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

本文原载于Foreign Affairs 编译/荆棘伊甸 & 杨雪 对中国领导人而言，整整三十五年来经济是头等大事：如何确保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增长对中国而言重要性极高，实际上在后毛时代，领导层已经习惯用增长解决广泛存在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相比“御史大夫”王岐山的一贯高调强势，中共普通纪检干部以往给外界的印象是低调甚至有点神秘。不过这种印象最近被一个名叫徐爱生的人彻底给打破了。经《北京日报》旗下微信公号“长安街知事”披露，这位央企中远集团新任纪检组长的内部讲话这两天红遍网络。讲话中，徐爱生不仅上来就自我介绍说：“刘志军，就是我亲手把他送进去的，中石油的廖永远、大唐跳楼的蔡哲夫、国网副总帅军庆的问题都我查的，最近五年，我总共查了180多起案件。”而且几乎句句都在跟单位老大、老二以及前任叫板。许多人读后感叹，从未见到哪位纪检组长能这么跟单位职工说话的，“端的有海刚峰（海瑞）之风”。相比内地有些媒体“这番讲话被视作展示反腐决心的‘自绝后路’”的正面解读，我个人更倾向于将其视为一名现代版酷吏的自我宣言。酷吏之说出自《史记·酷吏列传》，作为专制政治的必然产物，酷吏的特点一是专门和豪强做对，用今天的词就是热衷“打黑”；二是政绩大都相当突出，尤其是善于强化治安。所以酷吏的官运一般都相当好，经常越级升迁，深得皇帝喜爱。不过与百姓所期冀的“为民做主”的青天不同，酷吏的所作所为初衷并非“为百姓谋福利”，本质上他们不过是皇帝的鹰犬，按君主旨意办差，顾行事多超乎法律。睽诸徐爱生的这篇内部讲话，无处不闪现着上述酷吏逻辑。从表面上看，他似乎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动辄对上对下说出“我当时就要求马泽华同志，你必须立行立改，否则我就履行我的监督职责”、“以后任何人出差，包括集团领导人，再敢用这种招待，我追责，我通报，不信你试试”这样的狠话，颇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精神，但深入一步探究，这种胆量、如此勇气全都基于一个前提——加强和巩固党的领导。比如，在谈及主体责任时，徐爱生表示，党的意识淡化，党建工作弱化，这是确确实实在中远集团严重存在的，而且是各种纪律问题、违法犯罪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言下之意，党的建设一抓就灵，加强党建就百病包治、万事大吉了。又如，在提到中远、中海合并方案时，徐爱生怒斥：身为党组书记，两个企业合并的重大国企改革方案当中，居然只字不提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党的监督——这个话换成几十年前的表述就是：一个重大方案居然只字不提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除了反复提及“党的意识”、“党建工作”、“党的领导”、“党的纪律”，徐爱生还时刻不忘“用习总书记的话”来说事。左一句“中远的风气，中远公款打高尔夫，其恶劣程度，已经让总书记都知道了”，又一句“连总书记都知道你们打高尔夫，搞的都出名了，什么叫都解决了！”可见在他心目中，总书记知不知道、满不满意才是衡量问题是否严重、工作有无做到位的标准。至于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则压根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是故讲话中也根本没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更扯淡的是，在“谈履职”部分，徐爱生举的例子竟然是买党旗，并质问“共产党的天下竟然买不到党旗，纪检部门应该怎么办？”难怪有气愤的论者就势反问：国企重要工作是买党旗？而眼尖的时政记者更发现，在此事中这位组长多次说道“我的秘书”、“我的司机”，但就官阶而言，徐爱生只是名司局级干部，按照相关规定应该是没有秘书和专车的。好在，没有人会傻乎乎地相信酷吏就一定是清官，即便是清流也未必有利于民众。就像前面被提到的海刚峰（海瑞），嘉靖皇帝死后，海瑞为张居正的老师徐阶所用，外放应天府做了巡抚，管南京周围几个最富的州府。然而，海瑞搞了几年，当地的赋税减了三分之二，大户人家都跑了。所以后来张居正用人，“重循吏慎清流”，化用莎士比亚的话来讲，是选贪腐的改革者，还是相对清廉的保守派，这真是个问题。而历史的实践早已表明，一元监督的集权体制永远跳不出如此“两难选择”的困境。