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

Huayi Bros. Media Group 电影《一九四二》剧照，由冯小刚执导，11月29日在中国内地公映。 在中国的革命时代，吃饱是一种原罪。“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毛主席斩钉截铁地说。将革命与吃饭对立起来，是革命叙事中的一个基本原则。革命似乎要将吃饭这一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摒除于清教徒的大熔炉之外。革命者通过他们吃得少干得多、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的付出者形象，树立起他们人民公仆的光辉丰碑，以此证明，为人民服务－－而不是贪婪地填饱个人主义的肚子－－是一种备受赞赏的美德。 因此，“饥饿”是隐藏在意识形态中的线索，也成为中国近代史的集体记忆，继而变成了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叙事母题。 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2009年3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CFP/Alessia Paradisi 作家刘震云。 作家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的开头有一段有关饥饿记忆的对话。叙事者“我”问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饿死许多人！”姥娘反问说：“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温故乃知新。鲁迅说中国人善忘，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善忘，所以需要更加坚固的记忆方式——比如，文字或者影像。2012年11月29日，由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改编、冯小刚执导《一九四二》上映，试图记录和唤醒有关“饥饿”的记忆。 那是一段怎样的历史？蝗虫漫天、饿殍遍野，一九四二年的河南，树皮吃完了，野菜挖光了，直至出现狗吃人、人吃人的末日场景。《温故一九四二》中写道：“一个母亲把她两岁的孩子煮吃了；一个父亲为了自己活命，把他两个孩子勒死，然后将肉煮吃了。一个八岁的男孩，逃荒路上死了爹娘，碰到汤恩伯的部队，部队硬要一家农民收容弃儿。后来这个孩子不见了。经调查，在那家农户的茅屋旁边的大坛子里，发现了这孩子的骨头；骨头上的肉，被啃得干干净净。” 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怎么看都不像小说。其中大量引用《河南民国日报》、当时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哈里逊·福尔曼(Harrison Forman)、《大公报》重庆版派驻河南的战地记者张高峰等人的报道和记述，又常发长篇大论，造成一种冷静到冷漠的间离效果。面对苦难，作家余华式的煽情文风在《温故一九四二》中是看不到的。也许刘震云在刻意避免煽情，也许他在形式上要剑走偏锋，要以“非虚构”的方式来书写饥饿的残酷性。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并没有读到《夹边沟记事》的作者杨显惠所带给人的的感动和震撼，面对冷冰冰条分缕析的新闻报道，就像面对频发的矿难后报纸上抽象的死亡数字。 抛开美学感受，《温故一九四二》中的时间指涉颇具野心。 “我相信她对一九四二年的忘却，并不是一九四二年不触目惊心，而是在老人家的历史上，死人的事确是发生得太频繁了。指责九十二年许许多多的执政者毫无用处，但在哪位先生的执政下他的黎民百姓经常、到处被活活饿死，这位先生确应比我姥娘更感到惭愧。”从《温故一九四二》的开头，刘震云似乎就一再提醒读者：不要将这篇小说的时间背景仅仅定格在日寇来袭时的一九四二年，他一再地要将时间序列拉长，让大饥荒成为一种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鼠疫》似的寓言，进而影射一段更隐秘的历史。 这段隐秘的历史，经过另一位“饥饿叙述”的杰出小说家的记述而广为人知，那就是杨显惠和他的《夹边沟记事》和《定西孤儿院纪事》，那里更直接地描述了发生在1959年至1961年的大饥荒。 《夹边沟记事》开篇第一个故事写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没有食物可吃的夹边沟右派只能以一种名为“黄茅草草籽”的难以消化的食物为食：“这东西根本就没有营养，但是也没毒，吃它就是把空空的肠胃填充一下，克服饥饿感，就像有些地方的人吃观音土一样。这种东西能挺时间，吃上一次能挺三天，因为它是不消化的。既然不消化也就排泄不出来，需要吃别的野菜什么的顶下来。”许多人因此死亡。 而《定西孤儿院纪事》中的人吃人也远比《温故一九四二》残酷。这种残酷性源于杨显惠毫不避讳敏感话题，也无抽象概述扰乱叙事，在第一个故事《黑石头》中：“庆祥说，他刚进灶房就闻到一股怪味道，那味道是灶上的锅里冒出来的，锅里咕嘟嘟响。那气味香得很。但说着话，他突然看见扣儿的毛辫子搭在水缸盖上。他以为扣儿藏在水缸后边了，故意叫她妈说谎骗他哩，就喊了一声扣儿并且走过去看，但令他惊愕的是水缸后边空空的，就是扣儿的辫子长拖拖地放在水缸盖上。他立即吓出了一身冷汗，腿都软了。扣儿娘扭过脸问他：你站着咋哩？他看见扣儿娘被灶火照得红赤赤的眼睛，……”这样的文字，让人脊背发冷，因为真实，所以残忍。 我曾经专门问过杨显惠先生：“这是真的吗？娘吃女儿，不应该含着泪吃吗？”杨显惠答：“这是被采访者亲口告诉我的。人到了突破做人的底线的时候真是没有办法。” 革命带来了饥饿。不论是抗日战争的国族烽火，还是后解放时期的文革反右内斗，不仅在颤抖的饥饿的躯体上留下痕迹，也在这个民族的精神史上刻下伤痕。其中蕴含的大量不为人知的眼泪、仇恨、苦难和死亡，这样的记述，用刘震云的话说就是：“我在揭亲人和父老的已经愈合五十年的伤疤，让它们重新露出血淋淋的创面。” 饥饿也促成了革命。也许是饱暖思淫欲，“饿”向胆边生。《温故一九四二》中，范克俭舅舅将手中的“阿诗玛”烟扔了一丈多远：“饿死许多人，剩下没饿死的穷小子就滋了事。挑头的是毋得安，拿着几把大铡刀、红缨枪，占了俺家一座小楼，杀猪宰羊，说要起兵，一时来俺家吃白饭的有上千人！” 饥饿，是革命的动力源泉之一，不到腹中空空如也饿出个鸟来的境地，老实巴交的中国农民谁愿意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还不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诚如刘震云所说：“饥饿甚至毁灭了人类最起码的感情”。对于经历过“旧中国”赤贫生活的穷苦大众来说，他们吃不饱穿不暖的苦难记忆让他们对那些吃饱了饭的人充满了激进的阶级仇恨。因此他们推翻了三座大山，但却并不等于迎来了可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梁山泊式幸福生活，等待他们的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一个按照票证计划供应的平均主义经济系统，所以依旧要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饥饿从未消失。 当饥肠辘辘的感觉压倒一切的时候，革命理想主义就让位于空空如也的肚子，意识形态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禁不住会幻想起吃饱了饭的“旧中国”，共产主义教育在食物面前顷刻间分崩离析。 作家古华在小说《芙蓉镇》中就大段描写了在头脑中想像旧社会曾经尝过的种种美食：“于是，人们的智慧就来填补物质的空白。人们就来互相回忆，讲述自己哪年哪月，何处何家吃过的一顿最为丰盛的酒席，整鸡整鱼，肥嘟嘟的团子肉、皮皱皱的肘子、夹的筷子都要弯下去的四两一块的扣肉、粉蒸肉、回锅肉等等。当然山里人最喜欢的还是落雪天吃肥狗肉。” 这一情节在作家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中有过更加活色生香的描写，第十九章整整一章，许三观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中国好舌头就口吐莲花一般用嘴爆炒了猪肝清炖了鲫鱼，舌尖上的中国种种美味，忽悠儿子们口水一片。 作家莫言在数次接受采访时也说：他是因为想顿顿吃饺子才开始写小说的。莫言的一篇小说《忘不了吃》也透露了在“新中国”，潜在的差别仍然存在。当小说主人公的父亲来到儿子参军的军营中时，眼前的景象－－麦子被磨成精粉，玉米用来喂猪－－让这位尝尽饥饿之苦的老人大声疾呼感慨万千：“什么是共产主义？这就是！” 用《温故一九四二》唤醒我们饥饿记忆的刘震云，也始终将食物作为他小说谱系的重要线索。 《一句顶一万句》中的杨百顺卖豆腐，也卖凉粉；《故乡天下黄花》是一堆红薯引发的血案，村长孙殿元被人勒死在村西一座土窑里，这位杀手居然不慌不忙，在杀人现场吃了一阵烤红薯，留下一地红薯皮，是饿鬼投胎还是说视人命如草芥完全不当一回事？到了《我叫刘跃进》，青面兽杨志碰到张端端，是在老甘的“忻州食府”，杨志就着羊汤，吃完五个烧饼，本来大可以就此走人相安无事，结果却碰上张端端这只“鸡”以肉体作诱饵的打劫，打劫时才发现，他在忻州食府拿错了刘跃进的包，说起来，怪只怪老甘熬的羊汤太诱人，杨志刘跃进这厮都好这口，乃终有一劫。 刘震云曾经对我说：“故乡不一样的话，首先是口音不一样，你生在上海或生在陕西，口音肯定是不一样的。另外饮食习惯也不一样。比如吃羊肉，我们在河南的话我们会吃羊肉烩面，陕西人就会吃羊肉泡馍，新疆人则吃羊肉串。这些不一样综合起来就是面对世界的态度不一样。”正因于此，在刘震云乃至所有深深植根于故乡土壤之中的一批中国当代作家，都会把饥饿作为其书写的重要母题，热衷描写“吃”，在这些满足口腹之欲的食材背后，是饥肠辘辘的人民消瘦的身影，站在这片苦难的土地上。

　　一 　　在某种意义上，米沃什的这本《被禁锢的头脑》，比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更加富有意义。奥威尔的那本是预言幻想小说，重在描写人们在巨大的外部压力及恐惧之下，如何思想变形，完成了从属和归顺的过程。身在英国的奥威尔，并没有亲身经历俄式极权主义，没有看见它是如何从一个社会内部成长出来。实际上任何被称之为“怪胎”的东西，都不可能仅仅是外来的，“被植入”的，而是有其自身深刻的历史、文化及人性的根源。米沃什写在1951年的这本，重心放在了当时人们如何从自身的处境、困厄及个人野心出发，自觉并入强势力量，最终变成了压力的一部分。书中所见所闻，为作者本人亲身经历。 　　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2004），波兰诗人。当他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时，他在美国伯克利大学斯拉夫语系教书，在波兰故乡他的作品不能出版，不能在课堂上被提起，只能以地下的方式加以流传。曾经有人运用气球，将这本《被禁锢的头脑》，从美国降落在他母语的土地和山峦上。他被隔离的原因在于开始写作这本书的早些时候，他从波兰驻法国使馆文化参赞的位置上离任出走。 　　巴黎很少有人理解和接受他。时值冷战初期，巴黎的知识分子如萨特、波伏娃正陷入与斯大林主义的调情，这书被视为“美帝国主义的宣传品”。巴黎的波兰侨民不相信“新信仰”的建立，不是出于恐惧和投机，是由于有人真心相信了某些“真理”，指责他在为共产主义“做宣传”。一位巴黎的心理医生认为，一个人已经在现有体制中拥有体面位置，居然还要流亡他乡，一定是疯了。在极度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给予他支持的人中有两个光辉的名字：法国作家加缪和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后者为他这本《被禁锢的头脑》的德文版写了序言。 　　他本人之倔还在于尽管饥寒交迫，但是他不拿自己的故事和身份去赚。他是唯一一个不给“自由欧洲”写稿的流亡作家。很多年内他为自己出走的选择，感到“罪过”和“羞耻”，这种感觉伴随了他的一生，认为那除了是一个灾难，而不是别的。1960年他去了美国一呆三十年，一边教书，一边坚持波兰语写作。“忠实的母语啊/我一直在侍奉你。//每天晚上，我总是在你面前摆下你各种颜色的小碗。……命运铺开一面红地毯，在一出道德剧的罪人面前”。（《我忠实的母语》，绿原译。） 　　冰冻解除之后，米沃什于90年代初回波兰，病逝于克拉科夫。他的诗歌与其他散文作品在中国一直有出版。80年代末，老诗人绿原译出了米沃什诗选《被拆散的笔记簿》，成为许多中国诗人的最爱。近些年，陆续有《米沃什诗选》、《米沃什词典》、《诗的见证》问世。这本《被禁锢的头脑》，在人们翘首以盼很久之后，终于有中文版面世。 　　“被禁锢的”一词在波兰文里，有“使信服”、“使信任”，以及“被奴役”的意思。如果存在奴役，它也并不仅仅是强迫的，而是有着心甘情愿的意味。新信仰也许带着迷人的微笑，令人折服而不仅是压迫，这使得这本书拥有了极为丰富的阐述空间。 　　这本书也会让年轻的中国读者，面对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那批人们，有一个平行的了解。 　　二 　　米沃什来自立陶宛一个贵族家庭，他出生的年代，立陶宛属于波兰。他的家族属于说波兰语的上层社会。当时的立陶宛首都维尔诺，是一个十分国际化的城市。米沃什有一位堂兄，为立陶宛驻法国外交官员，用法语写诗。米沃什与他的年轻同伴之间，也有一个先锋诗歌的小圈子，他后来回忆道：那时候一个维尔诺的年轻诗人头脑中所想的问题，与一个法国年轻诗人没有什么分别。在当时国际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青年米沃什为自己的富有家庭感到羞惭。 　　如此美丽一个的地方，却再三被外来强权占领与蹂躏。米沃什在书里这篇《伽玛，历史的奴隶》的开始写道：“最近半个世纪它曾轮流属于不同的国家，人们在街道上见到各国的驻军，每改变一次政权，油漆工的工作量就会增加很多，因为他们要把政府门前的牌子和名称刷上新的官方语言，城里的居民又得换上新的护照，努力适应新的法律和法令。维尔诺的统治者依次为俄国人、德国人、立陶宛人、波兰人，而后又为立陶宛人、德国人、俄国人。” 　　1936年米沃什便出版了诗集，在当地享有文名。他与他的朋友们把自己的诗歌流派叫做“灾变论”，年轻人已经清晰地感到灾祸就在不远处。1939年，德国与苏联的“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瓜分了波兰，立陶宛归属苏联，红军开进了维尔诺。1940年米沃什从维尔诺逃到华沙，参加了左派的地下抵抗组织。1941年这个地方被德军占领。1944年，苏联军队从德军手中重新夺回和占领了这个地区。两次目睹苏联军队占领，米沃什将某种看似势不可挡的力量称之为“压路机”。“它沿途粉碎了一切，也粉碎了每个国家人民的希望，使其产生悲观失望的宿命情绪”。 　　维尔诺的命运是整个波兰国家命运的一个缩写。今天的人们想要在脑海中再现那种场景是很困难的：一方面，是战争结束之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另一方面，是前进中的歌声、旗帜。这一回，闯入者最大的擅长还在于，将自己描绘成历史进步的代表，有一套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学说，以“新信仰”的名义，要求人们服从。即使在黑格尔那里，历史仍然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在演进，处于当事人的视野之外，而新信仰则把客观发展的“历史”替换成了“第一人称”，声称他们这些人正好代表着历史运行的方向。 　　在这种总体形势下，实际上并无选择。摆在人们面前的，就是如何不要被甩下来，如何适应这种形势，如何与眼前的局面达成妥协。米沃什用“开船前的恐惧”来形容这种精神状态。社会危机和个人身家性命的危机，使得人们忘记了他们自身的精神道德危机，忘记了他们的道德困境和道德上的要求。人们把这个事实轻轻地压下了。耻辱印在他们的脑门上，他们尽力想要忘却。 　　该书第一个章节的标题为“‘穆尔提—丙’药丸”。它来自一位波兰作家维特凯维奇发表于1932年的一部长篇小说《永不满足》，其中有各种各样的人们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欧洲热门哲学人物胡塞尔、卡尔纳普的话题均在其内，然而书中的气氛却是诡异不幸的，人们陷入了虚无主义，深感一切都没有意义。市面上开始流行一种据说是来自蒙古哲学家的药丸，吃了这种药丸人们就会变得安详和幸福。往日争论不休的问题，会变得非常肤浅和无关紧要。米沃什借用小说中“穆尔提—丙”药丸这个比喻，来形容新信仰给人们精神上带来的稳定作用。这种药丸之所以生效，在于人们呼吸的空气中有这样四种元素： 　　一、空虚。在精神上失去依靠。失去对于世界的统一解释和统一图景。这个东西原来可以连结一个社会里不同人群——农民、马夫、工人和研究形式逻辑的大学生。辩证唯物主义正好提供了一套新的对于世界的完整解释，让孤独人有了依靠，感到自己再次成为社会的一分子，让觉得自己百无一用的人们，重新对社会有用。 　　二、荒谬。无意义感。原有传统的、温情脉脉的生活被打碎了，人们看到的是一些赤裸裸的生存行为：吃、喝、赚钱、做爱、生孩子，看不到任何理想前途，感到缺乏人生意义。某种情况就像我们这里曾经命名的“小资产阶级的苦闷”。米沃什强调，那些以传统社会看来的“异己分子”，更容易被吸收进新体制。相反，那些能够脚踏实地生活的人们，却不太容易受到这套东西的蛊惑。 　　三、必要性。在上下文中，米沃什指的是一种徒劳感。知识分子害怕自己的工作是无效的，他担心自己写下来的东西没有创造力，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和需要，不能与现实的运动保持同步。在种种干扰之下，“他写作冲动的源泉早就已经浑浊不清”。那种叫做新信仰的东西，据说既能够反映社会新的变革，还能够指导这种变革。这就好像一下子骑到老虎背上去了。人们愿意为此赌一把。 　　四、成功。不仅是获得未来人生的成功，正在发出召唤的未来，也需要一个当下的行为，就是成功地克服自己。某个作家需要接受一些“手术”，而他周围已经有人经历过了，他们现在正以同情和鼓励的眼光看着他。跨进一个新的大门对他并非易事。从前习惯了绝望与否定的语调，现在的任务是要换一种肯定的和歌颂的。他突然发现，这是能够做到的。于是，他终于“度过了转折期”，一条金光大道似乎在他面前无限展开。 　　表面上人们更多表现为喜气洋洋，像被集体施了催眠术一般，脸上挂着那种沉默诡异的表情，从此不再开口。米沃什的观察力是惊人的。他强调，在波兰作家当中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件比较晚的事情。而在短短不到两年之内，他已经感到不能忍受，意识到了后面即将到来的一劫不复的精神灾难。 　　对于西方列强的失望，也是为东欧知识分子与中国知识分子所分享的共同经验。书中有一章叫做《看西方》，作为今天的一名中国知识分子，在其中也能够找到许多共鸣。稍微拉远一点看，当时波兰知识分子遭遇到的这些问题，由战争的暴力与破坏一下子摔在人们脚面上的重负，也是一个现代性的遭际。人们从一个自洽的、受庇护的传统社会，被抛入需要个人承受巨大压力的现代社会，许多传统文化并不提供这样的支持。 　　米沃什设想后来的读者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人们没有就黑格尔式的历史运行观做出一番讨论吗？他的回答是：议题是人家设计的，对方有备而来。“在武装好的理论家和应战者之间存在着比例失调的现象，就像坦克跟步兵决斗一样。”某种情况与中国一样：一个人即使熟读四书五经，掌握了唐诗宋词这样精美的文化，但是对现代社会如何组织起来的，什么是人与人之间平等合作的关系，也仍然一无所知。结果是，运用前现代的方式去解决现代性的问题，本来应该往前一步，结果却变成了往后一步，甚至是好几步。 　　读到这些章节，我的脑海中会浮现出许多前辈的面容，想起他们说过的许多话。一位我尊敬的前辈，曾与我谈起过最初接触“社会发展观”所产生的巨大心灵冲击，他感到有人能将历史的过去、现在及未来全部说透，真是了不起。王蒙先生也始终强调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自己早年的选择无怨无悔。无论如何，我们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感受，尊重前人的道路，我自己的父亲所走的也是同一条道路。但是米沃什告诉我们，任何选择不是凭空产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条件，看似自由的选择其实未必自由。再者，选择也是建立在自身现实与思想基础之上，而这些基础本身可能是十分薄弱的。在这种条件下人的头脑更多是危机的产物，它释放危机以及复制危机。 　　米沃什揭示了某个晦涩的深层心理结构：深层是个人前途及道德危机，人们能够感受到的却又是发自内心的服膺（臣服），他没有把这个过程说成是出于外在压力。面对一场“精巧的辩护”这种批评，米沃什的回应是，他只是诚实地写出了自己看到的东西，将不同声音、不同人们自己的解释、理由写进书里，他提到了巴赫金的多声部叙述，而没有为了仇恨或怨恨，将事情简单化、符号化，更没有迎合一些等待在那里的人们的需要。 　　三 　　每本书有其自身命运。随着时间的推移，岁月的淘洗，该书的第三章“凯特曼——伪装”，显得越来越有意义。它不仅适合极权主义的早期，而且对于后期极权主义，同样有着巨大的穿透能力。 　　米沃什敏锐地指出，在来自欧洲东部的人，会发现西部的人们，不管是搬运工还是出租车司机，看上去表情坦然，轻松而自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没有那种内心的紧张、晦涩和难言。受到“辩证法压力”的人们则充满了矛盾。人们必须演戏。必须戴上面具。在大街上、办公室里、会议厅、工厂、甚至在起居室，人们说每一句话必须考虑后果。战战兢兢的状态，并没有培养起人们道德上的敏感，而是相反：人人心知肚明，知道一切不过是逢场作戏。如果不能中断，那么只有越演越烈。 　　米沃什引用了一百年前法国驻波斯外交官的一项发现，它被称之为“凯特曼”。按照这位外交官的描述，穆斯林世界的某些人们认为，为了使得信仰免遭世俗世界的伤害，不仅应该对此保持沉默，而且还要公开否认自己的观点，公开羞辱和贬损自己，采用对方的立场和语言，出席一切在他看来是荒唐的仪式和表演，争取加入到对方的阵营中去，借以蒙蔽对方，引对手犯错误。 　　如此，人们在强权面前的潜台词就变成：你要什么，我给什么。我正好是你要的那个东西，我是你的逻辑，你的立场。这下你没有什么可说了吧。如果犯错误，那是你的错误，你的不幸和无力，与我无关。你的错误由你来承担，我的错误也由你来承担。因为我就是你。这样一来，事情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本来是被迫撒谎，现在变成了一项主动的策略。他不承认自己是一个被欺骗者，反而认为自己是欺骗对方的人。他不是失败者，而成了是德胜者。在这种貌似欺骗中，他获得了某种道德上的优越感。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个人眼睁睁地从任何责任感中逃脱了。 　　某种情况很像是在王小波的小说里发生的。比如《革命时期的爱情》里的王二，作为在豆腐厂工作的工人，他需要在输送豆浆的低空管道上行走，乃至这成了他的一桩爱好，很难说这仅仅是因为工作的需要。革委会主任老鲁不停地要捉拿他，他必须不断逃离。读者或许产生这样的印象，老鲁想要捉拿他的外在现实，变成了他的内在要求，这样他正好可以捉弄老鲁，以对方的逻辑，借此戏弄对方。他东躲西藏却又抛头露面，他在空中飞来飞去却又不断落地。 　　有一次他被老鲁抓住了衣领，但那个领子是白纸画的，轻轻一挣脱就被撕成了两半，他本人就如断了尾巴的壁虎一样逃走了。还有一次他真的被老鲁抓住了，直不楞登地倒在地上看似气绝身亡。老鲁吓得赶紧把他往医院送，送出厂门他就活蹦乱跳了。气得老鲁说，下次王二再没了气，不送医院，直接送火葬场。 　　在小说里幽默一把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在现实中，重复他人的逻辑和错误，并不意味着找到自己新的起点，而恰恰会掩埋自己原来的立场，歪曲自己的感情。让人性停留恶作剧的水平之上，并没有增添任何新的东西进来，富有意义的东西仍然被排除在外。长此以往，策略也会长成人的面具，戴在脸上拿不下来。以一种空洞去对付另一种空洞，一种虚无去对付另一种虚无，一种同样是掩饰来对付原来的掩饰，这当然不需要花什么力气，只要顺势就行。 　　米沃什抱着一种博物学家的兴趣，列举了各种不同的“凯特曼—伪装”。 　　民族凯特曼。既然你们说苏联是最伟大的，那么我让你没法找茬的做法就是——每说一句话，都称赞一下俄罗斯的伟大成就，腋下随时夹着一本俄罗斯杂志或书籍，嘴里时时哼着俄罗斯歌曲，在俄罗斯艺术家演出时，报以热泪的掌声。而实际上，我可能认为那是一个野蛮国家，对此只有无比藐视。

“过去十年，我觉得普通人政治意识的觉醒是很明显的，但是政治参与的渠道越来越窄。前者给我更多的信心，后者需要我们自己给自己创造条件。我个人觉得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一种恩赐，即便有意义也不大，何况我们几乎无法预见它何时会出现。真正有意义的改变需要我们每个人做出努力，比如说NGO，比如说独立参选人，甚至包括我们在微博上不依不挠的人肉和反腐倡廉。我始终认为，不要一厢情愿等待上层某个开明人士赐给我们一个机会，这种等待是遥遥无期的，甚至是等待戈多。”     要如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瓢虫君专访人大哲学教授周濂       人物简介：周濂，1974年12月生于浙江，先后获得北京大学哲学学士、硕士学位，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05年11月至今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任教，著有《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随笔集《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等，并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作为一名学者，周濂一直在循着维特根斯坦和罗尔斯指出的道路，向哲学大厦的顶层攀登；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他试图在“一阶”和“二阶”世界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刚刚过去的暑假里，周濂担任了立人大学的导师，全程参与了Co-china夏令营，出席了上海书展，并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的专访。对于当今的哲学和哲学界，他持有怎样的看法？面对西化的浪潮，我们要如何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理性爱国”是不作为吗？大学如何在社会中明确自己的角色？在当下的中国，有热情有理想的青年应该做些什么？今晚，瓢虫君将带你走近周濂，让我们一起聆听他给出的答案。   一、随笔集和人生   Q ：为什么想选“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作为随笔集的书名呢？没看过您那篇文章的人，单从书名考虑会很容易联想到当下的中国———个叫不醒的国家。这个标题有这样的双关含义吗？ A：有一点双关。但其实这后面还有半句话没有说出来：除非那个装睡的人自己决定醒来。单看这个书名，很多人可以说我们可以打醒他，可以在他旁边敲锣打鼓，可以放鞭炮；当然叫醒的方式会有很多种，我同意，但我始终觉得真正有价值的醒来方式是他自己决定醒来。我借用威廉斯的一句话：如果苏格拉底问题是有答案的（苏格拉底问题：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那么一定是要他自己去recognize的。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这个问题是抛给每一个人的；而答案其实有千百种，各种各样。要使这个答案有价值，必须是当事人意识到这个答案是他赋予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灌输给他的。所以我最后才说：除非这个装睡的人决定自己醒来。   Q ：为什么想选“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作为随笔集的书名呢？没看过您那篇文章的人，单从书名考虑会很容易联想到当下的中国———个叫不醒的国家。这个标题有这样的双关含义吗？ A：有一点双关。但其实这后面还有半句话没有说出来：除非那个装睡的人自己决定醒来。单看这个书名，很多人可以说我们可以打醒他，可以在他旁边敲锣打鼓，可以放鞭炮；当然叫醒的方式会有很多种，我同意，但我始终觉得真正有价值的醒来方式是他自己决定醒来。我借用威廉斯的一句话：如果苏格拉底问题是有答案的（苏格拉底问题：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那么一定是要他自己去recognize的。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这个问题是抛给每一个人的；而答案其实有千百种，各种各样。要使这个答案有价值，必须是当事人意识到这个答案是他赋予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灌输给他的。所以我最后才说：除非这个装睡的人决定自己醒来。   Q ：您在本书的序言里提到，这些文章虽然涉及“时评政论、影评书评、思想笔录”等多个主题，但归根结底有一个内省的视角。您是怎么理解“内省”这两个字的呢？ A：内省就是反思，哲学就是一个反思的学问。我当年读哲学有很多动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动机就是我想活得明白，而内省是活得明白的非常重要的途径。这本书里很多文章都不是仅仅在记录这个时代，或者纯粹描述我的思考和阅读，更多的是通过观察这个时代，通过阅读某些文章或是看电影的方式，反观到我自身，思考我的自身和这个时代有什么变化。   Q ：您曾说您在做的哲学研究介于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间，就是一阶世界与二阶世界的接口，怎么理解这个1.5阶哲学？ A：我们日常生活常使用一些超级概念，比如说幸福，正义，人权，自由，其实都是在一阶的意义上使用，但是哲学的反思都在二阶的意义上——我们会问所谓的定义是什么，用法是什么。哲学家都是活动在二阶的概念反思阶段，但是如果过分沉浸其中，就会和一阶的世界渐行渐远；以至于如果你去读今天中国的很多哲学论文，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因为他们讨论的问题，他们思考的方式和我们现实生活是没有关联的。我想一个好的哲学思考应该把这个渐变的过程次第地展开，呈现出来。我在上哲学课或者写专栏的时候就在试图把这个1.5阶世界给端出来。   Q ：为什么会想到去香港读哲学博士呢？有港大学生说香港的大学往往外在很丰满（国际排名很高），但却缺少精神内核，很多人更在乎的是如何赚钱，因而香港的环境不适合沉下心做学术研究。对这种说法您怎么看？ A：我去香港很偶然。我硕士毕业以后工作了三年，但一直身在曹营心在汉，向往着回归学术。其实那个时候大家申请国外大学都处于瞎猫撞耗子的状态，并不是有的放矢。我当时只申请了三所大学，一所是香港中文大学，一所是耶鲁大学，还有一所忘记了。那两所拒了我，自然而然就到了香港。关于香港的氛围，我觉得是这样的：没错，香港的确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城市，但香港老师都接受了非常严格的学术训练，所以在香港学习能够得到更好的学术训练是毫无疑问的。我建议国内读本科的同学可以读硕期间去香港，作为一个跳板；香港可以作为你去欧美国家留学的一个缓冲地带，她的语言，她的文化，她的饮食，都跟我们比较接近，不会那么陌生，同时又高度的国际化。   二、哲学家眼中的哲学   Q ：您多次盛赞维特根斯坦和罗尔斯，他们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A：这个一言难尽。我大概是94年开始读维特根斯坦，02年开始读罗尔斯，分别读了将近20年和10年。维特根斯坦的课我开过一年，罗尔斯的课开过更多次。维特根斯坦对我的影响可能更根本一些，在读维特根斯坦之前我读哲学始终觉得有点不得其门而入，读到的哲学跟我的思想和气质都格格不入。打个比方，思考问题就像站在跳台上扎猛子，站的高那个猛子就扎得深。我觉得自己在读维特根斯坦之前是站在1米高的跳台，所以那个猛子扎得浅；当我读完维特根斯坦，我觉得我站到了十米高的跳台，使我能够深入到问题的最深处。而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是非常缜密和精心打造的一个艺术品，不像我们看到的流俗的哲学家，把话说得很满；罗尔斯会把话说得很有分寸，他的每一句，每一论点都是言之成理，言之确凿，都有自己的考虑。罗尔斯是一个非常真诚的学者，是专业化研究的典范，维特根斯坦是一个非专业化的典范。理论化和体系化上，他们俩都走到了极端，都做到了极致。   Q ：作为一个哲学研究者，您会不会感觉前人已经穷尽了各种哲学观点，以至于后世的人们很难再进行原创性的工作？ A：原创性的哲学家在过去100年确实很少，除了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也许算一个。不过如果按这样的标准，2500年能出一个，也是非常了不得的。我很愿意谈谈中国学术界的一点现状，我的感觉是中国学术界目前就像在做一个拼图游戏。中国面对的情况是模板已经丢了，每个人面对同样的素材，根据自己的想象去拼接各种各样的建筑，比如说出现了儒家宪政主义，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等等。这些拼图看似很有想象力，其实只是一堆光怪陆离的建筑。玩这种游戏的人只求新巧，不在乎是否实用，是否住得下去。   Q ：有人曾经说，哲学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哲学大家，即康德、海德格尔之类的人物；另一类是哲学工作者，即从事哲学研究和译著的人。因此，从第二个意义上讲，他认为中国当代还是有哲学家的。不知对于这一问题，您又是怎样看的呢? A：按照康德和海德格尔的标准，中国当然没有哲学家，西方当代也没有哲学家。不过我觉得中国当代还是有一撮人，在试图用自己的概念、自己的语言去表达比较独特的思想，比如说陈嘉映、赵天阳。这些人我觉得就比较具有哲学家气质，或者说就是中国的哲学家。   Q ：您会担心科学的发展使得哲学可研究的方面变得越来越窄吗? A：会啊，我觉得过去两三百年哲学学科就是变得越来越窄了啊。很多学科可以用实证的方式，用精确的计量来给出一个比较确定的答案，那么这些学科就要从哲学里分离出去了。其实物理学以前就属于哲学嘛，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很多社会科学都是从哲学里剥离出来的。   三、回归传统 VS 全盘西化：我们应当何去何从？   Q ：您怎么看待当下年轻人中间出现的鼓吹全盘西化的思潮？ A：我倒是看到了一种回潮，比如说开始穿汉服，开始读四书五经。其实各种文明的核心价值区别并不大，只是具体形式不一样，比如说孝道的形式：爱斯基摩人把父母放进冰窟让他们自生自灭，中国的话则可能是卧冰求鲤。不要小看这些具体仪式在人类生活中发生的作用，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价值都是通过外在的仪式以及礼节来表现和固化的。过去100多年，尤其是共产革命之后，仪式基本被打掉，导致我们内心的价值和信念无所依托。今天我们面对很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可能借尸还魂，我们是不是可能把那些信念和礼节重新移植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我个人是怀疑的，因为要把这些仪式强加给每一个人，会造成压迫，违背了自由的原则。   Q ：汪丁丁老师说过，中国人的价值观中从来没有自由这个维度，因此他觉得有必要在中国的语境下重构关于自由的话语，对这个观点您怎么看？ A：我觉得我们需要在中国语境下构建所有的话语，或者说需要找到和我们现实土壤的接榫点。我是学西方哲学的，对西方哲学有很强的亲和性，但我从来不认为可以把它直接拿到中国来用。比如说人权这个概念，我们今天对人权的讨论已经陷入僵局：自由主义会说天赋人权，那反对者会说根本没有天赋人权这一说，天赋人权就是臆造出来的想象物。我觉得我们需要重新梳理天赋人权这个脉络，所谓的天赋人权其实背后蕴含了一个很强的假说—自然法，自然权利的传统。但我们知道在中国的传统里是没有自然权利这一说法的，那我们说天赋人权的时候，的确有些人可能不会接受。我经常在想，我们能不能构想另外一套对当下中国人有吸引力的人权理论，一方面与西方的理论有勾连，同时又能呼应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及我们对美好人生的向往。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对于自由人权等超级概念的讨论，我们需要给出一个具体的location，很多争论拿到具体的语境下讨论，分歧就不会那么大。   Q ：那您如何看待宗教的作用？ A：宗教在我们生活上留下了很多痕迹，可能我们日用而不知，比如说美国总统在就职需要对基督教进行宣誓，所以说以纯粹的自由主义原则立国，我觉得可能太单薄。我们日常生活经常会出现“你应该做什么”和“你需要做什么”这种带有神命论意味的道德语, 也是宗教留下的痕迹。上帝已经死了，可是上帝的阴影依然存在，我觉得这是现代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难以走出的一个大的思想背景。宗教无论是对于古代人还是对于现在人而言，都是心灵安稳的一个基本要素。在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你不能从一个国家的角度去确定某种宗教作为国教，无论这个教是儒教还是基督教，但我觉得在公共生活层面，尽可能多地鼓励各种宗教生活，对于我们这个无根基时代人心的安慰是很重要的。   四、公共知识分子，还是“公知”？   Q ： 您是一个经常参与公共讨论的学者，也写过关于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变成“公知”的文章，您认为公共知识分子和“公知”的界限在哪？ A:我相信每个人小时候都有绰号，“公知”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差别就跟你小时候的绰号和你的大名的差别一样。绰号都是带有贬义和嘲讽的，并以某种漫画的形式夸大。“公知”在今天的语境下，特指有自由倾向的公共知识分子，那我觉得这个说法就更加荒诞和滑稽。你比如说吴法天、胡锡进，其实完全符合公共知识分子的特点；他们受过高等教育，经常对公共事务发言。但他们又经常用“公知”给别人扣帽子。我觉得这特别伤害健康理性的公共讨论氛围。今天中国的很多学者，很多公共知识分子也陷入到人身肉搏，污言秽语的攻击当中，这是让我非常遗憾甚至愤怒的一点。   Q ：您微博上最后一条状态是：“从今天起，挑水砍柴，读书写字，做一个远离围脖珍惜生命的四有新人。”之后再无更新。为什么您选择远离微博这个时下被热捧的新媒体？ A:不能说逃离吧，我只是回归到常态的生活。我很欣赏微博在传播信息方面的功能，但是微博上的信息高度碎片化、同质化。就我个人来说，作为一个学者，我认为应该把更多的时间放到教书，放到研究上。做研究是需要大把连续的时间，时间碎片化，我就不能focus on我的研究。我现在偶尔也会上去看看信息，比如说钓鱼岛事件，但是不更新。   Q ：说到钓鱼岛事件，您怎么看待“理性爱国”的主张？有人说那实质上是一种不作为。在面对类似问题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用“干净的手”还是“肮脏的手”？您知道，当年萨特和加缪也为此吵得不可开交。 A：我当然坚决反对暴力。我倾向于加缪，不认同萨特。我认为如果暴力是一个备选项，那么这个备选项是用尽了一切选项后的备选项，而且暴力所指向的一定不能是无辜的平民。我始终觉得我们在批判体制的时候，批评社会不公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把矛头指向具体的个人；个人可能存在某种平庸的恶，但绝对不是恶的主动制造者，他们只是被动的或是不自觉的参与者。如果我们把矛头指向广大的普通人，会把矛盾扩大化，会抓了小鱼放了大鱼。我觉得当前体制导致的一个荒谬现象是，体制内所有的受害者彼此倾轧，相互斗争，相互折磨，但不去追问，不去反抗体制本身这个最大的造恶者。这种做法变相地纵容了专制主义，这不公平。   Q ：您是否认为这次的反日游行是一种“从犬儒主义到爱国主义的过渡”呢？ A：我不觉得这是犬儒主义，我觉得这就是思想愚昧，是脑子不清楚。在我看来，这些人是彻头彻脑的软蛋，是彻头彻尾的孬种，因为他们知道打着爱国的旗号，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幌子，可以胡作非为。   五、大学·青年·启蒙   Q ：一直有这样两种观点：有人说大学应该更理想主义一点，更象牙塔一点；也有人认为现在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因此大学教育应该更世俗一点，更功利一点。您认为这两者应该如何权衡取舍？ A：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需要做一个巨大的调整。这些年来，很多专业化的院校统统改成大学，我个人觉得这个做法很不明智。真正的大学就是应该象牙塔式的，就是在灌输和培养人文素养，但是并不是所有学生都有资质，都应该接受这种教育。如果说所有的大学都只提供人文教育，不提供专业培训，那有些孩子的确不会适应社会。我们要保存一些专业院校，但现在的大学都声称自己是综合性的大学，其实是在进行职业化的教育，搞得学生和老师都无所适从。我觉得应该给你们一个备选项，比如说你要进人大，你就要做好打算：你是来接受精英教育的，接受非常纯粹的人文教育的。如果你想做工程员，技术员，做办事员，那就去某类专业院校好了。   Q ：您曾说过“理想主义的黯淡”是这代大学生给您很深的印象。那您觉得这种现象的发生主要是由资本主义带来的生存压力，还是由政治压力导致的呢？ A：我们说我们今天的社会是权贵资本主义，所以就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八九年之后，权贵介入经济生活，导致社会经济文化的彻底扭曲，让我们每一个年轻人都感到很强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是全面的，是彻底的——政治的无力，经济的无力，文化的无力。所以我始终说中国的问题是全方面的，不是说从某一个渠道去切入就可以撬动的，我觉得是需要全方位去改造的问题。 Q: 那您认为要如何改变年轻人这种普遍存在的心态呢？是寄希望于自上而下的改良，还是自下而上的公民参与？ A: 现在的情况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意识到身边在发生什么，也慢慢了解到中国的历史、现实甚至未来；现在缺的是为他们提供的参与渠道，勇气和信心。过去十年，我觉得普通人政治意识的觉醒是很明显的，但是政治参与的渠道越来越窄。前者给我更多的信心，后者需要我们自己给自己创造条件。我个人觉得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一种恩赐，即便有意义也不大，何况我们几乎无法预见它何时会出现。真正有意义的改变需要我们每个人做出努力，比如说NGO，比如说独立参选人，甚至包括我们在微博上的不依不挠的人肉和反腐倡廉。我始终认为，不要一厢情愿等待上层某个开明人士赐给我们一个机会，这种等待是遥遥无期的，甚至是等待戈多。   Q ：您提到了“普通人的觉醒”，但是我们做北斗经常能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很多大学生在“觉醒”，或者说被“启蒙”之后，反而会有更多的意识形态偏见，更热衷于去进行攻击，而不是更多独立的思考，您对这种现象有何看法？ A：我非常理解你的意思，就是年轻人经常犯的毛病嘛。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很难通过别的方式来证明自我价值，当通过阅读和思考掌握某个利器之后，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展示自我；而他们展示自我的方式是攻击别人，笔头或者口头地战胜别人。不过我个人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我觉得启蒙很重要，哎呀，在今天的中国说启蒙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首先启蒙的概念已经污名化了，很多人在反启蒙；其次启蒙的方式也很艰难。不过我还是抱有乐观态度，因为中国政府一向在以反启蒙的方式在启蒙大众：它通过打压言论自由让人们意识到言论自由是重要的，它通过打压结社自由让人们意识到结社自由是重要的，她通过任意侵害人们的财产权让人们意识到财产权是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政府是最大的启蒙者。                                    （编辑： 欧阳银华 王也 郭斯维；责编：张正）     您可能也喜欢： ＜七星人物＞第十七期：TED之南京，“Inspired by Emotions, 感情用事” ＜七星人物＞善待是一种双向的态度 ＜天权＞大河南街人物列传之瞎公 ＜七星人物＞706青年空间：让青年人互相取暖——瓢虫君专访邬方荣 ＜天权＞大河南街人物列传之酒鬼 无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