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

加藤嘉一，一个强悍到变态的日本人，被称为“日本的韩寒”，但他比韩寒更勤奋更努力。 加藤嘉一，1984年出生于日本静冈县美丽的伊豆，家里有一个小一岁的弟弟和小妹妹，家庭从爷爷开始都是贫困的。 出生时，奶奶突然离去。3岁时，自己贪玩，骑车撞上了大卡车，得幸被救回，但留下几处永恒伤疤和右耳的伤残。父亲是运动员，从小锻炼我和弟弟。小学10岁时，父亲宣布找到好工作，搬往别处，住上了大房子。 14岁时，加藤成为了优秀的柔道运动员，身高1米74，体重75公斤。14岁后，改练田径，体重下降到56公斤。练习三个月的田径训练后，荣获全国大赛第四名。同时他也参加校棒球队，参加了棒球日本小学生全国棒球大赛。在新学校里，每天坚持晨跑5公里，回家跑5公里，在路上走20公里。 小学毕业后决定报考山梨学院大学附属中学（私立的），第二次报考通过，进入实验班学习。 每天6点起床，坐一小时的电车，8点到校，下午5点放学，复习功课都在电车上完成，到家又换衣，在爸爸指导下与弟弟一起跑步，跑到8点，洗澡吃饭，复习睡觉。天天如此，很有规律。 初二时，违规参加田径比赛，参加过全国大赛、夏冬的国家青年队集训。初二时，他被很多人认为是下届全国大赛的双冠军。 但意外的是，他的腰由于过度锻炼出现伤情，致使他难以恢复原来的巅峰状态，于是放弃全国大赛，与同学去澳大利亚毕业旅游，大大开拓了眼界。 13岁时，父亲被要债，他们一家不得不不停地搬家，四年间搬了20多次。 他开始做童工，送报纸。在2200个日子里，除比赛、集训、报纸停刊，不管雷风大雨甚至台风，他都没有休息过一天，逃避过一天。那些天里，他都三点起床，三点半送报纸，六点回家吃饭，然后上学，晚上10点到11点睡觉。几乎没有一天睡过6个小时以上，平均4小时。但好在睡眠质量好，入睡容易。 他高二时托福几乎考了满分，也开始做翻译。在校，他是个日本学生中的异类，常受到排斥。后来，他决定独自与逼债的黑道谈判，让父母全心去挣钱。 在每次谈判中，他必被毒打，留下了好几道永久的疤痕，甚至出现过几次危机，但他绝不还手。后来得幸给做翻译的公司老板同情他，向黑道们施压，使得黑道不敢下重手。 高二的冬天，他每天3点开始送报，骑15公里路上学，放学后到田径场锻炼两小时，再骑15公里路到21点半回家，吃饭，做功课。到24点睡觉，还时时刻刻面对来自黑道的压力。 于是，他放弃田径，决定退役。这巨大的悲痛，加之他的“报复”社会的心态努力学习，三个月后的模拟考试，从全班中等偏下一下子升到“山梨县高考状元”水平（省状元）。在专注学习的同时，他每天还留给自己90分钟的慢跑时间。尽管学习紧张，但送报纸和做翻译工作却是一直坚持的。 高考前夕，他不为考试担忧，而为家庭担忧。于是，高考第一天送完报后，打起了退堂鼓，但心中想起了奶奶的声音，决定参加考试，但不想上大学。第一场英语迟到15分钟，但做题只花了50分钟，还剩20分钟。考试结果是：语文都扣在20分的汉字题的20分，数学满分，英语198/200，生物91/100（三选一），世界史满分（三选一）。通过简单的全国统考，参加困难的大学组织的第二轮考试，成功考中日本最高学术殿堂“东京大学”。 此前，他父亲已成功申请破产保护，但避免父母承受过多经济负担，让弟弟妹妹读大学，他决定留学中国，去北京大学。 来中国时，他一字不识，一口难说，一钱没有，得幸北京国际化程度高，安然到达北大，但又遇上非典，经过与家人商量，决意一人留在空荡的北大勺园（留学生宿舍，号称小联合国）一号楼。每天晨跑一小时，洗澡吃饭，出去与阿姨们聊，中午吃饭看字典，聊到下午5点，与传达室大哥借《人民日报》看，晚上11点带着耳机听广播入睡。后来，中文说的写的很棒。 在校期间，担任北大日本人协会会长，现任顾问；获留学生学习优秀奖本科生奖；参加、主持、策划、发言中日学术交流活动、国际研讨会共50多个。他有多种身份：制作人、策划人、主持人、媒体评论员、专栏作家、图书作者、同声传译者、人大附属中学日语教师、退役优秀运动员、谈判者、中国通。 别轻易以为有明天 12岁时，加藤父亲的新工作十分不顺利，始终是半破产状态。最后，父亲的公司终于破产了，欠下许多债务。加藤交不起学费，甚至经历过黑社会索债的情形，这像是一个日本的古惑仔的童年。 家里的钱总是不够花。他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他从初一、13岁开始打工——送报纸，尽量多赚点钱。每天凌晨3点钟起来，送到6点钟，他主要负责几个高楼公寓，跑楼梯，晴天、阴天、雨天、雪天、台风，从初一到高三，送了6年。 “父亲没有工资，妈妈、我、还有弟弟，使劲、全力以赴打工，因为不能‘定居’，没法找到固定的工作。一家5口人只能勉勉强强地活，哪有余地还父亲的债务？” 母亲是牺牲品，“同时打很多工，伤了身体。”年幼的加藤最害怕见到母亲的疲惫，更害怕听到她说：“儿子，对不起……” 为了躲避债务，加藤一家搬了很多次家，弟弟和妹妹也换了很多次学校。有一次是半夜被“有关人士”赶走的。“那一刻，我们是无路可走的……” 那段时间，他经常代表加藤家跟“要求我们还款的人展开“沟通”，打电话、直接沟通、暴力……“那些为难人家的电话，我不知道接了多少次。现在我身上还有几个伤疤，有的是永远都抹不掉的。” 高二的时候加藤开始做日英翻译了。“工资比送报纸高很多嘛。当时我身材苗条，外表也还可以，所以也当了模特，是体育服装方面的。一切都是为了支撑家庭，而不是自己的爱好。” “有一次，我们家只剩了500日元(大约30元人民币)，那时候，我带着弟弟和妹妹去附近的大超市品尝摆着的食品，日本几乎所有的超市都有‘试食角’。我不能让他们俩饿死……”18岁前，加藤一直认为自己是社会的“包袱”，他说自己其实是一个悲观的人：“别轻易以为有明天。” 长跑是加藤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后悔。“从13岁开始搞长跑，14岁的冬天，我800米的实力是全国第一的，教练很期待，结果，受伤了。” 他的跑步生涯告一段落，之后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上了高中，也参加了全国大赛，但始终没能获得满意的成绩。“17岁的冬天，身体不行了，病倒了。学习、跑步、家里的事没有办法兼顾下去了。”他只好退出了国家青年运动队。 “学习在我看来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比送报纸、料理家里的事情、跟那些流氓谈判、日英翻译等相比容易多了。”他开始准备高考，两个月后，成绩从全班倒数到全班第一了。他认为自己的体力、毅力、智力都不比任何人差。 2003年高考，漫天下着大雪。他在送报纸的时候摔了一跤，最后他考上了东京大学法学系。 一生的转机 2003年，在东京大学认识了北大的一位老师，19岁的加藤嘉一从法学部退学，从岛国日本飞抵中国——一个“ 巨大”的国家。他的人生从此发生巨大改变。 当时他是“三无”人员：一句中文都不会，一个中国朋友都没有，一分人民币都没有。其时正值“非典”，他不顾日本大使馆返日的劝告，进了北大就被隔离。第一天晚上住勺园，灯坏了，加藤哭了。第二天的米饭特别不好吃，他心情特别糟糕。“那是很忧伤的第一周。” 这样过了5年。现在，24岁的加藤嘉一虽然只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名研究生，但他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在一部中日合拍的连续剧《滴泪痣》中任副导演，他负责搞定剧本，协助导戏，剪辑片子，同时还要负责剧组与所到之处的政府沟通，“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事”；另外，他还在这部剧饰演了一个黑社会角色，掌掴女主角黄圣依——听起来着实引人入胜。 他有二十几种名片，随身携带着大概十来种，名头多是日本各种组织在中国的协调人员或顾问。他拿出一本日文书佐证，他不但给中国的许多媒体写专栏，也给日本的媒体写。另外他是一个热心的组织者、策划人、发言人、主持人，据说还是一个谈判高手，做了超过200场的谈判，他的任务是协调和沟通对方的意愿。他条理甚为清晰，说到自觉精当处，还会重复一遍。言谈里的北京方言味道，已经有那么点意思。 他对中国抱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与探索精神。2005年的中国反日游行，他就混在游行队伍里。他说自己“要用一生来了解中国”，上至温家宝总理，下至北京地铁站的人，到中国人为什么不遵守交通规则，以及贵州山区的贫困。“比如我去贵州毕节地区，最贫困的农村考察，他们不想让我看到真实的东西，就派人来跟我喝酒，结果我把那个人灌醉，他睡着了，我就溜走了。”他就这样去了中国农村“无数次”，“花自己的费用”，因为“不了解农村怎么了解中国呢？” 他熟识徐本禹，与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是“朋友”，经常上中国教育电视台的节目，对农村孩子上不起学有自己的看法：“以为使义务教育彻底免费，就可以使任何人上学了？错！很多人不是因为交不起学费上不起学，而是因为贫困。” 他每日查阅新闻，处理邮件，给媒体供中文稿，还有博客！其余是，三到五个小时的与人见面，包括应酬性质的活动，跟人谈项目，他生气勃勃，语气铿锵。 他平素一天只睡3个小时，这两个月睡得更少了——但这似乎没有影响他的脸的光洁度。除此之外，他还要把日本现役外交官的书译成中文，同时写三四本书。 他没有娱乐，除了走在路上听点音乐，偶尔看个电影，也是为了写评论。 他自认为在日本受到“排挤”，却在中国社会甚为协调。他希望对社会有影响，哪怕得到的反馈是“你他妈一个日本人”。他不害怕曝光，他的童年太不快乐，通过社会的自我观照，他能感受活着的意义。“北京是让我成长的地方，北大是我求知的场所，在北京用中文谋生的过程是有趣的。我好好表现自己，提高自己。” 他拼命写稿子，他的账户上存了多少钱，他都不知道，因为他十分忙，忙到没时间去花钱。 中国救了我 “我就是想做第一个，要与众不同。”他说得如此认真，简直像青春期少年，还有那么多来历可疑的故作反叛。但是眼前这个青年——毫无疑问，他心存大志。“媒体是统治者与普通大众之间的桥梁，我生活里跟媒体的关系很密切，一切都为了将来从政。” “我跟奥巴马是同类。我们个头差不多，他也是出身底层，也都是曾经被社会排斥的。我觉得奥巴马会改变历史，这类人可能是极少，但我还是从奥巴马身上看到自己的希望。”他认真揣摩那些大政治家的演讲，他在他们身上，找到很多的自我认同感。与那些走在涩谷的时尚少年不同，加藤嘉一意志坚定。他们走出伊豆，东京甚至不能满足他们的幻想，他们要到更大的地方去。 他每年只跟父母通一个电话，一年只回一次家，通常只呆一天，他的世界离父母的田野农活太远了。“对于这样的疏远和离别，我是感到寂寞的。”但是，“我们从小都是独立的”，他进一步说，“父母也要独立，”放低了声音，“我的母亲也很坚强——她从不给我打电话。” 加藤嘉一讲起了他童年的清贫，被黑社会追杀、被主流社会排斥……好比一个古惑仔的前世今生。我们可得而知，一个5岁开始就幻想从政的年轻人，如何度过他那与众不同的青春期。也许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就学会了长跑。他精力旺盛，野心勃勃。他所做一切，只为“成为我自己”，因为他从来不是太喜欢自己，对自己不曾满意过。 你太慢，我就显得比你快 在北大期间，加藤一直严格遵守着自己的作息表：每天早上4点多起床跑步10~15公里，然后回宿舍冲澡，吃早饭；上午上课，回邮件，看新闻；下午上课，写文章或参加活动；晚饭后7点看《新闻联播》，8点开始看书，11点睡觉。 而他的同班同学，几乎没有固定的时间表。“大家总觉得我行动力强、做任何事情都比别人快，其实日本大学生比我勤奋的人多了去了，只不过在这里，你太慢我就显得比你快。” “我周围的很多学生，说实话我和他们合不来，因为我不会玩电子游戏，对唱歌也没兴趣，更不喜欢几个人扎堆儿抱怨社会的聚餐。”来中国7年加藤从不玩游戏，也不参与宿舍的扯谈聊天。他曾经兴致勃勃地研究过“寂寞党”，发现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大家没自信，所以希望有人陪伴，渴望24小时的集体归属感”。 严格自律的加藤显然不属于这个群体，即便是有一个小小的空闲，他也会充分享受独处的时间，“如果你想锻炼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就必须学会享受一个人的时间。” 在校期间，加藤的同学最羡慕他的就是自由。虽然他参加很多社团、进行很多调研，但从未见他忙到失态抓狂，他看上去总是那么游刃有余、自在从容。加藤把这一切都归功于自律：“自由从何而来？从自信来，而自信则是从自律来。你先要学会克制自己，依照严格的日程表控制你的生活，才能在这种自律中不断磨练出自信。自信是对某一件事情的控制能力，如果你边最基本的时间控制都做不到，还谈什么自信呢？” 大学期间的自律给加藤带来的第二个收获是，他比起同龄人有更好的毅力和体魄。2010年9月19日，他受邀赴澳大利亚参加“悉尼国际马拉松比赛”，为此他已积极备战3个月。 （ via ） 友情提示：如果文章有分页可能会被截断，请 点此阅读全文 。 阅读佳人美文，让自己更美好！请访问： http://www.jiaren.org 卿本佳人 for 佳人 | 订阅 | 热文 | 投稿 | 广告 | 豆瓣小组 | 精选淘宝皇冠店 | 佳人淘宝商城 佳人猜您也喜欢： 我的日本男友 韩国人看日本人为何屡获诺贝尔奖 日本地震是核试验？ 为什么不用担心日本核反应堆爆炸？ 据说是日本的汉语课本 无觅

  按：日本今日发生8.9地震，重发加藤嘉一2010年4月24日在《新京报》上介绍日本人与地震打交道的经验。 2011年3月11日， 日本东北部发生8.9级强震 　　我是日本伊豆人，伊豆半岛是自然灾害最频繁的地方之一。对我来说，地震、台风、洪水、火山等自然灾害只是意味着平常，把它们视为一辈子要打交道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地震是常态，而不是非常态，没有人没经历过地震。 　 　疏忽建筑质量者是全民的敌人 　　日本国民对地震极为敏感，还是比较习惯“与地震打交道”的。“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对任何时代或地区来说是个永恒课题。日本不例外，中国不例外。 　　日本政府对每一处建筑物制定了明确的抗震标准。倘若一个建筑不符合或不及格其标准，它不能存在。比如，建筑是最容易造成“政商勾结”的行业，假如平时给政治人物提供政治献金的建筑业老板，做的写字楼没达到抗震标准，政治人物又偷偷容忍了其失误，或故意装糊涂，被媒体曝光后，我100%相信，这届内阁要垮台了。 　　别说政治人物，在人口极端密集的东京，如果有建筑设计师把工作做得不恰当，有疏忽，就立刻会被媒体批评，他随后的生存环境就恶化到底，成为全民的敌人。天经地义，对生活在“地震大国”的日本国民来说，建筑有多大耐心是牵涉生死的大事。建筑无小事。媒体针对建筑的监督相当严格，其力度并不亚于针对政治人物丑闻或官僚腐败的批判。 　　收视率最高的节目往往是天气预报，地震预报则是其中重要环节。2008年6月14日栗原发生地震前，日本地震局提前10秒做出了预警，并在公共电视台NHK中播出，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在地震预警上有两方面的特征：一、定期预警地震，虽有时不准或漏报，但整体上令人满意。据专家说，大的地震相对容易预测，小的比较困难；二、有了预警，还要及时向公众发布信息。比如栗原地震，从预警到播出只用6秒钟，这就要求地震部门和电视台配合非常默契。各大型公共场所都有专用的地震预报广播，比如大的商场超市，经常会播出“多少分钟后会发生×级地震，请大家迅速撤离”。所有日本人都很熟悉预警前固定的“提示音乐”。它与自己的生活和生命息息相关，此刻，人不可能不认真。 　 　抗震是“演习”出来的 　　“预警”不过是冰山一角，更重要的是全民日常的安全教育。 　　中国玉树地震发生后，中国媒体人向我咨询日本人是怎么搞预防、灾后重建和防灾教育的。我说：“其实很简单，做防震教育不要印很多教材，乱花纳税人的钱，只要各学校能坚持要求全体师生做好实际的演习训练即可，投入很少，回报很多，对师生们的帮助却很大。” 　　日本的学校每个学期都必须搞一次避震演习。所有教师从学生时代起，就接受过很多次避震演习。因此，实际遇到地震时，他们知道该如何做，正确的步骤是什么。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12年下来，我们大概要接受30多次防灾训练，从未接触过任何有关灌输理论的教材。通过不断的演习，让我们明白了，在自然灾害发生时，人与人的协调与配合最为重要。 　　演习时，首先应立刻戴上安全头套。所谓安全头套，就是平时凳子上的坐垫，但经过特殊设计，在发生晃动时，立刻将它扣到脑袋上，以保护头部。然后迅速躲藏到安全的地方，等晃动停止后，在老师的统一带领和班长的积极引导下，迅速离开教室。在那样的紧急时刻，日本人对秩序的尊重发挥到了极致，它是潜移默化而根深蒂固，不是简单依靠理论或一次性灌输性教育获得的。 　　按政府规定，所有学校建筑物必须在楼外安装临时楼梯———非常楼梯，教室里要有紧急出口———非常口。哪个班走哪条线路，都事先规划好，以避免地震发生后出现拥堵、混乱、无序等状况，这样可以保证每个老师和学生都能迅速、安全地撤离。撤离后的师生，最后到一个固定的场所，学校操场或大广场等，按每一个班级排队，班长点名确认后，迅速汇报给班主任，班主任陆续汇报给副校长，副校长最后汇报给校长。 　　家庭对灾害的准备也极为重要。虽然父母很少告诉我遇到地震该怎么做，但从他们日常行为和生活方式中，早就了解到应该如何应对地震，真的发生，该怎么做。 　　重物一般不放在高处，而放在地上或柜子里。安装电灯要非常结实，需要定期确认，有问题就赶紧维修。家家都有“防灾袋”，我家每时每刻储备着两个防灾袋，里面的东西都很轻，以便一旦发生地震，拿起来就快跑。每个家庭防灾袋中的内容大同小异，其中的食物和水，都是能长时间储存的，水一般是易拉罐装，这样不容易变质。有的家还在防灾袋里放上肥皂等。 　　大地震发生后，灾民住帐篷的情况比较少，大家都是到附近学校的体育馆中避难。这样人员相对集中，容易得到救援，食物和水也比较容易发放。比如，2007年7月16日发生的新潟大地震，许多失去家的受害者们在体育馆中度过了1个多月。 　　日本有很多关于地震的博物馆、资料馆，教育机构让中小学生参观那些地方，告诉他们生命的宝贵、地震的历史、防震知识等。 　　我建议，中国的每一所学校从小学开始，至少每学期进行一次防灾演习，至少要让学生知道假设发生地震，第一怎么做，要从哪儿出去等。现在，对中国百姓来说，地震已经不是陌生而遥远的概念了。 　 　“提前5分钟”行动吧！ 　　从两年前的汶川大地震（里氏8.0级），到刚刚发生的玉树大地震（里氏7.1级），时间流逝得如此之快。近年来，日本也发生了大地震，2008年6月14日早晨，位于东北地方的宫城县栗原市发生了里氏7．2级地震；2008年7月24日半夜，地点又是属于东北地方的岩手县沿海北部遭到了大地震，里氏6.8级，大约107人受伤。 　　中日之间地震发生的状况及后果不能相提并论，国情不同，历史不同，认知不同。我只是想跨越国界，从比较平常的角度，寻找能否推广一些实用的应对方法。 　　汶川地震发生后，我去了一趟四川。我发现，四川这个地方果然很富庶，生活很舒适。我跟成都的朋友聊天，他们平时更多考虑的是如何享受生活，之前从没想过会发生地震等牵涉生死的紧急事件，什么准备也没做。我没去过青海，但去过藏族集中居住的地区，包括拉萨。我发现，藏族朋友的生活节奏特别缓慢，没那么富裕，但以自己的传统享受生活，对牵涉生死的紧急事件，也没有避险的意识。 　　日本的情况就不一样，我们从小到大都要在“地震随时有可能发生”的非常状况下经营生活，接受了12年的防灾教育。2008年在岩手县发生两次大地震后，当地朋友相当冷静地跟我说：“天天都地震，那两次不过大一点。”从日本人的眼光上看，岩手县相当偏远，生活方式相当休闲。但与四川等地方“闲度”，还是无法对比的。 　　在家庭和学校里，日本人从小接受这样一个教育：和别人约会，必须提前5分钟到，坐在那里等别人来。而在中国，不守时的情况非常多，迟到5分钟算不上失礼。我来到北京后，按原来习惯提前出发，提前到达，北京堵车无处不在，要考虑许多不确定因素。然而，最近越来越觉得早到只能吃亏，因为合作伙伴不把守时当回事儿。 　　不要小看约会早到5分钟，这其实就是一种态度：把任何事情都做在前面，遇到问题时你才不会慌张。一个人总是迟到5分钟，你只能等着事情来了再想办法，那样自然会遇到不确定性。很多外国人觉得中国很神秘，就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随意性的因素太多，不利于提高中国人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 　　抗震救灾最终考验着的，还是国民素质的问题，包括如何尊重他人，如何与他人和谐相处，如何增加忧患意识……国民素质教育不是一天能完成的。不过，我诚恳建议，中国有关部门认真考虑，用力推行“13亿中国人提前5分钟大运动”。在任何平常或非常的场合，倘若人人都能早到5分钟，都能从未发生的角度去考虑事情，会避免很多伤亡。 　　生命无小事。任何一个公民的伤亡都是国家大事，如果早做准备，就会挽救很多人的生命。对抗震这样极端紧张的事态来说，平时的积累极为重要。我做专业运动员时，教练每天都告诉我：“你在训练中做不到的事情，在比赛中也绝对做不到。”抗震救灾也是如此。 　　栗原发生地震的那天晚上，我跟在伊豆生活的母亲通了电话，她说：“发生地震再正常不过，我们没有资格把它说成天灾。自然给人类赋予的恩惠太多，太多……重要的是尽量预防，减少灾后的损害。政府、媒体、国民都要全力配合，保持稳重。国民还是冷静的，不会引发什么动乱。东北地方的亲戚也没事，你不用担心。对了，四川怎么样？我更担心那边。日本政府应该好好把帐篷等物品提供给他们，参加救援……” 　　本文刊登于《新京报》2010年4月24日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40293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喷嚏图卦》图片托管于又拍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