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长河

　　2011年5月26日，美国参议院及众议院联合提交了一份提案，要求美国国会为130年前（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已于1943年废止）道歉。如果此议案能通过，则将成为美国于1988年、2008年分别就二战时迫害日裔、奴隶制下迫害黑奴的第三次“国家道歉”。本报专栏作家雪珥今日回顾美国排华法案的历史。 　　1868年7月28日，美国首都华盛顿。 　　黄龙旗与星条旗同时飘扬在白宫的旗杆上，中美两国将在此签订《天津条约续增条约》。 　　代表中國签字的大清代表团团长，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卸任不久的美国前驻华公使蒲安臣。聘请美国人充当自己的外交使节，这是大清国对外开放中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一大创举。因此，这一条约又称为《蒲安臣条约》。 　　《蒲安臣条约》规定：“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人民前往各国，或愿长住入籍，或随时来往，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两国政府对移民“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 　　踌躇满志的蒲安臣能够预料到，这将打开华工蜂拥入美的闸门，他却无法预料到，这也将开启纠葛中美百年的一场梦魇…… 　　美国欢迎你？ 　　《蒲安臣条约》是“美利坚帝国”的一块重要基石。 　　以国务卿西华德等人为代表，美国的扩张主义者坚信，美国只有通过“脱欧入亚”，以商业力量，向太平洋全力扩张，最终与中國建立密切的战略伙伴关系，才能奠定美国的大国和强国地位。打开日本的大门、收购俄罗斯的阿拉斯加等等，都是这一向中國靠拢战略的步骤。《蒲安臣条约》的签订，意味着被美国内战中断的这一进程，开始继续推进。 　　时任美国总统亚瑟与西华德一样，坚信美国财富和势力的扩展，有赖于对华贸易及大批旅美华工。此时，美国正在大力兴建横跨美洲大陆的铁路，十分需要华工的力量。 　　当亚瑟总统向华工表示欢迎的同时，华工却已经在美国政治中正在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词”。联邦政府及企业家们，坚信美国需要中國的廉价劳动力，但是，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代表的一些地区，及更为广泛的劳工階級，却认为华工正在“撕裂”美国，应该限制华工入境。 　　双方的理由，首先都是因为中國人太勤劳了，而且也太廉价了。 　　自从加州发现了金矿后，几乎全世界都掀起了到美国淘金的浪潮，而外来劳工中，以爱尔兰与中國为最多。两者不同的是，爱尔兰人是拖家带口移民，图的是“落地生根”；而中國人则是单枪匹马打工，最后会返回中國“落叶归根”。更令美国人吃惊的是，这些单身华工不仅能干“男人活”，而且也做那些缝补浆洗、烧饭做菜等“女人活”的工作，除了吸毒（鸦片）、赌博和嫖娼之外，几乎别无消费。 　　淘金者们最初是相安无事的。但随着表层金被开采殆尽，淘金逐渐向地表之下深入，华工的“价廉物美”优势就充分显露出来，雇主们喜欢雇佣廉价并且安分的华工。在这场“工作机会”的争夺战中，以爱尔兰工人为主体的白人劳工，虽然在市场上不占优势，但他们大多数已经入籍美国，手中的选票能够在这个“民主社会”里转化为政治压力和经济效益。 　　虽然从华工身上获得了大量的税收，但加州政府最后在白人劳工的政治压力下屈服。州议会立法，向非美籍矿工征收高额“执照税”，州最高法院也判定，华人无权在法庭上对涉及白人的案件作证，这等于剥夺了华工的法律自卫权。 　　华工们被迫离开矿区，进入别的行业，在受到了企业主热烈欢迎的同时，也激发了业内其他劳工的嫉妒和仇恨。美国雪茄烟制造业劳工，就在1859 年成立了“人民保障同盟”，专门抵制大举进来的华工。 　　劳工阶层的对抗行为，并未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为，热火朝天的美国铁路网可以吸纳大量华工。《蒲安臣条约》签订后，每年都有上万名华工获准进入美国，大多数都投身铁路工地。 　　太平洋铁路工程的一名承包商，日后在国会作证时说，他一开始“对中國人也抱有偏见，不太愿意用他们”，但铁路工地人手不够，只好雇佣华工试试，结果令他十分满意，华工们不仅能保质保量地完成本土劳工们的任何工作，而且日工资只要求1美元，且食宿自理，本土劳工却要求1.5美元的日薪，并且另行提供食宿费用。这位承包商明确表示，今后他一定继续雇佣中國人。 　　华工的价廉物美，赢得了美国企业主阶层的广泛欢迎，企业主们成为日后对抗排华法案的中坚力量。但是，华工的廉价也拉低了劳工阶层的工资，美国劳工组织认为这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对美国穷人产生了巨大压力。 　　法律拉锯战 　　1870年，美国“横贯大陆铁路”修建完毕，被《蒲安臣条约》带入美国的大量华工，开始成为美国“階級斗争”的第一靶子。 　　铁路贯通后，并没有立即给西部带来繁荣昌盛，却带来了严重的问题。首先是筑路工人大量失业，而便捷的交通又带来了东部的过剩劳工及廉价商品，立即造成西部劳工供给过剩及产业结构调整，更多的工人下岗。祸不单行的是，原先作为加州支柱产业的银矿，开采量急剧下降，而持续干旱也令农场劳工加入了失业大军。 　　一片萧条之中，极能忍耐的华工，却通过不断压低工资，依然如鱼得水。那些因种种原因无法雇佣廉价华工的企业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打击下，也开始加入排华的大合唱中。随着经济危机在美国全国的蔓延，排华开始成为美国最为重要的国内政治问题之一。 　　围绕着华工问题，美国的社会分化和階級对抗日益尖锐，并最终以最美国式的方式，体现到了法律斗争上。 　　法律的拉锯战，最初是低层面的。地方议会制定些歧视性的法令（如征收特别税等），而华工们则在美国雇主们的支持下，进行挑战。华工们如果“依法”不能出庭作证，雇主们便亲自代劳。 　　排华势力很快就从更为根本的立法层面，进行反扑。加州议会通过了州宪法修正案，规定任何公司不得雇佣中國人或蒙古人； 除了作为对罪犯的惩罚外，任何州、县、市或公共工程不得雇佣中國人。但这一条款，很快被联邦巡回法院判定违宪。 　　以企业主阶层为核心的“反排华”力量，展开反击，美国最高法院最后认定，各地议会的任何排华立法，都违反美国宪法中对“正当程序”的要求以及“平等法律保护”原则，也违背了民权法案禁止歧视任何人的规定，同时，也触犯了中美条约中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的规定，并直接挑战了《蒲安臣条约》中“自由移民”的规定。 　　这是一个值得中國研究者思考的细节：所谓的最惠国待遇，惯常被认为是晚清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主要“不平等”之处，但是，这种不平等，究竟是存在于条文本身，还是源自于执行能力？当大清国终于有能力“走出去”之后，利用条约享受最惠国待遇，保护自己权益，也成为主流。而那份被后世列入不平等条约行列的《蒲安臣条约》，实实在在地成为抵制排华立法的中流砥柱。 　　美国最高法院指出，各州议会今后不得擅自通过任何排华法案，只有美国国会才有权力为限制外来移民而进行立法。华工问题在凸显了美国的“階級斗争”之后，也成为检验“中央”（联邦）与“地方”（各州）权力界限的试金石。 　　1876 年7月开始，美国国会两院设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华工对美国社会的影响。这个委员会从10月份开始，传召了大量证人在国会进行听证。听证过程依然是美国式的“階級斗争”的反映：绝大多数企业主、农场主，尤其是大企业、大农场，都坚信“聪明、精细、迅捷”的华工是最优秀的劳工，是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而白人劳工、小业主等，则成为主张排华的主力。双方都采取了请愿、抗议等街头政治方式，表达各自的诉求，但排华势力以“民意”为根基，更为声势浩大。 　　1879年，在排华势力的推动下，美国国会通过了《十五旅客法案》。该法案规定，任何抵达美国的船只，每次所载的中國旅客不得超过15 名，如有违反，将对船主处以每一超额乘客100 美元的罚款以及6个月的监禁。 　　大清政府对这一法案高度重视，向白宫提交了严重抗议。白宫也认为此法案不利于美中贸易及美中关系，最终，总统海斯以违反美国宪法和《蒲安臣条约》为由否决了此项法案。 　　暴力威胁 　　尽管美国未能立即通过排华法案，但各地的排华事件却越演越烈。 　　1871 年10 月24日，因一名叫Yut Ho的华人女性的绑架案，引发洛杉矶华人帮派持枪火并。结果殃及池鱼，1名警察受伤，1名当地的白人工人Robert Thompson被流弹所杀。当晚，数百名白人暴徒持械围攻唐人街，官方最后确认18名华人被杀，也有人估计被杀人数为84人。他们大多数被绞死在街头电线杆上，有一具尸体甚至被剥光了裤子、指甲也被拔出。数百人被赶出家园，数万美元被窃。警方逮捕了27 名暴徒，但最终予以轻判。 　　1877 年7 月22日，旧金山工人集会，声援铁路工人罢工。集会中，与会者殴打一名过路的华人，与警察发生冲突。警察救走了华人后，与会者失控，开始攻击唐人街，并向全市蔓延。事态迅速恶化，政府不仅召集警察，并且立即动员“民团”，发放枪支弹药以供自卫，甚至还派遣了海军军舰。旧金山成为美国“階級斗争”的“热战战场”，美国政府用武力强行鎮壓了骚乱。这也是排华运动与工人运动纠结在一起后，第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事件，华工已经被美国本土劳工看做是“资本家的走狗”。 　　外交斡旋 　　白宫虽然否决了排华的《十五旅客法案》，但围绕华工的政治分歧，令白宫如坐针毡。政治是一种妥协的游戏，而在美国式的体制内，更是如此。对排华势力硬顶，既不符合美国政治的游戏规则，也不符合美国总统在国内政治格局中的利益。一边是汹汹的“民意”，一边是神圣的宪法精神及国际条约，海斯总统所能做的，就是设法通过外交努力，获得中國的谅解与支持，以修改《蒲安臣条约》的方式，部分满足排华势力的要求。 　　海斯总统提名密执安大学前校长安吉尔出任访华特使，与中國讨论《蒲安臣条约》的修改事宜，双方最终于1880 年11 月17日签订了条约，史称《安吉尔条约》。 　　在《安吉尔条约》中，中國政府做出重大让步，同意美国政府对中國移民进行规范、限制或暂缓引进，但不可绝对禁止；美国必须在采取此类限制行动前，提前告知中國政府，中國政府有权就相关立法的措辞提请美方关注；条约重申，中國人在美国依然享有最惠国待遇，美国政府应尽力保护在美华人。 　　对于这一条约，斯威夫特认为：“它揉合了国会的各种意见，将华人移民问题列入美国政府的控制之中。”这一条约实际上也为美国立法排华扫清了道路。 　　但是，中國在这一轮外交斡旋中，并不能说是失利。同时签订的，还有另一份有关商务的《安吉尔条约》，美国同意逐渐取缔鸦片贸易，与其他国家一样向中國政府缴纳鸦片贸易的关税等。更为重要的是，此时大清国全力发展与美国的友好关系，愿意在移民和华工问题上让步，来换取美国在国际事务上对中國的更大支持。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上年访华的前总统格兰特，以私人身份为中日之间斡旋因琉球归属问题而起的纠纷。可以说，自此开始的中美关系，西华德和蒲安臣倡导的“合作”占据了主流。（参阅雪珥著作《绝版恭亲王》） 　　《安吉尔条约》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在打开了立法排华大门的同时，也刺激了美国工业界赶在国门关闭之前吸纳华工的紧迫感。条约签订当年（1880年），华人入境人数为9600多，次年就达到了1.8万人，而在排华法案正式通过的1882年，则达到了创纪录的3.95万人。 　　排华法案 　　经过两年多的政治博弈，1882年，美国国会受理了共和黨参议员约翰。米勒提交的排华法案，并最终通过了两院的表决。 　　李鸿章闻讯，立即派遣郑藻如到美国，提交抗议，认为这一法案违背了《安吉尔条约》。郑藻如提出，法案的20年有效期绝对难以接受，5年则比较合理；法案中所限制的“熟练劳工”一词，容易产生歧义，有可能危及制鞋商、烟草商、洗衣店主等《安吉尔条约》所允许入美的华商；法案中单独针对华人的登记及身份证明等手续，也违反最惠国待遇。 　　美国国内的“反排华”势力，也积极游说总统亚瑟。在多方压力下，亚瑟总统行使了否决权，其公布的否决理由是：20年的排华期限太长、单独要求华人登记违背最惠国原则、该议案可能导致亚洲反美情绪并影响美国外贸。 　　经过一系列的幕后折冲，排华势力同意缩短法案的有效期，从20年改为10年，亚瑟总统随即签署，这份名为《关于执行有关华人条约诸规定的法案》于1882年5月6日正式生效。但中方提出的其他意见，均未被采纳，郑藻如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强硬抗议，但木已成舟。 　　这份排华法案的主要内容是： 　　一、10年内禁止华工进入美国，包括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和矿工。如私运华工入境，每私运一人，船主将被处以最高500美元的罚款和1年监禁； 　　二、非劳工的华人入境，须持有中國政府所发的英文护照，内载本人详细信息，并经美国驻华领事查验和签名盖章。但美国税关人员有权在海关检查并拒绝持证人入境； 　　三、不准中國人取得美国国籍，嗣后美国新制定的法律不得与此冲突； 　　四、非法入境的中國人，都应驱逐出境。 　　这份法案创造了两项美国纪录：第一次立法禁止一个种族进入美国，第一次立法排斥一个种族加入美国国籍。 　　法案生效后，在3年时间内就有超过5万多华工被迫离开加州或被迫害致死。1884年，国会通过了一项修正案，加强了对《排华法案》生效前入境华工的驱逐，并将《排华法案》适用于一切华人、包括已经获得第三国国籍的华人。 　　血腥屠殺 　　《排华法案》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潘多拉盒子，针对华工的暴力行为，似乎被注入了兴奋剂，日益严重。 　　1885年，在怀俄明州的石泉（Rock Springs）煤矿，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血腥屠殺。 　　华工是从1875年起进入石泉煤矿的，与别的地方不同，在这里，华工与本地矿工同工同酬，并没有以“低价”抢夺白人的饭碗。但是，随着石泉煤矿产量的降低，以及经济危机的影响，工人的整体薪酬水平下降，白人们便将愤怒转移到了华工身上。 　　1883年，当时美国最大的工人组织“劳工骑士团”开始在石泉矿区大力发展，不少白人都加入了这一“工人階級自己的组织”。但是本分的华工们“觉悟”太低，居然无人入会。“劳工骑士团”组织罢工，华工们拒绝参加，资方自然大喜，用华人顶替了那些罢工者，照常生产，这显然令“劳工骑士团”的诉求泡汤。因此，“劳工骑士团”将驱逐华工作为取得针对资产階級斗争胜利的基本前提。 　　机会很快就来了。1885 年9 月2 日上午，两名白人矿工怀特蒙和简金斯来到六号矿坑，发现自己的矿位被同矿坑的2名华工占据了。这个矿坑共有4个矿位，分配给他们4人。这本是很正常的小纠纷，4人争吵之后，2名华工被痛打一顿，送回住所疗伤。 　　毫发无损的2名白人，却也返回住所，高呼“白种人集合”。下午2点，150多名白人聚集起来，其中半数携带枪支，包围了唐人街，不由分说就开始烧杀抢掠。华工们四散奔逃，最后，有28人被杀、15人重伤，财产损失高达14. 7 万美元，震惊全美国。 　　这是一起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暴行，警方随即逮捕了16名嫌疑人，但因为华人不能出庭作证，最后，16人全部无罪释放。 　　随后，在华盛顿州的塔科马，“劳工骑士团”说服政府，限令华人在限期内离开。经过严密的计划，驱逐行动在11月3日开始，所有的华人被武装人员押解到码头，然后送往远处的火车站，他们的财产被剥夺，损失高达10万美元，其情形与日后纳粹分子掠夺犹太人极为相似。 　　“劳工骑士团”在西雅图这样的大城市，难以说服政府和企业主以特别手段驱逐华工，但却赢得了当地工人的支持。1885 年9 月，“劳工骑士团”连续举行反華集会和示威游行，并要求所有华人必须在11月1日前离开。限期过后，只有150多余华人离开。 　　为了应对危机，西雅图政府下令民团进入武装戒备，联邦政府也派遣正规军赶来，准备鎮壓“劳工骑士团”的任何骚乱，联邦法庭则逮捕了“劳工骑士团”设立的专门组织驱逐华工行动的“十五人委员会”。但他们获释之后，继续活动，于次年2月7日再度向华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华工们乘坐下午1点的“太平洋皇后”号轮船离开。 　　在“劳工骑士团”武装押解华人们到达码头后，西雅图警方予以阻止，法院随后向华工们颁发人身保护令，并派遣民团对华工进行武装保护。次日，当民团护卫着华工们返回唐人街时，遭到暴徒攻击，民团开枪还击，打死2人，局势恶化。西雅图所在的华盛顿州立即宣布戒严，数日后，美国总统克利夫南宣布西雅图进入紧急状态，随后调派军队入驻。在军队的保护下，华工们最后还是被全部转移。 　　1887年，在俄勒冈州的考夫，一个由7人组成的暴徒团伙，其中最小的一个年仅15岁，屠殺了31名华工，劫掠了价值4000~5000美元的金子。其中4名暴徒被警方逮捕，一人转为控方污点证人，其余3人被控以谋杀罪，但最后全数被无罪释放。出庭作证的一位当地工人George Craig感慨说：“如果是这么多的白人被谋杀，陪审团就一定不会宣布被告无罪。没有人在乎中國人。” 　　即使在《排华法案》下，华工问题依然是美国历届政府的烫手山芋。一方面，在美国特色的民主制度下，政府不得不屈从于手握选票的排华势力，另一方面，美国经济的发展也的确离不开华工，更离不开庞大的中國市场。而且，美国毕竟是法制国家，即使排华，也只能依法办事，绝不允许“民愤”的自由宣泄。因此，在整个排华历史中，美国政府经常动用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以保护华人免受暴力攻击。吊诡的是，这一事实常被当时的美国民族主义者及日后的中國民族主义者们所忽略。 　　1943年，在二战的硝烟中，美国国会通过《麦诺森法案》，废除了《排华法案》。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签署该法案时表示：“国会和个人一样，也会犯错误。我们要有足够的勇气承认过去的错误，并加以改正……通过废除《排华法案》，我们就可以改正一项历史性错误……要采取这种早就应采取的措施，以纠正过去对我们朋友不公正的行为。” 　　来源：中國经营报 　　作者:雪珥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6-05.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美国排华法案１３０年祭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这个世界还需国际警察 (1) 谁来拯救中国3760亿美元财富？ (26) 论当前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 (0) 记念王伟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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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在62年前夺取政权之后，曾经把土地分给农民，但很快又剥夺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使“耕者有其田”在中國大陆成为一个不能实现的梦想。一些专家指出，中國的土地所有权问题造成了很多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 　　1949年毛澤東建政以后，在全国发动的第一场运动就是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1月，毛澤東中央发出指示，准备进行土地改革。1950年6月30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称土改的目的和任务是“废除地主階級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國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根据大陆官方公布的数字，从1950年冬季土改运动开始，到1953年结束，将近3亿无地农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近300万头耕畜，近4000万件农具，以及3800万间房屋和105亿斤粮食。因此，表面看来，这场土改运动似乎就是要把土地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从少数人手中转到多数农民手中，是一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均贫富”运动。 　　在毛澤東已经控制了政权的1950年，通过国家立法和执法，完全可以达到上述“均贫富”的目的。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中國政协第一届大会二次全体会议上，与会代表讨论了《土地改革法》。许多“民主人士”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但是毛澤東坚决反对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他主张组织农民通过与地主階級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夺回土地。前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书的序言中说：“黨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 　　和平手段本来可以达到分田地、“均贫富”的目的。但是毛澤東弃而不用，其原因只能是毛澤東希望借助土改达到另外的目的。 　　1956 年9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在中共八大做政治报告时解释说：“我们黨没有采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恩赐’农民土地的办法去进行土地改革。。……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充份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階級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完成了这一任务。……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產黨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经济上消灭了地主階級和大大地削弱了富农，也在政治上彻底地打倒了地主階級和孤立了富农。” 　　在刘少奇的这段话里可见，土改的成就并不是分田地和均贫富，而是农民跟黨走和打击地主富农。正如一位当年在四川参加过土改运动的土改队员引述当年上级官员的话说：“土改是一场階級斗争。”当年参加过土改的前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喻权域解释说：“‘和平土改’会带来很大的后遗症——人们把土地改革看成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恩赐’、‘救济’，打不掉几千年形成的地主階級的威风，农民不能真正地翻身站起来，成为农村的主人和国家的主人。几年、十几年后，地主階級又会骑在农民头上，控制农村。因为地主们的文化水平高于农民，还有境外、国外的反动势力支持他们。” 　　不管喻权域的解释是否站得住脚，至少他道出了一个事实，就是共產黨担心农民轻轻松松地拿到土地，就不会仇恨地主，也不会积极地控制农村。 　　喻权域回忆说：“召开诉苦会、批斗会。我们这些土改工作队干部坐镇会场，起两个作用：一是为农民撑腰壮胆，二是维持会场秩序。农民诉苦诉到愤激处，打地主一两巴掌或一两拳头，我们坐视不管。当农民义愤填膺，蜂拥而上，拿起锄头、扁担或端起板凳要砸向地主，可能把地主打残打死时，我们这些土改工作队干部立即冲上去，夺下农民手中的锄头、扁担、板凳，并用自己的身躯把地主围起来。……我们当年的做法是正确的，既支持了农民的正义斗争，又发扬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使地主被打残、打死。”喻权域的这番话起码可以说明，当年的土改干部没有严厉制止打人，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农民打人。 　　各种调查显示，当年土改工作队的干部普遍存在鼓励农民打人的情况。土改队干部亲自上阵打人的情况也并不少见。更严重的是，土改时有大量的人死亡。前新华社社长穆青1950年6月2日在《内部参考》中报道说，河南土改运动中一个多月即发生逼死人命案件40余起。兰封县瓜营区在20天里逼死7个人。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古大存在东江地区调查以后报告说，乱打乱吊发展得很普遍，自杀现象很严重，追挖底财显得混乱。干部有“打死地主100、死不了一个雇贫农，就不要紧”的思想。 　　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和副书记方方在领导土改运动时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政策和做法。结果，广东土改受到毛澤東的批评。1951年11 月，毛澤東批评广东土改进展太慢，像“乌龟”。毛澤東将陶铸调到广东，主管土改工作，并且调集大批干部南下广东参加土改工作。1952年2月，毛澤東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当面批评方方犯了“土改右倾”的错误。他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陶铸则提出广东“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要数目字”。广东土改的形势随后发生重大变化，滥杀情况严重，每个乡要定出杀地主的指标计划。前广东省副省长杨立在《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中透露，1953年春季，广东省西部地区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杀。当时广东省流行的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据估计，杀人达几十万。而这些被杀的人，没有一个属于“罪大恶极，不杀不能平民愤”的人。 　　在土改中杀地主几乎就是按比例，按名额来完成任务，完全不问青红皂白。据有关专家保守估计，当年的土改杀死了200万“地主分子”。一位美国学者甚至估计有多达450万人在土改中死亡。 　　有评论家说：“早在1920年代的时候，毛澤東就写了《湖南农民運动考察报告》，他就认为通过暴力的群众运动是毛澤東起家的一个好办法。所以后来毛澤東在中共居于主导地位之后，他就积极地推广在湖南农村掀起的这种暴力的农民運动，这种流血的农民運动。他对这一点很欣赏。所以这一点，毛澤東个人对这种土改有非常大的影响。毛澤東通过这种发动群众，夺回土地的办法，它主要是为了通过这种形式把农民吸引过来，武装起来，让农民手上也沾血，也跟地主对立起来。农民走投无路，只能够就跟着共產黨走。这种分土地的方式也让农民最初有一种感恩的感觉，然后觉得共產黨是‘打土豪、分田地’，为穷人说话，为农民办事的。另外，毛澤東也亲自指示说：”每到一处，先必制造恐惧，以巩固基层政权。‘所以他这个制造恐惧是有目的的，是为了巩固基层政权，让基层老百姓在恐惧和紧张之中不得不跟共產黨站在一起。任何人站在对立面，他就可能会成为鎮壓和專政的对象。所以他通过杀地主，通过夺取土地，既制造血腥和高压，又巩固和建立自己的基层组织。“ 　　评论家分析说：“一个意思就是‘杀人立威’，他们很相信这一点。你杀了人，大家就怕了，就服了，这个政权就稳固了。另外一个因素就是重新组织階級队伍。他要造成一种翻过来的形式，使原来处于下层的一些人倒过来，处于上层；使原来处于上层的人，他要把他压到下层。他就在农村有了更强的政治基础。我想这个也是他巩固政权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还有一个事实也可以说明毛澤東土改的目的并不是公开声称的“均贫富”目的。毛澤東早在1949年3 月毛澤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明确地说：“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也就是说，毛澤東早已计划进行农业合作化，将土地收归政府控制，而且实际上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土改运动结束之前就开始了。毛澤東走一个把土地分给农民的过场后，农民刚刚分得的土地又被另一场合作化运动收回了。 　　评论家分析认为：“我想它有出于政治权谋的考虑，也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从意识形态的因素来讲，他们还是认为革命得是有阶段的，得一个阶段完了才能进行第二个阶段。所以他们当时在分土地的时候，尽管共產黨领导人和共產黨的干部们心中都有数，那将来是要走集体化道路的，但是他们并不认为，当时我们分了，当时我们是在骗你们。他们觉得是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结合。所以他们主观上并不认为我们是成心在欺骗大家。这就是那么多黨的干部当时并没有一种他们在哄人、骗人的犯罪感，他们可以很理直气壮地这么做下去的原因。他们就是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另外，从实际的政治权谋上考虑，当然它也知道，在最初分土地，对农民特别对贫苦农民多少有些号召力。如果一下子变成了收归国有，变成了国家的财产，那恐怕对于农民来说也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共產黨、毛澤東提的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这个口号就和过去包括历史上一些农民希望平分土地，‘均田地’的这种诉求就有相当的吻合之处。” 　　土改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农村中划分階級成份，将农村人口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贫雇农是毛澤東依靠的对象，中农是团结的对象，地主和富农被定为剥削階級，是打击对象。从此，中國农村階級阵线分明，出现了永远的下等階級，即地主和富农。中國当代文化批评人叶匡政说，“细究起来，土改的头等大事倒不是‘土地还家’，因为‘还家’的土地没过几年就被‘合作化’了。土改真正的大事是‘划階級成份’，这划定的階級成份不仅改变了很多人的下半辈子，甚至影响了几代人的命运。” 　　令这些地主富农及其家属子女感到无奈的是，他们被压制的理由不是因为他们触犯了法律，而是因为他们拥有超过一定数量的土地，不论这些土地是如何获得的，而且是根据“解放”前3年的政治经济地位确定的。 　　毛澤東当时说，地主富农3年后改变成份，使农村中3年后只有“农民”，不再有剥削階級。然而，这些人的地主富农帽子一戴就是30年，家属和子女也被压迫、迫害了 30年。尽管土改中有几百万地主被杀，30年中也一定有一些人被迫害至死或者病故，到1979年鄧小平给所有地富分子“摘帽”时，竟然还有400万人。再加上他们的家属和子女，其受迫害者的数量相当可观。“因为共產黨的階級斗争的理论是讲一个階級消灭另一个階級，或者一个階級统治另一个階級。因此在它的理论中没有平等的观念，只有敌对的观念。他们表面上讲要把地主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是他却让这些人成为二等公民，成为人下人。因为这些人的存在实际上就是共產黨统治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它就可以永远地教育老百姓或者说服老百姓：就因为我们把他们打倒了，把你们解放了，把他们踩到了脚下了，所以说你们要支持我们。” 　　不仅如此，地主富农当年被没收的财产和土地至今没有得到偿还或者补偿，也从来没有为地主富农平反，似乎当年对他们的压迫仍然是合理的。山东等地的一些大地主的子孙曾经写信给中國的人大常委会，要求否定当年的土改运动，把土地退还给他们。 　　喻权域的观点也许反映了中國官方的一些观点。他说：“我坚决反对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进我国宪法，我主张只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农民的土地是根据《土地改革法》分得的，这是‘合法的财产’，国家要予以保护，不许老地主的后代来索要。” 　　然而至今，中國农民并没有个人的土地所有权。土改时，中國农民在欢天喜地地瓜分了地主、富农的土地之后，毛澤東随即又将土地收走。在土改运动尚未结束的 1951年9月9日，毛澤東中央就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1953年2月15日，毛澤東中央做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让农民把土地通过互助组、合作社交给了“集体”。中國贫穷农民的土地梦做了还不到两年。 　　血腥土改对毛澤東来说，好处是无穷的；而且一直到今天，由于产权不清，产权不明，到1978年改革的时候说了一个‘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将土地租给农民，而且土地还是属于国家的。而在毛澤東的字典里面，国家等同于政府。所以土地就是政府的。一直到今天，政府的各级官员对土地都有极大的支配权。他们可以随便地征地、拆迁，随便地制定土地的价格和补偿的标准，继续让农民或者土地使用者蒙受损失。农民也就形成了一个观念：土地是国家的。当政府需要的时候，它欲取欲夺，农民是毫无办法。所以血腥土改，一直对于毛澤東，对于毛澤東各级官员都有好处，把土地收归国有之后，收归了黨有，对他们的统治，对他们任意占用和使用资源、调动资源、组织资源，都十分便利。 　　时至今日，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这些接收农民土地的组织都不存在了，但是农村的土地仍然属于“集体”，农民仍然与土地所有权无缘。 　　先分后收，土地从地主手上夺过来，分给农民，给农民制造感恩的感觉；然后再把它收回来。收回来用了一个非常崇高的但是空洞的理想主义的召唤，所谓建立公有制、建立人类大同的共產主义的理想，其实就是官有制，黨有制，最后走向权贵资本主义。 　　农民因此受了双重的欺骗：第一次是被分地；第二次是被收地；最后一无所有。 　　来源：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1344194.html 　　作者: 颜昌海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5-29.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毛泽东为什么要进行血腥“土改”？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１９４９年毛泽东为什么没有能够下令进攻台湾 (4) 魂兮归来，司徒雷登 (4) 重评毛泽东，建立“毛泽东学” (0) 重新认识毛泽东 (11) 邮票上的毛泽东思想 (0) 越战、毛泽东、台海风云 (0) 评好毛泽东，走出改革困境 (0) 评价毛泽东的基本标准是什么？ (4) 评价晚年毛泽东的三种角度 (0) 胡适眼中的毛泽东 (1) 粪土当年救世主——读《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0) 神话的破灭——真相毛泽东 (42) 真相毛泽东——毛泽东的文艺思想 (1) 真相毛泽东——毛泽东的政治理念 (5) 真相毛泽东——毛泽东的人生境界 (4) 毛老人家误人不浅 (0) 毛泽东解放台湾计划搁浅幕后 (5) 毛泽东罪行录 (2) 毛泽东的狂妄和自卑 (32) 毛泽东的政治遗嘱 (2) 毛泽东有权只受颂扬、不受批评吗？ (1) 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活得像“人”吗？ (6) 毛泽东折腾中国几十年的严重教训 (1) 毛泽东及其教训 (1) 毛泽东之子文革时被武斗致死 (0) 毛泽东一封恶狠狠的信 (20) 有感毛主席一生不穿防弹服的理由 (6) 旁观毛泽东时代 (0) 揭秘毛岸英之死的谜团 (1) 推荐两篇“毛泽东研究”期末考试论文 (2) 抵制毛邪教，反思人祸教训 (5) 把毛泽东还原成人 (3) 战略和策略——毛泽东留下的政治遗产 (11) 战争与信用——毛泽东的地缘政治遗产 (9) 当代的领导人应该继承毛泽东什么 (5) 广场——偶象的神坛 (6) 山西黑砖窑让一些人从此懂得毛泽东 (8) 可以崇拜毛但不能搞邪教 (0) 分析毛泽东决定参加朝鲜战争的真实原因 (6) 全面否定毛泽东才能实现维稳 (1)

　　蒋中正留用诤言者，撤换被批评者，以巩固自己的权力；毛澤東打倒进言者，提拔新的人选，以巩固自己的权力。 　　蒋毛这样的风格，一直影响着国共两黨的路线方针，也影响着两黨后来领袖的用人和做人，做事和做官。 　　傅斯年1920年到欧洲留学，在伦敦大学学院研习三年半后，转赴柏林大学，研读实验心理学、比较语言学和东方语言。1926年10月，傅斯年海归，1927年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并兼任中國文学和史学两系之主任。 　　傅斯年把宋子文逼下台 　　1944年，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孔贪污舞弊，骂他是皇亲国戚。事后蒋中正亲自请他吃饭。蒋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蒋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傅斯年分别于1947年2月15日和2月22日在《世纪评论》[1] 发表了两篇文章：《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和《宋子文的失败》，痛批时政。 　　傅斯年指出，“政治的严重性不在黨派，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並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有时是自身的矛盾、分裂，有时是有些人专心致力，加速自蚀运动，惟恐其不乱，如明朝的魏忠贤，真好比一个人身体中的寄生虫，加紧繁殖，使这个人的身体迅速死掉。至于说到政治，如果不承认失败，是谁也不相信的。政治的失败不止一事，而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今天能决定中國将来之运命者，必须会悟今天政治的严重性不在黨派，不在国际，而在自己。要做的事多极了，而第一件便是请走宋子文。自抗战以后，所有发国难财者，究竟是哪些人？照客观观察，套购外汇和黄金最多的人，即发财最多的人。” 　　蒋中正留任傅斯年，他1949年飞到台北，接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受命于危乱之际，他积极“替台大脱胎换骨”。据说，傅斯年常去找蒋中正要办学经费，他每去一次阳明山，必定是“满载而归”，是敢在蒋中正面前从容跷起二郎腿、抽着烟斗的人。 　　朱偰留在大陆遭受劳改 　　同时留德海归的朱偰也写了《我所亲眼看到的通货膨胀内幕：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的著作。在1949年以前，朱偰在大陆由于大胆进言社会，反而受到重用，先后被任命为财政部关务署副署长、署长。 　　1949年春，朱偰拒绝去台湾，留在南京。1957年，朱偰为南京古城墙戴上了一顶“右派”帽子，1961年9月，帽子被摘掉。他认为莫名的厄运结束了，可是后来那段岁月，朱偰遭受劳改、批斗、游街、写检查书、认罪书，因难以忍受非人道的精神、肉体的残酷折磨于 1968年7月15日含冤、含恨、愤而辞世，终年61岁。 　　陈寅恪被冻结工资 　　当年，国民黨为准备退守台湾，紧张组织“抢运国宝学人”。陈寅恪出现在第一批名单之中，但国民黨人陈雪屏几次请陈寅恪乘专机离去均遭拒绝，最后蒋经国指示，飞机留在那里，陈寅恪什么时候决定，什么时候起飞。 　　胡适与傅斯年去了台湾，陈寅恪留在大陆。纹化大革命时，陶铸被江青打倒，陈寅恪同时遭到迫害，红卫兵冻结寅恪夫妇工资，多次写书面检查交待，声明：“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有诗云：“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刘节代替陈寅恪受批斗。 　　当时，周恩来还去同毛澤東讲了，说是陈寅恪拒绝去台湾，留下一架飞机，这样做，人家要说共產黨忘恩负义。毛澤東不理睬周恩来。 　　陈寅恪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因心力衰竭且骤发肠梗阻麻痹逝世。 　　章伯钧成中央级“右派” 　　根据章伯钧先生的夫人李健生女士的回忆： 　　那时章伯钧当交通部长，有一天，章伯钧开会回来，一进门就说：“这下糟了！我提了意见，彭真、李维汉铁青着脸坐在那儿，一声不响。” 　　章伯钧那天提出了“政治设计院”的构想，就此闯了大祸。章伯钧同罗隆基讲不到一块，不知怎么就弄成了“章罗联盟”，成了最大的右派。 　　当时，周恩来还去同毛澤東讲了，说是章伯钧他们在重庆时还是帮了共產黨不少忙的。这样做，人家要说共產黨过河拆桥。毛澤東不理睬周恩来。 　　1969年，章伯钧病了，很厉害。孩子们都不在身边，李健生一个人弄不动他。幸亏邻居来帮忙。邻居称他为“章善人”。邻居喊：“章善人病了，我们要帮帮他！”弄了辆三轮平板车，把章伯钧载到医院。那时，医院不给右派看病。 　　周恩来发话，医院才收留章伯钧住院，给看病。不久就逝世了。那时，一个月才二十块钱生活费，怎么办他的丧事啊！后来，周恩来批示：“是什么待遇就是什么待遇。” 　　政协军宣队、解放軍来人了，叫李健生放心，丧事组织包了。组织找李健生，说：“黨的需要，章伯钧不能公开平反。” 　　1949年以后，共產黨在大陆摧残中國人祖先留下的忠义理智信，以至于现在大陆的中國人，成为最没有诚信的人之一。这种“诚信检验”，只有中國人在海外的时候，才能充分体会得到。 　　用人、做人、做事、做官，没有诚信，这样下去，能走多远？ 　　注释[1]： 　　《世纪评论》是担任过国民黨政府高级官员的经济学家何廉1947年1月筹款创办的，由留美政治学博士张纯明主编，撰稿人包括萧公权、吴景超、潘光旦、蒋廷黻、翁文灏等，他们批评时政，倡导民主，言论大胆，很快得到社会公认。 　　作者: 谢盛友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5-28.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国共用人的不同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黑色旋涡－－论大博弈之中国对策 (0) 鹰派多一点还是鸽派多一点？ (5) 顺者昌，逆者亡，强国之路须正道 (5) 道德缺失的中国 (7) 谁说中国军力是“纸老虎” (12) 谁来挽救中国形象？ (3) 行天道，走人道，兴正道 (1) 祖国，请带我一起“二”起来 (1) 理想化的“中国之梦” (0) 梦遗中，我大喊“中国不高兴！” (1) 是什么在拖中国全球竞争力的后腿？ (1) 时代在震荡中逆转 (0) 旧中国特指皇帝失势的时代 (5) 提升中国形象的三大法门 (0) 打了个冷颤 (0) 我们如何为“中国加油” (5) 影响中国形象的三大要素 (1) 对中国未来局势之剖析 (6) 完美的中国根本不需要诺贝尔奖 (1) 如果中国统治世界 (2) 在祖国如何坐牢 (0) 在海外听说中国不高兴 (6) 回到中国去 (0) 告诉你另外一个真实的中国 (6) 双赢结局？船员成功获救，海盗成功获金！ (1) 关于使用永久国名“中国”的建议书 (3) 关于中国基本国策需要调整的十条建议 (0) 像国歌那样——呐喊与呼唤 (3) 伟大的祖国母亲岂止六十岁 (1) 今日中国之我见 (0) 今天中国是否理解罗斯托 (0) 也谈“中国不高兴” (1) 中國报道周刊整站文章下载 (0) 中国需要更多的鹰派人物 (2) 中国还要不要尊严 (2) 中国还像中国吗 (0) 中国走向繁荣走向对立？ (2) 中国的逢九必有大事 (2) 中国的机遇和选择 (0) 中国的历史使命 (3)

　　1953年春光明媚的3月，江西省人民政府省长邵式平，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从北京拍来的加急电报，电文的意思是：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前夕，有一些负责干部和红军将士将他们的子女寄养在瑞金等地的群众家里，中央委托江西帮助寻找这些红军留下的孩子们。这里面特别注意找到毛澤東主席的孩子毛毛…… 　　邵省长阅完电报，马上想起另外一件相关的事情：不久之前，居于上海的贺子珍也给他写来亲笔信，说她在瑞金生下一个男孩，由毛澤東取名叫毛毛，长征之前通过毛泽覃、贺怡夫妇把毛毛寄养在群众家。那是毛澤東最为疼爱的孩子，现在拜托邵省长千万千万帮助找到毛毛…… 　　邵式平决定亲自布置这件事。他要秘书通知省民政厅厅长朱开铨，立即到办公室来。一个多小时之后，朱开铨来到了邵式平的办公室，邵式平起身对这位瑞金籍的老红军招手：“来，这边坐，交给你一个大的任务……” 　　王家珍受命 　　朱开铨从邵式平办公室回到省民政厅，坐下思虑了十几分钟，忽然点着头自语地“嗯”了一声，拿起电话通知优抚处的干部王家珍来见他。 　　王家珍，这个来到省民政厅上班才两个月的年轻人，带着军人的干练作风出现在朱开铨面前。王家珍是赣南信丰县人，1950年加入中國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斗了3年，今年1月初带着战场上留下的两处枪伤，转业到了省民政厅。当听了朱开铨用赣南话说了找他来的缘由时，立刻感受到这是组织上交给自己的一项艰巨任务。 　　更让王家珍心头蒙上沉重郁结的，是朱开铨讲到的一件事情：贺子珍的妹妹，亦即毛泽覃之妻贺怡，新中國成立后担任中共吉安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她为了寻找毛毛，于1949年11月中旬从赣南乘吉普车回来，经过泰和县桥头的丰塘村时发生车祸，汽车坠入3米多深的水沟，贺怡与古柏之子古一民当场死亡，古柏夫人曾碧漪及警卫员等三人负伤。这时的贺怡年仅38岁，正是为黨工作的黄金年龄段。 　　对于贺子珍，王家珍是有所知晓的。那是他参军以后，听一些老战士讲到的。贺子珍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与毛澤東结为夫妻，两人在中央苏区共同生活、战斗了6年，生育了3个孩子。极为恶劣的战争环境，不允许贺子珍把小孩带在身边，第一个女儿送给了龙岩的老乡，第二个孩子毛毛长征前夕留在瑞金一带，第三个孩子产后夭折。贺子珍从苏联回国后一人居于上海，思念儿女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对于这位从井冈山起就历经了战火考验，长征路上为了救护红军战士身上多处负伤的革命老大姐，王家珍怀着一种深深的敬意，同时对她充满传奇色彩而又命运多舛的遭际有着难以言表的同情。现在，组织上把这样一项任务交给自己，倘若能够完成，这不是对贺大姐最切实的帮助吗？想到这些，王家珍心情激动地向朱开铨表示：不管有多大的困难，哪怕走遍瑞金的村村寨寨，问遍每一个上了年岁的老人，一定要尽力地去找。即使毛毛不在人世了，也得把情况弄清楚，给贺大姐回报一个准确的信息。 　　朱开铨对王家珍的表态感到满意，在心里相信这位经过战争考验的年轻干部，是不会辜负组织的重托与期望的。 　　朱道来浮出 　　王家珍背着朝鲜战场带回来的军用挎包，来到了赣南腹地瑞金。 　　因为“掘地得金，金为瑞”，故名瑞金的这片土地，在中國革命的史册上有着独特而不凡的地位。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前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是中國共產黨对于治国理政进行探索、实践的起源地。在那个革命求变的年代里，黨在这里创造了缔建一个崭新的赤色中國的奇迹。而红军将士们曾经在瑞金留下的妻子们、孩子们，就是留在这块红土地上神奇、神秘的一部分。当年曾经历了五次反“围剿”残酷战争的著名老区，在近二十载岁月的洗涤下，依然这样的年轻，充满着社會主義的青春活力。 　　王家珍首先找到了瑞金县县长刘辉山和副县长、红军女战士黄长娇，向他们汇报了自己的工作任务。两位县长满口答应，将尽力支持、协助这项工作。第三天，刘县长在县政府主持召开了老红军、老苏区干部座谈会，在县城工作的十六七位老红军参加了座谈会。他们纷纷打开记忆的匣子，回忆红军长征之前，某某首长把孩子寄养在某某老乡的家里。但是对于毛毛留在什么地方却是无人知晓。老红军们在发言中都讲到：当年红军留下孩子的事，都是秘密进行的，为的是怕消息泄漏出去带来国民黨加害的危险，因此一般没有人知道。而且红军走了以后，国民黨军队由反动民团配合，在红区实行一次又一次的剿杀，许许多多的红军后代被杀害了，即使有幸存下来的，在那个灾荒频发、病疫又多的年代里，有多少红军子女能活到现在，这是可想而知的。 　　在座谈会上坐了半天的王家珍听到这些情况，心里凉了半截，因为老红军们对于毛毛的下落提供不了一点线索。一个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的县份，方圆二三百里，居住着30多万人口，到哪儿去打听毛毛？村村寨寨走得完吗？王家珍心中一片沉重，但他再难也要寻找的决心却丝毫没有退缩。 　　“只有走下去，到群众中进行调查！”王家珍带着这样的想法，独自开始了一村又一村的调查了解。然而1个半月过去，走过的村庄七八十个，仍然找不到一点这方面的音信。 　　心头终日盘旋这件事的王家珍，有一天萌生了去档案馆查找历史资料的想法。果然，他在县档案馆收藏的1934年《瑞金县志》看到了这样的记事：“共黨魁首毛贼泽东，生有一子寄留瑞邑。”虽然这段文字并不能成为什么线索，但王家珍坚信毛毛确实被寄养在瑞金。“只要毛毛还活着，我一定要找到他！”这是王家珍的心语。 　　一天傍晚，住在叶坪乡政府的王家珍，在村口遇上两个收工回来的农民，同他们聊谈起来。一个年过六旬的老农忽然想起来了，告诉王家珍：听说朱坊村有个叫朱盛苔的农民，在当年收养过一个红军的孩子，据说孩子的父亲是一位红军的“佬子”。 　　无形中获得一个重要线索，王家珍大喜过望，决计第二天一早就去朱坊。 　　朱坊村，离叶坪乡政府所在地8华里，是个散落着200多户农家的贫困村庄。王家珍进到村里经过打听，找到了朱盛苔及其妻子黄月英。这对50多岁的夫妇听了王家珍的发问后，几乎同时点头作答：“我们是收养过一个红军孩子，叫朱道来。”“哦，道来他人呢？”王家珍惊喜得睁大了眼睛，心里升腾起巨大的喜悦。可是，农民夫妇的回话又让他不由自主地愣了一下，禁不住惊出了声音。朱盛苔神情有些悽然地回告王家珍：“道来他，被人领到南京去了。” 　　毛毛被寄养 　　王家珍从惊愕中回过神来，对朱盛苔夫妇说道：“大叔、大婶，你们坐下慢慢说吧。” 　　已经逝去20个年头的往事，是那么清晰地浮现在朱盛苔、黄月英的脑子里，夫妇俩怀着复杂的心情，互相加以补充，形成对往事的叙述，让王家珍听得入神起劲。 　　1934年农历九月底的这几天，是包括朱坊村群众在内的瑞金人民心情沉痛难过的时日，因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风快地传遍了各地：红军的大部队已经离开瑞金，离开中央苏区十几天了！红军这么一走，国民黨的部队就要打进来，老百姓就要遭大殃受大罪，这是每个人都明白的。听了这一消息的人都在心头搁上了重压，大家的心情就像打着薄霜的清晨一样阴冷。朱盛苔一家人正在吃着刚挖的红薯煮粥，忽然门外狗吠。只见一名姓朱的乡苏维埃干部与两位红军直接进到他家。其中一位好像在哪儿见过，看样子像是红军干部，手中抱着一个裙布包着的孩子。另一位红军则提着一个包袱。听了乡干部的介绍后，抱孩子的红军干部对朱盛苔夫妇说道：“朱老乡，这是红军的一个孩子，大部队走了，我们也要去打游击，请你们帮助抚养，给你们添大麻烦了！” 　　朱盛苔夫妇感到太突然，一件这么大的事情就这么简单地发生了。然而，在这种时候拒绝得了吗？黄月英有些慌张地望了望丈夫，又不禁把目光投向那个孩子。她以已经是4个孩子母亲的观察，判断这是一个两岁左右的男孩子。虽然他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这时候还在因为舍不得离开亲人无声乏力地抽泣着，但掩饰不了那种机灵、调皮的模样和气质。小家伙的脸型有些方正，额头很高，皮肤偏白，又红嫩得可爱。身上那件用灰布军装改做的薄袄衫，让人看得心里亲切生热。一种母爱的天性，驱使黄月英不等丈夫点首，忽然从红军干部手中接过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还用手为孩子揩去眼角的泪水。红军干部见对方的神情，脸上露出笑容，再次道谢：“大嫂，这孩子就托付给你们了，由你们把他养大成人。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你们千万千万要保护好他，将来我们会报答你们的。”他说完，对提着包袱的战士一努嘴，战士便把包袱放下。这时，那位乡干部对朱盛苔夫妇补充说：“盛苔，把孩子交到你家，是经过考虑的，难为你们了，我代表孩子的父母感谢你们呐！”那位红军干部再次郑重地说了一句“太感激你们了”，作为道别语，就同着乡干部和那个战士离开了。 　　让朱盛苔夫妇抚养这个红军的孩子，的确是区、乡苏维埃政府会同毛泽覃夫妻多次考虑作出的选择。这对夫妇在方圆一带向以忠实、厚道而著称。他们家境贫寒，已经有了两个男孩两个女儿，还有多病卧床的老母亲。但夫妇俩勤劳俭朴，自己再怎么吃苦也尽力拉扯孩子们，一家人过得清苦而又亲和。朱盛苔还参加了乡赤卫队，积极随队配合红军的反“围剿”战争，政治上一惯可靠。 　　朱盛苔夫妇接受了这个红军孩子后，思量着白军很快就要打到瑞金来，为防不测，合计给孩子取名“道来”，意思为半道上捡来的。 　　尽管日子过得那么艰辛，尤其在红色区域沦为敌占区后的险恶社会环境下，朱盛苔夫妇就像红军干部托付的那样，比对自己孩子还要真情地抚养小道来。让夫妇俩为之担忧愁虑的，是小道来的人身安全。苏区处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要保护好一个红军的后代，是多么地不容易！毕竟村里有人知道道来不是朱盛苔的亲生血脉，那个长着酒糟鼻子的本族保长就是这样。为了求得这个保长的遮盖和庇护，朱盛苔只得紧勒裤带，省吃俭用，用钱来堵住他的口。好在此人虽说是个棺材里的人伸手——死要钱，但还讲信用。他答应为朱家保守这个秘密，但要100担谷子或200块银洋！朱盛苔夫妇被这个数字吓得张开嘴半晌合不拢，头皮一阵紧一阵地发麻，可他们头脑还是清醒的，咬着牙答应了。朱家变卖了所有能换钱的家产，又四处向亲戚告借，总算凑齐了本族保长的“保密费”。虽说这样，夫妇俩还是万分小心地提防着国民黨军队的突然搜查。1935年2月的一天夜晚，老天下着米子雪粒，天气格外寒冷。熟睡中的朱盛苔突然被村口一片狗吠惊醒过来，知道国民黨军进村搜查，便急忙披上衣服，抱着用小薄被包裹的小道来，拖上布鞋走出家门，来到村外3里的小庙里，躲避到天亮后才回家。衣着单薄的朱盛苔被冻得生了一场大病。 　　在之后的整整19年中，朱盛苔夫妇为小道来的成长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为带他所吃的苦比自己5个孩子加起来的苦还要多！道来在朱家成了父母的“宠儿”，上完了小学后又读了中学…… 　　就在王家珍来到瑞金的前两个月，一件让朱盛苔夫妇无法意想的事情发生了：一个从南京来的中年妇女，名叫朱月倩，持了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的介绍信，找上朱盛苔的家门，说是前来接儿子的。朱月倩的丈夫叫霍步青，当年是中央派到中央苏区的巡视员，后任红军学校政治部宣传部长，1933年在福建省建宁县牺牲。他们的一个小男孩也留在瑞金。朱月倩后来被国民黨军队俘虏，几年后嫁给了国民黨的一个飞行员。她说这次来就是找儿子的，瑞金县民政部门派人把她带到朱盛苔家，她见到朱道来后一口认定那是她的儿子，在朱盛苔夫妇面前又是哭又是求，硬是要把道来带到南京去。朱盛苔和黄月英再三考虑，觉得还是让她带走，因为孩子是为红军抚养的，自己只是尽到了这份责任，既然现在有人认领，就应该交回给人家。再说让道来到南京去，肯定比在瑞金乡下要好得多了。为着孩子今后的前途，夫妇俩怀着与道来19年来一天也没有离开过的血肉深情，一步一把泪水地送着告别了兄妹们的道来，离开了朱坊，离开了瑞金。 　　贺子珍认子 　　王家珍的成稳和精细，在这种时候再次得到体现。他首先问朱盛苔夫妇有没有道来的照片，黄月英一听马上高兴地点头：“有哇，是道来不久前从南京寄来的！” 　　王家珍从接过照片的一刹那起，心头就涌上难以抑制的惊喜。照片上的朱道来，其宽阔的前额、脸庞的形状以及颧骨特征，多么像年轻时的毛澤東啊！惊叹之后的王家珍又问道来有信给你们吗？得到提醒的朱盛苔夫妇又赶忙拿来两封朱道来的亲笔信。 　　朱道来思念父母、阿奶以及兄妹们的深情，化成文字跃然纸上。信中写道：“我恨不得这就回到家里，与你们在一起。”朱道来为何这么急切想回家？原来信中叙述到了他在南京的烦恼：他们并不真正喜欢我，对我不是真正的好，我是看得出来的。他们喜欢的是妹妹，什么都顺着她。妹妹也不是那么看得起我，有些嫌我是乡下来的，土里土气。我在这儿并不愉快，过些日子我要回来的，与妈妈、阿奶在一起过……“ 　　王家珍在阅读两封信后，立即有了一连串的疑惑。他想那个南京妈妈既然接到了朱道来，与自小就离散的亲骨肉团聚，对于一个长期思子心切的母亲来说，是不会这样的。再说像朱道来那样的相貌和才气，她应该喜欢、疼爱都来不及，怎么会这样对待道来呢，真是不可思议的呀。会不会这个南京母亲发现道来并不是她的孩子，才有这样的反常行为呢？ 　　王家珍还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南京母亲来接道来的时候，带走了道来小时候用过的什么东西没有？黄月英回答说没有，她什么都不要，连道来那年送来时的那件小袄衫都不要，说没有什么用，可我还给收着呢。黄月英说完进到房间，很快地从床枕旁拿来那件当年朱道来被送到朱家时穿过的小袄衫。王家珍接在手里看了，只见小袄衫虽然历时20多年，但保存得挺好，一看就知道是用旧军服改做的。顿时，又有一个疑惑出现在王家珍脑子里：“按说这么珍贵的历史证物，南京的母亲怎么会不要呢？” 　　告别了朱盛苔、黄月英夫妇的王家珍，回到瑞金县城后，首先找到刘辉山县长，将在朱坊村朱盛苔家了解的那些情况，作了详细汇报。刘县长听完后支持他的想法：回去向朱厅长作报告。 　　接到朱开铨报告的邵式平省长，用电报向中组部作了汇报。中组部很快回电，同意王家珍与黄月英赴南京把朱道来接到上海贺子珍处予以辨认。 　　王家珍再次来到瑞金，来到朱坊，接上黄月英一道从瑞金赶往南京。在南京，他们花费了一番周折，才带上朱道来一同来到上海。 　　上海市四川北路的栗阳路东头，有一座四周围墙高耸，形成封闭式的三层楼房的院落。不过院子里种着树木花草，环境干净和幽静。在这座僻静的小楼里，居住着第一位上井冈山的女红军、曾经与毛澤東有着十载夫妻之情的老一辈革命家贺子珍。这位20多年来历经战火、身受十几处弹伤的女杰，因为世人知之不多、难以尽叙的历史原因，其命运历尽坎坷。现在的她也不便工作，只有在这幽静的环境中休养。然而，再怎么优裕的生活条件，也不能消蚀她对往事的回忆和对毛澤東的思念。在这些复杂的情愫之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一件事就是找到她与毛澤東的儿子毛毛，希望以此了却晚年的最大愿望。而在贺子珍的内心深处，感觉到毛毛这个孩子是维系自己与毛澤東感情世界的最好的纽带。 　　毛毛，是毛澤東一生都难以忘却的亲骨肉。因为在中央苏区的艰难岁月里，这个孩子给了毛澤東许多的人世温情和慰藉，为他带来过许多排解忧愁和烦恼的欢乐，只要他抱上这个活泼的天使般的孩儿，那紧蹙的眉头就情不自禁地舒展开了。在贺子珍的记忆中，毛毛曾给她和毛澤東留下了多少甜蜜的眷恋啊！ 　　贺子珍清楚地记得，毛毛是她1932年11月在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产下的。产后的第14天，毛澤東从宁都赶来看望母子俩。丈夫这一次想得很周到，事先熬好鸡汤用瓦罐提到医院，与妻子见面后只说了几句话，就将热气腾腾的鸡汤端到妻子手上，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她喝。贺子珍喝了一会停下来，对丈夫说：“润之，孩子生下来半个月了，还没有取名，就等你呐。”毛澤東显然已有所考虑，回答说：“按照岸字辈排吧，叫他岸红。小名嘛，叫毛毛也行。”贺子珍听后高兴地说：“我们家又多了一毛，你才一个毛，他却有两毛。”毛澤東笑着点头：“是啊，毛毛比我有出息的。” 　　接下来的半个多月，毛澤東每天都来几次，陪伴贺子珍母子。每次都把小孩抱过来，又是摸，又是亲，小孩睡着了就静静地凝视着。贺子珍心想丈夫这一次怎么会有那么多时间来陪自己？终于有一天，她忍不住向毛澤東发问。毛澤東平静地说：“他们说我是右倾保守，在宁都开会把我的总政委撤了，不让我管红军作战了。”贺子珍听后着急地问：“那你的态度是怎样？”毛澤東淡淡地苦笑一下，回道：“我要讲的都讲了，这是黨中央的决定，不过也说了军队什么时候需要我，我再回去。” 　　贺子珍“哼”了一声，带着气说道：“我寻思着呢，原来是这样！” 　　毛毛越长越大，也越来越可爱了，到1岁半的时候，已能牙牙学语了，非常讨人喜欢。毛澤東每次从外面回来，小家伙见了就扑进他怀里，亲热地叫个不停，让毛澤東的心情非常愉悦。 　　毛毛长到将近两岁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中央红军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进行的突围行动，将他与父母永远分开了。贺子珍永远不能忘怀长征出发之前与毛毛生离死别的情景。那天，毛澤東向她讲了必须把孩子留下来这件事，她当场伤心地哭了。毛澤東看着贺子珍，又看着尚不懂事的小毛毛，无奈而伤情地说：“这是中央的决定，不然我舍得把毛毛留下来？大家都是一样呢。”夫妻俩计议了很久，想到只有把孩子交给留下来打游击的叔父和婶娘——毛泽覃与贺怡。这天，贺子珍半夜就起来了，把自己的一件军衣裁剪开来，拆掉毛澤東的一条夹裤，取出棉花，为毛毛缝制冬天御寒的衣服。手握针线的贺子珍一边缝着，一边流下亲情难舍的泪水…… 　　1953年6月中旬的一天，在上海警备区担任空防司令员的贺敏学，早已接到有关方面的电报和妹妹贺子珍多次打来的电话，派人在上海火车站迎接到了王家珍、黄月英和朱道来几人，汽车直接开到了栗阳路的小楼房。 　　当朱道来站在了贺子珍面前时，贺子珍仔细地端祥了许久，不禁从眼里溢出大滴大滴的泪水，那是震撼心灵的无比欣喜的眼泪。她用颤抖得走了样的嗓音自语道：“是毛毛，这就是我的毛毛！”稍待片刻，回过神来的贺子珍紧紧握着黄月英的手，深情地说着感谢的话，尔后又向王家珍表示了诚挚的谢意。 　　让贺子珍再次在心头激起感情的浪潮，是王家珍从黄月英的提包里拿出了那件小袄衫，郑重地交到她手上。贺子珍接过来只看了几秒钟，立即唤起心中的记忆，再一次热泪滚落。这件20年前她在灯下千针万线缝制的小袄衫，忘记得了吗？真没想到，这件小袄衫还能保存到今天，这是证明自己亲生骨肉的最好的物件呀！ 　　这一晚，在贺子珍的坚持下，黄月英与她同睡一床，朱道来的“两个母亲”一直絮语到半夜过后，泪水一次又一次地充盈两个不凡女性的眼窝。 　　找到了贺子珍儿子毛毛的消息，在上海的有关范围传开了。首先是贺敏学与夫人李立英来了，在看了朱道来并交谈之后，都在内心作出这样的首肯：这孩子很像毛澤東，可能错不了！接连几天，华东局的饶漱石来了，上海市委的陈毅、魏文伯等人也来了。他们在见了朱道来后都与贺敏学有相同的感觉，因而大家都说了祝贺贺子珍找到儿子的话。 　　贺敏学在这一问题的态度上是谨慎行事的。为了防止这么大的事出现差错，提出应该带毛毛到医院去体检验血，而且亲自把毛毛带到部队的一家大医院。结果化验出来的血型与贺子珍的相同。贺子珍知道这一情况后，心里更加确认朱道来就是她的毛毛。贺敏学一家对朱道来和黄月英、王家珍予以了盛情款待。每到星期天，就要把他们与贺子珍接到家里，设宴招待，表示舅父的情谊。李立英还几次陪他们上街、游公园或看电影。 　　毛澤東发话 　　找到毛澤東儿子毛毛，是一件不小的事情，朱道来在贺子珍处的有关情况，都报告到了北京。半个多月后的一天，贺子珍接到华东局转告的中组部通知：要朱道来、黄月英、王家珍同去北京，贺子珍则不要去。 　　贺子珍心里既兴奋又不安。她一方面知道中组部要道来去北京，也许是毛澤東已知道此事，要认下这个儿子，这可是好事。而另一方面她明白毛毛去了北京，就不会回上海了，今后见面都很难，她是多么希望毛毛留在自己身边呀！这样就能改变她孤独的生活环境。在这矛盾的情形下，还是长期战争年代养成的一切服从组织决定的观念占了上风，想到应该让道来高兴地去北京。晚上，贺子珍给正在北师大读书的女儿娇娇（李敏）写信，让道来带到北京去。信中写到：娇娇，我给你找到了你的亲哥哥，就是我以前给你讲过的那个毛毛，多么不容易呀！毛毛到了北京，你要好好陪他玩，要是去看望你爸爸，你可要陪着去，让你爸爸高兴。 　　朱道来三人赴北京那天，贺子珍亲自到火车站送行，一直送到上车，在车门口拉着朱道来的手说：“孩子，到了北京后给妈妈来信，见到你爸爸的时候，代我向他问好。” 　　第二天的下午，朱道来三人被接到了北京大栅栏鲜鱼口的中组部招待所。当晚，中组部的相关领导找朱道来单独谈话，向他询问一些情况。离开时对他提出了几个要求，即对别人不要讲从哪里来，来北京干什么等。 　　没过几天，娇娇来到招待所，一见到朱道来就亲切地叫“哥哥”。朱道来拿出贺子珍写给她的信，娇娇笑着说：“我早知道了，妈妈另外写信告诉了我。”此后，娇娇在每个星期天都来，带着朱道来和黄月英去参观紫禁城、颐和园等古迹。 　　朱道来的到来，让不少中央领导知晓并予以关注。首先是周恩来到招待所看望，接着来的有朱德、谢觉哉、董必武等在中央苏区战斗过的老一辈革命家。就是邓颖超、康克清、帅孟奇等老大姐也来了。大家在私下议论说，这个朱道来从长相来说的确像毛澤東，看来是当年的毛毛错不了。他们都对这种情况的出现感到非常高兴，特别是为贺子珍感到庆幸。帅孟奇还把道来接到家里住了好几天。 　　黄月英与王家珍在北京住了20多天，两人都觉得应该回去，特别是黄月英想念瑞金的家人。这个厚道善良的农家妇女，通过这两个来月的际遇，已经明白朱道来是谁的孩子，暗自在心里感到震惊：原来自己抚养的孩子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呀！既然已经把他抚养长大，现在又把他交给了原本是他父母的人，自己也就可以放心回去了。中组部的有关领导在同意她回乡时，问她有什么要求，黄月英只是淡淡一笑，轻声地说了“没有”两个字。 　　黨和政府是不会忘记这位平凡而心胸宽厚的善良妈妈的。邓颖超、康克清、帅孟奇等大姐都请她吃饭，都在宴席上充满真情地说了感人肺腑的谢言，并以她为典型表达对老区人民的深切谢意。黄月英启程回乡的晚上，中组部有关领导来到招待所，代表组织送给她500元钱（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三匹布和一些农村里少有的日用品，并将物件专门装箱打包。这些钱物代表着黨和人民对朱盛苔全家的敬意与谢枕。对于王家珍，中组部也赠送了纪念物品。 　　黄月英登上火车之前，一直陪同在侧的朱道来哭得满脸泪痕，他紧紧拉住妈妈的手，哽咽着说：“你就是我的亲娘，我会永远记住你和爸爸、兄妹他们！我一定会回来看你们的……”黄月英已经哭成一个泪人，只是有些木然地点头，声音沙哑地回道：“孩子，你好，我们就高兴，有时间就回朱坊，我们想你呐！”在一旁的王家珍被这无比诚挚的亲情深深感动，顿觉一阵心酸，直到列车员一再催促，才狠心地将黄妈妈扶上火车。 　　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半路上杀出来的“程咬金”，竟然使事情在忽然间变得复杂化了，而且导致了毛毛“定论”的流产。这个搅乱局面的“程咬金”，就是从南京赶过来的中年妇女。她在得知了北京方面的相关情况后，赶到中组部招待所，大哭大闹，说朱道来是她的孩子，不许别人夺走，并扬言要自寻短见。 　　“南京妈妈”的哭闹，自然要报告到毛澤東那里，是由周恩来报告的。政务院总理怀着小心向毛澤東主席请示，请他做出裁决。 　　或许毛澤東这天的心情不怎么好，被哭闹事件搅得更受影响，或许有着难以言明的原因，或许他那宽宏博大的胸怀和高尚情操，顾及到不能伤害“南京妈妈”的感情，毛澤東以决断的语气说道：“不要说这件事了！管他是哪个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 　　毛澤東一语定音，事情无可挽回而嘎然中止。“确认”的事进行不下去，“南京妈妈”也领不走朱道来，朱道来被送到了帅孟奇家里。 　　朱道来之死 　　自从1953年7月在北京与朱道来分手之后，王家珍与他一直保持书信联系。两人在共同接触的两三个月当中，建立了兄弟般的感情。王家珍比朱道来小1岁多，故而叫他“道来哥”，对方则亲切地回叫“家珍弟”。使王家珍为之疑惑不解的是，朱道来在北京那么久了，已经那么多的中央领导都说过“道来就是毛毛”的话，但为何没有得到毛澤東的确认，而只让道来一直生活在帅大姐家？王家珍当然无从知晓毛澤東曾经发话的情节。 　　王家珍从其后的通信中得知，朱道来于当年的9月插班在清华大学附中读书。1957年考取了清华大学，学的是理科。后来他毕了业，分配到一个国防科研单位从事科研工作。再其后，他们的通信越来越少了，以至于到1966年“纹化大革命”开始后，就完全中断了联系。 　　王家珍心里放不下朱道来，多次向原来的地址去信，可是均无回复，“道来哥”音讯全无。他也向中组部去信询问，没有结果。在无处打听的情况下，王家珍想到了黄月英和朱盛苔，于1974年专程来到瑞金朱坊，向朱家打听朱道来的下落。黄月英凄惨而痛心地告诉他：1966年的下半年，“纹化大革命”的武斗已经开始，朱道来在南京被打死了！是被什么人打死？她无从得知。已经74岁的老人心情沉痛地讲到：“早晓得这样，我就不让他留在北京，带回到咱们朱坊虽然下力（指种田），总留得到一条命吧。”王家珍心里一片怅然，很想对黄妈妈解释什么，可是觉得满腔的悲情无从说起…… 　　最后的疑问 　　笔者一向从事黨史资料工作。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知道有贺怡为寻找毛毛而遇难，以及江西省民政厅一位干部为贺子珍寻找儿子的事。随着岁月的推移，笔者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基本搞清楚了。并于今年2月，费了一番周折，打听到了王家珍的下落，与其女儿王卫红建立了联系。王家珍今年83岁，居于福州市。多年来卧病在床，处于不可交谈的状况。通过王卫红用笔询问，只落实了他确于1953年在瑞金找到朱道来。至于那个“南京妈妈”是何名字？她的在中央苏区牺牲的丈夫姓甚名谁？朱道来是怎样死于南京等问题，已是难以问及。今年3月初，我赴瑞金进行访查，由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总支书记赖军陪同，来到朱坊访问朱盛苔的后人。在村里向人打听，得知朱盛苔已于1973年病故，黄月英妈妈也在1980年去世。朱家留下的老房子已是无人居住。 　　我们见到了朱盛苔家的邻居、今年75岁的朱荣发老人。见面后没谈上几句，朱荣发就问：“你们是来了解朱道来的吧。”笔者听后大喜过望：“你知道朱道来？”“我们小时候一起十多年哩。”接下来，按照笔者提出的询问，朱荣发对朱道来的若干情况是这样谈的： 　　“我比朱道来小3岁。我们是邻居，从懂事起就天天在一起。我在村小读二年级，他已经读五年级了。去学校上学、放学都是一块儿走，有时在路上玩。后来朱道来到叶坪读中学才相处得少些，但早晚还是相见。” 　　“我们原先并不知道朱道来是捡来的红军后代，直到1953年，来了个女干部把他接走，才晓得他不是朱盛苔的亲生儿子。” 　　“朱道来像不像毛主席？我记得是有些像，但不是那么很像，因为年轻时的毛主席我并没有见过。记得他被南京女干部接走的那年，他的个头还是挺高的，比盛苔叔的哪个儿子都要高，相貌也很不相同。村上的人都不知道盛苔叔竟然收养了红军大干部的孩子，如果道来真是毛主席的儿子，那更不得了。只可惜那个道来听说死了。” 　　在告别朱荣发以及朱盛苔的孙媳妇返回瑞金县城的路上，笔者心里依然怀着这样的怅然：围绕在朱道来身上的一些疑团，什么时候有人能够解开？到底能不能解开呢？ 　　本文原载于《黨史文苑》 　　作者:刘晓农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5-18.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毛泽东之子文革时被武斗致死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１９４９年毛泽东为什么没有能够下令进攻台湾 (4) 魂兮归来，司徒雷登 (4) 重评毛泽东，建立“毛泽东学” (0) 重新认识毛泽东 (11) 邮票上的毛泽东思想 (0) 越战、毛泽东、台海风云 (0) 评好毛泽东，走出改革困境 (0) 评价毛泽东的基本标准是什么？ (4) 评价晚年毛泽东的三种角度 (0) 胡适眼中的毛泽东 (1) 神话的破灭——真相毛泽东 (42) 真相毛泽东——毛泽东的文艺思想 (1) 真相毛泽东——毛泽东的政治理念 (5) 真相毛泽东——毛泽东的人生境界 (4) 毛老人家误人不浅 (0) 毛泽东解放台湾计划搁浅幕后 (5) 毛泽东的狂妄和自卑 (32) 毛泽东的政治遗嘱 (2) 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活得像“人”吗？ (6) 毛泽东折腾中国几十年的严重教训 (1) 毛泽东及其教训 (1) 毛泽东一封恶狠狠的信 (20) 有感毛主席一生不穿防弹服的理由 (6) 旁观毛泽东时代 (0) 揭秘毛岸英之死的谜团 (1) 推荐两篇“毛泽东研究”期末考试论文 (2) 抵制毛邪教，反思人祸教训 (5) 把毛泽东还原成人 (1) 战略和策略——毛泽东留下的政治遗产 (11) 战争与信用——毛泽东的地缘政治遗产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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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岸英的死纯属偶然，因他极端藐视美国大兵的能力非要吃蛋炒饭而被美国的侦察机发现了后被活活烧死的。 　　金日成给志愿军总部送去了一篮子鸡蛋，毛岸英一看到鸡蛋就立刻要厨师给他做蛋炒饭。厨师劝他不能违反白天不许让烟囱冒烟的规定，等天一黑就给他做蛋炒饭。毛岸英说没事，你不给我做我就自己来。然后他就自己烧火做蛋炒饭。白里透黑的炊烟让路过的美国侦察机看到了，便给了后面的轰炸机投炸弹的准确位置，轰炸机投弹，把毛岸英给烧死了。临死前大家都劝他到防空洞里躲避，他执意不走。 　　那为何毛岸英如此找死？其实不是后来他的同事说的他大意了，而是他骨子里藐视美国大兵。他只知道他老爹厉害。他临去朝鲜时他老爹告诉他别害怕美国大兵，美国人是纸老虎。他老爹告诉他这个是因为担心他在彭德怀面前显示自己怕死而让彭德怀等人瞧不起，这对他未来接班会产生重大负面影响。没想到他老爹的巧妙安排断送了他的性命。 　　那为何敌机开过来后所有的人包括彭德怀在内听到飞机的呼啸声立刻起来钻进防空洞，而唯独毛岸英一人按兵不动，谁劝说也无效？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份分析讲明白了这件事的深层原因。因为知道这个深层原因的只有三人：第一个是毛岸英本人，第二个是他的老爹毛澤東，最后一个是历史学家与心理学家润涛阎。第一个死了，无法讲出来，第二个心里明白但不能讲，所以，您今天才听第三个人讲出来。 　　当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国便到了延安。毛主席带领中央领导撤离延安时有一段精彩的表演。所有的人，包括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都劝毛主席离开，而毛主席面对国民黨飞机的低空轰炸毫无惧色，岿然不动。国民黨的飞机驾驶员要么是投弹不准要么是从内心同情共產黨而故意把炸弹投到村外，反正结局是毛主席安然无恙。然后，在众多人的劝告下，毛主席才离开了延安。这个故事感动了毛岸英，老爹之所以被人如此敬仰，那临危不惧的精神是必不可少的。而今天，面对美国的飞机来轰炸志愿军总指挥部，我毛岸英也学老爹在延安的那一幕，不信他美国鬼子的飞机扔下来的炸弹就那么准！包括彭德怀在内的将军们都吓得屁滚尿流般逃之夭夭了，而我毛岸英不怕死的英雄气概便留在史册。等我接班后，就这一条足以让亿万中國人民对我顶礼膜拜。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而老爹就是最成功的榜样。只是毛岸英不知道他老爹明明是男人长得却是女人相。这种人世界几百年中國几千年才出一个，命大得很。他可以鄙视国民黨，鄙视美帝苏修，鄙视所有的敌人直到寿终正寝，而你毛岸英就不行。本来蒋介石可以对毛澤東实行斩首的，可碰上了美国历史上唯一仅有的汉奸卖国贼赫尔利当大使，他决不让蒋介石对毛澤東实行斩首行动，他还用自己的专机把毛澤東护送到重庆去谈判。傻子都知道，无论对美国的长期利益还是短期利益，留着毛澤東都有百害而无一利。本来蒋介石也不会惧怕赫尔利的，但他娶了个以美国大使马首是瞻的假基督徒老婆。宋美龄让蒋介石断送了江山。 　　所以，什么巧事都让毛澤東赶上了。他弟弟毛泽民就不行，碰上了盛世才就被宰了，周恩来怎么忽悠都没用。周恩来忽悠不了盛世才，但忽悠得了张国焘。本来张国焘长征结束时有雄兵八万，而毛澤東只剩八千。可周恩来忽悠张国焘愣是把权力交出来还要做检讨。要是碰上盛世才这类的不听周恩来忽悠，毛澤東肯定跟他弟弟一样被斩首了。毛主席的老婆里长得特男人的贺子珍也是命大的主。长征中一边生孩子一边爬雪山过草地，经历战争的腥风血雨以及被始乱终弃的打击甚至苏联精神病院的折磨都没有让她丧命。倒是长得有女人味的另外两个性格迥异的老婆 —— 老实巴交的杨开慧被斩首和横行霸道总想模仿男人但怎么看怎么像女人的江青被搞死了，被逼得自己给自己上了绞刑。长得有爷们面相的毛泽民藐视盛世才而他没那不被斩首的命，毛澤東的儿子鄙视对手而被美国大兵斩首也就顺理成章了。 　　毛岸英想吃蛋炒饭而命丧黄泉，其实历史上喜欢吃鸡蛋的故事不少。 　　话说一位傻姑爷第一次到丈人家作客。按照传统，姑爷是上宾，要坐在头等座位上。小舅子瞧不起他这个有点傻的姐夫便问他坐在哪里，看看他知道不知道这些常识，由此便可知道他傻到何种程度。傻姑爷立刻答道：“鸡蛋在哪我在哪”。就是说，你把鸡蛋放在哪里我就坐在哪里。小舅子立刻明白了，这位不仅仅是有点傻，而且是见了鸡蛋啥都不顾的主。 　　另一故事是说一位会过日子的富豪移居到了山东后发现山东大白菜特便宜。这位富豪从来不请客，除非万不得已。一天，他发现不得不请一位朋友帮忙才提出请客。客人到他家发现所有的饭菜都与大白菜有关。一盘炒白菜、一盘醋溜白菜、一盘豆瓣酱白菜、一盘粘面白菜糊，另外三盘也是白菜，但说不清是咋做出来的。客人没吃过这么多种白菜，便夸奖主人厨艺高超。这位主人说：“白菜是我的命根子，我一日不能无白菜。” 　　后来轮到家徒四壁穷大方的山东人请对方吃饭了，考虑到自己厨艺不咋地，但做鸡蛋比较简单，就借钱买了一篮子鸡蛋，西红柿炒鸡蛋、鸡蛋羹、面条荷包蛋，等等弄了一桌子以鸡蛋为主的饭菜。因为闹鸡瘟，搞得鸡蛋比肉贵，鸡蛋就成了奢侈品。各种菜做好后突然想到这位客人不能一日无大白菜，便也来了一盘炒白菜。客人看到满桌子的鸡蛋欣喜若狂，抡圆了肚子吃，唯独不碰那盘炒白菜。主人便挖苦客人说：“我本来是不打算做这盘炒白菜的，盖因你说大白菜是你的命根子，我才做了一盘。”客人答道：“没错，大白菜的确是我的命根子！”主人一愣，便道：“没看到你动一筷子白菜啊？”客人道：“虽然大白菜是我的命根子，可我一见到鸡蛋，我就不要命了。” 　　以上两个故事是从古书上看到的。事实上毛岸英的同事事后都认为，毛岸英也是位见了鸡蛋不要命的主。这当然是他们看到了表面现象而已，真正的原因是毛岸英藐视纸老虎，而且他看上去不像女人还想学他老爹，被美国大兵斩首也就理所当然了。 　　美国大兵炸死毛岸英，对中國历史进程的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如果毛岸英不死，不论他是金正日第二，还是蒋经国第二，中國的历史都要改写。政治家们总是辩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润涛阎认为多数情况下二者都不是。毛澤東掌权后的中國历史由于毛岸英的死而改变了运行轨道，所以，这段历史的走向不是英雄决定的，也不是人民决定的，而是鸡蛋决定的。要是没有金日成那篮子鸡蛋，毛岸英再藐视美国大兵，他也不会故意去点火让烟囱冒烟的。 　　一句话，男人长得像男人，就得按照常理出牌，就不能藐视对手，藐视对手后果很严重。 　　第二个险些被美国大兵斩首的是卡扎菲。当年卡扎菲鄙视美国，激怒了刚上台的里根。里根派战略轰炸机对卡扎菲采取了斩首行动。卡扎菲安然无恙，但他的女儿被炸死了。卡扎菲从此改变了很多，对美国频频示好，嚣张气焰不见了。在布什攻打萨达姆时他还站在美国的立场上。但这次北非中东民主运动如火如荼，卡扎菲用轰炸机对付上街的自己国家的人民，他便遭到了北约的轰炸。他继续藐视美国的间谍卫星能力，三代人在豪宅里聚会，被美国间谍卫星盯着的他当场遭到以北约为名义的轰炸，他一个儿子和三个孙子被炸死，也在当场的卡扎菲又一次安然无恙逃脱掉了。上次炸死了他的养女后他改变了很多，但这次炸死了他儿子和三个孙子是否能让他服软，目前看还很难。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这你死我活的关键时刻他藐视美国的间谍卫星能力而让自己的儿子孙子丧命，是玩火行为。 　　长得特男子汉而鄙视强大敌手的还有巴拿马总统列诺加和南联盟的米勒索维奇。美国决定不杀死他们俩，要捉活的分别押到美国和海牙国际法庭受审。二人都误判美国抓不到自己，拒绝接受最后通牒的优厚条件，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列诺加在美国蹲了17 年监狱，而米洛舍维奇死在了海牙国际法庭的监狱里。 　　当初萨达姆的俩儿子是可以提前跑掉的，但二人藐视美国大兵的能力，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才逃命，而此时法网恢恢，便在汽车里被炸死。萨达姆自己到最后钻进一个自己挖的小洞里躲藏，表明他当初不接受美国给他最后通牒时的个人活命条件是他判断他不会被抓到，而非当不成功则成仁的英雄。藐视对手的结果，甚至以为藏在小洞里都能躲过美国大兵，显然是他对形势、对敌手误判太多。这些人都特崇拜毛澤東，特喜欢毛澤東“美国是纸老虎”的金口玉言，但不看看自己的爷们面相。 　　大胡子本拉登被抓后所公布的藏匿地与被抓过程看更能说明他是何等藐视敌手。美国人一开始高看了他，以为他一直藏匿在山洞里，因为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山洞多如牛毛，更重要的是美国间谍卫星的红外线穿不透山洞而把他找到。事实上他没有一直吃那份苦，在山洞里呆了不到两年就跑到巴基斯坦过地面上的生活了。本来应该定位自己是老鼠，可他偏偏以为自己是猫。躲在巴基斯坦地面上的大宅院里，身边临死都有两个老婆供他享受，而且还把几个儿子带在身边。 　　这个豪宅显然不适合藏匿拉登，虽然墙的厚度是其它建筑的八倍之多。尤其是这座豪宅的所在地是巴基斯坦军方重镇，美国的间谍卫星不可能放过扫描盯梢巴基斯坦军事重地的每一个建筑的，找到他是早晚的事。 　　先说这八倍于其它建筑的厚墙，本拉登显然是担心美国导弹轰炸才这么建造的。可一个外表上看明显不是军队所有的民宅竟然用如此厚的墙，豪宅里住着的人长年累月不出来，这必然让美国特工猜测里边住着的人可能就是本拉登，因为本拉登藏匿在巴基斯坦的可能性极高。本拉登两个老婆在里边也就算了，可还有第五个老婆生的爱子在他身边。几十号人每天要吃喝，所以，每天都得有车辆送货，但里边的人又不出来。在美国的间谍机构看到本拉登的信使曾进入此宅，锁定它是本拉登的目标便成理所当然了。 　　当初美国反恐机构对抓到本拉登并不是很自信，致使小布什打伊拉克拿萨达姆出气，其原因是高看了本拉登。当年纳粹的高官好几个都是成功藏匿几十年直到死后才得知真相，有的死后都没查到，就因为他们个个都装扮成普通百姓，邻居都看不出来他曾是纳粹高官。本拉登要是单人藏匿在巴基斯坦一位老农民家里，美国人很难找到他。事实上，如果我们没有先入为主的判断方式而是冷静思考的话，我们可以得知本拉登原本就是一个莽夫，他之所以能被神化，是因为他是亿万富豪的儿子，加上他不怕死敢玩命，就被那些崇拜富豪的穷人们视为神人。 　　这里必然涉及到本拉登活着的意义。本拉登理应明白，他活着是一个象征：美国反恐的失败。只要他活着，对美国的压力就很大。但本拉登看不到这一点，他还要通过信使传达他的圣战指令，而事实上他非常清楚除了他和第二号在逃外几乎所有的手下人都已被抓到，他根本没有能力对美国实施恐怖袭击了。就是有，也只能是小打小闹，像 911 那样的大事根本无能为力了。所以，他对美国最大的威胁和羞辱就是自己活着不被美国抓到。这是战略。而且他知道被抓的手下人里就有人知道他的信使是谁，他要是不藐视对手，他就不能让信使再次登门。 　　再看他被打死前的所作所为。 　　别说在巴基斯坦军事重地附近建造八倍厚的墙迟早会让美国间谍卫星关注，就说本拉登花大功夫建造八倍厚的墙，但里边竟没有挖一个逃跑的地道。狡兔还有三窟呢，可他竟然没有。挖一个简易地道也能在关键时刻逃跑掉。外面一旦有动静，立刻钻入地道逃跑，跑到第二窟，那里有接应，然后到第三窟躲藏。而且，他的住处连个训练有素的警犬都没有。他太藐视对手了，以为自己了不起。 　　他那个大后墙只能挡住外面来的人一时，但没有地道，外面的敌人肯定能打入的，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这个大厚墙在古代有用，在今天没意义。直升机从天而降直接进入大宅院内，这叫天兵；导弹直接落入屋顶，这叫天降。天兵天降，外面的墙再厚也没有意义。 　　本拉登还有一个误判：就是他认为美国人会尽最大努力活捉他而非把他当场击毙。这是他身边多个追随者与美国二十多名特种兵在自己房间里没有交火（只是在外墙的地方有一人向美军开火），美国军人并没有一个受伤的最可能的缘故：那就是本拉登下令不许手下人还手，他自己在对手进入宅院后到他被打死的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也没有拿起武器或者自杀。别跟润涛阎说美国特种兵身穿防弹衣才导致的这个结局。防弹衣防子弹还凑合，但要是引爆炸药包，那肯定有伤亡的。本拉登之所以不下令手下人以死相抗，是因为他误判美国人要活捉他。他认为他自己不反抗，美国人就不会杀死他，尤其是他听小布什说过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他真的以为美国人想捉个活的。杀死拉登，不论他是否反抗，然后把他的尸体投入大海，对美国来说是最合理的常识判断。如果活捉了他，他的追随者们就会到处寻找他，到处制造自杀恐怖袭击。把他打死后以最快的速度投入大海的深处，追随者们即使到了海边也只有望洋兴叹，找不到他的骨头在哪里。美国利用了本拉登以为“他不反抗美国就捉活他”的心理，而采用特种兵进入屋内射杀，而非先用导弹燃烧弹、轰炸烧掉房屋的办法。这样，本拉登的英雄形象就荡然无存了，而成了在美国大兵面前的窝囊废、刀下鬼。美国大兵告诉本拉登，只有裸体才能表明没有反抗，穿着睡衣就不能接受投降，因为衣服里可以有炸药包，必须当场打死。 本拉登想不到对手所想，找不到知己知彼，否则要接受投降活命，就得裸体。这个道理他都没有搞懂。 　　本拉登身边没有了谋士高人的指点，他一个莽夫的本性就暴露出来了。这也是真正了解他能力的谋士早都远离他而去的原因。美国海豹 6 分队的人用枪对着他的时候问他是不是本拉登，他说：“我不是他”。显然他想赖账，而非他过去说过的当英雄豪杰。那样他应该临危不惧，来一句“老子就是本拉登！”也给他的追随者们留下被崇拜的形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本拉登的智商不高，也不是什么英雄，只是因为有钱有地位自幼骄横跋扈又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然后受到了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教唆而担当起了圣战组织者。当初他在美国的支持下才先反苏修，从而成为很多追随者眼里的英雄。他跟中國历史上的张献忠水平类似。张献忠杀人如麻、意志坚强，但头脑简单得很，靠谋士的出谋划策也能搞得一时烽烟滚滚，靠敢杀老百姓而成全了自己在历史上也算个人物的地位。如同本拉登敢炸平民大楼成为世界历史人物一样。这种专拿弱者平民开杀戒的人说什么也跟英雄豪杰挂不上钩。 　　撇开恐怖袭击缺乏人性不谈，就说对付对手的本领，本拉登也比不上塔利班那帮政客。如果本拉登最后还有谋士在身边指点，按照纳粹高官们藏匿的方式活下去，有巴基斯坦伊斯兰教徒的保护，美国是抓不到他的。美国抓不到塔利班的领袖们就是很好的证明，而且塔利班一直在活动，一直在组织军队，而本拉登早已无所作为了，表明本拉登远没有塔利班那帮政客们的大脑。 　　本拉登一死，人亡政息，崇拜他的追随者们慢慢会醒悟过来他只不过是一介莽夫，当然是先从为他如此窝囊地被击毙而惋惜开始，通过思考全过程，然后慢慢得出他只不过是个头脑简单的富豪玩命家而已。而且关键时刻还不能自杀成仁，而是盼望着被对手活捉，过上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监狱生活。 　　本拉登要是跟毛主席一样天生不长胡子，而且眼睛和面相怎么看怎么是女人相，阴气十足，天生不像个爷们，那就可以藐视对手，而不用担心被对手斩首了。据说习近平提议取消战无不胜的毛澤東思想的说法，这么做是对的，在这一点上俺支持习近平。因为毛澤東战无不胜是天生的，谁都学不来的，而且谁学谁倒霉，包括他亲弟弟亲儿子。比女人头发还长、还多、还自然打卷的卡扎菲藐视对手的后果也不看好，毕竟他跟男人一样长出了几根胡子。咋一看不男不女，但仔细看还是个爷们，跟毛主席刚好相反。毛主席远处看是个爷们，走进一看是个不男不女的阴阳人，但细看端详便是一个十足的女人。这种千古奇人命大得很，怎么藐视对手都行，无往而不胜。你要是个爷们，看上去也像爷们，你还想跟毛主席学，也藐视对手，那你就倒了八辈子血霉了，弄不好或身首异处或被活活烧死，甚至被扔进海里喂鱼，死无葬身之地。 　　上面侃完了，接着说正题。美国在去年八月份就知道了本拉登的住地，只是没有动他，等于是在那个宅子里把他软禁九个月之久。为何到此时才杀死他，可能有美国结束跟伊斯兰对打的考量。按照奥巴马说的就是911 门由此关上了。就是说，反恐之战，如果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们不再挑衅美国，美国就此罢手。从此好好利用一下中东民主浪潮来改造中东的社会制度，并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另一更大的目标，而这些目标不属于伊斯兰国家。这个才是当初奥巴马上台前所说的“改变”的真正含义。就是跟伊斯兰教和好，从亨廷顿的“两个文明的冲突”漩涡中抽身，不再搞宗教间的困兽之斗，而把战略转移到对付更大的新的目标上去。 　　当年趁着美苏冷战结束，美国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提出了“两个文明的冲突”理论，是这个理论让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者惊恐不安，原本站在美国一边在阿富汗打击苏联军队的本拉登也吓得慌不择路，倒转枪口朝向美国开战。历史已经证明，两大宗教之间想灭掉对方的企图是徒劳的，必然导致困兽之斗，最后两败俱伤，而让其它国家借机腾飞。是亨廷顿误导了美国的国家战略。这也是当初奥巴马一呼喊“改变”就有无数追随者的原因之一，因为这种两大宗教之间的困兽之斗历史上从来都是两败俱伤，谁也灭不了谁。况且，还让新兴国家在一旁看热闹，借机大力发展。奥巴马当选并不全是因为他是两个肤色的父母之子，也有他跟伊斯兰教没有仇恨的原因。我们以后会看到，反对亨廷顿理论的政治理论家会紧跟润涛阎之后而登场。如果说新兴国家之所以能有二三十年的和平发现机遇，他们要感谢亨廷顿。亨廷顿看得太近，太浅薄，误以为全球战略要点是两大宗教的斗争，而他没有预料到跟这两大宗教保持中立的新兴国家突然冒起的前景。 　　一本书弄不好会让整个民族误入歧途的，孔子的理论所建立起来的奴性文化就误导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至今流毒甚深。 　　以上并非要说恐怖主义就此销声匿迹，而是说美国借助这次北非中东民主浪潮改造中东的社会制度，要比简单的杀戳更有效。而且，伊斯兰教里也是少数人站在本拉登一边。倾美国之力跟一个拉登缠斗，只能是权宜之计，而非基本国策。在全球范围内消灭贫困、减少贫富差距、改造獨裁制度、民族和解，解决这些问题才是从根子上铲除恐怖主义土壤的必经之路。 　　作者:润涛阎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5-16.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从毛岸英到本拉登，被“纸老虎”斩首的假英雄们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１９４９年毛泽东为什么没有能够下令进攻台湾 (4) 魂兮归来，司徒雷登 (4) 重评毛泽东，建立“毛泽东学” (0) 重新认识毛泽东 (11) 邮票上的毛泽东思想 (0) 越战、毛泽东、台海风云 (0) 评好毛泽东，走出改革困境 (0) 评价毛泽东的基本标准是什么？ (4) 评价晚年毛泽东的三种角度 (0) 胡适眼中的毛泽东 (1) 神话的破灭——真相毛泽东 (42) 真相毛泽东——毛泽东的文艺思想 (1) 真相毛泽东——毛泽东的政治理念 (5) 真相毛泽东——毛泽东的人生境界 (4) 毛老人家误人不浅 (0) 毛泽东解放台湾计划搁浅幕后 (5) 毛泽东的狂妄和自卑 (32) 毛泽东的政治遗嘱 (2) 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活得像“人”吗？ (6) 毛泽东折腾中国几十年的严重教训 (0) 毛泽东及其教训 (1) 毛泽东一封恶狠狠的信 (20) 有感毛主席一生不穿防弹服的理由 (6) 旁观毛泽东时代 (0) 揭秘毛岸英之死的谜团 (1) 推荐两篇“毛泽东研究”期末考试论文 (2) 抵制毛邪教，反思人祸教训 (5) 把毛泽东还原成人 (1) 战略和策略——毛泽东留下的政治遗产 (11) 战争与信用——毛泽东的地缘政治遗产 (9) 当代的领导人应该继承毛泽东什么 (5) 广场——偶象的神坛 (6) 山西黑砖窑让一些人从此懂得毛泽东 (8) 可以崇拜毛但不能搞邪教 (0) 分析毛泽东决定参加朝鲜战争的真实原因 (6) 党内关于全面评价毛的讨论 (4) 以毛泽东为镜 (2) 他老人家永远是个例外 (3)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趋于平静。不过，中國并未因此而太平，反而出现大批人员“非正常死亡”。所谓“非正常死亡”，指的是冻死、饿死、自杀、在战争中被杀、在斗争或刑讯中被打死、在监狱或劳改中被折磨死等情况。抗战胜利后，中國非正常死亡数字一直乏人统计，被我们这个自称注重历史的民族所忽略。 　　1945-1949：国共内战 　　到底有多少人在国共内战中死亡？根据大陆历史教科书的记载，解放軍一共“消灭”国民黨军队807万人，平民估计死亡300万人，合计1，100万人。这一数字来源于中國人民解放軍《1946年7月至1950年6月战绩总结公报》的统计。另据近年出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各野战军战史资料》统计，解放軍“歼灭”国军人数总计1065.8万。“消灭”和“歼灭”都是非常模糊的概念，是否包括受伤和被俘者，语焉不详。那么，不计国民黨军队消灭解放軍的数量，就有1100万至1400万中國军民在国共内战中遇难。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战史》记载，“据不完全统计，中國军民在战争中伤亡达２０００余万人（包括我军和国民黨军的伤亡）”。 　　内战不仅会直接造成平民伤亡，还会间接致人非命。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说，1949年前中國平均每年有300万-700万人死于饥饿，婴儿死亡率是170-200‰，人口平均寿命则不足35岁。 　　1950-1951：镇反运动 　　所谓“镇反运动”就是“鎮壓反革命运动”。建国初期，新政权的权威尚未树立。土匪、特务，国民黨残留分子、恶霸、反动会道门和黨团分子威胁了新政权的存在。于是，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鎮壓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随后2年，镇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1950年12月，刘少奇曾有指示说，“匪特分子，包括首要分子在内，既已向我自新投诚，不再进行反革命活动，即使过去负有血债，亦不应杀。”但是毛澤東将这个批示改为：“如果血债重大，群众要求处以死刑，并估计情况在处死之后比较不处死更为有利时，亦可以处以死刑”。毛澤東还为一些地方下达了杀人指标。他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在毛澤東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当时的中國人口是5亿5千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5千人。 　　“镇反运动”按比例杀人，到底杀了多少人呢？根据中共中央1951年5月底公布的数字，当时全国已经捕人150万，已杀50万，达到了毛澤東要杀掉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于是，毛澤東指示全面收缩。但是杀戮在惯性作用之下并没有停止。从1951年5月到1953年秋季镇反运动结束，又有20万人被杀。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1954年的一份报告中说：镇反运动中，全国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教育释放38万人。北京大学教授、中共黨史研究专家杨奎松认为，“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澤東及时刹车并委婉批评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以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故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这个数字”。 　　1955-1957：肃反运动 　　“肃反运动”即“肃清反革命运动”，发端于 “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斗争胡风使人认识到：在黨政机关、革命团体、民主黨派内部隐藏有反革命分子、台湾特务。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随后肃清暗藏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的展开。毛澤東划定了好人和坏人比例，他说，革命队伍中的好人占“百分之九十几”，反革命分子一般“在百分之五左右”。因此，在肃反运动中，就以“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规模进行“肃反”。各单位如果达不到这一指标，就会被认为是“右倾”。 　　历时一年多的“肃反运动”成绩如何？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工作报告中说：全国规模的内部“肃反”在1800多万职员中开展，共查出10万余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其中混入黨内的有5000多名，县级以上领导干部260名，混入共青团的3000多名。根据解密档案：全国有140多万知识分子和干部在这场运动中遭受打击，其中逮捕21.4万人，枪决2.2万人，非正常死亡5.3万人。 　　1957-1958：整风反右运动 　　所谓“整风反右运动”，是指在“整风运动”过程中又掀起了“反右运动”。“整风”是共產黨的整风，“反右”是给黨内、黨外人士确定“右派”身份，并进行打击。 　　1956年，毛澤東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鼓励知识分子们自由发表意见。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黨开展“整风运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同时号召黨外人士进行“鸣放”，帮助共產黨整风。知识分子们便开始向黨和政府表达不满或提出改进意见。新闻界也刊出各种声音，运动进入 “大鸣大放”时期。在大鸣大放后期，一些对黨和政府的批评十分激烈、尖锐，为黨所不能忍。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撰文《事情正在起变化》发给黨内同志阅读。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6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据说是毛澤東亲笔写的社论，指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也有人认为，“引蛇出洞”、“阳谋”只是后来的托词。李志绥说：“毛这步棋估计错了。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毛感觉上了民主黨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准备狠狠‘整’民主人士。”“反右运动”由此开始了。 　　究竟有多少人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为“右派分子”？根据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数字：定性为右派分子317.8万人；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个；定性为反黨集团4127个。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根据1978年55号文件对右派进行“平反”，共摘掉右派帽子552973人；予以“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错划率为99.998％。至1986年，全国约剩右派5000余名。消息人士称，至90年代中期，全国只剩下不到1000名“右派”。其中中央级“右派”只剩五人。 　　根据上面数据：1957年，全国317万右派知识分子遭受迫害，到1978年，全国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这意味着，在“反右运动”过程中，全国有262万人神秘消失。 　　1958-1962：中國大饥荒 　　人们会有这样一种印象：1958年至1962年间，中國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以致大批人被饿死。一些学者研究气象日志后却指出：气候最恶劣的是1954年，而非三年困难时期。中國大陆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面积，跨越亚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等几个气候带，自然条件非常多样化，正常情况下自然灾害只可能是局部性和暂时性的，发生连续三年的、全国性灾害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且在中國有文字记载的2000多年历史中也从未发生过。“中國大饥荒”的另一个托词是苏联逼债，但是有谁曾出示苏联逼债的证据吗？恰恰相反，当中國发生大量饿死人的惨剧以后，苏联政府和赫鲁晓夫闻讯以后，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援助中國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当赫鲁晓夫兴冲冲地让苏联驻中國大使向周恩来沟通，准备就援助中國事宜与中國协商。周恩来与苏联驻中國大使谈话以后，马上向毛汇报，但是，被毛一口回绝。毛说什么“哪怕把全中國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國黨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更加令人惊诧的是，中國在所谓“自然灾害”时期，不仅没有接受外国援助，反而进行大量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除对几内亚的援助外，1960年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國也决定援助15吨。张戎在《毛澤東：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指出，中國的粮食出口仅1958、1959两年就高达700万吨，可以为3800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 　　中國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各方对此数据一直存在争议。国家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曾为此下达国家级课题，课题负责人蒋正华的计算结果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國饿死了1700多万人。这个数值已经是各方数据中很小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孙尚拱教授根据国家人口年鉴的数据建立统计模型，估算认为：截至1961年中國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约为4400万。上海交大历史系教授曹树基在《1959-1961年中國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及其成因》一文中，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方法，重建了1959-1961年中國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他的计算结果显示：中國在1959-1961年中非正常死亡3250万人。著名黨史研究专家金冲在《二十世纪中國史纲》一书中，披露中國“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民众数量为3860万人。中國政法大学教授杨继绳在接受腾讯燕山大讲堂采访时透露，中央领导人参阅的资料是5000-6000万。 　　曾在国务院办公厅任职的曹思源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大跃进期间（1958-1960）全国饿死的人数已经解密了，是3756万。“当时周恩来让各个省市统计，统计完了以后把数字全部销毁，而且还亲自打电话一个个问，是不是都销毁了？这个材料只给两个人看，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毛澤東。这个材料在中央档案馆保管，现在已经解密了，现在是可以讲的了”。3756万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1949年为止，干旱水灾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加到一块死的中國人是2900万”。根据2005年解密的《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万人；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72万人；1961年，全国各省市有173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11.7万人；1962年，全国各省市有751.8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人。根据上面的数据，全国1958-1962四年中被饿死的总人数为3755.8万人。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解密数据中，少统计了1959年12个省区的数据，以各省饿死平均人数进行修正，1959年实际饿死人数应为890万人。那么，全国在1958-1962四年间实际饿死人数应为4165万。 　　今天，国内外的学术界，比较公认的中國大饥荒死亡数字为3700-4300万。 　　1966-1976：纹化大革命 　　毛澤東认为，社會主義社会仍然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階級斗争以及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此基础上，毛澤東发展出在无产階級專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他发动纹化大革命的思想依据。有人认为，毛澤東是要借助纹化大革命铲除异己，打击政治对手。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员会通知》，标志着文革的开始，1976年，毛澤東去世并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革结束。 　　纹化大革命中，民族菁华，付之一炬。受迫害致死者有：陈寅恪、张东荪、顾准、李达、赵树理、施今墨、田汉、钱海岳、向达、杨端六、贺龙、刘少奇、陶铸、陶铸、陈克礼、遇罗克、林昭、张志新等；自杀身亡者有：熊十力、陈梦家、翦伯赞、刘绶松、吴晗、杨朔、老舍、李平心、黄绍竑、傅雷、刘盼遂、刘永济、罗广斌、邓拓、顾圣婴、沈知白、焦启源、上官云珠、严凤英、赵九章、叶以群、李立三、陈昌浩、万晓塘、阎红彦、周小舟等。文革中，凡有骨气的学者、政界人物，尽数折损；残存者基本学会了明哲保身、阿谀事上的生存之道。如果说，“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备受摧残，那么，在“文革”中，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被消灭了。文革期间还提出了“破四旧”、“批林批孔”等口号，他们威风凛凛地捣毁文物古迹，焚烧古典书籍，犯下了中华民族数千载未有之大罪。至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被破坏殆尽，陷于不传之境。 　　文革期间，国家各职能部门都处于不同程度的混乱状态，真实的死亡数据难于统计。有国外科学家依据国内出版的县志等资料，计算出1966-1971年间中國农村地区有50万到200万人被迫害致死。这个数据很小。R.J.Rummel教授在其专著《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國》中则认为，文革丧生者约为773万人。1980年鄧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國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数据则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整个被毁”。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上面，仅仅是摘取了历史的几个片段，把它们加起来，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在6000万到1亿之间。《维基百科》记载说，“有约600万犹太人因为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而被屠殺”。中國却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仍然出现数十万、数百万、数千万人口规模的非正常死亡，使父老乡亲蒙难。这是为什么？ 　　来源：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dfab2b1e49e07d3e 　　作者:信力建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5-06.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1945年后中国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骆驼的悲哀——甲申再读之三 (9) 青春祭 (17) 阿富汗战争的历史价值 (0) 重温人亡政熄的历史教训 (1) 透视９·１１：历史的分水岭还是一次小插曲？ (0) 追认前清政权为纳粹式政权的倡议书 (18) 追查杀害严凤英的刘万泉 (1) 近代国史漫谈 (0) 迈一小步要用１００年 (0) 质疑两炮论 (2) 贞观王朝因何成为中国的黄金时代？ (0) 谈袁伟时教授对历史教科书的评论 (1) 试论明王朝对东北女真人的民族政策与其覆灭之关系 (15) 老三届人，别自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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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来去随意，做工作浅尝辄止 　　毛岸英1946年初回国，到1950年10月赴朝，近五年多时间里，似乎没有比较稳定地从事过什么工作，正式披露的工作经历，都是短短的几个月甚至几十天。并且行动自由，没有什么“单位”的约束。 　　比较著名的一个经历是上“农业大学”。毛岸英刚回到延安，毛澤東要求他跟随农民劳模吴满有学农活。这段日子，其实只有五十多天，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乡村夏令营而已（p122），但后来凡提起毛岸英，都要大书特书这一段。 　　进 北京后他的工作岗位是中央社会部（中國克格勃）部长李克农的秘书兼翻译。在这个岗位上，他似乎也很散漫。按说秘书工作是非常忙碌的，通常没有自己的时间。 但毛岸英在1950年5月初有一次悠闲的长沙探亲。“这次南下是公私兼顾，他随苏联代表团来到武汉，给李克农当了几天翻译后便匆匆赶往长沙探亲”。 （p7） 　　在韶山，乡亲毛贻泉找他要帐，说是30年前毛澤東欠下100大洋至今未还。毛岸英没钱，找省委书记王首道“借钱”还上了（p11）。一次 探亲扫墓，他竟然盘桓了一个多月，直到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李克农要秘密访苏，发电报来催，他才回京。回京的时候，这个28岁的青年干部乘坐软卧列 车，“毛岸英品尝一口杯用长沙水泡出的君山毛尖茶，然后仰坐于沙发上，开始翻阅当天的报纸”（p9），这估计是湖南省委提供的特殊交通安排。从向省委书记 借钱、住省委招待所、坐软卧这些情节，可以看出毛岸英此行公开打了“父皇”旗号，而黨政大员也丝毫不敢怠慢这位第一公子。 　　赴朝之前，毛岸英在北京 机器总厂做黨总支副书记，这是毛岸英比较正式的一个工作履历，是毛岸英闹着要去工厂的情况下，周恩来亲自安排的。按说此时韩战已经爆发，社会部无论是情报 工作还是对苏联络都非常繁重，他为什么要离开部长秘书的岗位，去一个完全不能发挥自己俄文优势的北京机器总厂呢？这本书没有揭开这个迷团。从1950年8 月中旬到10月8日，他在北京机器总厂只干了不到两个月（p18）。10月8日他跟彭德怀去东北，没有向厂里作任何交待；10月14日随彭回京，次日即将 再赴东北、朝鲜，他才匆匆到工厂交待说社会部有任务，他要去工作一段时间（p85）。 　　将近五年时间，我们看到毛岸英的工作岗位飘忽不定，没有看到他在哪方面做出扎实的业绩来。 　　二、 赴朝出于政治需要，只准备三五个月就回来。 　　毛 岸英赴朝是自己提出的，还是毛澤東的旨意？书中记述，10月5日，中央决定了派兵援朝之后，毛澤東对卫士小李有一番对话：“我积极主张抗美援朝，我的儿子 不去，谁还能去？我想把岸英交给彭德怀，一起去朝鲜打仗，你看好吗？”毛又说“跟彭德怀同志在一起，学些军事知识，对他的将来会很有用的。”（p36）当 晚或次日晚，毛澤東叫回岸英：“今天，我让你回来，就是想和你谈谈当兵的事”（p43）。可见，岸英参军赴朝，是毛澤東做出的一个安排。其出发点，一是表 示带头，二是为了岸英的“将来”。 　　毛岸英到朝鲜干什么，也是毛澤東安排好了的。10月7日，聂荣臻打电话给毛澤東报告说：“彭老总明天就要带他的 一班人马去沈阳开展工作了，可是他的俄文翻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毛说“那就不用找了，让岸英去吧，我通知他。”（p54）可见毛并不想让岸英上前线，而 是细心地替他考虑了既安全、又能掌握核心情况的岗位。 　　毛岸英当时作了多长时间的打算？书中没有正面说。但他在向岳母张文秋告别时说过“多则半年， 少则三月”（p96）；他的衣服、被褥、书籍还在北京机器总厂没有收拾，他说，“先放在这儿吧，我还要回来的”（p85）。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情节 是，1951年1月2日，此时毛澤東还不知道岸英牺牲，“正在看文件的毛澤東听说叶子龙来了，头不抬眼不动地说：”子龙，我正要找你呢！把岸英调回来吧， 你看他把材料写成这个样子，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p251）此时距毛岸英”报名参军“，不到三个月，距赴朝才两个月零十天。如果他没有牺牲， 凯旋回京，正好应了他对岳母说的”短则三月“。 　　三、 爱炫耀，性情浮躁 　　毛岸英在朝鲜志愿军司令部总共待了34天，但大家 都知道他是毛澤東的儿子。本来他的身份是保密的，但他自己基本上逢人就说“不错，我的父亲是毛主席”（p194），毫不忌讳。他平时腰里挂着一支小手枪， 遇到人问时，就拔出来说“这支手枪有点来头，是斯大林赠送的呢”。大家惊羡道“你去过苏联？见过斯大林？”他就开始介绍在苏联呆了十年，参加苏联红军打到 柏林，受到斯大林的专门接见，斯大林送他手枪并问他为什么不找个苏联姑娘做妻子等等。（p210）试想，这一番经历，别说一般干部战士，就是彭老总，也望 尘莫及呀。给工农出身的战友们讲这些，是其炫耀性格的典型表现。 　　其实，他所谓的苏联红军生涯，如同他的农民大学、工厂书记一样，也是浅尝辄止的经 历：“1943年，毛岸英被保送到莫斯科列寧军政大学学习，考虑到他是毛澤東的儿子，苏军破例授予他中尉军衔。一年后，他又进入苏军培养高级参谋人员的最 高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毕业后，毛岸英被任命为坦克连指导员，参加了苏军的大反攻。”（p17）屈指算来，这时已经是1944年底或者是1945年初 了，而攻克柏林是1945年4月30日，所以说毛岸英这一段战争生涯最多也只有半年天气。而且由于“中苏两黨有一个协议，不让中。共领袖的孩子参战” （p17），故“坦克连指导员”的安全是有保证的。 　　四、 对“志司”首长颐指气使 　　第一次战役之后，毛岸英与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有一次对话： 　　“梁军长，你那里要人不？我到你们军去行不行？” 　　“你想干什么？把你安排到作战科行不行？” 　　“要是还在机关工作我还到你那儿干什么？在志司作战室不是一样嘛！”毛岸英不以为然地说。 　　“那你想……”梁兴初不解地问。 　　“我想下基层！”毛岸英像他父亲那样把手一挥，“从营长干起，你给我一个营怎么样？” 　　好家伙！梁兴初为之一惊，他被毛岸英这股子气势给镇住了。……谁知彭老总是怎么打算的？只好支支吾吾地说：“那好，那好……” 　　“你答应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什么时候去报道！”毛岸英认真了起来。 　　“我是求之不得，只怕彭总不放你走，下面危险大哟！”梁说。 　　“你去和彭总讲一讲嘛！就说我有打仗的经验，我在苏联打过仗，参加过卫国战争。” 　　“和彭总讲，那我可不敢……说梁兴初你怎么挖我的墙角？那我可吃罪不起。” 　　“嗨，你们怎么都怕彭老头？”毛岸英一捋袖子，“好吧，我去找他谈”。（p159） 　　这哪里是司令部的一个小秘书与主力军军长的对话？“不以为然地说”、“像他父亲那样把手一挥”、“一捋袖子”，这几个动作形像地反映了当时毛岸英的心理状态。而面对一位高级将领，称全军统帅为“彭老头”，并非无知，而是无畏——“只缘身在最高层”啊。 　　另一件事，“毛岸英和彭德怀下棋，经常为悔一步棋而争得面红耳赤不亦乐乎”。事后其他首长委婉地劝说他不要这么认真，要让彭总下棋后心情放松才能更好地指挥 作战（p136）。过去看过一个回忆录的描述是，毛岸英当场说“他M的彭老总你又悔棋啦”，彭则笑呵呵地赖帐，洪学智则在身后用腿碰毛岸英，示意他尊重彭 总。两相印证，毛岸英在彭的面前，基本上是“童言无忌”，并不把彭当首长对待。 　　最典型的事件是书中151页的记载。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主持 第一次志愿军黨委扩大会议，实为最高作战会议。会上彭发火痛骂了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说出“违反军令，按律当斩”的狠话来，全军高级将领俱噤若寒蝉之际， 彭德怀开始布署第二战役的打法：“我的意见是先退，我们的主力从现阵地后撤三十至五十公里，让麦克阿瑟以为我们怕他。这样，他就会更猖狂，造成前军突出， 我们就可以寻隙穿插，分割包围……”这时，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毛岸英“离开会议桌直走到彭德怀对面，指着作战地图慷慨陈词：”我看应该向南进 攻！兵书上说：善战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疑。敌人不是跑了吗？不是败了吗？我们为什么不乘胜追击，而要后退呢？‘“所有的与会者都大为诧异，私下议论说 ”那个小翻译胆子不小，竟敢在彭总发火的时候说三道四，这样重要的会议，哪有他讲话的资格？“此时的毛岸英，显然忘记了自己只是一个秘书兼翻译，而把自己 当成了监国的太子或者是钦差大臣。 　　五、 生活散漫，违反防空纪律导致丧生 　　毛岸英好睡懒觉，在书中有多处反映。“一觉醒 来，天已大亮……毛岸英不禁心中自责‘日上三竿我独眠，太不应该了。’”（p70）作战室主任张养吾回国前给毛岸英的临别赠言是“按时起床、按时就餐、按 时防空”（p201）。在支部会上，作战处副处长成普提意见说“有一次毛岸英起床晚了，我们等他去吃早饭，没想到刚端起饭碗飞机就来了，我们四个人被堵在 屋子里，只好一个人蹲在一个墙角落，像块奠基石。”（p202） 　　毛岸英牺牲是在11月25日。此前志司为防空袭，“作出了三条规定：一是天亮前一定要吃完饭，二是天亮后不准冒烟，三是都要疏散防空。”彭德怀也强调“你们这些年轻人要注意防空，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该进洞而不进洞的是纪律问题”（p218）。 　　当 天早上毛岸英由于晚起床，又没有吃上早饭。“躲在防空洞里的毛岸英伸头看了一下天空，还不见飞机的影子……此时已是饥肠辘辘了”。十点过后，毛岸英对高瑞 欣说要回作战室，高说“等一等吧，警报还没解除呢”，毛岸英说“不用怕！我看飞机一时来不了，就是来了，哪会偏偏炸中这个地方。当年国民黨的飞机经常轰炸 延安，可爸爸忙于工作，就是不进防空洞……不也没事嘛！爸爸的榜样，儿子不学谁还去学。”（公然违纪，都要打“爸爸”的旗号，这样的公子哥真够志司首长头 痛的。）说着毛岸英已经冲出了防空洞，高瑞欣等只好跟着他到作战室热饭。（p220） 　　可惜毛公子没有“爸爸”那么好的运气，11点多，美军四架 B-26轰炸机掠过大榆洞上空，马上又返回，是否因为看到了毛岸英热饭的饮烟，不得而知，但这一次投下了几十枚凝固汽油弹，准确地命中了作战室。幸存者成 普事后说，“当时毛岸英正在炉子旁吃东西，我在门外看到飞机正在扔炸弹，就喊快跑，可是毛岸英和高瑞欣都钻在桌子底下躲炸弹……要是早跑出来也许就没事 了。”（p247） 　　可见，这是一次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故，由于毛岸英违反防空纪律，不但导致志司作战室被轰炸，自己身亡，而且连累优秀的机要参谋（周恩来语）高瑞欣牺牲。 　　毛岸英1922年10月24日出生，5岁离父，8岁失母，在学习知识和形成世界观的最重要阶段，基本上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其中至少有五年是在上海流浪，直 到十四五岁时被送去苏联。后天的不足使他在知识和性格上存在一些缺陷，也就是不足为怪的。但官方的宣传在神化毛澤東的同时，对毛岸英也进行了神化，误导我 在很长时间里都认为毛岸英是个完美的革命青年，甚至认为如果他不牺牲，将可以成为制衡江青的因素，不致于让文。革发展到那样的程度。感谢武立金先生，他提 供的这些生动真实的细节，让我们对毛岸英有了近距离的观察。如果毛岸英在朝鲜不出意外，对他在后来中國社会的作用，也不能有过高的期望。 　　武立金著《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作家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 　　作者:武立金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4-16.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毛岸英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魏忠贤的罪与罚 (2) 魂兮归来，司徒雷登 (4) 陈独秀民主思想初探 (5) 陈独秀——回归“德先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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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诺斯 （Douglass C. North） 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史学家发现，公元 1500 年开始的大西洋、地中海、黑海等海洋贸易，特别是跨大西洋长距离贸易，是工业革命的关键条件之一。这其中，制度差异对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革命的发展有着关键作用。 　　贸易带来的好处以及相关的经济增长可以用亚当﹒史密斯 （Adam Smith） 的分工理论很精确地刻划其中的精髓。 　　亚当﹒史密斯认为，分工的发生将使得生产活动的专业化水平得以上升；专业化水平的上升，则创造了供给与需求；于是，贸易随之出现。供给与需求的增加，则意味着市场容量的变大；而市场的变大，将进一步将促进专业化与分工水平的发展。这种分工与市场贸易互为因果的良性循环，正是亚当﹒史密斯在《国富论》中最重要的思想，也是亚当﹒史密斯所认为经济发展的起源。经济社会也就不断地从这种分工与市场扩大的良性循环中获得成长。西欧的大西洋贸易正触发了上述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过程，同时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杨小凯的新著“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中文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用很多模型分析了这个过程。 　　虽然自 1500 年以来，大西洋贸易对西欧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许多在 16 至 19 世纪从事大西洋贸易获利的国家，以亚当﹒史密斯的思想足以刻划经济增长的精髓。不过，同样进行大西洋贸易，工业革命却只发生在英国与荷兰，但是却不在西班牙与葡萄牙发生。这又是什么道理？ 　　最近，麻省理工学院的强森 （Simon Johnson）、阿西墨格鲁 （Daron Acemoglu） 以及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罗宾森 （James Robinson） 等人，在他们的新文章〈欧洲的兴起：大西洋贸易、制度转变与经济增长〉中对上述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并提供大量经验证据。他们认为 16 至 19 世纪西欧的经济增长，虽然只是长期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片段现象，但如能研究 16 至 19 世纪大西洋贸易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藉此管窥经济增长理论的样貌，或能让人们进一步理解完整经济发展理论所应具备的原理原则。 　　强森等人比较英国与西班牙在大西洋贸易上具备的条件。他们发现，与英国相比，西班牙在大西洋贸易上不但比英国起步早，而且许多条件优于英国。也就是说，从客观条件看，如果工业革命能发生在英国，工业革命也应该能在西班牙发生。他们发现，西班牙大致在以下三个方面优于英国。 　　第一、西班牙、葡萄牙早于英国从事大西洋长距离航海探险，较早掌握并拥有相对优良的航海技术和经验。可以说，这两国是整个大西洋贸易的先行者，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导甚至垄断了整个大西洋贸易。 　　第二、由于西，葡早于英国从事航海贸易，他们率先占领了自然条件优于北美的南美洲，所以西葡比英国有更好的自然资源进行国际贸易。 　　第三、强森等人引用馬克思主义以及新馬克思主义的边缘理论，认为帝国主义的发达应以剥削 （殖民地） 为手段，越对殖民地进行剥削的国家，该帝国的国力应该越强。不过，英国与西班牙对待殖民地的方式有显著的不同。英国对各殖民地的治理以自治为主。基本上，英国让各殖民地成立议会自治，各殖民地拥有各自的宪法并有自主的税收权利。只有当英国本身遭遇战事，英国才会透过各殖民地均有代表的英国国会，以决议的方式要求各殖民地缴交特别税捐来支应战费。英国对前殖民地香港连这种战费要求都没有，所以中國政府1997收回香港后也不敢向香港收税。而西班牙的殖民地均无议会，西班牙在各殖民地拥有税收权，各殖民地所收缴的税收大部分被送回祖国。也就是说，相对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对各殖民地的治理并非以剥削殖民地而满足祖国为目的。但西班牙、葡萄牙的确对殖民地进行剥削。所以，依照馬克思以及边缘理论的说法，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帝国主义发展，应该使工业革命发生在西葡两国。 　　但历史却让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而不在西班牙发生。至今，原来分别为英国与西班牙殖民地的北美与南美，北美的美国甚至已成为世界的超级强权，而南美洲绝大多数国家仍为开发中國家，政局不安，经济动荡。 　　面对这种历史矛盾，强森等人提出了一套大西洋贸易影响制度转变，制度转变再与长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良性循环理论，并以这个理论说明工业革命为何会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在西班牙。 　　强森等人对上述的发展提出三个重要的假说。第一个假说是，大西洋贸易对欧洲的经济发展有关键的影响。第二个假说是，大西洋贸易的利益能催化制度转变。第三个假说是，制度转变的前提条件与国王和皇室專制权力的强弱有关。 　　强森等人根据以上三个假说所建立的完整论述如下：大西洋的贸易机会，若能与各国国内内在的制度转变发生良性循环，则从大西洋的贸易得到的好处会引发经济成长与工业革命。 而各国在大西洋贸易发展初期所拥有的政治制度，与各国在大西洋贸易后所进行的制度转变有密切的关系。 　　他们搜集历史资料证明他们的观点。他们以城市化程度以及平均每人国内生产毛额两项指针作为贸易发展下分工高低的代理变量 （proxy），他们收集了15至20世纪的东欧、西欧与南欧的城市化数据。他们的经验研究发现：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城市均有长足的发展，而不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城市，例如东欧、中欧或地中海的城邦，如意大利的城市等，则发展迟缓。 　　另外，他们发展出制度指数（institution index），用以刻划三种制度特征。其一，为刻划各国或各城邦、皇室或其它特权階級侵犯商业活动权利限制的程度、其二，为对私有财产保护的程度，其三则为允许人们在有利可图的产业中自由经商的程度。这些指数可以作为交易效率的代理变量 （proxy）。他们发现，随着大西洋贸易的不断进展，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各个城邦对财产权的保护，对特权階級权利的限制以及自由经商的权利等均明显地增加，而那些不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城邦则变化有限。他们对经验数据的回归分析证明， 除大西洋贸易对分工水平和城市化有正面影响外，一国的政治制度的專制程度对分工水平和城市化有负面影响。第三，他们也发现，英荷两国在大西洋贸易之初，对專制王权的限制明显多于西葡。英国的议会对皇权有相当的制衡能力，而西葡则为專制王权的国家，这个初始条件对改进上述交易效率的制度变化有明显的影响。也就是说，在英国，限制皇权、保护私有财产 （特别是对土地私有产权的保护） 以及人们可以自由经商的权利等等，在随着大西洋贸易的不断扩展下，改进的程度远优于西班牙。 　　也就是说，在理解大西洋贸易对西欧经济成长的影响后，人们对工业革命的发生有了很不一样的图像。这个图像是以英国为背景而非以西班牙为背景。 　　英国在进行大西洋贸易之后，社会中出现新的富有商人。这些富商为了保护既有的财富， 或为了创造更多的利益，便和原有的王室以及特权階級发生冲突。由于英国自始就有比较自由的代议政治制度，这种议会政治对制度改革产生了正面的作用，因而出现了许多新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例如王室的财政与国家财政分离，政黨不能从事营利事业，企业成立不需政府批准而自动注册，从事国际贸易不需要经过国家特许，也就是一般民众可以自由从事大西洋贸易而获取利益等等有利于经济成长的制度因此出现。 　　这些制度的出现以英国大革命打破都铎王朝贸易特许垄断权为先导，其中詹莫士二世复辟时期又打破革命后共和国执政克伦威尔的政治垄断，恢复议会制。但詹莫士二世企图恢复王室各种垄断特权，又被议会从荷兰请来客籍国王（威廉三世，其妻为英国公主，有英国王位继承权）， 发动光荣革命，既避免了第二次大革命可能导致的新政治獨裁，以虚君共和制限制了王权，又以威廉的武力革了詹莫士二世的命，避免了王室的各种垄断特权的复辟。 　　强森等人发现的大量历史证据说明，这一时期与英国王室有关系的大型贸易公司不断减少，规模大多也相对变小，而大量与王室无关，没有特权的人民从大西洋贸易中发财。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新的贸易机会造就了与王室特权无关的新商人階級，他们当中有人甚至富可敌国。这些新富正常交税，在国会中有代表为他们发言，因此能在政治上发挥相当影响力，这使得整个新富階級在人数与影响力上比旧有的等级特权更强。另外，社会中的新富不再是固定的等级，社会階級有了很大的流动性，也就是说，大西洋贸易冲垮了英国社会等级制度的藩篱，一般人均能分享大西洋贸易的利益，好处不被国家垄断独占，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成功的企业家而进入上层階級。这种高流动性进一步深化了分工的演进与贸易的发展，引发了亚当史密斯所描述的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整个社会因而富裕起来，而工业革命也因此在英国发生。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大西洋贸易创造出来的新富中，有许多人是拥有地产的企业家。这些地主在产权能获得保护之后，利用土地取得资金，而这些资金也就成为进一步促进投资与赚钱的资本来源。亦即，有效地保护包括土地在内的私有财产权，让这些拥有土地的地主，不仅不会成为妨碍经济成长的障碍，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助力。 　　而西班牙从事大西洋贸易却得到与英国相反的结果。由于西班牙王室垄断大西洋贸易的好处，在当时除了皇室以及皇室本身特许的公司或等级拥有贸易的权利外，他人均被禁止从事国际贸易。加上西班牙王室对殖民地有税收权，这使得王室从大西洋贸易获得的好处益加助长王室权力与專制地位，造成社会中不可跨越的等级越加坚强。与此同时，王室却将贸易所得到的好处花费在奢侈品或炫耀性的财富之上，社会不能善用大西洋贸易获得的好处，因此，社会中出现一种不能被逾越的等级，社会的流动性反而更僵固，贫富差距亦越悬殊，大西洋贸易的好处不能被一般老百姓所共享，没有新的商人階級出现，最终社会也就没有新的制度创新，促进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就不可能发生，工业革命也就不会在西班牙出现。 　　总结的说，强森等人的发现有以下几个含意。第一，让人们重新认识西欧经济发展的历程，理解大西洋贸易在其中所具有的关键地位，及其如何引发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及相应而来的经济成长。第二、颠覆了馬克思认为帝国主义的发展必须以剥削为手段。事实上，工业革命或资本主义的出现反而发生在限制專制王权的议会国家，这些国家内没有皇室的特权，没有固定的特权階級，社会的流动性高，并且保护私人从事商业的各项权利等等。也就是说，英国与西班牙在制度上的差异正反映在商业活动是否开放，而商业活动的开放与否则影响了社会是否存在不可跨越的階級。第三，他们的发现与诺斯、托马斯等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一致。他们发现制度的确在经济成长中扮演关键角色。杨小凯和廖最近用一个超边际经济模型严格证明了这一猜想。 　　上述的故事对中國经济的改革开放特别有启发性。中國 1978 年的改革开放就如同开放大西洋贸易一般地开放了太平洋贸易。中國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长绝大多数也来自太平洋贸易。中國至今享有与美国极大的贸易顺差，正足以证明中國正是从太平洋贸易中获得经济成长的好处。 　　很不幸的是，中國经济的改革开放还是建立在政府对商业活动的垄断与管制之上。这种对商业活动的限制让中國自改革开放以来从太平洋贸易获得的好处，不但无法为社会大众所共享，反而被垄断性的官商企业以及与官商勾结的私人企业所独占。虽然中國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至今，中國政府仍然维持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商业活动的垄断与限制。中國政府不允许私人任意成立企业，亦即成立企业需要政府批准，政府仍然垄断着银行业、保险业、电信业、新闻媒体业、汽车制造业以及大部分的外贸经济活动。 　　事实上，只要成立企业须经政府批准，政府也就控制着所有产业的商业活动。也因为成立企业无法自动注册，所以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就须和政府建立关系，行贿甚至收买政府官员，也正是政府对经商自由，贸易自由的限制，因此就造就了今日在中國成功经商要靠关系，讲门路；造就了表面上是私人企业的股份公司，本质上仍为官商企业的特许利益等级；以及最严重的，造成社会流动性遭受阻碍，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社会动荡的可能性逐渐严重的情形。 　　中共 16 大会议中通过开放资本家入黨，16大中出现了很多官商及与官方勾结的股份公司老总。这种作法其实更是将垄断利益制度化。其结果是让中國更像 16 世纪的西班牙而非英国。这让中國政府与有商业活动的特许階級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中國的太平洋贸易有让中國「西班牙化」的倾向。 　　因此，如欲中國经济发展长久延续，关键中的关键就是打破政府对商业以及贸易活动的垄断，限制政府对贸易的干预，限制政黨不得从事营利事业，黨库不能通国库，允许政黨自由竞争，建立公平合理的选举制度，允许政黨轮替，以及建立分权制衡、权责相符的的政府体制等等，好让中國能像 500 年前的英国，让太平洋贸易带动制度与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造就中國的长治久安，而不是走向 500 年前的西班牙，兴盛一时，但终究衰弱。 　　作者:杨小凯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4-10.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在西班牙发生？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鲶鱼效应与汽车降价 (0) 近代民族工业出现“黄金时代”的原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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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不满15周岁的女孩子，被一伙人用铡刀铡死，这是一出人间少有的悲剧。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教育始终都在用这样的案例来映衬民国政府的残忍和无情，煽动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对那个已经成为历史的政府的仇恨，刘胡兰的故事被写成书、编为话剧、电影、进入学生的课本，在中國大陆广为流传，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 可是，没有人告诉我们，是谁让一个无辜的少女被她的政府处死，她究竟做了什么罪恶滔天的坏事？ 另外，她当时能不能不死？ 她是一个英雄还是一个悲剧人物？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开始查阅许多关于刘胡兰的文字资料，对把她认定为英雄的说法越来越不敢苟同。 　　就刘胡兰的遭遇来看，她的罹难的过程是不是我们今天所听说的那样令人感动和振奋，有没有被人英雄化，这并不重要，也没有必要再去证伪。 关键是我们如何理解英雄的意义。 一个仅仅15岁的女孩子能坚强不屈，从容就死，确实是值得人敬佩的，可是一个人仅仅能够坚强不屈，从容就死，并不能说明她就是英雄。 能够说明她是英雄的，是要看她为了什么才坚强不屈并从容就死的。 　　英雄是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是具有较为恒定的内涵和普适的价值的。 人类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声名显赫的人物，可这些人物并不一定就是英雄，有些人当时是英雄，可是他所控制的那个时代一旦成为历史，他就不再是英雄，有可能是人类的罪人，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还有一些人，他一时被人们认为是英雄，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逐渐证明他所代表的理念是有问题的，是一种错误的价值取向，甚至与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向违悖，所以，他也就会从英雄的神坛上滚落下来。 　　我之所以说刘胡兰不是英雄，并非想否定她在面临死亡威胁时的坚强不屈，即使她是被死亡吓得痛哭流涕而不是传说中的以大义凛然，已经都无关紧要。 我是要说明，她的死，是两种她个人无法抵御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对她的利用、欺骗和无情的侵犯造成的。 她并不知道她在做什么，她所坚信并为之献出生命的理念，事业，并没有她所看到或是听到那样伟大。 　　直接导致她死亡原因是她配合中共武工队处死了本村村长石佩怀。 据一些资料记载，这个村长为阎锡山的军队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所以就要杀死他。 我们知道，那时阎锡山是国民政府山西省主席，也相当于现在的山西省长，只是当时他把持着山西的军政大权。 1949年后的几十年中，村长或是村支书、乡长等，也都是要派公粮、派民工、派税的，这是地方政府的职责，特别是在大跃进和文革中，因为派公粮、派民工而大批逼死农民、逼迫农民背井离乡的村长、乡长，应该并不比1949年前少，也并不比1949年前更善良，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难道农民或是某个其他的黨派就可以私下处死村长吗？ 　　此外，刘胡兰死难时，已经不是抗日战争之时，而是内战之中，中國的内战，无论是从当时还是从现在来看，都是一场没有必要的战争，它不是进步与落后之间的战争，比如民国与大清朝之间的战争，就是一场进步与落后之间不得不进行的战争，也不是抵御外辱的战争，而是一场纯粹是夺取权力的战争，这已经为战争之后的事实所证实。 战争之前的政府，是有非常多的必须要改变的缺点，但是并非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政府，因为这个政府还具有基本的民主素质，至少它拥有在中國全部历史中，更彻底的选举制和宪法制度，中國人唯有在这个阶段拥有过言论、结社和游行的自由，中共就是在这个自由制度下才得以产生的，中共的报纸、电台等也就是在这个制度下才得以发行运转的，据一本《历史的先声》的书披露，在中共1949年获得政权前，曾经许诺要在中國实现比中华民国更加民主的政治制度，而广大民众之所有能够拥护并跟随中共浴血奋战而推翻中华民国，就是因为热切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民主权力，希望在中國建立一个更加进步的政府。 　　刘胡兰就是这样的一个受到蛊惑的少女。 在一种思想的蛊惑下，她替反政府的武装力量效力，并最终走上了杀人害命之路。 从这一点来说，她不仅不是英雄，还是一个有罪的人。 作为政府，需要追究杀人者的罪过和有关人的责任，本来是天经地义的，刘胡兰等人参与了杀害村长的犯罪行为，自然是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只是，我们看到的是，在那个时代，没有人想到用法律来解决问题，一个方面利用法律的保护，钻法律的空子，实行暴力推翻政府的行为，另外一个方面，利用手中的权力，不经过合法的审判，就大肆屠殺相关人员，甚至对一个少女也没有起码的同情和人道，虽然双方很难认定谁为因谁为果，可是这样的残酷现实是我们不愿意再看到的。 　　所以，我们应该看到刘胡兰的可悲之处，即她并不了解自己所要做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像那些宣传那样冠冕堂皇，她受到蛊惑后，失去了对自己生命的珍视，也视别人的生命如草芥，在她幼小的心灵中浸润着暴力的毒素，浸润着无视他人權力的狂妄，浸润着为了自己或是自己一群人的利益和权力而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和生命的偏激。 她的英勇和坚强，不是为了一个崇高的人类普适的目的，也不能体现人类本质的价值，而是为了自己一群人的私利的执着；她的从容就死，不是为了更加崇高的自由和社会的进步，而是因为她受到蛊惑后的执迷不悟。 所以，这个少女的死是可悲的，而不是英雄式的。 希望人们能够记取这个惨痛的悲剧，让象刘胡兰这样的少女，过属于她们的自由和充满爱，而不是充满仇恨的生活，让她们不必为了像她们那个年龄还不了解和无法认识的东西去献出生命！ 作为我个人，我希望，如果历史能够再来一次的话，刘胡兰不用再坚强和英勇，她可以向暴力低头和屈服，然后好好地去过属于少女的生活，去恋爱，去结婚，享受生活的美好，去把她已经拥有，却因早逝而中断的爱情生活过到最后。 我也希望，现在的少年们，不要被片面的宣传所蒙蔽，误以为刘胡兰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其实，她只是一个特定社会背景下被牺牲掉的可悲的，同时也负有罪责的小女孩子。 　　来源：博讯2005年6月03日 　　作者:杜义龙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4-01.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刘胡兰，是悲剧而不是英雄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魏忠贤的罪与罚 (2) 魂兮归来，司徒雷登 (4) 陈独秀民主思想初探 (5) 陈独秀——回归“德先生” (7) 钱学森，你的伟大只欠一个道歉 (7) 郑和下西洋：纪念与反思 (0) 谁欺骗了李大钊？ (3) 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 (4) 袁崇焕之死 (3) 蛇吞象，并不荒诞的游戏 (0) 秦始皇对中国的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吗？ (1) 秦始皇修万里长城与长生梦 (0) 汉文帝与张释之 (2) 汉卿先生是好贼 (0) 梁山好汉的真面目 (0) 梁启超的“自觉” (0) 林昭四十年祭 (22) 林昭·铿锵 (0) 朱熹和海瑞的阴暗面 (0) 悼张志新烈士 (1) 希特勒是如何上台的？ (8) 崇祯是怎样亡国的 (1) 山海关之战，非关美人，无涉卖国 (16) 宋美龄，从“飞虎队”到开罗会议的那段日子 (2) 宋教仁在民初的政治舞台上 (0) 宋教仁之死 (1) 商鞅·李斯·董仲舒 (0) 向死而生——纪念林昭殉难40周年 (11) 军阀曹锟的总统生涯 (0) 关于对“包拯用人仍可借鉴”文章的胡思乱想 (0) 伏尔泰的“命”和何家标的“命” (0) 《甲申三百年祭》漫谈 (7)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琐议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