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思辨

警察的历史源远流长。警察一词最早源出于古希腊，表示“秩序”、“社会和平”的意思。在我国，警察行为的历史萌芽可追溯至夏商时期，距今两千五百多年的西周，就已有了类似现在治安管理的职能分工。当时，国家设有司民（户籍）、司稽（捕盗）、司寇（刑狱与纠察事务）等相应的官职。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曾担任过鲁国的大司寇。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更为先进的封建统治制度，并在县乡两级创设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专门治安机构——亭，专司缉捕盗贼和维护治安之职。曾担任过泗水亭长的汉高祖刘邦，也可算是警察出身了。 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古代并没有专门的警察制度，地方行政、司法不分，由府、县行政长官兼管社会治安和司法审判等事宜，只是在府、县衙门内设有巡守、捕快等类似现代警察职能的人员，负责社会一线维持治安、抓捕人犯等工作。西方警察形象首次在中国亮相，是在租界内。在此之后，中国开始逐渐接受西方的警政思想。而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警察制度的创始人则是所谓“臭名昭著”的袁世凯。 1900年7月14日，八国联军占领天津，接下来就在天津抢劫、捣乱无恶不作。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条约规定，天津二十公里范围内，不准驻有中国军队。签订条约的李鸿章在两个月后就撒手西归，临走时嘱咐政府把烂摊子都交给袁世凯。清政府在李鸿章去世当天就任命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2年8 月袁世凯从都统衙门（八国联军组成的天津临时政府）手中接管天津，天津又回到中国人手中。袁世选定位于今河北区中山路南头的海防公所作为直隶总督衙署，天津遂为直隶省城，现今中山路一带成了清政府在直隶实行统治的中心。 此时的天津，由于八国联军的占领与破坏，可谓百孔千疮，伤痕累累，头绪繁多，百事待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袁世凯下车伊始，做的第一件事却是建立一套新型的巡警体系。 中国向无巡警。巡警制度是袁世凯、徐世昌等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作为北洋新政的组成部分，袁创办巡警的目的在于清除内乱，维护国内秩序，保障社会稳定，改变只备军以“御外侮”而无警兵以“清内匪”的状况。 于是，他在接收天津前就已作“办巡警”之想，预先在保定招募了2000名巡警，又吸收都统衙门原有华籍巡捕1000余人，组成一支3000多人的队伍。当8月15日，袁世凯从“都通衙门”手中收回天津的时候，3000中国警察雄赳赳开进天津城区。外国人问起是他说这是警察，不是军队，如此他在天津就安全多了。进入天津后，就将这3000多名巡警按城北、城南、军粮城、塘沽四段分派进驻。这样一来，既可在津城内外建立起正常的治安秩序，又不违背《辛丑条约》规定的有关在天津20里内不准中国驻军的条款，实乃一举多得。这就是中国现代警察制度的肇始。 袁世凯在奏折中曾说：“警兵所以清内匪”。为此，他特委派其手下得力干将赵秉钧为警局总办，设南、北两巡警总局。南段总局设在金汤桥西，负责金钢桥以南地区。北段总局设在今中山路贾家口，负责金钢桥以北地区。他们“画区域，清户口，督率官弁兵丁昼夜巡守”。此为中国最早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警察。同时又增添了河巡、马巡、暗巡和消防队，且陆续建成拘留所、备差队、军乐队和探防队等，当时天津的这些举措在全国堪称独一无二。 “警务本为专门之学。”就在天津的警察队伍刚刚建立不久，袁世凯又委派赵秉钧在距今中山路不远处的堤头设立巡警学堂，次年将保定的巡警学堂并入，改称“北洋巡警学堂”。学堂聘请日本警视厅警官三浦喜传为总教习，聘英、德、日三国警官多人充教习。编译国外书籍为教学课本，培养巡警和高级警官。首期招生260名，学期警官班两年，巡警班一年，开设督察、律例、法政、国际法等课程，毕业后分配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现在天津的公安学校如果追根溯源的话，也正是这所学堂。1905年9月，清廷在袁世凯建议下，设立巡警部，由徐世昌、赵秉钧分任尚书、侍郎，巡警制度由此在各省推行。这应是清末在政治体制上的吐故纳新之举，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进一步实施。而此时的天津早已开巡警之先河，以至后来各省及大商埠设立警察均向天津求援，向天津来聘请教官，当时的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山海关巡警局局长王桂林等人也都毕业于北洋巡警学堂。天津因此也竟被外国人描绘为“世界上拥有最好的警察制度的城市”。 常驻中国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曾亲眼目睹，在北京的大街上，警察居然帮助一个推粪车的老汉，将翻倒的车子扶了起来。而在另一起事件中，一个德国兵驾驶的马车堵塞了交通，却又不服从指挥，警察便吹起警哨把他抓起来，押进了警察所。于是，在自己的报道中，莫里循不由得感叹道：“在过去的大清帝国里，你能想像这种事吗？”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警察出现在中国社会之中，成为社会管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警察制度也从天津推广到全国，从近代推广到现代。 袁世凯在近代历史中可是让我们留下了数不清的污点，然而，毋庸置疑，袁世凯确实是中国警察的缔造者，是中国现代警察制度的奠基人，为今天社会的这一特殊群体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国会作为民意机构和权力机构，是应当与时俱进与民更始的，如果不及时将能代表新生力量和发展趋势的势力和代表及时增补进国会之中去，则国会的作用和功能都将退化，也就无法承担起国会该起的作用了。这方面，台湾所谓“万年国会”的终结，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教训。 国民党的国会产生于1947年，这一年国民党政权正式行宪，选出了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并于1948年3月在南京正式报到召开集会，当时《宪法》规定， “国民大会” 代表任期6年，具有选举总统的职权。但是由于国共内战，国民党政权于1949年12月7日迁往台湾省台北市，不久之后失去了大陆地区的统治权。 这一来，国会的继续运转成了问题：随国民党去台的“国代”仅1080人，占“国代”总数的36%。而且1949年后国民党当局能有效管理的只是台湾岛和附近的一些小岛，要想像在大陆一样从各省改选“国大代表”已然不可能；放弃从各省选举，只在台湾进行选举，国民党又不愿意，因为这样会丧失“国民政府代表全中国”的象征意义，引发“法统”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祭出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他的独裁权力，于1953年9月批准第一届“国大代表”全部留任，继续行使职权，作为拥有大陆地区统治权的象征，“国大”的代表、立委、监委便一直不改选。台湾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第一届“国民大会”得以维持下去， 先后于1954年5月、1960年3月、1966年3月、1972年3月、1978年3月、1984年3月、1990年3月召开了“国民大会” 第一届第二次会议至第八次会议。 各次会议主要内容是选举 “总统”和“副总统”，制定或修改“临时条款”。由于“动员戡乱时期”一直维持了近40多年，蒋介石以及后来的蒋经国也就不断批准第一届“国大代表”留任，只在有的老“国代”随着年龄增长实在熬不住了，撒手人寰，才象征性地进行增补。直到九十年代初，台湾当局的“国民大会”代表仍是第一届“国代”。于是，每当“国民大会”开会，人们都能看到柱拐杖的、被人搀扶的、座轮椅的、甚至被担架抬着的“国代”们聚到一起开会的人间奇景。看到他们，更容易联想到的是这里正在举行重阳敬老会，而不是商议“国家大事”。台湾人民形象地称之为“万年国代”。 这一“万年国会”的存在，导致由于长期不改选失去“民意”监督，加之年老体迈等原因，这些“民意机构”基本上仅充当当局的“表决机器”和“民主摆设”，引来台湾民众的强烈不满。 在台湾民主化已经启动后，1990年“国民大会”又自行通过“临时条款修正案”，将1986年增额代表的任期延长为9年，创下自行通过延长任期的恶例。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各界对“国大代表”一连串争权牟利的行为，不但开始感到不耐，同时也开始展开抗议。 1990年3月16日，在新一次“国民大会”要“选举”李登辉为“总统”的前夜，9名台湾大学的学生到中正纪念堂前广场静坐抗议，拉出写著“我们怎能再容忍七百个皇帝的压榨”的白布条，为“三月学运”揭开了序幕。由于媒体的报道，3月17日的傍晚已有200多名学生进驻广场静坐，在学生静坐现场旁围观的群众，已迅速突破2000人，台大自由派学者并于同日发起“柔性罢课”，宣布自19日起一周将上课地点改在中正纪念堂广场。17日深夜，突然有两队镇暴警察出现在广场，抗议学子表达强烈不满，当时“总统”李登辉紧急下令撤回，并立即召开应变会议，18日凌晨，当时的“教育部长”毛高文带来李登辉的亲笔函，李登辉释出善意，下令警方不得驱离静坐学生。3月18日，广场的静坐运动已快速发展成全台性的学生运动串连活动，学生运动的组织者表示要以“自主、隔离、和平、秩序”的四大原则来进行广场抗争。当天下午，民进党动员数万群众发起造势大会，在广场大门旁边声讨“国大”。静坐广场与围观声援的民众间以绳索区隔，在同一日，在由学运团体所组成的校际会议上，学生们正式发表了三月学运的四大民主宪政诉求：1、解散老“国民大会”，重建新的“国民大会”制度。2、废除“戡乱条款”，重建新的“宪法”秩序。3、召开“国是会议”，全民共谋体制危机的解决。4、提出民主改革时间表，呼应民意的潮流。这四条要求集中反应了当时台湾民间社会对国民党统治者的具体要求。 3月19日，在学运团体、学生自治组织与教授的集体动员下，广场人数爆增。上午10时，10名广场静坐学生发起绝食抗争，绝食声明中要求李登辉与李焕于21日前答复广场四大诉求；当日傍晚，广场学生已突破三千人；晚间11点，校际会议通过“野百合”为三月学运之精神象征。3月20日，广场静坐的学生已超过五千人，全台湾目光焦点均聚集在广场，学生的压力越来越重，而在社会力表态上，各级“议会”均派代表前往探视学生，但基于超党派原则，没有政治人物被允许上台发言。 这一天，“总统府”发出新闻稿表示，李登辉已决定召开“国是会议”以处理宪政体制与政治改革的问题，并制定改革时间表。这是统治者对三月学运之四大诉求首次的正面回应。代表军方的“参谋总长”也公开肯定学生的抗议是爱国行动，并建议学生尽早结束静坐行动。稍后，“警政署”、“教育部”、各校校长开始呼吁学生尽速返校上课。 3月21日，“国民大会”选举同意李登辉连任“总统”六年，这也是“国民大会”所选出的最后一届“总统”。李登辉决定于下午3时，在“总统府”接见学生代表。静坐学生透过各校讨论的机制，形成与李登辉会面的要求共识：必须讨论中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国会”全面改选、并订定政经改革时间表。如李登辉明确同意以上要求，即结束静坐活动，学生将对政治大事的发展继续保持高度关切。若不能对上述要求作肯定的答复，将坚持原则、持续抗争。学生代表在与李登辉会面后回到广场，广场上的学生在看过双方会面的录像带后分校讨论。最后，校际会议以22：1的压倒性投票数，决议于22日早上宣布撤离广场。3月22日早晨，指挥中心正式宣布撤退声明：《追求民主、永不懈怠》，各地学生陆续撤出广场，结束为期六天的三月野百合学运。 在这次学生运动后，李登辉依照其对学生的承诺推行“宪政改革”，在1991年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并结束所谓“万年国会”的运作，台湾的民主化工程进入新的时代。         台湾的例子告诉我们：议会作为民意代表机构和最高权力机关如果不能代表最广泛人民的利益诉求，则它的存在是多余的，人民没有义务为其买单。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5月7日，梅德韦杰夫在接受俄罗斯著名《消息报》采访时，就应该如何评价斯大林问题表示说：“如果谈到应如何评价斯大林时期的统治这个问题，那么实际上从新的俄罗斯诞生以来，这个评价就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斯大林针对自己的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虽然说他在管理国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虽然在他的统治下，前苏联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他对于自己的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是无法饶恕的”。对斯大林功过的评价，在俄罗斯隆重纪念卫国战争65周年引起了关注，俄罗斯总统的这个客观评价，得到民众的衷心拥护。

由于中苏关系的密切，中国特别是毛泽东时代对斯大林一直是敬仰有加，为斯首是瞻。毛泽东更在斯大林七十大寿上声称：斯大林是我们敬爱的父亲和导师！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共是不能有今天的。斯大林是我们敬爱的父亲和导师！咋听之下，斯大林才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但随着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出台，斯大林真实的历史面目被还原了。

斯大林去世后，特别是贝利亚被捕后，30年代下半期和40年代初国家安全机关迫害党政干部、伪造案件、刑讯逼供的罪行被揭露出来，在广大群众中引起极大义愤，那些受害者家属纷纷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写信，要求重新审查历史上的冤假错案。1955年秋，苏共中央主席团不得不责成苏联总检查院处理这类案件，给无辜受害者平反昭雪。苏联总检查院遂会同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重新审查肃反期间发生的一些重大案件，给许多党政和共青团干部作出平反决定，并把所有有关材料和文件移交党的中央检查委员会来决定被平反者的党籍问题，最后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对整个案件作出处理决定。

1955年12月31日，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了30年代发生的种种迫害事件，并决定成立以中央书记波斯别洛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研究有关迫害的各种材料。在主席团会议上，委员们严肃认真地讨论了斯大林的问题。赫鲁晓夫直接提出：“我们有没有勇气讲事实真相？”米高扬、波斯别洛夫和谢罗夫引证具体事实指出，斯大林直接领导了大规模的恐怖活动，向市、州、共和国提出了逮捕名额，并亲自批准了“通知单”。

会议结束时，赫鲁晓夫说，应本着党的利益作出决定。他强调指出：“斯大林曾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但他做事很野蛮，他毁灭了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反复无常，丧失了人所具有的神圣的东西。”他号召“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抨击”，清理标语、书籍，学习马克思和列宁的榜样。

1956年2月24日，苏共二十大举行会议，选举党的领导机构。次日，即2月25日上午，举行秘密会议，赫鲁晓夫作《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秘密会议进行得非同寻常，会议由苏共中央主席团领导，而不是大会主席团。赫鲁晓夫作报告时，大厅里鸦雀无声。报告一开始，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个人崇拜的语录和列宁关于领袖和共产党领导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的论述，引证文件说明列宁对斯大林的否定态度，谴责斯大林的粗鲁，特别是表现在对克鲁普斯卡娅的态度上。

《报告》中详细谈了30年代下半期对党政干部的迫害，捏造案件、刑讯逼供，指责斯大林在卫国战争前夕犯了大错误，说斯大林对战争头几个月的严重失利负有责任。《报告》有很大一部分是说斯大林制造个人崇拜，说他亲自审定准备出版的个人传记，写进几整页过分夸奖自己的文字，说自己是人民的领袖、伟大的统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天才的学者。

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主义在赫鲁晓夫时代成了主旋律，在苏共二十二大闭幕前，通过了一项待别决议：“鉴于斯大林严重违背了列宁的遗嘱，滥用职权，对忠诚正直的苏联公民进行镇压，再将水晶棺保存在列宁墓是不合适的；斯大林在个人迷信时期的这些和许多行为已使得自己的棺木继续存放在列宁墓成为不可能。”
这个决议第二天就执行了。 搬掉斯大林水晶棺对世界的震惊不低于“二十大”的秘密报告。
现在，人们可以放心地、公开地谈论斯大林和那个时代的罪行了。不需要再担心任何不小心的言论，会遭到如何残酷的报复。

不可否认，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难以让人信服他完全没有任何政治目的，甚至有人认为赫鲁晓夫必须对斯大林的传统政治结构进行反叛才能获得权力，而只有获得了权力才能进行反叛。然而，赫鲁晓夫勇于揭露斯大林的历史错误，为肃反时期被迫害的人员平反，把这个无资格享受世代敬仰和拜祭的侩子手从水晶棺中拽出来，这对明晰了斯大林的历史地位，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

不让真实的历史被任何意识形态、政治目的玷污，不让任何人试图用所谓的功劳来掩盖他践踏生命权利的罪过，是俄罗斯清算斯大林的根本目的，这种清算和弥补即使已经太迟，但至少可以告慰那些过往无数的冤魂。

阅读链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http://www.cccpism.com/tl/hlxf20da.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