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

（獨媒特約報導）早前民間團體反核之眾趁 三八婦女節舉行反核遊行 ，將核能議題與婦女權益連結起來。反核之眾成員陳文彥於3月11日福島核災三周年當日，於中文大學舉行講座，再次以女性作切入點，談談Rosalie Bertell修女在反核運動的貢獻。 Rosalie Bertell是美國上世紀70年代走在反核運動前線的女科學家，致力研究核輻射對人體的影響。當時核能業界意識到她的研究將嚴重威脅核工業發展，借故批評女性科學家所做的研究沒有代表性，質疑她的研究結果。Bertell因此走出建制以外，作出獨立的核能研究，梳理美國核能歷史。 美國進行多次核爆人體實驗 陳文彥引述Bertell的書作，指出美國早於1945年7月16日進行了第一次核爆，亦即是「曼哈頓計劃」。當時縱使預測到風向會轉吹向附近民居，美國政府完全不考慮居民的健康危險，仍堅持進行核爆，最後更將核爆後的居民健康報告列為機密文件。 一個月後，美國便於日本的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當時美國軍隊極力封鎖有關核爆影響的消息，令當時人民很難將輻射和核能連在一起。這次原爆最終約50年後才公佈癌症數目，其他報告則依然保持秘密。陳文彥批評，如果美國有意挫敗日本軍力，大可投下原子彈於重要的軍事設施，而非投於民居密集的廣島和長崎，由此可見美國居心叵測。 另一例則是太平洋小島Rongelap的人體試驗。美國於1954年在太平洋引爆了近200個核彈，其威力是廣島長崎原爆的一千倍，其後因風向改變，核爆影響吹至Rongelap。然而美國當時等到第3日才登島通知島民，將他們遷離。3年後美國又宣布該島已經回復適合人類生存的狀態，將島民連同其近親遷上島上；但這些近親本非Rongelap居民，未受當時核爆的影響。美國暗中利用這些近親作一個實驗比較組，研究受輻射影響及不受輻射影響的人類重新定居於核爆試驗場後的身體變化。事實上美國科學家至1978依然認為該島並不適合人類居住，整件事根本是一場人體實驗。 蛇鼠一窩的核能組織 二戰後，美國為了消除民眾對於核子科技的恐懼，在1946年成立了原子能委員會（AEC）。AEC的第一個任務是推行公眾教育，宣傳世界將會踏入原子時代，屆時車輛、飛機、甚至家居用電都可用上核能，而且更會因此而減少患癌機會；第二個任務則是研究新核武。其後因AEC臭名昭著，美國另外成立了聯邦輻射委員會（FRC）代替AEC，可是FRC的高層全來自並受薪於AEC及美軍。 美國之後又成立國家輻射防護委員會（NCRP）去訂立輻射使用者，例如核電廠工人的安全標準。可是Bertell批評NCRP假設核能工業是安全的，直至有一天被證明為不安全，違反科學論證。另一方面，NCRP的資料絕對不公開，陳文彥指當年有保險公司向NCRP索取核能安全資料，以評估核工業工人的保險需求，但最後不成功；若連保險公司也無法取得相關資料，工人更難以獲得關鍵資訊，去平衡風險和工資的利害得失。 NCRP制定人體可承受的核輻射標準亦極其兒戲。1947年，NCRP將此標準降低一半，又因找不到明確的分界線而將安全標準從「可容許輻射劑量」改為「最大容許輻射劑量」，即假如輻射劑量沒有超過最大容許，便算是安全。 1950年，由美國、加拿大和英國主導的國際輻射防護委員會（ICRP）成立，曾參與「曼哈頓計劃」的科學家也一一進入此機構。其所採取的安全標準並非重新訂立，而是跟從NCRP的兒戲標準。ICRP認為如果每1萬人內有1人因核輻射死亡便是安全。但陳文彥指當時每1萬名核工業工人，已經有6人死於癌症、10人患上非致命癌症及4名患上與基因有關的疾病。 1953年，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成立，致力推動核能的和平使用。但IAEA卻被發現於1958至1959年期間，和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糧農組織等6個聯合國組織簽訂不平等條約，迫令這些聯合國組織不可在未經IAEA同意下進行及發表有關核能的研究。由此可見這些粉飾太平的核能組織都正在美化及掩飾核能的安全問題。 前輩啟發生、死、傳承 每當有核災難，都會出現大量人命傷亡，禍至數代。走在反核前線，總會面對生死問題，陳文彥如何自處呢？在講座之末，她表示Bertell的生死觀啟發她看待生和死。Bertell認為人面對生死經歷4個階段，首先是「否認」，人們會逃避死亡的問題，並希望不用去為此而煩惱；之後則是「憤怒」，當人們領悟到死亡的現實，就出現巨大的情緒，對此難以接受；第三階段是「討價還價」，這個階段的人接受了一半的現實，並開始盡力做好自己，渡過餘生；最後的階段是「接受」，人們正式全面接受死亡的現實終究難避免，開始不再執著於死亡的苦惱。 陳文彥又表示很認同另一位反核女前輩文思慧的哲學，即放下人類的自我，放棄用一個擴張、傷害的思維去發展社會，才可以達到社會承先啟後的可持續發展。 編輯：劉軒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引起广泛关注的香港雇主虐待女佣案周二再次在提审，被告被控7项罪名，案件押后至下月29日再审，等待印尼方面提交的报告。而民间组织前一天发布的报告显示，香港没有全面阻止贩运人口的法律，令强迫劳动的现象持续，呼吁港府修法以防止同类事件继续发生。 今年1月，香港发生的虐佣案引发广泛关注。 1月13日，香港《苹果日报》报道了23岁印尼女佣Erwiana首次来港工作便遇到雇主暴力对待，她在受雇八个月内多次被雇主用衣架、木棍殴打，睡眠及进食严重不足，致使其不良于行，薪水也遭到克扣。Erwiana被送回印尼后同乡揭发了该事件。 1月20日，涉嫌虐打印佣的女雇主罗允彤在离境时被警方抓捕，后被允许以100万元港币保释，不过期间不准离港及骚扰证人，并需每天到将军澳警署报到。她被指先后共虐待三名印佣。 香港目前有33万名外佣，其中大多数来自印尼与菲律宾。曾有调查显示，约18%的外佣受到过雇主虐待。而随着多宗虐佣案接连被曝光，香港也被不少媒体称作“现代奴隶之都”。 本周二，罗允彤在律师陪同下前往观塘法院应讯，她被控1项有意图伤人、1项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1项普通袭击及4项刑事恐吓罪。为等待印尼当局向控方提交4份医学报告及1份病理学报告，案件押后至下月29日再次提审。多个外佣团体到场声援被虐外佣，要求政府保障外佣权益。 亚洲外佣协调会发言人Eni Lestari周二告诉本台，在香港，“强迫劳动”的情况十分严重，她认为，如果香港政府愿意阻止贩运人口，这并不困难，但港府并没有这么做。 “强迫劳动的情况十分严重，例如薪水被克扣，护照被中介或雇主扣押，没有假期，外佣不被允许随意更换雇主，更换工作等，最典型的就是Erwiana一案。我认为主要的问题在于Erwiana只是个案，因此香港政府并不想去做些什么来改变现状，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受害者站了出来，越来越多的人有过同样的遭遇。我认为如果香港政府想阻止贩运并不难，只是他们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是如果港府什么也不做，这样的问题会不断发生。” 而就在开庭前一天，周一，Justice Centre Hong Kong（香港正义中心）以及Liberty Asia（自由亚洲）两个民间组织发布联合报告，指香港的相关法律缺失，无法阻止对于外佣的贩运。 报告指，不同于澳门和台湾，香港并没有全面地反对贩运人口的法律，而是依靠《刑事罪行条例》、《入境条例》、《侵害人身罪条例》等措施处理问题，且香港与贩运人口有关的法律只针对卖淫，没有考虑到更广泛的“强迫劳动”问题。而造成贩运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香港对于廉价劳工有大量需求，周边亚太地区的供应量也很丰富。 报告认为香港政府应当把“贩运”的定义拓宽到强迫劳动，并立新法以杜绝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就在去年10月，加拿大温哥华判处了一起“贩运人口罪”，2008年，50岁的柯耀昆从香港移民自加拿大时将菲佣萨米恩托也带至温哥华工作，萨米恩托在2010年报警称自己被要求每天工作16小时，一星期工作7天，不允许一人出门，且一个月的工资只有500元。柯耀昆最终被判处贩运人口罪成，入狱18个月。 香港人权监察总干事罗沃启周二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由于香港的法律对于海外中介公司并无规管，令不少本地中介公司钻空子，与外佣原籍国的中介相互合作，收取高额的中介费，通常约为7个月的薪金，这令外佣在港工作的首几个月内几乎没有收入。更糟糕的是，香港不但没有有效的法律保护外佣不被贩运，一些现存的条例更使得外佣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香港政府本身一些措施，比如‘两周为限’，也令外佣出现很多担忧，那种‘卖猪仔’的情况更加恶化。这个‘两周为限’要求一个合约完结或者被提早辞退的外佣一定要14天之内离开香港，即使她有新的雇主也要重新回去申请，此外阻止她们在不同雇主中跳来跳去。但是这样一种不平衡的安排及雇主可以换外佣，外佣不可以换雇主，使得香港外佣在遇到一些剥削、不公平的处理都不敢进行投诉。” （特约记者：扬帆 责编：林迪/申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