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

作者： 张天潘  |  评论(0)  | 标签: 犬儒主义 , 中国改革 又见校长怒斥中国教育问题！在17日举办的复旦基础教育论坛上，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等专家批判了社会及教育界某些人的功利化心态，认为教育不能只注重知识传授，而忽视学生的德性培养和责任感的培育。杨玉良批评现在的学生急功近利，总希望找秘诀、走捷径，认为“无德学生越有知识越祸害”，而老师“四处吃请，夸夸其谈”。（9月20日《人民日报》） 近些年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原武汉大学刘道玉等名校校长，还有很多著名的院士，也都纷纷对于中国教育进行批评，他们的每一次出手都能够引发强烈的社会共鸣与喝彩。可物极必反，久而久之，再有此类的批评，虽然看似激烈，句句在理，正中要害，但公众却早已疲态丛生，不感兴趣了，因为他们所指出的问题，早已是公众所知，毫无新意。 就比如说教授治校、高校去行政化等这些理念，早已成社会大共识，众所周知了。此时这些身处大学高位的人，如果也仅仅是止于口头而无行动，那么事情又如何有转机呢？作为在国内外都有影响力的教育名人，岂能只止于口诛笔伐，图一时的口头快感。身居高位而无作为，或许也应该被怒斥的表现之一吧。而且就杨校长所做的这些批评来说，他应该要为之感到羞愧的，因为这样的老师与学生的心态与行为，哪一个不是其治理下的“成果”，怒斥反而只能显示出作为一个主政者的无能，他应该更加努力地区改善与推动方为正道。 如今的教育好像是软柿子，人人都能捏，对它的批评好像成了时髦。在激烈的言语之余，都能让批评者自我感觉良好，仿佛自己就是教育界的斗士一般。可是我们别忘，批评只是一项成本很低的事情，特别是对中国教育问题的批评，不但无风险又能博得名声。而且在现实中，一旦一些真正的改革开始之后，如有对他们产生一些影响，他们就能将自己所批评的抛之脑后，反而犹如成为了弊端的留恋者与维护者。比如在今年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表示，在全社会都以行政级别作为评价标准时，“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导致高校无法与社会“对接”。这种表态背后，就体现出了对于高校行政化的那种既得利益的维护与依依不舍。 面对这个很多问题早已有共识，却仍只有批评而无行动的大学改革困境，我们不得不感觉难以名状的忧虑。而且更令人忧虑的是，中国当下其实很多的问题也同样如此。就目前来说，国内诸如国企改革、法制建设、医疗改革等，并非无人知晓存在什么问题，以及问题的根源出于哪里，也不是不知道如何解决。但却一直缺乏有人能够超越自身的狭隘利益纠葛，身体力行地开始有建设性的改革，而不是停留于嘴皮上的肉搏，笔尖下的革命。 这样的一个社会局面，让我们看到一种不良的社会犬儒主义的广泛存在。犬儒主义本身是个外来词，通常将它理解为讥诮嘲讽、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犬儒思想并不带有自我罪孽感，在它那里，怀疑、不相信与简单的指责，正成为一种常态思想。现代犬儒主义的彻底不相信，表现在它甚至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办法改变它所不相信的那个世界，然后就是消极的指责与抱怨，以至于到了最后，犬儒主义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说一套做一套”形成了当今犬儒文化的基本特点。而这样的思想，不正是我们当下广泛存在的社会问题吗？ 于是，就在这全民的犬儒主义盛行之下，造成了解构成风建构稀缺，批评者多建设者少，指点江山者多实际行动者少，呐喊者多冲锋者少的独特怪相。甚至一些少有的大胆的与锋芒毕露的批评和真话，也只会在等到一些人士临退休或退休之后，才开始进行各种反思与批评。最终也导致了这种批评与反思，只能流于表层，无法转化为一种行动，这或许又成为一个新的严重的中国式问题了。因为很多改革的困境，正在这种的犬儒主义指导下，迷恋指责怒斥而无行动，让问题积重难返，让社会走向停滞踯躅不前，让改革愈加艰难。因此，我们也才更加期待，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主政者，能够摈弃犬儒主义思维，在还在高位、处于权责最有力时，积极地行动起来，去推动改革，少说多做，少批评多建设。也惟有如此，我们的社会的各项改革的进行与深化，才能够得以更快更有效地实现。 刊于《华商晨报》 2010.9.21 张天潘读者QQ一群109626668；二群54775167；三群81790770（空位多），欢迎加入交流与批评！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张天潘的最新更新： 网络拆迁游戏：现实永远比游戏来得惨烈 / 2010-09-16 23:02 / 评论数( 4 ) 廉政教育必须靠制度威慑而非吹枕边风 / 2010-09-10 10:32 / 评论数( 11 ) 刊凤姐诗作：愚乐时代文学与娱乐的媾和 / 2010-09-03 23:34 / 评论数( 3 ) 这是一个制造好人过度沉默的年代？ / 2010-08-30 22:42 / 评论数( 4 ) 选秀节目的复活：只有草根，才能达人！ / 2010-08-24 22:36 / 评论数( 8 )

刘长锋     一般而言，博士应该是一个社会的精英群体，至少在具体的知识层面上应该如此。但是很遗憾，在现如今很多（不是全部）博士生身上，我们看不到这种朝气蓬勃、学识深厚、修养良好、理性稳重的特点。甚至恰恰相反，像粗俗、娇气、拜金、自大、无理性、无思想、无独立人格这些我们社会的集体劣根性，在他们身上表现尤为明显，一些博士生简直成了民族劣根性的典型代表。       前两天写了一个《博士生为什么不能是“廉价劳动力”》的文章，在天涯时空很快就遭到了一些博士生的围攻，放眼看去，回复的帖子大多不离侮辱性的字眼。如果一个人面对别人对于自己的批评，对对方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就注定了是个失败者。且不论批评是否中肯，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心态，没有道理和别人去讲，只有以骂人发泄一时之快，完了他的内心就必然是空虚的。       回归到问题本身，首先讲一个认识问题：学生帮导师做课题，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我看来，从本质上讲，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是师生关系，但是就形式而言，则表现出来的像是一种劳动关系（但并不是市场上有规则的劳资关系）。且不论两者到底哪个占得比例大，但凡物事，总有两面性，看你从哪个方面去认识和看待。也许正像很多博士生同学说我的——没有上过博士，没有经历过，不懂得。我连硕士研究生也没有上过，所以能参与一个重大课题的研究，对我来说，实在就是不可多得的学习机会，通过参与课题可以克服惰性，强迫自己不停地占有大量的知识资料，强迫自己不断地去思考，脑子在转动，以确保不会堵住。但人都是自由的，我有自由认为是学习的过程，所以我得到了快乐。有人认为是劳动关系，因为导师给自己钱少就心存不满，自找不快。至少就现实而言，我认为后一种做法不怎么明智，甚至有点低智。       很多博士生同学在攻击我的时候，大多抓住一个所谓的“把柄”，即我文中提到的“考试成绩”这一概念。以此攻击我没上过博士，不懂得博士是不用考试的。也许真的因为我没读过博士生，所以连考试这个东西都理解不了。在这些同学看来，考试就是一个回答简答题，选择ABC的游戏，至于面试啊，论文答辩啊，这些竟然都不是考试，也没有最后的成绩评定。也许这正像崔健唱的：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       还有一个投资与风险评估的问题。27日晚和周云教授在讨论的这个话题时，周教授认为这是一种急需立法确认和保证的劳资关系，并因此引出了风险评估这个术语。尽管在问题本身上我们还有争议，并没有达成共识，但我以为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很有必要，它可以引出一些深层次问题。在争论中，不少博士大吐苦水，说什么我们辛辛苦苦死记硬背，花了那么多钱来上博士生，竟然还是给别人当“廉价劳动力。”其意思不外乎就是，我考上了博士生，就一定要有高于其他人的经济收入，要有比其他人更高的荣誉和社会地位。现在好了，不但没得到所谓的实惠，还白白给别人打工，认为自己的“投资”失败了。假设这个话题本身成立，那么对此我想说的是，做生意投资，也没有谁能保证自己百分之百就是稳赚的。即使最后顺利拿到学位，也并不一定就能有好工作和好收入，做生意投资血本无回的很多呢。所以如果简单把上博士理解为一种投资的话，那也只能说你确实不咋滴。这么明朗的“市场”，你对所谓的“风险”都做不出正确的评估，投资失败也就是必然的，活该。尽管事实上你投入的精力和时间，在上学期间需要赚回的是学识和修养，而并不是绝对的经济利益。所以倘若真要以自己的所谓投资换回经济利益的话，那么有上博士那几万块钱的投入，倒不如去开个卖肉摊或者烧饼摊来得快，那钱是现成的，卖一个赚一个，这学不上也罢。       这个问题又牵出另外一个问题，独立人格问题。毋庸讳言，尽管我知道我说出这句话必然会遭到不少砖头，但是我还是必须说出来。即很多现如今的博士生，要么是为了逃避不景气的就业前景，以读博耗时间，要么就是像刘道玉先生讲的，不少人不过是把博士当作荣誉和身份，当作功成名就的垫脚石而已（动机首先不纯），这样的人还不在少数。没有独立自由的人格，期望之中博士生毕业后待遇好，工资高，就一窝蜂去读博士了，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不是做科研的料儿。一方面，拼了命花钱找关系寻导师，一方面又骂导师是资本家把自己当作廉价劳动力，典型的吃着娘奶骂娘。倘若真有做事业的本事，那么完全可以不去上这个博士，上博士首先你就承认了自己在某些方面的不足，需要虚心向别人学习。师生关系比市场的劳资关系更为简单，双方都是自由的。没有谁逼着谁去谁做老师。       说到这里，再解答某位博士生同学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博士生就一定要心甘情愿地作导师的廉价劳动力？我的回答是：否。你完全可以不用作。到工厂里做工，老板胆敢不如数给你工资，在理论就上有法律会支持和保护你，这个公平的很，你为什么非得放着公平不选偏偏要去选择不公平？所以这并不是与公平有关的社会问题。好高骛远不好，怨天尤人同样不好。也许正像一位网友所言——真正有水平的不会担心自己廉价，只有真正廉价的才廉价。因为你才是博士生，还不是博士，你还是学生，还是多在学习和学术的范围内去看待和讨论问题，让自己拥有不作廉价劳动力的资本。否则的话，博士不成博士，理论修养上半瓶子不满，社会经验上摇起来乱响。书到用时方恨少，等到毕业了，仍是现在这个水平和层次，只怕那时才是真的血本无回，廉价劳动力还是廉价劳动力，悔到肠子都发青。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page=1&boardid=1&id=6414263

                                 南方周末 　　 刘道玉　　著名教育家。1977年任国家教委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对恢复高考起了推动作用。1981年至1988年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武大校长任内,率先推行学分制、插班生制、导师制、取消辅导员等,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其改革举措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高等教育出了问题。什么问题?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先生说:“大学的问题七天七夜也谈不完。”依我看,中国大学的问题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乱”。 　 　   乱,包括大学生在内的社会各界都看到了,就是教育领导当局看不到。这验证了一句古谚:“旁观者清,当事者迷”。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愿为教育领导当局解谜,希望他们听进些逆耳忠言,并付诸整改行动。 　　    上世纪90年代初大学合并,揭开了我国高等教育大操大办的序幕。近20年内,高教领域里发生了太多事件,例如大学合并,教育产业化,建设一流大学,本科高速扩招,研究生数量急剧膨胀,专升本,学院改名,学术造假,教学假评估,建大学城运动,大学圈地远动和建设豪华校园等。 　　     值得肯定的是,高等教育在数量上取得了进步,教育经费有所增加,办学条件也有改善。到2007年,大学生在校生已达2700万,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23%,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部分省市已步入普及化的阶段。 　　     但是,片面追求高速度,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如教学质量严重下降,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研究生泡沫化,学风浮夸和学术造假,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素质严重下滑,教育产业化或变相产业化越演越烈,大学中的铺张浪费严重,债务累累,官本位越来越严重…… 　　     历史经验表明,凡是一次高速大发展或大破坏之后,一般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调整,这符合事物螺旋式发展的规律。可是,近20年的高等教育一直以火箭的速度上升,从没有进行过调整或整顿,根本谈不上巩固和提高。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思考,我提出整顿高等教育的十意见书,真诚希望国家高层做出决定,对高等教育进行一次彻底整顿。 　　 一　废除自学考试制度 　　     极而言之,自学考试已成为“通向大专学历文凭的走私通道”,它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自学方式自古就有,但是把它正式作为获取大学文凭的制度,是从1978年后才开始的。它的产生有其历史背景,那时大学生毛入学率很低,全国平均只有1.4%,不少省市还低于1%。扩大招生,又受到校舍等教学资源的掣肘。于是,自学考试被当作统一高考之外,另一条获得大专文凭的渠道 　   　自学考试于1981年开始试点,1983年全面推广,直至发展到被称为中国的“第一考”。三十年来,累计4800万人参考,850万人获得大专以上的文凭。无可否认,在当时大学入学率很低的情况下,自学考试满足了很多人求学的愿望,其中不乏有真正的成才者,它的历史功绩应当肯定。  　　但时至今日,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已非昔比,全国平均大学入学率已超过23%,不少省市已达到高教普及阶段,广东省2009年将达到78%。有鉴于此,我认为高等自学考试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似应取消这种制度,具体原因有三:一是自2006年开始,自学考试连年减少,逐渐出现了萎缩现象。二是自学考试仍然沿袭了普通学历教育,助长了唯学历论,除具有学历统计的意义外,并不能达到真正提高人们技术和能力的目的。而且,许多人的工作和所学的专业完全不搭界,什么容易就拿什么文凭,造成了某些文凭泛滥。三是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舞弊现象严重,文凭水分很大。有人甚至极而言之,自学考试是“通向大专学历文凭的走私通道”。总之,取消自学考试制度,是整肃高等教育学风的需要,是严格大学文凭标准、净化人才市场的需要。  　　二　取消不合格的在职研究生学位  　　西方国家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淘汰率约30%,而我国基本上是零淘汰,官员和老板考博拿学位,一路绿灯 　　本来,研究生教育是为了培养少而精的理论型和研究型人才,以充实到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部门,这是世界博士研究生教育的通则,直到1980年代末,我国也依然恪守着这个宗旨。  　　到了1990年代初,研究生急剧膨胀,官员和老板也涌进了校园争戴博士帽。西方国家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淘汰率大约30%,而我国基本上是零淘汰率,官员和老板考博是一路绿灯。为数不少的老板和官员,既不上课又不做实验或查阅文献,怎么能够达到博士水准的要求?有不少老板只有高中甚至初中学历,可见我国博士学位的含水量多么大!在职博士生已经异化和玷污了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他们用不菲的学费买博士帽,而大学以卖学位换取资源,是典型的权钱交易。  　　鉴于我国在职研究生太滥,必须大力进行整顿。凡是没有参加统一的严格入学考试、没有全程上课和通过全部必修课程考试、没有做出具有创造性的论文、没有经过正规的论文答辩者,应一律取消已授予的博士或硕士学位。对严重造假者,应追究刑事责任。同时,除了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以外,一律不准再从社会上招收在职研究生。  　　三　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 　　　　必须按照大学的功能定位,重新审查和规范学位授予点的资格。属于纯粹教学型的普通大学,不允许招收研究生；教学与研究型的大学,只能招收硕士研究生；只有少部分研究型的大学,才能招收一定数量的博士研究生,而且每位博士生导师每年只能招收1至2名研究生。 　　博士学位是为了培养少而精的理论型和研究型的人才,但是许多大学和攻读博士学位的人并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把它当作一种荣誉和身份,当作升官或求职的砝码。现在,研究生教育已经变味,以至出现了烹饪博士。目前,我国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有365所,而拥有世界最好和最多研究型大学的美国,只有253所。  　　不少大学的博士学位授予点,是用搞运动的方法,靠公关和打攻坚战,用高薪挖院士而获得的。有的甚至请省市的领导出面公关。一旦获得了博士点零的突破,就大肆宣传,开庆祝大会,奖励有关人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由于采取了这些不正当手段,某些新建的城市大学也有了博士学位授予权,硕士学位点几乎覆盖了大学的所有专业。因此,必须对我国大学学位授予点进行整顿,中央和各省市的党校、政府部门的政策研究所和工业部门的应用研究所,一律不能招收研究生。要严格整顿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至少应砍掉二分之一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并且要保持长期的稳定,不允许普通大学乱串位,也绝不允许任何大学再搞所谓博士点零的突破攻坚战。  　　四　大学必须与所谓“独立学院”脱离关系  　　1995年民办四川电影艺术进修学院与四川师范大学合作,建立了四川师范大学电影学院,这是我国第一所二级学院或独立学院。到2008年5月,全国共有独立学院326所,分布在全国30个省份。  　　一般来说,办二级学院的大多都是进入211工程的重点大学,甚至有的重点大学办了两所二级学院。其实,无论是叫二级学院或是独立学院,都名不副实,说它是二级学院,又不隶属于大学,说它是独立的吧,又受制于母体大学。说白了,它们的产生是利益均沾的结果,是不伦不类的怪胎,而绝非像教育部负责人所说的“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举措”。私人投资者,想利用重点大学的牌子招揽学生赚钱,而大学靠出卖大学的牌子换取“坐地分赃”的利益。重点大学决不能做这种降格以求的事,必须尽快与以盈利为目的的“独立学院”脱离关系。  　　五　让成人教育回归职业教育 　　　成人教育发源于英国,它是适应英国的产业革命需要而诞生的,已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历史。英国被誉为“继续教育之乡”,对世界各国的成人教育曾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国的成人教育始于20世纪初,以成人简易识字为对象。近一个世纪,虽然形式不断变化,基本上还是体现了成人的特点。自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开始,各大学相继成立了成人教育学院,但并没以成人为教育对象。实际上是招收高考落选的高中生,仍然以大专学历教育为目的,成了大学创收的渠道,体现的是“文凭至上”。因此,我国的成人教育不伦不类,既干扰了重点大学的职能,又没有履行成人教育真正的职责,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成人教育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必须进行整顿或调整。具体做法是,把现在大学中的成人教育学院与大学脱钩,通过调整和合并,按地区或省市建立若干所独立的成人职业学院或成人继续教育学院。这类学院不能担负普通大学学历教育,只能进行职业或职业更新再培训的教育。这绝非普通大学的教师所能胜任,设置职业性的专业,要由具有真正职业专长的内行担任教师,真正体现职业教育或继续教育的特点。  　　六　停止大学办分校 　　　1960年代,在备战的形势下,不少大学都办了分校,实践证明都是不成功的。虽然国外某些大学也有分校,但它们都完全独立,如美国加州大学的各分校。  　　自21世纪初,随着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一些大学又办起了跨地区的分校,有的甚至从东北办到了东南沿海。更有甚者,连北京的某名牌大学的附属中学,也在全国各地办起了多所分校。实际上,这些做法都是商业炒作行为,对分校所在地,是拉大旗作虎皮；对分校举办者,是为了丰厚的利益。例如,珠海市与某大学签订了一个协议,提供五千多亩土地无偿地给该校使用,大学就可以利用这些土地招生赚钱。这种做法就是变相的教育产业化,一定要制止。  　　七　整顿大学的科技开发园和研究院 　　  　　重点大学为了使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试办一个科技开发园是必要的,但决不能多,多则必滥。有些大学把建科技园当作圈地的手段,试问:你有多少科研成果,有多大的技术力量,居然能办三个、五个科技园?如果不是做秀,就是有意浮夸,浪费国家资源是犯罪行为。  　　有的大学到处建立研究院,在全国建七八个。顾名思义,研究院是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要有研究实验室,配备高素质的研究人员,承担和完成一定的研究任务。现在某些大学在各地建立的研究院是什么货色?据我所知,是依托各地的校友会挂个研究院的牌子,基本上是培训和卖文凭赚钱,或者就是学校的接待站。这种做法,不仅玷污了研究院的名声,而且助长某些人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取利益。  　　八　实行教授定编制 　　目前,大学教师队伍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近亲繁殖。不少大学存在三代或四代同堂的情况,严重妨碍了教师之间民主、平等讨论和争鸣学术问题的风气,窒息了创造精神；二是教授职称评定严重失范,致使不少教授名实不符。在1950年代,大学中的教授多是博学多识的学者,无论是人文或是自然科学的教授,掌握多门外语,通晓诗词歌赋,有的甚至具有琴棋书画的专长。他们备受人们的尊重,成为学生们的楷模。可是,现在大多数教授,学历不全,知识面狭窄,治学不严,人文素质低下,丧失了对学生的魅力。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二:一是为数不少的人,只求表面上的学历、学位、衔头,不下真功夫做学问,落得了“名高实秕糠”的结果。二是大学之间相互攀比,看谁的教授多、博导多,只追求数量,导致不少人滥竽充数。在坊间流传许多贬斥教授的笑话,什么“菜教授”、“水博导”,甚至一元钱买几个教授的戏言。这方面,那些拥有教授和博导资格评审权的重点大学,更显得浮躁和浮夸,没有起到好的示范作用。 　　有鉴于此,必须对教师队伍进行整顿,实行首席教授制或定编制,不允许无限量地晋升教授。近传闻,教育部准备取消教授职称,实行教师13等级制。这并不能解决滥竽充数的问题,只不过是以级别代替职称而已。同时,教授职称已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取消教授职称不利于国际交流。在1950年代,大学里的一级或二级教授是“稀有元素”,可是现在某些大学的正副书记和正副校长一二十号人都是一级或二级教授了,有的甚至是一天书也没教过的职业政工干部,官本位竟然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 　　九　砍掉三分之二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剽窃抄袭见光死 　　中国大学众多的出版社和学报成了“学术垃圾的生产地”,应当砍掉三分之二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 　　近年来,几乎每个重点大学都发生过教授剽窃、抄袭事件,其中有校长、院士、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博士等。多数大学做出了严肃的处理,但也有的大学不了了之,采取了姑息养奸的态度。有个别的大学,明明存在教授剽窃问题,不仅不处理,反而借助媒体吹嘘“对学术不端零容忍”。 　　虽然公开学术造假是个别的,但学风浮躁和浮夸却很普遍,至于“假项目”、“假论证”、“造假论文”、答辩走过场更常见了。我国的学术论文连年攀升,据说已超过德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了,但有多少原创性的成果?为什么我国至今没人获得诺贝尔奖?为什么所有一级学科的世界大奖也仍然还是零呢?现在几乎每个大学都有出版社和学报,任何人都可以出书,有多少有价值?有人批评说,中国大学众多的出版社和学报成了“学术垃圾的生产地”。因此,应当砍掉三分之二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这有利树立严谨的学风,以提高大学的学术水平。 　　 十　整顿大少爷作风,严查大学财务支出 　　　　我国大学2500亿的债务是怎样造成的?不客气地说,就是由贪大求全、追赶时髦和大建楼堂馆所造成,铺张浪费也是重要原因,只是大学当局不愿承认。一些大学,建五星宾馆、豪华校门、观光电梯等,被媒体逐一曝光。原有的楼房可以使用,也要建新的,一些系科本可以共用一栋楼房,非要单独建大楼,地下停车场、娱乐设施还一应俱全。不仅副部级的书记、校长配专车,而且副书记、副校长、校长助理也配了专车,甚至连已退休的副部级的书记、校长仍然配专车,一些部处长明不配暗配,公车私用是普遍的现象。现在,不仅校级干部有豪华的办公室,而且处长、科长的办公室也装修得富丽堂皇,一味向公司的老板看齐。虽然办公条件大上档次,可是工作作风和办事效率却大大地下降了。 　   　为了遏制大学的铺张浪费现象,应当制定相关的法规,对大学的拨款、经费开支、建设项目、享受的待遇等进行严格监督,对违章者应追究其责任。 　　整顿高等教育绝非以上十个方面,但这些是最主要的,抓住了这些方面,就可以提纲挈领地带动各方面的整顿。要巩固和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水准,必须发扬大无畏的精神,排除万难,把整顿工作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