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 | “逃”不开的北京
关于是否搬离北京核心区，去其他城市设立管理总部，丁秀洪还是没有下定决心。 一年以前，丁秀洪从网易门户副总编辑、视频事业部总经理的位置上辞职，创办了北京云辰科技有限公司( www.morncloud.com )，专注生产大尺寸屏幕的互联网手机。现在他所创立的手机品牌——大可乐手机，已经在大屏幕高性能智能机市场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成为继小米手机之后利用互联网渠道贩卖“移动互联网梦想”的第二个成功案例。与之同时，创业团队也已从最初的十几人迅速扩张到超过100人，“在可预见的一年内，公司的规模很可能超过500人甚至1000人。”这不仅意味着各项管理成本的飞速增长，最现实的问题是丁秀洪没办法在北京找到一个价格低廉又能够容纳得下所有员工的办公室。 房价的高企以及生活成本上升、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原因，还有北京为应对这些问题而提出的计划性限制，这些都导致外来人口逃离北京。早在2010年，国家各部委、央企以及北京各企事业单位的进京指标开始受限，要获得北京户口的成本越来越高；而外地人如果要购车不仅要有5年的纳税证明，而且还要参加摇号等等。 如今这些因素也在挤压着像丁秀洪这样的创业者，因为对创业企业而言，人才和资金是它们生存的必需品。今年4月，前新东方英语教师罗永浩在微博上为其新创的手机系统公司锤子科技招聘软件研发总监时，除了百万年薪外，还特别提到“如果应聘者的上一份工作是在上海、杭州或者深圳，锤子科技在撤离北京前，另有每年十万元的PM2.5津贴”。之前，电商公司趣玩网( www.quwan.com )、游戏公司Aruba( www.arubastudio.com )等创业企业已经离开北京。 创业公司数据库17startup(17startup.com)最新报告显示，2012年设在北京的创业公司数量占全国总量的42%，而2011年这一比例为49.8%。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传统互联网创业热地，2012年的创业公司总和占全国总量的74%，而2011年这三地创业公司合计数量占全国总量的比重则是80%。截至2012年末，17startup共收录了6560家创业公司。 中国三大经济中心带中的核心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仅以房价为例，据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城价格指数，今年6月，全国100个主要城市中，深圳、北京、上海位居全国房价最高前三位，而另一个核心城市广州的住宅均价则排在最贵榜单的第八位。何况这些城市对外来人口的流入，都有这样那样的限制。 那些不选择北京的创业公司又会去哪里？同样来自17startup的报告，2012年浙江、四川、台湾、江苏、福建、香港和湖北的创业公司总和在全国总量中的占比为20%，比2011年大幅提升了7个百分点。中国顶级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也认为，北上广从前作为中国创业中心的位置，越来越受到二三线城市的挑战。据今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3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武汉、青岛、杭州、天津、成都等都是中国宜商城市竞争力排名前20的城市，尽管香港、北京、上海、广州仍掌控着这个排名前四的位置。中国科学院中国城市竞争力课题组成员李超博士在今年的蓝皮书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所谓宜商城市竞争力，“理想的城市是创业至上的城市”，即在城市环境、基础设施等方面尽可能确保居民自由创业、企业自由发展的条件。 我在丁秀洪办公室见到他时，他的面前摊着一份《优惠政策草拟——天津空港经济区管委会给与云辰科技公司天津项目的扶持政策》，上面所列的条件颇为诱惑，比如至少能得到1000万人民币的一次性资金支持、办公场地租赁费用三年免费；公司所得税、营业税、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都能或减免或退还；当地还能为总部设在天津滨海的企业员工提供优惠购房、解决户籍入托上学等问题。 这些都可以解决丁秀洪的当下问题：如果去天津办公，丁秀洪的公司不仅可以有独栋的办公楼，还能为员工解决宿舍甚至买房问题。同样是异乡人，丁秀洪也需要考虑每个员工在北京面临的许多现实问题。 但丁秀洪依然下不了决心。他说，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科技、教育中心，“可以说要什么资源，就有什么资源；这里高校多，人才多；况且创新创业的氛围非常好，机会也很多。”此前，丁秀洪曾在北京短暂生活过一段时间。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对北京的创业环境多有抱怨，但还没有出现创业公司大量外流的现象。即便趣玩网将大部分员工从北京搬到了成都，但它在北京仍有分支机构，而且还都是非常核心的部门。 中国一份专注于创业群体的杂志《创业邦》曾经在2012年做过一个调查，寻找中国最佳创业城市，这个调查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名列前五名最适合创业的城市，苏州、天津、南京、无锡和武汉依次在后。这些城市的共同特点，是高等院校相对集中。 北上广对人才的独占性也在悄悄变化。猎头公司罗迈国际(RMG Selection)今年6月发布了《中国人才流动调查报告》(2012-2013 China Talent-flow Report)，这份报告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大约有70%的被调查对象考虑过如果工作机会足够好，将愿意到另一个城市工作生活，他们中的20%愿意去包括二三线城市在内的任何城市。罗迈国际这份报告的调查对象超过2000人，其中超过62%的调查对象目前在北京、上海两地。 天使投资人蔡文胜指出，北京依然是当下中国互联网创业氛围最好的城市，“资源也最多，也是风险投资基金最集中的一个地方。”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总监周新旺认为：“诸多的现实表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吸纳了中国最精华的资源，而这些资源恰恰是创业者必须去整合拥有的。”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创业者受困于北京，但又需要北京。 丁秀洪之前在广州生活和工作了10多年，为什么选择来北京创业？他的考虑是广州虽然是中国的制造业中心，但不是文化传媒和科学技术的中心，对于他想树立的大可乐手机品牌的文化属性，没有助益。 丁秀洪团队中最初的大部分成员是从广州跟随他来到北京。这些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互联网基因比较丰富，而传统手机产业的经验相对缺乏，因此他们在北京又招聘了一批前摩托罗拉员工。手机行业在中国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虽然移动互联网的到来使得智能手机的需求井喷，但随之而来的竞争也同样激烈。“所以对于我们这样的创业公司来说，快速反应就是关键。”丁秀洪解释说，沟通和融合是现在公司内部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希望所有员工能在一起工作，这样快速反应才能成为现实。 然而，随着创业团队的迅速扩张，这种及时沟通的诉求越来越无法满足。创业之初，丁秀洪把办公室放在了北京市朝阳区三元桥附近的一个写字楼内，租下了一间仅有100多平米的房间，这里是北京东部的一个交通枢纽。仅过了3个月，他就不得不在旁边的一个写字楼内租下了另一个办公室；3个月之后，他又不得不租下第三个办公室。“三间办公室，三地办公，沟通起来很不方便。” 于是丁秀洪有了整体换大办公室的想法。但跟着房产租赁公司考察了一圈北京写字楼租赁市场之后，他坐不住了。专门从事写字楼市场租赁研究的机构高力国际(Colliers International)的数据显示，2013年第一季度北京甲级写字楼的租金平均价格已经达到每平米327元/月，这比2012年初的每平米246元/月，上涨了接近33%。写字楼租价这种火箭般的上涨速度，是丁秀洪无力承担的；更何况即使他想租，也没有能这么足够大的办公室。 丁秀洪努力扭转这种不适感，他曾一度把目光瞄准了北京的市郊区。他去过亦庄——北京东南郊区的一个工业产业园区；去过大兴——北京正南郊区的一个新媒体产业园区。这两个地方都已经通了地铁，离北京核心区大约30公里；两地的地方政府都愿意拿出政策来支持他。 搬去郊区，还留在北京，看上去是一个折中的理想解决办法，然而也有一系列问题。尽管这些北京郊区政府可以解决办公室的问题，也可以解决政策支持的问题，有些问题却也是他们无法解决的，比如外地来京创业者如何获得北京户口，或者购买属于自己的房子等等实际问题。北京在这些问题上对外地人都有很严格的限制性规定的。 更何况，丁秀洪还要考虑员工流失问题。到北京郊区考察之后，丁秀洪却有种“这里不是北京”的感觉。“热闹的地方热闹，荒凉的地方荒凉。”丁秀洪心里也有各种疑问：搬到那里去，我们有多少员工会流失？去上班的路上要花多少时间？年轻人是否愿意去那看上去很寂寞的地方吗？他的副总裁董晓波也说，“如果全都去那里办公，招人可能是个问题。另外，合作伙伴如果都在城里，那我们其实成本也很高，因为要来回跑。” 这个时候，天津市滨海新区空港经济区管委会的招商人员找上了门。天津空港经济区位于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东北侧，距市区3公里，距港口30公里，距北京110公里。开车一个多小时即可到达，比起北京市内多数地区的上班时间而言，差不了多少。更诱人的是，滨海新区是中国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开发区，拥有相当优惠的政策支持。2006年下发的《国务院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正式批准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全国综合配合改革试验区，在管理、土地、金融、财税等方面都享有先行先试的权力。过去几年中，滨海新区对私募股权基金(Private Equity)的支持性政策，曾使得大量的基金公司入驻天津。 天津给出的上述优惠条件，丁秀洪不是不动心。然而“逃离”北京之后，公司要面临另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我们现在三分之二的员工可能会走掉。”董晓波说，他们需要估算这可能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此前把总部搬离北京的趣玩网，其创始人周品坦称，在离开的第一个月公司业绩下跌了30%。 更让丁秀洪担心的，是全部搬到天津就意味着必须要离开“创业核心区”，他认为，“互联网公司还是应该呆在有创业氛围的地方，我们还不能离开这个圈子。”天津当地没有领军型的互联网企业，也没有互联网创业气氛。 另一个解决方案则是将大部分的团队迁到天津，但在北京仍旧留下一些核心团队，比如品牌、营销等，那就意味着公司依旧会面临两地管理的问题。“出差费用高企，不同区域员工薪水的差异可能造成团队不稳定，都是问题。”丁秀洪说。 走还是不走？丁秀洪一直在纠结，“如果有选择，我可以逃掉创业；选择了创业，我就逃不掉北上广。”迄今，他还没有做出决定，但是这件事情将会随着公司的扩大，而越来越变成一件亟待解决的紧迫性事情。在丁秀洪对“逃离”北京纠结不已的同时，江西省政府正在北京召开南昌高新区的招商引资活动，而浙江嘉兴、南京建邺区、广东肇庆市等各地产业园招商的优惠政策介绍资料，正躺在笔者的电子邮箱里。 雷中辉为北京起源资本合伙人、早期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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