开始 从一开始，李英强就在探索一条教育之路。这也是立人图书馆最核心的定位。 在一次演讲中，他指出：“你看到千千万万的中国少年，在这个信息如此发达、学习如此多元的时代，依然以最低的效率‘被学习’；你看到数百万的中国青年，在经历了所谓的大学教育之后，陷入到失业、迷茫，无力于自身发展，无能于家庭社会；你看到每一个孩子，从很小的年纪，就开始被考试、被排名、被歧视、被告密、被侮辱、被消磨，你不痛心吗？” 因此，他希望自己能为青少年提供一条“自我学习、自我解放、自我成人”之路，让教育回归其本质功能，即立人。而乡村教育革命，“当从乡村图书馆开始”。 这和李英强少年时期的经历有关。在他读小学的时候，当地几乎无书可读，能看到的，无非是一些评书。偶有大人们拿回一本书，他就会读得津津有味。 年纪大些后，他的生活态度一度消极，准备退学，还曾离家出走过10多天。走出家门后，他才发现自己内心一无所有。 “那时觉得生活没意义。如果我能读到一些有品质的书，或许我就不会有退学的冲动。”李英强回忆道。 作为对教育品质的追求，立人图书馆开展了一系列活动：阅读课、手工课、电影欣赏、讲座、冬令营、夏令营等。李英强理想中的乡村图书馆，不仅是一个学习中心、教育基地，还是一个文化中心、精神家园，并且还将成为一个交流中心和公共平台——人们从这里不但是索取，还给予，更重要的是交流，图书馆成为乡村公共生活的一个新的开始。 2008年，李英强在图书馆内开设“中学经济学”。每次开课，总有数十人前来听讲。 蔡小海就是他的忠实听众，几乎每次都到。在课上，小海学到了一些经济学常识，并且还学会用这些知识分析经济事件。 上高中后，他和几个同学认为学校强制给学生订奶的做法不对，便一起调查，一起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学校有“垄断”之嫌，并将分析发表在自己创办的学生报纸上。报纸一出，引起“全校震动”，最后学校取消给学生订奶。一时间，他们几个被同学们奉为“英雄”。 “要是没有图书馆这个平台，我们也做不到这一步。”蔡小海笑着说。 像这样的调查分析还有不少。比如学校的垃圾处理问题、铁栅栏的成本问题、学校的扫帚为什么比家里的坏得快，等等。 借助图书馆这个平台，蔡小海认识了很多校内外的朋友。周末休息时，一些人会跟随小海，到图书馆读书。 小海和另外一所学校的学生小伟认识后，两人经常在图书馆展开讨论。 “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些问题写出来？”李英强启发他们。 两人兴致很高，召集了一些朋友，开始深入讨论一些社会上发生的事情，还成立一个编辑部，筹划办一份报纸。不久后，小海出资200元钱，买了一台旧电脑。 第一期报纸出来了，叫《一代人》。一位学者看了其发刊词后，直呼“写得老道”。他们先后出了4期报纸，直到这个团队在高考后各奔东西。 有一次，为了想刊登经济学家茅于轼的一篇文章，蔡小海辗转找到其电话。通过电话，他说了自己的想法，茅于轼当即同意。几天后，小海还收到茅于轼寄给这个编辑部的500元钱以及数本他写的《生活中的经济学》。 近几年，网络开始冲击到这个距离县城近30公里的镇子。李英强曾看过一篇分析少年人沉迷于网络游戏的文章。看后他明白了一点，孩子们沉迷于网络游戏，沉迷于虚拟世界中的聊天儿，其实是教育之病引发的天然反抗。 为此，李英强更加注重通过图书馆和专门的阅读课之间的互动来培养学生们的阅读兴趣。 青石镇现在仍有几家网吧，时常可看到一些孩子的身影。对此，李英强淡淡一笑：“图书馆至少给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 在一次夏令营中，李英强组织过一场辩论赛，参加者是北京大学的7名本科生和蕲春的一些高中生。他观察到，在辩论赛上，这些高中生个个表现得“很自信”，“反驳很有力”。 辩论赛结束后，有高中生对他说：“我们并不比大学生差。” 立人图书馆对乡村教师的触动也很大。黄侃图书馆开馆时，李英强邀请北京的几位学者到青石镇与师生交流。当地一名老师至今仍记得当时一位学者的话：即使在现有的乡村教育体制下，中学老师也能有所作为。 想起家乡的时候能够想起图书馆这个温暖的所在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一些学生陆陆续续走进这座图书馆。这是图书馆最热闹的时刻。回家的学生开始返校，来早了，就到图书馆看看书。 他们或在书架上选书，或在桌前看书，有几人还低声地讨论着什么。图书馆有几名专职义工，但他们几乎不去打扰这些孩子们。 一个上小学四年级的女生问道：“叔叔，这个图书馆会一直开下去吗？” 旁边一名志愿者回答她：“会的，一直开放，你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 小女孩不是本地人。她的父母在青石镇打工，她便跟随父母到这里读小学。立人图书馆在校外开放后，她经常到这里读书，尤爱看漫画和绘本。她说自己常常想象，如果有法力，就会帮助穷人做很多很多事情。 而在之前，小女孩说，自己除了课本外，几乎没书可读。每天天一黑，她就只得一个人呆在家中，不是写作业，就是看电视。 她甚至连玩伴都没有。冬天黑得早，天一黑下来，镇子上的人似乎停止了活动，除了马路上飞驰的汽车，几乎看不到人的踪迹。 还有两个小男孩，每天天一擦黑，他们就结伴出现在图书馆中。他们并不喜欢看书，当被问起为什么喜欢到这里玩时，两人的回答是“没地方玩”。 这一点，李英强也看在眼里。“生活本可以是丰富和灿烂的，然而大部分人都是单向度的，向着一个方向努力，因此也不知道什么是丰富什么是灿烂。” 因此他鼓励志愿者多开一些兴趣课，从而让立人图书馆“看得见、摸得着”，“不是天边一朵云，而是落在地上的雨水”。 志愿者小婷开了一门手工课。10多个女孩子，跟着她学编手链。女孩们窃窃私语，不时还发出阵阵笑声。过几天，小婷就要离开，两个小女孩还分别送了她礼物。 休息日的晚上，图书馆还会放电影。这天放的是《音乐之声》，英文原版的，可一些孩子还是看得津津有味。 不过，一些家长并不买账。一个孩子经常到图书馆读书，父亲不同意，总是把孩子拉回家。孩子不愿回去，父亲就说：“光看这些书有什么用？考不上大学，你读再多的书还不是农民？”孩子只好顺从地跟着他回家。 志愿者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多次后，很不解：“读书明明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家长们不愿意孩子们读书？” 后来，他们到一些同学家中做家访。在给家长们讲了一大堆读书的道理后，对方一句话就驳回来：“到图书馆，能不能考上大学？” 当然，也有一些家长接受了志愿者的意见，不再强硬地拖孩子回家。晚上下自习后，一些孩子甚至在图书馆逗留到晚9点过。而第二天早晨4点过，他们就要起床，准备上学。 在这个偏僻的乡村中学，学生每天用在课内学习的时间达到10多个小时。 即使在双休日，高年级的学生仍被要求有一天在校学习。“我们就像一个个不需要休息的机器一样。”一名初三学生说。 高三毕业后，蔡小海没考上大学。他到外地打工，“每天挣200元”。打工期间，他一直和青石镇的图书馆保持着联系。终于有一天，他跑了回来，并住在图书馆中，准备来年再考。偶尔，他也给志愿者们做饭。 “在外打工的那段时间，我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打工就是我的生活吗？每问自己一次，我就否定一次。我很痛苦，所以就回来了。”这个唇角刚长出胡茬的年轻人说。 这也正应了李英强所说的：“如果可能的话，图书馆成为一些人的精神家园，当他从乡村外出四处漂泊，想起家乡的时候能够想起图书馆这个温暖的所在。” 为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图书馆的“温暖”，李英强将图书馆开到更多的乡村，希望更多的村民走进来。 时至今日，13座立人图书馆已在湖北、河南、四川、云南、河北、江西、山西、重庆、陕西等地的乡镇或县城扎根，办理有效借书证2000余个，覆盖人群达到数万人。 一个读者，就是一棵苹果树 11月上旬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李英强坐了近一个小时的公交车，从蕲春县城的黄侃图书馆分馆回到青石镇。 图书馆里空荡荡的，一片寂静。他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对在场的志愿者说：“今天很有收获，有一个女生看了一下午书。” 大家面面相觑，随后哈哈大笑。李英强也跟着笑起来。有志愿者说，自己也培养了几名读者，也应该高兴。 “培养读者很难。只要我们坚持，相信会有不少人来读书的。马丁·路德曾说过：即使明天就是世界末日，我也会选择在今天出门，种下一棵苹果树。”李英强开始给大家打气。 县城的图书馆开了有一阵子了。前几个星期，几乎无人问津。即便如此，他们也坚持在休息日开门。 吃过晚饭后，李英强照例躲进房间，通过网络和外界联系。他得募集更多的钱，还得招聘更多的志愿者。同时，他还要一遍一遍地传播他的理念。立人图书馆越建越多，钱和人成为李英强头痛的事情。 他曾写道：“林中两条路，我们选择了人烟稀少的小径。不被社会时髦的潮流裹挟，不被已知未知的困难吓倒，我们选择，我们承担，我们热爱，我们享受。” 其他志愿者也各行其是。一部分到一楼，等待着读者的到来，另外两人则在二楼忙活。二楼准备再办一个阅览室，书架的材料已经买来了，志愿者们得自己组装。 来这里的志愿者，每个人都怀揣着一分理想。 一名志愿者，在回答“我为什么来立人”的问题时写道：“我只希望这些十三四岁的孩子能多看一些书、开阔眼界、长长见识；只希望在他们毕业后、踏入社会前，思维里面不出现或少出现外出打工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只希望10年后他们在对自己的孩子讲起美丽的校园的时候，不要说那是‘猪圈’。” 志愿者王一夏，硕士研究生没读完，就申请到立人图书馆工作。她的理由很简单，只为做一份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志愿者尹虹，刚刚办完离职手续，在广州，她的月薪是3万元。志愿者阿良，原为一家飞机制造厂的工作人员，收入也不菲。还有志愿者三炮、小张、小婷、阿飞、小树等，每个人身上都有故事。 志愿者的这些行为，也常常感动着李英强。他将这个团队的生活，看作是“生活在真实之中的生活”，是一种“‘在人间’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信任、友谊和爱，充盈其间”。 青石镇人依旧在按自己的节奏生活，一些人出门打工，一些人没事打打麻将，一些人喝酒作乐，还有一些人钻进网吧……白天的公路上依旧一片繁忙，依旧有猪在乱窜。图书馆对面那些闲聊的村民，始终没有走进过图书馆。 有志愿者着急，“恨不得把他们一个个拉进来”。但李英强总说：“改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图书馆在这个地方存在，就是意义。” 只要他有空，还是会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抱着孩子晒太阳。 小女儿不知为何笑了，李英强也被带笑了。他把女儿举到面前，用额头碰碰她的额头。

“中国最不缺大约就是这种‘什么都看透了的’精神懒虫。没有任何真诚的思考是浪费，哪怕它不能“改变世界”，也许能稍稍改变你自己，而改变你自己并非一件无意义事件。更重要的是，思维的乐趣并非“有用性”所能衡量。” 中国如果实行自由选举了，应该实行什么样的选举制度？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而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原因在于选举制度决定选举的“代表性程度”，从而决定选举的公平性。选举制度还决定—-至少传统的看法是—-政党制度，由此塑造一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面貌。 对于这后一点，最好的说明就是美国。稍微了解美国政治史的人都知道，美国成立之初是没有“政党”的，民主党是到1830年代才初具雏形，而共和党是到1850年代才形成轮廓—-事实上，在一个自由国家，政党制度不是任何立宪者“设计”出来的，而是从选举制度中“生长出来”的。 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关系，最早由法国的Maurice Duverger老师提出，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英文叫“single-member district plurality voting system”，“单一成员选区相对多数选举制”，复杂到了不知所云的地步，所以我简称其为“赢者通吃”制）有利于“两党制”甚至一党独大制产生，而比例代表制有利于“多党制”产生。这个“规律”被称为“涂尔干法则”。当然很多研究表明，这个法则只是大体正确，经不起case-by-case的细节推敲。 比例代表制很好理解，比如1万个民众，其中民主党人4000个，共和党人4000个，绿党2000个，那么在一个100人的议会里，民主党、共和党、绿党的席位应该各占40，40，20。“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则是指在一个选区里，赢得那个最多选票的政党获得本选区的全部席位。比如，假设那一万个民众“均匀”（注意，这是一个关键条件）分布在100个选区里，每个选区只选一个代表，那么，在每一个选区里，被选出来的都要么是民主党人，要么是共和党人，那么到最后，在一个100个人的议会里，一个绿党人士都不会有。由此可以看出，比例代表制有利于小党存活，而赢者通吃容易导致政党合并，最后形成两党独大，甚至一党独大，这大约是解释比例代表制和“赢者通吃制”之区别的最简单方式。 当然比例代表制和“赢者通吃制”只是一个最粗糙的划分。“赢者通吃”内部也有不同的体系，比如是以“绝对多数”（应选票最多而且必须得票超过50%）还是“相对多数”(得票最多但未必超过50%)为赢的标准？法国总统选举是前者，既，在法国如果总统选举在第一轮中没有产生一个绝对多数（50%以上的选票），那么在前两名之前还要进行第二轮选举，产生了拥有绝对多数选票的总统才算数。而美国则是以“相对多数”为标准，很多人对此强烈不满，因为如果美国象法国那样采用“两轮选举直至产生绝对多数”的选举制度，布什00年就不会当选，因为如果有第二轮选举（第一轮选举中，各自得票48%左右，所以按法国的法律应该举行第二轮选举），在第二轮选举中给绿党投票的人大多会转向民主党。（绿党从中起到了一个“spoiler effect”）从这个角度来说，法国的“两轮制”更加民主。 同理“比例代表制”里面也有不同的种类，比如list system（绝大多数PR选举制国家）和single transferable vote（比如爱尔兰）之分，前者由各个政党提供一个候选人list让选民说yes or no，而后者则给予选民更多自由：他不但可以跨党“组合”自己的偏好候选人，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给他们排名；他的选票可能在他的不同偏好人之间“转赠”，但绝不会“落到”他不喜欢的候选人手里（从这个意义上讲，STV更“民主”、“自由”一些，但也更可能造就候选人“绕开政党”施展更“民粹主义”的政策纲领）。此外，list system里面也有open-party-list 的选举（比如芬兰瑞士）和closed-list（比如德国意大利）之分，前者可以说更民主，因为选民被赋予一定的权力来决定一个政党内部不同候选人的排名，而后者选民更主要的是“选党”而不是“选人”，“人”由“党”内部决定。在政党分配名额方面还有很多更细的划分，说实话，我觉得没有在那些国家亲身经历过选举，很难真正理解这些选举在技术细节上的差异，更不要说比较它们的优劣，反正我看这方面的书是不看则已，越看越糊涂。 比较严格实行比例代表制的例子有大多北欧国家和大多东欧国家、新西兰、以色列等，比较严格实行“赢者通吃”制的例子有美国、英国、加拿大、印度（下院）、马来西亚等。有人可能会说，貌似比例代表制比赢者通吃制公平很多呀，为什么竟然还会有很多国家选择“赢者通吃制”呢？这里当然有很多原因，一个就是传统（英美体系及其殖民地倾向于“赢者通吃制”）；还有一个就是社会构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效率”和“公平”之间的互换。比例代表制固然有利于小党、无党人士，而且促进政党内部团结—-同一政党的人都坐一条船上，先打赢了仗再“分配果实”；其坏处则是小党林立，总是需要众多政党联盟才能执政，政党联盟又容易彼此翻脸，小党可以“要挟”联盟，所以导致政治不稳定，决策没效率。另外一个不大被提到的原因，由于“赢者通吃”制更依赖于选区划分（相比比例代表制更依赖于“政党分赃”），所以有些人认为赢者通吃制更有助于培养政治家对其选民的直接负责关系，而比例代表制中候选人取悦“政党大佬”有可能比取悦选民更重要。 而且“赢者通吃”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弥补公平上的损失，比如，一个办法就是所谓的操控选区边界线（gerrymandering），也就是通过有技巧的选区划分方式，打破我前面提到的民众“均匀”分布情况，比如，把黑人集中的地方划分为一个选区，这样黑人代表就（比黑人均匀分散在不同选区中中）更容易当选。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第三党”虽然未必能够获得选举中的胜利，但是通过加入竞争，掀起对其关注议题的讨论，它往往能够迫使“大党”吸纳其部分主张到其议程当中。 当然反过来说比例代表制也不是没有应对“政党碎片化”的方法。方法之一就是提高“比例代表”的门槛，比如德国一个政党必须得全国选票5%以上才能分享席位，相比丹麦的2%，荷兰的0.7%，德国的制度显然更遏制政党碎片化。另一个可以调控“政党碎片化”的因素是选区大小，一些研究表明将选区范围缩小，有削弱严格比例代表性的效果，比如，西班牙采用相对小的选区，其政党选票和议会席位的对应程度几乎和“赢者通吃”的英国几乎一样，而采用大选区制的国家，比如奥地利，丹麦，荷兰，则代表的比例性比较严格。 我观察了一下，我们周边几个新兴民主国家（韩、日、台湾）都实行“各个选区赢者通吃选举制度”和“不分选区比例代表制”的混合，通常都是立法机构规定一定的席位为前者产生的代表保留，另外一定数量的席位为后者产生的代表保留，但前者（赢者通吃产生的代表）占多数。这样做的好处当然是：一方面，通过将“赢者通吃”的选区代表设为立法机构的主要代表，保证“大党胜出”甚至“夸大”大党的实力，从而保证立法机构的稳定性，而不用把时间精力消耗在小党之间不断的重组、分裂、再重组（以形成“执政多数”）上。另一方面，比例代表制还是给了某些小党、无党派人士一线希望，给那些“极端的”或者“微弱的”声音一点政治地位，这样不但可以增加制度的公平性，而且可以防止他们以反社会的、暴力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见。可以说，这种“混合选举制度”是在政治效率和政治公平之间以求均衡的一种努力。 比如，日本国会众议院有480个席位，其中300个通过赢者通吃方式在各个选区产生，180个通过比例代表制产生，参议院二者比例为146：96。再拿韩国来说，韩国299个议员中，只有56个由比例代表产生，其他都是单一选区产生。台湾的情况是，113个立委当中，73个赢者通吃制度下选出，34个比例代表选出，6个是原住民席位。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情况是，跟东欧新兴民主国家比，东亚新兴民主国家明显更倾向于“赢者通吃制”—- 波兰和捷克基本全盘采用“比例代表制”，匈牙利比例代表（210个）多于选区代表（176个）。不知道是不是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亚洲国家更倾向于拒绝多元化、极端化和碎片化的政治体系和文化。 事实上，绝大多数新兴民主国家（苏东、东亚、南非、伊拉克、阿富汗）都要么采用“混合制”，要么采取比例代表制，几乎没有全盘采用“赢者通吃制”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显而易见的“不公正性”。就是主要的几个“赢者通吃”选举制度国家，也都面对改革的压力，加拿大就此举行过两次公投（就从“赢者通吃”方向向“比例代表制”方向过渡问题），不过都没有达到60%的选举要求。连赢者通吃的大本营英国，改革的呼声也很大，一些地方选举（比如苏格兰、北爱尔兰、威尔士）现在已经采用更接近比例代表制的选举方式。唯一一个我知道的“反向改革”的例子是意大利，意大利93年选举制度改革是从“比例代表制”向“赢者通吃”方向改，目前3/4的国会议员是以“赢者通吃”制的方式产生。（有意思的是，这个选举制度的变化并没有明显减少“有效政党”的数量，是政治学者现在常常引用的一个“反涂尔干法则”的案例）。 所以如果给“宪政中国”设计选举制度，从合法性和效率相结合的角度来看，我们将几乎没有选择地选择“混合选举制”。在“混合方式”上，从“文化适应性”的角度来说，中国大约应该象其它东亚国家一样，侧重“赢者通吃制”而相对淡化“比例代表制”色彩。“赢者通吃制”本身来说，我认为法国式的“两轮选举制”应该比英美的“一轮选举制”更合理，而在“比例代表制”里面，我个人认为list system比single tranferable vote更适应中国社会特色，但是open list system应该比closed list system更民主一些。至于更具体的“怎么混和、二者比例如何”、“选区怎么划”、 “小党当选门槛多高”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太细了，我也没有多少兴趣讨论。 现在说几句“结语”：写这个“系列”（其实一开始根本没想写什么“系列”，以为一篇文章就完了，后来发现写太少根本解释不清楚想法），主要是一种思想上的训练，是“写着玩”，真正到中国需要“民主制宪”的时候，真正起作用的，肯定不是我这样的“知识分子”，而是现实政治力量的较量。但是“他山之石”，以及人们对“正义”理念的理解，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利益之争”和“理念之争”之间的平衡，最明显地体现在美国的制宪历程当中。至今一部分学者还认为美国宪法的出台不过是“一群奴隶主和商贸阶层维护自身利益相互博弈的产物”（比如一个叫Howard Zinn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基本这样认为），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美国宪法是启蒙理念的制度化体现。 还有一点想说的是，宪法说到底不过是“政治制度”。在自由民主的框架内部，甚至在民主与专制之间，制度的技术差异到底可以造成多大的现实后果，这一点值得反思。比如在阿富汗那样经济凋敝、原教旨宗教影响深厚、军阀混战的社会，无论民主还是专制，无论哪一种民主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make a difference，很难讲。“政治制度主义”放在“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的面前有多大威力，我不愿高估。 尽管如此，我也不愿哼哼着鼻子说“想这些有什么用啊”。那种“想什么都白想”的结论，看似聪明，其实懒惰，中国最不缺大约就是这种“什么都看透了的”精神懒虫。没有任何真诚的思考是浪费，哪怕它不能“改变世界”，也许能稍稍改变你自己，而改变你自己并非一件无意义事件。更重要的是，思维的乐趣并非“有用性”所能衡量，这一点王小波老师早就揭示给了我们。 （刘瑜，清华大学人文社科院政治系副教授。）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78 次 更新时间： 2011-11-10 11:45:04 水多：红色帝国的崩塌是历史的必然 进入专题 ： 苏联解体二十周年    ● 水多       红色帝国苏联崩塌后，很多人都在讨论，到底谁才是苏联的掘墓人？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以及苏联历史后发现，红色帝国的掘墓人恰恰就是苏共上层精英集团。也就是说，从这个红色帝国创立那一刻起，就开始了为自己的掘墓过程，红色帝国的崩塌是历史的必然。本文试图通过以下几方面来说明这个结论：学习马列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苏联历史进行简单的回顾；研讨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发展过程。结论是：主要矛盾的发展过程就是红色帝国的掘墓过程。同时讨论了另一种解决主要矛盾办法的可能结果。          一、 马克思列宁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列宁所描绘的社会主义是：一党制的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1）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说：“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列宁说：“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題上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后开始这样说）这个思想的表述，其次我们还看到给国家下的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定义”：“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马克思指出：“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     （2）公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 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列宁也说：“全体公民都成为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     （3）计划经济：马克思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得到的事实上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至于社会主义，那么大家知道，它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只要仍然有交换，谈论什么社会主义都是可笑的。”他特别强调：“自由贸易就是回到资本主义奴隶制。”“我们都可以看到，受市场调节的社会经济组织所一般具有的种种现象：可以看到那些曾经是平等的直接生产者在分化为富人和穷人，可以看到资本特别是商业资本的产生，它像蜘蛛网一样束缚着和吮吸着劳动人民的脂膏。” 他指出，“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的任何法律也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实行巨大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同时把所有的土地、工厂、工具的所有权都转交工人阶级，才能消灭一切剥削。”          二、 苏联历史回顾          在苏联历史上，马林科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主政时间很短，不妨把整个苏联历史分成五段，即列宁时期、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时期。     1. 列宁的退却: 1917年10月列宁主政后，领导俄国进入战时共产主义。它的主要内容是：(1)将拥有机械动力, 工人在5人以上的, 或没有机械动力, 工人超过10人的私营企业, 全部收归国有；(2)一切食品及日用物品均由国家和合作社组织供应；(3)在全国各地实行了谷物和饲料的余粮收集制；(4)一切非农业人口都由合作社按照工种定量配给食品及日用品； (5)要求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参加劳动, 并强迫剥削阶级分子参加体力劳动, 政府可以招募公民完成不同的社会工作。     战时共产主义基本上满足社会主义的特征，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集体劳动，集中分配，基本无流通的社会形态。马克思说：“专政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为了维系战时共产主义，列宁大开杀戒。他要求：“在任何工厂，任何经济单位，任何事情上，凡是破坏劳动纪律的人，就是造成饥荒和失业痛苦的罪人；应该善于查出这种罪人，交付审判，严厉惩办。”他规定“凡贻误工作和玩忽职守的犯罪分子，交由革命法庭制裁。”“所有敌方奸细、投机商人、暴徒、流氓、反革命煽动者、德国间谍，一律就地枪决。”     尽管如此，战时共产主义还是遭到人民群众越来越强烈地反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水兵叛乱。列宁不得不于1921年初开始执行退却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1）废除余粮收集政策；（2）停止配给制度；（3）鼓励外资企业投资；（4）停止以没收的方式进行资本主义改造，在一定范围内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列宁说：“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到１９２１年春天我们就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到的任何一次失败都严重得多，重大得多，危险得多。”新经济政策使粮食产量大幅提高，至1928年，俄国的工农业产品产量成功地恢复到了一战前水平。     2. 斯大林的反攻: 1924年春发生粮食收购危机，格鲁吉亚发生农民暴动；1926年春，当食品价格上涨，工人工资下降时，引起了工人的不满，城市的失业问题也相当尖锐；1927年底到1928年春又发生收购危机，这一危机到1929年更趋严重。面对严峻的形势，斯大林决定“停止退却”、开始“进攻”。他认为新成长起来的“富农”是“新生的资产阶级”，是对无产阶级政权的威胁，应该强化专政中的暴力镇压。斯大林决定结束新经济政策的实施。     于是，开展了以“消灭富农”为纲，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运动。结果导致农民暴动此起彼伏，粮食总产量大幅下降，苏联出现了大饥荒，其间死亡人数近千万。同时，还推行了国家工业化运动。通过残酷掠夺农民，强迫工人超负荷工作以及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积累大量资金。1936年苏联通过宪法宣布：苏联是一个工农社会主义国家。而后在1936–1938年间开始了大清洗。有不少于157万人被判刑，约69万人被枪决，约70万人被关进劳改营。苏联的一些少数民族也受到残酷迫害。这一时期，虽然苏联的综合国力大幅提高，但死板呆滞的计划经济拖住苏联经济无法前行，人民生活得不到提高，积累了大量尖锐的社会矛盾。     3. 赫鲁晓夫去斯大林化: 1953年斯大林死了，过去积累的矛盾和问题迅速暴露出来，苏共领导集团的多数成员都意识到必须进行改革。赫鲁晓夫主政后，在全国范围内平反了斯大林时期的近千万人的冤假错案，释放了绝大多数劳改营中的政治犯；改变过分集中的农业管理体制，削减农业税，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改革了工业管理体制，扩大了地方权力，实行物质利益原则；政治气候空前宽松，思想文艺解冻；对内提出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理论；对外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争，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不经过武装斗争直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赫鲁晓夫打开了监狱和集中营的大门，千百万家庭感激他。索尔仁尼琴等作家得以公开出版作品，苏联逐渐变为“正常社会”。赫鲁晓夫对普通群众开放克林姆林宫，并取消了中央领导的“特殊供给”和官僚干部的各种特权以及“特殊津贴”。1953年—1964年，苏联工业年增长率始终保持在9．1％-13．2%，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并将人类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送上太空。普通人生活也明显改善，就连骂赫鲁晓夫是“暗藏敌人”的老布尔什维克莫洛托夫，晚年也不得不承认，赫鲁晓夫当政时，“日子确实比斯大林时代过得轻松”。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