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

Allan H. Meltzer 向 希腊提供更多贷款不会终结希腊问题。希腊目前无法实现它与欧盟(European Union)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定协议设置的预算目标。导致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希腊工人平均生产率和平均实际工资之间有很大差距，约为15%到20%。要消除这一差距，要么须提高工人的生产率，要么须下调实际工资，这样才能达到平衡。 Bloomberg 上周五，法国财长巴鲁安(Francois Baroin，左)、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中）和美国财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在法国马赛举行的G7会议上。 既然不可能将政府控制下的希腊经济的生产率提高至消除上述差距的水平，那么就只剩下两种结果。一是让希腊继续使用欧元，并用6到10年时间降低物价和工资水平，每年降幅为2%或3%。二是让货币贬值，就像希腊以前的那几次做法一样。那些以为任何一个政府都能承受六年或更长时间通货紧缩的人，祝你们好运。 有一点可以确定，这就是在种种提议之外，提高不动产税或所得税不会让希腊问题迎刃而解，出售一些国有资产、然后大规模裁员同样也不是解决办法。 有人建议，另一个办法是让IMF再提供一笔贷款。不过，这只是推迟拿出方案的时间，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同时还会把部分贷款成本转嫁给那些交纳大笔IMF会费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和日本，这些国家目前也面临严重问题。 再者，我要谈谈意大利问题，这个国家的低经济增长已持续了10年或更长时间。对于很多曾出口鞋子、纺织品和其它商品的意大利小型制造商来说，亚洲的竞争过于激烈。意大利继续浪费着其自身潜力，它把钱花在生产率低下和政治意愿坚决的过渡项目上。货币贬值将可在一定程度上让意大利的成本与当前的全球形势保持一致。减少政府开支会释放一定资源，并将其用于生产率更高的产业。 虽然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的救助协议不允许货币贬值，但有一种办法可让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其它国家(也称“欧猪国家”，PIGS)在作为欧元区成员的同时进行货币贬值。北欧国家可成立一个新的货币联盟，该联盟仅限于那些采纳具有约束力或可执行的共同财政解决方案的国家，这些方案与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和法国总统萨科奇(Nicolas Sarkozy)上月讨论的方案类似。可以让新货币相对欧元浮动，这样欧元就能贬值。一旦贬值让那些高负债的国家恢复了具有竞争力的出口价格，它们就可成为新货币联盟的一员，只要它们做出可以付诸实现的执行更严格财政方案的承诺。如果所有欧元区成员都重新会合在一起，那么欧元区就可以通过更恰当、更具约束力的财政政策规则实现新的开始。 债券持有人会因欧元贬值而蒙受损失。应当允许那些面临资不抵债威胁的银行破产，或让它们从本国政府那里借钱，但所贷款项日后必须偿还。 我们已经有了很多高明方案，足以保护银行业者，具体来说就是把恣意挥霍的成本转移到生活节俭的国民头上。要想持久解决欧债危机，就要尽量减少相互指责，同时尽可能加大努力，为过度负债和超前消费的现象画上句号。在这个过程中，应让纳税人免遭痛苦，对银行业者却不必如此。让那些问题国家的货币贬值，从而借助市场的力量结束欧洲危机。 (编者按：梅尔泽(Allan H. Meltzer)现为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泰珀商学院(Tepper School)的公共政策学教授，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访问学者，也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年和2009年版的《美联储历史》(A History of the Federal Reserve)一书的作者。)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JOHN YOO 10 年前，就在这一周，当我打开司法部办公室里的电视机的时候，看到了美国联合航空（United Flight）175号航班摧毁世贸中心塔楼的消息。之后不久，美国航空（American Airline Flight） 77号航班撞上了五角大楼。航班上的一名乘客，芭芭拉•奥尔森（Barbara Olson）──一位有名的作家和政治评论员──是我的朋友，她从飞机上打电话给我，向我们发出警讯。只有联合航空93号航班上英勇的美国人在宾夕法尼亚州上空阻止了第四架飞机抵达华盛顿特区。 当晚，在我离开荒凉的华盛顿的时候，亲眼目睹了一幅令人难以置信的画面──燃烧的五角大楼照亮了首都黑暗的夜空。然而，在接下来的10年里发生的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911之后，政府内外的反恐专家一致认为还会有更多的恐怖袭击发生。这次协调一致的劫机事件揭示了我们这个开放社会的脆弱性，同时也展示了我们可怕的敌人的手段、老练和决心。基地组织有一个坚定、聪明的领导者，在阿富汗有一处安全的藏身之所，还有数十个训练营和数千名接受过训练的战士，它信奉的意识形态吸引着阿拉伯世界那些经历过挫折、受压迫的人。以往的记录显示，该组织有重复打击同一目标的习惯：1993年，基地组织就曾试图用卡车炸弹炸毁世贸中心大厦。当时，没有人会预见到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和他的继任者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能够成功地阻止另外一次毁灭性的恐怖袭击。 回顾过去的这10年，第一个明确的经验就是：布什把与基地组织之间的斗争称作战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与过去的政府不同，布什政府并没有仅仅把基地组织看作是规模更大的中东版黑手党。911袭击已经是一种战争行为。这些袭击事件是斩首式的打击，意在一举消灭美国的领导机构。如果类似的袭击是由苏联发动的，则没有人会怀疑美国已经进入了战争状态。基地组织虽然独立于任何国家之外，但这并不能让他免受美国的军事打击，也不能仅仅藉由联邦调查局（简称：FBI）和法庭来伸张正义，毕竟这两者的手段不够强硬。 Corbis 布什政府把这次事件称作战争，也就打开了军火库的大门，基地组织的领导人因而被大规模杀伤，他们的袭击计划遭到挫败。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无需等到自杀式炸弹袭击发生才去逮捕留在现场的“嫌犯”。相反，这个国家可以发射导弹，或者是派遣秘密行动组先发制人地逮捕或是杀死敌人。我们的政府不需要法官的许可才能去监听基地组织成员的电话、拦截其电子邮件或是对其实施逮捕。我们不需要向恐怖分子宣读米兰达警告（即告知他们所具有的宪法权利），也无需为他们提供律师或是通过陪审团对他们进行审判。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可以不经律师或民事审判直接羁押敌人，并对他们进行审讯，从而获得信息以阻止未来的袭击事件。 第二个经验是，布什政府把情报变成了行动。要想打赢这场战争，首要的事情就是对情报的收集、分析和充分利用。在911之前，由于法院和国会担忧公民自由会遭到侵犯，美国的国家安全官僚体系的情报整合能力受到了损害。《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的通过、对国际恐怖分子电子邮件和电话的拦截规模的扩大、对基地组织一些高级领导人的严厉审讯使得我们获得敌人信息的渠道变得更加宽阔、更加深入。 同时，情报界和美国军方加强了战术情报和战术行动的整合，这无异于打造了一把极为锋利的尖刀。本•拉登（Bin Laden）于今年夏天被击毙并非是一时走运，而是10年来情报收集、分析和快速打击行动相结合的结果。过去，美国总统并没有这样可靠的选择权。比如，吉米•卡特（Jimmy Carter）营救伊朗人质的行动惨遭失败，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想要杀掉或抓捕本拉登却无功而返。美国人当然有理由为那些实施这次难度很大的本•拉登行动的战士感到骄傲。但是更令美国人钦佩的应该是，我们的特种部队在这一周的每一天里都在执行类似任务。 情报效率的提高再加上特种部队这个更加致命的武器，使得美国能够在挫败国内的恐怖袭击计划。这些计划包括炸毁办公大楼、住宅楼以及横越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航班。基地组织最得力的领导者大部分都已经被我们杀掉或是抓获了。 过去10年给我的第三个经验就是，尽管存在战争动员，但国内的个人权益运动比那些批评家声称的更有活力。学术界、政界和媒体精英对战争范式表达了极大的愤慨，预言我们这个时代的自由已经终结。他们从关塔纳摩湾监狱（Guantanamo Bay）、审讯、军事法庭和电子监控中看到了一个新的以国家安全为中心的国家的兴起，而这将会促使美国社会向坏的方向转变。 但是经过这10年的历练，个人自由变得比以往更加强势。政府没有对媒体进行审查，没有挖政治对手的 角，没有动用经济力量。独裁的局面也没有出现。正如宪法所期许的一样，执法、立法和司法部门正自由地、各尽所能地影响国家的安全政策。五次竞争激烈的全国性选举曾一度令总统所属的党派发生改变，一度令参议院多数党派发生改变，两次令众议院多数党派发生改变。此外，新技术和社交网络使得政治活动和政治组织的空间不断扩大，而这是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不能比拟的。 如果基地组织得以再发动一次与911袭击规模类似的打击，公民自由受到的伤害毫无疑问会大得多。相反，布什政府成功地把一个安全的国家交给了下一届政府。奥巴马曾试图关闭塔纳摩美军监狱、在曼哈顿对基地组织领导人进行审判、起诉虐囚的中情局（简称：CIA）官员，但均未获成功。然而现实以及政治反对派已经迫使政府重新拾起了很多上一届政府制定的核心反恐政策。 过去10年间，我们国家的确付出了代价，那些英勇的人们为了保卫我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10年之后，谁能说以这样的代价换取国家的安全不值得呢？ （编者注：John Yoo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法学教授。2001年至2003年间，他曾在司法部任职。他也是Encounter Books出版社刚刚出版的《直面恐惧：911与美国国家安全的未来》（Confronting Terror: 9/11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一书的共同编辑。）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