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

    　俗話說「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大陸女模特兒閆鳳嬌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去年她因參加江蘇衛視相親節目《非誠勿擾》，成為媒體寵兒，星途漸開，可是全裸不雅照也在網路大肆流竄；原本她辯稱是被台灣商人逼拍，還主動向警方提告，但在法庭上卻坦承是自願參與人體私拍活動，大陸社會一片嘩然！     　日前閆鳳嬌「不雅照」案宣判，正在大陸社會盛行的「大尺度私拍」行業，也在陸媒的積極追蹤下，揭開了面紗。《南都周刊》從閆鳳嬌的「豔照門」事件開始，探討「大尺度私拍」所展現的殘酷、醜惡面，以及在色情與藝術之間，有多少懷著明星夢的女孩，在失去底線的同時，也喪失了尊嚴。     　三點全露 網友狂轉發     　1989年出生的閆鳳嬌，擁有167公分的高身兆身材、三圍30、23、34的姣好曲線。去年江蘇衛視相親節目《非誠勿擾》為衝人氣、拚收視率，找了不少身材、長相兼優的模特兒擔任節目的女嘉賓，閆鳳嬌也是其中之一，清純的外表、鄰家女孩的氣質，連續被男嘉賓評為心動女生，粉絲也越來越多。     　就在此時，一組以「閆鳳嬌」中文拼音首字母縮寫「yfj」為名的照片，毫無預警地出現在網路上，照片裡的她，三點全露，姿勢挑逗的慾女模樣，完全顛覆鄰家女孩的形象，一時之間，被網友瘋狂轉發。     　「豔照門」事件發生後，閆鳳嬌立刻發表聲明，說是被自稱服裝代理商的一名台灣人及其2名女助手、4名攝影師以暴力威脅，強迫拍了這組不雅照，她已向上海市公安局閘北分局報案。     　不過，熟諳攝影圈的網友對這些照片進行專業分析後，即指出這或許是一次盛行於攝影愛好者圈子裡的付費「人體私拍」。而這種「私拍」包含了一種契約，發布、傳播就是違約，尤其這名攝影師還選在閆鳳嬌走紅之後在網路上公布照片，更顯得惡毒。     　閆鳳嬌報案後，警方經過調查，逮捕5名嫌犯，移送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審理。日前以「組織淫穢表演罪」和「聚眾淫亂罪」，判處菲律賓籍主嫌蔡光明有期徒刑5年，處罰金2萬元（人民幣，下同），並驅逐出境。     　攝影師李傳（化名）表示，近年「大尺度私拍」逐漸盛行，不少「人體私拍」聚會中，發起者收錢，一票付費的攝影師近距離圍著一絲不掛、扒開雙腿的模特兒猛拍，鏡頭的中心就是模特兒的私處。由於不是公開活動，沒有法律規範，逐漸形成了缺少法律監管的灰色地帶。     　法院針對閆鳳嬌「不雅照」事件的判決，不僅是大陸首次把「大尺度私拍」定義為「組織淫穢表演罪」，在私拍攝影圈中也具有標誌性意義。     　為錢自願接受私拍     　出生在吉林延邊的閆鳳嬌，9歲喪父，被母親帶到上海定居；高中畢業後即開始自謀生計，她最早是當彩妝師，每月工資才一千多元；後來轉行做模特兒，但工作不穩定；她曾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第一次做禮儀小姐時，每天的收入只有120元，做了9天，才拿到1000元。     　為了多接點工作，閆鳳嬌每天忙著發簡歷，但對上門的機會顯然無法好好選擇。接受警方調查時，她表示是在2009年的一個展會上，一名自稱「小琪」的女孩子找上她，表示正在為某服裝代理商尋找模特兒，問她有沒有興趣。     　「小琪」，就是被告之一的沈琳。被逮捕後，她表示自己是個人經紀，部分業務便是幫「托尼」（蔡光明）物色模特兒，通常是透過網路招聘「服裝模特」，有時在路上看到條件不錯的女孩，也會上前搭訕，說服對方接受「大尺度私拍」。如果對方同意，她就會要求女孩到廁所脫光，再用相機拍下她的正面、背面、側面的照片，提供蔡光明等人參考。     　閆鳳嬌接受電視台專訪時，坦承與沈琳在速食店面談工作之時，曾被要求到廁所拍裸照，但她拒絕。不過，在法院判決書上，以證人身分出席的閆鳳嬌，卻在庭上表示她是在2009年5月與蔡光明、沈琳進行面試，沈琳曾帶她進洗手間拍裸照；幾天後，蔡光明即2次開車接她到酒店接受「私拍」。1年之後，當閆鳳嬌正享受上節目而帶來的明星光環，她的「私拍」不雅照卻在網路上大肆流傳。     　畫面出現專業攝影道具     　被網友們簡稱為「第一季」的照片共101張，網友還查出拍照使用的相機為NIKON D80，除了一張是在2009年6月7日拍攝外，其餘都是2009年5月31日拍的；其中，有閆鳳嬌僅著黑色蕾絲內衣的性感照，但更多的是脫光衣物的「大尺度私拍」，甚至身著敞開的睡袍，三點全露地坐在馬桶上拍照。     　不久後第二批不雅照也出現在網路上，名為「小婉和小嬌」。鏡頭下，身著浴袍的閆鳳嬌和身著豹紋內衣的「小婉」一起吃炸雞之外，兩人還一絲不掛地模擬女同性戀者做各種淫穢動作。     　但細心的網友發現，畫面中出現反光傘及三角架，因而認定是專業攝影，絕非菜鳥所為；閆鳳嬌在畫面中的姿勢與表情都相當自然，舉手投足並不僵硬，甚至在個別的人體照中笑意盈盈，一點都不像是被脅迫的，完全打破她在聲明中所說的「被台灣人脅迫拍攝」的說法。 … 更多新聞請看《旺報》

记者_郑文 北京报道   南都周刊2011年度第46期 资中筠，1930年6月出生,1951年清华大学西方语文系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学术专长为国际政治、美国研究。2004年获“资深翻译家”称号。 摄影_刘浚 1947年，17岁的资中筠表演钢琴独奏。 1985年，资中筠在中科院美国研究所。 1986年，资中筠在清华大学静斋。 八十一岁的资中筠仍然思维清晰，表达通畅。从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退休后，她笔耕不辍，将经历抗战、内战、建国、“反右”、“文革”、改革开放至今的所思所感沉淀下来；又奔走呼告，不断重复启蒙与普世价值等话题，期待中国建立一个更为清明的正义社会。 冯友兰的女婿蔡仲德曾概括冯一生的思想轨迹—“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跟那个年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资中筠的思想演变路径同样应和此三部曲，折射出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对知识阶层的反复塑造。 曾经也是主动接受思想改造、受“慎独”驱使烧掉青春纪念册、下放干校饿到浮肿依然坚定信念的理想主义者。如今，年纪越大，资中筠反而越不能淡泊，因为被“太多太不像话的事”推动着，从而不断发声。 在目睹父亲以及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种种苦难，乃至他们对残酷近乎荒诞的承受力后，她感慨于“为国家与民族复兴油然而生的欣悦，一度遮蔽几代知识分子的理性探索之光”。 想通了父辈人的命运，才想明白自己曾经有过的愚昧，何以发生，何以解脱。满头已爬满银丝的她，说起年轻时的理想，依然有不改初衷的执著。理想不曾褪色，人生际遇却让那份理想主义情怀增加了许多无奈。 理想主义者 资中筠年轻时所接受的教育，令小她一岁的袁伟时很羡慕。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天津发生水灾，读高小的资中筠随家人避到上海舅舅家，融入一个济济一堂的大家庭。正是豆蔻年纪，她躲在阁楼上“如痴如醉”通读巴金的《家》，为主人公受封建礼教摧残致死而义愤填膺。 但“封建礼教”背后也有辐射中国读书人一生的精神传统。资中筠自幼秉承古典家教，熟读《论语》、《孟子》，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自反而缩，千万人吾往矣”等训诲，早就在精神里扎根。 资中筠曾戏称自己这一代受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这令她有幸赶上了公民教育的末班车。自小学的“公民”课起，要学习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观念与行为规范；中学的英文课上则朗诵《独立宣言》。 如今社会上再度提倡回归传统道德，大讲忠孝节义，甚至要求小学生诵读《弟子规》。对此资中筠放言：“我们现在的制度和政策是逼良为娼的，老是做好事得不到好报，走邪门歪道容易得到好处。提倡回归传统道德，不要普世价值，这个属于有害的。我们现在正好就是需要普世价值，应该进行公民教育，了解现代的公民应该有什么社会义务和权益。” 对资中筠来说，古典传统教育凸显了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真理与独立人格的传统，与普世价值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并不矛盾，合为她幼年教育的“底色”，也成就了其理想主义情怀。 柴米油盐风花雪月的牵挂，在资中筠看来是“挺没有追求的事”。供职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父亲与读过新学堂的母亲，也都敦促女儿以读书为主业，戒做纨绔子弟。 1948年，资中筠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当时清华文科尚未分离出去，资中筠有幸得钱钟书、杨绛等名师授课，后甚至指导毕业论文。 那时适逢国共内战酣热，校园里流行着“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书桌了”这样的热血呼告。而资中筠的父辈人有感于国民政府的腐败，对共产党主政的新政权充满期待。1949年之后，一代人追求国家解放和民族独立的理想得以实现，对未来充满热情。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沸腾的同学们以各种方式献出衷心：有人毅然投笔从戎，报名参军；有人写下血书，动员同窗奔赴前线。 经过了那段硝烟岁月，资中筠很是瞧不上现在校园里流行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是最容易煽动的一种情绪，媒体特别是《环球时报》、电视上的一些军事节目，简直说得像就快要打仗了。年轻人血气方刚，有一点民族主义情绪问题本来不大，但拿这个东西来转移对真问题的注意力，来对抗普世价值，就不好了。现在缺乏任何精神上的凝聚力，唯一可以动用的就是民族主义。这是虚假的，要真的一旦打仗，要他牺牲，他一定不去。” 1949年之前，安于书斋的资中筠本没有参加任何地下党活动，但随后校园里的波澜终于令埋首故纸堆的她，无法安于筹备毕业论文的课业。父亲资耀华衷心拥抱新政权，也劝她“在政治上求进步”。 作为班长，资中筠做了三件不逃避、相反还很“进步”的事。先是代表全班向系主任请愿，要求取消毕业论文，让同学们有更多时间投入社会活动。幸好碰了钉子，这竟成“文革”结束前最后一届做论文的文科毕业生。 在一个“太阳和国旗一同升起”的清早，资中筠发起全班女生爬到教学楼顶，在红旗下宣誓“把一切献给祖国”。当时与她共同起草、宣誓的，还有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后来，资中筠又在全校大会上表态，坚决服从全国统一的毕业分配。 受局势熏陶并沿袭父辈人理想的资中筠，不知不觉中滑向了理想主义的另一端。“在一定情况下，特别是年轻时，总有这么一种追求理想的内心的推动，容易走极端，也促使我后来在愚昧时期愚昧到这样的地步。” 与资产阶级父亲脱离关系 反帝反封建，打倒国民党与官僚资本主义，追求民主自由，实现现代化发展。欲从频仍战事中解脱、实现国家独立的知识分子与青年人，普遍接受了这一套新颖、完整的思想体系。 1949年冬天，清华学生曾到海淀农村参加土改复查。资中筠深为农民的穷困生活状态震惊。书斋生活并未给予她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在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中，挑动了那根“担当”的神经。资中筠决心以新的意识形态好好改造自己，却料想不到随即而来的“改造”彻底影响了她的生活。 毕业后，资中筠被分配到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工作，很快被卷入“三反”、“五反”运动中—任上海银行总经理的父亲资耀华由“民主人士”打成“大奸商”、“里通外国”。 资中筠在单位里被一再教育，组织要求她揭发父亲，但她对父亲工作方面的事一无所知，家中也一向拥护共产党，“从来没说过反动话”。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故意与父母疏远，向组织交出了全部家信，甚至不再来往。想登报申明与资产阶级父亲脱离关系，却未被组织批准，“不符合政策，也解决不了思想问题”。“那时候特别天真，觉得应该表里一致，不能在单位、在机关说划清界限，在家里又和他们聊家长里短、嘘寒问暖……” 历次政治运动的松紧，成为靠拢无产阶级、力求思想改造的资中筠与“资产阶级”家庭联系的晴雨表。为了实现工农化，不做“共产主义壮丽事业”的外人，资中筠在历次改造中都全面检查自己的思想。 “以后回头看，有些事是非常不对的。但那时候做这些事的人，有很多不同的动机。有的人确实很坏，卖友求荣，但有的人是真信。”多年后自省这一生之悔，资中筠想到了《牛虻》。牛虻信任神父，向神父坦白，却因而出卖了同志与革命。 在袁伟时看来，中国知识分子受儒家三纲影响，包袱很重，难以从对上服从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从人民转变为公民。多年后资中筠也深刻自省“士”之“道统”与“家国情怀”。 资中筠中学毕业时举办钢琴独奏会的纪念册，并未成为令她受批判的把柄。但出于君子“慎独”的传统训诲，为了“早日完成脱胎换骨的转变”，她毅然将纪念册及照片付之一炬。 资中筠庆幸自己在“思想改造”中的坦白揭发，不曾让什么人特别受罪，“但不见得那种心境下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 1956年后，资中筠与丈夫陈乐民因公派驻维也纳三年。后适逢“大跃进”运动，国内大炼钢铁。“我们很遗憾不能参与，将来共产主义建设成功了，少了我们的参与，觉得非常遗憾。”到1959年，听说国内物资匮乏，两人又坐不住了。“我和陈乐民以及另外一位年轻同事，一同向领导申请调回去和祖国人民同甘共苦。自己这个时候在国外养尊处优，吃那么好，心里非常不安，这是非常真诚的。” 因“中苏关系恶化”回国后，陈乐民一度饿到浮肿。而资中筠产假未满便再度因公出国，靠着父亲作为“糖豆干部”的特供，才让女儿喝上了牛奶。尽管如此，没有人问过“为什么”，“只觉得跟大家一块挨饿比较安心……” “文革”期间，全家下放五七干校，资中筠觉得不可能回到城市，只想赶快忘掉脑袋中的资产阶级知识，转而在河南农场里认真学起科学种田。 信与疑 “四人帮”风雨如晦的日子，但凡保有良知和清醒的知识分子均“意有所郁结”。资中筠通读了《史记》，在失意历史人物的孤独中找到共鸣。 幼年熟读的《论语》遭到批判，韩非子反被推崇，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在工厂里注解着四书五经……当荒谬情境笼罩全国以后，发生思辨的时机到来了。 以彭德怀为首的少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早被上面压了下去。到“文革”时，在一切领域内实行专政，国家的逻辑发生了质的变化。林彪事件以及后来“批邓”的反复，终于让宁愿饿死也不失节、不肯吃“挖社会主义墙角”鸡蛋的资中筠感悟到，“它的逻辑太荒唐了。” 从庙堂之上到阶下囚，从“接班人”到“反革命”，不过是朝夕之间。更可怕的是，姚文元报告毛主席的读书心得里，《史记》、《天演论》、《五灯会元》等，资中筠全部看过，“不至于全国人民就有一个人替大家看看书，完了以后还要最高领袖批示说，你这几本书学得很好。当时突然有一种滑稽感，觉得很不应该，很不敬。” 资中筠不敢说、不敢写，只好选择“腹诽”。她曾读到遇罗克的《出身论》，内心赞同却不敢表达。遇罗克被判处死刑后，资中筠内心仍有害怕—幸好没说，不然的话，“我不也可能被枪毙了？” 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资中筠调回对外友协主管对美工作，曾接待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面对国际友人对中国的疑虑，资中筠极力帮助她认识当时的“大好形势”。当时正是一段反“极左”的喘息期，周恩来“解放”了一批老干部，气氛似有缓和。然而林彪事件后，为了批判周恩来，竟搬出本不姓“周”的周公。知识匮乏与逻辑荒谬，令资中筠深感这出荒诞剧已经乱了套。 解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四人帮”解体，以及针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讨论，为资中筠等带来希望。 有感于国内的“复苏”气象，阔别钢琴廿余年，资中筠的音乐弦也被唤醒。1981年，她托人买到一架钢琴，重拾旧好。此前她申请调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以读、写为业。上世纪五十年代曾为领导人做翻译的经历，并不符合她“出世”的本性，“兴趣索然”。 1982年，因发表《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之由来》一文，得中国社科院院长李慎之欣赏，便调到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先后任副所长、研究员、所长。 在美国所期间，尽管曾就台湾问题，向政府决策层提过一些建议，但资中筠一直不希望社会科学完全成为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资中筠在国际政治与中美关系方向、陈乐民在欧洲问题方向，均旁涉中西历史文化，从人类文明的视野出发去考察、理解。 启了又蒙，蒙了又启 经过“反右”与“文革”期间的迷失，进入八十年代后，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被逐步冲破，市场经济开始不断发展起来，中国知识分子也逐渐从迷思中回归自我。 然而，“又以为新时代要到来了”的喜悦没有持续多久。资中筠认为的中国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的最后表现”，很快灰飞烟灭。资中筠时为美国所所长，既要交代自己的思想，又要“领导”清查运动手下所有人的动向。 “我那时候非常痛苦，就下决心不再说违心话了。”但她仍然没有勇气振臂一呼。只能消极抵制，不参加表态会，对所里的年轻人也采取“能保就保，能瞒就瞒”的态度，使所里无人得到处分。很快，她就辞职了。 退出体制之后，资中筠真正实现“我笔归我有”。不但出版《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等专业领域著述，还率先提出了影响学界至今的观点，如美国对外实行霸权，对内实行民主，并行不悖；衡量美国兴衰的趋势不以GDP占世界份额为依据，而是创新能力、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全球优秀人才的实际流向等。 她又与丈夫陈乐民一道，从共同的关注与旨趣出发，编撰《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书系等，致力于“传递启蒙的光”，笔耕不辍不外乎讲明一个道理：启蒙就是要回归常识，不是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向民众启蒙，而是大家互相启发，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回归理性，回归常识，回归逻辑，“让理性之光照亮为各种专制统治的愚民政策所蒙蔽的心智。” 少女时代曾寄托于家国情怀的“理想主义”，越来越转化为看不惯纷扰社会现象的“欲罢不能”。 知识分子无法达成共识，年轻人正在丧失对诚实劳动促使成功的信心，道德环境逐步受到伤害，中产阶层缺位而精英群体无力推动社会变革，社会固化……最让资中筠忧心的，除了腐败，还有从幼儿园起就“摧毁”人的糟糕教育。 “整个社会系统一方面说要讲道德，一方面把小学生都教成趋炎附势不说真话的人，将来会是什么样？民族的希望只能寄希望于中青年人，希望大家凭良心做事，守住底线，尽量不要同流合污。” 启发明智的工作终日充斥着这位八十一岁老人的生活。报刊采访、启蒙辩会、理想国沙龙、世纪大讲堂……资中筠所到之处，人们看到一个经历过曲折时代而不断咀嚼、反省愚昧的知识分子的坚守。 “中国精英更关心社会改革，但无法参与，说了半天也白搭。”有感于华尔街运动给欧美带来的反思与机遇，反观国内状况，资中筠流露出无奈。“总的说起来是悲观的，但悲观也不是绝望。” 晚年资中筠居住在北京南二环芳古园，家中钢琴上堆一摞贝多芬的曲谱。时常到了傍晚，她独奏“老三篇”《月光》、《热情》与《悲怆》。门德尔松《谐谑曲》、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等那些年轻时酷爱的轻快曲子，如今已少见于老人琴下。 原文点击

记者_郑文 北京报道   南都周刊2011年度第46期 资中筠，1930年6月出生,1951年清华大学西方语文系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学术专长为国际政治、美国研究。2004年获“资深翻译家”称号。 摄影_刘浚 1947年，17岁的资中筠表演钢琴独奏。 1985年，资中筠在中科院美国研究所。 1986年，资中筠在清华大学静斋。 八十一岁的资中筠仍然思维清晰，表达通畅。从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退休后，她笔耕不辍，将经历抗战、内战、建国、“反右”、“文革”、改革开放至今的所思所感沉淀下来；又奔走呼告，不断重复启蒙与普世价值等话题，期待中国建立一个更为清明的正义社会。 冯友兰的女婿蔡仲德曾概括冯一生的思想轨迹—“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跟那个年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资中筠的思想演变路径同样应和此三部曲，折射出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对知识阶层的反复塑造。 曾经也是主动接受思想改造、受“慎独”驱使烧掉青春纪念册、下放干校饿到浮肿依然坚定信念的理想主义者。如今，年纪越大，资中筠反而越不能淡泊，因为被“太多太不像话的事”推动着，从而不断发声。 在目睹父亲以及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种种苦难，乃至他们对残酷近乎荒诞的承受力后，她感慨于“为国家与民族复兴油然而生的欣悦，一度遮蔽几代知识分子的理性探索之光”。 想通了父辈人的命运，才想明白自己曾经有过的愚昧，何以发生，何以解脱。满头已爬满银丝的她，说起年轻时的理想，依然有不改初衷的执著。理想不曾褪色，人生际遇却让那份理想主义情怀增加了许多无奈。 理想主义者 资中筠年轻时所接受的教育，令小她一岁的袁伟时很羡慕。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天津发生水灾，读高小的资中筠随家人避到上海舅舅家，融入一个济济一堂的大家庭。正是豆蔻年纪，她躲在阁楼上“如痴如醉”通读巴金的《家》，为主人公受封建礼教摧残致死而义愤填膺。 但“封建礼教”背后也有辐射中国读书人一生的精神传统。资中筠自幼秉承古典家教，熟读《论语》、《孟子》，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自反而缩，千万人吾往矣”等训诲，早就在精神里扎根。 资中筠曾戏称自己这一代受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这令她有幸赶上了公民教育的末班车。自小学的“公民”课起，要学习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观念与行为规范；中学的英文课上则朗诵《独立宣言》。 如今社会上再度提倡回归传统道德，大讲忠孝节义，甚至要求小学生诵读《弟子规》。对此资中筠放言：“我们现在的制度和政策是逼良为娼的，老是做好事得不到好报，走邪门歪道容易得到好处。提倡回归传统道德，不要普世价值，这个属于有害的。我们现在正好就是需要普世价值，应该进行公民教育，了解现代的公民应该有什么社会义务和权益。” 对资中筠来说，古典传统教育凸显了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真理与独立人格的传统，与普世价值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并不矛盾，合为她幼年教育的“底色”，也成就了其理想主义情怀。 柴米油盐风花雪月的牵挂，在资中筠看来是“挺没有追求的事”。供职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父亲与读过新学堂的母亲，也都敦促女儿以读书为主业，戒做纨绔子弟。 1948年，资中筠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当时清华文科尚未分离出去，资中筠有幸得钱钟书、杨绛等名师授课，后甚至指导毕业论文。 那时适逢国共内战酣热，校园里流行着“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书桌了”这样的热血呼告。而资中筠的父辈人有感于国民政府的腐败，对共产党主政的新政权充满期待。1949年之后，一代人追求国家解放和民族独立的理想得以实现，对未来充满热情。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沸腾的同学们以各种方式献出衷心：有人毅然投笔从戎，报名参军；有人写下血书，动员同窗奔赴前线。 经过了那段硝烟岁月，资中筠很是瞧不上现在校园里流行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是最容易煽动的一种情绪，媒体特别是《环球时报》、电视上的一些军事节目，简直说得像就快要打仗了。年轻人血气方刚，有一点民族主义情绪问题本来不大，但拿这个东西来转移对真问题的注意力，来对抗普世价值，就不好了。现在缺乏任何精神上的凝聚力，唯一可以动用的就是民族主义。这是虚假的，要真的一旦打仗，要他牺牲，他一定不去。” 1949年之前，安于书斋的资中筠本没有参加任何地下党活动，但随后校园里的波澜终于令埋首故纸堆的她，无法安于筹备毕业论文的课业。父亲资耀华衷心拥抱新政权，也劝她“在政治上求进步”。 作为班长，资中筠做了三件不逃避、相反还很“进步”的事。先是代表全班向系主任请愿，要求取消毕业论文，让同学们有更多时间投入社会活动。幸好碰了钉子，这竟成“文革”结束前最后一届做论文的文科毕业生。 在一个“太阳和国旗一同升起”的清早，资中筠发起全班女生爬到教学楼顶，在红旗下宣誓“把一切献给祖国”。当时与她共同起草、宣誓的，还有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后来，资中筠又在全校大会上表态，坚决服从全国统一的毕业分配。 受局势熏陶并沿袭父辈人理想的资中筠，不知不觉中滑向了理想主义的另一端。“在一定情况下，特别是年轻时，总有这么一种追求理想的内心的推动，容易走极端，也促使我后来在愚昧时期愚昧到这样的地步。” 与资产阶级父亲脱离关系 反帝反封建，打倒国民党与官僚资本主义，追求民主自由，实现现代化发展。欲从频仍战事中解脱、实现国家独立的知识分子与青年人，普遍接受了这一套新颖、完整的思想体系。 1949年冬天，清华学生曾到海淀农村参加土改复查。资中筠深为农民的穷困生活状态震惊。书斋生活并未给予她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在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中，挑动了那根“担当”的神经。资中筠决心以新的意识形态好好改造自己，却料想不到随即而来的“改造”彻底影响了她的生活。 毕业后，资中筠被分配到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工作，很快被卷入“三反”、“五反”运动中—任上海银行总经理的父亲资耀华由“民主人士”打成“大奸商”、“里通外国”。 资中筠在单位里被一再教育，组织要求她揭发父亲，但她对父亲工作方面的事一无所知，家中也一向拥护共产党，“从来没说过反动话”。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故意与父母疏远，向组织交出了全部家信，甚至不再来往。想登报申明与资产阶级父亲脱离关系，却未被组织批准，“不符合政策，也解决不了思想问题”。“那时候特别天真，觉得应该表里一致，不能在单位、在机关说划清界限，在家里又和他们聊家长里短、嘘寒问暖……” 历次政治运动的松紧，成为靠拢无产阶级、力求思想改造的资中筠与“资产阶级”家庭联系的晴雨表。为了实现工农化，不做“共产主义壮丽事业”的外人，资中筠在历次改造中都全面检查自己的思想。 “以后回头看，有些事是非常不对的。但那时候做这些事的人，有很多不同的动机。有的人确实很坏，卖友求荣，但有的人是真信。”多年后自省这一生之悔，资中筠想到了《牛虻》。牛虻信任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2793 次 更新时间： 2011-11-24 11:25:03 《南都周刊》：华西村的秘密 进入专题 ： 华西村    ● 南都周刊       在华西村50年大庆之际，我们走进华西村，在核心村民、外围村民以及外来务工者构筑的三重世界中，试图揭示出这个花园锦簇的村庄底下真实具体的运行逻辑。     欢迎来到中国最富裕的村庄。     华西村，江苏省东部0.92平方公里多岩石土壤上创建的村庄，成立于1961年。这个刚刚在10月大肆庆祝成立50周年的村庄，在老书记吴仁宝的运作下，利用长期政治正确打造的典型形象，获得了官方的高度认可，撬动了庞大的政治经济资源，使得华西村成为天下第一村庄，走出了一条无法复制的独特发展轨迹。     从上海出发，驱车100多公里，你就可以到达这个魔幻村庄：     中央广场的高音喇叭里，每小时都震耳欲聋地播放着一个声音：“如果你想看到一个奇迹，请来华西。”     奇迹是显而易见的：     15年前投资上亿建成的金塔依旧高高矗立，但现在不得不让位于高达328米的中国第八大高楼，这个五星级酒店的建造花费了30个亿；     宽阔的林荫大道两旁，一排排近乎相同的红顶别墅比肩坐落,住着开豪车的超富豪村民。     人人平等，共同分配，共同富裕，这里似乎就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新“天堂”。这样的形象构筑，50年来，华西村一直单方输出着。     如同一只盛满蜂蜜的蜜罐。50年来，华西村的秘密就封存在这个蜜罐中，但华西村只愿意让外界看到蜜的那一面。     在过去几十年的媒体报道中，无人知晓，真实的华西村是怎样的：是否真的人人享有大宅开上豪车过上千万富翁的生活？?那么贴着社会主义标签的华西村经济真实面貌又是如何？这个村子真的已经实现了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吗？     在华西村50年大庆之际，我们走进华西村，在核心村民、外围村民以及外来务工者构筑的三重世界中，试图揭示出这个花团锦簇的村庄底下真实具体的运行逻辑。          天下第一村的三重世界          在华西村怪异的村制下，中心村、周边村、外来工，就像华西村的三重世界，各自都有各自的诉求和忧愁。在自由和物质分配之间，每个人都有自己适用的平衡点，但似乎都不让人满意。     王哲驾着摩托，载着人，突突突地就从“天下第一村”门岗边上窜了进去。沿着直道，他骑行了一公里，路面两侧尽皆别墅，这儿是“塔家基”。东侧是墙，西侧是水，南北大门各有两个保安，外人莫入。     骑到尽头，王哲左拐上了“民族路”，又是近一公里的直道。路边建筑风格大变，一长列一丝不苟的灰墙宿舍，走廊上安了铁栅栏，窗前挂着内衣裤。附近热带厂的厂工就住在这，四人挤作一间。     民族路走到头，右拐之后，豁然开朗，著名的超五星级“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拔地而起，这座328米的高楼，高居世界第15位。再向前，是塔群和“天下第一钟”，王哲又从门岗边上窜了过去，一边夸耀说“帮你省下了十块票钱”。     然后一路骑向东，就是“天下第一塔”，塔顶是个金黄色的葫芦，共享了3.5公斤黄金镀成。金塔一边是“龙凤广场”，一个“龙头”连着中心村的万米长廊，而那个凤形建筑，由于手艺粗糙，往往会被游客误认为是母鸡。     王哲沿着万米长廊，穿过华西中心村别墅区，蜿蜒之后，骑回到民族路上。不过五六分钟的时间，王哲绕了华西中心村走了一圈，要价30块钱。然而从别墅、到厂工宿舍、到摩天楼、再到金塔，恍惚间却像穿越了几重世界。     在民族路的尽头，是两排仪仗队般的石狮或是麒麟，中西雕塑风格都有，于肃穆中，又显不伦不类。王哲一边收钱，一边特意指给车上人看：“你要是仔细瞧，狮子身上写着字。这边数过来第十七只，舌头上是‘吹牛’，我写的。”          转型          华西村为什么这么富，王哲一直没想明白。     这个原籍河南的外来工，2007年的时候拉家带口慕名而来。华西村的集体经济经过了50多年的发展，村集团下属60多家企业，总产值超过了500亿。     关于华西村集体经济的故事很多，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是有个叫杨永昌的外村人，租用华西村土地办厂，身家近2000万。2002年，他以参股的形式把公司交给了华西集团，毅然完成从个体向集体的“反向改制”。     “华西村是条大船，抗风险能力强，老书记一分钱奖金不拿，大公无私。”杨永昌如此解释自己的行为。     华西村也确实有背景。近年来，钢铁产业重组打造大企业，不少小钢铁厂成为调控“刀下之鬼”，但规模不大的华西钢铁屹立不倒。由国家垄断的烟草行业亦有华西村身影。     先于王哲来到华西的工友，有一些已经入了华西籍，过上了集体经济下的日子。一度让王哲颇为羡慕。     王哲的老婆现在还在棉纺厂上班，王哲自己辗转了钢厂、铜管厂等几个厂之后，因为工厂效益不好，索性去开了黑车。“反正没有华西村户口，你干得再好，也进不了管理层。”王哲说。     他的摩托载过本地客，也拉过外国人，偶然遇到求宿的游客，拉他去华陆宾馆或者直奔陆桥，还能吃20元回扣。就这样，王哲的收入，刚好够全家开销。     不过，自从儿子开始上幼儿园之后，王哲已经萌生退意。“在华西村，幼儿园一个学期的学费要3390元，比城里都贵。”王哲谋划过了年去常熟，他的一个朋友找了家公司，包吃包住，小孩上学不要钱。     “今年比去年，已经少去一万个外来工了。”王哲说着来路不明的数据，他以一种习惯性的口吻，不假思索地评论着：“老头子在还好，老头子要不在了，华西村就完了。”     说这话的时候，在王哲的身后，一支来自上海的大型考察团，正站在摩天大楼下拍照留念。这幢高楼，正是在王哲刚到华西村的2007年打下第一根桩的。     “增地空中新农村”，这是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给取的名字，这个拗口的名字显示出他的智慧—为农村造楼戴上了政治光环。328米的建筑高度，是因为彼时北京最高的楼就是328米，吴仁宝说：“华西村要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建设摩天大楼的资金，来自200个华西村最富有的村民。每人出资1000万，成为摩天楼的业主和股东。据当时的媒体报道，村民们都很积极，有些没有入选股东的人，还到处求人说情。     有考察团的人评价说“土”，“华西明珠像是山寨了东方明珠”。而土洋结合正是吴仁宝的政治智慧。     “我们是一个小村子，上级领导比较多。有的领导说太洋了，有的又说太土了。所以，我们就要建一个不土、不洋、不城、不乡的。哪位领导说我们太洋了，我就带他看土的；哪位领导说我们太土，我就带他看洋的。这样，所有领导讲的话我们都听了。”     两个月前，在“新农村大楼”内，又多了一头1吨重的金牛，价值高达4亿元。这是吴仁宝“农村城市化”思想的结晶，凭这个牛，他认为，可以“让城里人到农村来花钱”。     而网友却倾向于将此举理解为华西村的“炫富”。要登上“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看上一眼金牛，得花500块钱。很多游客游览之后，大呼坑爹。     今年10月，王哲曾经服兵役时的战友、华西村的“徐老板”找他喝酒。当晚四个人喝高后，乘兴跑到新农村大楼“享受生活”。“喝酒、唱K、叫小姐”，玩得不亦乐乎。“次日买单的时候，‘徐老板’一看账单，脸色都青了，”王哲顿了顿，说：“消费整12万。”     “徐老板”日子现在也过得紧。几十年“工业报村”之路发展下来，“转型”最近几年在华西村一直是重大命题，从2009年开始，像钢厂、纺织厂、化纤厂等华西村“看家”产业，订单都在减少。     华西村新书记、吴仁宝之子吴协恩，提出“西南建工贸钱庄，东北建六畜粮仓，中间建人间天堂”。他将旅游、金融、海洋运输等服务业提到了华西村半壁江山的位置，并重点建设了一批特色景点。     除了新农村大楼外，还修建了山寨版的天安门、长城、凯旋门……并从美国麦道、法国欧直分别购买了两架先进的直升机，开辟了“空中游华西”的新路线。     根据华西村旅游公司介绍，华西村一年的游客超过200万，只金塔两架电梯的收入就有300万。     “空中游华西”更是奢靡，飞机购置成本就达到了9000万，更不用说日常维护和驾驶员的薪水。坐一趟飞机，票价高达1000元，王哲称平时鲜有看到直升机起飞。     华西村每个企业中层以上的人员，都被强制要求乘坐直升机。“徐老板”也坐了一次，因为“不管去不去，反正钱已经从工资账上扣去了”。     不过，这些看似不靠谱的噱头，却慢慢变为有形的价值。这些年来，全国各地来华西村参观考察、学习经验者络绎不绝。华西村由此发展了“观摩经济”。     这是一条“红色经济链”，金塔顶端的黄金葫芦，开着奥迪汽车的村民，住农村别墅，吃农家土菜，听红色的《华西村歌》，一个“特立独行”的中国乡村，转化为一场特色旅游。     而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每天上午在民族宫礼堂所作的红色报告，几乎成为了华西村最大的旅游“景点”。而且，这是华西村唯一不收费的项目。     中心村村民贡庆丰（右）一家在2008年搬进这栋3层高的欧式别墅，花费了208万的股份。     周边村华西六村支部书记赵仁龙夫妇。赵书记2004年花费140万买了这栋400多平米的欧式别墅。          并村          王哲一度也羡慕过华西村民的生活，但他感觉到在这里，最大的缺失是人。集体性的“喜气洋洋”取代了个体的喜怒哀乐。这里更像一个人造景点，在森严的门卫戒备下，村里空空荡荡。     “如果给你别墅，让你做华西人，你干不干？”记者问他，王哲一边笑着，一边从鼻腔里意味深长地“嗤”了一声。     10年前，华西的周边村，也面临相同的诱惑。     2001年，华西中心村的面积只有0.92平方公里，发展受到了地域的限制。华西村随后推出了“一分五统”的并村理念，即村企分开、经济统一管理、人员统一安排、干部统一使用、福利统一发放、村建统一规划。     “大家都很向往华西村村民的富裕生活，所以并村受到了支持。”泾浜村村民周毅告诉记者。从2001年开始，华西村就陆陆续续兼并了周边的华明村、前进村、泾浜村、三余巷等20个村庄。     到现在，华西村已经有超过35平方公里的面积。人口从原来的近2000人增加到3.5万人。原先20个村，被划分为13块区域，命名上依次是华西一村、华西二村，一直到华西十三村。     周毅所在的泾浜村，被命名为华西三村。华西村承诺，将投资3亿元，再建700幢农民别墅和千余套公寓房，使周边村民融入华西。     周毅还记得，当时无锡某媒体上用“这就是‘三个代表’在基层的真正体现”这样的句子来颂扬华西村的并村。“但其实，我们农民，对于并村到底怎么个并法，头上一团雾水，从没搞清楚过。”     并村那天，华西村给周毅送来了10斤肉、10斤鱼、5斤花生、还有瓜子什么的，发了好几样，然后是每人350元粮款，300斤大米。村里一些老人，欢天喜地，幻想着从此过上不愁吃穿的集体生活。     从此以后，村里的土地由华西村统一规划和使用，而村民则被安排去各个岗位上班。     2006年，承诺过的别墅到了。华西村派人到泾浜村丈量房子，量来量去，他们给周毅200多平方米的老房子估了个价，4万2，“冲抵之后，你再另外给25万8，就可以住别墅了。”他们说。     在估价上，周毅没有商量的权利。“你也可以不要别墅，继续住老房子，”村委会告诉他，“不过以后不准你自己再造新房子了。”     周毅权衡再三，以后儿子结婚什么的，都要房子，只好全家举债。“一直到现在，我还背着15万的债务，”周毅说，“华西三村的人，80%都欠着钱。”     不过在当时，村民还是认为，生活会慢慢变好的。华西村的塔群、幸福园、龙西湖公园都建了起来，除了生活上富足的需求之外，作为华西人的自豪感，仍然鼓舞着周边村的村民。     “但是从2008年开始，就变味了。”山泉村的娃娃（网名）当时在华西毛纺工作，从2楼的窗户往外看，正是“新农村大楼”的建造基地。“当时记得有一场暴雨，楼还没有堆几层高，工棚被暴风雨刮倒了，掉下来一些重物，死了七八个人。”     那件事沸腾了一会儿，马上就悄无声息。不过华西村造摩天楼本身，却引燃了中心村和周边村之间微妙的矛盾。     已经把自己称为“华西人”的周边村村民，心里犯着嘀咕：“华西不是总说共同富裕吗？花这么多钱建高楼，为什么不为我们盖些实惠的房子？”     实际上，并村之后，周边村村民发现，自己并不能和中心村村民“平等”分享华西村的发展成果。华西村用股份分红的方式，将大部分的利益，合情合理输地输送给了中心村拥有股份的2000名村民。而周边村用土地支撑起的华西村的未来，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周边村说“平等”，中心村的人却要说“公平”。“我们的发展也是当初苦干得来的，刚刚并进来的村民，不能一下子就和老村民享受一样的待遇，否则太不公平了。”八十多岁的华西村老村民吴仁彪说。     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的表述更加直截了当：“你中国人到美国去，你能享受跟美国人一样的福利吗？”     在中心村和周边村的利益僵持之中，更大的矛盾爆发了。村委会搞城保，要求每个村民上交8086元。“这个钱不知道他们怎么算出来的，”周毅拒而不交，他用农民特有的逻辑告诉记者，“真老了，难道连最低保障都不给我？不给我我就住到你干部家里去。”     去年，华西三村的几个农民到江阴市去查社保的情况，结果被告知，从2004年开始，华西村已经给周边村的每一户人家，都办了“失地农民”。而这件事，一直瞒了稀里糊涂的村民6年，所有人都一直认为，土地只是暂时借给了华西村。     2010年8月18日，在华西村西侧的幸福大桥附近，华西一二三村的人聚集了起来。“当时，有便衣警察混进了人群中，诱使人群走到澄阳路上，”周毅回忆当时的情景，“到了澄阳路，特勤就冲出来抓人了。”     “百姓本来就是‘百心’，这么一恐吓之后，就再难以组织起来了。”华西三村村民王党告诉记者。     “并村十年，他们富了十年，我们这里落后了十年。”周毅感叹以前泾浜村的路都是柏油路，现在路也没人修；以前村里的码头上很多人洗衣服，现在那条河，连拖把都洗不了。”     “因为村干部已经没钱了，他们成了华西村的傀儡。”王党告诉记者，华西村用年薪的方式，牢牢控制着周边村的管理层。“华西三村的村委书记张忠善，因为是吴仁宝的外甥女婿，华西村每年给他60万。其他村委书记一般是每年20万的收入。”     “我们村的干部，在村民当中已经没有威望了。”现在每年选村干部的时候，村里就给每个人发袜子，“他问你家有几口人，三口，好，给三双袜子。”周毅说：“选票我从来没有看到过。”     在矛盾对立中，10月8日，华西村建村50周年庆典开始了。娃娃从村外回来，发现进村的路都不让走了。协警告诉她，必须等到11点半。11点半的时候，娃娃看到一车一车的记者、贵宾，到金塔去吃饭。娃娃在华西实验中学的朋友，则统统被叫去了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里去做服务员。     10月8日晚上更让人气愤，很多华西村民下班之后要回家，但因为民族宫正在表演节目，路全封了。好多村民顿时怒了，“凭什么表演节目要占了我回家的路？我现在连回家的权利都没了？”     一大群人，都在村外等到晚上10点表演结束。“现在的华西，真的没有08年以前好了，”娃娃说，“以前是同发展，村民都很幸福。现在是有名了之后，急于把面子挂出去，把面子继续保住，但是却不再是和村民共同进退了。”     华西村党委常委吴蕴芳面对媒体，总是会如此介绍：华西三村、四村、五村、十二村和十三村在区域规划上被划分为“钱庄”，六村、七村、八村、九村、十村和十一村被划分为“粮仓”，剩下的一村、二村和三村的部分区域被划分为“天堂”。     其中，钱庄担负着全村的经济重任；粮仓是发展旅游业和满足粮食自给自足；天堂就是为老百姓建房子。     “你到处看看，我们这哪里是天堂？”三村的周毅反问。          控制          不过在网络上，很多人都认为，华西村就是天堂。     根据官方的说法，目前已经形成了“小华西帮助大华西，大华西感谢小华西”的良好氛围，创造出“小华西提升大华西，大华西正成为金华西”的崭新面貌。     在百度华西村吧，总是能见到这样两种帖子，一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询问华西村的工作招聘事宜；第二种是适婚的男女青年，求交往的帖子。     2003年，《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曾在最后追问华西村，什么是幸福？     吴仁宝说：幸福是“五子”—车子、房子、票子、孩子、面子；吴仁宝的女儿吴凤英认为“出嫁前那一个月最幸福”；而从安徽鹤山来打工的余红银则说：“幸福就是当个华西村村民。”     余红银的意思大概是指：当个华西中心村的村民。不过，中心村村民贡庆丰也很难向她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够幸福。     贡庆丰家的殷实度，在中心村里也算中上水平。35岁的贡庆丰在华西精毛纺厂任车间管理职务，媳妇赵瑞芳在村供销公司做会计。母亲吴荷英59岁，有腿疾，父亲贡详兴则是外村来的“招婿”，现在也享有了中心村村民待遇。     这个“待遇”，即是指能参与村里的资本分红。     贡家的收入，有三个来源，一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工资奖金多劳多得”，车间管理员贡庆丰的月工资是1500元，会计赵瑞芳每月所获1600元，62岁的贡详兴退休后去液化气站做工，月入1300元。     而奖金部分，则遵循村里“二八开”与“一三三三”的分配机制。华西的每个村营企业都设盈利指标，超指标部分实行“二八开”，即20％留在企业投入再生产，80％用作奖金分配。奖金分配的原则是：10％奖给厂长，30％奖给厂经营班子，30％奖给职工，结余的30％留在企业作为公共积累。     2010年，贡庆丰全年的奖金收益是24.5万元，赵瑞芳则有24万元。但村里有一条，叫“多提积累，少分配；少分现金，多参股”，也即奖金收入只兑现20%。     贡庆丰一家能实收9.7万元现金，其余八成须参股。根据这样一个原则，华西村的现金是控制的。但尽管如此，村民拿的现金，一般不会低于外来务工人员。     第二类收入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各项福利待遇”。比如，村民每人每年能以一元一斤的优惠价，向村里认购300斤大米。“如果大米的市价是两元一斤，就等于村里给出了三百元的口粮款。”     第三类收入被称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资本分红”。累计至今，贡家拥有200余万元华西村股份。这部分股份，能参与分红，但贡家的分红，被套在了房子中。     2008年，贡家搬入三层高的欧式别墅，共542平方米，毛坯作价135万，村建筑公司还做了73万元的装潢，总额208万元。入住的代价是，贡家须分10年，以每年20.8万元向村里支付宅子的“租赁费”。 并且贡家对房子只有使用权，而无产权。     贡家200余万元的华西村股份，一成的分红差不多正好20万，但是钱是看不到的，一分红，就直接缴纳别墅“租赁费”了。     此外，股份还在每年累积，“新股金的利率回报又要扣除房款来计……”说了半天，贡庆丰也表达不清楚，“我也是去年才弄明白，还有很多村民至今都没搞懂。”贡庆丰说。     为了享受华西村的别墅使用等权益，贡家付出的，是三个劳动力，几乎全年无休地为村办企业每天工作八小时，只有春节两天假期。     华西中心村有一个天才般的资金管理链，让每个人都成为集体系统的齿轮。在享受一定层次的生活水平下，牢牢套住每个人的股金。根据《村规民约》，一旦村民离开华西，或者不在村办企业工作，包括房子、奖金与分红之类福利都将收回。     比经济控制更厉害的，是华西村的思想控制。村规里说“奖猫罚狗”，养猫可以受到奖励，因为猫可以抓耗子，而村里已经不需要狗来看家了，狗多了会增加咬人的危险。     村里也设了“敬老奖”，只要哪家有年满80岁、90岁、100岁的老人，每个直系亲属分别能拿到100元、1000元、10000元奖金。华西村百岁老人李满金的全家37口，一下子就拿了37万的敬老奖。     理论上，华西村也禁止夜生活，老书记吴吴仁宝说：“华西两个不好，一个是不能赌钱，一个不能讨两个老婆。在华西赌钱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是年龄，你到了60岁，退休了；第二是时间，晚上只能到八点钟，你回去休息，八点钟以后要罚款，这是为了你的身体；第三是价钱，只能是一块钱，如果成百上千输得多了，有思想负担，对健康没好处。”     从1989年，华西村就成立了精神文明开发公司。这个公司负责全村的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村民头脑。”年迈的吴仁宝，现在每天还坚持在民族宫做报告。     因为这些从基本道义出发的意识形态灌输，华西村产生了一种集体主义下的群体无意识状态。     华西村村民郑发（音）用部队打了一个比方：如果在部队中，实行多劳多得，武器装备退伍能带走，多杀敌多发钱，那么国家安全角势会怎么样？如果套用以往对公社制度的评论，那解放军是不是应该个个偷懒不训练了，打仗站岗什么的也不卖力了？反正都是领这么多钱吃大锅饭？     “公有制经济确实会造成效率低下，但主要问题并不是出在制度上，而是在思想政治工作上。解放军的强大士气是靠思想政治工作支撑起来的。”郑发告诉记者：“关于华西的评论有一个特点，大家都在用私有经济的观点，去评价公有制经济下的生活。大家都在问‘个人得到了什么’，而不是‘集体如何更好的发展’。”     但华西村的集体经济，并不是那么无懈可击。在华西村提供的一份“华西特刊”上，华西村88位先进人物头像排成“金字塔”状，吴仁宝一家22人处在“金字塔”的顶端。一家三代人几乎都担任了重要的领导岗位。     根据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怡2004年的研究数据，吴仁宝四个儿子可以支配的可用资金占华西村总量的90.7% 。     华西村的领导也承认，目前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如果所有的务工人员都获得华西村村民的待遇，那么华西村就无法运转了。不过华西村也坚持认为，和中国普遍的状况相比，华西村已经步入了更高级别的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只是早晚的事。     “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把乌托邦变成现实，一定要把什么叫做共产主义，做给全国人民看看。”吴仁宝说。     回过头来，还是说说“幸福”的问题，在华西村怪异的村制下，中心村、周边村、外来工，就像华西村的三重世界，各自都有各自的诉求和忧愁。在自由和物质分配之间，每个人都有自己适用的平衡点，但似乎都不让人满意。     将这三重世界置于华西村同一个大舞台上，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需要想象力的事情。但华西村似乎从来不缺这种想象力，就像建成于2005年的华西村幸福园，园子里有各种人物雕像，有孔圣人、清官海瑞，也有革命年代的图腾董存瑞和雷锋。有慈眉善目的观音菩萨和耶稣，也有身系红领巾的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共领袖。     这种让人时空错乱的多重性，被吴仁宝的华西哲学牢牢统帅着，他说：“在这里（幸福园），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信仰，人有了信仰，就能获得最大的幸福。”     每个走在中心村万米长廊里的人，耳边都会回响着千篇一律的《社会主义好》红色歌曲，以及村里编演的锡剧《要看稀奇到华西》，有点无聊，又有点恍惚。僻静的晚上，王哲的耳边有时会突然响起“澳大利亚法兰西……你说稀奇不稀奇”的旋律，仔细一听，却什么也没有。他喜欢管这种感觉叫“听觉残留”。而在每个人的心里，华西村究竟会残留些什么，会残留多久？（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周毅、王党为化名）          作者：沈玎、杨雄、季天琴、温克 等     来源: 《南都周刊》2011年第45期         进入专题： 华西村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经济评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7078.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南都周刊》：华西村的秘密 南都周刊：“不明生物”乔布斯 南都周刊：别了，老兵乔布斯 流沙河：我是一个失败者 甘肃夹边沟农场记事：“右派”劳改营50年 安元鼎：北京截访生意经 官员的达摩克利斯剑——官员与网民的暗战 南都周刊：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让人民不受骗 相同主题阅读 华西村政治败象的启示 《南都周刊》：华西村的秘密  

南都周刊2011年度第45期       记者_ 李岩 北京报道 从姚晨、李阳到药家鑫案双方父母、张炘炀等，柴静最近的每一次专访几乎都引起褒贬不一的话题。荧幕前的克制、平静背后，她有一套正在实践中的采访逻辑。自我对自我的抵抗，是其中的一部分。 2007年，柴静在重庆开县麻柳村采访基层民主。 一 柴静和柴静长得别无二致。 前一个生于1976年，女，中央电视台记者。后一个则只有当这个记者采访时才准时出现。 是“她”在与新闻当事人对话，问答。“她”是她的战斗版和加强版，“她”会作出超出她经验之外的反应，这些反应令她意外和吃惊，但她总是发现，“她”比她更对。 “你知道在赛马跨越障碍的时候，最好的赛手的心态是你既不要鞭策它，也不要控制它，你要完全地信任它。采访前我做准备，有时没想到这个问题我怎么办，通常智力不能抵达的时候，我会跟自己说，你得信任一下那个叫柴静的人，她更接近直觉，你别拉缰绳。” 11月8日，记者节，在央视旧台址附近的一间咖啡厅，参加完节目播出以来首次总结会的柴静如此向我描述她的工作体验。过去三个月中，她于每周日晚22点36分，坐镇新改版的《看见》节目，对话姚晨、李阳、药家鑫案双方父母和北航16岁博士张炘炀等人，就传播率和随后引发的平面媒体跟进而言，反响可谓不俗。节目制片人李伦欣然告诉本刊记者，《看见》已经“小幅超额”完成收视率任务，这对一档仍在边做边找准确定位的新节目来说，值得表扬。 对柴静的采访一直深陷埋伏圈。但凡起身告别，邻桌的客人都会跟过来递名片，要她签名。一个服务生神速地脱掉围裙，掏出手机拍摄合影。人们事先排练好一般说着同样的话：喜欢你的节目。 但她最近常常不喜欢“她”。尤其是李阳家暴事件那一期（9月25日《沉默在尖叫》），观众没看出什么异样，她打几个电话问反馈，朋友都说好，但“电视上这个人就是让我不舒服了”。 在那次采访中，李阳突然把话题引向柴静，试图寻求共鸣和佐证：“在我心目中你是一个事业强人，我相信你会有大量时间扑在工作上，你没得选择的。” 柴静未置可否：“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办法对我身边的人尽到应有的爱和责任，我其实是没有能力来完成一个好的采访的。” “那不是，你只要完成你对你爸爸妈妈的责任，其实丈夫并不是最重要的人。” 柴静笑起来，加码了自己的分贝：“你知道伴侣是人类最亲密的关系！”为了说明这个亲密，她把手心贴在一起。 看过播出，柴静对两个回合的口舌之辩耿耿于怀。跟李阳悄然形成的对立，让屏幕前的她着实沮丧。对面发来一个力，她急于用一套与之相反的价值观反击回去，她说这是在《新闻调查》时期的对抗性采访造成的习惯。 二 “我以前有一个特点是反问比较多，但我现在看到另一种可能，不去问‘难道不是怎么怎么样吗’，而是问‘你为什么这么想’。他对家庭的看法跟我不同，但不同又怎样呢，你只需要去了解怎么不同，为什么不同，就这两个问题就够了。对方的任何东西都不应该让你意外。” “你想，要是托尔斯泰采访李阳，他会意外吗？”她反问我。 托尔斯泰被柴静频频提起。《安娜·卡列尼娜》正被她视为自己当下的“圣经”。来《看见》后，每次出差柴静都带这本书，在空白处做做笔记，慨叹“虚构可以比人生更真实”。她说，这导致她现在的选题有一种“文学感”。 像一个特别挑剔指挥家的古典音乐唱片爱好者，柴静为读《安娜》专门找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冲的是译者谢素台。“文字中的教养太好，”她说，“好到让你觉得托尔斯泰天生就是在用中文写作。” 除了这位俄国作家，柴静在4个小时的采访时间里，还提及多位名人，引述其名言，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斯宾诺莎、歌德、梵高、赛德克·巴莱、安德森·库珀、顾准、胡适，也不时迸出一些书面语，如桎梏、轻慢、湍急、遇合。 “又说抽象了，好玄妙哦。”她在聊天中两次主动中断思路，对我笑笑，“一个这样的人天天相处多累啊，所以平常就比较八卦。” “平常”的柴静多出现于和一帮“老男人”的饭局，采访的这周她刚好有些闲暇，连续五天安排的饭局是：老六（张立宪，《读库》主编）、姬十三（果壳网CEO、科学松鼠会创始人）、何帆（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译有《批评官员的尺度》）、罗永浩、土摩托（袁越，《三联生活周刊》撰稿人）。 饭局中时而有人喝吐，老六记得有一次在饭馆，喝醉的人不省人事，其他半醉的男人继续高谈阔论，他惺忪地看见柴静一会儿扫帚、一会儿拖把地清理现场。 柴静刚写完一本24万字的书，拿给老六修改，其中一个章节专门讲她的老家山西，融合了她之前在这里的一些报道和她自己家族的短史。老六一上来就把这章拿掉，说：“你知不知道这是一本书的题材，你滥用它。要有大量的资料和大量的调查，才能不辜负这个题材，结果现在你把它作为一万多字的一章来写。”柴静觉得有理。 今年，老罗把柴静与何帆都邀请到自己的英语培训学校，跟学生们座谈。后来每次吃饭，老罗都当着柴静的面大肆吹捧何帆讲得如何之好，却一字未夸柴静。她后来琢磨，何帆准备得格外充分，没有把演讲当成聊天，而是作为一个整理自己专业的机会，再系统地讲给行业外的人。柴静与同学见面时也带了自己的片子，但因为播放器故障，最后的演讲无奈变成了漫谈。她想邀请何帆来自己的节目组，跟她的同事们聊一次，何帆答，自己需要再做准备。 罗永浩这段时间与西门子的PK，在柴静看来属于“必然发生的事”。“我很少见这世界上有人像他原则性这么强，非常纯洁，影响着我。我在他们里面就像童年时被亲近的人环绕，可以嬉笑取乐，有一种放肆的天真。” 但这种天真对外界关门。我想参与一次他们聚会的请求被她一段话瓦解： “托尔斯泰用不着跟一只狗去采访和交谈，但他仍然能够理解这个动物靠本能完成的思维。你可以选择你的理解和提问，就像我采访一个人物，如果他呈现得比较单一，那我只能用别的方式去进入他，激发他的另外一面。你可以假设，然后验证你的假设，提问就是完成这个功能。” 三 柴静的声名鹊起于湖南文艺广播电台的一档周末深夜节目《夜色温柔》。当时她刚从长沙铁道学院专科毕业，学的是会计。在那个电台节目对学生群体有着巨大入侵力的年代，柴静读文章，读来信，播音乐，迷倒湖南众生。节目的片尾曲是郑智化的《让我拥抱你入梦》，痴男怨女们常在其中落泪，难平。柴静念出收信地址，“写《夜色温柔》柴静收，就可以了。火柴的柴，安静的静。”她后来写了书，取名《用我一辈子去忘记》。 小女生的文艺气总是吃香的。柴静在博客里写她1998年刚来北京时的经历，碰见的男青年经常都是三句话，“我漂在北京，我是搞艺术的，我总有一种想死的冲动。”有的还有第四句话，“你们学校在哪儿？要不我到你们食堂找你吧。” 教授于丹告诉我，逢年过节，她的手机里总有看不过来的长长祝福，但柴静的短信令她独钟，常常就是六个字：姐姐，岁月静好。 中央电视台特约评论员杨禹看过不少柴静的节目，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他把柴静称作“电视人里少有的有逻辑思维的人”。 “她跟采访者的情感碰撞是很丰富的，虽然表面上冷静，但有比较强烈的情感信号传递出来。”杨禹说，只是有些时候，柴静的情感投入偏多，“我能感觉到她的问话，外松内紧。她自己绷得比较紧，需要缜密地推动她的谈话，表面上当然是微笑，倾听，平等沟通，但有时候显得刻意。” 《看见》采访药家鑫父亲药庆卫时，药父讲述了一个细节：在父子短暂的最后一次见面中，药家鑫提出捐献自己的眼角膜，但他没同意。 “我希望你把你的罪恶都带走，不要再连累别人。”药庆卫向柴静复述他的原话。 这时柴静没有看他，也没看镜头，低着头说了一句：“那个话可能他听了也很难受。” 在摄影机取景框以下，观众看不见的位置，柴静正用笔尖扎着自己的手背，以求克制。 “我有情动于中、不能自已的瞬间，而且流露了。”柴静说，“我大致能体会药家鑫当时的心情，他想有最后的救赎，或者留点什么，但是被用一种挺刺激的方式拒绝。我也理解这个父亲，他一直在激愤的痛苦中，所以我当时的感受是一种很深的无奈：这就是人的悲剧的来源。” 柴静的博客和刚写完的书中，有相当内容是对自己工作的反思。好在如今的社会尺度对记者足够包容，甚至“将记者的情感流露视为亲切，觉得他们挣脱了面无表情的模式化，体现出了人味”。但这个阶段也会过去。柴静说起自己与一个理想中优秀的采访者的差距：“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但她也有自己的倔强。在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读专升本时，她在一家知名文化类杂志实习，月工资300块。她去中科院植物所采访，被研究员对物种的天然喜爱打动，交上的稿件题为《棉田里的守望者》。 编辑看了很快回复：“这不是我们想要的，你去编译一点国外的资料。”柴静不解，作了点小抗争：“我觉得国内的困境也提一下。”编辑还是说不需要，“你改不改？”柴静说不改。电话挂断了，她也没再去。 她也不惮批评同行，以不点名的方式。11月9日下午，她比我们约定的采访时间晚来了一些，就为了在家写完一篇博文《没忍住》。她看到在对深圳杨武事件的报道中，有报社记者直接对妻子被强奸时没有出来施救的杨武说“你太懦弱”。随后，又有大批媒体跟进采访，她看到同行们用话筒堵住躺在床上的杨武妻子，要求对方揭开隐私。 “我以为，中国媒体这么多年了，在基本的新闻伦理上还是有共识的。”柴静愤愤地说。 在总结会上，柴静从《60分钟》说到《TheDailyShow》，都是美国知名电视栏目，又从唐·休伊特（《60分钟》主持人）说到拉里·金，并在合适的时机引用龙应台和张爱玲。 几个80后编导在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上出现分歧：做不做林青霞。主编的意见是，考虑到稀缺性，这个人物只要能约到便做。柴静并没附和，“我不太想追逐明星。我担心他们已经对媒体习以为常，然后觉得你不过是他们中的一分子。我觉得与其花这样的时间，不如去关注当下最需要关注的那些人群。” 她在会后对我解释，理论上，每个人都能够成为采访的对象，她只是觉得采访明星那条路最好走，如果思想上懒惰，就很容易走过去。 柴静说，这是自我对自我的抵抗。 南都周刊：采访完李阳之后，你怎么看这个人？ 柴静：我觉得他是一个必然，包括现在他跟妻子的演变都是必然，这在当时也看得到。 南都周刊：我后来问过他，这轮媒体采访中对谁的访谈印象深刻，他说柴静。“毕竟人家是柴静。” 柴静：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作这个评价。可能他在这个采访中感觉出不一样的状态是在结尾的时候，他说“我会把你的话当成一种正面能量”，我说“因为我们在看着你”。我刚入行的时候觉得那种相互交锋的采访最精彩，后来觉得可以交锋，但不要当模式。采访李阳的妻子前，我列了很多问题，之后我重新合上本子，说我现在不思考了，我试着去感受一下她的创痛。我当时的直觉是，我那些问题可能是个障碍。第二天发现果然是这样，她从来没接受过采访，积郁已久，那时候只要给她开一个小口，她慢慢慢慢就流泻出来。流泻的轨迹可能是紊乱的，因为她急于喷泄而出。但是你不要急嘛，你不要总想证明你的存在。 南都周刊：电视里，和采访对象谈话的你很有特点，和你平常时一样吗，你喜欢那个时候吗？ 柴静：谈话的时候，头盖骨就像是掀开的，神经裸露在外面，任何一个响动都会让我痛苦。我的摄像师移动的脚步、喝水的声音，在我耳朵里都会变得特别大，不过我平常不说。那是一种生理反应，你把全部生命都倾注在对方身上的时候，你就会这样，那两个小时里面，这个世界不存在，只有那一个人。 南都周刊：你电视中的神态总是那么平静，你自己怎么总结你的对话风格？ 柴静：我是个小暴脾气，离真正的宁静还远着呢。我觉得对话不太应该有风格的想法，实际上很多记者都是在这个想法驱使下走火入魔的，一旦认为自己的采访能形成风格的话，就会把它推向极端化，最后你的幽默、尖锐，甚至真诚都变成标签，这很危险。对话的第一要求是准确，接近事实，风格往往是阻碍自己通往真实之路的东西，所以反而要卸下。这是个大挑战：能不能以朴素的心态去接近真实，去认识人理解人。我到《看见》之后比较多的反思，就是在不断卸下前十年的采访经验，把技能上的蒙尘抖掉。我到这个阶段也应该做这样的事了。 南都周刊：但你不能说你的对话风格不鲜明。 柴静：那我不知道。 南都周刊：你平常的阅读量有多大？ 柴静：牟森（柴静友人，导演）每天三到五本书，何帆每天三到五本书，你的MSN上只要有3个这样的人，你想想你的压力有多么大。他们每天会给我推荐不同的书，给你发电子书过来，然后过两个小时问你看完了吗，我的天，我还没开始呢。我这几年的阅读都跟我当下的困惑有关，《安娜·卡列尼娜》之前，我已经三五年没看过文学的东西了。我们面对的是人，你如果只是报道他，而不是阅读他，不是去感受和进入到他的灵魂当中，你是做不出有深度的节目的。这个就必须借助文学，文学可以培养对灵魂的感受力。 南都周刊：你小时候学习成绩怎样？ 柴静：对课堂没兴趣，反抗的方式就是拿一个本子默写我喜欢的诗句，后来能考上长沙铁道学院已经不错了。现在想起来，前18年的自己很没有生活经验，也没有常识，可能唯一的好处就是我没学到什么东西，这是我最大的收获。你还比较空白，所以日后你学新东西的时候不用那么费力。如果小时候我就是语文课代表、考试前十名、作文竞赛一等奖、学生会副主席、天天参加演讲比赛，那你日后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把这些经验忘掉。 南都周刊：都是好的经验，你会想要忘记它们吗？ 柴静：我觉得在那个年代里的这些经验，对现在做记者会成为障碍。 南都周刊：你在中央台报道过很多公共事件，现在它们越来越多，有没有人问过你：中国怎么了？ 柴静：“怎么了”这个事情，你要去探究当中的因果，不要放大一件事情的耸动性，耸动当中把它推向极端化，极端化中再用情绪去渲染，结果就全部是惊叹号，没有问号了。新闻是问号的，新闻到最后应该一切是寻常的，现在只给你奇特不给你寻常，你就理解不了世界。我给你一个建议，做人物的时候要把自己当成作家而不是新闻记者，记者总想发现最奇特的东西，文学是要写出寻常的东西。 南都周刊：你现在的知名度，你觉得有没有外形的因素？外界也给过你“美女记者”的名号。 柴静：我外形平平吧，中央台有无数的美女。女性化的外表会给人偏柔弱和偏脂粉气的印象，这两项都是新闻的障碍，的确如此。我刚开始在《新闻调查》干的时候，有次采访穿了个白衬衣，左手上戴了一个非常非常细的小银镯子。采访前，一个很资深的同事说停一下，然后把我叫到旁边，说“你不戴不会有人不喜欢，戴了可能会有人不高兴”。从那以后我在节目中没有戴过任何首饰，也不会再作任何修饰，围巾可能是我能够接受的极限吧，起码能够保个暖啊，也不会让人反感。新闻应该让一个人越来越朴素，你每天打扮得精巧无比，坐下来的时候两个腿还要拧成麻花，你忘不了自己，你怎么还能够关心对方。女人天然会有一个自我意识在这儿，我是一个女性，我希望美丽一点儿，悦目一点儿。我挺感谢新闻把我身上的这部分东西慢慢打掉。 南都周刊：相比之下，你会更喜欢“文艺女青年”？ 柴静：这词挺好的，我只是还不够文艺而已。文艺青年应该是有很多生活中的趣味啊，审美上的要求啊，我没有吧，我好像不足以匹配。文艺是两个很好的字，现在很多配不上的人都在消费这个字，更不要说践踏这个字了，这也是对文艺的不敬重吧。其实我们现在还根本称不上文艺呢，谢素台叫文艺，齐邦媛、朱光潜、丰子恺、周作人叫文艺，我们叫文艺吗？ 原文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