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

在香港，除了为人所熟知的“一楼一凤”，还有一千多名男性在从事性工作。 特约记者_莫忘初 香港报道 在香港旺角一家小书店里，一个蓄着小山羊胡，穿着白袜子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跷着二郎腿，摇起油纸扇驱暑。 不到十分钟，20平方米大的空间挤进了二十多名这样的男子，他们都是来参加一本新书发布会。发布会的主角之一是汪明（化名），在香港，他被称为“哥哥仔”，一名男性性工作者。 “大部分卖淫者都渴望爱情，但却得不到爱情。”25岁的汪明来自内地，他因交不出一万元人民币的大学学费，两年前加入了卖淫的行列，开始往来于内地和香港，为男性提供性服务。 有一次汪明在香港接客的时候，被一名中年男子拿走电话并控制行动，他向关注男性性工作者权益的香港社会组织团体—“午夜蓝”求助，才顺利脱身。 据“午夜蓝”估计，2010年香港约有一千多名本地的男性性工作者，主要服务于男性顾客，年龄介于20到30岁之间，每星期大约还有200位内地“哥哥仔”到香港接客做生意。 从“师巫”到“哥哥仔” 在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中，对男性出卖肉体极为鄙视，认为男性性工作者是污辱并出卖了男性的地位与自尊。香港的“午夜蓝”除了打破世俗观念，为男性性工作者提供紧急救援服务之外，也着手记录“哥哥仔”们的历史与现在。 “宋朝是男性性工作者出现在文字记载中最早、也最繁盛的年代。当时陶谷在《清异录》中记载：四方指南海为烟月作坊，以言风俗尚淫，金京所鬻色户，将乃万计，至于男子举体自贷，进退怡然，遂成蜂巢，又不只风月作坊也。”“午夜蓝”强调，《清异录》书中提及的“蜂巢”，首次点出了中国历史上“男妓院”的存在。当时在北宋的京师汴京，有数以万计的男妓靠出卖色相赚取钱财。 “午夜蓝”指出，到了南宋时期，男性性工作者大多身穿女装并施以脂粉，彼此之间以女性身份交往，当时带头的被称为“师巫”、“行头”。虽然宋徽宗时曾下令立法禁止男娼，但到了明朝和清朝，男妓却依然兴盛。清朝梨园以卖淫为副业的“优伶”，甚至进驻了北京著名的“八大胡同”。 “1990年后，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城市繁荣兴盛，以服务男性或跨性别人士为主的性产业也应运而生，出现了各种会所、休闲中心、夜总会。”尽管如此，令“午夜蓝”感叹的是，从宋代的“师巫”、清朝梨园的“男优伶”、中国内地的“MB”（MoneyBoy），到香港的“哥哥仔”，跨越了上千年，男性性工作者以不同面貌出现，但是在近代历史上却没有详细的记载，甚为可惜。 “从古至今，无论多么高压的法令，都无法消除人们心底的欲望，人性自然的需求。”“午夜蓝”强调，在图书馆可以轻易地找到关于十大名妓的故事，但却很难找到一本关于男妓的典籍。正因为如此，“午夜蓝”除了派发安全套、倡导艾滋防治工作外，还花了两年的时间，搜集八位内地“哥哥仔”的故事，出版成《性路无疆》一书。 街头的诱惑 在香港，一楼一凤的性交易是合法的，但是按摩却不合法。为了规避刑责，“哥哥仔”想出各种不同的方法来招揽客人。除了“脚底按摩”的宣传标语外，“前列腺按摩”、“大腿筋按摩”等术语也应运而生。为了生存，甚至在香港警方把佐敦地铁站附近的“姐姐仔”都赶跑的时候，“哥哥仔”仍在继续揽客。 “哥哥仔”们为了保障自身安全，通常会和客人约在十字路口见面，但避免不了潜在的风险。在2010年4、5月间，“午夜蓝”就接获了40多通“哥哥仔”的求助电话，当地嫖客圈出现了一位“危险客人”，专门针对长相清秀的男妓下手抢劫、施暴。 “我觉得，嫖客也好，‘仔’也好，大部分都是有情人。”汪明说，他从内地转战香港卖淫期间，遇到了各行各业的客人，其中包括工厂老板、民工、上班族等，年纪从18到80岁不等。他遇到的大部分嫖客都是很有礼貌。当然，那个软禁他的中年男子除外。“那个男子说要包养我，不让我接客，没收我的手机，切断我和外界的联络。”汪明说，后来幸好自己想办法联系上“午夜蓝”，才知道该如何运用香港本地的法律警告对方，让他知难而退。 为了赚更多的钱，汪明曾经离开内地和香港，远赴国外卖淫。“我在新加坡的时候，买一台计算机，下载翻译软件之后就开始工作了。” 在汪明看来，“香港嫖客的素质比新加坡要高，有些人时不时会打电话来问我：最近过得好不好？我有机会再去找你。还有客人会拿钱给我要我好好念书。”他的感觉是，香港的嫖客比较“有礼貌”。 潜在的危险 “人非圣贤，是人就有性，圣人也有性啊。”《性路无疆》男主角之一、从小就喜欢男生的阿杰表示，性工作不是外人想象的那么简单。他的第一个客人是盲人，后来的熟客还有和尚、道士等“同道中人”。 阿杰说，刚入行时，他曾经历过被嫖客捆绑抽打，以及会所“妈咪”的恶意敲诈骗钱，反倒是残疾嫖客对他有更多的尊重和爱护。 “后来我得了艾滋，是阳性的。”阿杰说，做“哥哥仔”的风险之一就是不知道何时会感染梅毒、艾滋等疾病。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后，阿杰对于未来不敢有太多期望。他暗自思忖，万一日后身体健康每况愈下，自己只能回到农村老家。“或许有一天让我碰上一个带着小孩、没有男人的女人，做那种有名无实的夫妻。” “哥哥仔”们在尔虞我诈的性交易世界里奋力摸索，不但要面对恶意剥削的老鸨、伪善傲慢的强势消费者、轻蔑霸道的警察以及彼此竞争合作的同行，有时候，连自己也可能会在这个圈子里迷失方向。 “我真的觉得很离谱，有两个女人在五个多月中为我打掉了小孩。”阿力（化名）说，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所有开销都是他做MB（MoneyBoy）赚来的钱。 从来没有接触过同性恋的阿力，在年少时和两个女孩恋爱、分手之后，开始转变性情，为了在短时间内赚钱糊口，就此踏上了“哥哥仔”的卖淫之路。卖淫期间，他还继续交女朋友，经常一周中有两天陪伴女朋友，两天留给男朋友，周末忙着接客做生意，另外还有一天留给自己，发呆放空。 “从踏进同志圈的那一天我就想过，将来会不会变成Gay（同性恋）。”阿力说，他需要男人给他钱，却又离不开女性的世界。对于自己的性取向，阿力开始混淆了。 为了确认自己是否为同性恋，阿力在互联网上做了自我测试。“那个测试说，如果一个男孩的鞋子多过七双的话，那一定是Gay，可是现在我家里已经有十几双鞋。”他又开始疑惑了。

记者在温州深入采访追尾列车幸存乘客、事故目击者、永嘉站站务人员和专家，试图还原事发真相。种种迹象表明，此次事故很可能是一起因调度人员下令不当的责任事故。     记者_陈承 实习生_李秋萍、吴思凡、姜梦 25岁的山东菏泽人王海茹怎么也不会想到，在她拿出手机拍摄D3115次列车车厢内情景后不到五分钟，她所乘坐的列车就被D301次追尾了。 死里逃生后，她坐在病床上用手机播放记录到的情景：明亮的车厢内，几乎坐满了乘客，这段短短几十秒的视频，很可能是追尾事故前，唯一的一段车厢影像记录。 王海茹和她的丈夫曹卫东坐在D3115次列车第15节车厢的倒数第三排右侧，20点30分，事故毫无征兆地发生了：她觉得自己碰上了地震一样，身体止不住地往下滑，感觉像掉到了车下面。 与此同时，位于D301次列车第二节车厢内的部队文职军官孙淑琴，正躺在由卧铺改造的硬座包厢上铺看书，突然她感到车厢发生剧烈翻滚，她的身体随之猛烈摇晃，幸好她紧紧抓住了上铺的栏杆，没有被甩出上铺。 在事故发生时，D301次列车的车头两节，在追尾瞬间被拱离了铁道，高高昂起头部，随后往下急坠，从20多米的高空，跌落翻滚到铁道高架下的泥地上。 而D3115次列车的尾部两节，则被D301次车头压扁，王海茹死里逃生后回忆，D3115次最后一节车厢已经被压缩得不到原始体积的三分之一，倒数第二节的后半部分车顶，被压塌得紧紧贴在了列车内的车座上沿。 幸运的是，王海茹和她丈夫座位右侧的列车窗户被巨大的冲击力震碎，使得这对夫妻在事发后几分钟内，就从破裂的窗户爬出；孙淑琴则凭借着自救知识，在跌落的车厢内苦苦挨过了几十分钟，最终被救出。   司机惊魂 追尾事故发生后约一个小时，曹卫东和王海茹，经乘务员提示，看到了D3115次列车司机。彼时，他正打电话向领导汇报情况。 王海茹回忆，司机当时瘫坐在D3115次车尾附近的铁路路基边，她质问：”我们后面这么严重撞车，你不知道吗？”答：”我不知道出事了。” 这段对话得到D3115次列车另一名乘客、温州瑞安市文联秘书鲍永远的证实。当时，鲍永远曾给司机递了一根烟，7月25日在接受央视电话采访时，鲍永远称司机曾对他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真的是人家（D301次列车）追尾，不是我的事情。” 王海茹则表示，当时确实有乘客给了司机一根烟。看到司机软瘫在一边，王海茹心生同情，没有继续追问，但随后她听到司机反复在喃喃自语这么一句话：” 我这一生都不会再开车了，我没有责任的。当时我说能过去的，应该走的，但他非要让我停。”面对记者追问，王海茹坚称记忆不会有误，”司机就在我旁边，我能 听错吗？” 司机口中”能过去”是什么意思？下令停车的”他”又是谁？这句话或许可以成为破解此次动车追尾事故原因的线索之一。 上海同济大学城市轨道与铁道工程系教授孙章对此分析称，”如果事发前雷电确实没有对列车动力供电造成影响，那么D3115次列车就有动力能继续行驶，司机所称的’能过去’可以作此解释。” 司机指称的那个”他”，孙章则分析认为，”他”很可能就是调度，”别人没有权力让司机停车，只有调度命令可以。”   调度之误？ 追尾事故发生前，两辆列车停靠的最后一个车站是温州境内的永嘉站。该站一位不愿具名的站务人员对南都周刊记者表示，D3115次列车在双岙村段内停车，”肯定是因为有调度命令。” 若是调度命令让D3115次停车，则表示追尾事故发生前，永嘉站及邻近站，很可能已经进入了”非常站控”-此时，列车脱离系统控制，进入传统的车站人工控制模式。这标志着指挥列车行进的指令，从电脑自动生成转为人工下达命令。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D3115次列车于当日20点15分左右，晚点20多分钟从永嘉站开出，列车启动后行驶速度非常缓慢，因为一旦列车以非常站控模式行进，车站可向列车司机通知，须以目视行驶列车，此时，列车的车速应保持20公里/时左右的速度行驶。 坐在曹卫东和王海茹夫妇正后方的D3115次列车乘客吕德民，向记者证实，从永嘉站开出后，列车经历了从启动、缓慢行车、加速行车，最后到减速行车 的过程，”车子从永嘉站启动时就很慢，我感觉很奇怪，慢速开了两三分钟以后就加速快起来了，接着以比较快的速度又开两三分钟后，列车开始减速了，减速过程 持续一分多钟左右，此时车速已经十分缓慢，等车还没有完全停下来的时候，就发生了事故。” 据铁路业内人士称，如果永嘉站和温州南站确实已经施行非常站控，则两站间就会形成完整的一个闭塞区间。所谓闭塞区间，指的是铁路上一个个逻辑上分割的区块，同一个闭塞区间内只允许同时存在一辆列车，以此保证列车不会发生追尾事故。 而在施行非常站控的前提下，D3115次列车行驶在永嘉站和温州南站间，D301次列车是不会被允许从永嘉站开出的，因为这违反了同一闭塞区间不得同时存在两辆及以上数量列车的原则。 为何D301次列车在永嘉站会得到指令启动？业内人士分析，启动指令仅有可能来自列车调度员，如此，造成同一闭塞区间内出现两辆列车，很有可能是调度员的错误指挥。 在追尾事故发生后，被紧急调任至上海铁路局长位置的安路生，出席了7月25日召开的全局电视电话会议，并发表讲话。7月26日晚，疑似讲话全文出现在国内某专业铁路论坛上，据记者多方了解得知，论坛里出现的内容，极有可能就是安路生的讲话原文。 这段讲话称，”由调度集中区段转为非常站控时，必须经调度所值班主任准许、确认车站盯控人员到岗后，方可转换”，业内人士对此的解读是，该讲话强调 了转换非常站控的流程，暗示7·23追尾事故发生前，永嘉等车站转入非常站控，出现了严重违反流程的情况。此外文章还强调，”行车部门不要盲目指挥行 车”，这也暗示追尾事故前，存在调度盲目指挥行车的可能。 而据一位乘坐在D301次列车第三节车厢56座的山东籍乘客称，列车从永嘉站开出后，他从车厢电子显示屏上看到，列车行驶速度为170公里/时左右，并一直保持较快的速度，直到追尾前，都没有中途停车。 同济大学铁道与城市轨道交通研究院教授、列车制动专家夏寅荪在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称，按照铁道部技术管理规程，时速为160公里的列车，规定的制动距离不得长于1400米，此时，列车最长需要62秒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制动。 夏同时称，即使司机采取紧急制动，也不能刹车刹得太猛。因为一旦减速超出标准，乘客会有被惯性甩出座位的风险，甚至会导致伤亡。 据媒体称，D301次列车在撞上D3115次列车时的瞬间速度超过100公里/时，这表明D301次列车司机未按规定制动距离对列车施行紧急制动， 因此很有可能直到列车司机目视前方出现了异常情况，才拉下了紧急制动，导致列车还未成功停车前，就用完了仅剩的一小段制动距离，最终与前车发生追尾。 双岙村鼎立峰鞋厂，正位于事发高架路段直线距离不到200米的地方，厂区办公兼生产楼共有四层，在附近是第一高度。该厂员工阮长宵在事发前正在四楼天台检查楼顶是否漏水，就在此时他目睹了两列动车追尾的全过程。 阮长宵称，在追尾发生前几秒钟，D301次列车车头灯光曾闪烁了几次，而他也向记者证实，事发时前车D3115次并未停车，而是在缓慢行驶。 一个异常的细节是，按照D301次和D3115次列车的正常时刻表，D301次在永嘉站并不停靠，而是会直接通过。据D301次多位旅客回忆，列车非正常停靠在永嘉站内，车厢曾一度广播通知，因为雷电大雨原因，列车需在永嘉站内停靠。 此时，D301次和D3115次列车同时停靠在永嘉站内。D3115次乘客吕德民回忆，D301次在站内时停靠在D3115次列车右侧的轨道上，8点15分左右，D3115次列车先行启动，D301次仍在站内停留。 但根据列车正常的时刻表显示，D301次正点抵达温州南站的时间为19点42分，D3115次列车正点到达时间则是19点57分。在永嘉站内，为何D3115次列车率先开出，从而将D301次甩在车后，目前这仍是一个未解的谜团。   雷击谜团 更大的疑问是，在当时据当地人描述为”好几年都没见过”的猛烈暴雨和雷电强对流天气下，事发路段的接触网、信号线路是否真的发生了因雷击造成的故障，目前仍未有明朗答案。 孙章教授说，中国三万余公里的电气化铁道线路，此前从未有过类似被雷击后导致的严重事故，因此他形容，动车线路被雷击导致信号完全丧失，并产生伤亡事故是”小概率事件”，目前也无法证明此次追尾事故就属于这样的小概率事件。 甬温铁路上实施了CTCS-2级列车控制系统，该系统可以实现向列车传输运行许可信息和线路数据，是监控列车安全运行的中枢神经。 CTCS-2系统包括列车自动防护子系统(ATP)、列车自动监控系统(ATS)、列车自动运行系统(ATO)三个部分。在此次事故中，ATP子系统成为被广泛关注的角度。 ATP子系统可以同时配备在列车和车站。在列车上配备的ATP子系统，如果正常工作，可以识别列车前方以及运行环境信号，据此判断是否需要自动减速或制动，以强迫列车停驶。 配备在车站内的ATP，也可识别相关信号，向车站内调度员及时显示，并自动作出判断。 因此，即使D301次列车上的车载ATP子系统因为雷击无法工作，车站方面仍可通过GSM-R系统向司机下达紧急制动命令，避免出现追尾悲剧。 GSM-R系统是普通用户使用的GSM移动通信系统的铁路特制版。通俗地说，在列车与列车之间，列车与车站等之间的语音对话，都由一个特殊的”手机”实现的，这个”手机”的样子区别于普通用户使用的手机，但两者都可实现”打电话”的功能。 然而，纵然甬温线上采用了上述几种技术手段确保列车安全行驶，但在7月23日这个电闪雷鸣的暴雨之夜，它们仍然无法阻挡D301次列车剧烈地向D3115次列车撞去。 7月24日，铁道部党组决定，对上海铁路局局长龙京、党委书记李嘉予以免职，并进行调查。业内人士认为，之所以对以上两人予以免职，是因为发生追尾事故的路段为上海铁路局管内，局长和党委书记毫无疑问是责任人。 值得注意的是，分管工务电务的副局长何胜利同时宣布被免职。铁路电务的职责中，包含对雷电灾害的防护，何胜利被免职，究竟是因为雷电确实导致信号系统故障，还是迫于舆论压力，目前尚不得而知。 不过一个可供参考的细节是，安路生在7月25日的长篇讲话中，对于雷电防护的着墨甚少，在”抓好季节性安全”一段内，”抓好防雷防风工作”被安排在 此段最后的第四点，内容为”针对管内雷雨较多情况，电务部门要全面做好防雷工作”。在该段内的第一点，安路生强调的是”要抓好防洪工作”。 另一个细节是，安在讲话中强调称，”要尽快攻克道岔和ATP系统故障，组织技术攻关，抓紧软件升级”。 而盛光祖自今年2月12日正式上任铁道部党组书记后短短五天时间内，就两度强调了运输安全问题。 根据公开报道，在上任当天晚10点召开的铁道部全路电视电话会议上，首次亮相的盛光祖便要求，全力以赴确保铁路运输安全持续稳定，全路要把确保运输安全作为重中之重。 三天后，盛光祖再次强调”全路要把确保安全持续稳定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次，他是在铁道部调度指挥中心视察时，发表了上述言论的，而调度指挥中心，被认为是”指挥全路安全生产司令部”。 7月24日，国务院专门成立了”7·23″事故调查组，集中了各方面专家和相关部门人员，统一负责事故分析及善后工作，铁道部也派出一名副部长参加。   原文链接 © 愚者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7/27.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都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2011年6月29日，重庆奥体中心，10万人唱响2011（重庆）中华红歌会，重庆卫视播出了这个人如海、歌如潮的现场实况。 “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发抖吧！发抖吧！” 6月28日，历时5天的2011年中华红歌会在重庆开幕。开幕式上，四川外语学院学生用中、英、法、德、俄、意、丹麦语和弗拉芒语八种语言朗诵《共产党宣言》拉开序幕。伴随着诵读的节奏，大学生们或伸出双臂，或举起拳头。 闻名中外的“红色频道”重庆卫视播出了这个人如海、歌如潮的现场实况。在现场聆听《共产党宣言》的还有美国共和党人元老，“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老朋友”，88岁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咨询公司董事长基辛格。 电视屏幕上，来自全国各省市的108支合唱队伍和场内外10万观众在“红歌颂党，唱响中国”的大红背景标语下，显得气势磅礴。 事实上，在党的九十华诞到来之前，重庆卫视早已提前进入了高潮。自今年起，这个地处西南原本以“巴蜀气质”著称的电视台，开始脱胎换骨，正式宣布打造“省级第一红色卫视”：先是从1月3日起，黄金时段停播电视剧，并代之以自办红色文化节目，如“唱读讲传”类专题节目—《信念》、《品读》、《天天红歌会》、《百家故事台》等；接着在下午13：30至14：30设置《经典剧场》，每晚23：00以后开播《英雄剧场》，播出反映主流价值观的红色电视剧，如《毛岸英》、《解放大西南》、《为了新中国前进》等。而在外界看来，最大的动作则是自3月1日起，停播商业广告，而此前的重庆卫视每天播放商业广告5个小时。 改版两天后，3月3日，重庆本土媒体集体刊发了重庆市常委、宣传部部长何事忠的专访通稿。何称，“重庆卫视改版前，每天播出商业广告时长近300分钟，是广大受众难以接受的”。此外，他还透露，改版后重庆卫视电视剧播出量减少了270分钟。 不过，全面唱红付出的代价是，这个原本在省级卫视里收视排名靠前的电视台，正面临着收视率大跌、裁员减支的转型阵痛。重庆广电集团中层干部陈清对《南都周刊》记者透露，目前该集团负债18亿左右。在央视索福瑞刚刚出炉的今年1-6月的收视数据表上，全国37个频道中，重庆卫视排名第32位；23个省级卫视中，湖南卫视、江苏卫视、浙江卫视名列前三，重庆卫视排名第19位。 对此，现任重庆广电集团总裁刘光全称，裁员降薪是“无中生有”。对于收视率排名靠后的情况，刘承认属实，“三十几家省级台，我们走了这样一条路，还排在20位左右，我觉得是很大的胜利。” 贷款发奖金 当电视屏幕上的红歌唱得荡气回肠时，重庆广电集团多名员工透露，他们目前正在“抱团过冬”。 在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桥铺的电视中心大楼里，大厅灰白的墙壁上张贴着一张红榜，列出该集团的年度最佳专业人才、最佳栏目、最佳项目。不过，这份光荣榜的时间还停留在2009年。 中层干部陈清介绍，2009年上榜“最佳”的每位员工获奖1。2万元，原本今年年初应该评选2010年的各大奖项，不过，由于集团的经济状况，评选活动不得不中断，“发不起奖金了”。 陈回忆说，2010年10月10日，因经济问题，原集团总裁李晓枫及其妻被纪委从家中带走，自此，重庆广电集团的家底开始露出斑驳的底色。 今年五十多岁的李晓枫，四川岳池人，学历为博士，自1997年始一直任职于广电系统。出事之前，李晓枫在广电系统外号“李博士”。重庆电视台多名记者回忆称，李晓枫口才好，行事高调，“不可否认的是，他是个有电视事业理想的人”。 公开资料显示，作为一个市场派，李曾经发表过《迎接中国电视体制的伟大变革》等影响国内电视新闻界的论文。在其领导下，偏居西南的重庆卫视慢慢形成强烈的本土风格，《拍案说法》、《雾都夜话》、《龙门阵》等逐渐成为品牌节目，博得观众的青睐。在2007年这一电视市场竞争最激烈年份，重庆卫视的收视率排名在省级卫视中一度跃居第三。 2009年，李晓枫曾公开表示自己对重庆卫视的野心：西部第一早就做到了，中国一流也完成得差不多，国际知名度还不够，定下的目标是打造百亿集团。 在“百亿集团”的梦想号召下，2006年，重庆广电集团成立了大足石刻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意欲投资100亿打造西部最具规模的影视文化基地。不过，内部人士透露，这项投资连年亏损。 广电员工回忆称，“自从搞了影视基地以后，稿费经常拖到第四个月才发。当然，李晓枫想上市，才可能不顾这么重的负担要把它扩到这个程度。” 去年9月，重庆广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李晓枫在成立大会上表示，重庆广电传媒集团一旦成功上市，“媒体将能够摆脱全国广电业全凭广告费支持的困境”。不过，40天后，他被带走调查。他是继重庆市委宣传部前副部长、重庆市广播电视局前局长、党组书记张小川之后，重庆广电系统被调查的又一名高官。 2010年的最后一天，原重庆九龙坡区区委书记刘光全调任重庆广电集团总裁。内部人士称，刘接任时，广电集团负债18。3亿左右，因此，整个广电集团不得不贷款发奖金，“新老板上任，不发年终奖、不发奖金行么？”不过，该人士透露，前年他的年终奖为1万元，去年才7000元。 刘光全称，前三年的收视率比较高，但重庆台吸附广告的能力并不强，2008、2009、2010三年，广告年平均收入才不到三个亿，最高的一年2。9亿，“严格上说我们的广告支撑买电视剧、落地费和外购节目是不对等的”。 “我们内部小范围讨论之后，觉得目前走高端路线的情况还可以，但广告看起来不舒服，敢不敢办一个比较纯净一点的”，刘光全透露，在请示过重庆市委宣传部和重庆市政府之后，“黄奇帆市长的反馈是愿意支持这个事情，让我们认真地把账算清楚，大家一起抬”，“最终，政府给1。5亿，我们自己的地面频道（11个）想办法创收，解决1。5亿”。 刘光全所说的“纯净”，最大的亮点就是在任何时段都不再播商业广告。陈清则认为，取消商业广告，对负债累累的广电集团来说，是“雪上加霜，有苦难言”。 2011年1月，重庆卫视着力打造省级卫视第一红色频道，红色电视剧成为该台的主流节目。 定调“中国红” 在看重收视率的李晓枫因经济问题落马、做党政工作出身的刘光全履新后，重庆卫视的改版计划正式启动。 刘光全称，“这次改版跟重庆这两年唱红打黑、弘扬主旋律的大气氛相一致”，“因为整个社会弘扬主旋律的声音都比较高，如果卫视还是按原来的调子，那肯定跟不上形势”。 重庆一名资深网友回忆称，那段时间，天涯重庆论坛上，攻击电视台广告低俗的帖子呈井喷状，基本就能看出卫视改版的端倪。这位网友曾参加过当地网宣部门的会议，他透露，重庆有个“百千万”工程，即一百个核心网友，一千个网友组织，一万个网友ID，基本都是公安的网宣部门或宣传部在组织管理。但关于此工程消息未经重庆有关部门公开认定。 2010年12月30日，《重庆日报》正式发文，介绍重庆卫视的改版方案。春节期间，重庆市委主要领导人和市委宣传部长何事忠看望重庆电视台采编人员，并称赞“重庆电视台的节目越办越好”。 事实上，在很多员工的记忆中，重庆卫视向“红色频道”逐渐转型，始于2009年。 此前几年，通过对电视剧的捆绑编播，重庆卫视的收视率一度进入省级卫视的前三名。令广电系统印象深刻的是，因为《亮剑》有收视率，所以重庆卫视连续播放了47遍《亮剑》。 面对滥播和透支的指责，重庆广电集团频道运营总监黄翔曾坦率地回应，这都是市场博弈，因为没有限播，谁在观念上创新，就先人一筹，“我们是乌龟，先走了一步，兔子还没醒。” 2007年重庆卫视选秀节目《第一次心动》直播期间，因评委杨二车娜姆和柯以敏在直播现场哭闹，被国家广电总局批“内容格调低下，演唱曲目庸俗媚俗”，并被紧急叫停。接近李晓枫的人士透露，为此李晓枫跑了三次国家广电总局，请求对节目放行。 2009年5月，根据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提出的“坚持主流，提高品位，别开生面，异军突起”十六字发展方针，重庆卫视当年历经三次改版，该年年末，重庆卫视将品牌升级到“中国红”。 同年，重庆卫视《娱乐星工厂》、《明星大考场》两节目双双下档。李晓枫对外表示，重庆卫视主动砍掉了选秀类和恶搞的节目，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革命历史题材的节目，受到各界好评。 重庆本地媒体报道，截至2010年7月，在“唱读讲传”活动中，新版重庆台播出相关新闻1000多条，专题10多个，录播、直播大型活动6多场，播出红色短信7。3万条次。 不过，李晓枫此时已避谈收视率，他称，“收视率是影响我国电视事业健康发展的万恶之源”。2009年，重庆卫视在央视索福瑞省级卫视中的收视排行，由2008年的第4名下降到第10名。 2010年，尽管《重庆日报》上登文表扬“电视媒体令观众寻觅到久违的红色激情”，但重庆卫视已经进入了收视率的初冬。重庆台一位采编人员透露，这一年，除了电视剧《三国》首播期间奖金涨了点，其它时间段的收益都不怎样，工资拖半年成常态。 在重庆广电集团，首先面临压力的便是广告部。多名员工透露，广告部的30多名员工在经过笔试、面试后，20多名转岗，另外10名已被通知离职。 对此，刘光全解释称，“卫视不播广告后，显然这块工作就少了”，“正式员工肯定不能动，劳务派遣制中比较强的留下来，重新签订责任书明确任务。有几个人自己感觉压力很大，决定不再续签了。然后临时工可能是十来个人，没有任务了，就没留。” 采编一线和后勤部门收入、福利也较为惨淡，“奖金基本是在去年的基础上打七折”，一记者以自身为例介绍，去年每月跑16条新闻，约能拿到4000元的稿费，而今年每月要跑20条新闻，才能达到去年的收入水平。 对此，刘光全予以否认，“我刚到这个地方来，少给谁钱，肯定被大家骂死。” “公益”和收视率 “现在一切地方都渗透了广告，调整一下有合理性。”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一举措是重庆市委的决策，市委常委会和市政府都愿意做个尝试。他将改版后的重庆卫视自比日本的NHK、英国的BBC，“叫红色电视台也好，或者叫公益电视台也好”，“熙来书记提出这么一个意图，我们大家也认为合理”。 而在此前2月，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视察广电集团时，给重庆卫视员工鼓劲称，“凡是正确的东西，就要敢于坚持，不要害怕有人说闲话”，“待到‘山花烂漫时’，就可以‘在丛中笑’了。” 不过，重庆电视台一名员工对《南都周刊》记者表示，“全国性的公益频道，就应该让央视来搞”。 在他看来，公益频道未尝不可，但对重庆广电集团这样一个本来就不富余的媒体来说，拿一个上星频道做“公益”，实在是资源浪费，“你可以拿一个地面频道做试验嘛。” 根据央视索福瑞的收视数据，今年上半年，重庆卫视在上海等城市，收视率经常为零。对此，也有重庆卫视的员工认为，除了体制，人才的缺乏也是原因，“要是交给湖南卫视那帮小子去做红色卫视，他们照样能热热闹闹做起来”。 陈清介绍，一般在卫视投放广告的，都是看重覆盖面和影响力，尤其是外地客户，都不太愿意投在地面频道。另外，今年年初重庆卫视已有约1。6亿的广告额到账，因此，陈透露，3月取消卫视的商业广告后，重庆广电集团的“老板们”其实也很生气，“生钱的气”。 不过，另一个中层干部告诉记者，要认识到重庆卫视的正面功能，“你去跟市委宣传部的人聊聊，以前他们推广一个东西要发两万本小册子，现在放在卫视播个两天，大家不就都能看到了么？哪个更省钱？” 但另外几名员工们并不认可“省钱”的说法—抛开节目制作费不说，仅卫视的上星和落地费一项就耗资巨大。 刘光全透露，重庆卫视三个亿的运营费用中，落地费占了一个亿。 面对对“红色卫视”的质疑，今年1月份，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对此作出回应：重庆卫视改版，黄金时段不播电视剧，又有人说：“这样能行吗？”“搞那些东西干什么？”其实，这恰恰说明我们所做的是有价值的。正因为有意义，才会招致一些人的反对。 4月，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发表报道，把脉重庆卫视收视率一降再降原因，称主要是因为特色足而内容弱，“重庆卫视目前的节目单，要么唱红歌，要么讲红事，说红人，节目内涵离所谓‘公共服务’其实很远。” 2个月后，《重庆日报》发表报道称，一名叫谢粤的香港学生致信黄奇帆市长，该生在信中写道：近闻一些荒谬的言论，称重庆卫视的收视率一落千丈，成为中国电视的“红色”重灾区。但万事开头难，希望政府能更加坚定重庆卫视的正确发展方向，给予重庆卫视更大的支持。 刘光全称，“按照我现在的设想和规划，不断改进节目，往前提几位，我觉得问题不大。如果没希望再往前提了，我可能就说排名15位就可以了。” 面对生存压力，刘光全透露，重庆卫视“肯定不会完全倒回去走老路”。他认为，“大家都感觉一个是电视剧涨价太厉害，压力大得不得了。另一个娱乐节目，大家都挖空了心思。要趟出新路是大家的共识。” 重庆台员工陈清则认为，“红色频道”的现状不可能持久。他嘱咐记者用这句话结尾—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么？ （本刊记者陈承对此文亦有贡献；本文所提部分采访对象为匿名或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