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维权网信息员蒋理报道）元月28日，本网信息员接到知情人士告知，武汉飞越疯人院者徐武到达北京后，得到维权学者于建嵘的帮助，给他介绍了一份看守仓库的工作，准备元月30日中国农历初八去上班。徐武在北京说：“我现在北京，生活比较困难，请求社会各界帮助我度过难关。我就是要求给我一个说法，武钢集团同工不同酬是错的，应该退还我被克扣10年的工资。我没有精神病却被精神病名义强制关押多年，我要求赔偿。”希望各界关注！ 下面是徐武的自传：《飞越疯人院的徐武自传》 ———–作者：徐武 2012年1月20日于北京 1989年我从技校来到武钢工作，刚开始与所学专业还算相符，没多久就强制调离工作岗位，我不服却没有办法，老百姓总受压迫，我认真工作，贪官污吏不赞同，让我下岗，在工会干部的干预下，我又有了工作。中国不象都是坏蛋，总有好的。我开始研究法律。武钢搞工作相同报酬不同也就是同工不同酬，我向上级控告被克扣三年工资，把武汉市劳动、司法局、市政府等告上法庭。我跟武钢打了十几场官司，从03年达到06年，法院说如果调解结案，从关心职工和人道主义援助角度，我可以领到全额工资还有一部分补偿，但我坚持要一个对错的输赢结果。 因为此事，武钢把我打伤，我要求报工伤，劳动局不同意，我申请武汉市政府行政复议，政府维持，我就又告了武汉市政府，当中，我跟武钢合同到期，让我自己写不愿续签与武钢集团的劳动合同，但被我拒绝。06年11月、12月，武钢保卫科科长在保卫科长办公室用警棍打我胳膊、头等部位，保卫科科长的父亲就是武汉市钢城分局政委，我报案，不给我立案，我一直在家里养病。 此时到了2006年12月，全国维权人士在武汉召开联谊会，维权人士在此期间被殴打，强制到外地旅游，选举法专家姚立法老师从湖北潜江偷偷赶来，谈起他在当地被监控，我有同感与他谈起我这几年的经历：因和武钢打官司，我和武钢劳动合同到期，武钢不愿续签合同。逼着我承认不愿续签劳动合同。我拒绝，就把我关在办公室用警棍把我打得浑身是伤，拘禁10多小时；我找武钢总经理反映，在总经理办公室门口又被打，毁掉病例，打110报警多次无人理；武钢还曾拘禁我3天，我绝食抗议才放回；还有一次被打，送进医院，抢救15天，公安机关无人管。姚立法老师听到我的经历，鼓励我坚持。 2006年12月4是全国的法制宣传日。宣传日刚过，我就来到北京，但到北京各部门反映无结果。我在北京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给武汉的朋友联系我告武汉市政府的案子，问结果是输还是赢，朋友说输了，并告诉我武汉警察和武钢的人在找我解决问题。我研究法律岂不知其中的奥妙，我让朋友不要理他们，朋友一个劲地和我联系，告诉我他不会害我，他在帮我，我感到朋友的危险，就告诉了我的位置。结果刚出北大校门，就被一帮人扑倒在地，铐回宾馆，手都要断了，铐回武汉公安局武钢分局坐铁板凳式的老虎凳，殴打几天不让睡觉，逼问什么炸药之事，我没搞爆炸，到哪里搞炸药，我包包里有了不少东西，他们需要什么就可以搞什么，但他们也没有证据，就让我抄一份声明，我把不属实的东西删除，警察很不高兴，马上送我去武汉青山看守所，晚饭都不让吃，饿了一晚上，在看守所关了十六天。 2006年12月31日武汉公安局钢城分局警察采用欺骗手段将我送到武钢第二医院精神科关押。当时，一帮警察拿张纸让我签，我说看看再签，警察说签完再看，我说不看不签，警察无奈让我看。纸上写道我有精神病，我拒签，警察说签完就回家，我说我没精神病，我要回家，警察把我绑架到车上铐起来送到武钢二医院精神科，亲朋好友不能看我。后来我偷偷联系到朋友，与他讲了情况。后来过完春节在警察监视下，父母来看我，我告诉他们我没有精神病，要求做精神病鉴定，但他们受了欺骗，他们欺骗我父母说我去炸天安门，他们害怕，就不给我做，他们还告诉我父母说关我几个月我就可以回家了。弟弟来看我，进不了门，我隔着栏杆对他说要做鉴定，他说胳膊拧不过大腿。 精神病院关了个武钢技术员，他告一次状，就关一次，这次是第8次，他说用锯条锯锁可逃走，无意间我找到锯条偷偷锯几天，快锯完时技术员放回家了，我独自逃走，那是2007年3月底。我逃出来，逃到北京，靠睡桥洞、捡瓶子卖维持生活。07年国际劳动节5月1日，我在天安门白天点蜡烛，因为我认为湖北政府太黑暗要光明，又被北京警察抓住交给武汉的警察，武汉警察又将我用两幅手铐拷回武汉，直接送到武钢第二医院精神科，对我进行电击，要求我交代我如何逃出去的。 然后一直就将我关在那里，开始也禁止父母来看我，父母知道警察不肯放我回家，请了武汉的律师到法院去告，法院不给立案；也请了北京方面的精神病专家来给我做精神病鉴定，但医院不让进去。这样，一直到2011年4月19日，我一直被关在精神病院，被强行吃药，如果不吃药就用电击，或吊起来殴打。5年中我被吊起来殴打多次，有时候长有时候短，要看医院的心情。伙食比医院的民工都差，还不如看守所的伙食。 2011年4月19日我弄开窗户又一次逃跑，逃到广州精神病院做鉴定，鉴定认为我有忧郁情绪，但并不构成精神病。4月26日、27日当时我在南方电视台做节目，控告武汉当局迫害人权，武汉的警察和武钢工作人员十几个人闯到电视台，当时镜头都录下来了。之后，我准备去另外一家媒体接受采访，但被他们强行带到广州一个宾馆。我知道贪官不会放过我，备有刀片玻璃，为抗议，我就吞了刀片玻璃，但还是被连夜押回武汉，又用手铐送到武钢第二医院精神科。因为我吞了刀片玻璃，他们把我强行麻醉后将刀片玻璃取出。2011年5月12日我们家父母再一次被人欺骗，说政府是为我好，我要是做了鉴定就可以回家，父母就同意了。我说做鉴定跟政府没有关系。我说要在湖北省以外的地方做鉴定，父母也同意了。但5月14日有一帮人带着仪器要给我做鉴定，因不是在湖北省以外做鉴定，我拒绝，我父母也反对，就没有做鉴定。但他们出了一个假鉴定，说我有精神病。我还是被关在精神科。5月16日武汉解放62周年我绝食抗议要回家，但没有用的。南方电视台公布了武汉警方的行为后，媒体都到武汉采访我，警方派警察守住，深圳律师黄雪涛来了四次到武汉为我提供法律援助，但一直没有见着我。武汉当局对收买不了的记者进行殴打，后来武汉当局迫于压力于6月10日零晨1:00时，把我押回家进行监控。派一帮人24小时监控，不让我出门，还在我家门口阻挡亲戚朋友来看我。 8月份我试着从家里跑出来，又被监控人员绑架我回家。后来监视松懈后，我于12月29日坐汽车离开武汉。我现在北京，生活比较困难，请求社会各界帮助我度过难关。我就是要求给我一个说法，武钢集团同工不同酬是错的，应该退还我被克扣10年的工资。我没有精神病却被精神病名义强制关押多年，我要求赔偿。 但在北京，我见到关注精神病专业律师黄雪涛，但黄律师说，现在体制下无法解决，只是因为全世界关注您，您才能出来，要不还不知道关多久呢。 徐武 的联系方式： 开户银行：农行北京分行太平庄分理处，户名：徐武，账号6228480010871704119 Email：13871100094@139.com徐武手机13871100094 公民身份证号42010719680720051X 住址：武汉市青山区新沟桥21街坊22门41号，邮编430080

有分析人士认为，10年股市成为一个循环，从终点又回到了原点，中国股市不但成为全球资本市场的异数，也让“股市是经济晴雨表”的教科书理论成为笑谈。那么，中国股市到底怎么了？ 据《信息时报》的报道，掐指一算，对于A股市场来说，“十年”这个数字似乎是一道坎儿，从1990年开始的第一个十年里，沪综指从99.98点涨到了2001年6月26日的2233点，被视为中国股市发展的第一轮牛市；在第二个十年，A股经历了从6124点大跌至1664点的坎坷，到去年12月15号，收于2228.52点；股市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快车道里，跌跌撞撞地奔跑了整整十个年头之后，竟然刚好完成了一个轮回，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中国股市的10年不振，放在全球资本市场来看也是一个异数，君不见，在这10年的时间里，美国道琼斯指数从一万点稳步上涨到一万两千点以上，累计涨幅达22％；欧洲市场上，德国DAX指数的涨幅也超过16％。 如果说这些市场还离得太远的话，那么，新兴市场的情况则更能说明问题，比如说，中国在发展中国家里最大的竞争对手印度，其股市过去十年的涨幅竟高达417％，而印尼和巴西更是分别以967％和428％的涨幅领跑全球。与此同时，唯一值得安慰的就是，法国的CAC40指数十年间32％的跌幅似乎可以证明，中国股市并不是一个人在沦落。中国股市的10年不振，彻底摧毁了所谓“股市是经济晴雨表”的知名教科书理论。 这10年间，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从2001年的9.9万亿元人民币，猛增至2010年的将近40亿元，以302％的涨幅成为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与长期陷入经济萧条和主权债务危机困境的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国家财富在这10年间可谓是爆发性增长。 香港文汇网转载的这篇文章又说，再来看看上市公司本身，中国大多数上市公司，尤其是那些国有垄断企业的利润在过去十年中，也在大幅增长，既便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A股上市公司净利润的平均增速滑落到20％以下，但仍然属于可以傲视全球的业绩。最后再来看资金面，中国的货币供应量从当初的13万亿元猛增至现在的超过84万亿元，增长了546％，可谓是几何级数的增长，以致于流动性和热钱四处汹涌流蹿。对此，多少经济学家彻夜思考，多少投资者捶胸顿足地追问：中国股市既不缺乏整体宏观经济的表现，也不乏上市公司的业绩，更不差钱；相比欧美危机和周边国家，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日子几乎可以算是身在天堂之中了。 因此，无论从任何理由上看，都难以理解中国股市过去十年间为何竟然会在原地踏步，以致于就连《华尔街日报》近日也撰文发问：到底中国股市怎么了？中国股市还有救吗？ 对此，凯迪社区作者钮文新的文章回答说，究其原因，如果资本市场是从维护特权资本利益出发而建立的规则，如果中国证监会偏离了“维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基本理念，就会变成维护特权利益的工具。特权资本是一切资本腐败的源泉，特权资本的横行破坏了资本市场的公平和信心，这也就难怪，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在A股市场上根本得不到任何保护了。 我们看到，中国一些民营企业家干到一定程度就要“跑”，为什么会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许多企业家都希望获得“特权资本”同样的好处，于是便通过行贿来获得特权，而真正赚到了钱，心里又不踏实，唯恐哪天特权背景因腐败倒台而受到牵连，所以只好三十六计“跑” 为上了。与此同时，《上海商报》的社评文章则分析认为，在这个股市指数十年之间原地踏步，但规模却迅速成长的市场中，只有少部分的人分享到了它成长的快乐。比如说，对中国股市市值扩大作出巨大贡献的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假如它们不是在这个市场上完成了证券化的改制，它们几乎不可能成为今天世界上最赚钱的银行。 但是，这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却并未对哺育它们的广大投资者做出过什么实质性的回报，不仅日常经营享受不到它们垄断市场带给消费者的任何好处，即使就连分红都是吝啬的。不仅五大国有银行如此，对股市市值贡献巨大的中石油(到去年12月13日收盘市值为1.54万亿)，也是如此。而一个好市场最核心的要素就是，全心全意服务于投资者，尤其是造福于广大的普通投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股市指数十年原地踏步也就并不奇怪了，它深刻表明，包括股市在内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应该让国民公平分享其可观成果的时刻了。 此外，Wind数据显示，2001年6月至2011年10月，中国股市十年间的累计分红仅仅只有7500.67亿元，近七成公司上市十年从未有过现金分红，上市之后公司的分红意愿也是逐年减弱。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统计显示，十年来投资者累计为国家缴纳了5388.91亿元的印花税，也就是说，若加上券商收取的佣金，则股市对股民的分红回报可能还不够冲抵交易费用。难怪基金法起草工作组组长王连洲会说，中国股市已经没有了投资价值。 就在亿万股民亏钱流泪的同时，中国股市却批量制造了一大批亿万富翁。今年市场跌跌不休，但造富能力却有增无减，去年跻身A股百富榜的家族为48个，而今年则有57个，57个家族财富总额为4606.46亿元，平均每个家族拥有80.82亿元。也许正如著名经济学家韩志国所言，四年熊市投资者亏损累累，但A股市场67%的富豪却在这四年中造就，“股权分置改革的成果被篡夺成为豪门盛宴，中小投资者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就是富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