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

在长达八年的药品打假之后，“中国药品打假第一人”高敬德的命运轨迹一路下滑，最终蹊跷地死于艾滋病。 高敬德这样的职业打假人帮助有关药监部门查处假冒伪劣药品和医疗器械，同时从药监部门获得奖金。 特约记者_刘科 上海、杭州报道 “一开始，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他是非正常死亡！”在电话那头，陈晓兰这样告诉记者。 陈晓兰是上海一家医院的退休医生，十多年来不懈地与医疗腐败现象做斗争，成为2007年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而陈所说的“他”，指的是同在医药行业打假者的同行高敬德，两人早在2006年就已相识。 11月初，“高敬德蹊跷身亡”的消息在网络中逐步流传。最初，陈晓兰认定高的死有隐情，并为此奔走试图去了解更多的“黑幕”。 不过，在了解更多的内情后，陈晓兰现在更多的感觉是沮丧和悲哀，“没有人能说清楚真实的高敬德是什么样的，他把自己掩盖起来了，用一层一层的东西，让别人看不到他真实的一面。” 对于高敬德的死，新华社在11月11日发布的简短通报称：“药品打假人高某因患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于10月26日经抢救无效死亡。” 这一迟来的消息让所有与高敬德相识者感到惊讶。在长三角地区的医药圈内，高敬德是不折不扣的公众人物，其八年的药品打假经历已为其在民间赢得了不小的声誉。 但是，在长达八年的药品打假之后，高的命运轨迹一路下滑，最终，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 孤独的神秘人 “老高是个不透明的人。”作为在上海打假的同行，王海东这样评价他的朋友高敬德，“（他的）有些话，我也不能确定有多少水分在。” 有水分的，就包括高敬德的年龄和学历。按照过去媒体中的描述，高敬德1968年出生，今年43岁。 不过，记者掌握的高的身份证资料显示，其1959年12月25日出生在上海市宝山区大场镇，真实年龄应为52岁。 除此之外，高的学历也有出入，据高本人在媒体中的自述，他毕业于安徽中医学院。11月14日，记者就此向安徽中医学院求证。该校校友会一位董姓老师向记者证实,在该校校友录的数据库中没有查到“高敬德”的名字。 值得说明的是，安徽中医学院的校友数据库是该校建校50周年校庆时建立，上世纪70年代以来毕业于该校的本专科毕业生均在录。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高敬德均是孤身一人，其父母已逝世，膝下亦无子女，他的早年岁月已难以考证。只有邻居们的零星记忆表明，他在1996年从外地搬入上海大场镇南大路联新社区居住，现住址为146弄8号303室。 如今，这里大门紧闭，唯一醒目的是门前拐角处放着的一堆瓶子、木板等杂物，灰尘已有几毫米厚，似有多时未被清理。 “他平时很少住在家里”，这是邻居们的共识。至于不在家过夜的原因，据高本人生前解释，主要是因为打假得罪人所致，因此“一般在附近的小旅馆或浴室过夜”。 “此前中央电视台一档栏目记者来上海采访，提出去他家里拍摄，他死活不肯答应。”王海东这样分析，“也许是他有忌讳，家里比较脏，或者其他原因吧。” 王坦言，高的行踪神秘，几乎没有人知道高的具体行踪。不过，一个可靠的信息是，今年9月中旬，高敬德曾在南京有过停留，其主要行程包括请南京某法律援助中心帮其代写自己的刑事起诉书。 如今，高的一些上访和案件的信息，包括身份证复印件等，仍保存在该法律援助中心的文档中。 作为该法律援助中心的志愿者，南京某大学学生陆光在9月18日到9月24日之间曾与高有过联系。 “头发有些白，走路有些瘸拐，随身拎着大包，里面装满各种打假资料、相关部门盖公章的证明以及假药名单。”陆光这样描述高敬德。 在南京的法律援助中心，志愿者们当时对高也有一些怨言，“高先生无尽索取，包括让法律援助中心代写他替别人代理的民事起诉状，占用其他求助者的时间等……” 从某种程度上说，生前的高敬德，鲜有相知的朋友，“对他只是认识，并不了解。”陈晓兰这样说。陈在2006年被聘为上海药监局的社会监督员，其后又被聘为上海医保局的社会监督员。 有一段时间，高敬德时常打电话询问她：“他们给你多少钱补贴？有奖励吗？” “我跟他不一样，他什么事情都要联系到钱，这也让我觉得有点不习惯。”此后，陈晓兰自觉地与高敬德疏远，她的解释是，“就是因为这个，让我觉得跟他没有共同语言。”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数年的打假并没有改善高敬德的生活。在走上职业打假路后，除了每月低保所得的数百元收入外，高敬德几乎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而来自打假举报所获得的药监部门的奖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他的额外收入。 高调打假 “他讲话得罪人，有些场合他开口就是‘我是打假的’，显得很大牌。”在朋友王海东看来，高敬德的打假方式太高调了。 更重要的是，高调的打假方式，四处树敌，并不被药监部门喜欢。在杭州市药监部门内部，一些人对高的评价是“难缠”二字，其最后一次在舆论间引起轰动即在杭州。 今年6月，高敬德到杭州江干区药监局举报一起售假药案，工作人员喊来售假者，现场起草供双方私了的协商意见，并盖上药监部门公章，此事曾引发媒体持续关注。 从某种程度上说，高敬德的药品打假模式，是其性格使然，“他的胆子很大，也有些较真。”这是高敬德留给杭州的相识者叶征潮的印象，叶与高在浙江经视315的打假晚会现场结识，此后有过数面之缘。 而在王海东看来，高敬德的高调，是因为高其他方面有局限的原因，“他不懂电脑、不会上网，很多事情需要别人代劳”。此外，高在医药专业知识上有所欠缺，“所以他的打假相对低级一些”。 之所以走上打假之路，按高在媒体上的自述是因为“服了假药，却又讨不到任何说法”。他走上职业药品打假之路始于2003年。 是年4月，高敬德在上海市丽天药业有限公司任职，其间因药品打假、举报高价药等问题与公司交恶，最后被以“旷工”为名辞退。 此后，他开始了职业药品打假道路，其主要打假地在上海、杭州和南京，所涉及的打假领域主要为性保健品，也包括一些减肥药。 进入新世纪以来，医药行业的腐败问题频繁曝光，公众对制假售假怨气冲天，当高敬德的名字与“药品打假”等热点词汇联系起来的时候，他的打假行为也自然地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亦为高带来了相应的声誉。 2008年，高敬德达到了荣耀的顶点，是年9月，他在南京大学医院打假，并被该医院打伤，此事经媒体披露后即引起关注，高敬德在媒体上赢得了“中国药品打假第一人”的称号。也正是这一年，他成为了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人物的候选人。 名人的身份也为他打假带来便利，由于高调的行事和打假的事实，他每到一地，几乎都有记者陪同，其自称已与1000多个记者打过交道。 王海东归纳，高打假的方法是：每到一个地方打假，他均会主动联系当地媒体的记者，并带着记者一起暗访打假。 在发现假药后，高即会向相关药监部门举报。如果药监部门不处理或采用“拖”字诀的话，高的应对措施，一般是投诉药监部门“行政不作为”。 行政不作为，这是高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当发现无法撼动本地药监部门时，高的选择往往是去更高一级的药监部门上访。 在南京逗留期间，高就曾向陆光提及此次进京上访的目的：“一是为几年前自己被打伤上诉失败的一个案件。二是向国家药监局举报杭州药监局相关行政人员。” 北京上访 “我可能活不长了。”早在两年前，联建社区门口的保安队长曾在与高的闲聊中听其这么说，“他说自己得了癌症，我当时觉得他在开玩笑。” 多年的打假，高敬德的身体已每况愈下，因为糖尿病的缘故，整个人变得日渐消瘦。此外，他已被明确诊断的病还包括胃出血等症状。 在陆光的回忆中，在南京期间，高因脑部垂体功能障碍引起的肺部疼痛，曾就诊于南京市鼓楼医院。“当时他有些说话不清，一激动便剧烈咳嗽不停。精神不足，但状况还可以。” 离开南京后，高敬德抵达北京的时间在9月底。在北京期间，他入住位于西城区护国寺中医院附近的一个旅馆。 10月9日这天，北京某报记者李超见到了高敬德。李是高在北京见的最后一家媒体的记者，在此之前，他还陆续接触过北京其他媒体的记者。 原本约定第二天李超陪同高敬德去暗访打假，但由于高敬德当天发烧，他去了护国寺中医院就诊，此前的约定被迫取消。 10月11日这天，李超一直陪高在北京地区打假。据李超介绍，在暗访结束后的当天下午五点，高敬德还独自去了最高人民法院信访。 11日半夜的事件成为了高此行的转折点。据旅店老板的说法是：“高敬德半夜大声说梦话，大喊大叫，看起来不正常。由于小旅馆的隔音效果不好，住在隔壁屋子的住客被吵后，与高发生了争执，其间有人报警，该旅馆辖区所在的厂桥派出所人员闻讯赶来，发现高系上访者后将其带回。” 10月12日，李超在厂桥派出所见到了高敬德，不久他被驻京办带走。在高被带走时，李超拍下了这辆车牌为京E45428的白色面包车，并将消息发布在了微博上。 同一天下午1点44分，在上海的陈晓兰医生给高敬德打了电话。在电话中，高敬德告诉陈晓兰，他正在派出所，“从当时讲话的语速、口气，我没感觉到他有异常。” 这个时长16分57秒的问候电话结束之后，陈晓兰以为高并无大碍，于是就出门了。在晚上回到住处后，她惊讶地发现微博上传播着“高敬德被上海驻京办带走”的消息。 由于有照片的“真相”在，她立刻给高敬德打了一个电话，这个在当天晚间6点17分打出的电话接通后，电话那头并没有声音。 “我当时很担心他可能不方便说话，所以，就一个人在电话这边自言自语。我还问他，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吗？但是电话那边始终没有回应。”一分钟后，陈晓兰又给高敬德打了电话，但手机仍然是接通但无人说话的状态。 次日上午，李超接到了高敬德打来的电话，在电话中，高对李超说，“我要被送回上海了！”此后，高本人与外界再无联络。 对于高被驻京办带走的过程，上海官方提供了一种简单的说法：“10月12日下午，上海在京工作人员接到北京有关方面的电话，称一名叫高敬德的上海市民因健康等原因，提出希望回上海接受治疗。” 至今，陈晓兰仍不明白，高敬德为什么不愿意把自己生病的事告诉别人？“他自己要求回上海和被强制送回上海是有本质上的区别！” 较早得知高敬德死亡消息的人是王海东。11月4日下午，王陪同当地宝山区电视台的记者去高的住处，被联新社区居委会的人告知“（高）已经死了”。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死活不相信，怀疑他非正常死亡！”王海东这样说。 高死亡的消息此后亦在网络中传播，“阴谋论”瞬即蔓延，有网友甚至怀疑，“他是否是被假药贩子们暗杀了？” 艾滋疑云 由上海驻京办护送、乘坐火车，高敬德在10月14日上午抵达上海。 对返沪期间的状况，上海官方在11月11日的新闻通报中称，“在回上海的途中，高敬德出现发烧、腹泻等症状”。 由于当时其病情已加重，他被送往了其户籍所在地的宝山区大场医院。11月12日，大场医院一位医生亦向记者证实了高在大场医院内科急诊的事实。 高的病情在10月14日下午1点稍有好转，此后，他从抢救室转到了大场医院住院部二楼的监护室。 从10月15日到18日，高敬德在大场医院内科患者部住院，住院期间产生的费用为10124.24元，该费用由大场镇政府支付。 其后的10月18日左右，高略有清醒，他要求离开大场医院，而要求去治疗水平更好的三甲医院就诊。值得一提的是，大场医院的病历报告显示：高在此并没有被诊断患有艾滋病。 18日这天，高敬德被送往了海军411医院治疗。411医院隶属于军队系统，并不归地方管辖。按照官方通报的说法，“高在治疗期间，连续高烧并伴有肺炎、脑梗和糖尿病等多种症状。”次日，高在411医院被确诊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也即民间所称的艾滋病。 在被确诊为“晚期”艾滋病症状后的10月21日，高敬德从海军411医院被送往了位于上海郊区金山县的上海传染病总医院，入住A4栋楼二层的第11病区里，直到26日因肺部感染等并发症，院方“用尽所有治疗手段”最后感染无法控制而身亡。 不知何故，上海官方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公布高敬德死亡的消息。 在11月12日官方的通报出来后，并非所有人都愿意相信一个知名药品打假者是绝症病人的现实。 对于高敬德的死，陈晓兰仍觉得不可思议，“如果是艾滋病的话，他身体就没有丝毫抵抗力了，每次感染都可能成为他的归宿，他难道不知道？他这个玩笑未免开得也太大了！把所有关心他的人都套了进去。” 陆光也坦言她在感情上很难接受，“如果高敬德死于艾滋并发症，说明他已经到了末期，那么他之前就诊的医院，应该也具备这种基本的防备常识吧。” 这也是所有人的疑问。 （应受访者要求，陆光为化名）

“蟹妈”梅晓阳和“蟹爸”杨海鹏。 记者_ 季天琴陈承上海报道摄影_孙炯 梅晓阳终于有时间留给自己，在家学着做菜。9月9日中午，杨海鹏品尝着妻子亲自烹制的红烧鱼，大赞爱人厨艺进展神速—莫非她学会了乾坤大挪移，把俺的技术全部偷走？ 桌上自然少不了这个家庭的代言物—大闸蟹。他们的女儿，一两岁闻蟹味，就哈喇子直流，因此得“蟹妹”这一爱称，他们夫妻则顺势成为“蟹爸”和“蟹妈”。 在上海，这是个标准的中产家庭。“蟹爸”杨海鹏，上海崇明岛人，法官出身，《南方周末》前法治调查记者、《财经》杂志华东新闻中心主任；“蟹妈” 梅晓阳则是园林设计专家，上海唯一的园林系统“启明星”学者。 为这颗“启明星”，蟹爸牺牲自己，“买汰烧”多年，从南周的少年英雄变成了厨房男。不过，9月9日晚上，轮到厨房男献艺时，“蟹妈”忍不住问他：你是不是忘了放盐？“蟹爸”恍然，答：惦记着事，走神儿。 这事，是“蟹家”大事。 不出意外，10天后，梅晓阳受贿案将在上海闵行区人民法院浦江法庭第二法庭开庭。自去年7月14日，梅晓阳被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刑拘后，这个一审刑案，目前历经三次起诉，六次开取保候审单子，两次开庭取消。 梅晓阳未曾预料，她的命运，会在这个地方被敲定。几年前，她主持浦江镇的绿化改造项目。当时的上海市府想把浦江建设成意大利风格的小镇，作为设计师的她，不甚理解，杨海鹏告诉她：你就去托斯卡纳，那里是现代意大利的根。 其实，梅晓阳害怕那未知的命运。她担心家庭，担心孩子，想委曲求全。不过，杨海鹏却反复做她的思想工作：“我希望在法庭上，在公开的世人面前，宣告你无罪，按‘错案追究制度’，对利用公权打击报复的人，追究责任。” 这一年，“蟹爸”杨海鹏经常半常惊醒，不是自己噩梦，就是老婆在梦里，大声呼救。他选择“生死由命，我要发言”，在微博上发声。但这个行为，在夫妻之间出现了分歧。 9月12日，梅晓阳对丈夫杨海鹏又发火了。她认为，只要判个缓刑，自己在舆论上已经胜利了，因此没有必要追讨那些“构陷者”。她的想法，被杨海鹏痛 斥为精神胜利法。他对妻子说：“是逼我死是不？为了你所谓事业，我付出十年，甘为奶爸；现在还要付出名誉—对我而言，此胜于生命。” 外省人的奋斗 在未出事前，梅晓阳的口头禅是，“我们技术人员很单纯的”，这个景观设计师面对的是中国的正面，城市越来越美丽，树影婆娑，花香袭人，有时，她甚至会嫌记者老公“太阴暗”，对方的工作是描述中国的背面，那是丑陋和荒谬的世界。 梅晓阳称得上顺风顺水。从小到大，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出色，从初中到重点高中、大学，再到研究生，一路保送。在大学时，梅晓阳当上学校团总支部副书记，“是学生这条线的最大的干部”，继而入党。 1998年7月，25岁的景观硕士梅晓阳拒绝了华中农业大学的留校任教机会，成功应聘到上海园林设计院—这是中国最老的现代景观设计单位，前身是租界时代的工部局园林处。园林院是一个比较自闭的上海人集体，她是该院录取的第二个外省人。 这一年，经人介绍，梅认识了当时《南方周末》的记者杨海鹏。他们第一次见面在襄阳公园，她主动给他打伞。那时还流行松糕鞋，梅晓阳躲在他身后，两只眼睛从他肩膀上看人，身高将近1.9米的杨海鹏一直在琢磨—这姑娘到底多高？后来才知道是1.61米。 他对姑娘的身高要求在1.65米以上，现在说起来，他还感慨自己在身高问题上“丧权辱国”。不过，这个湖北宜昌姑娘跟他以前的女朋友不一样，她不像那些上海女孩那样精于算计，“傻乎乎的”。 虽然这个男记者不解风情，缺少浪漫，常神游在自己的世界，做忘我状，但是梅晓阳还是愿意“倒贴”，他身上的“侠气”令她着迷。 在事业上，杨海鹏也帮她把关。初到上海时，单位总派她一些公共项目，政府项目常要按领导意志改来改去，结算要打折扣。年终，别人奖金总比她多一些。杨告诉她：到上海总要吃三年萝卜干饭，人家是短平快，你要目光长远，政府项目钱少常赖，但容易成名。 当时梅晓阳研究江南小城镇园林规划，杨海鹏周末带她去同里、濮院、南浔等地，手边常带方志及经济史著作。吴越之魂，系于人文。梅晓阳由这些故事故物，激发灵感，风格由导师所遗之欧化，转向崇敬地方文化和东方古典园林之韵。 梅晓阳在国内圈子里，也逐渐有了名气和面子。2001年，凭借出色业绩，她被提拔为上海园林设计院最年轻的所长。彼时，上海乃至全国兴起绿化工程热，该院承接的业务逐渐偏向于绿化工程。梅晓阳在此期间，便多主持市政绿化项目。 同年，在跟杨海鹏恋爱三年后，他们结婚了。结婚时没拍婚纱照，没办酒席，就连婚戒，也是梅晓阳自己买回来的。回想这个厨房男的当年，她感慨—他真不 是个适合婚姻的人。她回忆称，有次杨在浙江采访，一月不着家，中途打电话回来让她送钱过去，美其名曰让她去过圣诞节，结果，杨在牌桌上跟兄弟们激战正酣， 留下她在那儿流眼泪。 那时他们夫妻都很忙，有时甚至数月不能见次面，“就跟周末夫妻差不多”。梅晓阳把精力主要放在事业上。2004年下半年，园林院新成立经营计划室， 梅晓阳担任副主任，逐渐从纯设计转为管理，同时将研究方向转向湿地项目。2006年，梅晓阳凭借其在湿地项目领域的才能，成为上海青年科技“启明星”学 者，是该称号唯一的园林系统人才。 梅晓阳夫妇曾经想做丁克，挨不过父母劝说，有了女儿“蟹妹”。梅也知道，丈夫对自己的工作偶有不满—他曾多次当面说她是“组织化人格”，对组织对权威总有盲从的味道。杨海鹏认为，梅在这方面跟她母亲相似，梅的母亲青年时代作为劳模受到毛泽东接见，从此一切为党。 不过，她也知道，女儿和丈夫为自己感到自豪，“蟹妹”两岁时去闵行体育公园，坐三轮车，她对爸爸说：“告诉司机，这个公园是你老婆设计的，让他免费。”车把式笑颠了，差点儿骑进绿化带。 噩梦 在上海，身处园林设计行业的梅晓阳收入颇丰，足以养家。“蟹爸”杨海鹏原本打算退休，最多带几个晚辈，自己写写书，研习一下中古史。 但是，一场人生噩梦突然降临“蟹家”。 2010年7月13日下午18时，梅晓阳被叫到上海园林集团纪委，被讯问6小时后，深夜12点又被带到徐汇区检察院，又是12小时。梅称，仅3小时有录音录像，后押解到看守所，32小时以上时间，未得睡眠。 在这个突如其来的转折背后，是一个国企长达十年的改制之痛。2009年4月，母公司上海建工集团将园林集团，卖给上市公司“上海建工”，上海园林设计院十年MBO（管理者收购）梦碎，这就意味着设计院员工的薪酬，未来仍将远低于市场价格。 上海园林设计院骨干成员，开始密谋新的出路。梅晓阳称，2009年院长朱祥明率包括她在内的五位员工，准备一同跳槽去上海东华大学任教。他们交东华的名单上，只有简历，没有名字。 当时，大学教师可以兼职做公司，2009年6月，上海上林景观设计有限公司（下简称“上林”）成立，作为他们集体跳槽后，团队的谋食之处。 “上林”股东共三人：石宪才（朱祥明姐夫）、杨海鹏（代梅晓阳持）以及一外协单位负责人谢震纬。三方各以三万元本金入股，并各占上林景观1/3的股份。梅晓阳介绍，石、杨股份中的部分，谢的全部，均是为未来离职的同事预备。 杨也劝妻子，告诉她不要与院长成立公司，梅并未采纳。好几次，夫妇俩发生争执，梅认为，“没人会害我”，在这个技术思维者眼中，世界井然有序，人皆谦恭，但是杨海鹏却提醒她，“他人就是地狱”，别被别人绕进去，梅则指责丈夫“阴暗刻薄”。 但很快，跳槽事黄。2009年底，梅晓阳听到传闻，称院长朱祥明被立案几个月了，事因“私分国有资产”。 “会不会出事？”杨海鹏听到后，吓了一激灵—他告诉妻子，这是口袋罪，国企多有，有的纯为非法占有，有的是为留骨干，秘密分配。他想起“上林”，警告她辞职之前不能做生意。 杨海鹏开始劝妻子，“正当年，技术精力都旺盛，可以选择的地方很多，”集体出走会将对方逼疯，还是要单飞。 2010年4月，梅晓阳提交辞呈，准备投往上市公司—棕榈园林，负责公共事业设计业务，可期的薪酬是上海园林设计院的五倍以上。在上海园林设计院的 要求下，梅晓阳将离职时间延迟，她出席了国际IFIA景观设计论坛—这是国际风景园林设计师之最高论坛，并担任一子论坛主题发言人。 杨海鹏提醒她，“这些恩赐，若你要出走，将成为道义负担。”他甚至忍不住对妻子发火：你怎么就爱那些虚名？！ 40多天后，命运对梅晓阳露出了它的狰狞面目。 被关押70多天后，去年9月21日，梅晓阳被取保候审。回家后，她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对于丈夫问起的讯问过程，她一度不愿开口。梅回忆称，在看守所，她受到的精神折磨就不少，女警要给她介绍律师，她说有了，女警脸就拉长，然后几日里不断言语暴力。 这个突如其来的磨难，也给这个的家庭伤害至深。 杨海鹏一直向女儿“蟹妹”谎称，妈妈去美国出差了。 为瞒过聪明的女儿，走出看守所后，在杨海鹏的安排下，梅晓阳换掉囚服，穿上事先准备的西装，到桑拿浴洗去晦气，带上杨购买的撕去中文标志的糖果玩具，强作镇定地回到家中，告诉“蟹妹”，妈妈从“美国”回来了。 “美国”是徐汇区看守所。“蟹妹”得到了美国糖果，还有美国玩具，再不怀疑妈妈出事了。 说起妈妈去“美国”的70天，“蟹妹”称：有时候，我让爸爸跟我睡，他常半夜不见了，把自己房间的门锁上，我就把芭比娃娃（共17只）全放在床上，让她们陪我。 在妻子取保候审后，多天无法安眠的杨海鹏昏了过去。 对他而言，这一年美好的瞬间很少，想一想只有一个夏夜，他送“蟹妹”到少年宫唱歌，在草坪上，远远听见教室里孩子们悠扬的童声，唱的是“乌鸦妈妈”，他顿时泪下如水。那时，梅还在“美国”。 不确定的庭审 这一年，杨海鹏不敢轻易出行。一出行，“蟹妈”案子必出些变故。“元旦在乐清，忽闻便衣进家门，晚上母女惊惧难眠，急抽身赶回；五月中旬，我在京， 蟹妈被公诉，退房退约回沪，发起微博抗争；八月进京演讲前，又接法院通知，案子转回徐汇法院，待检察院移送闵行，重新审查起诉。” 今年5月，梅晓阳被徐汇区检察院起诉。根据起诉书上的指称，梅晓阳于2007年起，在设计院经营计划室副主任期间，利用负责该院对外发包设计业务的职务便利，收受外协单位总经理胡曙光7万元、俞昌斌消费卡2万，以及谢震纬汇入其信用卡的3万。 所谓外协，是指挂靠于上海园林设计院，承接园林院的部分设计项目的单位。谢震纬对《南都周刊》记者解释称，这些项目，多无油水，是园林设计院为了巩 固大客户，接的小单，内部人员不愿意做，才交给“外协”处理，类似项目因利润率低，甚至“外协”也并非十分情愿，有时只是帮忙的意味。 梅晓阳辩称，2万的消费卡为设计院招待时公用，谢震纬汇入的3万为“上林”的注册资金，而胡曙光的7万，在其是过手，实为某设计家之劳务费。 不过，梅、杨夫妇等待的一审开庭，却不断延后，历经三次起诉，六次开取保候审单子，两次开庭取消，充满不确定性。 在杨海鹏看来，地下上海是个隐蔽的城市，也存在着隐蔽的司法。他决定利用“伟大的微博”—舆论不能代替法槌，但公开透明、点面交流的方式，会使决策者不受体制内自利者的误导，信息对称使作恶者的绝对优势，变为相对优势。 他开始了表面上的示弱。半年间，他购买8部手机，手机卡20张送人，自己秘密查案，找人谈话，调集资料。而在微博上，他读书、烧菜，似乎安于做厨房男。 就在他引而不发的时候，2011年3月底，“李庄案”第二季上演，杨海鹏开始了自己的“生死由命，我要发言”。他坦言，这既是“蟹妈案”的演习，也是对不合理状况的反抗。 5月初，李庄案落幕后，杨海鹏的微博粉丝，从3万多跃至8万余。 5月24日，他发布微博称，“诸位粉丝：鄙人生死存亡悬于一线，敬请海内外诸位粉丝，赐与信箱，鄙人有文件投送。如鄙博关闭三日，即可开而视之，并于网络公开文件。杨某叩谢！”在这条微博下，有1.6万多条评论。 令杨海鹏骄傲的是，上海检察系统与工商局之间，严重违法的“联动办案机制”，因他的反击，现已告停止—“蟹妈案”涉及的三间外协公司，账册和客户名单均被搜走，“联动查处”的徐汇区检察院和工商局，根据账册上的肥瘠，开罚单。 保险公司的人，看到微博，向他推销意外伤害及死亡险。也有兄弟问他：何必那么顶真？他答：我是老婆情人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蟹妈”当然重要。这也让 他获得了“嫁人要嫁杨海鹏”的美誉。他的深情让那些女人们羡慕不已—上海有个身家过亿的律师，其夫人把杨海鹏的微博打印多份，散发到贵妇圈。 从不担心丈夫的梅晓阳也开始警惕起来。今年7月，杨海鹏发现自己的微博关注少了五十几个，一问，才知道梅趁他离开iPad，把几十美女取消关注，说“全是狐狸精”。 一年来，梅晓阳停薪，家里靠杨收入开销，梅晓阳觉得，“用老公的钱，十分开心”。近十年，她的收入比丈夫都要高许多，“检察院给蟹爸创造了一个洗清‘软饭男’形象的机会。感谢国家！” 不过，在这对夫妇的温情背后，也有矛盾和争吵。杨海鹏却坦承，他们相处13年，绊的嘴，加起来没有这4个月多。在“蟹妈案”微博战中，给他最大伤害 的人，是梅本人，“她总想给别人留面子，总想着别人胆怯，总想着别人只是有些不择手段，总怕蟹爸给他们伤害，为此曾经偷着删帖。蟹爸用事实告诉她：这些人 自私绝情，如果你原谅他们，他们不会感激，会再次出卖你。” 梅晓阳想不通，“人怎么会那么坏？”而杨海鹏则称，他早已把对方的“出卖”，计算在内。 开庭之前一周，杨海鹏跟梅的代理律师严义明讨论，觉得蟹妈案会向乐观方向发展，但在此体制环境下，他认为不能有任何疏忽，“蟹妈的最坏准备，就是坐牢”，蟹爸只要一息尚存，即要战斗到底。

记者_洪鹄 成都报道     摄影_严路 流沙河 原名余勋坦，1931年生于四川成都金堂县（今青白江城厢镇）。幼习古文，后考入省立成都中学，转习新文学。1947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四川大学农化系。建国后，历任《川西农民报》编辑记者、四川文联创作员、《星星》诗刊编辑。1957年，因“草木篇”诗案被打成右派，1979年平反。80年代写有诗作《理想》、《就是那只蟋蟀》。所编诗选《台湾诗人十二家》引起轰动，成为将台湾诗介绍至大陆的第一人。近年陆续出版新作《流沙河认字》、《文字侦探》。 门开了，八十岁的流沙河作了个绅士欠身的动作，眨眨眼睛，示意请进。印着暗色条纹的棉质衬衫，配齐整的西装短裤，老先生看上去精神、清爽、讲究。 流沙河很瘦，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像一条老豇豆悬摇在风里”。他讲一口地道的四川话，语速平缓，语调抑扬，仿佛一个天生的说书人，煞是好听。 这是八月下旬的一天，成都酷热。公寓里没有空调，一部小电扇从客厅一隅吃力地送着风。流沙河端坐在椅子上，衬衫纽扣全部系好，似乎对高温毫不觉察。说到激动处，他站起来，在客厅中来回地踱着步，开始背诵当年那些或叫他心醉，或叫他心碎的诗歌。 流沙河人生最剧烈的跌宕因诗而起。因为一组名为《草木篇》的小诗，流沙河成为全国最早的政治祭品，从此开始了22年的右派生涯。几个月后，反右正式开始。全国又有不可计数的人因为与《草木篇》莫须有的株连而被打为右派分子，相似的人生悲剧次第上演。 如今，即使在成都活跃的诗歌圈子里，年轻的诗人们对于流沙河的名字，也已然表现得陌生—起码，流露出了明显的隔膜。流沙河告诉记者，自1989年开始，他已有二十余年不曾写诗。 流沙河的80年人生中，真正写诗的时间其实相当短暂。“除却十几、二十岁出头时写的那些不成样子的诗，也就是1979年平反后，到1989年这十年间在写。” 1979年，流沙河作为最后一批摘帽子的右派，终获平反。重提诗笔，这一次，他勤恳、小心地写了十年。 1989年之后，流沙河决意封笔，不再写诗。他改作训诂，说文解字，乐在其中。 流沙河假设过，如果人生重来，他还会不会选择写诗—当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四川大学农化系，“功课门门好，非常好，要是在农化系用功学出来，说不定就是又一个袁隆平喽！”他用一口成都话笑着调侃，语带骄傲。 又假如，当年在那趟倒霉的火车上，没有手痒写那组《草木篇》，流沙河仍然作为一个诗人的人生，会否因此不同？ 但他的结论是，不会。 这个夏日，窗外是密密匝匝的梧桐，时时传来巨大的蝉鸣。而那些蝉鸣停顿的瞬间，一切显得尤为安静。在这间静得仿佛能听见杯中水声的客厅里，流沙河的讲述越来越缓慢，他的川音逐渐不复初时的抑扬，取而代之的是完全的平静。 我们从来没有学过Chinglish 南都周刊：考川大的时候，你报了农化系。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志在从文？ 流沙河：其实不是。我高中的时候成绩非常好，尤其化学好，所以报了农化系。但其实心理上早已经偏向文科了。我是16岁的时候读了鲁迅、茅盾、巴金他们以及苏联小说的，非常着迷，尤其是鲁迅。然后就立下了写作的志向，写诗，写杂文，发表在成都的报纸上。 报农化系，怎么说呢，因为成绩好，我比人家提前半年念大学的。那是1949年初，整个气氛都告诉你快要解放了。我那时候是热血青年，更是盼望得不得了。所以呢，这个农化系啊，这个川大，感觉都是临时的，是过渡时期的选择。当时我们想的是，等新政权一建立，赶紧去干想干的事情，去为它做贡献。川大我念了几个月就离校了，赶着去报社工作—我其实都不是个大学毕业生。 但是我们那个成都中学—当时叫四川省立成都中学，就是现在的成都二中，是非常好的，是当时的“四大名校”。高中之前我在金堂县，从县里考上来的。像我那样16岁发表诗文什么的啊，一点不稀奇。同学里头有才华的人很多，有人14岁就能写很好的诗。 南都周刊：人才辈出，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流沙河：自由，自由教育。当时的教育，和五十年代之后的教育，截然不同。 南都周刊：以当时的成都中学为例，具体来说它是怎么推行自由教育的？ 流沙河：我记得校长有一年请叶青来学校讲话，叶青是谁呢，他是当时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结果我们学生一起抵制他，校长也无可奈何。老师更不管学生这些事。当时的老师，对于学生的什么操行等第啊，课堂纪律啊，一概不用操心。他只需要把书教好就是了。 那些老师啊，真好！非常有学问。上来没有多余的话，马上就开讲，语言准确，叙述清楚，相当吸引人，大家听得如饥似渴。那时候老师受学生的尊重程度，现在你们想也想不到。有一次我们班两个男生打架，校长和教务主任劝不开，只好叫来代数老师。那位代数老师是个老头子，气管炎厉害，穿的衣服也是破破烂烂，拿个教鞭就冲过来。结果两个男生一看到他就吓住了，动也不敢动了。你看看，校长、教务主任这些官员的威信，和老师不能比！现在还会是这样吗？ 建国后我们的很多老师都去教大学了。比如我的英文老师何文锟，以前给美国人做翻译，一口美语那叫好听，给我们讲莎士比亚、讲小泉八云，教我们背爱伦坡和华兹华斯的诗。这些不是课外的内容，高中课本就是这样的，原汁原味，名家名作，我们从来没有学过Chinglish。 南都周刊：当时的语文和英语叫国文、英文，强调的不是语而是文吧。 流沙河：对的。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金堂县念的，当时初中课本里有白话文，我的老师说，不用它，我自己给你们讲。因为他觉得白话文不用教嘛，文言文才值得教。其实那个课本也是很好的，国民政府找了叶圣陶、顾颉刚这些大学者编的。那么我们的老师教我们什么呢？我们小学就学了《桃花源记》，当时我10岁多，就觉得，真美好啊，不用交税，没有战争，非常美好的一个社会。谁说小孩子不懂呢？最初的善、美的概念都是那个时候种下的。再比如我们念王维的边塞诗，那种雄浑壮美，就是最好的爱国教育嘛！爱国，是这样教的，哪里能够硬塞。 南都周刊：国文到了高中学什么？ 流沙河：《庄子》、《孟子》、《荀子》，曾国藩的文章，桐城派的文章，全部要背诵。古文的第一要义就是背。哪怕你完全不懂，背上了也会终生受益。你会用一辈子来消化它，一辈子慢慢懂得它。背古文，能让一个人的内在气质发生质的改变，包括人格上的改变。 南都周刊：会形成什么样的人格？ 流沙河：形成文化性的人格。能背上这些古文，就有了祖先的灵魂居住在你的头脑里，在观察事物的时候，祖先的灵魂会指导你。真假、美丑、善恶，都有了文化上的取舍。这就是最成功的国文教育啊，真正塑造人的灵魂。不像现在，教你组词，教你找错别字，完全技术化，与古人脱节，与灵魂脱节，违反教育的艺术性，违反文化性，完全失败。 南都周刊：你16岁对新文学产生兴趣，当时怎么看待鲁迅和胡适？ 流沙河：我那时候喜欢读鲁迅，不喜欢胡适。喜欢鲁迅愤怒激烈，不喜欢胡适婆婆妈妈。当时的高中生，大部分和我一样。 南都周刊：这个认识后来有过改变吗？ 流沙河：改变了，彻底改变了。四十年代后期，社会动荡不安，我们学生多次上街抗议国民政府。我后来想，如果鲁迅先生在，他会站在队伍后面说上“上去！”，而胡适会挡在队伍前面，说你们的要求啊，有合理性，但是大家要一步一步来，不是街上游行、喊喊口号就能实现的，你们更要从自身做起。胡适会这样说的。但是年轻人，他肯定愿意听鲁迅让大家去战斗的话。 只有一个人成熟了，知道生活的艰难，知道变化的艰难，知道维持一个正常社会的珍贵和不容易，尤其是如果他自己经历了那种可怕的疯狂—他才会懂得胡适说的话。鲁迅的方法，投合了人们心中暴戾愤怒的本能。而胡适开的药方，虽然一时也治不了中国的病，但从长远看来，一定需要他那一套，温和的、理性的、建立秩序的。 流沙河在成都街头，1993年。摄影_王学成 如果反右不把我揪出来， 我也是左派队伍里的一个打手 南都周刊：1951年，你父亲作为国民党留在大陆的基层干部被枪决，这件事有没有让你认识到这种斗争哲学的残酷性？ 流沙河：（沉默）我父亲是旧政权的人。1949年前，他在金堂当一个小官—县兵役科科长，负责招兵的。虽然是个科级干部，但是没钱，我高中时还有过交不起学费最后要了我母亲戒指的事。那时候基层干部很穷的，不像现在，人人都想当公务员。 我1950年参加工作后就和我父亲划清“界限”了。我是真心信任党的，绝对不是来投机的。那时候我在《川西日报》下面的《川西农村报》做记者，做我喜欢的文字工作，非常非常卖力，我觉得工作是有意义的，我们正在改变中国。 我父亲1951年被枪决，和许多旧政权的人一样。当时我心里……肯定是刀剐的，但我还是说服自己，革命应该就是这样的吧，一定要经过血的洗礼，不然怎么产生新世界呢？ 对这种斗争哲学产生怀疑是后来。1956年，看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罪恶，讲苏共怎么杀人，怎么搞大清洗，看得人毛骨悚然！我就觉得有问题了，而且一定是理论层面都出了问题了。这种斗争哲学，这种专政，是不是必然会导致这样的恐怖？ 而我自己呢，前一年，我也在整人，斗别人。 南都周刊：批斗谁？ 流沙河：批胡风、俞平伯，1955年批胡风，我还是积极分子，批判他的“主观战斗精神”，批得非常起劲。结果马上我自己就惹祸了。 南都周刊：当时《草木篇》被抓住批判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流沙河：这个诗其实根本不值得一提，作为诗，它是很差劲的。1956年夏天，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理论，我很受鼓舞，觉得创作的春天来了。在火车上就写了这组诗，大意就是说革命者在积极革命的同时，也要保留个人的尊严、个人的性格……就是这样。1957年元旦《星星》创刊，是全国最早的官办诗刊，《草木篇》就发在了上头。结果1月份，川报就开始批了，说个人主义思想、在革命队伍里孤芳自赏这些，严重有问题。 当时反右还没开始，事情报上去，被毛泽东知道了。2月份他谈到《草木篇》，说有“政治思想问题”，中间用了什么样的句子呢？“我们在民主革命运动中，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那些有杀父之仇、杀兄(弟)之仇的人，时候一到就会来个《草木篇》”—如何的严重！我的家底毛泽东都知道了。 南都周刊：6月份反右运动开始，《草木篇》关联到的就不只是你一个人了。 流沙河：关联到很多人，很多我根本不认识的人。后来直到“文革”结束我到外省出差，都会有人跑过来跟我说，你知不知道，当年因为你那个《草木篇》，我坐了多少年的牢。 1957年3月份开始，突然不批了。我党说要整风，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么整呢，通过全体人民，首先是知识界，鼓励大鸣大放。天天开会，人家不肯鸣放还开车拖人家来鸣放……这一拖，就拖出好多人为《草木篇》说话了。川大一个教授叫张默生，当过江青的老师，说诗无达诂嘛，诗有多种解释，从《诗经》就是如此，怎么能用反革命的帽子扣《草木篇》呢。慢慢地全国的意见都出来了，以前批我批得非常凶的《文汇报》上也有文章为《草木篇》说话。 这些人后来都被打成右派了。张默生，大右派，当时就是他们用车拖去发言的。我呢，专案组来查我，说我是三个反革命集团的首领。那些为《草木篇》讲过话的人，还有给我写过信表示同情的人，都是这三个集团里的，都要一网打尽。 南都周刊：当时觉得荒诞吗？ 流沙河：觉得委屈，冤屈。后来有老同志跟我说，受委屈的你们不是第一批，当年在延安就有整风运动。我就安慰自己，人家受得，你怎么就受不得？心里相信会有洗刷清白的一天的。 但是“文革”开始就幻灭了。确切说是1965年，开始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我当时看到，吓坏了，觉得完了完了。 南都周刊：这期间还写过诗吗？ 流沙河：写过，很长的两首，一首《曹雪芹》，一首叫《秦祸》，就是秦始皇的祸，就是焚书，有500多行。都烧掉了。一句也记不得。 南都周刊：你自己烧掉的？ 流沙河：还不是我。1957年到“文革”开始，我被打成右派，但还在省文联上班—干体力活。后来“文革”开始，我被赶到金堂县，去锯木厂锯木头。这个诗一开始我还不想烧，就放到我当时太太的一个乡下亲戚家。藏在哪儿呢？我们做了个小板凳，就把诗稿夹在木板里。但很快“文革”开始抄家了，亲戚因为知道嘛，心里非常害怕，就烧掉了。 我很感激他。如果没烧掉我就活不下来了。我自己在金堂的家被抄了十二次，所幸没有任何文字。所幸啊，我得以苟且性命于乱世。 南都周刊：之后一直到1979年平反都没有再写诗？ 流沙河：没有写。我在心里作了九首，但绝对不敢拿笔记下来，就在心里反复念反复念，一直到“文革”结束，才把念得滚瓜烂熟的九首记了下来。后来收在我80年代出的《流沙河诗选》里，叫《故园九咏》。 南都周刊：我记得其中一首叫《中秋》的，说你当时以锯木为生，“爱他铁齿有情，养我一家四口；恨他铁齿无情，啃我壮年时光”。 流沙河：是，啃我壮年时光。前两句你记得吗，“纸窗亮，负儿去工场”，当时我儿子六岁，我背他去，和我一起锯木头，小童工。我儿子一直对《草木篇》特别感兴趣，到底是什么样的大毒草，让他爸爸成了这么一个大右派？结果一直到我平反了他才看到这首诗，他非常失望：居然是那么肤浅、幼稚的几句诗！ 南都周刊：如果当时没写《草木篇》，你后来的命运会是怎样，你想过吗？ 流沙河：想过。如果没有写《草木篇》，我大概连命都保不住。如果1957年反右不把我揪出来，我也是左派队伍里的一个打手。 南都周刊：你相信是这样？ 流沙河：肯定是。因为在那个年纪，我写的东西作为文学创作，根本什么也算不上，我有自知之明。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爱好革命文学理论，弄得很透。苏联从十月革命开始建立的那套文艺理论，它的体系是异常完整的，很能自圆其说，我对它深信不疑。批胡风，我用的也是这套东西。倒是对毛泽东工农兵文艺理论我还没那么深信。 所以我如果不第一批成为右派，一定是左派的一条棍子，要拿那个东西去打别人的。但我现在回想起来，左派打手太危险了，我弄不好很快就要把命丢了。因为左派一旦卷进去，有了利益冲突，今天我红起来，明天被踩下去，不用等到“文革”可能就被弄死了。如果能撑到“文革”，那更会非常愤怒，去造反，去火烧，去把曾经打压过自己的人再打下去……最后要不是被打死，要不就是被判刑。 还不如早早当个右派，做重体力劳动，苟活。只求把命保住。 南都周刊：有一些知识分子连保命的欲望都没有了，比如老舍和傅雷。 流沙河：他们那一代自杀的多，我们这一代自杀的少。为什么？因为他们接受的是旧社会的传统文化，还要做gentleman，把尊严看得很重。而我们这一代呢，建国初期我们还年轻，都积极地参加批评自我批评，习惯了骂自己，侮辱自己，因此更容易逆来顺受，更容易苟活。 所以我这一生，不但偶然，根本就非常可悲。 南都周刊：没有其他选择？ 流沙河：绝无。 我的诗都是骨头，没有肉 南都周刊：平反之后，你作为诗人和《星星》诗刊一起复出了，还担任过四川省作协副主席。 流沙河：我没有去开会，他们选我的。我的性格经过反右、“文革”之后，是非常胆小怕事的，我当时考虑的是，要是运动再来，我要做好准备。他们选我当，我也没办法。挂了多年的名，就算我从来不去开会。 但我当时还是热情的。八十年代一开始是非常有生机的，尤其在文学、在诗歌这一块。 南都周刊：你编选的《台湾诗人十二家》，1983年出版，大受欢迎。你当时是怎么接触到这些台湾诗的？ 流沙河：其实在我编《十二家》前，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出过一套两本《台湾诗选》。但这个书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它的选择标准还是政治挂帅，里头都是骂国民党的革命诗。我接触到台湾诗是通过我的朋友刘济昆，他是马来西亚华侨，“文革”时在内地也被关监狱，后来去了香港做编辑，帮我发表一些旧诗，骗一点稿费。后来他跟我说，你应该看看台湾人的诗，比大陆强多了。从此就开始源源不断给我寄，书啊，文摘啊，剪报。我和余光中最早的通信也是他帮我们转交的。 当时我在《星星》开了个专栏，一月一期，我就每期向大家介绍一个台湾诗人。余光中、郑愁予、洛夫、痖弦……专栏写了一整年，诗人就正好凑成“十二家”。后来出了书，很轰动，台湾诗的艺术性、美感，在大陆读者当时看来是很震撼的。 南都周刊：我们后来在语文课本里读到你的《就是那一只蟋蟀》，诗前头那句“台湾诗人Y先生说，在海外，夜里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是四川乡下的那一只”。Y先生其实就是余光中。 流沙河：对对，我们都姓余嘛，很多人问余光中是不是你二表哥？（笑）。我们一直没有见面，见面已经是1996年了，但是通了很多信。那句话，是他写给我的信里的一句，多美啊，拿出来就可以作一首诗了。 南都周刊：因为《就是那一只蟋蟀》和《理想》，你也成了八十年代的明星诗人之一。你怎么评价自己的诗？ 流沙河：名声一度很大，但我很清醒。尤其是读过余光中的诗后，我说算了算了，我不写了，我怎么写也写不出他们那样的好诗来。我的致命伤我清楚，我这个人头脑过分条理化，逻辑化，感性不足，好诗需要的奇思妙想我没有。所以我的诗都是骨头，没有肉。 南都周刊：八十年代末你就不再写诗了。 流沙河：是。不能回避，也无法直面。我也不会写，不写了。包括诗歌的介绍啊、研究，我都不做了。我把我关于台湾诗的资料，有几百本书吧，都送给了一个叫杨然的青年作家，他很感兴趣，之前经常住在我们家抄这些资料。他把这堆东西拖走的时候，拖了整整一个三轮卡车。 我的书是能教年轻人爱国的 南都周刊：你也在那个时候再一次开始读《庄子》的。 流沙河：最早读是初中，当然那时候小孩子，怎么会懂。第二次读是1958年打成右派不久时。为什么读他呢？《庄子》这本书，是安慰一个失败者的。我就是一个失败者。我当了大右派，心态失衡，通过读《庄子》，我让自己学会想得通一点。 80年代末我身体极差，胃病，人非常瘦，内心也很痛苦。看到我的朋友都觉得我快要死掉了……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我又一次开始看《庄子》，这一次是研究，比较它的不同版本。后来写了《庄子现代版》，我知道我这个人之前写的任何东西，都是留不下来的。通过《庄子》，也许若干年后某人写历史，写到一个注释，说这是引自流沙河《锯齿啮痕录》某一句，就可以了。 南都周刊：这两年你连续出了两本“说文解字”的书—《流沙河认字》和《文字侦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认字”的乐趣的？ 流沙河：六十年代初，我当右派第四年。当时我人还在文联，干些体力活，还帮忙看一个旧书库。那个书库里都是些“四旧”，我一看，都是先秦典籍，干脆把床也架到书库里了。从那时起就天天研究，《说文解字》啦，甲骨文、金文以及各种古文字。我一钻进去就着迷了，偶然发现了某个字的真相—前人的几十种解释都搞错了、我觉得我才是弄对了的时候，就高兴得不得了，虽然我还戴着个右派的帽子。我记得有个好心的同志在1963年跟我说：流沙河，你还钻什么甲骨文，连汉字马上都要废除了，改用拼音！你还是个右派，不要花精力到这里面去了。 但我还是忍不住，像毒瘾一样，每认识一个字就快活得不得了。 训诂的工作九十年代就开始做。前年开始写《流沙河认字》，从一二三讲起，我希望能讲得通俗易懂，结果书出来后我一个朋友跟我说实话，还是太深了，他们办公室里没有人看得懂！谢谢他的提醒。所以我在今年写《文字侦探》时更加注意深入浅出和趣味性，这次我选的词：男女、国家、人民……这些都是最常见的词。取名《文字侦探》，因为我以前爱读侦探小说，二来我觉得认字的过程抽丝剥茧，像侦破一样，非常有趣，三当然也是骗大家来买书（笑）。 这次只讲100个字。90%前人已经解释好了，我只是从几十种解释中抽取我认为有道理的，梳理好，用今天的语言讲清楚。只有那百分之几，我认为前人解释错了，提出了我的解释，我觉得我是对的—这是个大海捞针的工作，这样的字很少，但我已经非常快活了。 南都周刊：比如说哪个字呢？ 流沙河：比如说君臣的臣字吧。历来解释这是一个人弓着腰说话。但我在甲骨文里发现，这个字是一只眼睛，臣是什么，臣就是帮君王盯着、看着办的人呀。当然这是很简略的说法。 我觉得，我的书是能教年轻人爱国的。什么是爱国？真正的爱国是爱你的土地，爱土地上的人民，爱你的文化，爱你的母语，爱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字。这两本书香港已经出了，现在台湾也打算出繁体版。 南都周刊：当年介绍了那么多台湾诗，你去过台湾吗？ 流沙河：八十年代辅仁大学曾经邀请我，当时我身体不好，没有去成。之后也一直没去成。但我很了解台湾。我没去过台北故宫，但是里面有什么藏品、有些藏品在哪里……我可能都很清楚。我没有什么遗憾了，不一定要去过那些地方，我在书桌前，拥有的也很多了。 你看我墙上挂的这幅字：知还。《归去来兮》里的，鸟倦飞而知还。人要知道自己的来路，知道自己的底线，做力所能及的事，就够了。你问我人生什么最重要？我说啊，快乐。生命是偶然。我的同辈人，很多因为各种偶然，把命丢了。我因为各种偶然，把命保住了，我比他们幸运，赚了后面这几十年。能读书，钻研，研究自己喜欢的学问，这些就是我的快乐。

在香港，除了为人所熟知的“一楼一凤”，还有一千多名男性在从事性工作。 特约记者_莫忘初 香港报道 在香港旺角一家小书店里，一个蓄着小山羊胡，穿着白袜子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跷着二郎腿，摇起油纸扇驱暑。 不到十分钟，20平方米大的空间挤进了二十多名这样的男子，他们都是来参加一本新书发布会。发布会的主角之一是汪明（化名），在香港，他被称为“哥哥仔”，一名男性性工作者。 “大部分卖淫者都渴望爱情，但却得不到爱情。”25岁的汪明来自内地，他因交不出一万元人民币的大学学费，两年前加入了卖淫的行列，开始往来于内地和香港，为男性提供性服务。 有一次汪明在香港接客的时候，被一名中年男子拿走电话并控制行动，他向关注男性性工作者权益的香港社会组织团体—“午夜蓝”求助，才顺利脱身。 据“午夜蓝”估计，2010年香港约有一千多名本地的男性性工作者，主要服务于男性顾客，年龄介于20到30岁之间，每星期大约还有200位内地“哥哥仔”到香港接客做生意。 从“师巫”到“哥哥仔” 在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中，对男性出卖肉体极为鄙视，认为男性性工作者是污辱并出卖了男性的地位与自尊。香港的“午夜蓝”除了打破世俗观念，为男性性工作者提供紧急救援服务之外，也着手记录“哥哥仔”们的历史与现在。 “宋朝是男性性工作者出现在文字记载中最早、也最繁盛的年代。当时陶谷在《清异录》中记载：四方指南海为烟月作坊，以言风俗尚淫，金京所鬻色户，将乃万计，至于男子举体自贷，进退怡然，遂成蜂巢，又不只风月作坊也。”“午夜蓝”强调，《清异录》书中提及的“蜂巢”，首次点出了中国历史上“男妓院”的存在。当时在北宋的京师汴京，有数以万计的男妓靠出卖色相赚取钱财。 “午夜蓝”指出，到了南宋时期，男性性工作者大多身穿女装并施以脂粉，彼此之间以女性身份交往，当时带头的被称为“师巫”、“行头”。虽然宋徽宗时曾下令立法禁止男娼，但到了明朝和清朝，男妓却依然兴盛。清朝梨园以卖淫为副业的“优伶”，甚至进驻了北京著名的“八大胡同”。 “1990年后，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城市繁荣兴盛，以服务男性或跨性别人士为主的性产业也应运而生，出现了各种会所、休闲中心、夜总会。”尽管如此，令“午夜蓝”感叹的是，从宋代的“师巫”、清朝梨园的“男优伶”、中国内地的“MB”（MoneyBoy），到香港的“哥哥仔”，跨越了上千年，男性性工作者以不同面貌出现，但是在近代历史上却没有详细的记载，甚为可惜。 “从古至今，无论多么高压的法令，都无法消除人们心底的欲望，人性自然的需求。”“午夜蓝”强调，在图书馆可以轻易地找到关于十大名妓的故事，但却很难找到一本关于男妓的典籍。正因为如此，“午夜蓝”除了派发安全套、倡导艾滋防治工作外，还花了两年的时间，搜集八位内地“哥哥仔”的故事，出版成《性路无疆》一书。 街头的诱惑 在香港，一楼一凤的性交易是合法的，但是按摩却不合法。为了规避刑责，“哥哥仔”想出各种不同的方法来招揽客人。除了“脚底按摩”的宣传标语外，“前列腺按摩”、“大腿筋按摩”等术语也应运而生。为了生存，甚至在香港警方把佐敦地铁站附近的“姐姐仔”都赶跑的时候，“哥哥仔”仍在继续揽客。 “哥哥仔”们为了保障自身安全，通常会和客人约在十字路口见面，但避免不了潜在的风险。在2010年4、5月间，“午夜蓝”就接获了40多通“哥哥仔”的求助电话，当地嫖客圈出现了一位“危险客人”，专门针对长相清秀的男妓下手抢劫、施暴。 “我觉得，嫖客也好，‘仔’也好，大部分都是有情人。”汪明说，他从内地转战香港卖淫期间，遇到了各行各业的客人，其中包括工厂老板、民工、上班族等，年纪从18到80岁不等。他遇到的大部分嫖客都是很有礼貌。当然，那个软禁他的中年男子除外。“那个男子说要包养我，不让我接客，没收我的手机，切断我和外界的联络。”汪明说，后来幸好自己想办法联系上“午夜蓝”，才知道该如何运用香港本地的法律警告对方，让他知难而退。 为了赚更多的钱，汪明曾经离开内地和香港，远赴国外卖淫。“我在新加坡的时候，买一台计算机，下载翻译软件之后就开始工作了。” 在汪明看来，“香港嫖客的素质比新加坡要高，有些人时不时会打电话来问我：最近过得好不好？我有机会再去找你。还有客人会拿钱给我要我好好念书。”他的感觉是，香港的嫖客比较“有礼貌”。 潜在的危险 “人非圣贤，是人就有性，圣人也有性啊。”《性路无疆》男主角之一、从小就喜欢男生的阿杰表示，性工作不是外人想象的那么简单。他的第一个客人是盲人，后来的熟客还有和尚、道士等“同道中人”。 阿杰说，刚入行时，他曾经历过被嫖客捆绑抽打，以及会所“妈咪”的恶意敲诈骗钱，反倒是残疾嫖客对他有更多的尊重和爱护。 “后来我得了艾滋，是阳性的。”阿杰说，做“哥哥仔”的风险之一就是不知道何时会感染梅毒、艾滋等疾病。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后，阿杰对于未来不敢有太多期望。他暗自思忖，万一日后身体健康每况愈下，自己只能回到农村老家。“或许有一天让我碰上一个带着小孩、没有男人的女人，做那种有名无实的夫妻。” “哥哥仔”们在尔虞我诈的性交易世界里奋力摸索，不但要面对恶意剥削的老鸨、伪善傲慢的强势消费者、轻蔑霸道的警察以及彼此竞争合作的同行，有时候，连自己也可能会在这个圈子里迷失方向。 “我真的觉得很离谱，有两个女人在五个多月中为我打掉了小孩。”阿力（化名）说，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所有开销都是他做MB（MoneyBoy）赚来的钱。 从来没有接触过同性恋的阿力，在年少时和两个女孩恋爱、分手之后，开始转变性情，为了在短时间内赚钱糊口，就此踏上了“哥哥仔”的卖淫之路。卖淫期间，他还继续交女朋友，经常一周中有两天陪伴女朋友，两天留给男朋友，周末忙着接客做生意，另外还有一天留给自己，发呆放空。 “从踏进同志圈的那一天我就想过，将来会不会变成Gay（同性恋）。”阿力说，他需要男人给他钱，却又离不开女性的世界。对于自己的性取向，阿力开始混淆了。 为了确认自己是否为同性恋，阿力在互联网上做了自我测试。“那个测试说，如果一个男孩的鞋子多过七双的话，那一定是Gay，可是现在我家里已经有十几双鞋。”他又开始疑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