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如分级问题，政府的责任是制定标准，老反对低俗，什么叫低俗，什么尺寸？要拿出判断依据，不能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把通俗说成低俗，重一下，轻一下，这样的行政成本很高。你看国外的三级片，标准就很具体，“一具体就深入”。 …

在首尔， 温家宝 接受了异国“粉丝”的韩式拥抱，这在中规中矩的外交场合难得一见。与两位新结识的“球友”告别时， 温家宝 说“代我向你的家人问好”。 《日本新华侨报》的文章说， 温家宝 的晨练可谓“四两拨千斤”，传递着一系列新的信息，颇具“不是外交胜似外交”的意味 。 …

读取文章失败！ 后退.

前有中国工人推动全球增长，后有中国消费者拉动全球繁荣，中国的魅力毫不褪色——奢侈品迎来了救世主，这里将成为第一消费大国 随着一亿中产家庭的崛起，奢侈品正在从权力、财富与关系的符号，回归为一代人对更美好、更有尊严与品质的生活的追求 外资品牌们正在嵌入中国的城市，中国的生活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中国救世主 “中国人，不该挑这个，挑那个，贵的！” 2010年4月28日，150年历史上头一次，在同一天，同一座城市，全球殿堂级奢侈品牌LV（路易·威登）同时开张两家旗舰店。 在上海，中国。 十个月前，拥有LV的法国LVMH集团——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公司——与澳门赌王何鸿燊一起买下一块地，盖一个奢侈品中心。 也是第一次。还是上海，中国。 那一年，金融危机让奢侈品全线萎缩：香奈尔裁员，普拉达求援，法国高级定制时装之王克里斯汀·拉克鲁瓦破产。 那些西班牙国王、俄国皇储和埃及帕夏们曾经钟情的路易·威登皮箱、爱马仕手袋们，现在只能靠中国人了。 中国人成了救世主。在全球顶级奢侈品云集的法国香榭丽舍大街和美国第五大道，世界既不是平的，也不是圆的，而是中国人民的。 几乎所有奢侈品店都聘有亚裔员工，从店内导购到退税员，都有中文靠谱的服务生为中国客人提供一条龙服务。 黄皮肤黑头发，是这些名店里的主流色彩。许多人急吼吼地四下索借同胞护照，因为许多店有规定，一本护照最多只能买2～5件产品。若是要求看看价钱相对低廉的基础款时，有的店员会跟你急，“中国人，不该挑这个，挑那个，贵的！” 不仅在国外买，中国人也在国内买。一个业内热传的段子是：在一场奢侈品特卖会上，一位中国人手拿LV手提箱排队入场，被保安拦住，“先生，我们只允许带钱包进去”，该男打开箱子，“对不起，这就是我的钱包……” 各种充满喜感的场景背后的数据是，奢侈品市场一片萧条中，独中国增长近12%，以高达96亿美元的消费额（占全球的1/4），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市场。高盛认定，中国将在2015年再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奢侈品消费的NO.1。 那些标价为数万美金的手表、拎包和定制西装们纷纷涌向中国。北京上海？不够！还有温州、青岛、成都、西安……在中部城市长沙，仅在去年，就有LV全球总裁、杰尼亚集团掌门人等大牌子的大人物们不远万里亲自飞去看店。 不过，他们发现，除了那些巨大的LOGO，中国人民对这些牌子，所知并不多。即使是中国当下知名度最高、销售量最大的奢侈品牌LV，也莫能例外。 作为上海世博会的参展活动之一，LV百年回顾展同时向公众免费开放。展台上陈列的是LV各式高级定制拎箱，是这家旅行品牌最传统、最经典的作品。但这些昂贵而费事的木质拎箱却让大多数人感觉陌生。许多参观者边看边啧啧，“咦，LV不是拿来背的么？” 这具化了眼下中国人民与奢侈品的相处阶段——拎LV硬箱需要优雅、需要配套的随从、车子、头等舱、有门童迎出来的酒店……没关系，我们先把LV背在肩上。 一亿中产家庭的生意 他们受到了热烈欢迎。持续繁荣了十余年的中国人民，开始如饥似渴地消费 就像在1968年进驻当时刚开始经济起飞的日本，1992年，LV嗅着财富的味道来到了市场经济方向刚刚确立的中国。 那时候，中国还只有少数有钱人认识少数几个国外牌子。 1979年，皮尔·卡丹受邀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仅限专业人士参加的服装表演，成了最先来到中国的品牌。随后的很多年里，梦特娇、鳄鱼、老人头、花花公子，这些用外汇券才能买到的东西，几乎成了地位的标签。 当LV来到中国时，上海人每月的平均工资还不到200元。第二年，这些昂贵的东西就引发了一场争论——《经济日报》指责当时卖国外品牌的赛特商场，“赛特你太离谱了”。 2004年，当中国终于兑现入世时的承诺，向外资品牌全面开放市场，奢侈品牌大举进入中国。 他们受到了热烈欢迎。持续繁荣了十余年的中国人民，开始如饥似渴地消费。次年，上海首次举办国际奢侈品展览会，短短三天，成交两亿元。 中国人民渐渐走上了奢侈品世界的中心。一个最直接的感官是，各类时尚八卦杂志上各品牌的新品发布会，不再是欧美、香港一统天下，上海国际会展中心、恒隆广场、北京国贸也开始频频露面。 在这个不可思议般膨胀的市场，奢侈品牌们攻城略地。开店速度，显示了这个市场的容量和潜力。 LV在22个城市开了27家专卖店，GUCCI开了28家店，COACH宣布未来5年里要从25个增加到80个店。 火热一直蔓延到长沙、西安、厦门等二三线城市。2006年，温州成为LV进驻的首座二线城市，据LV内部人员透露，其战略依据是，杭州大厦LV店开张以来，销售业绩远超北京、上海，成为中国区的NO.1。 2009年，胡润百富发布《2009中国千万富豪品牌倾向报告》显示，中国52%的富人生活在北京、上海以外的城市，二、三线城市居民对奢侈品的消费能力也越来越高。 而法国巴黎百富勤公司测算，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家庭在2010年将达1亿个，户均收入为15万元，拥有资产62万元。 这一亿中产家庭，让中国成为全球时尚业小心伺候的大爷。 前年，《时尚时间》执行主编潘箭应邀参加巴黎一个名表活动，被主办方安排住入丽兹酒店。这是巴黎一座著名而奢华的巴洛克宫殿式建筑，每间客房都会根据客人的嗜好专门配制不同的香水。潘箭注意到，独中国媒体能享受这一级别的待遇。 来自瑞士的骨灰级名表百达翡丽的高层告诉潘箭，百达翡丽在全球每卖出5只手表，就有两只被中国客人买走。 Logo年代，照片也要LV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奢侈品市场一片萧条，中国却一枝独秀。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隐匿的豪购 50%的奢侈品消费主要由 “送礼需求”构成 如果不是LV“严谨得不上道”，他们在中国的业绩可能更加漂亮。这跟中国独特的一个隐匿而活跃的豪购市场有关。 据麦肯锡发布的一项调查数据，2009年中国市场50%的奢侈品消费主要由“送礼需求”构成。 各奢侈品店每年3月和春节期间都会迎来销售高峰，彼时分别是一年一度的两会和年终答谢。作为一名销售员，所要做的事情只是站在新品旁边就好。 LV店前员工江朝洋说，选购送礼的客人很好识别，他们不挑款式，只管价位，因为什么级别的对象严格对应着什么价位的礼品。最豪气的一位客人，进门直接奔向高端墙，把整面墙的产品都买了，每只包价位都在2万-3万元。 发票肯定是要开的，这正是商务送礼的消费基本都截留在国内的关键所在（要知道，由于中国现行的关税制度，同样一款产品，大陆价格比欧洲高三分之一甚至一倍），国外名店不提供发票，或是票据无法纳入国内报销体系。因为极少有哪个国家会像中国这样，有如此索要发票的习惯及蔚然成风且奢侈的送礼传统。 在江朝洋看来，LV严谨得“太不上道”——礼品型发票必须无一遗漏地列出所购物品，事业单位报销最容易的“办公用品”发票是绝对不允许开的，“如果没有这条刚性规矩，LV的销售量会更高”。 北京奢侈品经销商邱海涛（化名）告诉本报记者，LOGO低调或干脆没有的奢侈品牌是最理想的商务礼品，够档次，且不容易给收礼者引来意外是非，“尤其是在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天价香烟风波之后。” 江诗丹顿的手表，LV的拎包，杰尼亚的领带，是邱海涛卖得最多的商务送礼奢侈品，三款礼品的价位分别是近百万，三万左右，两千余元。包装也很有讲究，价签一般都被要求贴在盒子上。 由于能为客户弄到“办公用品”发票，邱海涛的生意日益兴隆，眼下，他最大的职业感悟是，去LOGO化，讲究低调而奢华，才是眼下国际化的主流审美观。 “穷人”的奢侈梦 真假是次要的，有一个能背在肩上，50米开外都能被看到的LOGO才是关键 A货，在这里蔓延成全球奢侈品业最独特的一幕。 中国人的聪明，和强大的制造能力，几乎能将一切东西在最短时间内送上流水线。与买不到、买不起的奢侈品长得很像的A货就这么诞生了。 最初的A货，是地摊上最常见的短T，前面绣一只长相拧巴，名叫“花花公子”的兔子，后面则印着“皮尔·卡丹”，二十块一件。 随着奢侈品汹汹来华，山寨工厂也迅即换下“兔子”和“鳄鱼”，全线生产档次更高、利润更大的LV们。 位于粤东的潮汕地区，有一座LV小镇，眼下已形成了一条分工细致的LV产业链。据小镇商人李智（化名）介绍，LV的主料、辅料、衬里、外包装……都分由诸多小作坊承接。款式以国外运回的新款包为样板，有时为了争取时间，甚至对着一张样图就开始生产了。 由于名气大，LOGO多，LV已是眼下中国被A得最多的奢侈品牌。前不久，网络上曾疯传过一张照片，一名在街头乞讨的年轻女子，用来盛钱的包竟然是一只LV speedy 30。 这幕“LOGO集体狂热综合征”其实曾经在20年前的日本上演。那时日本适逢经济高速发展，98%的日本女孩人手一只LV，以至没LV都没脸出门，以性换物的援助交际从此蔚然成风。 这是全无奢侈品传统和根基的亚洲人民在消费奢侈品初期必经的LOGO膜拜阶段，日本、韩国都曾疯魔过，现在轮到了中国。时尚名人洪晃曾点评，“你是爱马仕男，我是香奈尔女，而我们大家，都是路易·威登包。” 与日韩的区别在于，普通中国人也能用A货哄哄肩膀上的LV梦想，真假是次要的，有一个能背在肩上，50米开外都能被看到的LOGO才是关键。 上一页 1 2 下一页

当工作成为目的，而活着只是为了继续上工的手段，人会有很大的动机继续活下去吗 马克思一生没有进工厂当过工人，这样的事实却无碍于他对工人处境的了解，无碍于他以一生之力，为工人发言，设计了一个工人天堂的历史未来。 马克思的好友恩格斯是曼彻斯特纺织工厂的老板，马克思当然可以透过恩格斯深入认识工厂制度，以及支撑工厂制度的资本主义运作逻辑。不过即使没有恩格斯的协助，马克思还是很容易能够从当时英国社会上清楚明白的工人待遇与工人处境，得到他所需要的材料。 青年马克思早早就找到了自己思想的核心——那就是“异化”。“异化”，简单地说，就是主奴关系的逆转，或者稍微中性点说，目的与手段关系的逆转。手段取代了目的，甚至牺牲了目的，本来应该要服务主人的奴仆，倒过来骑在主人头上，对主人颐指气使。 生产关系上，工人是劳动力的所有者、贡献者，然而他们自己却无法享受劳动成果，这是一种“异化”。换个角度看，工作原本是为了提供人生活所需，如果工作占据了生活的全部，变成人活着只是为了提供工作的劳动力，只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一环，那当然也是一种“异化”。 从“异化”出发，还没有开始设计革命手段的青年马克思，有一个很浪漫的梦想。梦想一个未来社会，每个人都工作，从工作中获得尊严与报酬，不再有不工作的贵族可以凌驾他人，可是每个人的工作都只占生活中很少的时间，留下生命中大部分的精神精力能够去钓鱼、听音乐、读读柏拉图。这样工作和生活之间，可以回到健康的手段与目的关系轨道上。 太过不公平的劳资关系，必定会让工人铤而走险，宁可诉诸暴力破坏方式，来摆脱身上的枷锁。资方不能如此予取予求，一时扩大利润，长远会使得整个生产模式瓦解。因而国家、政府积极扮演起中介角色，为了避免破坏性革命的爆发，订定种种限制。 基本工时与基本工资，都是这种考量下的历史产物。即使劳工心甘情愿，国家都应该限制其每周工作时数，给他们一定休息和享受生命的机会，老板们不得予以剥夺。为了怕工人必须以长工时来换取温饱所需，于是相应要有基本工资，让他们能休息也能赚到生活根本条件。 近期连续发生工人跳楼事件，不能说跳楼一定和工作有关，但是看看这些工厂里，工人每天工作11小时，每周工作6天，这样的比例下，工作是手段还是目的呢？当工作成为目的，而活着只是为了继续上工的手段，人会有很大的动机继续活下去吗？ 唉，问问马克思吧！ （作者为台湾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