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

  记者_周鹏 实习生_曾璐 广东汕尾报道 摄影_卢慧明 2012-02-10 2012年2月1日，正月初十。天气，阴。 早上7点，天色刚亮，28岁的庄烈宏就推开自家低矮的屋门，朝村中心的乌坎小学走去。一路上，满是春节留下的鞭炮碎屑。 乌坎人的春节还没过完。甚至，对于庄烈宏来说，这一天比任何节日都要重要——乌坎的村民们将公开推选出村民选举委员会。之后的一个月，这个委员会将组织乌坎村民，进行村民代表和村委会成员的民主选举工作。 乌坎小学，大门上面高悬着一条大红横幅，“乌坎村村民选举委员会推选大会”，四面围墙上，每隔数米便张贴着写有类似“村民直接选举，充分行使民主权利”口号的标语。 庄烈宏并不是第一个到的人，几名20岁左右的年轻人已等候他多时。这些年轻人都是此次选举的工作人员，正等着庄烈宏来分配任务。前一天刚满18岁的林若元，即是工作人员也是当天最年轻的选民，为了防止睡过头，他一晚没敢睡觉。 庄烈宏的朋友，作为选举现场记录者的村民张建兴，正拿着一部DV四处游走拍摄。这个20岁的青年像熟练的记者，不时邀请在场的人站在镜头前，回答他的提问。张建兴希望有朝一日能与伙伴们将这些资料整理成一部纪录片，他甚至已经想好了纪录片的片名，“就叫《乌坎乌坎》”。 乌坎村有七个村小组。乌坎小学操场内的选举现场，被桌椅和紫色塑料带整齐划分为七个片区。每个区域均设置领票处、秘密写票处和投票处，每个选举场所，都派驻了工作人员。 除新一村外，一至六村的秘密写票处位于正对着操场的六间教室内，临时悬挂起的粉红色布匹，将每间教室间隔成六个独立空间供选民填写选票。作为试验，新一村的写票处则直接设在了操场上，新一村的村民，要在由村里木匠打造的“秘密写票箱”里写下自己的选票。“秘密写票箱”仅容一人伸进头和手。 一天前，工作人员已经完成了乌坎六个村民小组的选举现场布置工作。现在庄烈宏、林若元他们需要做的，只是为最后剩下的新一村摆放好选举所需的桌椅，再把堆在操场旁的秘密写票箱搬来放在桌上。每个票箱上都钉着一张“填票注意事项”，从必须使用钢笔、圆珠笔到将推选人名字写在正确位置、字迹必须清晰等，交待得都很清楚。 小学的广播里，传出了《龙的传人》、《北国之春》这类平常很少播放的流行音乐。庄烈宏很享受这样的氛围。他说，民主就该让人感到轻松。被音乐所吸引，路过的一些村民，好奇地向选举会场张望一番。庄烈宏唏嘘不已地说：在过去，选举是乌坎村民从来不敢奢望的梦想。几十年来，这里的人们从未见识过选票的模样。 从上访到上街 庄烈宏生于粤东乌坎村一个贫困的渔民之家。几个月前，他还是乌坎无数外出谋生青年中的一个，在佛山做着不起眼的小服装店生意。 在有着一万多人的乌坎村里，聚集着一片片迷宫般低矮的砖木民房，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年老一点的，大多在村子附近从事打渔、做木匠、经营小餐馆这类的营生。 艰辛操劳换回的依旧是一贫如洗的生活。庄烈宏的父母至今仍住在一套狭小平房里。在他们给庄烈宏留出的那间几乎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的屋子里，床头随时摆放着一把雨伞，每逢雨天，庄烈宏就只能在伞下睡觉。 庄烈宏的父亲庄松坤说，乌坎村里大多数村民都像自家一样贫困。 暗地里，村民们将贫穷归咎到村干部身上，认为连续担任了约40年村党支部书记的薛昌和村委会主任陈舜意等人，依靠侵占村集体土地，出卖土地时收取好处费，挪用公款，收受贿赂。庄烈宏这样形容村干部的生活，“住在漂亮的小楼里，在海鲜餐馆里抽几十元一包的中华烟，喝上千元一瓶的洋酒”。 从干部选举到土地出售，从工程建设到财务收支，村民们对村务几乎一无所知。失去土地的村民们，这些年里得到的全部好处是：每人550元的分红。 过去很长时间，没人敢对这样悬殊的贫富差距提出质疑，因为这可能会遭来一顿暴打。一位村民说，村里中老年村民他们文化程度低，胆小怕事，常年呆在封闭的环境里，遭受不公时，“唯一的应对办法就是沉默忍受”。 2009年4月3日，乌坎村发生了一件大事。 在这个被庄烈宏形容为“令人震撼的一天”的清晨，村民们看到了从未有过的一幕——一张题为《给乌坎乡亲们的信之——我们不是“亡村奴”》的传单雪片般撒满村庄。 传单上，一位化名为“爱国者1号”的人用散文般的文字回忆了乌坎村早年的优美风光，并痛斥村官卖地行为对村庄环境和村民生活的巨大破坏。这名至今身份不明的神秘人物，号召人们勇敢站出来改变村庄的命运。 “感觉一盘散沙终于被凝聚起来了”，庄烈宏这样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 无数庄烈宏、张建兴这类在外谋生的乌坎青年，不断接受着城市文明和互联网的熏陶。与前辈相比，他们见识更为广阔，崇尚自由，追求公正，懂得不少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更敢于表达个人意见。乌坎村的现实让他们越来越难以容忍。“如果村干部不管村民死活，反而以公谋私，欺压乡里，那他们就应该被赶走”，庄烈宏说。 2009年6月21日，庄烈宏与二十多位散布在珠三角各地的乌坎青年分头赶赴广州，站在了广东省政府大门外。 此后两年多时间里，部分乌坎村民进行了十余次上访。庄烈宏每次都身处其间。但在村民们事后整理的一份上访进展材料中，多数上访活动均被注明为“至今尚未答复”、“仍无下文”。 村干部们依然没有停止卖地。2011年9月，一家地产公司在乌坎村一片荒地上搭起了工棚。在村民眼中，这片荒地已是乌坎为数不多未被卖出的土地。 他们爆发了。 2011年9月21日早晨，数以千计的村民拥到村子广场上聚集。群情激愤的他们誓言将捍卫村庄土地，随后四人一排，浩浩荡荡走上了集体到陆丰市政府上访的道路。这次上访最终演变为一场打砸事件——部分情绪激动的村民回村后拆毁了地产公司工棚，砸碎了施工车辆的玻璃。次日，大量村民又聚集到乌坎村委，询问地产公司施工原因，在未得到合理解释后，村民们打砸了村委会，并由此引发了大规模警民冲突。 此后近三个月里，乌坎村民与地方政府进行着时而缓和、时而激烈的谈判。除了要求收回被违法卖出的土地，村民们提出了罢免村官和民选村委会的要求。 在这其间，包括庄烈宏在内五名村民先后被警方刑拘。2011年12月11日，维权代表、村民薛锦波在刑拘两天后突然死亡，导致事态失控。 但村民们最终等到了转机。2011年年末，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带着工作组进驻乌坎，做出五项承诺，乌坎的村民维权行动开始走上和解之路。随后，除薛锦波外，庄烈宏等被拘村民均重返乌坎。 “你看我们像打砸抢的犯罪分子吗？”坐在会场里，汗流浃背的庄烈宏，望着学校大门外前来投票的村民，说，“他们不久前为反对村干部的贪腐独裁走上街头，现在他们又为自己和村子的民主权利走到了投票箱前”。 第一次选举 上午九点刚过，随着主持人林祖恋——这位上个月刚上任的乌坎村新党总支书记用沙哑的声音宣布“选举开始”。乌坎村民等来了第一次民主选举。 67岁的林祖恋为选举事务已忙碌多日。三个月前乌坎事态恶化时，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便被村民们邀请出面主持村内大局。乌坎事件平息后，林祖恋迎来一项重大考验——组织开展“村民选举委员会”的选举。这个机构将在接下来的乌坎村村民代表和村委会选举中，起到至关重要的组织运作作用。 林祖恋与所有村民一样，对投票选举的宣传、组织、实施和监督等环节几乎一无所知。他们逐条学习与村民选举有关的法规政策，召集志愿者逐个统计符合参选规定的村民数量，通过喇叭、横幅、海报在村内进行选举知识普及和宣传动员，与上级政府协商从工作人员分工到现场布置的选举流程…… 像庄烈宏这样的年轻人成为选举工作的主力。林祖恋的得力助手、选举现场总监票员杨色茂说，“民主选举跟游泳一样，如果不下水去练习，不被呛几口水，我们就永远得不到它”。 在有生以来的第一次选举中，村民们穿着各式各样的日常家居服装，有的甚至腰间系着围裙，有的直接穿着拖鞋，就像日常到菜场买菜一样自然随意。年轻的父母小心翼翼地抱着幼儿，而佝偻老人则被晚辈牵着慢慢行进。 乌坎小学见证了村民们第一次体验民主选举的生涩场景。陌生的规则、新鲜的场景一度让不少先入场的村民不知所措——有人跑到了其他村的领票处领票，有的人看哪里人多就往哪里跑，还有老人甚至只敢站在操场一旁小心观察。 一位表情有些忐忑的老年妇女甚至打算找位记者帮自己投票。在记者解释一番后，她走向了熟识的村民。她说要再去跟乡亲商量一下，“要选能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人来做官”。 大多数人脸上挂着新奇的微笑，他们交头接耳地讨论着，从自己心仪的候选人品格能力，到秘密写票处的神秘。数十名省、市、镇级的工作人员散坐在投票选举区域外围，神色轻松地注视着村民们。 凭借选前已分发到手的《乌坎村村民选举委员会推选证》，村民们很快通过身份核查，从领票处领取到一张盖着鲜红印章的《乌坎村村民选举委员会推选票》。而不能亲到现场的村民，事前办好委托手续后，可通过亲属代为投票。 选举前，有超过三十位自荐村民，按要求各自征集到了50名选民的签名支持。这些积极参选者的名字被单独打印出来，摆放在填票处供村民们参考。但除此之外，选民能选举任何一位符合法定条件的村民。 除了手脚麻利的中青年，不识字的老年人也没有阻碍——在“公共代写人”的协助下，他们能将自己理想的人选名单顺利投进票箱。 在外地读大学的郭晓旋说，经历过这次选举，乌坎村民再也不会接受以往那种未经选举就任职的村干部。他说要选自己喜欢的人来“管理乌坎人民”，但他马上又改口说，“应该是服务乌坎人民”。 这天，庄烈宏与张建兴都完成了人生里的第一次投票。庄烈宏甚至邀请在佛山结识的女朋友来见证了自己这一“历史”时刻。 下午四点正，林祖恋宣布选举结束。工作人员随即用红纸封闭全部投票箱，将其交给计票人员带入一旁的教室统计，而未发放完的选票则被当场在主席台前地面上焚烧。浓烟伴着尘灰四处飘荡，人群纷纷掩面后退。目睹此景，总监票员杨色茂遗憾地说，下次选举时，“得准备个铁桶”。据他估计，这次选举乌坎村民只花了大约一万元。 半小时后，杨色茂走上主席台公布计票结果：在选前已公布具有资格推选的8222名村民中，应参加推选的村民为7349人，实际参加推选村民6242人，发出推选票6242张，收回选票6180张。 随即，林祖恋一字一顿地高声宣布当日推选有效。站在一旁的庄烈宏兴奋得第一个鼓起了掌。 漫长的唱票环节将选举延长到了深夜。在靠着教学楼墙壁竖起的十多面床板大小的橙红色纸板旁，七个村民小组的唱票员、计票员、监票员各司其职。每一个被念到的名字都被清晰地写在纸板上，名字每被重复一遍，其下就会被画上一条线。 在工作人员与不愿离去的围观村民中间，只隔着一排狭长的课桌。视力好的村民，能轻易看到选票上的被推选人名字。一位村民说，“这样的选举，就算没选到我推举的人，我也心服口服”。 当晚十一点，11位选举委员会成员名单被最终确认。白天人声鼎沸的操场此时只剩下寥寥数十名工作人员和少数村民，在浓厚夜幕中，林祖恋洪亮的声音再度响彻全场——他逐个念出了乌坎村第一批选举委员会成员的名字。 之后的一个月里，乌坎村村民代表和新一届村委会成员，将在这些委员和其他村民手中选举诞生。 “只要真正做到人民当家做主，乌坎一定会有希望。”散场前，庄烈宏说了这么句话。 原文点击

以今天一些人的眼光来看，古代的酷吏似乎是很吸引人的。表面上看，酷吏有以下好处： 　　首先，酷吏的一大特点是专门和豪强做对，用今天的词就是热衷“打黑”。汉代大酷吏郅都，“敢面折大臣于朝”，不避亲贵。做济南太守的时候，到任就捕杀闲氏首恶，摧折济南豪强，权贵们都不敢正眼看他，称其为“苍鹰”，对他是又怕又恨。张汤更是专治诸侯王，诛戮富商、大姓、豪强，自然也是其强项。王温舒治广平的时候，大肆“打黑”，捕杀“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至流血十余里”。到十二月底，已杀得“郡中无犬吠之盗”。 　　其二，酷吏的政绩大都相当突出，尤其善于强化治安。郅都上任一年多，济南“郡中不拾遗”。他守边的时候，匈奴害怕，不敢进犯，被称为“战克之将，国之爪牙”。厍狄士文为贝州刺史时“道不拾遗”、赵仲卿主持屯田时“收获岁广，边戍无馈运之忧”，王温舒做广平郡的都尉，外地的盗贼不敢过境，及做上河内太守，只用三个月的时间，夜里连狗叫声都听不到了。 　　另外，酷吏不仅“能干”，而且大多相当清廉。郅都从不收礼，在任的时候不拆私信。张汤死后遗产不到五百金，王温舒甚至连五十金都没有。隋朝的厍狄士文“性清苦，不受公料，家无余财……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门，亲旧绝迹 ”。 　　这样的官吏，勤力“打黑”，又清廉，这么一说，恐怕很多人会心向往之吧？可为何在古代，从官方到民间，一直都大力批判这种酷吏呢？对酷吏的批判贯穿儒家政治学说的始终，到底是古人糊涂还是今人脑残？ 　　古人批判酷吏，一来是因为其手段太残酷，但更重要的是，不仅其手段残酷，而且残酷之后，也换不来太平繁荣，反而把社会搞得更糟！这又是为何呢？ 　　最早提出酷吏一词的是司马迁，他专门做了《史记·酷吏列传》，对酷吏们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后来司马光也批评汉武帝“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而郡、国为治者大抵多酷暴”。《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对酷吏的坏处一句点破：“末暴虽胜，崇本或略”，意思是说，酷吏们追求用严刑峻法，用残酷的手段来妄图解决社会失范的问题，完全是舍本取末的行为，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也自然解决不了问题。 　　社会的繁荣和稳定的根本在于设置一个相对公正的制度，要尽可能合理地分配利益和财富，这才是减少社会矛盾的切实可行的办法。稳定的根本在于减少社会矛盾，而不是无视矛盾，靠暴力酷刑维持。仅仅靠强力，靠刀架脖子：“举起手来，不许动”，这样的稳定，纵有一点效果，也是暂时的。 　　酷吏严延年任河南太守时，为了数威，各县的死囚集中到郡府行刑，血流数里，一时间野无行盗，庶几太平。然而没过几年，更多的人铤而走险，盗贼蜂起。朝廷也逐渐反思，好用酷吏之风也歇菜了。 　　制度不合理，不仅酷吏解决不了问题，就算是“酷皇”出马也是白搭。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苦，对于官员贪污腐败深恶痛绝，想通过空前严酷的法律根除之。他规定官吏贪赃额满六十两的一律斩首示众，并且剥皮实草。他还屡兴大案，如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恒贪污案，牵连被杀的就有万余人。但结果如何呢？明朝贪腐有增无减，几乎成了中国古代史上贪腐最严重的王朝。 　　如果一个社会的民众，长期遭受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侵害，确实渴望有铁腕青天的出现，用严刑峻法来尽快终结那种失范的现状。这或许正是乱世中渴望酷吏“打黑”流行的社会心理基础。 　　但千万不要天真地认为，酷吏的严刑峻法就是“法治”。真正的法治，是以维护权利为本，而酷吏的严刑峻法，本质是为了镇压。酷吏之酷，绝不为纾解民困，而是为了取悦主子，酷吏“打黑”，说白了，就是更大的流氓去消灭地方小流氓罢了。酷吏这个角色，暗合封建政治的本质需要，是皇帝不可或缺的打手。酷吏“打黑”，锤击豪强宗室，其实是为了维护最高集权的意志独尊，替皇帝把有文才或武勇、有势或有钱的中间阶层，把“五蠹”去掉。他们同样对民实施暴政，扒房、拉猪、牵羊。酷吏就是皇帝主子凶狠的牧羊犬，要像牧羊一样收拾妥帖千千万万的纳税良民。 　　古代的一些老百姓精得很，他们宁要贪官，不要酷吏。这又是为何？在他们看来，贪官只能偷偷摸摸地攫取财富，民众也可以堂而皇之地揭发贪官，贪官之恶最多也是个人之恶。但到了酷吏时代，则是铁桶般的钳制，个人之恶则变成制度之恶，整个社会笼罩在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之下。民众只能三缄其口，敢怒而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也不敢言。 　　在酷吏的统治之下，路不拾遗，盗贼绝迹。不过，你千万别以为这是政治清明的大同盛世了，这样一个“没有罪恶”的社会一旦出现，根本的原因在于统治者垄断了全部作恶的权力。一个通过“打黑”消灭了豪强的社会，只是让一个个民众直接面对更强大的统治者的全面钳制，更加无还手之力。 　　“打黑”之后，小民们或许能够得到一点好处和安宁，但那只是短暂的。酷吏打黑除恶一时，却让恶的制度长命百岁。更何况酷吏绝不是依法办事的人，绝对只是人治，曲法枉法是酷吏的家常便饭。史书记载，酷吏周阳由“所爱者，挠法治之；所憎者，曲法灭之”。王温舒纵使督捕，“快其意所欲得”。没有来自民众的约束，只对主子负责，酷吏们哪里还会遵循法条，哪里还顾得上程序正义呢？ 　　因为替主子出头卖命，酷吏的官运一般都相当好，经常越级升迁，屡废屡起，深得皇帝喜爱。张汤就是因为替汉武帝屡次清除诸侯豪强而深受武帝信任，升为御史大夫，位居三公，仅次于丞相。还有尹赏，他起初任县令，犯“残贼”罪免官。但后来又很快被重新起用为郑县令。后来因首都长安治安恶化，尹赏被任命为长安县令，皇帝赋予其“得一切便宜从事”的全权。不久，尹赏升为江夏太守，因为诛杀盗贼及吏民太多，又坐“残贼”之罪免官。后又因为“南山群盗起”，尹赏又被重新起用，任右辅都尉，不久再升一级。 　　这也是古代酷吏频出的原因，说白了，就是一种政治投机罢了。 　　不过，酷吏投机，这条路也不是那么好走的。虽然他们在官场常能平步青云，但最终的结局往往很悲惨。皇帝主子经常要把他们抛掉，来假装好人。不仅郅都、张汤、严延年都无善终，汉代十几个著名的酷吏，没被杀的仅有赵禹、杨仆等两三人，唐代的酷吏，也就姚绍之、毛若虚等几人得以幸免，其余都没逃脱斩首诛族的下场。 　　酷吏“打黑”，别迷恋它，它只是个传说。（李铁，香港浸会大学西方政治哲学博士，擅与流行的谬误作战。）

人民的欲望和一个国家掌权人的欲望都是一样无止境的，人们对饮食男女的兴趣和信徒对宗教的兴趣都是一样自私自利的， 没法子满足。别扯了，中国人最缺的是宗教信仰，你要相信我作为一个非宗教徒说出的话是沾边的。

韩寒首先是作家，不要用民主领袖的标准去要求，这对他太沉重。他能指出问题，表达忧虑，就够了，是积极还是犬儒，没必要揣测。“要自由”的路径我非常赞同，但韩寒说前两篇文章是在为第三篇做铺垫，我完全不能同意。很容易看出前两篇文章和第三篇文章逻辑上是不一致的。

当世界上所有的人写文章都不设自我审查的时候，那言论审查其实已经失效了嘛。我其实一直是那么做的，我在言论上其实已经比很多人自由了，我真的不是为我自己去要这个绝对自由，只是觉得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媒体人啊、电影制作人啊，是否有机会大家可以达成一个共识，团结起来向执政者施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