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亚

作者： 信力建   在2009年乌鲁木齐“7.5”大屠杀事件前，恐怖主义灾难一直被中东、伊斯兰世界和西方国家所“专享”。“7.5”大屠杀事件之后，随着新疆接二连三发生上演暴力恐怖事件，国人才越来越感受到恐怖主义瘟神已开始“青睐”中国。北京金水桥恐怖袭击案、贵阳公交爆炸案、昆明火车站大屠杀案，以及近日马来西亚航空飞机“失踪”事件发生之后，举国更加明白无误地意识到：恐怖主义已成为中国国家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心腹之患，乌鲁木齐7.5大屠杀事件后，随着各类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在中国骤然上升，反恐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越来越被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越来越多的国民取得了一个超越政治立场的共识：无论任何理由，恐怖主义都是应当严厉谴责和坚决打击的，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宽容。。尤其是针对平民的暴力恐怖行为，应予以最严厉的打击和最严厉的惩罚。 然而长期以来，在传统媒体和网民中，也经常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是以主旋律媒体和左派人士（中国语境中的左派）为代表的一方，纷纷对太多西方政府和媒体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表示愤慨。甚至认定在“亡我之心不死”思维驱使下，西方一直变相支持或同情中国恐怖分子。 而以部分右派（中国语境中的右派）网民为代表的一方则认为，中国的恐怖主义发生的根源有着深刻的国内政治制度因素，是“逼上梁山”式的极端反抗行为，所以尽管表示不赞成或谴责，但或多或少抱有隐恻、同情的因素。纵然是最近发生的昆明极端暴力恐怖案，也能听到此类声音。在极少数人群中，甚至出现了更令人遗憾、令人痛心言论。 一方认定西方同情或支持中国恐怖主义行为，另一方则认为恐怖分子“情有可原”。如此一来，“恐怖主义是人类共同的敌人”这一简单命题就变得复杂起来。 在对上述两种观点进行评论之前，首先厘清何为“恐怖主义”很有必要。 恐怖主义一般可分为政府行为和非政府行为两大类。政府行为的恐怖主义，也即是如德国希特勒、苏联斯大林、柬埔寨波尔布特、金氏政权等等极端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国家恐怖主义是对人类伤害最大的恐怖主义。篇幅所限，本文只谈一般意义上的非国家恐怖主义（以下简称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一般的定义是：实施者对非武装人员有组织地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通过将一定的对象置于恐怖之中，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行为。国际社会中某些组织或个人采取绑架、暗杀、爆炸、空中劫持、扣押人质等恐怖手段，企求实现其政治目标或某项具体要求的主张和行动。 现代国际恐怖主义兴起于60年代末，盛行于70年代，猖獗于80年代。自冷战结束以来，非政府行为的恐怖主义大量发生。目前，世界上有案可查的恐怖组织多达1000多个。这些恐怖事件绝大多数是由极左翼和极右翼的恐怖主义团体，以及极端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组织和派别所组织策划的。发生的重灾区为伊斯兰世界和西方。 在当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际上对恐怖主义的界定历来存在较大的争议。在“冷战”期间，在极端意识形态主导下，太多恐怖主义组织如“赤军”、“红色旅”、“爱尔兰共和军”、“哈马斯”、“光辉道路”等曾长期被东方政治集团和一些伊斯兰国家视作“反对帝国主义、寻求民族解放”的“英雄组织”。直到“冷战”结束，“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才渐渐成为超级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全球共识。 既然“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已超级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全球共识，既然“反恐是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共同使命”（潘基文），为何在中国一些重要主流媒体和“左派”人士眼中，西方政府、媒体在反恐问题上“搞双重标准”——一方面要求中国无条件参与世界反恐行动，一方面同情中国的恐怖主义行为和恐怖分子呢？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意识形态惯性和“冷战”残余意识所致，二是缘由误解。 所谓意识形态惯性和“冷战”残余意识，是“美帝和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惯性思维。这个六十多年来形成的惯性思维在太多国人心中是根深蒂固的。正是这种强大的意识形态惯性，导致中国主旋律媒体和“左派”人士对西方政府和媒体时刻保持一种“敌我意识”。如此一来，有意无意的误会也就经常发生。 “误会”往往来自两方面。下面举例证之： （1），政治文化背景不同导致。昆明袭击事件发生后，中国读者很快发现，英语媒体在报道该事件时，将犯案的“恐怖分子”（terrorist）一词打上了引号。《人民日报》在3月3日发表文章《十足的虚伪与冷酷》，痛批CNN、美联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西方媒体的报道“阴阳怪气、逻辑混乱，甚至别有用心地挑拨离间”。 事实果真如此吗？财新网驻伦敦记者倪伟峰、张翃的文章《恐怖分子为何加引号答案》作出了发人深省的启示： 今年2月24日，伊拉克发生一起爆炸事件，38人丧生，50多人受伤，《纽约时报》报道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恐怖主义”或“恐怖分子”，只有“自杀性投弹者”（suicide bomber）、“武装分子”（militant）。同年2月19日，黎巴嫩贝鲁特发生爆炸袭击。该报报道亦通篇未用“恐怖分子”相称，而是说“袭击者”（attacker）。 这么说来，是不是美国媒体对发生在别国的恐怖活动都刻意地淡化呢？我们来找找美国国内的例子。 2012年9月11日，美国在班加西的大使馆遭袭，导致美国大使和另一名外交官丧生。但直到9月20日，美国政府才正式用“恐怖主义袭击”来描述这件事。 于是，直到20日前，《纽约时报》报道都不能用“恐怖袭击”这个词，只好反复地使用 “致命袭击”（deadly attack）这个缺乏感情色彩的短语。而直到两年后，美国国务院才决定正式对与该事件有关的两个利比亚组织和个人，定性为“恐怖分子”。 要让《纽约时报》放心大胆使用“恐怖分子”一词来报道某事，必须满足两种条件中的一种：有组织宣布对袭击事件负责，而该组织已经被官方定性为恐怖组织；要么是它信任的官方机构定性。否则这个词在文章中只能出自别人之口——也就是加上引号。 2013年4月的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大家可能还仍记忆犹新。4月15日爆炸当天，《纽约时报》也在通篇报道中避免直接使用“恐怖主义”一词，并特别指出，总统奥巴马在演讲中没有用“恐怖主义”一词。 恐怖分子的定性可不是一句话的事。一旦定性，美国就可以采取法律行动，包括冻结被定性为恐怖主义的个人和组织的资产，以及禁止美国公民与这些组织或个人开展商业活动。 美国和西方媒体之所以将昆明事件定性为“恐怖事件”，既有上述因素，还有“学术”的BBC原因： 以报道公正、不偏不倚自居的英国广播公司（BBC），专门针对类似“恐怖分子”（terrorist）和“恐怖主义”（terrorism）术语的使用做过专门解释： “关于怎样才是‘恐怖分子’或‘恐怖行动’，并没有共识。对于这个词的使用往往包含价值判断。” “因此，我们在引用别人所说的话时，不应该更换‘恐怖分子’这个词，但我们自己应该避免使用这个词。” “这不意味着我们要避免传达现实或是某一行为的恐怖实质，但是，我们应该考虑我们的措辞将如何影响我们做客观新闻的声誉。” 也就是说，BBC的记者不会在看到类似的袭击后，发稿直接说“恐怖分子干了什么滔天罪行”，而是描述发生了什么，并避免主动对作案人员定性。“因为‘恐怖分子’这个词本身就会成为理解的一种障碍，而非帮助。”BBC的新闻报道手册上写道，“我们应通过描述发生了什么，向观众传递该举动的全部后果。” （2）、民主制度下新闻自由的背景因素，是“误会”的另一原因：西方媒体林林总总，舆论上绝不搞“高度一致”和“弘扬主旋律”那一套。同一件事，各种媒体都会有各种不同声音（包括偏颇乃至极端的观点）。其实这一点纵然是习惯“高度一致”的中国何尝不是如此？——美国9·11事件发生后，中国不是有太多网民（甚至有不少左派媒体人士）不是也持幸灾乐祸态度？——只要意识到这点，一切也就释然了。 综上所述，所谓美国和西方在反恐问题上持“双重标准”和同情中国的恐怖分子之说，是难于成立的。 下来谈另一个值得高度重视、认真反思的问题——有些网民认为：恐怖分子滥杀无辜平民固然极是残忍，应当予以严厉谴责。不过，这是政治制度因素造成的，是“逼上梁山”式的极端反抗行为（有些人甚至对恐怖分子产生同情或恻隐之心）。所以，唯有民主政治是消除恐怖主义灾难的最佳良方。 事实果真如此吗？答案是同样是发人深省的： 先举一个有趣的例子：众所周知，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毛时代的中国，以及当今朝鲜、古巴等国家，非政府恐怖主义事件往往罕见发生；而一直以来，美国和西方太多高度自由的民主国家，却隔三差五发生大小不一的恐怖事件。两者之所以反差极大，原因无非是：前者铜墙铁壁、密不透风的管治，使非政府恐怖主义组织失去起码生存空间；而民主国家公民享有高度自由，政府管治十分宽松，使得恐怖主义组织获得良好生存环境。——这也是“最不坏的制度”的一个结构性软肋。 换言之：民主制度尽管是消除社会矛盾、促进公平正义、化解民族纠纷的“最不坏的制度”，但它又是一柄双刃剑——宽松的政治环境，既使人们可以享受高度的自由，却同时也容易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 所以，“唯有民主政治是消除恐怖主义灾难的最佳良方”之结论事实上很难成立，甚至有可能恰恰相反。尽管要面对这一点会很痛苦，但却难于回避！——美国、欧洲就是明证。 这样一来，两个抉择就摆在中国人面前：究竟选择铜墙铁壁、密不透风的制度，抑或选择有结构性软肋的制度？两害相权取其轻，完全有理由相信，作为一个“勇敢、智慧的民族”，一定会作出一个合乎世界潮流的明智选择。 既然如此，中国反恐必须走出两大意识误区，要十分清醒地意识到：将来转型后的中国，庞大的国度、极为复杂的民族因素，在一段时间，乃至很长一段时间里，反恐形势很可能会变得更严峻。所以，在此之前，举国上下必须超越政治立场凝聚共识，全社会高度一致共同对付恐怖主义这一“人类共同的敌人”。唯此，国家统一、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才能化为现实。 相关文章链接 《恐怖分子为何加引号_世界频道_财新网》

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4年03月12日 2012年夏，我去欧洲时专程到慕尼黑，作为新疆问题的长期观察者，我希望能访问“世维会”的核心人物，面对面地了解他们的想法。我打通了电话，对方让我发邮件，我发了邮件，对方不回复，明显是拒绝和我接触。我当时不太理解，我在汉人中算是与维吾尔走得近的，我同情维吾尔人，写书批评中共的新疆政策，曾在新疆被捕入狱，何况还有朋友事先介绍，为何连个面都不见？ 刚发生的维吾尔人在昆明砍杀汉人平民事件，引发不少汉人的反维吾尔情绪，包括平时批评当局的知识分子、甚至中共政权的反对者，也有类似态度。这不奇怪，以往每临重大民族议题总会出现相同景象。这次，中国自由派的重要人物刘军宁发表文章《从昆明事件反思民族区域自治政策》（首载于华尔街日报中文网2014年3月4日），重复体制内学者马戎几年前提出的观点，把中国民族问题的恶化归咎于民族划分与民族区域自治造成的待遇差别，隔阂固化，认为这是促使民族敌意和冲突不断升级的根源 ，并且也提出和马戎教授一样的建议——取消民族划分和民族区域自治。 马戎教授提出的观点在体制内外受到多方赞许，长期被当做热门话题。如果说那时只是让少数民族人士担心政权会由此产生何种动作，现在由汉人自由派重要人物同样提出，则会进一步让他们把汉人看做无论其他分歧怎样，在民族问题上却是一致的整体。 在少数民族人士来看，就算民族划分和自治有强化民族意识、固化民族边界的问题，把中国民族关系的恶化归咎于此，也是明明房间里有头大象，却单指着墙角里的老鼠说事。其次，现行的民族自治虽然虚假，但是至少可以用当局之矛攻当局之盾，让少数民族有个保护自己的说法，取消民族自治则是推倒了这最后一道屏障。 不错，美国没有民族划分，这被马戎教授当做取消民族的支持论据，然而这同样是选择性地回避了主要方面——美国有对人权的保护，而有人权就会有民族权，因为民族无非是人的集合。没有民族划分的美国，却有最丰富多元的族群，恰恰是因为人权的保障。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源首先是缺乏人权，却要归咎于民族自治，这种避重就轻药不对症，丝毫不能实现民族关系的改善。 在这一点上，我当然不认为军宁和马戎一样。军宁提出的最终解决方案是基于人人平等、全面自治的联邦制。但是我想说，即使是在具有充分人权保障的民主社会，也不能完全不考虑对少数民族的特殊保护。举例说，汉人的民族性是逐利，藏维蒙等民族更多追求信仰与快乐，非让他们和十几亿汉人搅进同一口市场经济的大锅，如同逼迫僧侣与士兵比武，后果只能是藏人慨叹的：我们失去了本来拥有的，去追求我们本来不需要的。因此，民族区域自治若能真正落实，对于控制移民、保护生态、维护本民族生活方式，延续文化传统和保护宗教信仰，是可以起到无法替代的作用的。这个世界不应只有一种活法，也不能只剩一种文化，没有民族区域自治的屏障，中国任何民族都难免不被千百倍于自身的汉人冲刷无痕。 还有，一旦取消民族自治，达赖喇嘛主张了几十年的中间道路——即由藏民族在藏地实行高度自治——也不再有立足之地。而离开中间道路，未来靠什么消解专制压迫制造的民族仇恨，达成和解，建立共同国家呢？自由主义不能只有理念和远景，也必须考虑操作与步骤。没有民族划分的美国，不是也有印第安保留地吗？ 军宁的文章虽只是个人意见，但我担心容易产生让少数民族人士把汉人看作一体的效果。他们会认为不管是汉人政府，还是汉人知识分子，或是汉人民主派，都有同样的大汉族立场，即使不是有意也是本能地忽略少数民族的诉求。我也因此对在慕尼黑所受的冷遇多了一份理解。海外维吾尔人认为，他们不断重复的历史教训，就是跟无论如何不同的汉人打交道，最终都是维吾尔人吃亏，因此干脆就不再和汉人打交道，尤其要警惕那种打着民主旗号的大中国主义。目前海外维吾尔运动选定利比亚、叙利亚模式，就是完全不指靠汉人，只靠维吾尔人自己，把中国的高压统治当做激发民族反抗的要素，不惜为此付出巨大牺牲，以流血唤醒国际社会关注和同情，等待未来中国发生内乱无暇西顾，那就是实现新疆独立的历史时机。 上述海外维吾尔人的态度，是今年一月被警方抓捕关押的维吾尔教授伊力哈木给我做的分析。在我接触的维吾尔异议人士中，他是唯一公开表示不求独立，只求在中国框架下实现民族自治的。他本该成为维吾尔人与汉人之间的桥梁。他选择的道路是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维吾尔版，但是其他维吾尔运动人士却普遍拒绝。他们认为事实已经证明，达赖喇嘛除了让西藏人民浪费了三十年时间，什么结果都没得到。伊力哈木的被捕和他被扣上的“分裂国家”罪名则再次证明了中间道路只是一厢情愿。 王力雄，作家、民族问题专家，著有《黄祸》、《天葬：西藏的命运》、《我的西域，你的東土》、《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道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