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除了为人所熟知的“一楼一凤”,还有一千多名男性在从事性工作。

特约记者_莫忘初 香港报道

在香港旺角一家小书店里,一个蓄着小山羊胡,穿着白袜子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跷着二郎腿,摇起油纸扇驱暑。

不到十分钟,20平方米大的空间挤进了二十多名这样的男子,他们都是来参加一本新书发布会。发布会的主角之一是汪明(化名),在香港,他被称为“哥哥仔”,一名男性性工作者。

“大部分卖淫者都渴望爱情,但却得不到爱情。”25岁的汪明来自内地,他因交不出一万元人民币的大学学费,两年前加入了卖淫的行列,开始往来于内地和香港,为男性提供性服务。

有一次汪明在香港接客的时候,被一名中年男子拿走电话并控制行动,他向关注男性性工作者权益的香港社会组织团体—“午夜蓝”求助,才顺利脱身。

据“午夜蓝”估计,2010年香港约有一千多名本地的男性性工作者,主要服务于男性顾客,年龄介于20到30岁之间,每星期大约还有200位内地“哥哥仔”到香港接客做生意。

从“师巫”到“哥哥仔”

在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中,对男性出卖肉体极为鄙视,认为男性性工作者是污辱并出卖了男性的地位与自尊。香港的“午夜蓝”除了打破世俗观念,为男性性工作者提供紧急救援服务之外,也着手记录“哥哥仔”们的历史与现在。

“宋朝是男性性工作者出现在文字记载中最早、也最繁盛的年代。当时陶谷在《清异录》中记载:四方指南海为烟月作坊,以言风俗尚淫,金京所鬻色户,将乃万计,至于男子举体自贷,进退怡然,遂成蜂巢,又不只风月作坊也。”“午夜蓝”强调,《清异录》书中提及的“蜂巢”,首次点出了中国历史上“男妓院”的存在。当时在北宋的京师汴京,有数以万计的男妓靠出卖色相赚取钱财。

“午夜蓝”指出,到了南宋时期,男性性工作者大多身穿女装并施以脂粉,彼此之间以女性身份交往,当时带头的被称为“师巫”、“行头”。虽然宋徽宗时曾下令立法禁止男娼,但到了明朝和清朝,男妓却依然兴盛。清朝梨园以卖淫为副业的“优伶”,甚至进驻了北京著名的“八大胡同”。

“1990年后,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城市繁荣兴盛,以服务男性或跨性别人士为主的性产业也应运而生,出现了各种会所、休闲中心、夜总会。”尽管如此,令“午夜蓝”感叹的是,从宋代的“师巫”、清朝梨园的“男优伶”、中国内地的“MB”(MoneyBoy),到香港的“哥哥仔”,跨越了上千年,男性性工作者以不同面貌出现,但是在近代历史上却没有详细的记载,甚为可惜。

“从古至今,无论多么高压的法令,都无法消除人们心底的欲望,人性自然的需求。”“午夜蓝”强调,在图书馆可以轻易地找到关于十大名妓的故事,但却很难找到一本关于男妓的典籍。正因为如此,“午夜蓝”除了派发安全套、倡导艾滋防治工作外,还花了两年的时间,搜集八位内地“哥哥仔”的故事,出版成《性路无疆》一书。

街头的诱惑

在香港,一楼一凤的性交易是合法的,但是按摩却不合法。为了规避刑责,“哥哥仔”想出各种不同的方法来招揽客人。除了“脚底按摩”的宣传标语外,“前列腺按摩”、“大腿筋按摩”等术语也应运而生。为了生存,甚至在香港警方把佐敦地铁站附近的“姐姐仔”都赶跑的时候,“哥哥仔”仍在继续揽客。

“哥哥仔”们为了保障自身安全,通常会和客人约在十字路口见面,但避免不了潜在的风险。在2010年4、5月间,“午夜蓝”就接获了40多通“哥哥仔”的求助电话,当地嫖客圈出现了一位“危险客人”,专门针对长相清秀的男妓下手抢劫、施暴。

“我觉得,嫖客也好,‘仔’也好,大部分都是有情人。”汪明说,他从内地转战香港卖淫期间,遇到了各行各业的客人,其中包括工厂老板、民工、上班族等,年纪从18到80岁不等。他遇到的大部分嫖客都是很有礼貌。当然,那个软禁他的中年男子除外。“那个男子说要包养我,不让我接客,没收我的手机,切断我和外界的联络。”汪明说,后来幸好自己想办法联系上“午夜蓝”,才知道该如何运用香港本地的法律警告对方,让他知难而退。

为了赚更多的钱,汪明曾经离开内地和香港,远赴国外卖淫。“我在新加坡的时候,买一台计算机,下载翻译软件之后就开始工作了。”

在汪明看来,“香港嫖客的素质比新加坡要高,有些人时不时会打电话来问我:最近过得好不好?我有机会再去找你。还有客人会拿钱给我要我好好念书。”他的感觉是,香港的嫖客比较“有礼貌”。

潜在的危险

“人非圣贤,是人就有性,圣人也有性啊。”《性路无疆》男主角之一、从小就喜欢男生的阿杰表示,性工作不是外人想象的那么简单。他的第一个客人是盲人,后来的熟客还有和尚、道士等“同道中人”。

阿杰说,刚入行时,他曾经历过被嫖客捆绑抽打,以及会所“妈咪”的恶意敲诈骗钱,反倒是残疾嫖客对他有更多的尊重和爱护。

“后来我得了艾滋,是阳性的。”阿杰说,做“哥哥仔”的风险之一就是不知道何时会感染梅毒、艾滋等疾病。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后,阿杰对于未来不敢有太多期望。他暗自思忖,万一日后身体健康每况愈下,自己只能回到农村老家。“或许有一天让我碰上一个带着小孩、没有男人的女人,做那种有名无实的夫妻。”

“哥哥仔”们在尔虞我诈的性交易世界里奋力摸索,不但要面对恶意剥削的老鸨、伪善傲慢的强势消费者、轻蔑霸道的警察以及彼此竞争合作的同行,有时候,连自己也可能会在这个圈子里迷失方向。

“我真的觉得很离谱,有两个女人在五个多月中为我打掉了小孩。”阿力(化名)说,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所有开销都是他做MB(MoneyBoy)赚来的钱。

从来没有接触过同性恋的阿力,在年少时和两个女孩恋爱、分手之后,开始转变性情,为了在短时间内赚钱糊口,就此踏上了“哥哥仔”的卖淫之路。卖淫期间,他还继续交女朋友,经常一周中有两天陪伴女朋友,两天留给男朋友,周末忙着接客做生意,另外还有一天留给自己,发呆放空。

“从踏进同志圈的那一天我就想过,将来会不会变成Gay(同性恋)。”阿力说,他需要男人给他钱,却又离不开女性的世界。对于自己的性取向,阿力开始混淆了。

为了确认自己是否为同性恋,阿力在互联网上做了自我测试。“那个测试说,如果一个男孩的鞋子多过七双的话,那一定是Gay,可是现在我家里已经有十几双鞋。”他又开始疑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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