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

再一次被带回精神病院后，徐武被换到连手都难以伸出的三楼病房里。这张照片是他最后一次被媒体记者发现时的场景。（广东南方电视台《拍案惊奇》栏目供图） 徐武光天化日下被“跨省”押回。 5月6日，武钢方面前往徐家谈判的人员正离开徐家。 5月7日，徐武的父亲徐桂斌因谈判无果而愁困，患疾的母亲龚莲芳也不得不卧床休息。 5月3日， 徐桂斌在武钢二院住院部呼喊徐武的名字，但徐武一直没有出现。 南都记者_周鹏 湖北武汉报道     摄影_孙炯(署名除外) 飞越“疯人院” 那似乎是个只有徐武一个人醒着的深夜。 凌晨两点左右，他把床单卷成一股粗绳，缠在一楼病房窗户外的不锈钢管栅栏上，然后拼尽全力将钢管拧弯，撑出了一道身体勉强能通过的间隙后越窗而出。 除了兜里的十来块钱，装在黑塑料袋里的一副象棋、几本脏兮兮的棋谱和两套蓝条病号服是他所有的行李。 穿过住院部大楼下未上锁的铁门后，徐武快速绕过一栋红砖砌成的锅炉房和仍在施工中的医院办公大楼工地。看守医院大门的值班人员正在打瞌睡，这让徐武顺利通过了最后一关，随后消失在郊区暗夜中。 附近唯一一趟公交专线车还有4个来小时才会经过。 在随时会被抓回的恐惧中，徐武从武钢集团旗下连绵不绝的一众工厂旁疾走而过。 灰尘弥漫的水泥路上，身后射来的每一束汽车灯光，每一声喇叭鸣叫，都让这个逃亡途中的矮个中年男人心惊肉跳。 这是2011年4月19日凌晨。天快亮时，蓬头垢面的他走到了2009年底才开通运行的武汉新火车站—在精神病院里看电视新闻时，他将这里设为了逃亡的第一个落脚点。他原本打算在此混上火车，逃往别的城市。 2007年3月29日，已被送进精神病院3个月的徐武就有过一次出逃经历。当时，他用在操场放风时捡到的一段锯条锯断病房门锁后，从精神病院逃到了汉口火车站，然后扒了一辆运煤车逃到了北京。 但十多天后，寻迹而至的武汉警员及徐武工作的武钢炼铁厂保卫科人员，便将他带回交还给医院。在第二次逃出精神病院后录制的一段视频里，徐武神情放松地回忆着跟朋友说，自己原本打算逃到北京打工的，但因为白天点了根蜡烛拿在手里，所以被警察“逮着了”。 他还记得在回答警察盘查时，自己回了句，“这个社会太黑了，不点蜡烛看不见”。 这次他还打算重施旧计。 但在武汉新火车站门外晃荡好半天后，他发现自己错了—没有车票，没人能混进已经被现代技术包裹严实的车站候车厅。 惶恐中，他想到了自己为数不多的一位朋友—在武汉市从事消费维权服务的“楚天维权网”负责人黄志宏。多年前，他与黄志宏有过法律诉讼案件的合作，曾去过对方在汉口火车站附近的家里。 一番问询后，徐武掏出两元钱坐上了驶往汉口方向的610路公交车。 此时的武汉市区，与他四年前从北京被带回武汉时匆匆一瞥的印象早已大相径庭。车窗外新修的那些气派的高楼大厦、环绕延伸的高架桥、绿意盎然的绿化带，并没让徐武感到新鲜。他正像个逃犯一样紧张不已，担心车里的人会突然冲上来。 对被带回精神病院的强烈恐惧，甚至让他作好了自伤准备—他在路上捡了几块四方形小玻璃片，装在一个捡来的烟盒里。“如果被人发现了，我就吞玻璃死了算了。”事后他这样跟一位朋友说。 公交车驶入汉口火车站时，已是下午4点。徐武夺门而出。 他在火车站附近绕了一个多小时，却总不找到黄志宏家所在的小区。城市的改变让正如惊弓之鸟般的徐武走投无路。 他找了个公共电话，拨通了黄志宏的手机。4年来，这串11位数号码他一直熟记在心，认为有朝一日会成为“救命稻草”。 接到电话时，黄志宏正在外地出差。他马上给徐武提供了网站合伙人冯志波的地址，让徐武过去求助，并随即将此情况电话通知了冯志波。 冯志波曾在2006年一次民间维权人士的小型聚会上与徐武有一面之缘。当徐武走进办公室时，冯志波大吃一惊：对方像个乞丐一样邋遢—一头又长又乱的头发，浅黄色夹克下的衬衣因为没有纽扣而坦胸露怀，没有皮带的黑色裤子只能勉强挂在腰间。 徐武的记忆力似乎不错—他一下就认出了冯志波，爽朗地笑着说：“我跑出来了。” 冯志波借了2000元钱给徐武。作为条件，徐武写了张借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下了“保证不做违法之事，不上访，不去北京，一心一意找个工作，争取多挣钱，有钱就还”这样一段话。 当晚在理发店剪头发时，徐武告诉冯志波，精神病院里的人曾让其剃光头，但他坚决不剃。“他说自己不是犯人。”冯志波说。 帮徐武开好宾馆房间后，冯志波将徐的所有行李都扔进了垃圾桶。但徐武坚持留下了打发过去四年多时间的象棋和棋谱。这两样东西，他看得“像命一样重”。 他跟冯志波说了件趣事：医院一位男护士经常找他这个“精神病”下象棋，但对方经常靠悔棋取胜。徐武对此很恼火，但不敢反抗—在医院里如果不听话，会被“电击”。 第二天下午，冯志波为徐武买了武广高铁车票，然后带着他一同到了广州。除了“楚天维权网”的业务外，冯志波还在广州做服装批发生意，时常往返于武广两地。他在广州租有一套公寓。 一天多的交流后，冯志波已经相信徐武不是“精神病”—在随后的几天里，他让自己儿子跟徐武同住一房，还带徐参加朋友间的聚会。 作为来广州的最大心愿，徐武在广州市精神病医院作了神经、心理等测试。一位名叫林建荣的医生，在他的病历上写下了“自我评价稍低”、“抑郁情绪”等结论。 尽管这并非司法鉴定，但徐武很开心。他认为这是对自己在武汉被诊断为“偏执性精神病”的平反。 之后的几天是徐武四年来最开心的时间：他跟着冯志波逛了广州著名的北京路步行街、中华广场、珠江沿岸，还多次接受冯为其联系的媒体采访。他说自己的事“得找媒体关注一下才行，不然总像是过逃亡生活”。 数日后，徐武电话联系了父亲徐桂斌。4月27日上午，徐桂斌乘火车也赶到了广州。他带上了儿子的身份证，打算在广州对儿子作进一步的精神鉴定。 这天发生的事已经广为人知了：徐武父子和冯志波临近中午时分接受完南方电视台《拍案惊奇》栏目组记者徐静采访后，刚坐进出租车打算离开时，多名陌生男子将徐桂斌和冯志波拖下车，随即将徐武强行带离。 这群陌生人，正是武汉市公安局钢城分局的干警和武钢炼铁厂保卫科人员。 冯志波后来算了下时间，徐武“飞越疯人院”的时间刚好200个小时。 “讨人厌的老实人” 徐武又回到了武钢第二职工医院精神科病房里。 5月3日，透过将精神科大楼与操场隔开的铁栅栏，依然能看到徐武从病房逃离时的那道钢管被拧弯了的窗台栅栏。此时，这间病房已空无一人。 医院已将徐武逃脱时穿过的楼下铁门重新电焊加固，上锁处新刷的浅绿色的油漆尚未风干，一把黄铜色的大锁把守住了这处曾经的漏洞。 当天下午，多家媒体记者先后混进了医院，但紧锁的铁门，将记者隔在了精神科大楼外的操场里。 一位记者对着大楼，喊了几声“徐武”。 “哎！”一个听上去有些衰弱的声音从楼里意外传来。 在唯一安装了两层不锈钢管栅栏的三楼一间病房窗户里，出现了徐武的脸。他费劲地从栅栏里伸出半只手向记者轻轻挥了几下。 但一分钟不到，在转头不知跟谁说了句话后，徐武的手一下缩了回去。窗户也随即被人合上。 几分钟后赶到医院的徐桂斌，未能再见到儿子。离开医院时，徐桂斌不安地猜测说，“弄不好徐武又要吃苦头了”。 在被送进精神病院前，徐武已经吃过了不少“苦头”。 他跟父母以及姐弟，在武汉青山区冶金大道工业三路一栋老旧的武钢职工楼里生活过多年。 几乎所有邻居都对这家人有着同样的评价：老实、内向、不爱说话。 1960年，在钢铁系统支援武钢建设的背景下，鞍山钢铁厂工人徐桂斌被分派到千里之外的武钢，从此将自己和家庭像螺丝一样焊在了这台巨大的钢铁机器上。这家总部位于武汉市东郊的特大型企业占地面积超过21平方公里，像座体系完备的城市一样，拥有派出所、医院、学校、超市……数以万计的武钢职工就常年生活于此。 数年后经人介绍，没上过几天初中的徐桂斌与在河南农村务农的龚莲芳结为夫妻，陆续生下一女两子。徐武排行老二。 徐桂斌的父亲1949年前曾担任过国民党军官，这样的家庭背景让这名工人阶级成员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异常谨慎。他说自己即使在“文革”期间也从未参与过任何游行。徐家的老邻居、武钢销售公司退休职工胡家志说，“徐师傅胆子非常小，这辈子没什么事可讲”。 甚至在徐武被精神病院收治的4年多时间里，徐桂斌也从未向任何外人提及过此事，胡家志说，“他家怕这事传出去让徐武今后找不到媳妇”。 而当徐桂斌小心翼翼地避免着被政治运动波及时，徐武姐弟三人跟着母亲在河南农村度过了贫困的童年。直到徐武12岁时，龚莲芳才带着孩子们到了武汉。在此之前，徐武只见过父亲一次—6岁时，他跟着母亲到武汉看过眼病。 团聚后的一家五口，在武钢提供的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单间里挤了两年。武钢为龚莲芳安排了工作。1982年，这家人搬进了如今居住的职工宿舍。 胡家志还记得徐武小时候是个“沉默寡言”的少年，经常在铁道附近帮家里捡煤渣。他说，徐武似乎从小就继承了父亲的内向性格，“他从不闹事，只有看到很熟的人才会打声招呼”。 徐桂斌对子女奉行传统的“棍棒式”教育。徐武的弟弟徐进说，他们兄弟俩直到20多岁还会被父亲打，“但哥哥要听话些，学习也不错，被打得少”。 1989年，20岁出头的徐武顺利从武钢第一技校毕业，分配到武钢炼铁厂从事一份“看仪表”的工作。 在当时，这是一份让普通人羡慕的工作。徐桂斌认为儿子的工作很轻松，而且待遇也要比一般基层工人高。而影响了徐武一生命运的诸多性格也从此逐渐凸显：他很少说话，不愿与领导同事打交道，不抽烟，几乎不喝酒，对女性不感兴趣（时至今日，徐武仍是单身一人），每天下班后就径直回家。 他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尤其喜欢诗歌和小说。在他留下的书籍中，甚至有《华兹华斯抒情诗选》、《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类文学作品。 自我封闭的性格让徐武在炼铁厂里不招人喜欢。一位自称前炼铁厂员工的匿名女性说：厂里早年曾允许职工在交纳部分费用前提下承接外单位制造业务，但这个几乎所有人都赞成的举措却因为徐武向上级反映而被取缔。徐武的反对理由是“职工不该利用机器为自己赚私钱”。 徐桂斌也记得徐武的一些往事，例如向上级反映炼铁厂私下为员工发福利品，“甚至厕所的灯泡坏了，他也要去反映”。 至今没人能说清楚徐武为何后来在工厂里总是“乱管闲事”，哪怕这样的“闲事”于己有利。 “徐武在厂里有很多让大家哭笑不得的事情，”那位女员工说，“我不敢说他是不是神经病，但是真的很多人不喜欢他。” 而就连在厂外认识的黄志宏也没将徐武当成朋友。 黄志宏是在2002 年认识的徐武。当年《武汉晨报》刊登了一篇徐武为两部“水货”手机反复打官司的经历。刚开始从事消费维权业务的黄志宏因此联系了徐武，约对方见面交流经验。 他对徐武的第一印象是“邋里邋遢，不修边幅”。这个印象在此后数年被徐武一再强化，“他经常穿白衬衣，但穿出了油也不换，还喜欢系一条脏兮兮的红色领带”，黄志宏说，有时候靠近他甚至还能“闻到怪味”。 “你说谁愿意交这样的朋友？”黄志宏说，因为自己与徐武有往来，还曾被朋友开过玩笑，“问我怎么老跟‘精神病’在一起”。 徐武当时已经把所有的兴趣都放在了投诉、打官司上—为出警不及时、买到劣质手机未获处理之类的“小事”，他甚至自掏腰包先后将当地公安局、质监局、劳动局、司法局等众多单位告上法院。 为了提高胜算，徐武还买过不少法律书籍自学。这些书在他进精神病院后被徐桂斌付之一炬。恼怒的父亲对儿子一天到晚学法律，到头来却“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下场耿耿于怀。 徐武对法律理论知识的学习似乎并不精。黄志宏说，早年在一起交流涉及法律问题时，徐武“很少能讲明白”。 但黄志宏始终强调，徐武所做的那些自找麻烦的事并非毫无意义。“他只不过比大多数正常人固执而已，更何况，他做的事难道有错吗？” 偏执性精神病？ 但徐武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1989年进入炼铁厂后，徐武先后干过三份工作。徐桂斌说这些工作一份不如一份：从在车间“看仪表”，到被调到看运送煤粉的传送带，再调到保卫科当消防员。消防员一职被徐武的弟弟徐进称为“相当于厂里养的富余人员”。 2000年后，徐武因为炼铁厂里的同工不同酬、克扣工资、厂务不公开等状况，开始不断向相关部门投诉，严重时甚至还请假去法院与厂方对簿公堂。 这些举动让他成为不受厂里欢迎的人。徐桂斌记得，儿子在2003年曾被厂里保卫科同事痛打一顿。 在徐桂斌印象里，炼铁厂常年以旷工等理由克扣徐武的工资。按照徐武事后的说法，他当时每月工资应有1900元，但能拿到手的最多只有1200元左右。 数年的投诉、打官司无果后，徐武开始上访了。 2006年12月前，青山区、武汉市甚至湖北省有关部门多次接访过徐武。但其反映的问题一直未获解决。 徐桂斌记得在2006年八九月间，徐武再次被炼铁厂保卫科人员打了一顿，“还把他关了几个小时”。事后，徐武曾为此事向钢城分局报警，但最终也不了了之。 2006年12月，徐武独自坐火车去北京。在这个中年人眼里，北京是他能寻求“公正”的最后去处。在徐桂斌家里，至今还有一本名为《2006—2007中国基层人大代表选举须知》的白色小手册，徐武在手册背面密密麻麻地写着众多中央部委的名称和地址。 没人知道他曾经去哪些部门上访过。但十多天时间后，他被北京警方查获，随即被钢城分局警员带回青山拘留所关押。 新华社援引武汉警方的解释称，徐武当年曾扬言要“搞炸药，到北京天安门炸”，且北京警方从他身上“搜出炸药配方、电工刀及制爆原材料等危险物品”。 但徐桂斌始终认为这个说法不可靠。这位父亲总是辩称：自己没见过那张“炸药配方”，也不知道上面写了什么；从未有人告诉他被称为“制爆原材料”的“白色粉末”到底是何成分，而且“电工刀并不是管制刀具”。 但有人已经在为徐武设计命运了。 2006年12月30日，数名钢城分局警员和炼铁厂保卫科人员敲开了徐家大门。 徐桂斌还大致记得当时的对话，“他们说徐武犯罪了，要搞爆炸，要判刑，还要被单位开除”，而如果家属同意将徐武送入精神病院呆三到六个月，“接受一下‘教育’，就能出来继续上班了”。 半小时后，一位警员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几句话，大意是家属同意对徐武进行精神病鉴定，并将其送入精神病院。徐桂斌在另一张纸上照抄了一遍，随后签下了自己的姓名。 第二天，38岁的徐武被钢城分局和炼铁厂保卫科送进了武钢第二职工医院精神科。该医院是直属于武钢集团的事业单位。 徐桂斌坚持认为，钢城分局和武钢保卫部门是为了避免儿子不断上访对企业产生不良影响，才将他送进精神病院的。 在《湖北省警官学院学报》2010年第五期一篇题为《锐意进取，贴近服务，着力打造“钢铁卫士”—武汉市公安局钢城分局》的报道中，有这样的描述，“2003年1月钢城分局从武钢划归武汉市公安局直管，作为武汉市公安局服务武钢的专业分局，始终坚持以服务武钢改革发展为己任”，“今年（指2010年）以来，钢城分局以全力维护武钢政治稳定和治安大局平稳为出发点，以推进公安保卫联勤联动为切入点，积极采取措施把服务武钢具体化”。 一位武钢退休工人称，负责武钢企业内部综合治安管理的保卫部，正是由当年划出去组建钢城分局后的剩余员工组成。在“稳定压倒一切”的背景下，四处上访的徐武无疑是个影响“大局”和“稳定”的人。 三个月后，徐武没有出院。六个月后，徐武依然没有出院。而且没人再提出院的事情了。 这让徐桂斌夫妇慌了神，开始四处打听。 医院精神科一位医生曾私下对徐桂斌说：放不放徐武，钢城分局说了算，理由是谁送来的人，谁负责接走。 徐桂斌去找钢城分局问情况，但对方却告诉他：放不放人，医院说了算。理由是医院才能确定徐武的病好了没有。 在此后数年里，“徐武何时能出院”这个问题，就像乒乓球一样被两家单位推来挡去，从无确切答案。 徐桂斌家里有三份显示徐武被诊断为“偏执性精神病”材料的复印件。在显示日期为2006年12月26日的一份加盖了“武汉市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专用章”的《病情证明书》上，第一次对徐武下了“偏执性精神病”诊断。 诊断书建议病人“积极住院治疗”，不知是何原因，紧接着又补充了一句“建议监护治疗”。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显示由李凯骐、樊国胜、王昉三位医师署名的诊断书上，三人的签名笔迹明显能看出系同一人所写。 而在另一份显示由“武汉市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办公室”加盖公章，制作于2008年11月7日的《武汉市精神病医院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书》（武精医鉴字0810257号）上，也出现了打印字体的包括李凯骐在内的三位医生姓名，并分别加盖了各自的司法鉴定专用章。 5月5日上午，南都周刊记者在武汉市精神病医院找到了李凯骐。但他已经不记得自己是否曾参与对徐武的鉴定了。对那份《病情证明书》，李表示非其本人签名，可能是医院在事后开证明材料时由别人代签的名。对于此方法是否适当，李只表示，“不是我签的字，我可以不认账”。 他对2008年的《鉴定书》同样没有印象。对加盖了司法鉴定专用章一事，他说这个章平日由医院保管，“盖不盖章，我不知道”。 记者随后前往医院司法鉴定科调查，但一位男性工作人员称，所有采访须经武汉市宣传部门同意后才能进行。 在此前的5月3日上午，武汉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郎平也有类似回应。在当天不到十分钟的采访时间里，郎平对记者提及的问题一概以“建议找市委宣传部或武钢宣传部门了解”作答。而武钢外宣负责人白方对媒体的回应是：徐武一事以新华社4月30日刊发的通稿为准。 这份题为《武汉“被精神病”主角徐武回汉住院继续治疗》的通稿称，经武汉精神病医院两次鉴定，“诊断其为偏执性精神病，建议长期监护治疗”。 而在过去四年多时间里，徐桂斌夫妇一直想弄清楚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的。 他们曾与一位参与过鉴定的医生见过面。龚莲芳当时问对方有没有用仪器检测过徐武，对方的回答是，“他头上又没长包，用什么仪器！”并称“你儿子一看就是个精神病”。 2009年7月，徐桂斌夫妇曾在武汉找过一位律师，希望通过法律程序对徐武重新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为此向对方支付了4.5万元的“活动费”。这笔钱几乎是徐武的所有积蓄。事后，该律师联系了一家名为“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的机构。最终，该机构由于“得不到有关方面的支持与配合”，未能对徐武进行鉴定。 似乎总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将徐武困在精神病院里。 2010年12月16日，徐桂斌夫妇到医院探视儿子时，再次请求院方对徐武进行复查。一位医生当场就开了份《诊断证明书》递给徐桂斌，上面依然写着：“偏执性精神病”、“住院治疗”。那位医生对徐桂斌说，“你儿子的病是治不好的”。 “徐武是个好同志” 徐武被人从广州强行带走后，徐桂斌也乘坐当晚的火车离开了广州。 随后数日，众多外省媒体记者陆续赶赴武汉。他们都奔着同一个问题—“徐武到底是不是精神病人”而去。 这个看似再简单不过的采访调查却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困局—与徐武事件相关的武钢集团、炼铁厂、钢城分局、武钢第二职工医院等诸多单位，均不正面回应采访。 在徐武被带回武汉后，武钢大型厂退休办书记张安平经常代表武钢与徐家接洽。他有权决定徐桂斌夫妇能否到医院探视儿子。此时，若无武钢同意，徐桂斌夫妇连精神病医院大门都进不去了。 而奔波前来的记者们，始终未能采访到徐武，甚至一度连徐桂斌夫妇也接触不到。 武钢人员在全力劝阻徐桂斌夫妇接受媒体采访，甚至在5月3日深夜将他们接至武汉市一家高级酒店呆了两天。 在宾馆期间，“他们老是跟我说：你是老党员，老职工，要顾全大局，要爱护武钢。”徐桂斌说。 5月5日晚上，武钢人员将徐桂斌夫妇送回家中。此时，徐桂斌手机里的所有电话号码已被人删除，还有人主动送了他一台“天语牌”新手机。但徐桂斌一直不敢使用这部手机，他担心通话“被监听”。 从酒店回家后，徐桂斌曾一度对登门的记者消极应对。一位邻居说，“他被洗脑了”。 徐桂斌并不是个有主见的人。他有时会激动地对记者讲述家人奔波之苦，但常常又不愿透露事件的关键细节。他说，“有的事情没有必要说那么清楚”。 这位干瘦矮小的老人说自己是个“有信仰的人”，多次强调“自己是1982年就入党的老党员了，应该自觉去维稳”。 他说自己早年一直不赞成徐武去投诉、上访，还为此与儿子发生过多次争吵。 “如果维稳的代价是你儿子一直呆在精神病院里，怎么办？”记者问。 “领导说了：徐武是个好同志，等记者都走了后，徐武随时都能回家”，徐桂斌说，这是在宾馆时一位领导给他的承诺。领导还跟他说，“记者靠不住”。 当记者问及领导的名字时，徐桂斌又支支吾吾地埋头不语。坐在一旁的龚莲芳猛地扬起手，差点给了他一巴掌。她指着徐桂斌的鼻子大骂道：“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说！” 在龚莲芳责骂下，徐桂斌终于说：是武钢集团综合办公室一位“姓刘的主任”说的。 过去四年的徒劳走访，让臃肿体衰的龚莲芳认定靠老两口已经无法解决问题。她说，现在除了记者，谁也不相信。 2010年12月，湖北省公安厅信访办的一位工作人员曾让徐桂斌写两份“保证书”—一份要徐武“保证不上访，不说对社会有危害的话”，另一份要徐桂斌“保证做好徐武的监护工作”。 徐桂斌说，当时对方答应他，将保证书交给有关部门后，会有一个“答复”。 不久后，徐桂斌就将自己和徐武写的两份保证书分别交到了钢城分局信访办和武钢第二职工医院办公室。 或许是已经“关怕了”，徐武主动在保证书上加了一条——“要听领导的话”。但等了四个多月后，他仍然没能走出精神病院。 徐武选择了再次出逃，但又在一周后被再次带回。 5月8日傍晚，徐家一位老邻居给记者打来电话，说十多位武钢人员已经楼上楼下地将徐家“包围了”。 “四楼、五楼、六楼，还有楼顶，每层都站着两个人，楼下还有七八个人”，这位邻居说，还有人威胁在楼下闲聊的邻居，说“谁敢再对记者乱说话，就见一个抓一个”。 而此时，徐桂斌夫妇像精神病院里的儿子一样，已被人日夜看守着。

（李华芳，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我一直认为“善心与善行”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善心既非善行的充分条件，也非善行的必要条件。因为善行是事后去看，事先你无法穷尽未来所有的不确定性，所以不可能在事先就认定自己做的事情就是好事。何况好心办坏事的例子也是“罄竹难书”的。 因此聚焦在慈善动机上的争议，除了浪费社会资源之外，并不会对公益慈善事业有什么真正的帮助。实际上，中国整个公益慈善领域的改革极其滞后，1949年之后，慈善国有化，国有企业承担了不少社会职能，使得不仅企业的效率比较低下，社会的自我空间也未能因此生长壮大。而后的国企改革剥离了社会职能，提高了效率，但被剥离的社会职能没有相应的承载空间。熊培云先生写了一本书，叫做《重新发现社会》，正是提到这被忽视的社会里有一些自我承担自我治理的职能，需要被重新尊重和使用起来。 放在这个宏观背景下，再来看陈光标最近被质疑的个案，你就不难发现，目前不少媒体质疑陈的动机，陈反过头来怀疑媒体的操守，两厢里互相比较谁的道德更高尚，这种与公益慈善完全无关的口水仗，是浪费了。 对于公益慈善行业来说，善心有助于锦上添花，但与这个行当的专业程度并不相关。我们经常听说一些动物保护组织出于善意去救助流浪狗流浪猫，这种善心值得珍视。但其行善方法却有可以商榷之处。这些给流浪猫流浪狗喂食的成本相对来说很低，但要给它们节育则需要花费高额的代价，因此很多好心人因为能力所限只做了上半段，没有意识到缺乏节育可能使得流浪猫和流浪狗的数量激增，乃至需要更多的喂食，进一步增大了喂食者的压力。好心反而陷入一个潜在的恶性循环，导致要救助的流浪猫和流浪狗的数量不减反增，就好心的意图而言，是彻底失败了。所以公益慈善行业从不缺少善心，只是需要更加专业化的操作。 换这种角度来理解陈光标事件，就会发现陈与部分媒体相互指责动机的行为并不专业。因为公益慈善行业的不专业，所以才会出现陈这种大派现金的“高调”、“粗暴”的行善做法，也才会出现媒体纠结于动机，而不去探索如何使得陈这种不专业的行善能专业起来。 当然，对于陈光标而言，既然是好心人办好事，就应该将媒体的质疑和监督当成自己行善专业化的一个契机。而对于媒体而言，这同样是一个机会来反思是不是有比质疑动机更好的监督方式。双方如果能各自转换视角，或许可以把公益慈善事业真的往前推进。即便不能推进一大步，推进一小步也是“很大的善行”。 话说回来，这种技术上的专业化固然重要，但如果制度性的障碍没有消除，公益慈善的专业化还是无法真正实现。不妨问为什么陈光标不成立自己的基金会，将公益慈善事业与江苏黄埔集团分开来，以免媒体和公众上这个企业的网站还以为是一个公益组织？为什么企业不能通过自己设立社会责任基金来行善，而非要将钱捐给有天价饭局丑闻的官方慈善机构？为什么那些捐赠收据原本媒体可以轻易获得，现在却非要大动干戈才能从各种片言只语里抽取信息？为什么这诸多问题说了多年，却依旧没有丝毫改变的迹象，整个公益慈善行业看起来依旧是个“山寨”呢？ 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指向国家垄断和主导公益慈善行业这个体制性的障碍。如果设立私人基金会很容易，如果信息公开透明，并且有高效的监督，本就不会发生陈光标事件。而政府之所以不愿意放开公益慈善行业，除了寻租者在其中获得灰色利益外，主要还是因为一种被误导的担忧，即以为放开民间慈善，民心就会转向民间组织，威胁和谐稳定。事实上，正是改革开放为稳定保驾护航，公益慈善领域也不例外，民间组织承担社会职能恰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不妨以各种慈善领域的争议事件为开端，进一步推进慈善领域的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