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本刊记者 马李灵珊 发自香港 日期：2011-12-09 1988 年的《你还爱我吗？》呼应中英联合声明，1989年的《今天应该很高兴》是他心中1980年代的注脚，反映香港愈演愈烈的移民大潮。至于那首著名的《十个 救火的少年》，听过的人都不会忘记那本不该忘记的一夜，2004年的《达明一派为人民服务演唱会20周年庆典》召开日期是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 他越了解香港，越爱这里，越担忧这里，就越对此地心生挑剔。 图/本刊记者 大食   “黄耀明，名字平凡，却满身异彩，更青春常在。” 11月末，香港演艺文化中心剧院，黄耀明从黑暗中缓缓踱至舞台中央。灯光“啪”地亮起，他孔雀般艳光四射时，让人不自觉想起的，就是林奕华这句话。 他今年49岁，脖颈仍然高扬，着装依旧华丽。那天的演出是进念二十面体制作的《铁路像记忆一样长》，100分钟唱尽辛亥以来的中华民谣。散场后，他坐在空无一人的红色坐席中央给摄影师拍照，脸上未褪的粉底白得发光。 恃靓行侠 “靓”这个字，贯穿黄耀明的人生。小时候扮靓，他是贫寒家中的老幺，性格腼腆，梦想做明星只因为“在电视上面看到那些人，罗文、许冠杰、顾嘉辉都穿得珠光宝气。”为此他央求母亲，带他去买当时稀有的流苏牛仔裤，“唱歌跳舞时袖子都要有穗的”，却因家境清苦，始终未能如愿。长大后是真靓，DiorHomme的设计师说，他有全香港最Dior的身材。 1986年，他在报章上看到刘以达登广告，寻觅乐队主唱，毛遂自荐后组成“达明一派”。张叔平为他亲手选定飘逸长发造型，以黑白色调拍摄专辑封面。林奕华说，“那长发俨如一朵玫瑰标记，走到哪里，哪里就沾上艳丽。”20年后，香港词人黄伟文追忆，平生惟一一次偷东西，就是在地铁里偷拿那张专辑的广告牌。 此后，他的头发短了又长，“靓”成了他的标签。在他的歌词里，“美丽”是最常出现的词汇之一。港人喜欢说某人“恃靓行凶”，“靓”也是黄耀明的武器，却是用来行侠的。 少年黄耀明痴迷电影与戏剧，有段时间每周两天去大会堂看法国和德国电影，尤其喜爱法斯宾德和维姆?文德斯。成年后，他考取了专门培养演员的无线艺员训练班，与刘德华、梁家辉同班，原因却是资历不够考取导演班，只能选读演员班再回到幕后创作。 80年代中期，黄耀明加入香港著名艺术团体进念二十面体（以下简称进念），同期成立达明一派。1987年，由林奕华参与制作、达明一派参演的戏剧《石头记》在香港取得巨大成功。此后二十余年，黄耀明与进念的合作从未断过，他还担任过进念的董事会成员。 对黄耀明来说，与进念的合作更重要的是拓展了他的表演空间，他的舞台造型、曲目编配乃至现场演绎风格都深受戏剧影响，大胆前卫，实验性极浓。胡恩威、林奕华等进念重要戏剧导演都执导过他的演唱会。 90年代初达明一派解散，他加入罗大佑的音乐工厂，再回港成立人山人海，加入英皇，成为“香港音乐教父”。时光流转，他叼着玫瑰花拍摄唱片封套，化烟熏妆，穿桃红粉蓝衣衫，戴手铐，穿性虐待意味极浓的舞台装，以中性形象示人，在脸上贴满水钻，什么稀奇古怪的造型设计与表演都用过了。 八卦杂志与城中卫道士们最早的反应是揶揄，以道德审判的角色指责他“男女不分”，但黄耀明始终笑眯眯地不予反抗，只是我行我素。到新世纪，老古董们已经可以接受曾经“匪夷所思的审美尺度”。 他自己说，“我对美丽狂热”。但美丽的定义绝不只是外表好看，而是“不论传统或古怪，当一样东西令你心动，就是美的。”当年在台南高雄宣传唱片，有人告诉他，很喜欢《我是一片云》这首歌，他便记在心里。“那刻真的很美丽，音乐让完全不同背景与文化的人有了共鸣。” 他从不排斥别人用中性、甚至形容女人的词汇形容自己，例如妩媚、精致，“什么是美？难道女人一定要苗条，男人一定要强壮才是美吗？这个社会将男女分得太清楚了。” 他的朋友、香港大学副教授何式凝说，“他年轻时太好看了，好看到大家都把他当自己孩子、兄弟似的照顾他，就像人人都喜欢的小王子。”作家迈克也说，他每次吃饭都姗姗来迟，坐下来碗里就已经有各色人夹来的鱼虾菜，人人都宠着他。 音乐人陈少琪说，“他的性格不适合在娱乐圈发展，因为不太懂得交际，也不太懂得与陌生人交往。对于滑头的人，他甚至会不顾而去。”直到现在，所有为他写歌词的人，除了香港女作家钟晓阳，他都见过。但他对朋友是极好的，林奕华在英国念书时，因为苦闷贫穷，打长途对方付费电话回来与他聊天，黄耀明真的付费两个多小时陪他说话。 也因此，香港乐坛的能人们，还是齐齐团聚在了他身边。黄伟文和林夕都受他影响极深，一向骄傲的黄伟文看过达明一派20周年演唱会后，忍不住感叹，“被遗忘的家国大事，历史书要是拒绝记载的话，就由流行曲‘卑下’地‘为人民服务’吧。” 人到中年 “你是何时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个中年人的？” 他倒没有不快，只是微微一愣，下意识地向前坐了一下。“大概在创作《KingoftheRoad》那张专辑时，身体与情绪都感觉到一种危机，开始去面对。” 这是2007年的专辑，距离他进入娱乐圈已经21年。他很坦诚，“在这个行业你很容易以为自己不会老，因为旁边的人会经常给你一种你是最好的、最漂亮的、最棒的感觉。你的粉丝也说你不会老，有些时候你真以为自己永远是所谓的金童。但在我做那张专辑的那几年，突然发现身体和情绪上也会有力所不逮的时候。我们以前拍照时还没有Photoshop，拍完就完了，现在你拍完还要花很多时间去修改照片，你就知道你不是年轻人了。” 做那张专辑时，他问林夕，能不能写一首中年掉发的男人之歌，于是有了《你头上的光环》，他的好朋友何秀萍写了首《忆苦思甜》，直接以中年口吻讨论世事。有意无意地，黄伟文也写了首《亲爱的玛嘉烈》，概念源自龙应台的书《亲爱的安德烈》，寓意写给年轻人的一些中年感悟，歌中再一次用到了“惨绿青年”，这个20年前用来形容过黄耀明的词，如今已经被用在了他的下一代身上。 今年他又出了一张专辑，叫《拂了一身还满》，名字出自宋词。时隔4年，黄耀明觉得自己已经度过了中年危机，他本来想叫这张专辑《第二春》。“身体虽然已经不再青春，但每个人都觉得你重新得到活力之时，你就重新青春了。” 他不害怕中年，即使是体验到中年危机，他也说，“《KingoftheRoad》的寓意是面对它，而不是害怕。创作它之前我有过低潮，但做完之后，我就可以去面对。我的心还是和年轻人一样，有很多躁动与好奇，也想做一些危险的事情。虽然我看上去没有那么年轻、潇洒和率性，但在心里，我还是年轻的。我还是那个最开始的我，没有多少变化。” 坦承外貌与身体的老化，源于他对青春和自我的迷恋。他的歌曲有一个长久的主题——讨论青春，从《十个救火的少年》，到《马路天使》、《摞命舞》，关注对象都是城市青年与时代的关系。黄耀明曾经痛批过香港流行偶像，常常教导年轻人要好好读书，规矩做人，其实只是在误导年轻人，年轻人最重要是“不要辜负青春”。 “青春是什么？是叛逆，用劲过得率性。叛逆不是在行为上叛逆，不是要抽烟或者打烂什么东西才叫叛逆。叛逆是你可以在你的世界里，对你看不过眼的、不合理的东西作出一些反抗。” 与此相似，内地的“文革”中，红卫兵们在做的事看上去像是叛逆、发泄青春的荷尔蒙，但在黄耀明看来，“他们（的青春）是被利用了。所以我刚才说，我的叛逆不是乱来的，有很多反省在里面。绝对不是人家认为什么是错、什么是对，就跟随。那个是很危险的。你叛逆，但是你要保持清醒。” “所有吸引大众的东西很难避免有一种口号式的煽动感，所有群众的东西都很容易变成煽动的东西，群众是最喜欢口号的。尤其是流行音乐更容易陷入单纯的口号式歌曲。可能音乐本身是煽情的，但是我觉得我的音乐有很多是理性的，不只是单方面地去喊一个口号，而是翻来覆去，讨论一些事情不同的方面。” 奇怪的是，他的唱片公司是锻造出谢霆锋、Twins和容祖儿的“口号式音乐”的典型——英皇公司。他说，“我不觉得他们的音乐很危险，也不认为他们做的事情很坏或者没有价值。但我要提供不一样的选择。现在很多所谓独立音乐人都是弹吉他唱歌，为什么？因为这个最便宜，成本最小。我很幸运，我的音乐可以用管弦乐团，用电子乐、摇滚乐，用一些很华丽的形式去谈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那些成本我没有，我去跟他们（英皇）拿，他们也愿意付。” “这也是年轻人的一种反叛，也许他们觉得我们不一定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青春也可以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他笑起来，“我的青春从来没有被‘浪掷’过，太早就已经很成熟，我很后悔。” 在他为《爱比死更冷》和《柏林苍穹下》迷醉时，身边人都在迷恋日本卡通或者英国足球，还有些人去喝酒甚至吸毒。可他直到近几年，从未喝过酒。他曾总结，自己成长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宗教。他在教会学校中度过了整个青春期，曾祈盼在信仰中寻求灵魂的解放，但“最后我发现，加入教会必须遵守许多戒条，这并没让我成为一个真正自由解放的人”。 长大后他的专辑从《信望爱》到《五饼二鱼》，都逃不开用宗教的外衣来检讨信仰本质。他的青春和他所渴望的青春，总是有些泾渭分明，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如此孜孜不倦于讴歌无畏。 大时代进行曲 《铁路像记忆一样长》的曲目中包括乐器版的《东方红》，还有《黄河大合唱》，一群人山人海的成员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唱出。即使是现在，黄耀明也承认，“以前在心里香港就是香港，中国就是中国，过去几年才开始慢慢有些转变。但最关键的转折点还是97年。” 他说，“1997年对香港人来说，才是真正的新世纪元年。”这话发自肺腑。1997年回归前夕，他在红馆开演唱会，唱了《血染的风采》、《勇敢的中国人》、《狂潮》和《最后一夜》。 那时候香港人的心态可用达明一派写在1987年《今夜星光灿烂》中的歌词来概括，“恐怕这个璀璨都市光辉到此。” 现在他回头看这句歌词，感悟不同，“80年代我们才认识到，以后我们不会成为英国人，可能要成为中国人。现在就算舞照跳、马照跑，香港也在细节上不一样了。现在中国（概念）越来越大，香港越来越小。每个城市最后都是国家的一部分，但每一个城市都应该有特色和个性。香港不再只是香港，无论它愿不愿意都要被牵连到，那个感觉蛮复杂。” 现在他常来内地，今年平安夜和元旦夜，他会分别在北京壹空间和上海MaoLivehouse举行个人演唱会。几年前他说，希望能作出让北京人和香港人有同样感受的音乐作品，但这次他说，“其实越来越难了。北京是首都，有很多不同的手在里面。香港无形的手比较少。政府有些法律我们不喜欢，还是可以游行和写文章，我们要保持。” 对于香港人黄耀明来说，这辈子第一次亲笔写的东西被删掉，是在新浪微博上。很多公共人物选择了明哲保身，但黄耀明反问记者，“你不做怎么知道底线在哪里？” 如果黄耀明自始至终只是个关注同性恋、性别或者艾滋病这些亚文化社会问题的歌手，他也许永远不会成为主流。《下流》里唱，“他们往上奋斗，我们往下漂流，靠着刹那的码头，答应我，不靠大时代的户口。”这绝不是黄耀明第一首关注现实和针砭时弊的歌曲。1997年那场演唱会的很多歌曲后来被收录到一张专辑里，副标题是《大时代曲现在进行式——我们都在这里》。 1988年的《你还爱我吗？》呼应中英联合声明，1989年的《今天应该很高兴》是他心中1980年代的注脚，反映香港愈演愈烈的移民大潮。至于那首著名的《十个救火的少年》，听过的人都不会忘记那本不该忘记的一夜，2004年的《达明一派为人民服务演唱会20周年庆典》召开日期是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 他越了解香港，越爱这里，越担忧这里，就越对此地心生挑剔。 原文点击

本刊记者张蕾发自北京 状告三部委前，李燕做过的最勇敢的事，是放弃保研资格，报考清华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中第后，人人夸她勇敢。 9月9日，她将一纸诉状递给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状告教育部、科技部和国土资源部，要求其公开副部长的分工职责等情况，包括分管部门、兼职状况及其负责联系的单位。 “告状”在李燕眼里，跟勇气无关，顶多只能说明“我可能就是比别人稍微认真了一点”，学法律的人，“多多少少还是有法治的理想情怀在。” 理想主义像一座玻璃温室，花朵们如李燕，一边自顾纯净生长，一边张望外面的世界。 态度尚好，就是时而荒谬 李燕是清华大学法学院宪法行政法专业的研究生，2013年毕业，今年开始准备毕业论文。在导师的提示和建议下，她打算做副职研究，探讨副部长的职责权限、行使职权的模式等，由于各部委官网上对职权范围的公布有限，李燕决定申请政府信息公开。 这个小姑娘在着手查询资料以前，对副职没什么概念，“可能就是比正职低一点”，至于分管，“在我国是一个固定的模式，这个在我脑袋里都没有概念。” 她对社会的体验并不丰沛和直接。她爱引用学者的话，对相关法律规定熟稔，社会的复杂运行让她好奇，甚至兴奋。 “你刚好上课上到说可以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你想，‘哦这样啊，那我也去试一试。’” 跟政府打交道成了李燕一段时期内人生体验的内容。只是她没有想到，申请过程中，“竟然会有这么多七七八八的状况出来”。 课堂上，学生老师们把政府信息公开的内涵和外延尽量掰扯清楚，法律的界定是不能含糊的事项，而实际拿到行政机关去的时候，“我感觉他们并不是太在意这个，不在意学术上或者惯例上形成的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是什么。” 她从第一批网申的部委获得信息的平均时间是27到28天（《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依申请公开的期限是15个工作日，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一 次）。在漫长的等待里，李燕修正了以前天真的观念——“我问你要，你给我就是了，又不是特别难的信息”，她开始知道，信息分属于不同的部门，要报不同部门 领导批准，如果赶上领导出差，那只能延长时限。 传说中的“行政机关‘办事难’”，李燕体会到了。在漫长的等待中，她也学会了预判。最常接到的电话是刚好第15日那天打来的，那几乎一定是要求延长时限的。 等待让李燕学会了有耐心和自我宽慰，一两个电话找不到正确的管事人，那就再接着打三四个电话。对方说，你发过来的PDF或者WORD是更高版本的，打不开。她就不厌其烦地再发一次。 公务员的说话态度都“蛮好”，但在跟政府人员的互动中，她学会了“交锋”。 比如办事人员以“职能在不断变化当中”作为不提供信息公开的理由。李燕立马接茬：变没有关系，我就要现在的。 再比如，电话那边的公务员说：副部长的职能属于我们的内部事项，跟外界有什么关系呢？李燕就开始背诵和分析法条：“根据国务院组织法，副部长属于国 务院各部委法定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而言，他（她）是整个政府架构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个人。（而既然）作为政府组织的一部分，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他的权限是应该公开的。您看，我就没问您是负责什么事务的……” 至于有些部门追问李燕到底要在文章的哪一段运用这部分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对她的目的怀有疑虑地盘问，她也逐渐习惯。 “政府信息公开施行的时间并不长，政府机关没有公开的习惯，它会觉得公开有一点不舒服，另外就是他们没有经过长期的申请、被申请、去法院诉讼的历练，他们还不会鉴别什么信息公布出去会有危险。” 最开始的被拒绝让李燕心里有些难受，也着急。后来她渐渐觉得，这事儿也挺有意思。好奇心战胜了受挫心理，她决定向所有可以申请的部委都提出请求，完善资料。 事情变得“越来越有意思”，她甚至能够在跟办事人员的谈话中，感到一些微妙。 “有时候能感觉出办事人员给我那种理由，他们自己心里会觉得不太恰当，心里挺虚的。……能去部委工作的，怎么说也起码是比较好的大学里的研究生毕业，对政府信息公开就算再不了解，你说出一句话，它荒谬不荒谬，在我们心里面是有一个共识在的。” 李燕的这个判断来自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初的回应。该部门告知李燕，因为她没有提供具体的文案名和文案号，所以“不能受理”。 “法律规定的是，如果你知道（文案号）就尽量提供。我觉得公民是有这个配合义务的，……但如果你说不提供文案名和文案号就不提供信息公开，这是我不能接受的。作为任何一个公民，不是在这个机关工作……（怎么可能知道文案名文案号?）” 4个月下来，有3个部委的没有答复或者答复不符合申请要求，李燕按照事先想好的解决方式行事——起诉。 “我申请了那么多部委，不管过程怎么样，最后只有3个部委没有给我信息。所以说，……还好吧，没有那么差，虽然也没那么好。” “我不是去找事儿的” “其实我起诉的时候心里还挺忐忑的，不是害怕，而是觉得给部委的工作人员带来了麻烦，给他们增添了不少的工作。”即便如此，她坚持起诉的理由是：“我不是去找事的，我真的是想要那个信息，……只是想在制度的框架内，通过最正常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法律是最正常的方式，这是李燕认为的常识。 “学过法律的话，不管法治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多多少少还是有法治的理想情怀在。当一个问题出现，你希望能够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希望哪一方主体都会尊重这样一种法治的结果。” 有人问过她在不在乎输赢的问题。可她觉得，这根本不是一个输赢的问题。 “那么多政府信息，一定有不能公开的，我相信。……我不是像秋菊那样去讨一个说法，只希望政府在作出决定的时候有一个理性的推理，说‘不公开’，原因是什么，告诉我，就好了。” “我理解”是她在这个事件上的口头禅。她的要求看起来并不难以满足，她的态度显得温和而谦逊。 对于诉讼给公务员可能增添麻烦的担心，她也跟导师沟通过。导师的意见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很不容易。这时候，你去挑战的，不是一个人，不是给部门找麻烦，也不是给官员找麻烦，你去挑战的对象是一个不太完善的制度。 “制度的推动就像一口大钟，要有人撞才会响。”导师的这个比喻，引得李燕热血沸腾。 “推动社会发展太狂妄，但每个人都做一点事情吧。……就这件事情（而言）我也不觉得自己勇敢，我可能就是比别人稍微认真了一点。其实这件事情并不难，也不复杂，除了麻烦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难度）。” 可是，最终法院没有立案，他们启动了诉前调解程序，劝服李燕不起诉，而三部委则根据她的要求公开信息。 于是，让人热血沸腾的撞钟“壮举”，结果是“没有撞上吧”，她遗憾地说。 “我甚至希望，（就算）结果是法院不作出判决都没有关系，哪怕（只是）它受理我的案件，部委公开信息，我撤诉，我都能接受。”她执着地认定，通过正式的法律途径来解决，“法律是这样规定的我们就这样做了”，才是好结局。 “这个事情对政府信息公开这个宏大的目标，可能没有任何改变。更多的改变是对于我的，不是对于这个制度的。” 嵌入世界的理想主义 如果没有这次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李燕跟政府的接触只有“办护照”。她说，这次漫长经历对她的影响，就是“对政府运行有了一个了解”，也满意自己的“淡定”。 父母是在某天的清晨广播中突然听说的：清华大学法学院女研究生李燕不再起诉三部委。农民父母打来电话询问时，李燕刚刚洗漱完毕准备坐下来吃早饭。父 母只是说，“你在外面那么久，你知道的东西肯定比我们多，你自己坚定就可以了。”做村干部的舅舅也对她说，“虽然挺担心，但还是觉得挺开心的。你自己在外 面要想好自己要什么，然后就勇敢去做，不要顾虑太多。” 李燕想要的，按她自己的话说，跟所有学法律的人一样。 “法律，应该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方式。当一个问题出现的时候，你不希望看到的是通过一种非理性的方式，迫使政府做出什么决定。你也不希望看到的 是，很多媒体去报道这件事情，迫使法院改变了决定。你更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法官高高地坐在上面，他公正无私，他不偏不倚，他不畏惧行政机关的强势，而凭着 自己的公平正义良心，凭着自己对法治的理解和信仰，做出合理的判决。” 温室里那些美丽的论述和蓝图，足以让理想主义的花朵们心向往之。 这种理想，是别人给的，“这是（理想社会），至少是目前在法律课堂上别人教给我们的东西，是我们学到的期望到达的一种状态。”但也“随时随地都在受到打击”。 “虽然我现在不敢说我是信仰法治的，但是我就觉得，你真的想完善法治或者说想要坚持信仰并且在这条路上做出更多的努力的话，就是要认识到它的好和不好，尤其是认识到它的不好。” 她很喜欢北大学者朱苏力说过的一句话。 他说，你和我都深深地嵌在这个世界里。 “我对它的理解就是，你和我都生长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所想所做所说其实都深深地渗透着这个世界给你的东西，并且因为你嵌在这个世界里，当你做事情的 时候，会跟身边的人有一种互动，这是一种局限，但也可能是一种自由。你在一个共同体里面，心里都有一个共识和底线在。你就是自觉不自觉地在这个世界里。”

从网络红人到创业家，罗永浩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奋斗式转型。这个被人贴上“理想主义者”标签的胖子，能否适应这个全新的角色 罗永浩坐在办公室里，房间拥挤而凌乱，一台跑步机摆放在角落，落地窗外是中关村最繁忙的一条街道。他创立的“老罗英语”几个月前刚换了办公地点，总面积比先前扩大了两倍。 接受采访时，罗永浩一脸疲惫，坐姿不断下移，时不时打起哈欠。如果之前只是通过“老罗语录”和“老罗演讲”见惯了他的犀利，会让人忍不住想，这个“胖子”今天怎么了？ “你们为什么一直没有评我当年度青年领袖，我已经做得过分优秀了？”采访快要结束时，他调侃记者。“明年一定争取。”罗永浩哈哈一笑，终于露出传说中的幽默与狡猾：“没关系，我不着急，再过几年还可以是中年领袖。” 明年，他40岁。 如果没有独特经历和理想主义标签，这段本该淹没在商海里的创业故事，恐怕不会如此受到关注。他曾被认为是游手好闲的待业青年，被当作新东方最牛×和最傻×的另类教师，还曾被认为创办了一家热衷参与公共事件的政治性网站。 逐渐地，他变成理想主义的代名词，许多大学生在他身上寻找精神慰藉和思想启蒙，无论是演艺界还是文化圈的社会名人都对他不吝褒奖。 2008年，36岁“高龄”、没有太多从商经验的罗永浩突然开办“老罗和他的朋友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创业者身份重回教育培训行业。 去年，罗永浩在海淀剧院举行的演讲会上，说了一个关于约翰·列侬被粉丝刺杀的段子——粉丝朝列侬开了6枪，平静等待警察将自己带走，临走时，指着列侬的尸体说了3个字：你变了。在段子最后，罗永浩特意强调，列侬被刺时正好40岁，其实他是想说，自己没有变。 这是罗永浩最大的困惑——他既要摸索着运作好一家企业，同时，又要与过往理想主义的形象相匹配。当有人不断说“你不行”的时候，再强大的心脏也会产生疲 劳感。他说，对于“不耍流氓能否赚到钱”的问题，自己起初并没有把握，只是单纯地相信可以。“既然我瞧不起的人都能赚到钱，为什么我不能呢？” 创业菜鸟 2007年底，牛博网关闭，罗永浩开始考虑他的下一份工作。他想过写书当作家，有人告诉他，二十多岁干这行还行，都快30的人了，当作家会很艰难。他想 想也是，中国靠写书日子过得好的人不超过20个。2008年元旦前后，和朋友商量后，他决定开一家英语培训公司，这些朋友当中，有作家兼商人冯唐。 罗永浩说自己不是一个擅长找投资者要钱的人。资金迟迟没有到位，一直拖到5月份，冯唐告诉罗永浩，不能再拖了，再拖半年就该凉下来，他给了罗永浩一笔启动资金，对罗永浩说，你先张罗起来，天天烧钱你就会焦虑，一焦虑做什么事都会顺理成章。 罗永浩拿着冯唐给的启动资金，注册了公司，简称“老罗英语”。他始终没有说服任何人再给“老罗英语”投资，中途，一位在非洲做生意的发小知道他开公司，主动给了他300万。 果然，罗永浩开始焦虑。“老罗英语”主打北美英语考试培训课程，新东方是这项业务铁板不动的老大，一开始“老罗英语”生意惨淡，总共投资600万，第一 年亏损了三百多万。“基本上每天一开门就是一万块钱不见了，被打劫也不可能这么吓人，我当时拿朋友的钱做，属于投资不是借款，赔了是不用还的，但怎么好意 思呢？”罗永浩想，万一赔了，自己找一个年薪百万的工作，除了生活开支，600万的债也要花10年才还清，还清时已经50岁。“一想到这些，我就眼前发 黑。” 他开始经常在办公室里过夜，琢磨怎么把生意做好。比如，民营英语培训旺季主要集中在寒暑假，3月投入宣传成本，6月才能收回，每个月的资金流动很不均匀，为了鼓励学生早缴费，他推出过一项促销方案——越早交钱，收费越低。 “从消费心理学角度讲，这个方案的愚蠢之处在于，如果我这个月报名要交1200块钱，得知上个月报名的只交了1100块钱，就会很窝火，很犹豫，结果这 个月没交，下个月得知又要多交100块会更窝火，在这种非理性的情绪下可能会选择你的竞争对手。看了些专业书后才知道，要倒过来做——开始就定最后一个月 的价，如果报得早打折，消费者这个时候会觉得什么时候交都是占便宜，只不过早交多占便宜，晚交少占便宜，这样他就可以接受，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他研究 了很多市场营销专业的书籍，发现自己“走了很多弯路”，于是开始推出一系列类似的改版营销方案。 后来，“老罗英语”又推出了适用所有课程的“一块钱计划”，前8次课只要花一块钱，如果觉得满意，再付全款继续听完剩余课程。他亲自创意广告文案和宣传画：一块钱可以买什么，一枚鸡蛋，一节电池，一个避孕套，或者到“老罗英语”听8次课。 第二年，经营情况有所好转，亏损100万。2010年底，罗永浩在北京海淀剧院举行了一场演讲，题目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创业故事”。之前，他的演讲题 目是“我的奋斗”。他为这场演讲做了一个月的准备，巨大投影仪、大量PPT，还有精简的舞台设计，罗永浩一一列举出自己两年来亲自参与设计的宣传海报和营 销心得。平心而论，他亲自设计的广告创意足以让人眼前一亮。 演讲进行到最后，罗永浩说，希望明年公司能够赚到钱，换到更大一点的地方继续演讲。 “老罗语录”的传说 10月25日，罗永浩在北京保利剧院完成了今年的岁末演讲，题目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创业故事Ⅱ”。他宣布了两条消息，一是去年北京海淀剧院演讲网络点 击率超过1000万，另一条是“老罗英语”创办到第三年，终于开始盈利了。100万的数额并不大，但兴奋和得意，他毫不掩饰，台下掌声一片。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老罗语录”，罗永浩今天会是什么样子。11年前，他给新东方校长俞敏洪(微博)寄去一封求职信，依据新东方的招聘标准，逐个列举自 己有能力胜任新东方教师的理由。在“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英语专业者优先”后面，他回复：真不喜欢这么势利的条件，这本来应该是XX之流学校的要求。 第二年，高二辍学、主要靠替人组装电脑维持生计的罗永浩进入新东方学校，并很快成为一线教师。 像许多新东方老师一样，罗永浩会时不时用一些搞笑段子活跃课堂气氛，与其他人不同，他的段子总要挑战“权威”。例如，指责中医疗法缺乏药检机制；怀疑中国传统的家庭关系；愤怒地抨击暂住证制度，表示自己要以身试法、誓死不办。 他经常在课堂上对学生说，人脑需要独立思考，很多习以为常的东西实际上都经不起推敲，他形容这叫“有思想”。 罗永浩信口讲出这些段子时，并没想到日后可能产生的影响。有的学生在课堂上录音，他认为只是留作复习之用。其实学生将他的段子剪辑成集，传到网上，标题叫作“老罗语录”。 “老罗语录”迅速在学生圈中传播开，在追捧者眼中，罗永浩的幽默、有独立思考精神、阅书无数、耿直敢言，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最高峰时接近100 公斤，很多学生称他“罗胖子”。后来，他设计的广告语中有这样一句： 有思想的年轻人到哪儿都不太合群，直到他们来到老罗英语培训。 成为不大不小的公众人物，给罗永浩带来的不全是正面影响。外面开始流传他和新东方发生不和的传闻，还有人辱骂他的语录拙劣、哗众取宠。 对于老东家，罗永浩向来不愿过多谈论，尤其在他创办公司后。他说，在新东方待了两三年就已经很不舒服，公司的气质和自己想象的很不一样。因为没想好做什么，才又多待了两年。“其实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只是闹出了一点小不愉快。” 罗永浩说的气质，是指英语培训行业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比如“不用背单词”、“多少天保过”的宣传，还有“无效退款”却又从不兑现的服务承诺。 很多老师也让他恼火。有一次，他听到一位老师对学生说，自己上学时被宝马车溅了一身泥，教的调节办法是以后发财也开宝马溅别人一身泥。“完全是一种SB 逻辑，居然把这样的价值观传递给学生。”至今说起，他还会破口大骂，碰到自己看不惯的东西，他常常情绪失控，他在新东方时朋友并不多。 2006年初，罗永浩向新东方递交辞呈，夏天，正式离开新东方。这是一份能够给他提供极好待遇的工作：年薪50万，工作时间除开寒暑假3个月比较忙碌，平时只要在周末上两到三节课，“极其舒服”。 罗永浩说，以自己的标准，对商业领域里的大部分人，他是瞧不起的。他认为这些人没文化，没思想，没水平，没道德，什么都没有。他感觉到再找一个自己能够认可其价值观的老板很困难：“也许人家不是成心骗我，但我会有上当的感觉。” 逝去的牛博网 黄斌是罗永浩创办牛博网时的合作伙伴，认识罗永浩前，他听过“老罗语录”，“当时觉得很有趣，就问身边的朋友有没有人认识老罗。”后来，他们经人介绍成为了朋友，他记得第一次见面时，老罗穿了一件军大衣，不修边幅。 当时黄斌正在寻找合适的投资项目，罗永浩刚从新东方辞职。俩人都认为国内媒体平台存在一边倒的问题，他们都没有涉足过这个行业，不知道有政府控制这回事，觉得一边倒是行业本身造成的问题。于是，两人打算合伙创办一家尽可能多元化，有多种声音，不要有异常倾向的网站。 这是罗永浩第一次创业，只是牛博网后来的命运，让很多人忽略了这段经历。同“老罗英语”一样，牛博网没有寻找投资，启动资金主要来自他和黄斌。资金有 限，没有请太多员工。罗永浩负责内容，黄斌做程序出身，负责技术。很长一段时间，牛博网每个月要都亏掉几万块钱，主要花在服务器带宽上。 罗永浩说，他们当时对互联网完全没有概念，觉得只要点击量有了，钱就有了。“牛博网最早是想做成一个综合性的博客网站，但不是提供博客空间服务的性质， 是选择一些博客作者的文章做内容。在罗永浩看来，牛博网不能算是一个纯粹的博客服务中间商，只是借助了博客形式，比起互联网产品，更像是一个媒体。 没有清晰的商业模式和发展战略，上线十几天，牛博网的PV量就超过20万，艾未未、梁文道、韩寒等众多名人，相继成为牛博网作者，之前老罗语录积累下来的众多粉丝，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牛博网的受众基础。 因为没有删帖，牛博网在很多公共事件中充当了平台角色。厦门PX事件中，一位当地的牛博网作者用手机短信发到自己的牛博网博客上，做了文字现场直播。山西黑砖窑奴工事件，只有牛博网上的帖子一直没有被删。 创办两年后，牛博网被强行关闭。 对于牛博网的结局，罗永浩始终觉得自己很无辜，他说：“当时我们是要做一个综合性网站，所以没有刻意回避政治问题，并不是我热衷政治问题。在大多数网站 要做自我审查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做，政治内容就显得格外突出，我们真的没有刻意去做。”被关闭前，因为一些广告收入，牛博网已经基本实现收支平衡。 虽然没有赚到钱，但罗永浩十分得意。直到今天，还有人发给他邮件讲牛博网是自己的思想启蒙网站。因为邀请作者，他结识了一大批精英圈子里的朋友，他的大部分精英圈朋友，都是通过牛博网认识的。 理想vs利润 对于罗永浩的创业能力，他的前搭档黄斌评价：“从经商角度看，老罗并不是个适合去独立经商的人，他必须要有合作伙伴。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完整的地方，如果我给自己独立经商打80分，老罗可能只有60分。” 在黄斌看来，除了管理能力，罗永浩的放权能力是他独立经商的另一块短板，“如果管理能力不够，放权不够，自己又忙不过来，某种意义上是致命的。” 做公司以来，罗永浩越来越感觉到精力不够用，“除了工作，就是睡觉”。暑期班时，连续3个月，他每天睡3小时。其余时候，每天睡6小时。 以前更新微博时经常和人吵起来，做公司后，他很少有因工作外的事和人较真，但不久前，他还是发微博和西门子吵了一阵。 罗永浩说，他是个精力很充沛的人，只是管理能力差些。他正在调整，打算明年物色CEO，自己逐渐过渡到专注教学质量和大的战略方向。 他定下的最大战略是：提供一个在教学品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能够给学生带来一些价值观影响的商业培训机构。暑假班里，他请来贺卫方等靠谱学者给学生开讲座。 “老罗英语”创办后，冯唐根据罗永浩的性格特点，给了他3条建议：抓大放小，战略目标明确，学会容忍。罗永浩不是一个严格遵守规则的人，冯唐警告他，如 果笔记本记了10件事，必须把最重要的3件事排在前面做完，不能按照兴趣和心情决定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还提醒他，不要因为个人性格的适合度就亲近或疏远员 工。 罗永浩对财务没有特别精细的概念，尽管是新东方一线教师，他辞职时并没有攒下多少积蓄，“大部分收入在请客吃饭、买书买碟、打出租车中不知不觉不见了”。 运作“老罗英语”3年，他的收支意识依然淡薄，举办一场活动，他通常会不听财务主管的劝告，而去选择效果最好的方案，直到财务主管将成本数据摆到他面前，向他证明即使活动成功也可能亏钱时，他才会稍加控制。 开会时，罗永浩经常用自掏腰包相威胁。有时候项目效果出来特别好，证明他是对的，有时候他发现少用一半钱也能产生同样效果。 罗永浩给接触过他的人留下工作狂的印象。好友刘瑜认为他是一个“事无巨细，都不放心交给别人去做的完美主义者”。左小祖咒更加直接：“作为朋友，我更希望他在奋斗的路上身体健康，不要过于玩命。” 尽管认为罗永浩不是一个很好的独立创业者，黄斌仍然把他看成是自己众多合作者中最好的一个，“作为合作者，罗永浩是最好的一个，他在工作上的热情和敬业，曾让我强烈感觉，一个人能在一方面有所建树，一定是因为完全投入了热情。” 罗永浩想赚大钱的时候，选择了到新东方当老师，因为只有这个职业才能在一年之内达到标准。再有天赋的工程师，学成第一流也要10年。 27岁开始，罗永浩的事业危机感愈发强烈，身边开始有人不断提醒他，这样下去不行。他意识到，做很多事情都需要钱。逢年过节，哥哥姐姐会给父母买些礼 物，而自己只能说些漂亮话，总让他不舒服。这些现实观念对他都有影响，无论是在新东方教书、做网站，还是办公司，他都不掩饰赚钱是直接动机。 他还是不忘记调侃一下，新东方离他的办公室5分钟路程，自己最累的时候，绕着它走一圈，回来又是斗志盎然。 创办企业后，罗永浩最讨厌别人问自己，你以前老是骂这个老板恶心那个老板耍流氓，现在自己做公司，是否理解他们。他坚持让“老罗英语”使用正版软件，给员工五险一金，不做夸大宣传等等，他认为自己已经证明了不耍流氓也可以把企业做好。 办公司后，罗永浩接受采访、做演讲的频率多了起来。有人骂他虚伪，搞那么多噱头就是为了企业宣传，他很淡定：“我又没说不是。” 罗永浩说，自己最不能接受的品行是虚伪，但在真话和假话之间可以选择沉默。他变得小心翼翼，建议员工不要接受媒体采访。 罗永浩至今没有在北京办暂住证，但他听说如果注册企业，好像可以领一种类似绿卡的东西。他说，如果可能影响到公司，他会去看看。

罗美华 没等到老师的自习课 10月18日，在姐姐罗晓红家吃过晚饭之后，湖南省新化县一中老师罗美华回到一门之隔的家——学校宿舍。他打开电脑，开始浏览几大新闻网站。这是他做老师以来一直坚持的习惯。 晚上约20时许，罗美华接到学校党委书记伍贤义的电话，让他到学校会议室一趟。罗美华以为伍贤义找他肯定是关于工作上的事，随手拿了一件衣服，一头扎进了夜色中。“很正常的，也没多说什么，就去了。” 穿过新化一中大门，要拐两个弯方可到行政办公楼的会议室。在第一个拐角，罗美华看着被灯光拉得修长的身影，他加快了脚步。他想早点结束和伍贤义的谈话，“还有学生等着我去上辅导自习课。” 拐过第二个弯，在踏上行政大楼阶梯之时，罗美华不经意地斜看了一眼教学楼。“肯定有很多孩子在等着我去，向我问问题。”罗美华笑着说。 到会议室门口时，罗美华发现，在等他的并不只是伍贤义一个人。伍贤义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当天新化县公安局的人找到他，希望他给罗美华打电话，让来学校一趟，“有五六个人左右。” 此时，罗美华意识到了情况不对劲。“担忧的事情终于来了。”罗美华说，该来的早晚要来，早来了心里反而更舒坦了，不用整天提心吊胆。 罗美华的担忧是从一个月前开始的。9月20日，他原来担任班主任的484班的几位同学找到他，说有多位警察找到他们了解罗的情况。 警察向学生了解的情况无非就是“罗美华在课堂上有没有讲过对社会、政府不满的言论”。 对此，一位接受警察询问的同学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侧过身，转过头，轻言道“叔叔让我不要跟任何人讲”。但他肯定地说，罗美华对他们很好，是一个好老师。 此后，新化县公安局陆续又找了一批学生，了解罗美华平日在课堂上的言行。“来得真够快的。”罗美华说，他大步进了会议室。进去之前，他已经做好了被警察带走的准备。进了会议室，那天晚上，学生就再也没有等到罗美华去自习课辅导。 我讲良心 当天晚上，罗美华被带到新化县检察院对面的荷花池宾馆。在那里，警察对他进行了询问。 警察对罗美华的问话很直接，“做过什么事？讲过什么话？写过什么文章？”罗美华的回答也很直接，“平常就写一些博客和微博。” 此时的罗美华并未向警察说明他在一个境外网站发表的4篇文章。但令他没想到的是，在向他问话的同时，另一拨警察已经对他的家进行了搜查。 不多久，罗美华的电脑和U盘被警察带到宾馆。尔后，警察在说罗美华“不老实，没有主动交代问题”的同时，也把罗发表在境外网站的4篇文章念给他听。“他们把我以前删除的数据都恢复了。” 罗美华承认文章为自己所写。但他强调，他写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出于正义、公理、良知的角度。 罗美华说，4篇中有一篇是写有关毛泽东的一些史实，而另外3篇就是写“自己理性思辨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 不过，在接受本刊采访时，罗美华坦承，文章稍有些偏激。“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从党性出发，而我讲良心，角度不一样。而这个在他们看来，我就是偏激。” 在“交代问题”的过程中，罗美华在荷花池宾馆呆到次日凌晨5点钟。19日，罗美华被转到新化县公安局“继续谈了一天”。晚上，罗美华趴在审讯室的椅子上睡了一觉。 罗美华说，自始自终心里都没什么恐慌。“我问心无愧，有什么好慌的。”不过，他坦承心里总时不时地有一个念头闪过，“或许再也出不去了。” 10月20日上午11时许，新化县公安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罗美华实行了刑事拘留，并于当天中午送至新化县看守所。 随后，新化公安局把刑事拘留书送达新化一中校长谢彦兴手中。两天后，罗晓红找到学校，看到这张刑事拘留通知书时，她才知道弟弟出事了。 著名律师斯伟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就“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言，如果罪名成立，量刑为5年以下。“最近几年把这种罪名扩张化了，几篇 文章怎么能颠覆得了一个国家政权。”斯伟江说，“其实是很难定罪的，执政党不等于国家政权，以言论批评、甚至抨击执政党、政府的行为不构成颠覆国家政权 罪。” 斯伟江说，以这种罪名来打击言论自由，能看出当地政府的横蛮和保守。78年前，章士钊为陈独秀危害民国案辩护词中说，“政府不等于国家，民国的 主权在民，复辟国体才是叛国，才是危害。否则，不论对于政府或政府中何人何党，有何抨击，都是正常的，只有半开化的国家才会以此临之以刑。”半个多世纪过 去，这个辩护词依然适用。 在看守所的日子 踏进新化看守所大门，当铁门“哐当”一声关上之时，罗美华心里闪过一丝悲观的念头，“我再也出不去了，听天由命吧。” 以至于当他穿过6扇铁门来到自己的监室时，那“哐当”的声响仍在心里回旋，久久不能散去。 与此同时，新化一中帮罗美华请了病假。他所带的两个班级的课程全部临时找老师代课。 到达看守所时，罗美华已经错过了午饭时间。以至于吃晚饭时，他毫无意识到饭菜的不好。“一天没吃饭，肚子饿得慌，端起饭盆就囫囵吞枣。什么味道都没有，就只顾着吃了。”罗美华说。 不过，当他第二天再次端到饭菜时，看着米饭里夹杂着的还未完全打掉谷壳的大米，他一口也没有再吃。直到第三天，他才开始嚼米饭。 第一天晚上，灯熄了，罗美华躺在床上，看着房顶，心里猛然涌上些许忧国忧民的悲怆。有时，他也想穿衣起床，去找抓他们的人理论。“没有一个字是出于自己的私人目的写的，如果有，受到任何惩罚都行，如果没有，你们就不应该抓我。” 但仅仅只是想想而已，他明白，此时任何的理论都是乏力的。“一个人的力量，特别无助。他们说你有罪，你再怎么辩解也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在看守所的15个夜里，罗美华经常这样想着想着就进入梦乡。醒来后，从不在人前流泪的罗美华发现眼角满是泪痕。 “我欲哭无泪，是不是变得软弱了？”他自嘲着问。很快，来了一个他“意料之中，却又意料之外”的结果——取保候审。 11月4日下午5时许，正在看守所军训的罗美华被新化县公安局工作人员叫到监室，并告诉他家人已经为其办理取保候审手续，即日就可离开看守所。 听到此消息，罗美华又悲又喜。“一个本来就没罪的人，却还要取保候审才能获得自由。”他迅速地脱下身上的那套囚服，狠狠地甩在了床上，头也不回地跑出了监室。 此时，家人早就等在看守所门口。当他走出新化县看守所，铁门“哐当”关上的那一刻，他回头看了一眼，“夕阳西下，一抹彩霞在天空飘过，恍如隔世”。 车子拐过看守所门前的泥巴路，两分钟后便进入主干道。罗美华透过车窗，看着车来车往的大街，他自言自语地喃喃道“自由真好”。而此时的亲人面面相觑。 回家3天后，罗美华的取保候审改为监视居住。“现在不管在哪，都有一双老大哥的眼睛看着我。”罗美华笑着说，“在里面15天，我瘦了10斤。” 自我启蒙 罗美华最早的思想启蒙，源于早些年的理想与现实碰撞。 罗美华出生于湖南新化油溪乡一个偏辟的小乡村。毛泽东逝世时，他刚好8个月大。但他怎么也没有想过，在36岁之时，他还会因为谈论这个人而失去人身自由。 小学到初中的学业，罗美华都是在油溪乡完成的。直到高中升入新化一中，他才开始接触外面的世界。喜欢写点文章的他在一些他现在连名字都记不起来的报纸上发过多篇赞扬祖国的文字。“写过散文、诗歌等来表达我对祖国的赞扬。” 1998毕业那一年，刚好赶上了国家大学生分配工作的末班车。数学专业的罗美华被分配到了新化四中。2002年，他转到高中时就读的新化一中任教。 踏入社会的罗美华发现，他在课本上学到的东西跟他所接触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如果按照课本上教的，你就会发现自己完全是一个被抛弃的人。”罗美华说，“我就想找出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差距。” 此时的罗美华学会了反思，但他仍只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一味地否定自己。“我总觉得是自己能力不足，此前没有太多跟社会接触。” 到了2004年前后，他“意识到可能是制度出了问题”。“不管工作干得好不好，只要会溜须拍马就行。”罗美华说，“当年县里一些好的单位进了一批人，都是内部子弟，学历也就是中专。” 罗美华不再满足思想上的独立思考，他想学鲁迅“妙手著文章”。“正义是一个人的天性，当我发现不对劲的时候，我就要指出来。”2005年伊始， 罗美华开始把他的所思所想全部写了下来。并于2006年12月12日在新浪开通了博客。“我想把我自己的声音表达出去，要让更多的人知道，然后大家一起努 力改变。” 罗美华在新浪博客发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批判其所在的教育体制。在那篇“教育在垮掉——教育现状堪忧之我见”的文章结尾，罗美华写道：我想说，救救孩子，也救救老师！ 不过，博客上的文章几乎没有点击率。于是，罗美华除了继续在博客上写东西之外，他还把文章贴到天涯社区。“当时有几篇反响还比较大，也有很多朋友一起讨论。” 为了获取更多的信息，2008年，罗美华学会了翻墙，并在当年被一个朋友邀请加入了一个QQ群。群里的一个杭州网友向他介绍国外一个网站——skype。也就是在这一年，罗美华出了其第一本书《痴爱成花》。 罗美华注意到，这个网站里面对中国现行的社会问题讨论居多。“但里面乱讲话的人也挺多的，没什么意思，也不太愿意交流。” “看多了，就心血来潮。”罗美华说，在观察了网站3年后，他决定写些自己独立思考的东西。于是，从今年3月份到6月份，他共在网站上发表了4篇文章。“文章写好后，就传给朋友，朋友再帮着贴出来。”直到被抓，罗美华才停止写作，“电脑和U盘至今仍被公安局扣押。” 教师该教给学生什么 罗美华在实现自我思想启蒙的同时，也想把这种启蒙在他的学生身上延续。因为，他不想让他的学生像他当年那样，除了学会课本上的东西，其余的什么也不知道。“到头来，还要重复我走过的路。”罗美华说，“那我何必不让他们直接绕过这段错误的路。” 他教的是数学，但在课堂上总有意无意地讲一些当下存在的社会问题，供学生们讨论，然后再碰撞出独立思考的东西。 罗美华记得印象最深的一次是2008年。当三鹿问题奶粉事件曝光后，他认为那是某些政府部门的不作为，导致千千万万的孩子受罪。此话题一抛出，即刻在学生当中引起共鸣。而此事在罗美华被警察带走问话的当天，被警察当成不正确的言论。 “学生们开始意识到，那并不仅仅只是厂家的问题。”罗美华说，他已记不清楚具体的讨论细节，但他肯定这种启蒙是有效果的。 作为罗美华曾经的学生，如今在湖南一所高校就读的来来（化名）在得知老师的事情之后，于11月9日给罗美华的手机上发了一条短信。“罗老师，对 于这事我表示诧异，甚至难以理解。在我们心里，你一直是个好老师，不管教书还是教我们做人，你启迪了我们的心灵，开启我们的智慧之门……” 罗美华说，当他看到这样的短信时，他心里所有的苦都没了。 诧异的不只是罗美华的学生，还有他的同事。谈老师（化名）在得知罗美华被抓后，立即跑到办公室查看罗美华的博客，看完后，他觉得，“没有什么出 格的言论，这怎么也抓了。”罗美华被抓之事在学校传开后，老师之间也不太敢说话了。“给我们造成的心理压迫太大了，还不知道，你哪天说了什么话，就把你抓 了。” 然而，罗美华的教学方式却撞到了学校“只可灌输主流思想”的教育体制的墙。罗美华说，因为他的这种教学方式，在去年就被学校领导批评和警告过一 次。新化一中校长谢彦兴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就明确表示，罗美化的教学很一般。而罗的学生则说，“罗老师是个好老师，其他的无可奉告”。 除了来自学校的抵制之外，罗美华还面临着部分学生的告状。罗美华说，在3年前，跟学生们讲社会问题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老师知识渊博，但现在你讲，就会有些学生觉得老师不好好讲课。今年7月份，罗美华就因此被学校罢免了484班的班主任。 11月14日，罗美华已回到新化一中继续任教。但他坦承，他不会再说什么了，至少3年之内。“个人的力量太渺小，无能为力。”罗美华说，接下 来，他将更多的考虑娶妻，生子。不过，他一再强调自己不会放弃正义和良知。“于一个老师而言，如果不能给学生思想上的启蒙，那就是失职。”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编辑部     日期：2011-11-18 从328米高楼，到金牛、“万米长城”、“小天安门”，华西村和吴仁宝渐成一景。对上，吴保持着高度政治敏感；对下，他是大家长，不断给村民超前享受。最后，吴仁宝和他的家族，成为这个村的最高统治者。 演讲结束，吴仁宝在后台休息（图/本刊记者 梁辰） 11月10日，华西村形象宣传片结束了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为期两个月的亮相。两个月来，每天50次的播放频率，刺激着世界各地到此的行人，传递着华西村跨出国门的雄心。 这期间，华西村建村50周年庆典办得轰轰烈烈。投资30亿建成的328米高楼比肩北京最高楼；楼内置一头重一吨、价值3亿人民币的金牛，加上各种装饰，整幢楼价值近五十亿；而村后龙砂山上的“万米长城”、“小天安门”和“美国白宫”，是来华西村游览和学习的国人眼中的神奇景观……随着“大华西”并村，从0.96平方公里扩张到35平方公里，“天下第一村”即将彻底改写它的身份，它将不再是一个村，它的目标是成为“华西新市”。 吴仁宝治下的华西村一直以来饱受争议。他被认为是这个“独立王国”的“国君”。各种具有象征意味的建筑与行为，是吴仁宝及华西村在经济成功之后的一种资本转化，如同富人的成功总要通过慈善和捐款来转化一样，他需要这种表征：把经济地位转化为另外一种地位。 对于只读过几年私塾，却执掌一个村级政权四五十年的吴仁宝来说，他从没想过自己会有这样的成就。 自1961年建村以来，这个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1600多村民连吃饱饭都困难的村庄，蜕变为2010年销售收入512亿元、人均纯收入8.5万元的超级企业集团，村民都变身为股份持有者。 严格说来，华西并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因为它有严苛的村规民约；它与纯市场经济的股份制也不同，村民的股份无法抽回，如果离开，一切浮华转瞬成空。因此，华西村注定是一个无法复制的成功。 在这个典型背后，鲜为人知的是，华西村已经成为吴仁宝家族控制的企业。有研究者统计后指出，吴仁宝4个儿子可支配的可用资金（可用资金被定义为扣除所得税后的净利润）占华西村资金总量的90.7%。（据《北京青年报》2003年7月17日） 从党内职务来看，华西村党委的五十多人中，“以吴家为核心的圈子达到36人，占党委总人数的72%”（2003年07月16日《21世纪经济报道》）。有学者整理了42年来华西历任村干部的名单，一个不变的事实是，华西村最高掌权者始终是吴仁宝。 吴仁宝曾经说，“如果我吴仁宝搞个体，华西这些财富就是我一家的了。” 但是，华西并没有走上这条路，他们现在还在坚持集体主义道路。本刊记者曾和吴仁宝及其儿子辈、孙子辈的人交流，感受到他们思想活跃、眼界开阔，与很多现代市民不同的是，他们头脑里集体不散的意识非常强烈。 学者指出，吴仁宝之所以能在华西屹立50年不倒，关键在于“两头保持一致”：对底下，一定满足他们（的需求），不断地满足他们，总是比外面超前；对上面，他有着高度的政治敏感，永远走在时代前列。 吴仁宝在学大寨时期办工厂，在“苏南模式”乡镇企业初兴之时开始走集体股份制，在乡镇企业式微之际搭起海运、航空、金融、旅游的转型平台；政治上则从政治挂帅的年代，集体主义的“主体思想”勇立潮头，一路先进“典型”…… 但是集体的不朽如同南街村的“永动机”一样，令人生疑。84岁的吴仁宝说村民希望他活到1000岁，但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随着“一分五统”政策下的并村扩张，“拆迁”矛盾在这个“集体王国”中也日益凸显。 如学者所言，华西村和吴仁宝迎来了“后集体主义时代”的各种挑战。以家族掌控的集体，能否不朽？吴仁宝作为华西村的精神和物质领袖能否不朽？他的后来者能否顺当地安排吴仁宝留下来的政治、经济乃至道德遗产？这一传奇还能持续多久？ 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 吴仁宝的“管理”学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赵佳月 发自江苏、上海 日期：2011-11-18 吴仁宝每天为来访的游客演讲，由孙媳妇、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周丽翻译成普通话（图/本刊记者 梁辰） 幸福园里的五位伟人雕塑 新建别墅区（图/本刊记者 梁辰） 每天上午，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民族宫礼堂听吴仁宝演讲（图/本刊记者 梁辰） 华西村购置2架直升机，为游客推出“空中看华西”活动（图/本刊记者 梁辰） 龙希国际大酒店的宴会厅（图/本刊记者 梁辰） 俯瞰别墅区（图/本刊记者 梁辰） 华西村中心村村民住的别墅，每个别墅前都有一个游泳池，村民们不习惯露天游泳，游泳池最终都变成了“鱼塘”（图/杨曦） 吴协恩，吴仁宝之子，现任华西村党委书记（图/本刊记者 梁辰） 2011年10月8-15日，华西村建村50周年庆典。来自五十多个国家175家新闻媒体的五百余名记者像报道一场大型国际盛典一样赶赴现场。江苏省电网主动与华西村联系，专门下了长达8天的华西村村庆保电任务。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热地，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梁保华，江苏省领导石泰峰、黄莉新、张艳，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等近百名中央和省部领导出席纪念大会开幕式。央视主持人朱军、朱迅、水均益等一一亮相。 村庆过去20天后，吴仁宝拖着一个黑色拉杆箱，没有人搀扶，走进华西村大金塔二楼餐厅。他的步履略带蹒跚，但步步自信。在儿孙面前交代一番，然后拉着曾孙子的手上台，台下围坐着二三十桌乡邻朋友，每桌摆一个生日蛋糕。 吴仁宝清清嗓子，像课堂上的老师对小学生一样，向下面端坐的人群喊道：“安静，大家不要讲话了！”往日开会般的领导讲话开始了。背景板上写着“辛卯十月初六”，这一天，是吴仁宝84岁生日。 特殊“景点” 华西村的中心位置是幸福园。 园内林立的塑像，将古今中外的“典型”圈到了一起，像极了一场各路神仙的“神仙会”。塑像大多偏矮，唯一高大的是邓小平、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五人，一字排开，坐北朝南。 “天下第一钟”区域，一侧是女娲、夸父、屈原这些源远流长的古代身影，另一侧则是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嫉恶如仇的青春脸庞；马路边一侧是如来佛祖，另一侧则是耶稣和玛利亚。 《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被塑成像，立在华西村民族宫的门口，只是刘备稳坐桃树下，张飞、关羽则坐到了树上。 “华西村的天是共产党的天，华西村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由吴仁宝亲自编写的《要看稀奇到华西》和《华西村村歌》每天12小时在中心村区域播放。 在通往华西村背后的龙砂山路上，村民赵望高创作的《西游记》“八十一难”图被雕刻在山崖上，用以象征华西村建设的艰难。早年建起的悉尼歌剧院，墙体已经斑驳，看起来如同烂尾楼；“美国国会大厦”的“美”字也已剥落…… 此外，还有华西的新地标——328米的“华西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328米，是要和北京最高楼同高，至于为何命名为拗口的“华西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吴仁宝的用意在于“三增”：增地，并村之前的小华西可用土地只有800亩，现在仅大楼就可“借天增地”三百多亩；增值，大楼到最后落成总投资是三十多亿，而按照如今的市值至少要50亿；增效，大楼不仅可安排三千多个就业岗位，而且将为华西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这个名字实在太拗口，最后，华西村将其改为“龙希国际大酒店”，取“龙的希望”之意。 现在，随着华西村声名远播，村里年接待游客量超过200万人。村里特意在去年购买了两架直升机，开通“空中看华西”项目，花1000元可在华西村上空飞一圈。但是，很多游客看到的却是“不土不洋”的景观。“怪怪的”，是很多人的第一观感。 当然，游客中，很多人是冲着吴仁宝而来。 吴仁宝的演讲是“免费”的。没有讲稿，孙媳妇、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周丽坐在一旁，将他的外人难以听懂的江阴方言翻译成普通话，一句男声方言，一句女声国语，形式颇像苏州评弹。 与台上诙谐、激昂又细致入微的语言相伴的，是台下村民专注的目光。吴仁宝曾自豪地对原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说，“吴仁宝10分钟之内能够迅速召集起全体村民大会。” 这一点毫不夸张。与外来游客看热闹相比，经过50年风雨考验，华西村民对于吴仁宝，很多人是发自内心的钦佩与依赖。 一些略带神话色彩的说法是：老书记不在家，村里就出事；老书记召集开会，从来不下雨；我们外出办事，一提华西，外面人就提老书记的名字，事情马上顺利多了；我们华西村要上市发行股票，老书记给李鹏总理写封信，就批准了…… 作为吴仁宝的贴身翻译，1981年出生的孙媳妇周丽是村党委班子中的年轻一代。她对于吴仁宝的魅力与权威有着比一般村民更为深入的理解，比如，在嫁入华西村之前，她在周边村长大，“和华西差距很大，都是来华西春游。” 到新西兰读国际贸易归来，周丽回到华西村。“要讲到家乡，我一般都说江阴的，江阴哪个村的，肯定没有人知道。后来我就跟人说，我家是华西村南面的。这样，大家都知道了。” 嫁入吴家后，周丽愈发觉得“老书记是个伟大的人”：“因为我这么多年来跟在老书记身边，觉得他从来都不考虑自己的事情，24小时，只要清醒着，他都在考虑华西如何发展。都是在考虑公事。确实是大公无私的一个人。所以很伟大。” 今年吴仁宝在演讲的间隙，因为眼睛不好而摔倒，导致行动有所不便。但是在周丽印象中，2008年那一次摔跤直接使其卧床不起。“坐都坐不动了，眼睛都抬不动了，但是他想到什么事情就要召开小型会议。” 于是，吴仁宝把自己的休息室搬到了村党委会议室隔壁，接通一个麦克风，“我们在这边说话，他那边也能听到，他跟我们说话，我们也能听到，像是远程会议一样。”这样一个象征着吴仁宝权力不倒的场面,令周丽无限感动。 另一个值得提起的细节是，吴仁宝的四儿子吴协恩接受中央媒体采访时，被问到：“你父亲如此权威，你能在以后对华西村的管理中胜过他吗？”吴协恩坦承：“我们兄弟4个加起来，也比不了我父亲。” “典型”的路径 “今天星期六是工作日，不是休息日。”吴仁宝在其生日宴上的第一句话就重申了华西村的村规：没有周末。 “最近华西喜事连连。50周年村庆国内外报道都很好。华西村获得了两个批示，一是胡锦涛总书记的批示：（要把）我（吴仁宝）的讲话要传达到国内外。（再就是）华西的文化建设获得中央政治局委员刘云山同志批示，今天三大新闻单位报道了。” 吴仁宝浓重的江阴方言，回响在这座当年华西村的标志性建筑——华西金塔内，塔内设有以建村“功臣”名字命名的各种大厅，但是，除了“毛妹厅”之外，其他几个厅基本都是吴的家族所有。 无可否认，华西的一切，和“总设计师”吴仁宝密不可分，但显然，3年的私塾教育，并不足以将他推到今天位置。吴仁宝说真正教育他的是实践：“50年代听，60年代顶，70年代拼。” 14岁前，长工吴仁宝“白天放牛喂猪，早晚照顾地主家瘫痪在床的儿子。一年下来，可以赚到40斤米。”1949年4月，江阴全境解放，21岁的贫农吴仁宝第一次分到了2.4亩地。紧随而至的抗美援朝，让这位一腔热血的青年决定从军报国，却因为“严重的关节炎”落选，一时报国无门。 此后，吴仁宝几乎事事先进，捐粮给抗美援朝前线，他跑在前；在互助合作中，帮工换工跑在前……很快，他被驻村工作组注意到，被任命为江阴县瓠岱乡（华西村前称）第三村村长、民兵中队长，后任乡财粮委员兼会计。 在浮夸风盛行的年代，吴仁宝被选举为华西村（时为瓠岱乡二十三社）党支部书记。一上任就遇上“大跃进”。“在一次报产量放卫星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支部书记报亩产2000斤，第二个3000斤……最后数字竟上到了1万斤。” “1万斤是不低了，可还是跟不上跃进形势，比不过其他公社。吴仁宝同志，你们大队亩产多少，你们的稻子长势比其他大队的好，能突破万斤大关吧？”怀着当“种田神仙”梦的吴仁宝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几十双眼睛齐刷刷看着他，他猛抽口烟：“3700斤。”随着烟雾飘然吐出。“会场顿时骚动，但大多数人却暗自庆幸吴仁宝犯傻，垫了自己的底。” “仁宝同志，你太保守，产量高低是政治问题，也是党性问题，你再考虑考虑。” 吴仁宝要求公社收割时，到队里监收监打，“多收一斤我们宁愿挨饿，也多卖给国家10斤，少收一斤，你们补给我一斤就行啦。”以此解了围。 这一段历史，被吴仁宝在以后的日子里反复提起，结合着他的著名论断“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 现在，华西村幸福园内，有一处“龙珠之地”。传说神龙天降，在此地戏水丢失了龙珠，生气之下便用龙尾将华西之地拍得高低不平，难以耕种，民不聊生。传说推演至现实，大至为1960年华西遭遇的罕见自然灾害，亩产锐减。每年18斤的口粮使得村民开始抱怨吴仁宝将余粮卖给了国家。 吴自是迷惘：“对党的话我时时听，事事听，结局却是如此？这难道是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为了缩减规模，以便管理，吴仁宝多次提出分拆管理，但未得允许。1961年10月，吴仁宝乘公社党委主要负责人外出，将公社拆分，华西村由此而来，这一日则被定为华西村的建村之日。 当时“华西大队下辖10个生产小队，人口667人，土地面积845亩，粮食亩产681斤，集体积累1764元，人均分配53元，欠债1.5万元，有12个自然村落”，这就是华西村的肇始，也是吴仁宝的起跑线。 分拆后的华西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平整土地，吴仁宝满脑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直至1964年学大寨风潮起，吴仁宝看到了“新农村”的目标。在淳朴的干劲和政治风潮引领下，吴仁宝带领村民将分散的村落集中，将弯曲的河道拉直，将高低的田地铺平。 在随后的一年里，水稻亩产1050斤，人均收入增加了40元。华西村很快成为江阴的5个样板村之一。这样的“典型”第一次为华西村带来了“独立王国”的称号。而一向以实事求是自居的吴仁宝，此时是惯于“顶”的年纪。 “仁宝同志，你这里废塘废墩多，适宜植树造林。”“树是要栽的，但只能在河渠旁。” “仁宝同志，每亩地要施土杂肥400担，你们样板大队要带好头。”“我不能干，也不能让别的大队干这种累死人不见效的蠢事。”…… 一而再的“不听话”，最终“吹牛大队”的称号取代了华西的“样板大队”之誉。吴仁宝在接踵而至的“文革”大潮中，被“造反派”推上批斗的台面。1967年，“造反派”分化，吴仁宝得以脱身到大寨学习，再一次被大寨打动。建电站、修水渠……轰轰烈烈的造村运动再次开始。1968年起，《新华日报》、《人民日报》等相继走进华西，吴仁宝就此带着华西村踏上“典型”之路。 “典型”的便利 华西金塔下，有两座桥，分别为山寨版“南京长江大桥”和“武汉长江大桥”。经过一片熊猫、牛等动物的石像，踏上“南京长江大桥”可以到达华西村的“动物园”。今天看来，这个“动物园”更像是养殖场。看园子的工人是连云港人，在华西已有五六年，他负责喂养“动物园”内的鸡鸭鹅，在金塔的宾馆需要的时候，为他们宰杀。 “动物园”内还有3只猴子。金塔工作人员称，起先有4只，前年饲养员给猴子喂食的时候，其中一只猴子挣脱了锁链，将饲养员的腿咬掉一整块肉，“畏罪潜逃”。华西村直接通知江阴市公安局，将这只在逃的猴子击毙。 “因为华西村是特殊的地方，所以，一只猴子跑了，连江阴市公安局都出动了。”事实上，走出华西村，国人眼中的华西和吴仁宝都是“典型”。正是这样的地位，为华西村换来特殊待遇。 这一点，90年代末期离开华西村创业的老村长朱兴度感受深切：“华西村集体的品牌相当管用。”他说，从华西出來，当个体老板，自由度和个人收益无疑是大了许多。但是工作压力很大，最头痛的事情是经常要与工商、税收、环保等地方政府部门打交道。他们总时不时上门找茬，但从不惹华西，与其关系相当密切。 六七十年代，吴仁宝初尝典型之味，在“顶”的年月里悟出“明顶”和“暗顶”之别。“于是一边争当学大寨的典型，一边在暗中办起了小五金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者胡福明总结道：“因此也赚了不少钱，首先富了起来。” 多年以后，华西村八十多家企业遍及各地，而这一处最初被用作小五金厂厂房的4间小平房被保留在了“龙珠之地”旁边，门是开着的，屋子是空着的，屋顶爬出的绿色植物正再一次获得生长。 1982年底是胡福明第一次见到吴仁宝。此时的华西村已经盖了不少新房子，“有条很长的走廊，蓬蓬勃勃的，很兴旺。我也赞成乡镇企业。当时的无锡是全国乡镇企业的发源地，我们谈论起来一见如故。”吴仁宝告诉胡福明：“老百姓现在都有饭吃，有钱赚。有人说我们向钱看，我们是勤劳致富，三中全会不是号召我们要勤劳致富吗？”吴仁宝的自信给胡福明留下深刻的记忆。 此后，胡福明每隔一两个月便会到华西。 “有一次他问我：全国都在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想从实际出发，劳动力都在工业上，老农民去专门搞农业，分配也是统一分配。种田的和进工厂的一样，工厂加大了对农业的投资。”此时村里种地的人已寥寥，少数几人操持农业，大多数人都暗中转投了村里的工业。“这个时候分地，都没什么人愿意去种田了。” “开了很多次会，在这个问题上基本没有人反对他。”吴仁宝表弟朱善达表示，即便当时他同意分田到户，“我们当着面也不敢说什么，心里应该是反对的。”“宜统则统，宜分则分”这一个政策如今每一天都会出现在吴仁宝对游客的演讲中，以证明他当时没有分田的科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吴仁宝认定将有经济上的开放和起飞，第二天就向无锡市委申请了1000万元贷款。长子吴协东曾经向媒体公布的数据是：“村里当时购进的铝锭6000多元/吨，3个月后就涨到了1.8万多元/吨。” 这1000万元的贷款，在那样的年代，普通企业难以想象。这一年上马的6000多万元以上贷款的线材厂，从上海钢铁二厂（国有企业）得到了一批廉价的设备和原料，这是华西集体工业大发展的标志。 1998年华西村计划上市。该计划由吴协恩力推，但是吴仁宝并不支持。“他觉得这是在骗人。”吴协恩在上市问题上也多次与父亲产生矛盾。 于是村党委开会表决，结果只有吴仁宝一票反对，“最后他只能少数服从多数。”计划通过后，上市的进程并不顺利。村民中流传着“老书记直接写信给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提出华西村上市”的说法。 当时的“铁姑娘”赵毛妹，是负责四处疏通关系的人。“我们去北京找了当时国务院办公厅副秘书长周正庆，当时的周是证券委的一把手……后来周正庆在他的工作会议上讲到华西的毛妹，又不打扮，又不涂口红，还表示了赞赏。” 这其中，又是托了苏州人范敬宜牵线搭桥，“当时范在《人民日报》，写华西的人很多，我经常去，所以认识。”赵毛妹说。 1999年，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交易，吸收社会成员参股，成为中国第一家村级上市公司。 成为全国知名典型的好处当然不止于此。 多年前，华西村的宝昌化纤厂以一个村的名义，突破烟草专卖的政策壁垒，申请到华西烟的品牌，此后，该公司长期成为华西村众多企业中效益最好的；2002年，华西村投入15亿元，在河北唐山合作兴建年产120万顿的“北钢”，得到了原江苏省省长、后任河北省省长季允石的帮助…… 华西村的50周年村庆，由于十七届六中全会刚刚召开，吴仁宝再一次以灵敏的政治嗅觉，率先搭起了华西村文化建设的高台——新华社、新闻联播等中央和地方媒体纷至沓来。记者们坦言，此次采访有高层批示。 就这样，84岁的吴仁宝，每天除了为一拨拨游客演讲、合影外，一项重要的工作是接受各路记者的采访。对此，吴协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解释是：“当一个村庄的名字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紧密相连的时候，它所承载的，已不单纯是个体命运的沉浮，而是整个时代的生动缩影。” 挑战者 2011年10月18日，华西村村庆、高楼和金牛揭幕后的第10天，距离华西村实施“一分五统”的并村制度已有10年，《江阴日报》发表吴仁宝的署名文章《“独立王国”与“华西爱国”——我对 的一点看法》。 很多人读到这篇文章或许一时摸不着头脑，而事情的真正起因是：“在华西村庆期间，被华西村合并的五村有位叫戴进兴的村民，准备了10万份题为《民生中国，还是独立王国》的小册子，在社会上散发，还准备了4条大型横幅标语和200个牌牌，要在华西50周年开幕期间进行游行。意在抨击我吴仁宝和影响华西村五十周年村庆活动。” “一分五统”的“大华西”将华西村周边20个村合并进来，重新整合为华西一至十三村。2010年，华西三村的村道上，曾经因拆迁上演了大规模的村民堵路一幕。 这位叫戴进兴的60岁老人，在散发小册子之后的第二日，就被当地公安部门行政拘留。“没有拘留证，只有拘留释放证。”戴的儿子在父亲被拘留10天后，将其送到北京朋友家居住。 这本名为《民生中国，还是独立王国》的小册子，列举了“华西村近十年来干了些什么”，薄薄14页列举了华西村7条“损害周边村民利益”的事项，小册子的署名为“农民普法宣传维权协会”。 在这个小册子中，“非法侵占周边十三个村二万数千亩土地”、“利用拆迁大榨村民血汗钱”两条，是涉及华西村实行10年之久的“大华西”并村战略的。 对此，华西村党委工作人员反复向本刊记者强调：“并村实行的是自愿政策，想要并进来的村必须村民100%签名同意，才能并入大华西。” 但这个说法，中心村以外的华西一至十三村多位村民并不认同，他们表示：“关于并村的合同和文件从未看见，更无从说签字。” 站在龙砂山上，能清楚看到在一排排红色屋顶的别墅之间，很不合时宜地点缀着几处黑色瓦房，如一件新衣裳被打上了丑陋的补丁。 “那些都是不愿意拆迁的村民，老书记的政策是‘等待’，老书记说，要等掉一代人才能解决问题。”村党委工作人员转达吴仁宝的观点。 在华西一村和二村的别墅区，村民告诉本刊记者，“这样一套别墅的价格是52万，拆掉自家房子抵掉七八万，家中积蓄二三十万，然后再借十几二十万，换来这套别墅，还没有装修，再借点钱贴几片瓷砖，刷刷墙就可以住了。” 在华西三村和五村，这样举债住新房的村民并不鲜见。买不起别墅的，还有别的选择，华西村在华西商贸城后建了一片小区公寓楼。大华西村民在这里可以700-1500元不等买到一百多平米的公寓楼。无论是公寓楼还是别墅，非大华西村民可以目前楼市的市场价买下，当然还是没有个人产权的。 村民失去的田地以一年1500元补偿，大华西村民还能获得每人每年300斤大米、两桶油的补偿。村民称，1500元的土地补偿由华西村下发到各村村委，村委工作人员的收入从中支取之后，将剩余的分发给村民。 实行“一分五统”并村政策的过程中，华西村由原先0.96平方公里扩大到目前的35平方公里。人口则由原先的2000名中心村民，扩展为2万多大华西人口，华西村合并了周边20个村，分编为华西1至13村，加上3万5000多在华西的外来务工人员，华西的人口初具县级市的规模。 这似乎是吴仁宝所梦想的将华西变为“新市”的重要一步。但是这一步对华西来说并不轻松。矛盾不仅来自中心村以外，还来自于吴仁宝“任人唯亲”的亲属。 向阳村与华西村隔着一条泰清河。该村的党委书记是吴仁宝的外甥李国良。这位“流落村外”的外甥显然并不支持吴仁宝的“一分五统”政策。 不愿透露姓名的吴仁宝身边人透露，吴曾多次让李国良并入华西，而李国良的父母兄妹均已在华西生活，其弟李满良亦是华西村党委副书记。李国良回复吴仁宝：“娘舅，你年纪大了。” “言下之意是娘舅你快要不话事了。”最终向阳村并未并入华西村。结果是，华西村在两村交界处建了一排外来工公寓楼，将两村间正常进出的通道堵上，留下一座小桥供打工人员进出。本刊记者多次约访李国良，其均以“不方便”拒绝。 拒绝采访的还有在2000年左右从华西村党委副书记任上出走的瞿建民。“瞿建民当时年纪轻，有文化，临时要叫他去做工厂里的保安，他哪里受得了，他原来是当厂长的。”如今瞿建民在华西村的区域内办了一家印染厂，“千万的收益，做做小生意还算满足。”一直留在华西村的赵毛妹，回忆了最初村党委几位骨干的离去。 比瞿建民早出走几年的朱兴度，是脱离华西村的几个人中，办私营企业最为成功的。离开华西村的时候朱兴度是华西村的村长。“他是因为当时从包头进货进来的钢坯质量不好，后来就降价了，产品出去不过关，最后亏损了2000万，不能再担任这个厂长了。” 朱兴度当时在高频焊管厂，本应该是赚钱的。“按照华西村的‘村规民约’规定，他要离开就要把家里的房产什么都交掉，他是拿了些衣服净身出户的。”朱兴度走后，吴仁宝开会还时常表扬他，“说他这人能力不错，但不会说想要他回来。” 一位华西村的研究者写道：“不管其中原因为何，早退者、被罢免者绝非吴氏家族成员。是否因家族精英的排斥？虽不得而知，但他们发生在家族精英对村集体精英的取代过程中，似又不可不疑。” “家华西” 华西村对其中心村的村民而言，是一个离不开的家，离开家，一切的财富将化为乌有。而这个“家”，吴仁宝无疑是最大的“家长”。 吴仁宝的家居华西中心地带，但看起来鲜有人知。“万米长廊”经过现华西村村委小楼，再经过一张波尔布特参观华西村时的展览照片，从紧要处旁逸斜出，通向一家餐厅碗柜间的后门。长廊的尽头有保安室，后门入口有值班室。 从碗柜间进入一个70年代的院子，有直径7米开外的池塘，一座小拱桥立于其上。院内有些花草，在院子与长廊廊檐的结合处用铁丝网封闭。蓝色的斑驳墙体内部，便是媒体反复报道吴仁宝用以“作秀给干部看”的家。 屋内抬头45度角仰望的视野范围内，都是镜框装裱的照片。大多为集体照，从照片上几乎能窥见一个国家近50年的政治更迭。 妻子赵根娣坐在一楼西房内，几名妇女陪同。西边的房间据称是吴仁宝和赵根娣的卧室，房内像宾馆标准间一样摆放着两张床。小楼两层，就着逼仄阴暗的楼梯拾级而上，依然是空旷的房间，卫生间内的旧式浴缸保持着洁白。 穿过二楼西边一道暗门，50平方米左右的一间房顿时令人豁然开朗。南面墙上是红底白字的横幅：“华西村、党、企干部学习室。”有六七十年代惨淡的真皮沙发和家具，这里是吴仁宝经常半夜召集三套班子开会之地。屋内周边摆满社会各界赠送的藏品，门口的供位放的是当今总书记的塑像。吸烟室位置挂的书报袋内，插满了不同年代各界寄来的贺年卡，寄信人上到中央领导，下到平民百姓，也有其当年偶像陈永贵。 这是一处没有烟火味，只有政治味的住宅。屋内所有的家具都有恍如隔世的陈旧，吴仁宝将华西村再三包装，此处却连脱落的墙皮也依旧。 贫苦的出身在政治挂帅的年代为吴家平添了“先进”，农家的严苛也并未使其在日后的交往中失去礼数。父亲良善，“母亲管起家来厉害”：“家教很严，亲戚朋友来了，怎么吃饭，怎么服务，都很严格。但是如果你错了一点，她当时就看看你，等客人走了，就要打了，逃都逃不了。”吴仁宝对这样的棍棒教育表示感恩，“当时打了，我现在高兴。为什么？因为家教严格对我个人有好处。” 此后的吴仁宝家延续了这种严苛的家教。“5个孩子，个个被他打过。还没人敢去劝，弄不好连劝的人也要打。”老村长赵毛妹是目前村里和吴一同“开天辟地”的为数不多的几大元老之一。 有一年吴仁宝和邻居吵架，“因为那人拌嘴说他母亲留给他的房子比留给他弟弟的房子好”，吴犟得要去打架，“当时还摔了一个碗，赵根娣要我去劝架，我没有拉住他反倒被他掀翻了。” 在吴仁宝孙女吴洁的印象中，家里的衣食住行都有规矩。赵毛妹称吴一向注重礼数，早年带着村里技术员到上海接待客人，客人还没到，技术员就要动筷子，吴仁宝从他的筷子上把菜夺下来，狠狠批评。 1949年江阴解放前夕，母亲朱玉娥在弥留之际唤来21岁的吴仁宝，嘱其叫来唐家巷赵家之女赵根娣。按照当地习俗，在几年前两人经人说合订下亲事。赵根娣未及踏进吴家大门，朱玉娥溘然离世。一场因吊丧而起的婚事就此伴随了吴仁宝一生。 “我佩服我奶奶的一生！她默然无声，但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对她的敬佩甚于爷爷。”吴仁宝最大的孙女吴洁拍着胸脯说。此时的吴洁已经是负责华西村教育的村党委副书记、华西实验学校党委书记。 吴洁的佩服不无道理。据赵毛妹称，华西创业期的吴仁宝很少在家，“家里5个孩子都是赵根娣一个人带，家中条件又差，常常5个孩子一字排开趴在一张木条桌上吃饭，只有一盆酱油用来蘸着下饭。” 吴洁的丈夫孙云南是华西村早期不多的大学本科生，毕业于大连海运学院国际贸易专业，随后被吴仁宝送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3年，现任华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毕业于江阴幼师的吴洁，最初以为考上幼师就可以脱离华西村，“当时考上中专就意味着可以有城市户口，脱离农村了。”吴洁从小讨厌干农活，但是她的愿望最终因为被爷爷说服回村而放弃。 幼师在读期间吴洁就有了心上人，“我知道当时我先生心里也有”，这段姻缘似乎是延续了吴仁宝自己的经验，“将村里优秀的青年结合到了一起。” 现任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的人生经历，被广泛流传为“老书记”爱民如子的典范。11岁那年，华西村村民孙良庆12岁的儿子溺死河中。“孙良庆哭啊哭啊，老书记就去劝。劝到最后说：你别哭了，我把我的儿子给你。”赵毛妹对这段轶事记忆深刻：“阿四（吴协恩）是被他爸拖着去孙家的。孙家给他吃红蛋，筷子一夹二夹开，塞到他嘴里，他吐掉；孙家包了压岁钱塞进他皱巴巴的中山装口袋，他就掏出来扔地上。” “但是老书记决定了的，”最终吴协恩仍然过继到了孙家。7年后孙庆良去世，孙家母女要求吴协恩成为孙家女婿。而此时吴协恩亦心有所属，但吴仁宝几乎没有多与儿子商量，便允下了婚事，将吴协恩入赘给孙家。今日其子孙喜耀已经负责起了华西在昆山投资创办的科技园。 订婚后的吴协恩愤然离家参军，前来车站送行的人只有姐姐吴凤英和嫂子，“因为家里是坚决反对的”。“我就是想试试，自己离开父亲能走多远。”吴协恩并没有走太远，也许是初次离家，他很快理解了父亲。“大概在当兵当了几个月以后，我想来想去他不是把我作为家里人，他把华西人都作为家里人来看待，他的心比我大比我宽，我那个时候想明白了，既然想明白了那就要全力地支持我父亲了。” 退伍后吴协恩还是回了华西。2002年，吴仁宝与吴协恩商量村委书记继任事宜。个性自我的吴协恩从之前无声的反抗，转为向父亲放出狠话：“你要是让我做这个书记，我就脱离华西村！” 此后吴仁宝再没有与吴协恩商讨此事。及至2003年开村党委会时，吴仁宝主动提出换任。吴协恩怕落到自己头上，急忙推荐了另一人。但是显然吴仁宝并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在推荐吴协恩的同时，还多说了几句：“我的看法，最好得票率能够集中一点，这可以体现每个党员的素质，是否讲党性，是否讲原则，是否讲良心。” 吴协恩心里清楚，父亲一定已经与几个哥哥、村党委主要人员都单独商议过此事了。事实上，早在1976年，吴仁宝大儿子吴协东就成为村支部副书记，后任村长。1983年、1989年他的二儿子吴协德、女婿缪洪达分别进入村党委班子，侄媳妇包丽君也开始执掌村、主办会计业务。 “选阿四是选对了人的。”赵毛妹事后感叹。当时的吴协恩管理着华西村宝昌化纤公司，即华西村众多企业中最为特殊的烟草行业，“他的公司每年都是效益最好的。阿四做人沉稳，不像老大说话没有顾忌，乱来的。”据赵毛妹透露，80年代吴仁宝落选党代表，是因为吴协东在老干部中的口碑不好，影响了父亲的选举。“一个县委书记，没有当选党代表，这在全国都是没有的事。” 吴协恩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坦言：“我在做书记之前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我负责抓经济。有些理论还是做了书记之后才开始学起来。”初继位的半年，吴协恩尤其不适应，“太多官话空话，我都不懂。我只知道低头做事。” 吴协平被称为是4个儿子中最为“调皮”的一个。他与严父的故事也广为流传。其在华西村宾馆负责期间，因为供销员用了劣质酱油，被父亲从总经理贬到厨房洗碗。如此故事，都成为吴仁宝在村中树立威信的基石。由于吴的严苛，其多位子女都曾表露过：内心里希望做个普通人家的孩子。 有研究统计指出，“自1995年起，华西村党委班子构成中吴仁宝的子女及家族共11人进入了村领导岗位。”从目前华西村的村党委成员可以看出，41名党委副书记中，以吴仁宝为核心的家族成员占据了二十多人。而华西集团八大公司负责人中，除了杨永昌是外来人员，其余都是吴仁宝的嫡系近亲。 这些，或许从一个侧面表明，外人想进入吴仁宝的信任系统，并不容易。一个曾被研究者引用的例子是，有一次，吴仁宝去查看金塔的工程进度，当时镇土地所所长正和华西负责基建的队长聊公事，见吴仁宝过来，基建负责人抽身离开。吴的第一反应便是，几人正在背后谈论他，于是问土地所所长：“你觉得XX（基建负责人）如何？”“他是你用的人，你应该比我更了解他，还用问我？”这样的对话后不久，那位基建负责人就被降职。 有学者认为，从村党委改选的结果看家族权力的产生，总不免像外人一样有改选是否真正合理、公正和民主的疑问。其实，深入其境，我们可清楚意识到：无论这个村的选举过程是否民主公正，结果都可能完全相同。 因为一方面在中国社会大环境中，家族成员作为村庄自治选举的必然结果已经被不少研究所证实。华西村不会例外。推举家族成员做集体的领头人，从经济学角度讲，存在一个最小风险的道理。在乡村熟人社会，人们一向排斥外人，不轻易相信外人，因为外人从来就被当作掠夺资源的侵略者；相反，人们对土生土长的自己人、家里人有一种天然的亲和与依赖，可以在共同利益意识中达成最低成本的社区整合。 另一方面在华西村小环境内，普遍的报恩心态促成了村庄臣民对族长式人物的绝对敬仰和顺从。“书记一家人都为村庄的富裕做奉献”，这句话既是村庄老少皆有的口头禅，也是他们依从权威领导的心理价码。 吴仁宝 我闭幕了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赵佳月 发自江苏华西村 日期：2011-11-18 “浮夸风的时候我也是积极分子，我也报过一亩地收3700斤粮食，旁边的一个乡说，他收一万斤，我就说你一万斤是假的，我不相信，实际我自己3700斤也是假的。自己假了还说人家假” 仿造天安门城楼（图/本刊记者 梁辰） 江阴华西钢铁有限公司的车间（图/本刊记者 梁辰） 吴仁宝将财神菩萨、寿星、天官、老子四座雕像混搭在金塔上，供前来“朝圣”的游人参拜（图/杨曦） 吴仁宝家中一角（图/本刊记者 梁辰） 一户别墅内部（图/本刊记者 梁辰） 实事求是最难 　　人物周刊：外面崇拜您的人很多，每天到华西村来参观，听您讲座的数以千计，您觉得自己过人之处在哪里？ 吴仁宝：我个人来说，对我自己的评价，从性格来说可能和别人有不同之处。一是我的性格，无论什么事情都要以很快的速度去办，如果不办，我睡不着觉；二、我办这个事情，会反复思考利弊关系，不脱离实事求是、依法办事。所以几十年下来一直到现在。但是为什么要实事求是，比如50年代的时候，有些政策和华西不符合，怎么办，开头是我往上顶，顶的不行，后来总结教训，领导来讲话不好顶，不做没有关系，顶不行，顶了哪怕做了，领导还是不满意的。所以后来，我就学了个形式主义。形式主义有个好处，我是当面答应：谢谢领导关心，过后，我不符合实际就不执行，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这样形式主义就可以对付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又欢迎形式主义，虽然谁都不肯承认官僚主义。 原来，我只知道实事求是，但是我说，实事求是最难，有时候，为了对付一些情况不能实事求是，最终来实现我“自己的实事求是”。这一点，是和别人的不同之处。人家一般上面说的都好，自己不太思考，说好了不做也不急，照样睡觉，我是睡不着觉的。所以我认为自己是办事认真的人。 人物周刊：您如何看待每天那么多人对您像朝圣一样的个人崇拜？ 吴仁宝：他们来要听我的话。为啥要听我的话？我的话他们认为讲的是真话，讲的是实话，而且讲话没有套话。所以他们爱听，所以他们要来。 人物周刊：您年轻时候有过怎样的梦想？您在华西创造的一切，是您当初梦想的样子吗？ 吴仁宝：年轻时候，我要实现社会主义，人民要共同富裕。但是搞了十多年的社会主义，结果是共同穷，而不是共同富。为什么？我想凡事搞一刀切、一个模式都不行，要自己有思想。所以在改革开放还没有开始前，我就搞工业了。后来改革开放的时候，我早就放开了。 我年轻时候，从来没有梦想到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华西）超越了我的梦想，没有想到要搞这个大楼，也没有想到华西的资产会是300亿，没有想到华西的农民会富到这个程度。所以我现在非常高兴。我的梦想没有满足仅仅是梦想，想要反复想，想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这样做对国家和人民有什么。所以我有两句话：不怕多交税，就怕交不出税。最怕国家来救济你，你穷了才来救济你。 人物周刊：作为5个孩子的父亲、一家之主和作为一村之主，这两者间有什么区别吗？ 吴仁宝：有区别，也没有区别。有区别是：我的子女是共产党的人，不是我吴仁宝的人。也没有区别，作为我的子女，做父亲的责任是教育他们。教育他们爱党，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人物周刊：您觉得华西村离得开你吗？ 吴仁宝：我的看法是，华西村离得开我，也离不开我。为什么？从现在来看离得开我了，从过去，可能离不开我。我华西建村50周年，我叫新书记开幕，我搞闭幕。所以我这个50年可以说起到一定很主要的作用。现在开始今后的50年，就不需要我了，他们去开幕了，我就闭幕了。现在我个人，还要关心方针政策，党纪国法，管好自己，这些还要考虑考虑。 人物周刊：您会不会觉得您的村民特别离不开华西村？ 吴仁宝：也可以离开，也可以不离开，而且外面的人也要到华西村。华西是个村，为什么华西人不愿意离开，因为华西是个幸福之地。如果搞不好，不幸福了，不仅是外面的人不来，自己的人也会走。社会上现在有很多的村都是空村。所以发展是第一要务，只有把这块地方搞美了，幸福了，来的人就多了。像上海一样，原来只是个滩，为什么现在变成了国际都市了，就是因为发展了。 人物周刊：听说你看到自己的村民在外面受苦，你会心疼，会把他们叫回来？ 吴仁宝：对。因为他们走是61年时，困难的时候，华西连他们的温饱都达不到，不让他们走，难道叫他们饿死？后来考虑到，要把它搞好，好了才可以叫他们出去的人回来。隔两年，他回来看看变好了，就回来了。所以也不能强行，什么都要自愿。 我不考虑荣誉 　　人物周刊：华西一直以来是个争议。有人说华西“只见集体，不见个人；只有家长意愿，没有个人的理想”，这你怎么反驳？ 吴仁宝：说这样话的人，还是传统的老观念。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老百姓很听话，为什么很听话他没有调查，只知道华西的人不自由。为什么？因为吴仁宝搞家长制。实际并不是这样子，“无规矩不成方圆”，华西以前有村规，现在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华西就两句话，叫“实事求是，依法办事”。但是，有些本身不懂法律、甚至违法的人，他就想不通了：华西为什么会这样呢，肯定是家长制，管理严格。靠家长制是不行的，如果靠家长制，那就变成一家之主了。结果大家都要反对的，是不行的。家长制，把“长”拿掉，靠制度来管人，不是靠“长”来管人。所以我们说靠制度管人，不是靠人管人。家事长辈管小辈，制度不一样。华西创造了“三制”：体制、机制和班制，这是有华西特色的。 人物周刊：华西的荣誉和华西的利益一起放在天平上，您怎么来平衡这两者？ 吴仁宝：所谓荣誉，我是不考虑荣誉的。你如果要去考虑荣誉，这个单位就搞不起来，因为这样思想上就有负担了，所以我只考虑一条，按照中央的政策，在我这里用好，把老百姓富起来。内部建设好，荣誉就送上门了。如果为了荣誉，弄得不好就搞虚假了。不符合实际的虚假，最后这个荣誉也成了昙花一现。所以我一直讲，我自己不要当先进的。如果我要当先进就一定会跟风，我不跟就不先进，但那是一时先进，所以有时看看华西比较先进，有时看看华西不太先进。有时看看华西，人家还有怀疑，比如改革开放后，分田到户是先进，我不分就是不先进；后来种田大户是先进，我们没有种田大户啊就不先进；再过一段时间，要搞新的三集中，我们是老的集中又不先进。我想来想去就要笑，他们比我辛苦，他们为了两亩地，你看多辛苦，我这个地一点都不辛苦。我还是按照中央的说法“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听中央的。我也讲过了，宜统不统就不科学，宜分不分也不科学。但是中央不会考虑这么多，他认为分田到户就是先进，你不分是因为你年纪大僵化。还有转制，我华西不转，也不先进了。中央想抓大放小，我华西就抓大扶小。现在温家宝还说要抓大扶小了。 人物周刊：从分田到户到企业转制，一直到现在，你一直坚持不分田、不转制，而外面的世界却在分、在转，这过程中您就没有动摇过吗？或者有没有人在村里跟你提反对意见？ 吴仁宝：有个专家叫胡福明，叫我一定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但是转制了一段时间后，他和我说：仁宝，坚持不住了。我跟他说：这个坚持是靠谁坚持的？不是谁叫我坚持就坚持的，哪个叫我不要坚持就不坚持了。我还是走我的路。我现在和他开玩笑，你们这群知识分子就这个毛病，开始跟我说一定要坚持，后来跟我说看样子坚持不住了。 在50、60、70年代有人反对的，70年代后期就没人反对了。为什么不反对了呢？它又变成了神话：吴仁宝说的总是对的，没有错的。 有个笑话，当年江苏省政协主席孙晗，他讲我们江苏只有两个人能讲真话的，一个是我孙晗，一个是吴仁宝。我对他说了，你这样说太片面了，能讲真话的人很多，不止我们两个人。但是我们两个人能讲真话，不等于我们讲的正确。往往讲真话的人要讲不正确的话，往往不太讲话的人，他会说正确的话。 人物周刊：那您觉得您自己一直在讲真话，讲的是对的吗？从70年代后，大家都认为吴仁宝说的话就是正确的，几乎都成了神话，您自己觉得呢？ 吴仁宝：下面越是听话，我越是要思考比较符合实际的话才讲，不能随便说话。如果大家都说你说得对，那不得了了，弄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所以越是要思考。怎么来真正符合实际，主客观一致，理论和实践结合，这个达到了，他们也满意了，确实也不大出问题了。所以讲话也不是随心所欲的。 人物周刊：您一直住村里最老的房子，吃东西也很简单。 吴仁宝：这是我实践下来的，我现在还这样，鸡蛋每天吃8个。我们小时候，鸡蛋是档次最高的补品，一个妇女生孩子，要吃一窝头窝鸡蛋，一只鸡第一次生的二三十个鸡蛋，那你就吃了最高的补品了。我们干活，手割破了，吃一个鸡蛋。从实践来看，鸡蛋的营养好。其次，鸡蛋的价格最便宜，其他的什么都没它这么便宜，要吃一斤鱼翅，我看这个鸡蛋要用汽车装了。 多吃面条，面条比大米好，这也是我从实践看的，山东人和河南人、东北人，他们吃包子面食多，人也长得高大。你看我们广东人、广西人、湖南人都吃的大米，人也比较小。 人物周刊：如果现在社会发展需要，要剥夺您吃鸡蛋吃面的权利，你必须要吃鱼翅鲍鱼，您怎么办？ 吴仁宝：我还是不吃。难得出去大家请客什么就尝一下。但我吃吃没什么好吃。不习惯。鱼翅还不如青鱼尾巴好吃。鲍鱼还不如螺蛳肉炖酱好吃。 以后会有村超过华西的 　　人物周刊：您现在84岁，人生到了这个时候，您还有什么遗憾吗？ 吴仁宝：我现在有两个遗憾。一个是我年轻时候，苦吃得多，但是为人民做的事情反而少。这是什么原因？那时候主要是我们中央的方针政策，没有现在这样的好政策。那时候，我实事求是，为什么也会做一些脱离实际的事情，这就有点遗憾了。第二是我的身体。我感觉像我身体比较好，也有不好之处。我的眼睛有点糊涂了。因为我的性格，为了工作，疲劳过度。开始我的眼睛视网膜剥离，一只好，一只不好开了刀。走起路来，有点高低。后来左边的眼睛发现问题，一次看不清，一分钟什么也看不见，一分钟后马上清楚，拖了半年。慢慢习惯了。有一次晚上睡觉时，又看不见，我就睡着了，两三个小时醒来，还是看不见，医生抢救，已经不行了，血管堵塞了，其实就是眼睛中风。这是我自己耽误掉的。在工作和身体的安排上，对自己不够珍惜。现在也有点遗憾，如果眼睛清楚了，我工作的时间能长一点，看的东西也清楚点。现在要是能看华西的变化，我想对我的鼓励也就大一点。 人物周刊：为什么全国只有这么一个华西村？ 吴仁宝：全国不能说只有这么一个华西，也有比华西好的，但是它的时间不长。经常有超过华西的，主要是他们看到自己好得不得了，这样就了不得了，出问题了，所以我们华西要么不说，说就要留有余地，说了要做到，这样就能保持积极性，如果说的多，做的少，对老百姓不诚心。只说不做更不行，要让老百姓看到实实在在的。 所以干部和百姓要一条心，干部要自己的名利，就不考虑老百姓的福利，最后就脱离了群众，不能持久，只能一时。以后也会有超过华西的，但是华西不是呆在这里等它超。我是希望中国有更多的村超过华西，也是对国家的贡献。 人物周刊：您说您有很多缺点，一直在纠正缺点，那您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吴仁宝：我本身最大的缺点，是对干部的要求也有脱离实际。因为有些干部，水平如此，但是我给他的职务偏高了点，他达到这个职务的要求不够，所以我经常要批评他们，这是我的缺点。 人物周刊：您本人只接受了两三年的私塾教育，但是这么长的历史里，对您教育最大的是什么时候？ 吴仁宝：对我教育最大的是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50年代是听，上面说的只要我们听。上面浮夸风我也听了，浮夸风的时候我也是积极分子，我也报过一亩地收3700斤粮食，旁边的一个乡说，他收一万斤，我就说你一万斤是假的，我不相信，实际我自己3700斤也是假的。自己假了还说人家假。后来毛主席召开七千人大会，到那时我才坚决纠正浮夸风。 60年代我是顶。60年代又有领导来叫我怎么搞、怎么搞，我说我不听了，领导不满意，说吴仁宝是骄傲自满，目中无人，独立王国。我说怎么搞的，后来想想不对，明着顶是要吃亏的，我就想暗着顶。从此以后，不管哪个领导来指导什么，我都当面答应：谢谢领导关心。领导走了以后，不符合华西实际的绝不执行。 70年代是拼，拼命大干社会主义，以粮为纲，旱田改水田，两熟改三熟。农民搞得辛辛苦苦还只是温饱。所以我的缺点主要在这30年，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我真正工作60年以后，以前的力气花得大，人还辛苦，但效果不好，现在没有原来苦，但是大家好了。 吴仁宝治下的华西：小村庄，大社会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赵佳月 发自江苏华西村 日期：2011-11-18 新建成的328米龙希国际大酒店（亦名“华西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图/本刊记者 梁辰） 吴仁宝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图/本刊记者 梁辰）   分层的村民 “华西中心村内，外出就读的大学生回村率是200%，他们不仅自己回来了，而且还会带自己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甚至带同学回来。”华西村宣传科赵开军自豪地说。 “回来有房子、车子，也不用找工作，我为什么要在外面？”今年6月刚刚从华侨大学毕业回村的赵龙贤说。和他同一年回村的李梅红之前就读徐州空军学院，“和身边同学唯一不同的，就是优越感。” “如果去北上广，还要自己买房子车子，生活哪有华西好？”1988年出生的赵龙贤和同一年毕业的同学比，他回华西的优越感在于此。 不仅是出了华西村的年轻人愿意回来，出了国的“海龟”也毫不犹豫地回了华西。“我去英国读书两年，觉得英国人住的房子也没有华西大，车子也不见得比华西人开的好。”于是在国外学网络技术的赵成宁愿回到华西，到华西铜业的生产第一线做个工人。 这些从小在村子里长大的孩子，出村读书的时候就非常清楚“我是要回来的”。他们和父辈一样，言必称“老书记”。 尽管他们偶尔也会到20分钟车程之外的张家港聚餐唱K，到江阴或无锡买名牌，他们对吴仁宝的印象是：“小时候觉得老书记只是个爷爷，长大了看着华西这么好，就觉得他非常了不起。” 年轻人如此，年长者更是认同华西的集体经济和吴仁宝的管理：“村里的旅行社每年组织我们出国旅游，我们到国外看看，美国还没我们华西好呢！”华西村316号住户朱荣根感叹。 中心村民手中都有一块“硬牌牌”，也就是他们的股金。尽管他们在华西每个月的收入只有两三千，“但重要的是年底的奖金。”年底的奖金二八分成，20%发到村民手中，80%强制入股。 事实上，赵龙贤希望“入股的部分多一点，等于存在村里，村里帮我们去理财，存得多，收获得也多”。有他这样想法的还有79岁的朱荣根。“存在华西集体的户头上，又安全又稳定，比外面去存银行好多了。” 中心村民到华西本地的企业商铺消费，可以用“硬牌牌”直接刷卡，这种来自于集体的刷卡快意，伴随了华西多年。“买房买车都如此。”华西村最早是配额制的，车子房子都是统一发放到村民手中，“最初的一批车子只有十多辆，是捷达的。本世纪初，统一发了100辆白色赛欧。”至今依然能见到这样的小车穿梭在华西村，尽管村里购买的十多辆奔驰多半由吴家人占用。 随着集体资产的膨胀，渐渐地，华西村人脱离了消费配额的限制。他们有在外现金消费的自由，只是他们更愿意使用“硬牌牌”在华西村下的商铺消费：“有得刷卡，我为什么要到外地去买呢？” 随着华西村在江阴市区等附近地段的房地产开发，华西中心村的村民甚至可以用“硬牌牌”去江阴买房子。“只要你的股金够，你就可以买房买车，买多少也没人管你。” 上世纪60年代，邻村的农民都还住着土坯草房，需要自己赚钱，自己盖房子。而华西自1964年开始，“村里搞规划，拿出一块地统一为我们家家户户建盖了新瓦房，以旧房折价方式给村民。”第一次分房，家家户户都分到的平房，面积基本相同，在50平方米左右。 1976年，全国在自然灾害和政治风波中一片哀鸿，而华西村民则喜气洋洋地搬进了两层的排楼房。“按人口分配，每户楼上楼下2-4间房。”1988年开始，华西村民分年分批住进了价值不同的别墅住宅，价格在12-50万元不等。 现任村党委书记的吴协恩，他的住房是价值三四百万的华西村最豪华的別墅。这是2001年吴协恩领导的宝昌公司盈利为村企业最高之后，村里奖励给他的，“他家一个浴缸就要几万块钱”。 2000年后，“村里首次为村民提供13幢外型各异、价值在150万左右的豪华欧式別墅；2003年又添40幢类似別墅，价值170-200多万。这两次先入住的，大多数是村企业干部，尤其新分的40户都偏向现在正年轻的有经济实力的村庄干部。” 如今在龙东湖一带，1万套别墅正在火热建造中，这些别墅面向的人群是“大华西”村民以及村外人员，两者价格有所不同：大华西村民因“大华西”发展需要价格为52万一套，“大华西以外的人过来买，价格为300万-400万不等，是没有个人产权的。” 华西一村的田琴家，别墅刚刚整饬完毕，陈旧的桌椅搬到全新的别墅中显得寒碜。田琴家本属于华明村，她在向阳村的工厂上班，老公则在华西村联防队，并入华西村后，他们借钱买了这个房，装修了下，算是安定下来了。华西村每年每人发300斤大米，350块钱，“从并村后到现在已经发了几年了，但是去年突然没有了。” 田琴买下这套房子的时候是16万，“拆老房子抵了点，借了点，自己家里的积蓄都搭进去了，还是嫌贵的。现在已经是五十多万一套了。”他们家的老房子原本在龙西湖一带，那里如今成了华西最新的别墅区，因为面湖背山，算是华西村位置最好的房子了。“大部分中心村的干部住在那里。” 一幢位于田琴家别墅前的老房子，房门号上还写着旧地址“唐家基”。这是没钱买别墅的郭家。郭家两个儿子，大儿子搬进了新别墅，小儿子没钱买别墅。“按照拆迁政策，他们收回了大儿子的房子，等待二儿子搬走。”同时华西村将收回的同处一幢的大儿子旧房出租给了外来工，生活起居上的冲突于是就开始了。“这样就是逼着我们搬了，可是又没有钱买别墅啊！” 外来务工群体 从安徽到华西打工的陶业的一家十多口人，蜗居在华西村70年代建起的两层排楼里。25岁的陶业和父亲陶向军都在华西钢厂工作，每月2000元至3000不等的收入对这一家而言已经比老家的生活改善了许多。 这些打工者一般租住在村里的老房子里，每月的租金从两三百到四五百不等，工作时间也是不分昼夜，很多是三班倒。相较而言，华西村的工人则只上白班。“一般本村的村民都是领导，厂长主任什么的。” 陶业一家都是被他的小叔带到华西来的。自称在华西已经打工十多年的小叔，其实也仅是华西村金塔宾馆内的前台服务员。他们一家的居住区与中心村民的别墅隔着一条长廊，但是在华西这么多年，他们从来没有与华西村民打过交道，“不认识华西村的人，也没有华西村的朋友。认识的都是打工的外地工人。” 在华西实验学校读初一的陶飞翔已经意识到与中心村学生的差异，“初一一个年级有8个班，其中四班和五班都是中心村的学生，其他班级有些是我们外地来的学生，有些是外村的学生。但教课的老师是不一样的。” 对于这种村民和外来打工者的差异，吴仁宝曾这样回答媒体：“可以这样说，待遇是一样的，也有不一样的。所谓一样的，我们工资是一样的，甚至有些比本村工资高。为什么会高？因为他的水平高，他的技术能力比较强。我们这里要的工资，要靠勤劳、靠科学、靠水平才能得高工资。” 作为一名外来打工者，已经步入干部行列的华西村艺术团副团长王维桢告诉媒体：“反正老书记待我们是很好的，我们在这里住的是宾馆，那个幸福园里就跟别墅一样，敲钟的那个地方，就跟别墅是一样的。环境也很好，里面其实就是宾馆。我们其他人住在金塔。” 在老书记的眼中，2万多的大华西村村民，加上外来的3万多打工者，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要把大华西建设成为“新市村”，将华西变为一座城市，每个人都要为“华西大集体”添砖加瓦。 一位华西村研究者认为，完全按照市场价格，外来工还是愿意到华西打工，原因在于华西村有实力保证他们的收入。尽管他们和华西中心村人的比较差距很大，但是跟那些给私营企业打工的人比较，他们更加稳定。 所以，这位研究者的观点是，“你说华西被吴家族控制的时候，吴仁宝就说我们这么一个家族养活了四五万人，如果中国全部像我们这个样子，那中国也行了。那他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一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