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

另一个访谈- 刘瑜- 名家博客- 博客- 《财经网》

刘瑜:我觉得关心 公共 事务是人的自然状态的一部分,只不过以前很长时间,我们的政治体制把这个东西给蒙蔽了。现在因为互联网,社会发展,全球化等等,被蒙蔽的东西被揭开了。实际上中国至少从五四以来, 知识分子 们大多是有清晰的政治意识和 公共 生活意识 ….. 所以中国的自由派,必须有能力去说服既得 利益集团 ,尤其现在经济发展还比较好的情况下,政治变革不但不会冲击你的利益,甚至是保护你的利益。反而是如果错过了变革的时机,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动荡。既得 利益集团 并不是指官僚,还包括私营企业主,普通的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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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公民觉醒- 醉梦人的日志- 网易博客

刘瑜:台湾的 民主 ,有一段时间街头 政治 闹得很厉害,族群分化也很严重,但是总体来说,尤其是和其他的 民主 化的第三世界国家相比,台湾的 民主 化是相对健康和顺利的。你的确看到有游行示威甚至个别枪击事件什么的,但是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流血,这么大 …. 保守派 之所以不愿意 改革 ,无非就是因为利益,不愿意利益被瓜分,不愿意安全受到威胁。但是如果有一天他发现一再延误 改革 会导致更激烈的冲突,反而其利益和安全更受威胁,那就不如去迎合 改革 。说白了,当权者决定 改革 还是拒绝 改革 ,取决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判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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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蔡定剑 长平-1 长平-2 陈行之1 陈行之2 陈子明 仇春川 船古佬 崔卫平 丁学良1 丁学良2 东正树 1 杜子 傅国涌1 傅国涌2 韩寒 贺卫方 胡星斗 华炳啸 季卫东 晋楚 郎咸平 老柠 李悔之1 李悔之2 李锐 李慎之 林明理 林贤治 林贤治 刘军宁 刘瑜 刘植荣 龙应台 马西彦 毛喻原1 毛喻原2 梅张一枝 木然 钱文军 秦晖 冉云飞 沙叶新 山鹰 邵建 十年砍柴 时寒冰1 时寒冰2 时寒冰3 孙立平 汪华斌 吴思1 吴思2 五柳村 五岳散人 萧瀚 笑蜀1 笑蜀2 熊飞骏1 许志永1 许志永2 颜昌海 杨恒均1 杨恒均2 野夫 余世存1 喻培耘1 张博树 张洛阳 尹林生   东正树2                       aduonuo Knight lqun15 Steven tim4918 wfchzh wkzyysm yufei 安烽雪翟 抱虎当猫 贲尼 冰路 波涛 不得不说 布谷鸟 草原帝国 常非常 陈志武 楚汉风云 大别山 丹丘生 狄马 地震8级 第一哲学 东山隐士 窦荣刚 法通律师 方心田 非常地妖 丰申王田 风暴 疯与哲 哥们儿 公民之声 公约社会 龚晓跃 孤岛闲客 管家婆 广告人 归栖 郭老学徒 郭宇宽 郭玉闪 郝劲松 合唱团 何兵 何帆-1 何帆-2 何怀宏 和菜头 和而不同 和平使者 核桃树下 胡码乱缠 胡适书会 花间半壶 环宇风 黄集伟 嵇少丞 金龙 精神站立 警世钟声 警钟凯迪 静听花落 绝对隐士 狂风沙 蓝晶石 老鸽 雷颐1 雷颐2 雷颐3 李银河 梁丁 梁文道 林达 临江仙 凌沧洲 刘东升 刘洪波 刘建锋 刘晓原 流线方块 六月里来 龙飞 龙天下 鲁克 鹿呦鸣 罗雀斋 麻辣烫 马秋葆 马玉飚 茅于轼 猛辣律师 梦回唐朝 闽江边 摩罗 内部发行 南湖水 南京郑敏 凝香歌声 匹夫 屁民002 樵旭 秋风 如梦如烟 三傻子 手术刀 守护者 司马烈文 思变思辨 宋君健 唐荒 天地一笑 天帝之怒 屠夫 汪丁丁 王大麻子 王建勋 王小峰 王怡 往东 维多利亚 维舟试望 文明进程 无弦无声 吴殷 吴志勇 午夜圣虫 武行者 西瓜 西门吹雪 夏业良 宪政飓风 宪政杂碎 向腐宣战 小乞儿 肖雪慧1 肖雪慧2 笑非 谢韬 信力健 醒世恒言 熊飞骏2 熊培云 徐贲 徐柯 徐昕 徐友渔 宣昶玮 焉烈山 言平心 杨竞春 杨开亮 杨学涛 杨银波 野草园 夜路孤客 因心之舟 于建嵘 余华 余世存2 余英时 俞可平 俞愚 与民更始 宇宙 喻培耘2 袁腾飞 远上寒山 云之 翟明磊 张雪忠 赵恢真 赵云喜 哲山 正义之声 周立新 朱大可 朱健国 自然正义 自由飞翔 义薄云天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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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以所谓残酷青春

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残酷青春,不需要更多的老男孩,我们需要更多的实干家,需要更多肩负起责任的男人。再见,老男孩,再见,五月天,再见,读者,再见,残酷青春。请允许曾经经历过你们的我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并在道别之后头也不回地离开。走向前去 。     致以所谓残酷青春   文/董泽宇(中国传媒大学)     陈丹青第一次到美国的时候,大吃一惊:街上的年轻男女,人人都长着一张没受过欺负的脸,那笑容绝不是某种高压下的矫揉造作,而是纯粹天然地发自内心。 至于我国国民,你们知道的,上下五千年来惯受欺负,危机中年自不免满脸愤懑,青春少年也是长期一脸苦相。 《老男孩》 第一次看《老男孩》,我就想到了Mr.Children的《Kurumi》,这个MV是我中学时候第一次看的,现在再看依然十分感动,现在各大视频网站上还都有,我会链接在文后,个人觉得比《老男孩》拍的好。 《老男孩》的剧本情节明显取材于《Kurumi》。其实早在《老男孩》之前,陈琳的《13131》就复制过《Kurumi》了,只不过陈琳的MV拍摄团队比较不争气,直接抄人家的都抄不好,所以这个MV没能火爆起来,反而在网上被网友各种调侃挤兑。 在我看来,陈琳的《13131》之所以没能走红除了制作水平和宣传力度以外,很大的原因在于“不合时宜”。《13131》是2005年发行的,2005年,奥运还没办,世博会还没开(因为没开,所以期望在),中国股市(到目前为止)最大最长的一轮牛市正酝酿着启动,房价还没像现在这么高到离谱,刚刚和鑫鑫还没成名,民众普遍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和信心,哦,对,还有互联网并没有像现在一样的影响力和普及度,这个时候捣鼓什么《13131》,只能是一次矫揉造作的自我呻吟,砸不出什么大水花。 《老男孩》出来的时候就不同了,这几年国内是个什么状况想必大家比我清楚多了,80后无梦的一代开始缅怀青春,这些都成了《老男孩》能走红的基础。 说实话,每次看到《老男孩》我都为Michael Jackson老师叹一口气。就好像前一阵子来华的Bob Dylan一样,他们都是被善于炒作的中国媒体和跟风的民众消费的大众符号罢了。 杰克逊最红的时候,中国根本没几个人知道流行歌曲是什么。崔健那帮窝在北京的孩子可能知道,那是八十年代,他们在描绘中国摇滚美好的明天。其余的人,顶多是在“精神污染”的阴影下偷偷摸摸通过三洋收音机听听邓丽君罢了。而更多的人,连邓丽君都没听过。 乍一看现在网上那么多模仿MJ跳舞的视频,我还以为咱和美国人一样,都是听着MJ的歌看着MJ的演唱会长大的呢,但仔细想一想,09年之前你能看到几个这样的视频? 说到底,这些外国歌手对中国人的影响加起来还没有小燕子或者F4多。巧就巧在,MJ在09年去世了,欧美媒体开始感慨流行音乐的最后一个超级巨星陨落了,欧美这两年经济不好,MJ的死很容易现在这帮欧美中生代回忆起八九十年代“鱼翅捞饭”的黄金时代。一时间,MJ的死成了一个绝佳的象征,象征着充满理想和激情的青春一去不复返。 这种追思蔓延到国内,就变成了停滞时局下苦闷年轻人宣泄失败情绪的一个出口。 想想吧,当老版初中英语课本里的韩梅梅和李雷都能成为一种符号,一种逝去的美好的象征,这是一代年轻人的集体感怀。 一个频繁回忆的时代,一定是在当下出了问题。 “残酷青春”   刘瑜在《长达一生的青春》之中说: 有一段时间甚至有人为此类文艺作品起了个类型名称,叫做“残酷青春”。简直没有比这更无赖的词:什么叫残酷青春?老年残不残酷?残酷到人们都懒得理会它的残酷。童年残不残酷?残酷到孩子们都无力表达它的残酷。更不要说倒霉的中年,残酷到所有人的残酷都归咎于它的残酷。所以说到残酷,青春哪有那么悲壮,简直可以垫底。 她还说: 其实满世界都是这样的人……他们看透了世界之平庸,但无力超越这平庸。他们无力成为“我”,但又不屑于成为“他”。他们感到痛苦,但是真的,连这痛苦都很平庸。这世上有多少人看透人生之虚无并感到愤怒,这愤怒早就不足以成为个性。 我深以为然。 “残酷青春”这个概念是从日本过来的。其实,整个东亚的文化生产线,基本上是日本影响台湾和韩国,台湾通过香港影响大陆,韩国直接影响大陆。岩井的《燕尾蝶》,《关于莉莉周的一切》等作品早就成了残酷青春代表作。 我有想过,为什么残酷青春这个东西会在日本起源,并最终感染整个东亚。 结论是:东亚这些地方的年轻人太苦闷了。 就说中国和日本。经济上,日本自从被美国修理了一把,已经停滞了很多年,中国除了物价从来没停滞过,从实质生活水平上来说,这几年已经进入了某种程度的停滞甚至倒退状态;政治上,日本很奇怪,非常奇怪,虽然他是公认的民主国家,但民众很少上街或者罢工,政坛平静地如一潭死水,这一点想想自民党能连续执政38年,首相年年换而不出现大的社会动荡就知道了,而中国的政治现状就是你不可以说它的政治现状. 多说两句日本,其实日本出现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日本再怎么西化,毕竟根子上还是东亚泛中华文化圈,长幼谦卑,差序稳定,老人集团这些东西,是很难抹去,新加坡不也如此么? 年轻人进入社会,发现经济停滞,政治上也难有作为,难免产生失落的幻灭感,一个年轻人这么想,叫顾影自怜,十个年轻人这么想,叫深有同感,一千万个年轻人这么想,叫亚文化,一亿年轻人这么想,还是叫亚文化……没办法,是不是主流文化不是看你人多不多,而是看你有没有掌握最核心的社会资源,而在东亚文化圈里,这些资源都是在老头子手里的。若有一天你在那档每天晚上七点准时开播的节目之中听到要弘扬残酷青春文化,那它就成了文化,并将迅速成为下一个亚文化的靶子。 “五月天” 有一阵子,初中那会儿,我也挺喜欢听五月天,后来就渐渐不听了。 我想,那是因为我的成长已经到了下一个阶段了,开始面对着全新的BOSS,而五月天,还停留在“后青春期”,他所面对的BOSS,怎么也打不死,叫做“残酷青春”。 你们都知道,五月天崇拜披头士,但我想,永远18岁永远后青春期的他们永远也成不了披头士,不只是影响力上,更是乐队成长阶段上。 披头士刚出道的时候,基本和现在的偶像团体没差,四个挺帅的小伙儿,弹着吉他,唱着情歌,热情洋溢地,引来一众女粉丝追捧。而披头士之所以成为了披头士,关键在于乐队发展后期对于政治,宗教乃至哲学的介入,1967年的《Sgt.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让摇滚乐成为了一种严肃的艺术,是一张摇滚乐历史上留下名字的唱片。 披头士和同时代的年轻人是一同成长的。刚开始,大家就是对沉闷的战后社会秩序有点不满,想来点刺激的,做点想做的,但随着冷战,越战,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这场青年人为主导的社会暗潮很快和世界局势乃至人类命运发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越发严肃化,最终在1968年形成了一场席卷整个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运动。 而五月天,像是饱受青春期综合症困扰的孩子们的精神保姆一样,站在18岁的门槛上,一手梦想,一手爱情地给他们喂奶。十年之后,18岁们成为了社会人,成为了父亲母亲,回头一看,这几个快四十的人还在那后青春期呢。 不过不要紧,就算你28岁了,天天朝九晚五,还着房贷,像条狗一样,梦想早就成为幻想,你还是可以找到精神保姆的,去看《老男孩》嘛。 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后工业社会就是这样,存在即合理,有需求的地方一定会有供应。当年听五月天的你现在28岁了,但总还有18岁的孩子们在,他们和当年的你一样对爱情和梦想充满向往,对成人的世界充满失望和不信任,最关键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和28岁的你们中的大多数一样,是实现不了自己的梦想的。这个时候,一个精神保姆的出现,告诉他们世界是残酷的但爱是美好的梦想是要坚持的有挫折也是要忍耐的,多好。 这是一个分工明确的文化抚养系统。十三四岁的时候,男孩子们有武侠片,女孩子们有偶像剧,告诉你们成长多好江湖多好婚纱多好,十七八岁的时候,有残酷青春有五月天有九降风,告诉你青春就是要和世界碰撞要坚持爱与勇气,二十七八岁的时候,有老男孩老女孩告诉你过去的都回不来了现在缅怀一下小小伤感一下抒发一下情绪也是不错的,三十七八岁的时候,有《赢家》告诉你人生不应该这样过钱不是万能的亲情友情爱情才是可贵的,五十七八岁的时候……不好意思,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还没到这个年龄段,过二十年我会告诉你答案。 你问我,这些话难道不对吗? 对,当然对,因为太对了,所以意义不大。 总有些话是道德正确的,比如说每个人都要爱别人,比如说钱不能给你带来所有你想要的,比如每个人都应该全力追求自己的梦想。 这些话就像万金油一样,无论是当做自己的观点,还是反驳他人的论点,都是一击毙命,也许暴击。 我忍不住想到了成功学中的那些经典观念:你要追随自己的内心,保持身心平衡,审视自己的人生…… 这种高瞻远瞩视野开阔的话基本是等同于废话,但偏偏有很多人会去喜欢。也许他们根本就不会也不知道怎么去实践,只是听了之后觉得有所收获,好像自己获得了提升,由此产生了一种虚妄的满足感。 我想,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国国民的惯受欺负不仅仅是经济物质上的,更是精神思想上的,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环境没有告诉我们怎样去独立思考,没有告诉我们怎样去实践行为,它只是一味的鞭打你,让你顺从,并在你受伤之后给你提供一些安慰剂来安慰你。 《赢家》 我总觉得,真正的好作品,是不那么直接的,是一种隐忍的表达,一种深层次的渗透而不是表面化的宣泄甚至强势插入。如果你的作品够优秀,那就不需要像《赢家》一样生怕观众看不出来你想贩卖什么,而非要最后明明白白地写上字幕:当我们懂得珍惜平凡的幸福,就已经成了人生的赢家。 在这一点上,内地导演和演员水平明显偏低。冯小刚拍《唐山大地震》,就非得让徐帆老姐姐像当年的倪萍一样扯着嗓子鬼哭狼嚎,嚎的我心在滴血肾在颤抖,差点忍不住要暴走。而侯孝贤拍《童年往事》,一组长镜头,不多说话,也不给你明显的符号暗示,却让你整个心都蒙上了悲戚,不重,但雾气般难以散去。因为他的剧情铺垫,镜头语言已经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场。 筷子兄弟以后会怎么样,商业上我不知道,作品上我不认为会出什么大动静。前面说了《老男孩》只是赶了个巧。虽然拍的不怎么样,但总比十一度青春里面别的那些莫名其妙的要好,以至于借着中国人都知道但都不熟悉的MJ都能红。有了《老男孩》愉快的尝试,和中国那些只有一部优秀作品的导演一样,筷子兄弟已经找到了一种自以为屡试不爽的法宝,我相信会一直用下去的。这并不是什么艺术创作,只是一种流水线生产罢了,就好像五月天再出专辑,大抵还是残酷青春美好爱情范儿的,《读者》再怎么出版,也无非是一些安慰剂似的心灵鸡汤。 有人说,你怎么就光否定啊,而且是否定这些道德正确的道理,有意思吗? 我只是觉得,这些表面上的苦痛实质上的自我宣泄,这些心灵鸡汤似的安抚,并不能解决什么实质性的问题。 每个国家的人都有青春期综合症,都有想不开的那几年,但为什么在今日之中国如此之严重,一堆二三十的成年人还要沉溺在后青春期残酷青春式的文化氛围之中自我哀伤呢? 一定是我们的现实出了问题,把这些最应该充满希望最应该干劲朝天的人逼到了狭小的虚拟社会,并在发现一个个和自己一样可怜的同伴之后互相拥抱相互取暖。 《赢家》的最后十分心灵鸡汤地告诉我们:当我们懂得珍惜平凡的幸福,就已经成了人生的赢家。 我无意细究这句话——细究也没用,这种话太道德正确了——但我不能接受这个答案,它太敷衍太开脱。什么叫平凡的幸福?我们现在的生存状况,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然后告诉自己,忍耐就是幸福,平凡就是幸福? 不,不应该这样,不可以这样,当我们这样欺骗自己,唯一的后果只能是我们的下一代,下一代的下一代继续忍受着这些,然后他们再通过他们那个时代的五月天,老男孩,读者,赢家,来安慰自己:当我们懂得珍惜。 行动起来,是的,行动,起来,行动了才能起来,而不是唱两句起来就能起来的。 我喜欢这句话:青春啊,你在忍什么?! 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残酷青春,不需要更多的老男孩,我们需要更多的实干家,需要更多肩负起责任的男人。 再见,老男孩,再见,五月天,再见,读者,再见,残酷青春。请允许曾经经历过你们的我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并在道别之后头也不回地离开。走向前去。 (采编:安镜轩 责编:刘一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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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超越那一天

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会把五四运动和“德先生”与“赛先生”联系起来。《苦涩的革命》(A Bitter Revolution)里面是这样描述90年前那天的情形的:大约3000个学生在天安门会合,聆听了抗议巴黎和会的演说。下午两点学生们听完了演说,举着标语向使馆区行进。当气氛变得更热烈时,他们向曹汝霖家走去。开始时队伍秩序井然,到曹家之后,示威者突然变得疯狂,开始叫骂卖国贼,有人把标语扔到房顶,有人开始砸窗户。当人们冲进曹家,曹汝霖乔装成警察从后墙逃跑。在曹家做客的驻日公使章宗祥跑得不够快,被愤怒的人群抓获。人们误以为他是曹汝霖,拆下铁床腿痛打,直到他浑身布满鱼鳞一样的伤痕,大家都认为他被打死了。曹家的一切都被砸烂,女眷的香水也被砸碎,空气中到处是香水的味道。     该描述说明,在1919年的5月4日那天发生的事情,是一群愤怒青年出于爱国义愤而举行的示威游行,其中还有暴力袭击。这件事情和19年前义和团伏击外国入侵者、以及80年后炸南使馆事件后的大学生抗议,方式虽不尽相同,性质却类似。如果说它代表了一个传统,那就是爱国主义传统,和“德先生”、“赛先生”似乎没多大关系——很难想象当时愤青们是出于对民主或者科学的热爱而拆下那张铁床的腿。     爱国主义虽是一种美德,却未必有什么新意,也未必体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精神。从屈原到岳飞,从文天祥到袁崇焕,可以说都是爱国主义的先驱。正如从屈原到袁崇焕的爱国主义没能把中国推向民主和科学,五四青年的爱国主义同样未必将中国向那个方向引领。     《苦涩的革命》一书试图通过“五四精神”这个棱镜来透视整个中国的20世纪史:它的兴起和衰落、它的符号化和扭曲化、它的复兴和再次衰落,以及它如何成为中国整个20世纪的精神幽灵。但是通过把五四运动和“德先生”、“赛先生”、“文化解构”、“启蒙”联系起来,作者Rana Mitter像大多研究五四运动的人一样,将这个事件演变成了一个意义超载的神话。     当然,这场短短几个小时的抗议活动后来被称为运动、再后来被说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摇篮、再后来成为民主与科学的标志、最后成了一个90后年人们还在热情庆祝的节日,不是没有原因的:在时间上,它发生在一个叫新文化运动的内部。人们需要对这个时间边界模糊、内容复杂多元、人物谱系分散的新文化运动确定一个标志性事件,于是指认了五四运动。     但时间上的契合却未必说明精神上的嫡亲关系。如果说五四运动本质上体现的是爱国主义传统精神,新文化运动的初衷却更接近真正的现代精神——从陈独秀到胡适,从鲁迅到丁玲,不管最后他们的政治立场如何分道扬镳,在新文化运动中,至少在其早期,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要求重估一切价值。     重估并不一定意味着否定,重估意味着审视和追问、意味着从传统、从权威、从成见、从经典、从集体、从他人那里收复自己的头脑,对每一个塞给自己的信条问“为什么”。正是所有这些人当时所问的“为什么”,让20世纪初的中国成为一个向各种可能性开放的中国。回顾当时的中国,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复古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可以说百家争鸣。辜鸿铭拖着辫子去北大讲课,丁玲跟胡也频好上了,就跑去跟他大大方方地同居。     当然今天来看,新文化运动的多数人将“重估”演化成了“否定”,而真正的启蒙精神不仅仅是否定,而且同样邀请否定之否定。与其说它是一群人向另一群人传播“德先生”与“赛先生”的信念,而是主张一种“我思故我在”的态度。在这里,主语是“我”,而不是“我们”,就是说,启蒙精神基石只能是个体主义。在这里,谓语是“思”,而不是“信”,就是说一切有效的观念,从怀疑开始,向可能性敞开。     可惜这种向可能性敞开的新文化精神后来逐渐凋零,对这个凋零过程最好的注释莫过于丁玲。1927年,也就是丁玲还是一位美女作家的时候,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她写道:“是的,我了解我自己,不过是一个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只把心思放到她要征服的男人们身上。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的献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赐给他的吻呢……但他却如此的冷淡,冷淡得使我又恨他了。然而我心里在想:来呀,抱我,我要吻你!”而1979年,历经反右、监禁、流放之后,这位曾经的美女作家的文字已经变成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轰鸣。其晚期作品《杜晚香》这样写道:“杜晚香的汇报,转到了革命胜利后带来的新的光辉天地。于是一阵春风吹进文化宫的礼堂,人们被一种崭新的生活所鼓舞,广阔的、五彩绚丽的波涛,随着杜晚香的朴素言辞滚滚而来,祖国!人民的祖国!你是多么富饶,多么广袤!……人们听到这里,从心中涌出一股热流,只想高呼:党呵!英明而伟大的党呵!你给人世间的是光明!是希望!是温暖!是幸福!”     丁玲的写作变迁史,就是个体逐渐隐退让位于集体、怀疑逐渐让位于信条的历史。她转折的关键时刻是1942年的5月。之前的《三八节有感》中,丁玲仍个性犹存,仍敢于嘲讽延安根据地的森严等级制和女性歧视;之后,在必须用自我批判来拯救前途时,她终于低头认罪:“在整顿三风中,我学习得不够好,但我自己开始有点恍然大悟,我把过去很多想不通的问题,渐渐都想明白了,大有回头是岸的感觉。”回头是岸之后,她象延安大多知识分子一样,投身于批判王实味的活动中,痛斥他“卑劣、小气、复杂而阴暗”。     如果说有一场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呈对角线关系,那就是延安整风运动。新文化运动是要让“一”变成“多”,而整风运动则是要让“多”重新变成“一”。思想的裁判不再是自己的头脑,而是领袖的旨意。思想的方式不再是怀疑与重估,而是消化和吸收。当经过整风“洗礼”的丁玲终于“回头是岸”时,那个“重估一切价值”的新文化运动之光终于彻底熄灭在时间的隧道里了。     相比之下,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精神却在整个20世纪延绵不绝。观察1919年5月4日那天的历史场景,可以看到几个元素:青春;激情;集体性;破坏力甚至暴力。这几个要素叠加起来的场景,在20世纪的中国反复出现:三一八运动(1926)、一二九运动(1935)、一二一运动(1946)、红五月运动(1947)……而这个运动模式的顶点,大约就是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虽然红卫兵运动并不是一场民族救亡的爱国主义运动,但是在激情、集体性、青春崇拜、破坏力方面,却可以说与五四运动一脉相承。这大约也是为什么Mitter认为红卫兵运动是五四运动“一个奇怪的孩子”。     在五四运动模式的各要素中,“青春”大约是最核心的要素,因为激情、集体性、破坏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都是“青春”的内在品质——青年充满激情、热爱抱团、而破坏则往往是证明力量最有效率的方式。“青春”无论作为一个象征符号,还是作为一种实际政治力量,对于塑造中国20世纪的作用影响巨大:一般来说青年倒向了哪边,历史就向哪个方向前进。因为站在“历史”的一边,青年成为被政治歌颂的力量。但是真正仔细想来,大约也正是因为青春所包含的那些内在品质,使得它始终无法引领中国走向真正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因为相对于激情,“德先生”和“赛先生”更需要的是理性;相对于集体狂欢,“德先生”和“赛先生”更需要的是个体觉醒;相对于破坏力和暴力,“德先生”和“赛先生”更需要的是法治精神。     有趣的是,青年不但对于中国变迁起到关键作用,对于斯大林体制、德国纳粹运动、更不用说西方60年代新左派运动也起到了一个“先锋队”的作用。在斯大林展开“对农民宣战”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时,大多普通农民不但不配合,反而奋起抗争,斯大林在哪里找到核心的“群众基础”呢?共产主义青年团。Robert Conquest在研究苏联农业集体化的著作Harvest of Sorrow中写道:“共青团员在地方积极分子中比例很高。1933年6月苏联某区中一个党支部都没有,75个农庄中只有14个党员,但是有16个团支部和157个团员。”至于纳粹德国,臭名昭著的冲锋队(SA)和党卫军(SS)则可以说是希特勒的个人部队,而它们正是以自告奋勇的德国青年为主力。便是60年代西方青年,在为反战、平权发出正义呼声的同时,却令人遗憾地对另外一些国家更腥风血雨的红色恐怖保持了选择性沉默,甚至做起了啦啦队。     就是说,虽然青年对于历史进步的贡献卓然,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却是:在整个20世纪,青年在充当暴政的帮凶方面,却是难堪地功不可没。人们赞美青年的勇敢和叛逆,但另一面的现实则是,青年常常用隐身于群体的方式来追求个性,用为专制者冲锋陷阵的方式来表现叛逆,其勇气背后往往是选择性的沉默。当然可以为青年辩护的是他们单纯、易受骗、易被煽动。集体化运动多年以后,一个苏联前积极分子却说:我们被欺骗,是因为我们想被欺骗。     今天回头再去看五四运动,它更象是启蒙浪潮结束的开始,而不是开始的结束。爱国主义传统当然要纪念,但仅有爱国主义是不够的。90年来的历史说明,引领我们突破政治瓶颈的不是激情、集体和破坏,而是理性、个体觉醒和制度改革。现在我们纪念那一天的最好方式可能恰恰是超越那一天。穿越1919年,回到1915年,那一年,一个叫陈独秀的人创办了一本杂志叫《新青年》,一个叫胡适的人坐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课堂上听杜威讲课,一个叫鲁迅的教育部公务员闲来无事正研究佛经,一个叫丁玲的小女孩还在念书识字,而那个叫毛泽东的湖南青年刚刚考上师范学院。那时候他们当然不知道未来会有怎样的刀光剑影。他们读书、思考,心怀虔诚,向未来敞开。我们多么希望他们将要面对的腥风血雨可以被抹去,多么希望历史重新交给他们一张白纸,让他们从头再来。          ———————————     新周刊,长版     发表于2009年5月3日   进入 刘瑜 的专栏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读史札记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0469.html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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